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价值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新文化价值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美国动画电影产生于20世纪，经历了从早期杂耍式的幽默闹剧到现如今风靡全球的美国动画大片。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电影发生质的飞跃的转折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狮子王》，到本世纪初的《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系列影片等，再到《机器总动员》《功夫熊猫》等一系列美国动画电影，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神话，也潜移默化地将许多美国文化扎根于许多人心中。

曾执导《海底总动员》的美国著名导演安德鲁说过：“动画片好不好看，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于故事好不好以及导演会不会讲故事。”这里的故事讲得好不好不仅仅是看这个故事能不能足够吸引人，而是指这个故事是否适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是否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是否拥有和大多数观众相符的价值观。因此研究美国动画电影中是如何体现其文化核心价值，就是研究“怎样讲好这个故事”的关键。

美国相对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单一的民族传统，它是本土印第安人和不断移民至此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但美国却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乃至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美国不仅拥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份额，更具有着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虽然美国短暂的历史使其没有所谓的单一民族传统，但美国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式文化体系。这些美式文化体系的特征既包括了幽默性和包容性，也含有实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等。这些特征在美国动画电影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动画电影用其独特的美式文化特征，越来越多影响着世界电影乃至全球文化的发展。因此对美国电影文化核心价值的研究对我国更好地发展文化建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美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包容性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来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世界各地的移民，不仅将他们各自对未来美好的梦想带到了这个梦幻的国家，更带来了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思想习惯和等，因此造就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美国没有自己传统的文化，但它用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接纳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并将其充分融合。每个国家都能够在这个令人瞩目的“新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国家文化的影子。

正因为美国人开放的思想方式，对各国文化习俗的无限包容，造就了自己的“新文化”。也成就了美国动画电影垄断世界电影事业大半壁江山的局面。仔细分析，美国动画电影的选材来自世界各地：例如《白雪公主》选自来自德国的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获得过奥斯卡的《蒙娜丽莎走下台阶》选材来自于法国文化；而《花木兰》和近期热映已经出了两部的《功夫熊猫》的选材出自中国等。这些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取得惊人的票房和赢得良好的口碑，其原因在于美国对这些选材的国家文化内涵的精心的并富有创新的处理。

以中国人熟悉的《花木兰》为例，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美国人却通过轻松搞笑的氛围来描写了木兰“代父从军”的经典场面，让观众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观赏木兰对父亲的尽孝、对国家尽职尽责尽忠的感人画面。美国人将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代父从军”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诙谐幽默，感人至深，将花木兰身上忠君和孝道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故事取材来自中国，但这种变现手法是我们中国艺术家望尘莫及的。美国动画电影将东西方文化水融结合的胜利，再一次印证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而美国正是因为充分理解了这个道理，用其包容开放的精神，将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标签”，重新包装整合，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

二、美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幽默性

美国人天真、活泼、非权威化和崇尚自由的性格决定了美国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幽默。比如美国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讲述的是一辆名叫“闪电麦坤”的赛车在赶往加州参加比赛的路上，误打误撞闯入了被废弃很久的66号公路旁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上，横冲直撞的麦坤毁坏了许多镇民的财产，为了尽快弥补他带来的损失后继续赶路，麦坤不得不留在小镇上当义工，并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并和新朋友经历了一段超乎想象的神奇旅程。而这部影片也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性。比如奇诺和路易其在赛道上仅用了一瞬间就帮助麦坤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吃惊得将其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而在影片最后麦坤终于发现了生命的可贵之处是旅程，而不是冲过终点的瞬间的胜利和荣誉。该影片在许多细节方面的幽默感不仅具有独到性，而且十分耐人寻味，令人折服。

美国人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和目的，为什么非要那么严肃？正是因为美国人这种乐观的天性，形成了他们的设计风格、文化价值的幽默性。因此美国动画电影造就了众多经久不衰、深受不同年龄层次观众喜欢、能够引起广大观众共鸣的幽默形象，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而我国的动画片处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严肃感，无不体现了中国动画电影“寓教于乐”的目的。正是由于中国动画电影的说教色彩过于浓烈，大大降低了动画电影的可看性。而最终在人们脑海中除了记住原有的神话故事外，很少给观众留下过目不忘的鲜活人物形象。

三、美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作为民族精神的实用主义，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美国人重行动、实效，敢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第二时期主要体现了美国人注重实用、讲求效益的精神；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了美国人面对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力求找到妥善协调的解决方法。至今，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有用就是真理。

而实用主义在美国动画电影中的体现就是：只要能多赚钱，能够创造更大的利润，无论何种题材，何种角色，他们都勇于做颠覆性的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思想太过保守总是脱离不出责任和良心带来的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终归没用勇气去颠覆原著中的题材和人物形象。美国文化核心中的实用主义，则让美国人的动画电影创作可以无所顾忌大展拳脚。虽然有些影片从文化角度分析会显得肤浅粗糙，美国用商业主义和实用主义来造就的除了莫名其妙的娱乐外别无其他的影片，正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因为注重实用、讲求效益已成为美国的一种文化产业，而这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活力的产业之一。而正是因为这种产业的兴盛，造就了美国动画产业的勃勃生机。

将文化直接转变成现实的票房收入和主题商品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称为典型特征。典型特征造就了音乐唱片、玩具、主题公园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链，并带来巨大财富。例如大家熟悉的米老鼠和迪斯尼乐园，最初是沃尔特·迪斯尼从“创意内容”出发建立起的一家专门从事动画制作的公司，慢慢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方式生产出了大量的动画片，将其销售到了世界各地，在动画片中的各种形象比如米老鼠、唐老鸭等风靡世界的同时为其卡通形象申请专利，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和研发，逐步扩大成了“产业基地”。

美国文化核心中的实用主义，帮助了美国人将纯粹的文化产品发展成为利润巨大的文化产业。而中国由于受到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仅限于对动画艺术的用情专一阶段。当美国的米老鼠、Hello Katty玩偶主题公园风靡全球时，我们的孙悟空等经典的人物卡通形象为何还仅限于电视荧屏上，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四、美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个人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后来经过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播，在美国人心中“开花结果”。个人主义之所以会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美国是“大杂烩”的国家，早期移民没有政府干预也没有血缘牵扯，每个人都怀揣着到新边疆发财的梦想来到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绝不可能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因此在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的同时，衍生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典型的例子，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形象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讲花木兰的故事来教育下一代要对祖国尽忠、对父母尽孝。然而在中国人心中的“忠孝”形象完全被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彻底颠覆。美国电影《花木兰》在全球的热映，不仅给花木兰冠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让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世界的时尚和潮流，更为美国人赚够了高达3亿美元的票房。《汽车总动员》中每个人都竭尽所能表现自己，来展现自己，也体现了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特征。

因此，美国动画电影除了轻松幽默的剧情之外，也隐藏着其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特征。而在美国人眼中，这种英雄不单单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人类的英雄，并时刻担负保卫地球拯救全人类的思想。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自称“国际警察”，通过美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理解，也不足为奇了。

篇（2）

20世纪60年代初建厂之际，正是中国遭遇连续，老一辈二厂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以一种高度献身的英雄精神艰苦创业，在建厂同年就为国家生产原油高达88.13万吨。1978年，采油二厂突破年产原油200万吨大关，跻身全国十大采油厂之列，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采油厂 。曾连续19年原油产量稳定在200万吨以上，1987年达到了年产原油266万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创造了克拉玛依油田各采油厂历史最高水平：喷涌出的原油总量，占克拉玛依油田累计原油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为核心，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助推了企业跨越式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石油特色文化的道德标尺

