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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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就有自发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快，农业难以单独应付市场行情，于是相继组建了一批专业市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联合体、经营大户牵头联办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由企业或技术服务单位牵头的产供销服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涌现出专门从事农副产品营销专业户或经纪人，这些组织虽名称各异、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组织层次有高有低，但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缓解产销矛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

（二）主要形式

据调查，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生产协会（学会），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三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专业生产协会主要是挂靠科技、农业、林牧等部门，依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一般围绕某个集中产品，开展技术和经营，内部比较松散，一般不具实质性。如清苑县蔬菜协会，挂靠清苑县农业局；清苑县回鱼加工协会，挂靠在清苑县林牧渔业局，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集资、会员交一定的会费和从销售额提取费用等三个方面。

2、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服务，为农民自愿投资入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组织。一般实体性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多数具有产供销全过程服务的功能，是目前农业中介经济服务组织中层次最高的合作组织。

3、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虽不具备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含意，但要经营加工的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某项产品，因而发挥着集聚吸纳农产品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巨大效应。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预付订金或提供种申彩虹刘巧茹汤红娜子，交货时实行货款两清。

二、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一个好的协会往往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协会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等不确定性，领导历来重视协会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清苑县2005年实施了强龙行动计划，该计划中重点培植了一批农业经济合作协会和龙头企业，例如以合利的丰裕糖业公司为龙头的粮食协会，以宁富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协会和以海马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业协会等。

2、部门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的好的协会一般都有县级部门的挂靠，比如清苑县农业资源开发局扶持的清苑县加工蔬菜协会，已经突显其协会作用，会员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在县级部门中，农业局、林牧渔业局、农工办等单位都帮扶了不少协会。

（二）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结果看，各类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组织程度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各项制度不健全，服务领域不广，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经济运作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力差；内部管理松散，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会的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更新太慢，很多农业合作组织都是近年来才成立的，一般规模不大，很难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协会，主要是因为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导致效益上不去，难以吸引新的会员。

2、内部管理不严。外部环境不好有些农业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章程不明确，规模较小，组织松散。主要表现在不照章程办事，理事会、监事会活动不正常，组织经济实力不强，只收取一定的会员费，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吸引力不大。

社员的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市场行情好，不管合作组织订合同与否都往外销，市场行情不好，就找经济合作组织，致使运行困难。加之外部环境不宽松，主要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协调，事情就很难办到，这也制约了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

3、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中介经济合作组织，一但遇到经济纠纷时，不善于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等方面，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具体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台法律法规，农村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也未明确注册登记的部门，法人主体不明确，这不利于有序竞争和发展。超级秘书网

三、对发展中介组织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积极的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用地优惠政策，项目优先政策。同时，每年要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中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补贴及必要的仪器、办公设备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资力度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苑县的农业产业基础非常好，同时有了协会的指导，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清苑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在省内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协会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

1、建立规范的组织章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篇（2）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村经济组织（如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以及乡镇企业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与之相对的农村金融供给却呈现出弱化趋势，使得农村资金需求者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符。

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我国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贫困农户作为贷款主体会大幅度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只能通过特殊的方式，如民间小额贷款、政策性金融等方式来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维持型农户的资金需求通过以自有资金为主，小额贷款为辅，另有少量商业贷款的方式来满足；市场型农户的资金实力相对较强，因此通过自有资金再加上商业性贷款即可满足需求。

农村中小型企业以及发展初期的龙头企业主要立足于当地资源并由乡村投资发展起来，其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和商业贷款方式满足，但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较大，因此面临风险较大；成熟的龙头企业有了较为完善的经营机制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其资金和信用都较好，因此通过商业性信贷就能满足其需求。

但是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很难与农村信贷层次密切结合起来，难以满足各层次的贷款需求。农村金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原因除了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其在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同时农户或农村经济组织对自身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信心不大。

二、银保合作是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途径之一

篇（3）

FTA的最初表现和基础模式是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时，FTA和RTA也表示基于相应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世界RTAs和FTAs的基本目的都是推动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众所周知，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关税税率降减，WTO促使关税税率降减的方式表现有二：

一是在某一历史时刻，WTO既定成员间形成新协议。协议会要求所有成员的某些具体贸易品关税税率一同变小或者趋向于零。在实际操作上，税率降减的幅度、时间、产品类别等要求只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表现出某些程度不大的差别。

二是接纳某一关税主体成为WTO的新成员。此前，这位关税主体要与原WTO成员之间就加入条件，主要是关税税率削减的步骤和程度进行协商。如果最后由WTO老成员投票决定同意加入，则经过这一过程，这一关税主体与原有老关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税税率会得到降低，最终也是趋向于零。

