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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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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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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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一批青年作曲家“懵懂”地崛起，其作品的创新精神和别致的音乐语言使他们具有现代风格的作品在中华大地上灿烂开来，但也使中国的乐坛多了一些“躁动和不安”。这些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的出现，是这代人“疯狂”地追求音乐的民间风格并充分融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结果。他们的创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也把中国的现代派音乐创作推向了另一个高地。作曲家郭文景即是其中之一位，他的作品以个性鲜明，韵律隽永，耐人寻味的特点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好评和认可。下面笔者以郭文景音乐语言中的“川音”、“川情”为典型性特征，对作曲家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并结合其作品中普遍运用的四川地区音调特征为基础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中捕捉到因为音乐语言的变化而引起风格的不同。

人们经常这样评价郭文景。郭文景，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当年在业界远负盛名的“中音四大才子”之一、是“唯一未曾长期在海外居住但是建立了很高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人们评价、评论郭文景的作品及其本人，也常把四川与他联系在一起……四川是个神奇、美丽的地方，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西北高原的苍凉与壮阔更没有江南地区的宁静与安详，但它四季常青、绝壁悬崖的特殊之美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多了一份坚强与挺拔。郭文景音乐中的那份淡然，风格中的独特、音乐语言的瑰丽，似乎与“它”有着不解之缘。

一、本土文化的熏陶

“巴蜀自古出文宗”，由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的“秀冠华夏”的天下第一才子、文化巨人，如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爱国诗人陆游、明代著述、记博第一人杨升庵、清代性灵诗人张问陶、函海百家李调元，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中国的左拉”李劼人等等，他们都出生在巴蜀吗，回答当然是：不。郭文景就出生、成长、生活在巴蜀大地这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这无疑为郭文景今天的艺术成就奠定了扎实的人文风格景观。

音乐是一种符号，它可以来愉悦他人，可以求得利益，而郭文景却用它来思考人生。他的音乐中有思考、有挣扎、有伤痛、有震撼，更有来自人类内心的呼喊，却也是一个生活在川江、蜀道边人们的素描，听到的更是一个作曲家的内心独白。他的作品《川崖悬葬》、《川江叙事》、《蜀道难》和《巴》。看标题就知道写的都是四川。大型民乐队写组曲《滇西土风》、音诗《经幅》、室内乐《社火》等，虽在标题上与“川”有些距离，但表现手法、创作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他曾经这样讲：“我的音乐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但川江大地和巴蜀文化对人的感召力和点化力，却是不可抗拒和毋庸质疑的。”以欧洲古典、浪漫派时期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中国、四川当今的情景当然不合适，于是内容的突破也就必然要引起形式的突破。为了寻求一种新的音乐语言，他在大学二、三年级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表现手法而长期地愁眉不展。后来，他吸取了二十世纪国外许多“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但是仅有这些手法如果没有适合表现本土内容的支撑，也不过是些无意义的形式的堆积。郭文景在经过痛苦地探索和思考后找到了这种东西……他自己说他陶醉于四川给他的种种感觉，他要用各种手法和体裁来表现这些感觉。

二、 西方技术的影响

西方作曲技法对郭文景音乐语言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例如：他的作品中追求对中国传统单音音色的追求，那么单音、意境化的演奏以及各种微分音在内的吟唱式旋律在他的音乐中所占比重非常之大。在纵向和声中，更多地运用各种不谐和音程，用这些音程关系修饰的横向音乐旋律也就非常突出。其它各种复杂的纵向排列变换的音块也时有所见。例如交响诗《川崖悬葬》、《蜀道难》中采用了密集音束结构的不协和音块。歌剧《狂人日记》中给“狂人”强灌人血汤时的音乐音块技术的使用等，和声语言的现代化及大幅度的音区、音色对比和音量对比，各种复杂的纵向排列与横向旋法的偶然性运用，都是西方现代作曲手法在音色构成上的典型性特征。

在乐器演奏上，采用了非传统、非常规的演奏手法。例如弦乐器采用的特殊的定弦，让定弦定于常规，试图模仿中国古琴的音色，使用如“让所有的弦乐靠琴码后面演奏来制造刺耳的音响；木管乐器的“超吹”或特定音域内的表现也别具风味，例如他经常使长笛音色在人声的音域范围内表现人的自然声音。对于铜管乐器来说，通过拔下号嘴吹奏来发出尖厉、混沌地的音响等“先锋派”手法，都属于直接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产物。总之，他对各种非常规性音响及噪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感受。他说：“其实，这些全是音乐。关键在于不是玩音响，而是赋予它具体的内涵……。”那么，在横向音乐结构中， 中国主题或中国旋律风格或“川”味风格是他音乐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 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