在推动企业文化特色化发展中，必须坚守这种“德”，将企业特色文化之大德定位在服务国家战略，将企业特色文化之公德转化为激发员工内心虔诚的道德自觉，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通过总结自身优良传统，结合发展现状确立了“一流团队、示范油田、和谐企业”12字发展目标，着力打造了193井企业精神教育展览馆和101窑洞房艰苦奋斗教育基地，树立了王延明、黄秀梅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并利用建厂 50周年、累计采油1亿吨等契机，对员工开展企业传统和企业精神教育，逐步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发展模式。在传承老一辈的精神基础上，以“创业、敬业、立业、兴业”为企业核心精神，紧紧围绕“突出一个核心，做到两个同步，实现四个结合”的思路开展企业文化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领导重视、人人参与、全员认同的特色企业文化，确保了该厂原油持续稳产的目标。

在培育创新文化方面，建立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突破自我、挑战极限”为核心的创新文化理念，鼓励在管理、技术攻关上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制订了《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成果实施细则》，完善了《管理、技术创新竞赛管理办法》，大力实施“创新金点子”工程，建立并推行PDCA循环式的自律工作体系，激励、支持、奖励渐进式创新活动，全面提升了全厂员工的自主管理水平。

在培育执行文化方面，建立“担当责任从敬业开始，严格执行从细节出发”的执行文化理念，并将这一理念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最终建立了“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检查有考核，考核有奖惩”的运行机制和体系。

在培育安全文化方面，大力推广“付出一万的努力，防止万一的发生”的本质安全理念，着力在“转变观念、养成习惯、提高能力”上下功夫，通过组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实现安全文化的多样化渗透，实现了思想认识到位，安全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过程监控到位的安全文化格局。

在培育道德文化方面，采油二厂坚持以德治厂，坚持开展经常性的道德教育，普及《员工道德行为规范》教育，通过“身边人说身边事，身边人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并涌现出我市首届道德模范王延明这样的典型。

而在培育廉洁文化方面，采油二厂坚持把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一些好的做法系统化，将系统化的做法制度化，并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制度规范与文化建设并举，提升廉洁从业的约束力。

对采油二厂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从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企业文化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建设过程，如何切实形成一种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开放式”的特色文化体系，把握时代精神主体赋予的内涵，是石油企业升华企业文化，凝聚智慧、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

篇（3）

特色化发展———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形式及内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邯郸市十六个县(市)的民风习俗各有不同，反映在文化形态也各有特色，生长于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各具浓郁的地域烙印和民俗风格。其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萌生之初到流延至今，始终根植于农村的沃土之中，存续于农民的繁衍之中，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表达着农民的情感，寄托了农民的祈愿，以其特有的形式长久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能够自然地架构起农民群众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亲切感。这从邯郸市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人员大都来自本乡本土，每次演出全村群众几近倾巢而出观看，外出务工人员也从千里之外赶回家乡参与其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每年的元宵节，永年县的国家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抬花桌”，采取传统的舞蹈技巧，在鼓乐伴奏下，艺术氛围浓郁，演出气势壮观，使得围观者人山人海，喝彩不断。这种兴始于唐代初期、不断丰富完善、传承下来的民间舞蹈艺术，在永年县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更加彰显了地域特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进行特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可以看到，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各县(市)将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特色文化建设，既贴近农民的生活，符合农民的文化习俗，还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农民群众自主地发挥创造性。这是因为，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文化遗产从产生到流传，千百年来生长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农民群众对身边这些“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耳闻能详，极易掌握并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赋予其时代新内容。其次，农民群众对反映当地民风民俗、表演技能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情感。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靠着口传身教一代代地传承、光大，并不断地植入自身理解、情感和信仰，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寄托，这就从思想与情感上为农民群众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源动力。农民群众主动地发挥其创造性，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其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思想与观念，并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保障了主体的培养，而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主体力量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动力。各级政府对此给予积极引导和资金支持，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创造良好条件，不仅有利于在农村中建设文化艺术团体与培养农民文化人才，有利于活跃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生活，还能突出各县(市)带有厚重地域色彩的文化特色，无疑是宣传本地优势、提高本地知名度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传承形式的完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契机，加强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依靠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得以保护、延续的特点。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如果未能在传承人的有生之年将文化遗产给予全面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就会发生人亡艺绝的现象，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可弥补的损失。这就启发我们，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将农村的主人———农民放在首位，建设起一支来自于农民、服务于农民的文化队伍，让他们在承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接受新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与文化活动来丰富自身生活。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近且易于为农民所掌握的特点，故将其元素和组合纳入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首先，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帮扶”政策，鼓励专业演艺人员、创作人员走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文艺展演、组织培训等形式帮助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接受益的只是占农民少数的文化队伍，况且“文化下乡”活动不能长期不间断地在农民身边，内容也缺少地域性、民间性。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在农村，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贴近农民生活的强大优势，只需传承人教授、政府组织就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创新，这样就便于建立、发展一支农民自己的留得住的文化队伍。其次，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筑和谐社会。每逢农村传统庙会、集市节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在农村的固定地点进行表演，极大吸引了本乡本土村民及三乡五里乡民前来观赏。农民的这种高昂热情有利于将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推广，农闲时期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交流、创新和排演，节庆时期则进行演出，并在传授、交流、演出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联系乡民情感的纽带，既是对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再者，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农民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农民对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耳濡目染，如数家珍，在表演现场浓烈的氛围中，往往能和着民间乐器的旋律、伴着表演队伍的舞动而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唱起来、舞起来。这种认知和参与程度正是农民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顺应这种大势，政府给予积极的帮扶政策，专业人士给予有力的艺术指导，充分展示农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其能动性将会得以极大发挥，并在继承过程中自觉为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注入新活力。这种政府引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会从根本上使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队伍和农民文化生活更加兴旺发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以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主人———农民群众之间的纽带，在其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来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培养，使他们在思想、行动及观念上奋发向上，以达到提高农民整体思想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构筑和谐社会的目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与农民生活联系紧密、群众参与性广、受众感染性强等特点，有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主动参与的优势，在保护与传承中有利于建设、培养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在政府帮扶政策和专业人士指导下，农民可以自主发挥创造性，形成与时俱进、积极向上并具有新内涵与新形式的新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避免了“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对其予以保护与传承的一种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王冉郑扬工作单位：邯郸学院

篇（4）

在新闻文化的核心要素中，是以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为其重要载体和传播内容，通过这种载体和内容实现对人们的价值整合。而在大众文化的诸多形态中，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一向最为人们瞩目，同时对大众也最具影响力。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势头和大众传媒的势头说到底是同一回事”[1] 于是，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便构成同一历史时空下一个彼此勾连的整体：

大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的……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故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来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传媒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这是说，随着现代社会中现实生活日渐分裂而成为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片段，大众传媒成了原子化 、片段化社会生活得以保持一种“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2]

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是以传媒而实现的。

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可以调控社会，当然，这种调适功能是通过信息反馈的作用而最终实现的。新闻文化的战斗性就在于指导人们去调适社会。所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化信息看出人心向背、政治得失，然后采取措施，使怨者不怨，哀者不哀，愤者平，怒者息，奋勇者依然向前，落伍者急起直追。我国古代前贤早就强调过：“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这里讲的“辩风正俗”，就是指对不同社会区域风俗、习惯等文化进行考察、了解，以达到移风易俗、治理社会的目的，这在社会变迁时期尤为重要。

当然，整合有时面对潮涌般的新思潮，也会显得乏力。

诚然，作为文化形态中的信息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控。通过有选择的信息文化传播来引导实现社会控制。文化信息传播是社会调控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系统。如果说国家政权是硬件的话，那么不管哪一个统治阶级，从来都没有轻视过作为软件的信息传播。

文化传播对社会的控制，实质上是加强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需要。一个没有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各种社会机制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实现自我控制，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在传统社会里，家庭、社会主要是靠风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文化实现社会控制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这些去实行社会控制已经远远不够，它必须应用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如电视、广播、雷达、卫星数字通讯、网络传播等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机制，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并不仅仅是为对付敌人，也不仅仅是为控制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文化传播和每日每时的大量的教育疏导，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闻文化，一方面反映现实，通过今天诉诸明天；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引导去力求形成一个维护社会群体共识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定势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价值理想的生成中产生重要指南作用和凝聚力。

