行政案件诉讼法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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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笔者认为，人民法院立案庭对行政案件的立案审查易粗不易细，只要当事人的起诉没有明显的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情形的，就应当予以立案受理。其理由是：第一，立案审查本身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环节，未经严格审查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不符合人民法院非有法定事由不得拒绝受理案件的基本原则。第二，行政诉讼案件起诉条件中的原告资格、被告资格、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起诉时效等等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很难通过对当事人起诉状及其相关材料的审查就能够辨别清楚。没有完全搞清楚相关问题就草率地裁定不予受理，违反人民法院裁判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基本要求。第三，即便立案审查不严，有可能使不符合行政案件立案条件的诉讼被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也有将其排除的法定途径。因为，在行政案件的审理阶段，审判人员仍然要对案件是否符合法定立案条件问题进行审查，如果不符合立案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行政案件的立案审查易粗不易细，只要起诉没有明显的不符合立案法定条件的就应当予以受理，那么，立案审查究竟应当审查到什么程度呢﹖如何把握“易粗不易细”、“明显不符合”的标准呢﹖

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行政诉讼立案审查中对行政案件立案法定条件审查的度。

第一，关于原告资格的立案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有资格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至于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不属于立案审查的范围。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时忽视法律规定的“认为”两字，过于严格地审查原告资格，致使许多起诉在立案阶段就被排斥在行政诉讼的大门之外，这也是造成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是一句完整的表达。其中，“认为”既是对“侵犯”一词的界定，同时又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合法权益”的界定。也就是说，在审查起诉阶段，原告资格问题的审查，仅限于对起诉人是否“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审查，只要起诉人认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符合了原告的基本条件。至于原告的权益是否属合法权益，合法权益的范围是否在“人身权、财产权”的范围之内，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等等，应当审查起诉的其他条件或者在立案之后的审理阶段，依法审查并作出裁判。只有在起诉人认为所诉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起诉人所诉行为与其自身的权利无任何关联时，人民法院的立案审查部门才能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原告资格问题在行政诉讼中非常复杂，不通过案件的仔细审理，仅在审查立案阶段很难把相关问题都弄清楚。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案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不愿告、不敢告、怕告行政机关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部分行政机关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就显的十分突出。由此，人民法院更应当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本意，在立案审查阶段，对原告资格从宽处理。

第二，关于被告资格的立案审查。《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就符合起诉条件。由此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审查时对被告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只要原告起诉时，所诉被告具体、明确，同时符合其他起诉条件就应当立案受理。“明确的被告”，简单地说，就是指原告所诉被告是清楚的、具体的、可以指认的、不存在任何含糊的、能够确定的。至于被告是不是适格，是不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解释》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适格被告条件，不应当属于立案审查的范围。

“适格被告”不属人民法院立案审查的范围，“明确的被告”才是人民法院立案审查的法定标准。因此，被告是不是适格，并不影响当事人的诉权。只要当事人起诉有“明确的被告”，并符合其他起诉条件，其诉权就已经成立，不得任意剥夺。然而，《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合，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根据该条规定，被告不适合，原告不同意变更被告，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相矛盾。被告不适合，其结果是导致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此，建议将《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合，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关于诉讼请求及事实根据的立案审查。《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诉讼请求是人民法院立案审查中容易忽视的环节。事实上，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就是因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正确，有理的诉讼，变成了无理的诉讼。从《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审查职责看，立案审查阶段应当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明确，当事人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什么，是要求撤销或者变更全部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其中部分内容。“具体的诉讼请求”不是指当事人有具体的要求就可以，还必须明确到具体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因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同时如果当事人还有附带赔偿诉讼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还应当要求当事人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等明确的请求。审查过程中，如果当事人确系法律知识欠缺，立案审查的法官可以给当事人必要的指点和引导，但是，不得强迫。

关于起诉条件中的事实根据问题，《解释》第四十条有明确规定，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受理。如何理解“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笔者认为，在此也应当作宽泛的理解，首先，这里的事实根据仅指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根据，不包括其他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其次，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根据可以是当事人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的具体行政行为文件的复印件等直接证据，也可以是能够证明存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间接证据，决不能以没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法律文件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只要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确实存在，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立案受理，至于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如何，应当通过审查，由被告举证。