西方音乐传统的创作技法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拿来主义的”，但是东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我们如何去借鉴、吸收来发展和创新，最终适应今天多元化的音乐艺术欣赏的需要，这些从郭文景等新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实践中正趋于明朗。郭文景作品中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是与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

郭文景善于挖掘自己祖国和民族、民间的音乐语言特点用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音乐构成原则和逻辑结构去构思和形成作品。他在1995年创作的打击乐三重奏《戏》，作曲家自己说：“我把铙钹传统的几种演奏技法发展到了几十种!”这部长达30分钟的《戏》,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的师生一“唱”8年，创下演出频率之最。所以，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是作曲家如何用艺术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民族语言来言说民族情感。郭文景做到了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来表达民族情感。

综上所述，郭文景具有“川”味情节的作品中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的精神内涵和坚 忍不拔的民族品格。郭文景用自己的音乐语言抒发了他作为现代人对各类风格作品的独特理解与感受，从而使该类型的作品与现实生活更为贴切。郭文景作品中新的音乐语言“是作者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以及结合使用本民族音乐语言结合中形成的。巴蜀文化哺育了他，正如他所讲：“我的音乐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但川江大地和巴蜀文化对人的感召力和点化力，却是不可抗拒和毋庸置疑的。”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要写的，是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

参考文献：

[1]李吉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郭文景音乐创作研究概谈[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2)·5-6·

[2]娄文利·智力与艺术的极限游戏——评郭文景打击乐三重奏《戏》、《炫》[J]·人民音乐，2008，05期·

[3]安鲁新·故土情结与现代风格——论交响曲《蜀道难》的创作特色[J]·音乐研究，2002,(2)·68·

[4]周青青·郭文景其人其作——[J]·人民音乐，1987，07期·

[5]李吉提· 郭文景其人其作[J]·.人民音乐，1997，10期·

[6]童昕·苍山如海——竹笛协奏曲《愁空山》析评[J]·人民音乐，1997，第10期·

[7]郭文景作品目录——《人民音乐》[J]·1998，第2期·

[8][荷兰]高文厚 施聂姐 安鲁新译欧阳韫校· 郭文景（下）——幅作曲家的肖像[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9]居其宏 王安国·找回“状态”：当代歌剧的戏剧支点—评郭文景独幕歌剧《狂人日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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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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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艺术家是有很多种成功标准的，但无论如何都要为社会的繁荣进步服务。音乐家的成功由诸多因素构成，本文将从人们对“成功”概念的价值期待以及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质音乐家应具备的基本因素进行探讨。

1 狭义上的成功音乐家

庄子有言：你如果是位大使，为国捐躯，成就两江和平，那你就是成功的；如果你是名将军，打胜仗就是成功，如果你是商人，能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获得利润并且回报社会，那就是成功。每个人的成功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学生，认真学习，完成学业，那就是你的成功。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音乐家的成功与否就是由是否符合本民族期待的角色标准来决定。音乐家的成功最终是要促进本民族艺术的发展。不仅如此，还应把握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为此肩负起重任，发挥出才能，用音乐实践发挥出音乐的内涵和价值，感化人们的灵魂，推动社会发展，进行音乐普及。一方面要提升自我价值和地位，就要有反映社会的有价值的作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不贪图名利。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价值，顾及他人，回报社会，得到人民的认可。从音乐家的内在标准看，就是要执着、坚持、求新，目标明确并不断超越自我，战胜自己，这就是音乐家的成功。

虽然如此，音乐家成功来源于他做出的成就，既然音乐家是用审美的形式去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他就应该在艺术教育上有所成就，如萧友梅在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务主任，他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其次，音乐家的成就还来源于有较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富有价值的审美作品，通过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培养懂美的大众，如《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是他创作的总结。这是贝多芬规模最宏大、形象最丰富的交响乐，它充满了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充满了人类对争取自由、从苦难到欢乐、从斗争到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1]