怎样引导产生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呢?首先是价值认同一致性。尽管文化的价值是由人们自己的创造劳动得来的，但只有把它放回到社会的信息交流中，经过传播、接受，才能产生所谓的价值作用。任何一种可交互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无论对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只有当这种文化对他需要时，才有可能被接受。比如一条“信息”，只有在听众接受并做出反馈时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信息属性的有价值的新闻。所以，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3]通过传播，使受众接受，其增殖效果可以得到无数倍的增加，无疑对新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非常巨大的作用。

由于群体意识的需要，使得文化、信息赋予人们以价值反思的能力。一旦人们获得了这种能力，并借助它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思考时，人才真正感觉到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信息系统，而要对整个世界去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原始人与自然界之间还只是一种物对物的关系的话，那人类文化的产生与信息交流，在人与自然物之间所建立起的文化体系，则把人与世界的同构更普遍地变成为一种理论指导下的思考和行动，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评判或间接参与。人类通过自己制造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组织、制度、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中介文化手段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由此构建成一个人类价值意识的系统工程。

在人的价值意识构建中，信息文化的传递性、逻辑性都统一于文化活动的实践中，文化信息以其流动性、真实性和逻辑性反映社会，它同时又规范了人的社会实践。社会是由人创造的，一旦这种创造确立，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人们的生活被置于社会信息网络之中，因此在价值观念上与社会文化及价值意识密切相联。人们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反思、概括，产生价值观念，又通过参与把这种价值意识融到群体价值意识里面。作为社会群体的同类价值意识，文化观念既是群体参与的结果，也是实践所产生的共同心态及共同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动物群体生活的本能与人类群体生活的同类价值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群体参与及其对这种参与的彼此理解。

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产生，首先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生产和交换中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人们为了物质生产和交换，结成不同社会群体，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包括血缘、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关系。由于各种社会群体的需要不同，利益不同，就产生了维护这些需要和利益的同类价值意识。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5]这就是说，在研究同类价值意识时，不能只是从生物类的本能出发建立价值意识共同原则，而应该从社会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把握与同类价值意识的共同联系。任何社会群体都被置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结合中，不管这种需要和利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群体参与是不同人的互动过程，这种参与既有相互接触、转移，也有相互感应和感染，是一个思维、同构的过程。比如感染吧，首先是通过语言、表情、动作及其他方式引起他人的共同情绪，然后才是共同行动。感染可以调节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对人群起一种整合作用。感染是在一种非强迫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是一种无意识下的不自主的符合或屈从，实质上是通过情绪上的交流，以达到在行动上的一致，并最终通过这种价值整合影响社会，以致成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趋势。在这方面，新闻文化的这种价值整合功能是任何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

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引起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赢得众人的共识，这正是新闻文化共同价值意识的优势所在，充分体现了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

个人参与群体，群体参与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参与形成同类价值意识，而价值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群体。人们既然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就有义务去维护共享一个集体价值系统。从社会学看，所谓人的社会化或者说文化共享，就是把群体的知识、经验、思想、意志、观念及规范等东西化为个人的价值意识。因此，它既是一个个人参与又是一个群体价值整合的问题。社会化就是个体价值与他人价值、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不断整合、同化及融为一体的过程。

新闻文化构建的价值系统，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大多数人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及价值目标培养的同类价值意识，因此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有与群体文化价值逐渐认同结合的过程。

群体价值期望，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学说和价值目标上，且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自我价值认同是一个复杂问题，它不仅和群体价值、理想及目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在群体中有形无形的制约因素有关。社会离不开价值认同，对于巩固社会制度来说，通过新闻媒介、舆论力量去达到群体认同，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表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7]当然，这里环境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只有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出发，才能揭示人的潜在能力及人在文化中的地位。

从对人的价值意识的影响来看，文化环境的影响将大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文化信息的吸取、积累和进步，不仅提高了人的知识能力和智慧，而且诱导人们展现出新的欲望，唤起新的热情，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人在信息交流中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并在文化发展中成为独立的人，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文化的主体性自然就加强了，人在社会文化场中也就有了对文化的支配原则和享受原则。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是为了自身生存和需要而制造的。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模式时，尤其是成为不同阶级的意识工具时，文化就再也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了，成了对某些人的异己的制约力量。所以，对以反映社会、纪录社会为宗旨的新闻文化来讲，必然成为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

对新闻文化社会观功能效果评价与分析主要考虑两点：一是对社会功能的分析，二是对受众效果的分析。关于社会功能分析，依据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有学者制作了一个表：

我以为这个表格中列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这说明了，从传播的社会功能来看，西方国家和我们在评价标准的尺度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一致性的。

关于受众的效果评价与分析。通常，我们对受众效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直接效果，能够立竿见影，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中介环节；二是间接效果。这种间接效果表现在外延和延迟方面缺乏直接性，但通过适当的中介，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反映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有关预警性方面的内容，就属于一种间接效果；三是潜在效果，或者叫隐性效果。这种效果不是立即可以看出来的，它是一种累加效应，类似于我们的“零存整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比如，对受众的知识积累，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对受众行为的影响，对受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等，都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当然，这种受众效果评价是多因素的。比如，他明显受到主体的影响 （传媒本身），同样一新闻事实，不同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作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另外，还有客体因素，即受众本身，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这就如同都患了炎症，都使用青霉素，但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明显，而有的人甚至过敏。这一方面反映在客体的文化修养、参与程度和个人素质等方面。其次是环境因素，即影响受众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关于这三个环境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而前些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除此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世界是一个多国家、多民族、多区域的环境，而这方面的传播效果差异更大。

注释：

[1]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学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陆杨，：《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篇（5）

Education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WANG 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s' values educ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In this paper，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of undergraduates' values education is analyzed and explored，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this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Mechanism of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students' value education was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context; values education; involution; mechanism improvement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应当关注、关心、关爱以及鼓励和支持青年人群，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的高度重视。大学生是青年人群中的生力军，就更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领导，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念、人生观念、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间在各个领域内的交往也愈加频繁，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进而产生了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逐渐出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我国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必定受到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创新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方式，不断完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教育体系，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1 多元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多元化如今已经成为潮流，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是对社会变化反应最快的高智力群体。大学生通常能够最先预感到多元文化的变化，并在价值观上有所改变。当面对这些复杂的思想和文化的冲击时，在思想认识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反差常常会使大学生们感到困惑和迷茫。

1.1 正面影响

大学生接触的社会文化多种多样，属于复杂多元结合体。这些文化的内容和方式繁多，对大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有助于大学生提高价值选择的能力，多元文化的碰撞有助于大学生思想的更新，以及社会理解能力的提高。

1.2 负面影响

大学生由于缺乏辨别的能力，不能正确利用有效的文化，盲目崇拜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更易模糊，大量的新文化、新知识使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趋于复杂化。模糊的价值观在引导理想实现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向往以及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于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同程度上又带来了多元文化的模糊性。这种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容易看不清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结果丧失理想，放弃追求。

2 多元文化视野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方法

根据多元文化对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各大高校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作为基本的内容，不断创新价值教育的方式方法，做到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和实践、灌输与疏导、教育和管理、言教和身教，这些原则要相互融合，努力提高学生们的辨别能力，加强抵制诱惑的能力，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坚持党的路线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就是大学生的党建工作，只有以党建来进行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积极分子，才能为大学生的成才做好铺垫。因此，各大高校必须以培养中国特色优秀接班人为目的，确实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党建工作，把党的分部建在班上，做到一年级有党员，二年级有党的分组，三年级有党的支部。采取有效的措施把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注重党员应遵守的纪律，做好榜样，带动同学们的共同进步。

（2）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校园。校园文化是课堂之外的潜在教育力量，校园文化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以及感情还有道德的情操等，对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教师主导，建设鲜明特色的校园，并充分发挥校训的凝聚作用，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在文化载体的方面不断创新，使大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得到正确的价值引导。