第四，关于受案范围和管辖的审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立案审查中最难把握的一项内容，行政法的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此也是争议颇多。根据《解释》精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方向发展。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应当受理争议比较大的一些行政行为，在司法内外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立案受理。尤其是新类型案件，经过立案审理有助于推进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行政诉讼地域管辖通常不存在什么争议，过去对既限制人身自由又扣押财产的案件，原告所在地法院对扣押财产部分是否有管辖权存在不同意见，现在《解释》第九条也已经明确。存在问题的是级别管辖，《解释》将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作了扩大，凡是被告为县、市人民政府的，均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管辖。然而，对被告为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或者地、州、市人民政府的是否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解释》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按照适当提高行政诉讼审级的原则，同时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目前二审案件并不很多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当地有一定影响，各方面干预比较多，或者诉讼标的大的案件，尽可能由高级法院作一审是可行的。增加高级法院一审案件和最高法院的二审案件，对排除干扰，建立良好的司法环境，总结行政审判实践经验，逐步规范行政诉讼行为，以判例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五，关于复议前置程序的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才可以作为起诉的前置条件。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是对《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理解。由于自然资源案件在行政诉讼中占据相当比例，这一问题对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影响十分关键。一部分法院认为，三十条的含义应当是指所有的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政案件都应当复议前置；还有一部分法院认为，只有当事人已经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法律证书，行政机关侵犯该项“已经依法取得”的权利时，复议才是诉讼的前置条件。目前，司法实践是两种理解，两种作法。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解应当是正确的。首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是“已经依法取得……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而根据我国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取得实行的是登记主义，即，只有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取得权利证书，才从法律上取得了该项自然资源的权利，第二种理解符合法律条文的语意。其次，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精神看，复议前置是例外，直接起诉是原则，对三十条规定作扩大理解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最后，从司法实践看，行政诉讼案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行政复议由于受行政首长制约，许多情况下很难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予适当的保护，复议前置很多时候只能是浪费时间，影响行政效率，允许当事人直接起诉更有利于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三十条不作扩大理解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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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这一范围同时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行为的监督范围，决定着受到行政主体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讼的范围，也决定着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实际上是法定的由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行政诉讼法中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行为的重要标志，并不是行政相对人可以向法院就所有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所有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只能就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内的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立法模式有概括式、列举式、混合式3种：（1）概括式规定是指统一的行政诉讼法典对法院的受案范围做出原则性的概括规定。所以其立法背景是受案范围非常广泛。（2）列举式规定有肯定的列举和否定的列举两种方式，肯定的列举是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法律、法规对于法院能受理哪些行政案件，一一具体加以列举，被列举的行政案件属于受案范围，未加列举的，法院不得受理。否定列举也称排除式，是指法律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一一具体加以列举，凡是被列举的事项都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未作排除列举的则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这一规定的立法背景是其受案范围非常广泛。（3）混合式规定，又称结合式规定，即采取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内容来看，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混合式规定，即概括式与否定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然后以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各类行政案件，最后又列举了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的各类行政案件。在行政诉讼法中的第2条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中包括了两个标准，即：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只有在这两个标准的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相对人才能就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2）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3）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4）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5）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6）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如果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没有明确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其他权益受到的损害，可能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也就得不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列举式方面，列举式的受案范围规定不合理，虽然列举式的规定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列举式明确了规定了受案范围，明白清楚，易于掌握，但是，以列举式的方法规定受案范围是不合理的，因为世界是变化发展，多变的，法律无论列举出多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法律的规定是有限的，列举的案件固然也是有限的，多少会有当时没有想到的案件，不免会有遗漏和疏忽的案件，所以用这种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因此，列举规定的方法是不尽科学的，也容易导致司法标准混乱，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讼、法院受理案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概括式中受案范围中的两个标准：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这样《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诉讼不予受理。但实际情况是，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并不鲜见，且其损害范围超过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现在的受案标准，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被纳入受案范围，而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即俗称的内部行政行为，也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况且，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不一致。《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了不同标准划分行政行为，使得第11条列举的7项行为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结果就造成受案范围的规定语焉不详，列举的7项行为之间相互交叉或者重复甚至遗漏。受案范围中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这样使得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无法得到行政诉讼的保护。现行的受案范围定没有将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行政诉讼法需要保护的权利有效的衔接，从而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在其他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提讼的情况下，宪法所保护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就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有效的保护。《行政诉讼法》有关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限制了行政诉讼范围，也使得有关受案范围的若干条款出现矛盾和不一致，从而给司法机关受理案件设置了法律障碍，也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脱司法监督提供了条件。《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够周全。《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既作了肯定规定，即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又作了否定规定，即哪些行为不能诉。那么处于肯定和否定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

总的来看，对于进一步扩大受案范围的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关键是怎样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如何确定其边界。解决受案范围问题，必须解决好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二者不可互相僭越。

基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存在某些不合理的规定，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从目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充到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种权益保护范围的限制并无多少正当性可言。在现代社会，诸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和文化权等对公民同样重要，离开这些权利，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即面临巨大的威胁。因此，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2）建立法规审查机制，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而且即使能够通过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只能针对个案而不能否定整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并不是一种经济的制度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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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原因分析