就以上第一个谈判过程而言，现在的WTO已有147个成员，要让这147个谈判主体达成一致或准一致的协议交易成本比较高(根据WTO章程，关税削减协议要求全体一致；其他协议有的只可最低降至2／3同意)。WTO多边框架在协议形成上面临“人多嘴杂”的麻烦。1999年西雅图回合谈判没有达成共同协议，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谈判的失败都是这种困难的表现。就第二个谈判过程而言，目前大约还有26个关税主体在申请加入WTO。WTO接纳新成员的历史表明，特别是当一个关税主体经济地位重要并且还与某些重要老成员之间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瓜葛时，入世谈判会显得旷日持久，比如我国入世进程就显得相对较长。

既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同时也是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逐渐从实践中探索出了FTAs。FTA是由若干个关税主体相互结合，在世界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贸易的商品，规划和实施关税削减以及贸易便利化。由于谈判成员数比WTO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进入更加自愿，因此谈判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RTAs和FTAs的数目不断攀升。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应该说是FTAs)数目不过27项，但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这三个时期，全世界进入实施的RTAs数目分别为29、60和30个。截至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RTAs在GATT／WTO登记备案，其中有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

就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说，FTAs与WTO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相互“竞争”和替代的关系。WTO成员达成协议的困难促使人们更积极地从事FTAs的工作；而一旦FTAs的形成使相关成员的贸易促进目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利用WTO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强度和精力投入都会受到削弱。反之，人们也不会立意通过FTA来解决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FTAs兴起会促使与WTO相关的各方行为主体更加积极地利用WTO解决FTAs解决不了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非关税贸易壁垒等问题。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贸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为WTO工作的开展提供新起点。这样，FTAs与WTO之间最终会形成共存、共促关系。

二、FTAs及相关经济工作兴起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FTAs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推动新FTAs产生，最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是国际贸易进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交易成本。RTAs和FTAs会使这种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趋向于零。RTAs和FTAs还使贸易者与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物理距离拉近，由此节约了运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FTAs能够大幅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这种促进作用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上都得到了体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1968年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一直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六国。1959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实现降低内部关税。1968年7月，共同体内部关税完全取消。在1958—1968年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间的内部贸易额增至原来的四倍，年均增长17%，大大高于当时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率。以法国为例，这一时期全部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全部资本主义体系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大致也处于这一水平。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形成历时较短。NAFTA于1994年初启动第一轮关税削减。有关研究表明，1994年前9个月与1993年同期相比，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长率大约是与非NAFTA国际贸易增长率的2倍。1980年，北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区域内部出口占34%，1996和2002年分别上升至49%和56%。

当然，成员间贸易可能会对成员与非成员间贸易发生替代效应并在短期内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减少的倾向，人们一般称这种影响为贸易转移或贸易替代。然而，全球贸易总成本毕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贸易量整体上有望增加。不仅如此，这种贸易替代效应会促使贸易受替代关税主体也积极地与贸易伙伴尽快达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贸易总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应对积极，替代效应影响并不大。有关人士曾经针对NAFTA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EU对美国的出口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影响很小，受到较大影响的产品种类非常少。

其次，FTAs促进了国际投资，并且起到了优化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

RTAs和FTAs对国际投资的促进和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也是明显的：(1)影响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关税市场规模的大小。与无FTA时由多个关税区组成的市场格局相对比，FTA会使自由市场规模大为扩充，这无疑会促进某一FTA非成员国跨国公司对FTA成员的投资。(2)FTA使得区域内企业在区域内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投向的地理选择决策再也不会受关税因素拖累。FTA实施时，区域内企业会重新从成本最低化的目标出发，考虑通过再投资对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再选择。由此，FTA实施会促使区域内FDI有所增长。(3)FTA形成后，取消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产品市场、要素资源方面重新布局，提升了企业素质，改善了产业组织形态。

以上促进作用在EU和NAFTA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欧共体(EC，EU前身)。1981—1987年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稳定在28%左右，但在1993年初形成统一市场的预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总流入量的比率分别为28%、36%、41%、49%和50%，呈持续、大幅增长态势。1993年及以后，欧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年后维持在27%左右。1987-1991年间，欧共体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内部的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新的大市场预期，它们要按照大市场要求进行产业组织优化，FDI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并购，而欧共体FDI的流入量主要来源于欧共体内部。