（3）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渠道发挥作用。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以及思想，同时，也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道德方面。如何通过网络和传媒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目前各大高校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转变教育的观念和方式，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技术，能够增强教育工作的效果和趣味。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网站的建设，并且加强网络的维护和管理，有效利用网络进行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

（4）注重大学生自我教育。学生是教育和教学中的唯一对象，是受教育的本体，学生对教育的认知和教育的变更方面，在容观的世界中已经具备了主动性及能动性，主体性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进行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作用是前提条件，关注大学生自我教育，只有真正激发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教育。要重视每个大学生的个人特点，有针对性地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必须要充分重视大学生教育的主体性。

3 创建多维一体式的学生价值观念教育模式

大学生在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变化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学生心理因素的变化可以总结成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学生的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等方面，这些都是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价值观所必要的条件，这是一种从可观角度可见的因素，我们又可以生动地称之为输入端。大学生在内部思想以及外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刺激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态度和价值观念，我们又可以将其称为输出端，通过输出端和输入端的相互协调配合，判断出学生实际的心理内部思想，通过对两端的调节可以切实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使得大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积极的价值观。

增强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教育，主要考虑到现代教育形式的多元化教育方式以及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按照新型的教育方式以及创新的教育思路，使得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工作更加适应新时代下的教育体制，不断完善与大学生思想变动相契合的多维一体式教学机制。

创建一套较为科学的、高效的教育运行机制，需要改善大学生在价值观思维观念的重要方式。首先我们需要提升教育机制的建设，对各种教学资源和内容加以合理的综合性的运用，对教育体制当中的各种关系加以协调，从而建立出一套上下一致、内容丰富、设施完善、管理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工作制度，并且还需要对此项体制加以科学严谨的实施。要慢慢建立起较为健全的政党工作以及政工分配制度，学习和宣传的制度、报告和核检制度、评估和管理制度等，不断地完善各项制度，要达到遵循制度办事、依靠制度管人，运用具体的制度规范以及价值观的教育运行体制。

篇（6）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 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 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

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参考文献：

[1]赵士军.花鼓灯活态传承中的三维构建[A].谢克林.中国花鼓灯学术论文集[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4.

[2]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3]喻林.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13（1）：11-16.

[4]潘丽.花鼓灯的现实调查与保护的思考[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院，2007：17.

[5]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新农村文化[J].建设文化遗产，2010（2）：1-5.

[6]马智敏.对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建议――基于安徽R村的实证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3）：39-42.

篇（7）

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一个企业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地进行知识管理和文化的创新来为自己的发展增添动力。知识的发展模式是爆炸式的，很多显性的知识不断地发展出隐性的知识，而那些发展中的知识是无法人为地进行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企业要掌握好这种趋势来获得经济效益的话就务必要与之相符合的知识管理。这是一种比较符合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被很多的企业运用。目前，我们企业也需要这样的管理模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我们的员工队伍不断地向年轻化、知识化方向发展，所以有必要很好地运用知识管理来促进企业的管理和发展。

1　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知识创新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全新的管理理念，是人类管理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知识管理是在20世纪末期由美国麻省莱克星顿著名的恩图维星（entovation）国际咨询公司提出来的。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管理也被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知识管理的定义也随着各自的侧重点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很多人觉得知识管理就是通过管理来让知识被大家分享，使得集体能更好的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促进创新。实际上知识管理就是将员工之间分享和学习新经验、新知识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家都知道的显性知识不同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由员工自己在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和技术的创新等，一般是不容易被大家所掌握的。比如很多的企业“先锋”，他们就是在显性知识的基础上积累了自己的隐性知识，所以能够更好地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知识管理就是要尽可能得开发我们企业员工的智力资源，让更多的知识为大家所掌握，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知识管理对现代企业的重要性

知识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在很多的方面都得到体现的，它有利于我们企业创建一种机制来促进知识的相互分享和广范围的扩散。

现在企业之间的员工流动比较频繁，而大部分的员工流失都是那些掌握了比较娴熟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员，他们常常了解企业的很多工作机密和宝贵经验。他们的流失对于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知识管理就是要在促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和运用之外还要管理好人员流动，避免关键性技术型人才的流失。由于企业各种各样的业务是比较纷繁复杂的，很多员工需要通过知识管理来让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尽快的掌握业务流程。知识和经验的分享是需要员工之间的沟通才能达到的，知识管理就是要给员工创造机会，让沟通更加有效。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客户的支持，知识管理对企业的品牌和口碑进行管理能够增加客户满意程度。现在技术和知识的发展是不断更新的，时效性比较强，企业需要通过知识管理来促进员工不断的学习，定期让公司组织培训，及时的将新技术新方法让员工掌握了解，由此生产出更多的满足市场不断的变化需求产品。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更快地生产出适应市场变化的产品，抢占市场。但是这也需要我们企业必须重视知识管理。

由于只是管理对于企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按照上面列举的不同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管理。应用知识管理才能够使得管理者按照客户的需要，市场的变动及时的做出决策，使用自己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市场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这样一来我们企业才能在十分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不断的向前发展。

3　运用知识管理实现企业管理创新

3.1　创建企业知识库。知识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内部的人员需要管理，各种资料需要进行归类整理，具体来说，企业的知识库是包罗万象的，整个企业系统的大大小小的资料都囊括在内，通过知识库就能将整个企业的员工资料、各个部门的信息、研发资料以及相关对手的具体资料等通过知识库来进行整理、储存。这样才能使公司在进行知识管理以及企业的文化管理的时候有所依据。公司知识库对于企业的知识管理和企业管理文化创新来说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企业知识库能将企业内部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进行整合归纳，将那些比较难以掌握的知识经验和技巧文字化和编码化，让它们能够更好的进行推广，从而实现更多知识的无障碍交流和共享。其次，企业知识库的组建也是有利于企业不断的搜集和综合各种各样的企业知识，这个过程也是知识的交流、共享和使用的有序过程。再次，企业知识库的文化环境乃是其成功持续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公司企业文化和员工的精神状态乃是对知识库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3.2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不断面向未来的，只有努力的开发有很高的素质、技术和活力资源才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因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全球性的行动。现在评价一个员工有没有能力不再停留在一个员工的学历和知识的多少上，而是更加看重他有没有创新意识和不断运用新知识的能力。所以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主要是在于管理的创新知识化。目前很多的公司都不太能够熟练于知识的管理，还不能够比较确切地明白人才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运用，更谈不上关于经验和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了。

3.3　了解客户的知识对企业来说十分重要。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企业缺乏详细的客户资料，而在现代化的企业中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去了解客户的知识，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并提高他们对我们企业的忠诚度，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首先销售人员在和客户之间交流的时候要注意提前掌握好客户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理到企业的知识库里面，比如，休闲服饰生产厂家喜欢购买什么样的纤维，电器生产厂家喜欢购买什么样的纤维制品等，这些知识的整理归纳，不仅仅有利于了解客户的需要，按照需求向客户推荐产品还能够通过信息提炼与数据挖掘过程归纳出顾客知识，由此为客户带去比较贴心的服务，而每次的个性化服务结果都会记入到顾客知识库中去。在对客户的资料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需要，让产品和服务实时的进行改进，由此来稳定客户群。企业在推销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可以从知识库中调取相应的知识来分析出厂价的需求变化以及营销方案。

4　构建企业文化创新

知识管理是利用集体的知识来不断地推进创新的，然而怎样才能获得集体的智慧就是落到每个员工的工作上了。员工能不能将自己辛苦积累的工作经验积极的和他们分享关键在于企业有没有形成比较诚信的企业文化。只有在将诚信的企业文化环境之中，员工才能积极的为企业信息技术的推广而努力，齐心协力地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出现管理上的问题或者是处于转变状态的话，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企业文化系统则能够帮助企业积极地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企业想要研发出新产品是需要集体的力量共同协作的，如果只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或者是少数的几个人身上的话是行不通的。目前，比较注重个人作用的西方国家也不断地强调团队精神。当然，创新企业文化亦应注入个人价值与自我责任感，在保证个人发挥前提下集聚群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

创新文化，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机制，使实现个人价值与群体创造知识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体制上、组织管理上制定出一套尊重人、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摆脱和封建主义的意识桎梏，保持群体间互相协作，共享信息和知识，减少并消除内耗的制度和办法，把创新企业文化建立在充满活力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贺伦英.现代企业知识管理初探[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7（01）.