2 浅谈音乐家成功的因素

2.1 音乐家的天赋义秉和爱好志趣

“在音乐领域，很容易出现才能早熟。” [2] “所谓才能早熟就是各种能力地结合在个体早期就表现出来。” [2]比如莫扎特很小就会作曲、写交响乐，甚至写歌剧；譬如：郑小英小时候不断从参加小活动开始，培养能力并且从小学习各种乐器，不仅多才多艺，而且知识广博；她从小表现出很好的组织能力。很多音乐家早期都是多才多艺的，这种才能早熟并不是偶然，而是靠先天的天赋和后天的教育结合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人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潜力，就是指所谓的天赋，它是靠遗传获得。[2]”如胎教就对音乐家的天赋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母亲在怀胎时有针对性的听一些音乐或学习演奏乐器，这对胎儿音乐感觉的培养起到良好的作用，如周广仁先生，母亲怀胎时学习钢琴对她有启蒙作用，其一出生就对音乐极其敏感。人还有第二种能力，就是人的现有能力，它是与后天的环境、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有关。[2]一个人的潜在能力能否转化为现有能力就要看后天的勤奋努力，所以说音乐家的成就不在于你有多大的天赋，当然有天赋只是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很多音乐家的成功并不是靠天赋，有很多极有天赋的人由于意志不够，一生平庸无为。

音乐家的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是很重要的。如果教育起步的越早，受益也越大。[2]人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是在幼儿时期，智力在1到4岁会发展50%，4到8岁发展30%的智力，8到12岁发展另20%的，随后智力随年龄呈负加速变化；[2]早期教育是超常儿童形成的条件，也是人的某些能力发展的时期，如音乐能力。周广仁4岁在上海的一家德国威廉大帝学校受到很好的音乐早期教育，为以后取得巨大成就打下基础；[3]萧友梅5岁开始随父读书，早期教育很早，后来入新式私塾灌根草堂，接受传统的“四书”算术教育，同时学习英文和日文，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和外文基础，为他之后留学学习音乐打下基础。[4]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你奋斗最好的目标。心理学认为，兴趣是人们想探究的活动或事物，是人们所真正关心的，所想的，是人们做某种事的精神动力。[5]不光是音乐家，任何人都要经历兴趣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有趣，是做事入门的第一步；[5]周广仁先生幼年阶段的音乐启蒙是从她遇到一位引导她兴趣的老师开始。郑小英在父母的教育下，6岁学钢琴，音乐感和舞蹈感极强的妈妈，是她最初的启蒙老师。在她练琴的时候，妈妈是常常伴随着音乐起舞，这引发了小英浓厚的音乐兴趣。 第二阶段是乐趣，是一种中级的兴趣，[5]它使人从事某种活动更加持之以恒。《心理学》一书上说：“巴埔洛夫依据两种信号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区分出了三种‘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第一信号系统占相对优势的――艺术型，第二信号系统占相对优势的――思维型，以及最后的中间型――两种信号系统相对平衡。艺术型的特点是直接印象的鲜明性，知觉和记忆的形象性，想象的丰富性，思维型则倾向于分析和系统化，倾向于比较概括和比较抽象的思维，但大多数人倾向于中间型。[6]而音乐家从小对乐趣的坚持，使音乐家形成了一种思维――艺术型占优势的思维，这种思维是音乐家从小长期的坚持习惯中养成，更有利于使音乐变为音乐家早期的长处，是音乐家的必备。第三阶段是一个人从乐趣转化为志趣，是一种高级的兴趣，[5]它联系着事业的志向目标。音乐家A从小极其热爱琵琶，他说他一生的热爱就是她，迷恋着琵琶事业，这就是志趣，它决定了一生的方向，是一生幸福的源泉。

2.2 音乐家积极的人格、心态与坚强的意志

音乐家之所以成家，是因为他所付出的超越了常人的范围。除了对艺术的热爱使他能够从付出的艰辛中获得快乐，除此之外，就是他面对挫折和困难时的坚强意志。音乐家必须经过不断的苦练，必须勤奋才能有所成就。所谓意志是指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为，通过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行为中遇到难以克制的干扰和阻碍，都是音乐家所要面对的挫折，只有坚强的意志才有可能达到成功。首先，坚强的意志取决于承受挫折的能力，这种能力则由对待挫折的态度，即积极的心态决定，也取决于应对挫折的行为方法。[2]瓦尔特・辟斯顿在《对位法》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意志，他说：“除了知识与经验以外，我们还需要耐心、恒心，和力争成功的坚强意志。最后还要奉告的是：不论问题如何复杂，我们都要有一股不达到音乐效果的真正高标准就决不罢休的劲头，真正的考验是乐曲的音乐实效。”[6]很多音乐家都遭遇了很多困难，但是不管他们遇到任何不幸和困难，他们都体现出积极的心态、坚强的毅力，体现出他们的机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都心怀希望的改变现状，创造变化，这体现出音乐家强大的逆〖HJ0.75mm〗境商。是一位爱憎分明的音乐家，遇到不公恶事，他总是挺身而出，因参加了左翼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入狱三年，服役期间，和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的李柔石、何孟雄、胡左频等同狱，这些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后来又因为为改善狱中伙食，他与几位难友发动了绝食斗争，虽然胜利，但因被人出卖而受到残酷折磨。在这一过程中，屡遭挫折的他，只能靠面对残酷折磨所选择的大无畏精神来支撑，这就是所谓的积极心态。