当然，由于欧共体原有成员国(1986年前欧共体有10个成员国)之间很早就实现了零关税贸易，1993年初，欧共体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场建设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年间，外部对欧共体和欧共体内部的FDI加速上升相当程度也是因为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FTA影响。但是，FTA作用不可忽视：(1)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1986年新近加入EC并逐步与EC原成员国实施FTA的。(2)1990年两德统一也扩充了欧共体FTA的范围。(3)当时欧洲各国都知道，欧共体还会逐渐吸纳原来EFTA的成员加入，事实上原EFTA成员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后来也确实于1996年加入了EU，在当时，这至少意味着EC的FTA成员规模将会得到扩充，这种预期还特别导致瑞典等原EFTA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在1985-1991年问在EC各国掀起并购，其目的是要趁早在EC大市场内部建立企业发展基地。同时，EU各国也在积极开展对原EFTA各国的投资。在1985—1989年间，当时进出EFTA各国的FDI总流进／出量中有51%是来自／去往EU各国。(4)在1993年以前，EC就已经在和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展接纳谈判，由此，国际社会当时出现了一种对欧洲经济区(EEA)的预期，而欧洲经济区首先是一种比EC范围更大的FTA区域。

北关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NAFTA对其FDI流入量的影响难以分离和辨识；我们可从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数量变化上一窥端隅。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经济体系相比，墨西哥人均FDI流入、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国作为FDI来源地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来自NAFTA以外经济体系的FDI增长程度也非常可观。从NAFTA形成后对区域内FDI流向和数量的影响上看，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棉纺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再度得以深化这两个方面。

第三，FTAs是实现全世界产品贸易自由化、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尽管FTAs推动世界产品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径形态难以精确预料，但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致的过程。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经初步确立，即EU(欧洲圈)、ASEAN+3(亚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构，而这三个顶点之间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联络机制或合作设想。

——就亚洲圈与欧洲圈的联系而言，目前ASEAN与EU已经提议谈判建立自贸协议。

——就亚洲圈与美洲圈而言，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推动亚美自贸区的良好架构机制。

——至于欧洲圈与美洲圈的联系，早在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就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该计划提出最终形成囊括欧美两洲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可以预见，世界几大自由贸易“山头”也被自由贸易“桥梁”连通起来后，世界自由贸易的最终实现也就为时不远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全球产品市场完全一体化。正如EU、NAFTA的经历所表明的，产品市场一体化还会促进跨国公司按照新市场格局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区域生产过程一体化。

第四，FTAs能够推动成员间经济合作关系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深化，由此可能对区域共同货币、世界共同货币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共同性的强化，乃至对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实现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从EU发展进程中看到这样一种过程路径：部分产品贸易自由化一全部产品贸易自由化与共同产品市场一关税同盟一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场一共同货币一对成员国外交政策进行必要协调。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际社会还是普遍认为欧盟最终会向政治深入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从主体意愿上看，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反映出欧洲各国，其中主要是德法两大国对战争和敌对所带来的痛苦的反省。反过来看，一旦行为主体基于这种反省态度转而产生通过新合作框架开展互利互惠活动的动机，他们一步步进入如上合作步骤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有未来利益作为动机基础。对所有成员而言，这既是一个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个帕累托改善实现的过程。

如上所述，当今世界的FTAs方兴未艾；对照欧盟发展历程，如此众多的FTAs也有将世界各大区域引向更深入经济合作关系的趋势。如果当今国际社会也普遍具有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过程来谋取利益的共识，那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FTAs以及以FTA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呢?反思这两年FTAs在全球兴起，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正开始“启动”这种共识。

目前，全球各RTAs和FTAs的短期目标还是在世界局部推动形成共同产品市场，这是世界近200个关税主体之间在产品交易上的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和表达。综上分析，在这种多局部“产品市场单圈”格局的基础上，正启动发生着以下3种运动进程：

第一种，局部“产品市场单圈”之间的边界在消解和扩张。

第二种，在这些局部“产品市场单圈”基础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

第三种，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之间的边界消解和扩张。

其中，第三种进程只是“态势微露”，因为我们除了看到EU货币联盟通过吸纳新成员扩张外，还没有看到两个货币联盟合并的提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当前格局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融汇形成一圈产品市场、一圈要素市场、一圈共同货币、一圈政治架构，这一过程会花费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全球所有关税主体之间在所有产品交易、要素交换、货币选择、政治互动等过程上面种类更多、联系更复杂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关联，取决于各种当事主体对这种消长和关联的感受和反应。

因此，我们既从FTAs兴起中看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艰难，并体会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和难以预见性。