篇（8）

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6A-0014-04

从上世纪末至今，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逐步提升，中国正发生着精英化考试转向全民化考试的巨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新与旧的考试价值观不但相互交织而且对抗剧烈，由此派生出一系列考试新生态与新文化，国家考试和国家教育考试受到全社会空前关注。人们的考试价值观正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发生悄然变化，社会的考试文化也随之解构与重组。所以，厘清现代考试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文化问题，不但是考试机构的责任，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在理论与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考试价值观的嬗变与开新

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1]。本文讨论的考试价值观仅指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它会随着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需要我们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进行提炼和概括。

1.考试价值观的形成

考试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积淀密切相关。我国考试在周代就有了雏形，到了西汉，士人富余，为让贤能者脱颖而出，统治者创造了考试这种方式，并使其成为国家制度：政府举办考试，士人接受考试[2]。在我国长达1300多年的考试史中，考试扮演着决定人们社会阶层的角色，也成为强制性脑体分工的手段。由于考试制度与社会政治血肉相连，考试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文化便应运而生。

总体来看，考试价值可分为考试的社会价值和考试的人本价值两大类。历朝历代考试形式与制度虽有所不同，但其终极目的都是为统治者选拔人才，选拔性是考试社会价值的重要内容。参加考试的人出生背景虽各不相同，但人们考试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功利性是考试人本价值的主要内容。考试是人们从社会底层通往社会上层的天梯，以“读书做官”为内核的考试价值观大行其道，以“学而优则仕”为动因的考试文化也被社会普遍接受，“读书―应试―做官”成为读书人的人生三部曲。中国传统考试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文化延绵千年，经久不衰，考试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转换成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心理，甚至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一种极难冲破的社会氛围和社会价值体系[3]。

中国传统的考试核心价值观在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笼罩下，也有意无意地附带着其他文化内涵：如为防止考生弄虚作假，设计出十分严密的防作弊措施，隐含了追求客观的文化因素;考生不论身份贵贱都能报名考试，隐含着追求公平的文化因素;采用层层选拔式的考试方式，隐含着竞争择优的文化因素，等等。历朝历代统治者大力弘扬的考试价值观以及由此构建的考试文化，都对当代中国的考试价值观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仍然是中国现代考试价值观的本和源。

2.考试价值观的嬗变

19世纪中叶，中国跨过近代的门槛，封建社会逐渐崩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慢慢形成。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与西方的平等思想相交融，考试目的逐步开放，由为做官转向为升学就业;考试对象逐步开放，由面向士人转向面向大众;考试内容逐步开放，由考八股文章转向考科技知识;考试形式逐步开放，由单一的闭卷考试转向多种形式的多样化考试……

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考试的社会价值观从单纯的选拔性嬗变为平等基础上的选拔性，考试的人本价值观也从单纯的功利性嬗变为竞争基础上的功利性，“追名逐利”的考试核心价值观逐步被“公平公正”的考试核心价值观所取代。考试价值观的嬗变使考试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着变化，当人们在剧烈的竞争中意识到竞争规则重要性的时候，“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就被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了，人们对考试对象应具备开放性、考试机遇应具备均等性、考试标准应具备统一性、考试程序应具备严密性的诉求与愿望愈来愈强烈。这时期，“竞争”成为考试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彰显“平等、民主、客观、竞争”的考试文化成为社会的文化主流。

3.考试价值观的开新

现代公民社会与知识经济双重巨浪的推波助澜，不但撼动了传统考试价值观，而且动摇了传统的考试文化。现代公民社会使考试不再仅仅是一种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制度，而成为与社会所有公民紧密相关的制度;知识经济使考试不再是决定人们就业性质、生存形态和社会阶层的唯一标准。在人类历史上，考试价值观此时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开新，仅包含功利、平等、民主、客观、竞争已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了。

在现代社会，论从政治理国家，美国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等都没经过考试获取高学历文凭，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的。论当代引领科技的先驱人物，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也都没拿到本科文凭便开始创业创新，但他们都因创造性的成就而载入世界文明史册。现代社会选拔人才，将从以知识为主要标准发展为以能力为更高标准;向社会上层移动不是靠知识的考试，而是靠能力的发挥;人的命运更不是决定于学历高低知识多寡，而是决定于人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决定于人的品德意志，决定于人的创造创新。我们在梳理人类进步与考试价值的关系时发现，只有考试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本价值观高度统一，才能正确地还原考试的真正价值。当社会普遍意识到，决定人的才华不仅仅是知识的时候，作为检验知识水平的考试，相应地只是被作为选拔人才的“参照”手段之一。同时，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物质更加丰富，人们享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扩大的当下，人们对考试的诉求也更加“多元”。因此，我们在“功利”、“竞争”、“平等”、“民主”、“客观”等考试价值观的基础上，增加“参照”和“多元”的因素，以使考试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本价值观达成最大限度的“和谐”。基于此，我们认为“和谐”应该成为当代考试的核心价值观。

二、用考试核心价值观引领考试主流文化

核心价值观主导社会准则和是非标准，要使其成为人们坚守的底线和信仰，需要文化的支撑。所以，我们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文化的最深层次就是价值观[4]。价值观的缺失，将使得人们对考试活动认识模糊，没有共识。在国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用以和谐为核心的考试价值观来引领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文化显得尤其重要。

1.对考试文化的认识

考试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反身评价活动。考试文化是考试活动在精神、心理、观念上的反映，它是由考试理念、考试制度和考试价值等内容构成的一种相互交叉渗透的文化体系，它深刻影响着考试的社会心理、考试的行为规范和考试的价值观念，是教育文化的亚文化，是民族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试文化的内容可以分三个方面，即考试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考试精神文化指人们对考试宗旨、价值的认识以及对考试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考试氛围和考风考纪等，它是考试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考试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考试活动的规范、规则、章程、奖惩等，它还包含考试的具体组织方式等，是体现考试文化宗旨和价值的关键所在。考试的物质文化是考试文化的物质基础，如考试组织管理系统和考试环境等，它在考试文化中起保障作用。我们倡导的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就是试图达成人的需求、发展与社会准则、规范的高度统一，从而赋予考试以时代新内涵。

2.考试核心价值观与考试文化的关系

考试核心价值观与考试文化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考试核心价值观在理念层面体现了考试的本质，是人们举办和参与考试活动的内在支柱。考试文化应该以各种围绕考试活动的实践来体现考试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试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考试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走向，考试文化需要通过不断变化与革新来体现考试价值观的精髓。

以和谐为核心的考试价值观相对抽象，它需要内涵丰富的考试文化来支撑。为了实现和谐考试，需要建设内涵十分丰富的考试文化。传统考试文化中的公平公正、择优拔尖、平等客观仍需要坚守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考试并不能考出一个人的本事和能力、社会选才用人不再将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人才对未来道路的选择自由而多元的背景下，考试文化的内涵建设更加迫切，考试文化的外延拓展将对社会风气产生导向作用。在考试文化建设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考试将由选拔人才的主导性标准转变为参照性标准，不但社会选拔人才如此，就连最看重高考成绩的高校招生，也正在不断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以推荐、笔试、面试与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因素有机结合的形式录取人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拔人才更是看重人的道德品行、综合实践能力和平时的学业水平，升学考试的成绩并不占有绝对的比重。因此，我们在建设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的时候，应该顺应时代需求，把尊重人的兴趣爱好、提升人的学习幸福感放在重要的位置。