事实上在采访一位音乐家后，我体会到对于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一样，想做大事不是空口凭说，而是从小事积累，能做一件成功的事，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积极进取，任何事都难不倒。说到一位艺术家的故事，我只想告诉人们，做一件事可以成功的人，做任何事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一个意志的过程。这位艺术家酷爱艺术，尤其热爱琵琶，因没考上大学，就上了一所水利中专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刘家峡水电厂，为了刘家峡一项工程能在1959年截流，作为一名技术员，在一线一连奋战7天7夜，好几次差点有生命危险，但他凭着坚强的信念，不屈不挠的苦干，解决了其他工人都畏惧的问题。终于在1959年的最后一天为祖国争分夺秒完成了重大任务，使得工程按期竣工。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他从艺了，凭着自己的琵琶技能，在艺术团担任了琵琶演员。通过兴修水利工程，他认为干什么事都一样，都需要勤奋、耐心、吃苦、钻研、思考、不屈不挠、有信心、不怕困难等精神，形成一种积极的人格特点。音乐家的成就首先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这种积极的心态和人格。

2.3 音乐家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培养

拉威尔说过：“我的目标是技术完美，因为我确知这一目标永远无法达到，所以我要求自己不断向它靠近。”[7]可见音乐家必须技术接近完美。不光是音乐家，当今社会的竞争主要是特殊能力的竞争。特殊能力指从事专业活动的能力，专家就是这种在特定领域的精英。音乐家也不例外，他们在艺术领域的专业能力是要鹤立鸡群的。格里埃尔在《作曲家的专业和青年作曲家的培养》一书中曾说过：“学习，这就是说，永远向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永远不满足于已得的成就，永远力求前进。”[7]因此，学习对于音乐家专业才能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音乐家不是音乐匠，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如作曲家应该十分熟悉各国的创作音乐，了解各种创作流派，应该历史地看问题，找出每一个创作流派的本质内在的东西，不断吸取营养，因此要不断探索学习思考的。除了技术的精湛，知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人说过：“伟大的钢琴家鲁宾什坦和李斯特有渊博的知识，他们对包括全部分支的钢琴文献进行了研究，他们知道音乐发展的每个阶段，他们之所以在音乐上有巨大的飞跃，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获得技术的空壳，而是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知识指导人们的活动，是能力形成的基础，这是他们成功的因素之一。

音乐家和明星的区别也在这里。在采访了一些人时，他们普遍认为明星的基础文化素质偏低，不具有实效性，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更多的是炒作和利益，不会有好的表现现代社会的作品，作品不细腻和深刻，他们的作品只顺应社会中一类人，满足人们的空虚，不具备高尚的宣传力和感染力，是一种名声的追求，并没有体现出艺术的真正价值。音乐是陶冶心灵的，作为一门艺术，有教育的功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艺术家是艺术的载体，是要有学问的。这种学问小的目的是为顾及他人的，大的方面是要为人民造福的；艺术家还要有道德的。艺术本身是属于大众的，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功利为名声，要学会控制自己；所以艺术家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这种修养是建立在博览群书，融入生活和社会，勤于实践，积累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既有小爱，对爱情对亲人真诚的爱，又要有大爱，对生活对艺术对祖国的爱，还有非国界的爱；既要视野开阔，培养社会素养，又要热爱周围的人和事，对生活中的现象有特殊的理解，同时善于捕捉。