近四年来，巴南法院的行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螺旋型不规则状态递增。其成因为广大行政机关法制意识增强，依法行政渐成习惯，从根本上减少了行政案件发案率；老百姓法制意识增强，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是行政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相对集中。主要涉及土地、规划、劳动、公安、工商、质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等领域，占全部行政诉讼案件90%以上。

三是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出现了一批涉及社会保险、选举权、自治权等宪法基本权利，以及不履行农村承包发包法定职责的新类型案件。

四是集团诉讼案件增加，审判工作难度加大。集团诉讼主要集中于企业改制中的职工养老保险案件，城市改建、扩建及政府重点工程建设中的征地拆迁、征地补偿案件，环境污染案件，政府招商引资、挂牌保护出现的涉农行政案件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这类案件当事人少则十几、多则成百上千，牵涉面广；另一方面，行政案件的相对人一方往往与行政机关的抵触情绪大、矛盾尖锐，不容易服判息诉；行政案件涉及到政府机关是否依法行政问题，容易出现地方保护现象，甚至出现行政领导打招呼干预执法的情况，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协调，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三、行政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行政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保障不充分。一是当事人诉权意识不足。二是法院行使行政立案审查权过于谨慎，对一些当地党委政府关心的热点、敏感案件，尤其是涉及地方经济、城镇建设等案件，受地方干预较大，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困难较大。

二是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狭窄。一是受理案件范围狭窄。二是行政审判审查深度不够。行政审判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其合理性，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合理的，法院无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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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多种多样，通常表现为土地权属争议（其中又可分为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和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等四种类型。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当事人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就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所发生的争议。在这里有必要将土地所有权与物权法中的所有权有所区别。根据相关物权法理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力，其上述四种权能往往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主体来行使。而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权的用益物权，理论上当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实践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分离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体单一、明确，就土地所有权发生的争议极少。实践中，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实践中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指土地使用权争议，这也是审判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土地侵权纠纷是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因第三人侵害其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争议。实践中，容易与土地侵权纠纷发生混淆的是土地相邻关系纠纷，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己方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时与不动产相邻方发生的权力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合法权力的行使，同时，是对他人（相邻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土地相邻关系作为相邻关系中的一种，符合相邻关系的所有特征，其与土地侵权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土地相邻关系纠纷中相邻权人在相邻土地上的相关行为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而土地侵权中侵权人针对争议土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二）土地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对争议土地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侵权争议中必然有一方或双方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三）在责任承担基础方面，因土地相邻各方就相邻土地所进行的行为是其合法权力的行使，不存在过错，因此而给相邻方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应予以补偿。而土地侵权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对其因过错行为而给合法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土地合同主要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合同争议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人与土地受让人或土地发包人、承包人及转包人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争议主体是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鉴于土地合同纠纷主体、内容的特殊性，此类纠纷容易区分，解决途径和程序也相对明确。

以上对土地争议的种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具有现实意义。区分土地争议的种类是确定土地争议主管部门及通过适当诉讼程序解决土地纠纷的前提。实践中，当事人因为对土地争议的种类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认定土地争议管理部门，导致大量的土地纠纷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当涉及土地纠纷时首先要分清土地争议的类型，然后再确定适当的解决途径。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土地争议的种类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混杂交织在一起，同一土地争议因当事人主张不同而异，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二、土地争议的解决途径

土地争议发生后，应通过何种途径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请求行政机关处理；二是通过诉讼途径，请求人民法院给与司法保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土地争议，权利人并不能任意选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给予保护，因土地争议种类的不同其争议解决的途径有所区别：

（一）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1995年12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据此，行政处理程序是土地权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双方对土地权属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只能首先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土地权属的认定是其法定职责，而且鉴于土地管理的专业性特点，由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属争议先行处理确认，更利于解决纠纷。

转贴于 　（二）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的解决途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土地侵权、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处理。以上三种土地争议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处理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但实践中因土地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以上三种土地争议的处理程序认识不一，对上述三种土地争议相互推诿，影响了土地纠纷的及时解决。那么，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是什么？土地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当事人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自无争议。但是，在土地诉讼中，原告要使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前提是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则，必然面临自行撤诉或被裁定不予受理两种结果。此外，人民法院立案阶段对证据的审查虽然是形式审查，但所有证据要在法庭上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予以认定，土地纠纷的当事人要使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人，否则即便是法院予以立案，其最终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解决途径，虽然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无论当事人以什么理由向法院起诉，最终有关土地权属证据（证明）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这一法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这是土地纠纷诉当事人在证据取得方面无法逾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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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不起诉处理后，认为依法应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以检察意见书的形式将案件移送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并提出处罚意见的制度。