3.建设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

当时代带领中华民族走出追求功名和竭力竞争的考试价值观的时候，建设和弘扬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显得任重道远。

首先，建设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的时机已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社会需要已基本匹配。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正在逐步缓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强度升学竞争，“只要想上学必定有学上”的全民教育时代正在到来，这使人的学习需要与兴趣爱好达成和谐成为可能。在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社会分工愈来愈细致，在脑力劳动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体力劳动绝不会消亡，脑体劳动的价值既不是顺挂更不能倒挂，而应当互补共生，使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与人们的多样性职业选择达成和谐成为可能。

其次，建设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是以人为本的要求。“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两大久治不愈的顽疾，过去无论下什么猛药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考试指挥棒下的竞争价值观在作祟。竞争价值观下的考试文化，催生了大量人与教育的不协调，人与考试制度规则的不协调，甚至人与人的不协调。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满足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个性特长，力求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协调共生，让人的创造创新能力充分释放出来。

三、教育考试机构在考试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价值观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表明，价值观建设必须立足于文化建设，政府和考试机构大力发展考试文化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各级考试机构应通过提供优质的考试服务，建设良好的考试文化，帮助人们树立和谐的考试价值观，形成和谐的考试社会氛围。

1.强化考试文化建设，促进考试机构转型

在我国漫长的考试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考试专业机构，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考试机构文化，考试机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考试文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用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的考试文化来指导考试实践。

一是要彰显考试机构的特色文化。考试机构承担着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重任，考试机构的文化内涵必须鲜明清晰。当我们向社会亮出“公平公正”、“科学高质”、“平安和谐”等考试机构文化内涵的时候，既对考试系统内部的行为提出了要求，也对社会进行了考试文化的承诺和宣扬，对社会考试价值观以及考试风气氛围等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是要提高考试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当前，招生考试机构代表国家承担着“考试设计与命题”、“考试实施与管理”、“考试评价与服务”以及“招生设计与实施”等系列化业务链功能与任务，因此，在体制和机制上应该促进它的专业化建设。为强化招考机构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和管理的作用，招考机构应实行参公管理，招生考试系统人员应实行相应的聘任制与专业技术制公务员改革。

三是要尝试考试服务的转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招生考试机构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大考试社会化改革的力度，从证书考试等项目入手，放权给社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创新和促进考试和谐发展上来。

2.重视考试理论研究，加快考试制度改革

我国是世界第一考试大国，考试资源十分丰富，从事招生考试的专兼职工作者亦已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然而，我国从事考试研究的专业人员还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对招生考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把握还不够;高校师范类专业与考试学有关的课程很少;接触考试工作最频繁的教师，对考试的认识大都依靠自我摸索和经验总结。招生考试缺乏理论指导在我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宏观上看，缺乏科学的招考理论指导，决策者在制定考试政策时往往科学性不强;从微观上看，对考试社会学、测量学等研究不深入，在设计考试种类和方法时也缺乏信度与效度。在社会转型日益加快、人口流动日渐频繁的当下，仅就高校招生考试而言，诸如异地高考、一年多考、考试科目与门类等问题，都需要我们结合国情，采用科学理论来设计政策。今后，政府在对招生考试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更多地听取考试理论专家的意见，各级招生考试专业机构应当把培养国内外一流的招生考试专家学者作为机构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把握考试发展方向，推进考试信息化进程

当选择性、参照性成为考试文化的重要内涵时，考试的外延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对考试的目的与宗旨的认识正在发生质的改变。纵观发达国家考试的发展，考试的甄别正在淡化，诊断性与发展逐步增强，招生考试的方法与手段也在与时俱进。在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学设计学科考试标准、开发超大容量考试题库已迫在眉睫。国家应该制定日程表，让国家教育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国家考试全部采用网络化考试的形式，使考试不再拘泥于统一的时间和空间，使一年多考甚至一次多考成为可能;加快国家考试社会化进程，让国家考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人性化，使考生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从而彰显考试参照性和选择性的新文化因素，彰显考试文化的和谐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4]袁贵仁.关于价值观与文化问题[J].河北学刊，2005（1）.

[2]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92：5.

[3]史永标，李明霞.考试源流[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6.

Construction of Examination Culture in the Core Value Transformation

MAO Ji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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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为其特有的、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与之关联的外在表现的总和。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感性的、肉眼可见、感觉可知的物质文化；第二等级是法院主体感性的行为文化；第三等级为理性的法院管理文化；第四等级是最深层次的理性的法院精神文化，包括司法理念、职业道德等。法院文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其核心是内在化的精神，即法院群体的思想认识、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等，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其他的如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都可以理解为内在精神的外在表象。二是它与法律文化、组织文化密切联系。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群体思维方式的逻辑性、行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体现了法律文化的特色。同时，不同法院的领导层通过不同的管理行为而塑造出不同的法院文化，所以法院文化又反映出组织文化的某些特点。作为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文化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帮助在某种共同性基础上存在的群体找到自我认同，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性上的一致认识。

（二）司法核心价值观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

“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是人民法官这一特殊的司法职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最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灵魂，是法院群体活力的内在力量，是增强法官职业归属感和尊崇感的精神根源。因此，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就是要强化干警对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以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努力使法院队伍切实担当起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

多年来，法院文化建设特别是法官队伍共同价值观念的培育，得到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就法院文化建设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因此，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法院文化在提升队伍思想境界、改善队伍精神面貌、凝聚队伍向心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法官队伍始终保持公正、廉洁、为民的本色。

二、深化法院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

（一）坚持理念先行，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导向功能

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建立起法院群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必然对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使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和衡量逐渐趋同于共同的认知，而且使成员以共同的认知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乃至整个精神世界。因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朝阳法院注重将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向个体的心灵深处灌输与传导，增进干警对法院文化的感情认同，努力使其变成法院群体的思想共识和步调一致的行动。

针对法院队伍日趋年轻化、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朝阳法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题学习、召开报告会、开展征文演讲活动等方式，引导广大干警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三个至上”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提高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加强“朝法精神”的灌输，在新录用人员岗前培训、新任命助理审判员业务培训、新任命中层助理履职培训中引入法院文化的内容，增强干警对“朝法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中干警的参与度，举办才艺展示大赛、原创节目大赛，制作《朝阳法苑》《朝霞》等内部刊物，激发队伍的创造力；深入贯彻“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争创“五好党支部”活动，组织“支部书记党课评比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将审判质量和审判效果作为重要的检验标准，在社会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涉民生纠纷与群体矛盾的调处化解工作中，检验党员的先进性和思想教育的成效。

（二）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规范功能

法官的个体行为不仅取决于心理的需求与动机，而且还取决于其所在的法官群体的心理与需求。法院文化通过微妙的心理活动渗透和感染每一个成员，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理性的约束，使个体能够按照群体价值目标的指导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多年来，朝阳法院主要在建立和落实制度两个层面积极开展工作。

一方面，坚持内部自觉与外部约束并举，突出制度的驱动作用，将司法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固化为各种规章制度、工作标准、岗位规则等。出台《工作人员着装、仪表规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规范干警的言行举止，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出台《民事案件审限内结案管理规定（试行）》《司法建议工作规则》等，加强审判执行工作管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出台《关于干警业外活动的基本要求》《关于履职诫勉谈话暂行规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倡导文明、廉洁的司法作风。近5年来，经过“废”“改”“立”工作，朝阳法院现有各类内部制度百余项，已初步建立起符合政策规定、符合工作实际、符合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这成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在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朝阳法院狠抓制度机制落实。抓司法作风，定期对工作人员日常文明用语、接待和庭审行为、仪容装束等进行检查，确保从细节上体现良好的司法形象；抓司法公开，完善新闻制度，增加庭审网络直播次数，坚持开展人民法庭开放日活动，拓宽民意沟通渠道，不断提高司法活动的透明度；抓廉政监督，查找容易滋生违纪违法问题的风险点，制定防范措施、加大查处力度；自觉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的监督，自觉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确保人民法官公正廉洁的形象深入群众心中。