2.4 音乐家的音乐实践与生活

人的各种能力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除了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外，音乐实践对于音乐家能力的形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施用累能”就是这个道理。[2]音乐家的实践可以培养专业能力。音乐家的音乐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音乐家相应能力的高度发展。曾经听过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的讲座，作为艺术家的她提到：她成功的一方面不仅由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积累，及博览群书有了很高的文化修养；还因为她从小练琴十分刻苦，每天忘我的练琴及对乐曲和技术的不断思索，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积累了她丰富的表演经验和能力，直到中年时期，她还是一直不断实践，使她对琵琶的演奏控制能力发展得到完善，无论在音色、技术、音准、强弱、韵味，所表达的情感等对曲子的各种因素的控制能力都逐渐积累起来。

3 培养音乐家的中国文化特质

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是最世界性的。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8]所以，走向世界的东西绝不是用模仿得来的。所以中国的音乐家必须具备中国的文化特质，具有中国民族性，才能创作出被世界所共赏的，即具有民族特色又表现出人类的共同美的作品。这就要求音乐家必须又继承中国的文化，又不断学习各国的优秀文化，不断创新。所以在形成民族性方面，不仅多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更应该开阔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抓住灵感搞创作。真正的音乐家都是在民族文化素养的基础上积累民族特质的。同时，把世界性的也注入民族的血液里去，形成独到的艺术风格和形式。所以，音乐家必须在成长中培养坚韧的毅力和积极的人格，培养优秀的才能，开阔眼界，热爱中国文化，扎根民族特色，不仅使民族得以发扬，而且用各国之长补己之短，使世界和中国的交融，创新出新的艺术。

4 音乐家给青少年的建议

（1）不管你是想从事音乐的哪一领域，也不论你的伟大理想是什么，能力首先是做任何活动的前提，你能做什么事，你就应具有相关的能力，所以多去实践吧，除了刻苦学习知识，尤其是特殊专业知识，来指导活动，还要不断从事社会活动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就像音乐家，很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激情基于理论，表演体现学识 。

（2）不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艺术观，养成良好的艺术作风，有一个端正的态度，热爱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与周围人交流生活，从生活中感悟和捕捉，不断积累创作素材，丰富内心情感世界，在平时的生活中，崇尚真善美，积累并养成良好的性格，并与社会融洽；开阔眼界，培养博大的胸怀。

（3）有一个成功人士认为他成功来源于他一生中遇到了一些好的导师，因此，多交能力好的良师益友，他们会使你跟他们一样。也要善于虚心向你的导师学习专业，按他的指导努力完善自我。

（4）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意志，要培养独立、果断、自制的良好意志品质，克服不良的意志品质，如怯懦、武断、容易受别人影响等特点。要勇于实践、敢于与挫折抗争，持之以恒，不断坚持，不言放弃、有主见、有信心等。只有在挫折中看到光明，善于控制不良情绪，受一次挫折受一次磨炼，才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形成百折不挠的意志。

参考文献：

[1] 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 彭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第四卷[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4] 李岚清.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朱同.你身边的心理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6] 郭振华.文艺心理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7] 刘智强.音乐与人生[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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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中国发展现状的分析

实施和开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在提升学生专业音乐素养及音乐发展多样性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国一些院校及有识之士在推动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需求。一些音乐素养较高的专家或者学者就世界其他的音乐文化展开了介绍，并组织翻译了一些经典的音乐歌曲和类型，这些音乐极大推动了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对于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非常有用的，对中国音乐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作用。然而，我们在传递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我国本土音乐发展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音乐，有些少数民族的音乐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世界音乐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我国音乐教育中，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尤其是欧洲音乐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我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则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少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被纳入音乐基本课程的内容是少之又少的。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缺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是不利的，也影响着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中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缺失，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并积极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内容及其研究现状的介绍

（一）少数民族音乐内涵的概括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均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早在约五千年前，由黄河和长江等大河流域汇成的华夏音乐文化，便体现出多元起源和混合发展的态势，不断发展成熟。同时，它又不断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华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也受到汉族音乐的影响，各民族音乐艺术不断交融，影响，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音乐体系。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品种纷繁的音乐体裁。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从表演形式可分为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艺术、民间戏曲音乐。

（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在我国音乐教育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的成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的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这些著作中，研究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并且首次论述未确定族属的族群音乐，如对夏尔巴人、控格人、克木人及芒人等未确定族属音乐的论及。当然，除了一些较专业性的著作和论述外，我国高等院校的一些学者和教师也就少数民族音乐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已经被汇编成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及传统文化的弘扬意义重大，这也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其不可代替的作用。总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基础的，但其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完善，并将其运用到我国音乐教学中，这也促使其在促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