2015年，为完善刑事案件不起诉后行为人违法行为处罚的工作，丰台区检察院已与辖区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等行政机关会签了相关工作机制。至今，该院共向相关单位移送了10起案件，5起已经作出了行政处罚。其中，移送的仲某非法经营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仲某及其经营的医药公司作出没收赃物、罚款600余万元的处罚决定。（本刊记者／何照新）

内蒙古伊金霍洛监狱采取六项措施巩固“双严”活动成果

为打造一支纪律作风双过硬的民警队伍，自2015年5月开始，伊金霍洛监狱采取六项措施巩固“双严”（严纪律、严规矩）活动成果。

一是加强以视频督查为主的督查工作。通过坚持开展视频监控督查等方式，进一步严查民警在岗履职、文明执法、警容风纪等情况；二是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公开选拔干部，将那些群众基础好、履职能力强、开展工作时敢于担当的民警选拔到环节干部队伍中来；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四是加强纪检监察工作，预防民警腐败现象发生；五是加强岗位技能考核；六是加强警风建设。监狱切实采取措施，消除个别民警不思进取、不审时度势、不严格落实制度、不辛苦工作等陋习，转变警风，提升执法水平。（马银伟）

点评：多项措施环环紧扣，提升民警综合能力。

辽宁高院集中打击拒不执行犯罪专项行动情况

2015年7月30日，辽宁高院召开新闻会，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情况。

据介绍，辽宁高院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组织全省法院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主要针对两类违法犯罪行为集中打击：一是对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等犯罪的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依法予以刑事追责；二是对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的逃避、抗拒、妨害执行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要进行惩戒的，依法予以司法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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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对于相邻权的概念我国行政诉讼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做过具体的定义，法院在认定相邻权的时候还是主要参照民法中相邻权的概念。而对于本案原告提出的公厕建设严重影响其相邻权，影响网点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基于相邻而影响的商业利益与传统的民法通则中明确列举的“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有所不同，民事法律也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法院并没有法律规定的缺乏而否定原告的资格。另外在本案中《辽阳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并未规定商业网点与公厕的距离，而对住宅与公厕的距离作出了规定，法院以住宅与公厕间的距离规定来认定对商业网点与公厕距离是否合法，从中也可以看出法院认可此规定具有保护商业网点的价值。现有的案例大都以“涉及相邻权”为依据受理有关侵犯相邻权的案件，这一规定也会带来过于宽泛的问题。《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明确列举的通风、截水、排水、采光、通行相邻关系较易于把握。在周某某案中原告指出“相邻权的内容除了《民法通则》八十三条明确列举的通风、截水、排水、采光、通行，还包括一些无法完全罗列的内容，如噪声、垃圾、臭气、烟尘、眺望等内容”。这些民事上的利益是否都构成行政法上保护的相邻权，此外涉及相邻权的案件大都涉及工程、住宅、土地、墓地、公厕等，这些所造成的空间布局不仅会造成采光、通行的影响，还会改变周围的商业价值和经营利润，这些利益是否可以包含在相邻权的范围中。本案法院并没有就原告所主张的网点商业收益是否包含在相邻权范围中展开论述，但法院受理此案说明法院认可原告因与公厕相邻而受到的网点收益权。

（三）沈某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

1.基本案情

原告沈某是北京市朝阳区的居民，与第三人的住所仅隔一条马路。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在其住所建立二级动物实验室，对此被告批准了其许可申请。原告认为第三人建设的动物实验室属于污染环境的项目，将严重影响其生活向法院。

2.审理

法院以被告违法相关的规定向第三人批准许可，判决撤销被告所作出的规划许可。

3.分析

被告建设动物实验室的行为势必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但因这一污染所受到的侵害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并没有对原告的环境利益作出明确的认定，但法院综合考虑了法律的宗旨和原则，受理此案。从本案及张某案可以看出法院并没有拘泥于民法上相邻权的规定，对因相邻而产生的环境利益也予以认可。

（四）崔某某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案

1.基本案情

原告崔某某与第三人系同村村民，两人房屋并排隔案外人房屋一间。原告出入为房屋西南墙南端的公用通道，该通道东南边为村厂房围墙，西北边为第三人以及案外人的房屋围墙，第三人的房屋围墙与村厂房围墙之间的通道宽度为2.68 米。第三人将房屋转让他人并办理了转让手续。根据历史状况公用通道宽度在3.3米以上，被告将原通道登记在第三人房屋集体土地使用证上，侵害了原告的通行权。因此请求确认被告的颁证行为违法。

2.审理

法院认为该案讼争通道的宽度为2.68 米左右，从我国农村通道实际情况以及通行习惯来看，应系合理的宽度，足以满足原告进出自己的房屋。因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通行权，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原告。