（三）积极开展宣传，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激励功能

法院文化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动力。它可以激发每名法官奋发进取、争创一流的精神，充分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身到司法审判与司法服务中去。为进一步营造浓郁的法院文化氛围，朝阳法院加强对法院文化的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强化法官的法治信念。

大力弘扬“朝法精神”。为使法院精神深入人心，积极推动“朝法魂”凝练活动，以“朝法魂”凝练活动为抓手，努力发挥文化建设“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营造氛围、凝聚人心，使干警自觉将“朝法精神”烙于心中、见于行动；充分发挥内部网站、宣传专栏、荣誉室、报纸刊物等宣传阵地的作用，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广泛传播、展示法官文化和朝法特色文化，增强干警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路作用。朝阳法院坚持以“宝塔式”的结构选树和储备先进典型，突出先进典型培养宣传的梯次化、持续性和多样性。多年来，涌现出以“中国十佳人民法庭”“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双桥法庭和“全国优秀女法官”“中国法官十杰”钟蔚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坚持用典型的示范作用和精神力量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通过事迹报告会、专刊图册、实践活动、专项表彰等形式宣传先进，积极开展区“十佳法官（法院工作者）”“钟蔚莉审判质量奖”、青年法官裁判文书评比等多项评选活动，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院干警见贤思齐，追求自我完善，已经形成了学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

（四）优化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熏陶功能

法院文化不但抽象为共同的司法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言行举止，而且体现在法院的物质环境中。当一名新的成员加入法院集体时，物质环境会成为法院文化传播的载体，使新成员在耳濡目染中尽快地了解并融入这一集体。同时，法官的内心养成尤其是为民意识等职业特色的形成也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为进一步营造具有文化感染力的工作氛围，朝阳法院从硬件、软件方面齐入手，精心打造了具有朝法特色的工作环境。

倾心打造职业特色环境。在积极加强羽毛球馆、篮球场、网球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的基础上，突出环境建设的职业特色，如各派出法庭成立“家”“恕”“诚”等不同主题的和解室，促进婚姻家庭类、侵权类、合同类案件的有效化解；在人民法庭显著位置悬挂庭训，切实把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正、廉洁、为民”的要求上来；法庭建设突出主题性，如奥运村法庭以“中华法文化”为主题，在走廊墙壁上悬挂古代契约实物、古代法典图画，精心建造“法”字墙等，这些举措在增强干警的职业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倾力构建便民利民体系。从立案、审判、执行、审务等各方面入手，积极探索丰富便民利民举措。在立案大厅、审判场所设立绿色通道，配备诉讼指南、添置取号机、饮水机、复印机等设施，创造温馨的诉讼环境；以当事人无障碍参加审判进程为切入点，推行诉讼权利告知、类型案件指引等做法，强化法官的服务意识；实行执行全天候备勤制度，提供执行信息查询等，保障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抓住重大节日等关键时点，通过“法律六进”活动、“法庭开放日”、妇女儿童维权热线等方式，确保“当事人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

（五）打造朝法品牌，充分发挥法院文化的辐射功能

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群体思维方式的逻辑性、行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体现了法律文化的特色，而且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先进的法院文化能够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理解、信任和支持，从而提升法院形象、树立司法权威。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朝阳法院注重文化品牌的培育，努力使法院特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塑造有形的“和解”文化。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之路，构建起包括庭前调解“三项制度”、诉前和解“三种机制”、判后答疑制度在内的调解和解工作体系，同时在7个派出法庭全面设置立案点，设置导诉台，探索有效的诉调对接机制；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建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和解大厅，和解室不挂国徽，不设法台，营造温馨优雅的和解环境；成立专门的和解文化展览室，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和宣传法院和解工作经验和成果，使“和”文化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朝阳法院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

创新法院文化传播载体。为激励干警斗志，凝聚队伍力量，朝阳法院干警自己创作了《我们是光荣的朝阳法官》《和解之歌》两首曲目。歌曲生动再现了人民法官面对繁重的审判压力，勇挑审判重担、锐意改革进取、倾心司法为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神圣使命牢记心间，为民解忧没有终点”等词句成为“朝法精神”的形象诠释。2008年成立了管乐队后，还将《我们是光荣的朝阳法官》改编为管乐合奏，在政法系统多次进行汇报表演，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各级领导的好评，逐步成为宣传法院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朝阳法院文化建设的又一特色品牌。

三、对进一步深化法院文化建设、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通过以上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朝阳法院的文化建设焕发了勃勃生机，取得喜人成绩：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并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但是，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工程，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层次性、专题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应深入总结分析当前的形势和挑战，加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构建开放、科学、富有特色的法院文化建设体系。

一要结合需求，找准思路。法院文化的内在本质是法院的精神文化，它是法院文化的根和脊梁。精神文化的培育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与区域发展形势相适应，要考虑到辖区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待以及群众的文化素养，有意识地引导和塑造法院干警的价值观及精神追求；二是要与法院工作发展相适应，要在全面分析客观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开展，科学地、有针对性地确定思路、目标、步骤和任务；三要充分调动干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四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对多年来法院工作中形成的先进文化进行总结、提炼、继承和发扬，做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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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教育思想萌生于五四新文化浪潮，亡国灭种的危机使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实践无不关涉救亡图存，“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1]，革“心”是当时文化革新思潮的形象化说法。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再到文化变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经历的三次重要思想历程。至风起，文化革新思路已成为叶圣陶等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余当从根本谋，改革尤须改革心。”[2]革“心”可以理解为文化革新，还可理解为改革文化最核心部分即文化之“心”。基于此，叶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人生观”，落实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注重习惯养成的方法，“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这一理路对当代中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公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植根于“人生观”的教育思想

叶圣陶投身教育和文学事业，都“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他直言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以教育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是教育与人生的关系[3]，“为人生”的教育思想就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的目的。

“人生观”的确立在叶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灵魂地位，其教育目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皆植根于此。基于“为人生”的目的和革“心”思路，叶圣陶强调在中小学阶段就应通过教育让学生奠定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4]，“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3]。从“为人生”的教育目的看，确立“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目的的根基;从革“心”思路看，确立“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革“心”或文化革新目的的核心。

叶圣陶的“人生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核心价值概念集合。“人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他既已为人，乃在他将进而为更高尚的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参加整个人类的进化历程，便算是个有价值的人。那么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当然是每个人必须具有的了。”[4]此论述中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基于真实明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包含价值观。“认识自己有两方面：一为自己的主体，或称‘自我’;一为自己的环境，或称‘外物’或‘客体’。”[3]此论述中认识自己基于认识客体，“人生观”包含世界观。叶圣陶论述中的“人生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概念。基于学术和理性，从诸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论理学、哲学等各门科学中得到“切合现代人生的概念;把这些概念并合起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才能立定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4]。“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基于学术和理性、三观统一、切合现代人生的核心价值概念的集合，是革“心”思路中文化的“心”。

“人生观”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样的人”和“如何为人”两方面，对应“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和习惯养成的教育方法。“合格公民”与“合格公民的养成”植根于“人生观”，服务于“为人生”的目的。基于人生观和“为人生”的目的，叶圣陶论述了教育改造的目标，教育精神，读书与受教育、受教育与处理生活、德目和实践、知识和能力、受教育的与改革教育的关系，习惯养成的方法，生活方式的改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等议题，自成体系，实践性强。

二、落实于合格公民培养的教育目标

“我不忘记各门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3]“中等教育的目标不外乎给予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他能够做一个健全的公民。”[3]“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3]叶圣陶教育思想源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立人的思路，植根于“人生观”的确立，落实为“合格公民”的培养。从文化视角看，人是文化的存在，“合格公民”是“人生观”的存在。