四、如何更好发挥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一）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基础地位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要学会理解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像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一样，去对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是其民族长久以来劳动人民的艺术结晶，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更是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学习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音乐教育在基础课程设置上，要注重亲疏沟通及由近及远，不能再仅局限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内容，而也要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专业化，将其编排到基础音乐教育课程中。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选择和建设

纵观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其不仅包括传统音乐，也包含现代音乐，而少数民族音乐运用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建设。在基础音乐教育的编写和选择中，需要选择一些内容积极向上的、曲调优美且极具代表性和民族特色的，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兴趣，受到学生的喜欢。同时，全国统编的音乐教材和地方学校选编的音乐教材要结合起来，要注重二者的比例，如全国性的教材可占80%，而地方性的可为20%，这凸显了地方特色音乐的重要性。内容上要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全国性和地方性。这样，不仅能学习更为世界性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品，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己家乡和亲爱祖国的感情。

（三）组织好少数民族音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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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篇（8）

中国风现象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中国风？学术界并没有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是黄晓亮在互联网上对中国风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类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其代表歌曲有《东风破》《发如雪》等。

华语乐坛歌手中，最早标明自己中国风路线的是台湾歌手周杰伦。2003年7月，周杰伦在《叶惠美》专集中推出了一首很显眼的作品《东风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标准的中国风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周杰伦的歌声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随着这种曲风的不断走红，华语乐坛更多的歌手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如台湾歌手陶喆、王力宏，内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浪潮开始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流行音乐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风现象解读

面对华语乐坛的这股中国风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诺的流行音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围绕着中国风歌曲的制作特点和歌迷的接受状况及中国风所起到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来对此文化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批判性解读。

中国风歌曲制作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遵循的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因素，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了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特征。标准化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之间实质上的相似性；虚假的个性化（即伪个性化）是指它们附带的各种差别。深入探析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标准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标准化存在于不同音乐艺人所作中国风歌曲当中。中国风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这个界定就为创作中国风歌曲的音乐艺人们制定了标准。不管他们如何创新，三古三新的标准内核是不变的。在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并走红之后，华语乐坛许多艺人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中国风浪潮骤起，以至于业界戏言，要想捧红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给他一件古装，教他背熟几首唐诗宋词就绰绰有余了。

其次，标准化还存在于同一个艺人所作的中国风歌曲当中。以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为例，周杰伦放言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东风破》到《发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欢迎，然而仔细看看听听这些中国风，不难发现这四首中国风在歌词创作、演唱风格、抒情曲调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产生，在阿多诺看来，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结果，音乐技巧一方面被经济之手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服务，长此以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风格就开始形成，并被后来者竞相模仿。以此反观中国风歌曲的创作浪潮，周杰伦中国风歌曲的专辑一发行销量就在几百万，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此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因素制造了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另一方面标准化的产生又显然不利于流行音乐的市场发行。其实不然，因为在流行音乐中还存在着一个伪个性化的特征，而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在中国风流行歌曲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伪个性化特征。在对标准化的中国风的开掘中，各个音乐艺人都有独到之处。比如陶喆在《苏三说》中令人惊艳的京剧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准地找出京剧和RB的共通点，如《花田错》，还结合了昆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长处，如《在梅边》《竹林深处》等。而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更是将美声引入到中国风当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阿多诺看来，这些伪个性化包装的努力，同样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流行音乐的制作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即伪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同时存在。通过阿多诺流行音乐理论的分析，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总是处于躁动不安的创新之中，而又为什么总是那么速朽了。

中国风歌曲接受的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们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业时所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而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听众接受当中，阿多诺认为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即听众在接受流行音乐时多数是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了听众接受标准化音乐过程中的另一特征，听众感受音乐的能力将会越来越低，即听觉退化。

首先，中国风歌曲作为流行歌曲中的一种，听众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精神涣散便难以避免。态度决定行为，正是听众本身就只是抱着一种娱乐休闲的态度来听中国风歌曲，那就很难保证听众在欣赏时，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风歌曲在很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背景音乐，如在许多咖啡厅、餐厅、书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听到中国风歌曲。在这种环境下，听众的精神涣散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欣赏严肃音乐时要在相当安静的环境中，需要听众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国风歌曲在乐坛正处于上升趋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更热衷于这种风格的歌曲，长久地沉浸于中国风歌曲，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音乐的感受力，即导致听觉的退化。单以周杰伦为例，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后，人气急剧上升，无数歌迷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对之推崇备至。反思一下，中国风是否真能代表中国音乐？这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感受如果仅限于中国风流行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不同曲风音乐是极其不利的，听觉的退化不容忽视。