篇（7）

【正文】

人民法院审理二审行政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发回重审、应当发回重审、可以发回重审的相关条款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受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以上是二审行政案件发回重审、应当发回重审、可以发回重审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那么，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二审行政案件能否第二次发回重审呢？

篇（8）

《行政诉讼法》自颁布以来对其的修改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各种论点和建议也十分丰富。目前，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也相继并向立法机关提交。

比较学界和实务界提出的各种行诉法修改建议稿版本，其中有共识，也有歧见。对于修改什么，如受案范围、管辖、诉讼类型、审理程序(是否设置简易程序，是否允许诉前、诉中调解)等，多有共识，而对于怎样修改，则多有歧见，且歧见远多于共识。本文主要就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行政诉讼调解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一)现行行政法诉讼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模式存在不足

我国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主要采取列举的方式，这种立法模式虽然便于实际操作，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行政行为被排斥在行政诉讼之外。无法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的行政法律纠纷导致矛盾形式的转化，大大增加了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2.抽象行政行为立法缺失

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其涉及面和影响以及可能可能存在的危害更大，将抽象行政行为排斥在行政诉讼之外，一方面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3.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了受案范围之外，既不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也不利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利的平等保护。从法治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受到有效监督，内部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有利于行政机关遵循依法行政这一原则。

(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完善

1.立法模式的完善

对于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先予以概括式的说明，然后再以列举的方式说明哪些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肯定列举难以穷尽并且标准不易统一的缺陷，也使得受案范围更加明确。凡是属于概括规定的范围又不属于明确列举排除的范围的，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立法模式有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使行政行为可诉的范围大大增加。

2.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围

我国《行政复议法》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时对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考虑将层次较低的部分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机制。

3.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法治的应有之义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得到有效的救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公职人员其权利也应得到保障。当行政复议不能有维护其权利时，行政工作人员应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目前将所有内部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对于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利的内部行为及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的内部行为应具有可诉讼。

二、行政诉讼法的当事人

(一)行政诉讼法当事人制度的不足

1.原告制度的不足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24条、37-41条从诉权、范围和行政案件的起诉、受理条件对原告范围进行了规定。但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保护。

2.被告制度的缺陷

《行政诉讼法》对不同情况下的被告作出了规定，但面对复杂的行政机关体系和多样的社会现实，这些规定显然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又作出了细化规定，力求弥补《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被告，仍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应考虑被告范围界定如何能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二)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1.原告制度的完善

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原告制度的不足，原告范围的扩大是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包括：权益受到直接影响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权益带来了间接不利影响的相对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

2.被告制度的完善

针对当前的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为被告;第二，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是被告。这样可以方便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解决行政诉讼被告难以界定的问题。

三、行政诉讼的管辖

(一)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基层人民法院的辖区在一般情况下既是原告与被告所在地，又是行政行为和行政争议的发生地，把大量的行政案件放在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既便于原告和被告参加诉讼，又便于法院调查取证，正确、及时处理行政案件;便于法院对当事人和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但从行政审判实践来看，行政审判难以摆脱行政干预，从而削弱了行政诉讼作为司法审查应有的作用。法院很难独立作出判决，法院审理过程中很难忽视地方政府的意见，影响了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和裁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政诉讼管辖的完善

行政诉讼管辖的确定既要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又要考虑法院如何才能公正、有效地行使审判权。2008年2 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不正当干预，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第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改为由中级法院审理，可以避免行政审理受到行政干预，保证案件的公正独立审理;第二，扩大地域管辖中原告的选择范围，规定除不动产案件以外，被告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赋予原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权。

四、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设立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并且在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还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不健全，行政审判经验缺乏。在此背景下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独立的审判案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行政诉讼法》规定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不能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发展，单一的普通程序的设置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行政诉讼的受案数量较之法律制定之时已经明显增加，法官的素质也可以胜任独任审判的的要求。如果仍对案件不加区分一律适用合议制审理，既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及时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设置简易程序十分必要性。

《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北大版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下列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1)涉外案件;(2)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3)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4)发回重审的案件;(5)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从建议稿可以看出学者们采用了排除适用的方式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范围作了规定，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符合我国诉讼实践的需要可以作为修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