叶圣陶“合格公民”的教育包含而不限于公民教育――公民知识体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使社会共同体成员成为享有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的活动”[5]，还包括公民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能力教育。就学校教育而言，“合格公民”目标要以“公民，社会，自然，劳作”等全部功课来共同完成，各门功课虽有各自的教育目标，但同时围绕总目标，即培养合格、健全的公民。

基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学经历，叶圣陶语文教学论述丰富，宜置于其教育思想体系中考察。除语文教学，在叶圣陶教育论述中，“公民教育”占很大比重，在“合格公民”教育目标中，“公民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我当教师》《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教育与人生》《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主人翁的教育》《教育改造的目标》《根本的变革》《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受教育跟处理生活》《改善生活方式》等重要篇章，无一不有与“公民教育”有关的论述，“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的内核及其形成，其实正是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的核心价值诸如‘人的觉醒’、‘思想启蒙’、‘人的现代化’等是相一致的”[6]。其论述中的主人翁、自觉、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经心着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严、责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群己关系的关键词，足以说明基于“人生观”的公民教育是落实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具体目标。

三、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方法

“习惯养成”在叶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方法论的重要地位。“原来‘教育’这个词儿，如果解释得繁复，几本书未必说得完;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就是‘养成好习惯’。”[3]“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3]叶圣陶以“走路”“说话”为例论述习惯是基于知行结合形成的类似自然或天性的能力，任何知识只有经过练习、化为习惯、达到成自然的地步才能化为能力，恰如有公民知识，不等于能做好公民，有民主知识，也不等于有民主，只有养成做公民的习惯和民主的习惯，才能成为好公民。

什么是好习惯？叶圣陶有自己的标准。“能使才性充量发展的是好习惯，能把事情做得妥善的是好习惯，能使公众得到福利的是好习惯”[3]。叶圣陶的好习惯落实于做人、做事，关注群己关系，基于其“人生观”，符合合格公民标准。

基于“人生观”的习惯养成应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叶圣陶以关门和种植为例，养成好习惯，养成的不只是一种具体行为倾向，而是基于“自觉”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从叶圣陶常举的关门和种植的例子来看，叶圣陶的好习惯至少包含群己关系方面“不妨害他人”的最低准则和做人做事方面“认真”的精神。

叶圣陶的习惯养成，在个人层面是修养，在群体层面是基于相同“人生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倾向。个人层面，一举一动都基于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知行合一，养成习惯，便是修养，修养生活合一，便是教育的进步，是健全、合格公民的养成。群体层面，人人都有基于相同“人生观”的“自觉”的习惯和修养，便是民族、国家、社会的进步。在求索、改革中，叶圣陶等先贤没有将“人”工具化降为国家机器的零件，始终肯定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在社会、国家中平等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最伟大的人文精神和教育精神变革。

基于对民族、国家进步的渴求，叶圣陶格外重视“在群的方面”养成种种好习惯。“一个人不守秩序，一个人办不好事，一个人技术低劣。看来好像关系很微细;但是多数人不守秩序，多数人办不好事，多数人技术低劣，关系就重大了。”[3]叶圣陶对在群体层面没有好习惯严重忧虑，对在群体方面养成好习惯高度赞美，期望无数的教育工作者以教育实现理想世界，“有一群人在一起，理想相同，生活方式相同，各人自我教育，同时也就是彼此互相教育，这是多么有劲的情形，哪里会感到寂寞？”这也是叶圣陶一生求索、奋斗而不感寂寞的原因吧。

四、文化革新理路的当代价值

叶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人生观”，落实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注重习惯养成的方法，“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这一理路对于当代中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公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叶圣陶“人生观”具有三观统一的同构性。任何文明形态、文明实体都有自己的文化，由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核心价值观是心态文化层的核心，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党的十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强调“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文明形态、文明实体的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具有灵魂地位。作为“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观，与叶圣陶作为核心价值概念集合的“人生观”具有同构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叶圣陶“人生观”在核心概念上具有相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关键词与叶圣陶论述中基于其“人生观”的主人翁、自觉、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经心着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严、责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群己关系的关键词在具体内涵和外延上或有差别，但相通处更多，至少二者都指向爱国、指向富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不是一次完成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逐步完善和深化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8]叶圣陶“人生观”中包含的核心价值概念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益无害的补充。即使二者相异多于相通，甚至理念上不可调和，叶圣陶以“人生观”为核心、从细微切近处入手、注重习惯养成、落实于合格公民培养、达成“为人生”目的、实现革“心”图强的文化革新理路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一为精神内核，为文化凝聚力、向心力，一为外在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诉求。借鉴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文化革新理路，核心价值观应奠基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时代，宜从细微切近处入手，化抽象理念为具体行为，由长久的实践而成习惯，由习惯而成修养，由个体公民而国家社会，如此则核心价值观立，则中国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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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叶圣陶日记（1911-12-02）.叶圣陶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9）.

[2] 金洁，邓帅萍.叶圣陶：一代师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3]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4] 叶圣陶.生活教育叶圣陶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张志顺，肖帅，冷翠玲.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内涵、特征及历史演变[J].学术交流，2013（12）.

[6] 朱晓进.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当前如何深化叶圣陶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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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036-02

历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彰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在各个时期都产生过重要的价值影响，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标识。核心价值观是指特定时期里国家、社会及个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民族烙印。正是由于它要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升华，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每一时代提出的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有一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如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历史文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

1.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国家责任感，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族文明和觉悟，这种精神对近代抗击外来民族的侵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意识支持。而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弘扬这种精神，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发爱国情怀，提升民族主体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天人和谐协调发展的精神。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有不少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提出了一致的“天人观”，这是中国古代儒道两家不同学派思想的不谋而合，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的思想。古人主张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朋友，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对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泛人道主义的道德观。

3.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及以德治国。在个人道德修养体现对人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探讨中，首先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重义轻利，崇尚道德修养。这种精神为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对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等不正之风，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还能帮助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取向问题，可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净化现代社会的风气。其次，在恪守信用方面，主张诚信为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都充分证明了诚信对古代人们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讲仁爱、讲信义的思想有助于信誉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看当代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宝贵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值得挖掘、弘扬和利用，我们要从中找到其核心价值，延续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当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和强大的理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1.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三个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传统文化主张的“民本”、“民惟邦本”、“仁政”、“礼仪之邦”的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共通点;从社会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传统文化的先人强调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修法治，广政教”的思想相一致;从个人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有其文化根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君子坦荡荡”、“与人为善”、“扶贫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文化传统思想集中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每个中国公民的价值要求上。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的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明，但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坚持指导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问题，把涉及国家、公民、社会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不仅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也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3.正确处理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区分符合时代特征的传统优秀文化。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结晶，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的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特别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后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过去曾产生过积极作用的一些文化是不是符合时展的需求，我们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甄别，从时代特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否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为标准，来决定取舍。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传统文化的尚和合、重民本、讲诚信、求大同等价值追求，不仅是古代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符合现代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糟粕”，应坚决加以批判和抛弃，如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虽然在封建社会已是一种常态，但这种专制思想极大压抑了人的自由发展;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尤其在清末发展成的“八股取士”更是束缚了人的思想，严重扼杀了创造力。这些与现代倡导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是完全相背离的，应毫不犹豫的批判。

三、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外来文化蜂拥而至，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侵入，对广大青少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人面对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不知所措，以至于扭曲了是非判断的价值标准，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主流意识的形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自信。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历史，为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树立文化自信要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既要坚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自信心，又不能故步自封、自高自大。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其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

2.确立文化自觉，创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比起世界文化强国，我们差距仍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要有文化的“自知之明”，确立文化自觉。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样要有文化自觉，既要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又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坚持文化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创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坚持为指导，加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融合，运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如网络媒体、电视公益广告、报刊杂志、标语口号、学校讲座等，在全社会开展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我们应当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伟大使命，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融于时代特征，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中自觉奉行的价值标准和信念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廖立勇.文化强国与当代青年的文化自觉[N].中国青年报，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