中国风歌曲中怀旧情结的存在社会粘合剂作用。流行音乐从生产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产品，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精神涣散与听觉退化，经过这样的层层铺垫之后，阿多诺就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即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认为通俗音乐它的安慰和净化作用能够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严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现实。

借此理论对中国风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进行深析，可以发现，其实中国风的劲吹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怀旧意识，怀旧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它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及其所传递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错》将京剧与九种乐器的精巧运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国争雄战场及枭雄曹操形象等等。

篇（9）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124-01

嵇康在他的《声无哀乐论》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嵇康认为声音属于外界客观事物，表现音乐的声音与人的内心主管感情，不是一回事。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律论思想，蔡仲德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试论嵇康及其“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提出：《声无哀乐论》是中国最有自律论色彩的音乐美学论著。在19世纪的欧洲乐坛德国的汉斯利克最早树起了“自律论”的美学旗帜，他的《论音乐的美》中说：“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他律论”是指对于音乐而言，音乐的原理和规则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就此意义而言音乐是自律的；“自律论”即认为音乐只能表现它自身的东西而不能表现任何它以外的因素，音乐不能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这种音乐美学也称“形式美学”。

在《声无哀乐论》中有着许多“自律论”的因素。“自律论”强调自身内部的协调，与外界没有联系，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音乐中，嵇康在其文章的首篇就提出了“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即表明音乐是客观存在的。嵇康在文章中指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好听不好听，没有伦理道德上的好与坏。嵇康又说：“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行貌……”，嵇康把“声音”与“情感”之间划分为两种不相联系的事物，那就强调了音乐只是源自自然界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存在的。《声无哀乐论》中说：“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这即是与“自律论”相联系的表现之一。

嵇康在其论述中强调了音乐客观性，同时也指出了音乐与人的情感之间的联系，并且通过“和”的精神来达到“发滞导情”、引起人的“躁静”情感体验。如《声无哀乐论》中说：“理弦高堂，而欢慼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等等。因此我们能看到，嵇康认为音乐与外界的联系是靠“和”来完成的。而“和”又体现了音乐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如《声无哀乐论》中说“心动于和声，情感于善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从这点上看，嵇康《声无哀乐论》注重音乐诸要素内部的协调是具有“自律论”特点的，这是其与自律论联系的表现之二。

在《声无哀乐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嵇康自相矛盾之处，也正是其自律论观点的不足之处。在第八次论辩中嵇康写道：“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故恺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此以往，则万国同风……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他认为有“和心”才有和乐，故曰“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又承认“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承认音乐可以影响人心，这就是与“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之说相矛盾；认为声由心生，乐由人作，又与“天地合德……发为五音”，音乐来自天地自然之说相矛盾。“声无哀乐”论想要否认音乐是人的精神产物，而这一点是否认不了的，这就是出现相互矛盾的原因，是其理论不严密的表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音乐的本质来说，嵇康强调的是自身内部的协调发展，是倾向于“自律学”，认为人的感情是外物影响的产物，而音乐本身则只有乐音的运动与和谐，不包含感情，音乐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论述音乐特殊性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作为一位音乐的实践者，当嵇康在接触实践而对某些音乐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他的理论往往发出特别的光彩。但《声无哀乐论》的立论有不科学的一面，它回避了音乐是人的精神创造这一事实，是其理论致命的弱点。在今天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嵇康时代，对于《声无哀乐论》的有些观点，我们首先要肯定其的进步意义，更要批判的学习，这才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篇（10）

本报讯(记者 刁艳)由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2008北京国际女音乐家大会”，将于4月18―22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幕。

大会期间将举办12场音乐会，演出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8部音乐作品，其中95%以上为女作曲家作品，包括管弦乐、弦乐、室内乐、民乐、声乐、电子音乐与世界民族音乐等多种体裁与形式。两场论文研讨会及音乐工场讲座，将邀请20多位各国音乐学家宣读音乐论文，进行学术交流。