篇（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正式运用到审判实践中,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制度。并在第四十六条中明确了合议庭的具体组织形式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这就明确了行政案件的审理只能适用普通程序。制订行政诉讼法之初,行政案件数量十分有限,又考虑到行政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其审理的最终结果关系到国家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和执法权威、行政相对人的切身权益,立法者本着慎之又慎的原则,只在行政诉讼法中设立了普通程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13年来,行政案件的数量、类型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这13年里,由于出现群众不敢告诉到懂法用法大胆告诉的转变,而导致人民法院由处于严重缺乏行政诉讼案源尴尬境地而发展到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局面。受案范围仍在不断拓宽,类型也不断多样化。由原来的单一的计生、土地行政案件发展到现在的城建、公安、交管、工商、林业等行政权力涉及到的各个领域。在这些案件中,有许多案件情节简单,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争议不大,只是要求在法律适用上到法院讨个公正的说法;还有一些事实十分清楚,涉及金额较小,且行政相对人急需法院快速对争议进行了断的案件,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因一小卖部违法经营对其处以100元罚款,但未下达书面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小卖部对违法事实无争议。只是对工商局未下达书面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程序性问题有意见,并诉诸法律寻求解决的方法。对这一案件如适用办案步骤相对简单的简易程序,由一名审判员进行审理,根据需要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不受普通程序中有关答辩期、开庭审理程序的限制,既能达到快速解决争端的目的,满足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又能有效地节约诉讼成本。从这一点上说,在行政诉讼中设立简易程序有其十分的必要性。

    行政案件受案数量的逐年增长,迫切要求人民法院将相当一部分比较简单的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如今,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人员的人数与行政案件受案数量还不能成正比,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相当繁重。在行政诉讼中,笔者建议也象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那样做一下“繁简分流”,安排一部分审判人员专门审理简易案件,而让其余的大部分审判人员有充足的精力去组成合议庭审理复杂、疑难案件,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使司法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二、行政诉讼中设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参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做如下界定:1、只有基层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社会影响力不大的简单的行政案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为何将“社会影响力大小”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这是因为行政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其最终审理结果如何,直接展示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在一个社会领域该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权威性,也同时影响到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相关或着相类似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定社会领域影响力大的那些案件审理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某些行政干预行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相对于简易程序而言,更具有抵抗行政干预的能力。只有那些对社会影响力较小、社会影响面较窄的行政案件才可适用简易程序。3、适用二审程序、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行政案件,因双方当事人在实体或程序上的有关问题争议较大,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比较合适,而不应适用简易程序。

    三、行政案件简易审判程序的设想

篇（10）

行政诉讼功能是行政诉讼制度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研究行政诉讼功能的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哪些功能是我们所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行政诉讼实际发挥的功能与立法目的是否一致?如果没有实现立法目的，问题在哪里，应如何解决?本文通过对行政诉讼功能的实证研究，反思功能与立法目的的差距，检讨立法目的的定位，为修改行政诉讼法作出充分的理论准备。

一、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与涨幅对比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总体上保持增长趋势。除1999年、2000年和2002年收案数量减少外，整体上，一审案件收案数量呈上升的趋势。1989年至2004年这十六年间，有一半的年份行政案件收案数量是两位数的增长幅度。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将行政诉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初始阶段，1989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人们对这一新鲜事物既陌生又好奇，短期内大量案件涌人法院是必然现象。从1989年到1991年行政案件一审收案数量成倍增加，然而，从1992年开始，行政案件收案数的增幅减缓，人们所估计的收案数量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并没有出现，1993年与1992年的收案数量基本持平。第二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4年至1999年。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行政纠纷不断增多，人们对行政诉讼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行政诉讼收案数量持续增长。从1994年开始，行政案件收案数量又重现了大幅上升的势头，这种趋势维持了四年，到1998年上升趋势开始趋于缓和。到1999年出现了逆转的趋势，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一审案件的收案数量首次出现下降的现象。第三阶段，平稳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行政诉讼已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收案数量在不同年份呈现高低交错，但在总体上已趋于稳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地扩大受案范围，但这一年却持续了1999年收案数量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耐人寻味。2001年出现了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收案数量最多的一年，突破十万大关。到2002年收案数量则又跌至谷底，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人们预期“新司法解释颁布后收案数量将大量增加”，这一论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验证。从2003年开始，收案数量缓慢回升，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预计今后行政诉讼案件收案数量不会有大幅的起落，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二、一审、二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比例及上诉率对比

(一)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偏低

相关数据说明，一审行政案件在人民法院整个收案数量中比例极低。这固然与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有关，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纠纷都不是主要的社会纠纷形态，行政诉讼在三大诉讼中一直处于“弱者”的地位，这是一种常态现象。但行政案件在我国三大诉讼中所占的比例超乎寻常的低，1995年以前，行政案件所占比例还没达到一位数，1996年至2004年出现缓慢的增长，但在总体上从来没有超过案件总数的2％。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正反‘面的原因，从正的方面看，可能是行政机关领导增强了依法行政的意识，执法人员增强了依法执政的水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率较高；行政相对人的法律知识普及，违反行政法的情况减少，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减少；法律咨询业和法律服务业发达，使行政相对人能够准确地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滥诉率降低。从反的方面看，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行政诉讼门槛高，受案范围狭窄，原告资格要求过严，导致行政相对人无法起诉；另一个原因是行政相对人不愿选择行政诉讼，这说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诉讼抱有不信任态度，而这与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个案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法制宣传和教育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当事人从以前案件的判决中无法找到自己所要的公正，宁愿不去法院。

(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更倾向于上诉

得出这一结论有两方面的证据：第一，与一审行政案件所占案件总数的比例相比，二审行政案件所占案件总数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高于一审历年案件上升的幅度：一审行政案件的比例均在2％以下，而二审行政案件占总案件数的比例在1．48％-5．77％之间浮动；从1991年开始，二审行政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均超过百分之三，到2002年接近百分之六，而这一年一审行政案件的总量比去年减少了20．01％。第二，与其他两大诉讼相比，行政案件上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与三大诉讼具体制度有一定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实行“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而鼓励被告人上诉，在民事诉讼中以调解结案的当事人不能上诉，尽管如此，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从表二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上诉率是民事诉讼上诉率的三到四倍，最高时达到58．65％(2003年)，这一年有超过一半的行政诉讼当事人选择上诉。从1989年到2004年，二审行政案件的数量总体保持上升的状态，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行政案件总体数量在上升，另一方面，行政上诉率也在上升。当事人更倾向于发动二审程序，对一审裁判不满意程度较高。从《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中，我们无法看出上诉人是原告还是被告，但却有两个佐证，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03年至2005年所有上诉的行政案件为例，“上诉人多为行政相对人(原告人、第三人)；上诉案件多为涉访及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上诉案件多为涉及第三人的案件；多为原告人或第三人‘败诉’的案件”。在笔者所参与的一个调查中，对341份判决书的上诉提起人进行分析，其结果为：原告上诉(294份，占86．2％)；被告上诉(2份，占9．4％)：第三人上诉(8份，占2．3％)；多方上诉(即原告、被告和第三人都上诉，2份，占0．6％)；原告与被告都上诉(1份，占0．3％)；原告与第三人都上诉(1份，占0．3％)；被告与第三人都上诉(3份，0．9％)。这两组数据从侧面说明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方在败诉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上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原告的败诉率较高，原告对一审判决不满意程度较高。

三、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方式对比

(一)原告与被告的胜诉比例悬殊

从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判决方式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哪一方当事人胜诉。维持判决意味着原告的败诉和被告的胜诉，而撤销判决和变更判决正相反。从历年的情况看，维持判决始终处于较高的比例，在12．68％(1997年)至48．9％(1988年)之间波动，大多数年份，维持判决的比例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变动。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刚刚实施的那几年，维持判决几乎是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之和的两倍，1991年和1992年这一差距逐渐下降，到1994年两者比例基本接近。从1996年开始，撤销、变更的数量开始返超维持判决，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2000年。从2001年开始，维持判决数量又大大超过了撤销判决。维持判决比例减少意味着原告胜诉率的提高，撤销判决和变更判决的比例应相应地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撤销判决、变更判决比例的总体波动并不大，而增加的却是撤诉比例。也就是说，被告败诉率增加的同时，原告的胜诉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上述数据对比说明，在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并不高。“相对人与政府之间的胜率之比大约是1：2，政府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一结果不排除行政机关执法水平较高，行政行为在实体与程序方面都没有瑕疵，但同时也说明行政诉讼在保护原告方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结果也与前述原告方在败诉情况下倾向于上诉的结论相呼应。

(二)以撤诉方式结案居高不下

在一审行政案件的结案方式中，撤诉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撤诉也成了行政诉讼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除1988年外，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最高时超过了一半(57．3％，1997年)。撤诉可能是由于法定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法外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撤诉，无论什么原因，我们仅从数据中无法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不存在原告败诉还是被告败诉的判断。“这是超出《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判决方式之外采取的，又无法直接辨明法院态度的‘第三条道路’。从撤诉的法定原因来看，1993年至2004年这十二年间，原告主动申请撤诉的比例占撤诉原因的一半以上，最高时达到了84．38％(2004年)。原告主动申请撤诉可能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原告法律知识欠缺，不能对案件结果进行准确的判断，盲目起诉，起诉后认识到自己的请求并不成立，因此主动撤诉；二是原告起诉后被告采用多种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原告撤诉，原告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撤诉。诉讼是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为代价的，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起诉的行为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不排除盲目起诉的情况，但原告主动撤诉的比例如此之高，只能从第二种原因中寻找答案。