国际女音乐家大会成立二十多年，平均每2―3年在不同国家召开一次国际女音乐家大会，目前已经成功举办12届大会。“2008北京国际女音乐家大会”是中国首次作为主办国，主办世界性的女作曲家盛会。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大会入选作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位女作曲家，作品基本代表了世界各地女作曲家的整体水平。入选女作曲家中，年龄最大者是已故奥地利女作曲家玛利亚・帕拉迪斯（1759-1824），年龄最小者为新西兰的萨丽娜・菲舍尔（13岁），其入选作品为一首钢琴曲。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主席安・基尔斯托夫、美国作曲家协会主席迪昂・普瑞斯、韩国女作曲家协会卸任主席李灿解、古巴黑人女作曲家达尼亚・利昂等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女作曲家都有作品入选，并将应邀亲莅大会。

作为主办国的代表，此次大会有海内外近40位华人女作曲家的作品入选，中国女作曲家群体（包括海内外）的整体亮相，将成为此次大会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中国内地老一辈女作曲家中，刚刚谢世的女作曲家瞿希贤（89岁）之前提交了歌曲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辛沪光、谷建芬、孙亦林、刘庄、张筠青、朱婕等各自提交了管弦乐、室内乐与声乐作品。张卓娅、雷蕾、李一丁等中年女作曲家及青年女作曲家谢文辉、刘青、张宁和陶钰等人的作品也入选大会。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女作曲家中，陈怡、王强、苏凡凌、林品晶、何冰颐、邓慧中、张佩珊等的作品亦将上演。此外，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及广东省歌舞剧院等单位都有女作曲家提交作品并入选，影响面极为广泛。秦咏诚、王西麟、金湘等男作曲家的热情加盟，也给大会注入了活力。

大会将邀请中国交响乐团为开幕式音乐会演奏，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为闭幕式音乐会演奏；邀请女指挥家许s心、吴灵芬、洪侠等担任音乐会指挥。意大利长笛与钢琴二重奏组合、美国普瑞斯母子二重奏组合（黑管与钢琴）、墨西哥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组合、以色列特拉维夫巴洛克二重奏以及美国小号独奏家等国外室内乐团已应邀参加大会演出。除此之外，中国音乐学院各系师生将担任大量的演奏和演唱任务。

篇（11）

提到杨荫浏先生，不得不说到音乐实践。先生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思想：要了解真正的音乐特点，就必须将音乐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真要吃透浩如烟海的中国本土音乐，又将之消化、发扬、创新是要花大量精力和时间的，泛泛浏览，浅尝辄止，只会捉襟见肘。他对音乐史学作过多年研究，早年浸泡在田野中，学习民族乐器，了解了风俗细节， 熟悉各种仪式和用乐规矩。先生在研究古代乐律以及民族乐器的改革问题时，打破以往律学研究限制，亲手制作几十根长短有序的律管从事管律实验、又学习器乐的制作方法，解决横笛制作的音准缺陷，总结出尺寸数据的计算法则。采风方面，从1922年起，先后前往无锡、南京、天津、西安、湖南等地实地考察；1937 年、1950 年、1962 年三次对苏南民间乐种“十番鼓”、“十番锣鼓”进行采录和收集整理；1950年，录下民间艺人华彦钧的演奏；1942年，赴四川青城山采录道教音乐；1953年，赴北京、西安采访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并亲自抄录；1956年，率艺术研究院部分成员与湖南音乐家一起对湖南省传统民间音乐作普察。智化寺与河北定县子位村笙管乐、西安鼓乐、江南丝竹、《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等等成果无一不饱含着先生的心血。

二、深厚的理论积累

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重要的基石便是深厚的理论根基。他思维开阔，在晚年总结一生成果时指出音乐史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专业，它包括考古学、历史学、乐律学、社会学、哲学在内的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所有的人文社科，几乎都与音乐紧密相连。他此前利用人文科学――文、史、哲与音乐的联系，通过系统的论证和分析，开创音乐语言学学科，在《谈谈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中提到吟诵诗词的声调、叫卖的声调以及方言的语调，认为“语调”应是民间音乐材料的组成因素，也是传统音乐理论学者需要关注并运用的研究方面。他的这些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极大的飞跃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民族音乐学者的难题；当然，先生著有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其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论是文献、史料， 还是田野调查、实践积累；不论是曲例分析、图例说明还是文字表述，都受到了公认的赞许和欣赏，因此也有了“20世纪以来的一部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这样的的高度评价，让后人望尘莫及。同时，先生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能清晰地运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具象，将音乐文化归为意识形态中，站在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意识的态度上考虑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