(三)变更判决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

1997年以前，《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数字中，还能看到变更判决的身影，但从1998年开始，变更判决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微小的变更判决数字已被统统归人“其他”当中计算。从200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改变了以往关于一审结案方式的统计指标，仅包括维持、撤销、撤诉、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以及其他几种形式。这一改变正式宣告了变更判决作为一个统计指标的消亡。从1998年至今，一审行政案件以变更判决结案的数量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数字肯定不会很多，甚至少得可怜。在笔者所参与的前述调查中，六个法院2003年共484份行政判决书中，只有一起案件法院作出了变更判决，占总数的0．2％。笔者在与某位法官交谈时，他曾说由于难以准确把握变更的尺度，法官对变更判决是能不用就不用，或者说是“慎用”，即使判决变更，法官也往往参照行政机关以往的做法对行政行为加以改变。从实际情况来看，变更判决基本上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这种结果使我们有必要反思变更判决存在的问题，重构变更判决。

四、行政审判案件与执行案件数量对比

(一)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高于执行行政裁判案件的数量

在行政诉讼受案数量不多、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执行行政决定的数量却比较高，1994年至2004年这十一年问，执行行政决定的比例占执行案件总数的比例都超过了百分之十。1999年至2002年执行行政裁判的案件数量连续出现了负增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行政诉讼案件总体下滑的现象有关；当事人主动执行人民法院的裁判，以致执行法院裁判案件的数量大大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新司法解释规定了对申请执行行政决定的案件进行严格审查也与执行案件数量下滑有一定关系。在总体上，申请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在绝对数量上远远高于审判案件的数量。1998年以前，前者是后者的三到六倍左右；1999年至2004年，前者是后者的十倍多，2002年和2003年达到了，二十倍。

(二)执行案件的数量大大高于审判案件的数量

从发展趋势上看，无论是执行案件的总体数量还是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1992年到1994年，执行案件的升幅比例都高于审判案件上升的比例：1995到1997年则与之前形成对比，审判案件的升幅比例超过了执行案件；之后的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执行案件的上升比例一直领先(负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其中1999年在出现审判案件数量下降以及执行行政裁判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下，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却上升了19．76％。从数量对比上看，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始终都高于审判案件的数量，而且两者相差很大，1992年至2002年这十余年问，平均每年前者都为后者的三倍多。

五、结论

(一)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救济权利的功能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述分析告诉我们，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至今，虽然行政诉讼案件在总体数量上不多，行政审判在三大审判中始终处于较弱的地位，但在总体上行政诉讼案件收案数量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只要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就为公民提供了一种行政救济途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救济权利的功能。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救济权利的功能，一是因为诉讼本身作为一种救济途径有其固有的缺陷，不可能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事实上的救济，二是因为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的问题以及实施条件的制约，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限，救济权利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行政诉讼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监督行政的功能

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除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外，人民法院还负有执行行政决定的任务。行政诉讼法专辟一章规定了行政执行。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法院是否应进行审查以及审查的限度一直存在争议。《若干意见》并没有对法院的审查权力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若干解释》第93条和第9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行政决定之前要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的目的是看该行为是否缺乏明显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明显违法的情况，这一修正性的规定强化了司法监督行政的功能。前述数据分析说明，我国执行案件的数量尤其是法院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远高于审判案件的数量。而法院执行行政决定主要发挥了监督行政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维护行政的功能。

(三)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维护行政的功能

从客观效果来看，行政诉讼除了救济权利、监督行政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了维护行政的功能，这是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一大“特色”。维护行政的功能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维持判决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是与撤销判决并驾齐驱的一种重要的判决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其重要性超过了撤销判决，从表三可以看出，除1996年至2000年这五年外，其余年份维持判决的比例均高于撤销判决。维持判决主要发挥了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作用，谈不上救济权利，至于监督行政的功能也有一些牵强。第二，人民法院执行行政决定案件的数量偏高。如前所述，法院执行行政决定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主要发挥了监督行政的功能，但却不能抹杀这种执行行为在维护行政方面的作用。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对合法的行为予以执行，正是维护行政作用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让行政相对人产生“官官相护”的看法。

篇（11）

    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原则:

    (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行政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2.就具体案件的审判来说,各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独立。

    3.审判人员独立。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1.以事实为根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作出裁判之前将相关的事实调查清楚。

    2.以法律为准绳要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不管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还是作裁定或决定,均应依法进行。

    (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

    只有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而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原则上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和处理。

    (四)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但这并非指原、被告诉讼权利和义务完全对应。

    (五)民族语言文字原则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法律文书,应当为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六)当事人有权辩论原则

    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有权针对案件事实的有无,证据的真伪,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与否诸方面进行辩论。

    (七)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及两审终审制

    行政案件技术性、知识性较强,而且行政诉讼当事人一方为行政机关,独任审判难以胜任,采用合议制有利于行政案件的公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