三、中国应对FTAs兴起的战略与对策

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启动RTAs和FTAs的动作相对较迟。在对FTAs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重视FTAs的有关工作。应该将FTAs当作一项新的外经战略来规划、开展和实施。

首先，积极通过有关合作架构，与周边国家缔结RTAs。从我国利益出发，促进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通过与其他FTAs合并或通过增加成员而得到扩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开展的工作包括：(1)促进ASEAN+3尽快达成协议。(2)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协议。(3)在适当时机，推动ASEAN+3、中亚自由贸易区、南亚自由贸易区合并谈判，或通过其他途径，促使“亚洲自由贸易区”早日成形，注意在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我国应有的影响力。(4)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FTAs协议动态，发挥我国影响力。按照对我国有利、时机恰当的原则，积极促成“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的形成。(5)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由贸易协议尚未形成之前，积极促成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之间的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进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其次，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相结合，积极开展与有关FTAs和关税主体缔结“单对多”、“单对单”的FTAs。

就与其他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结合而言，我国应注意的事项包括：(1)与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相结合。我国目前还未和任何中东、非洲等关税主体缔结FTA，若世界FTAs继续蓬勃发展，我国和这些区域的外贸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这些地区中挑选某些对我国外贸地位重要或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关税主体，如中东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进行FTAs提议和商谈。(2)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相结合。我国有必要选择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自由化谈判。(3)与引进来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我国要置身于更大规模的无关税市场，以提升引资区位优势。我国产业有必要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无边界”市场，以实现素质提升和组织优势。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选择恰当时机，尽早与EU、NAF-TA或美洲自贸区等大型RTAs以单对多的方式缔结FTAs。实际上，这多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事前规划、具体操作和我国加入WTO不无类似之处。

第三，从我国利益出发，基于我国经济实力，积极引导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的合作方式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转变。

欧元的诞生便利了欧盟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要素流动，同时也开始显现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趋势。亚洲各国如果不以FTAs为起点逐渐在共同货币这一点上组成同盟，它们将面临诸多挑战，如相互之间产品与要素交易成本高昂；继续使用美元或欧元作为相互交易的国际货币，也就意味着还要向美国、欧洲“缴纳”铸币税；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势必还会经常面临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因此，在亚洲地区实现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应成为我们的工作目标。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亚洲各关税主体的政治分歧、情况差异、独立意识、领土矛盾比欧洲各国大得多，将FTAs向货币同盟推进面临的阻力也更大，要解决的问题更棘手。

篇（4）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篇（5）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篇（6）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当属种植和产后加工合作社，此中模式在山东省寿光市最为典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截止2013年山东寿光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885家，合作社的范围主要包括有机蔬菜种植与加工销售、花卉种植与销售、育种专业生产、畜牧养殖专业生产等，寿光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围绕蔬菜大棚做文章，通过有机蔬菜打造高端产品，通过合作社聚集资金、扩大规模。目前寿光市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从合作种植、合作生产向合作销售、合作贸易过度，并注册了各类商标，进一步增强了寿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规范性。种植合作社能够将小块土地进行集中，合作社的农户按照相同的种植农艺、相同的管理模式、相同的品种和质量管理进行种植，从而保证了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则改变了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农业盲目产业化的错误观点，而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市场供需关系明确后，按照市场需求和订单数量进行有计划性的生产。

（二）农业机械化合作社

农业机械化合作社通过成员集资的方式，购买各种专业化的农机具，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耕作机械等，以专业农机服务的模式向各类农户进行有偿生产服务，尽管农户需要承担部分服务费用，但是专业化农机作业可以减少劳动力，因此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取得了良好的效益。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在东北地区发展迅速，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主要种植区域，并且受制于冬季气候问题，土地种植时间少，但是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加之东北地区家庭耕地面积大，在种植生产合作社引导下，出现了更多的种植大户。农业机械化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有力保障，专业化的农机服务团体可以充分利用设备全、设备工作效率高、专业农机手水平高等优点，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大面积农田的种植和收获。农业机械化合作社更加合理的优化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解放初了大批劳动力，间接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三）信息与技术专业合作社

农业信息专业合作社主要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气候信息、种植信息等，目前的信息类合作社以市场信息为主，而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毕业返乡大学生和农村青年劳动力，这些人员思想相对先进，并对计算机和互联网比较熟悉，他们将各地的农产品信息进行集中，同时联系各类农产品买家，从而在市场和农户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市场信息桥梁。农业信息合作社相比其他合作社而言，所需资金少、人员少，并且市场竞争小，所以农业信息合作社发展迅速，并且规模逐渐扩大。农业技术合作社则是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和种植培训的合作组织，这也是通过市场行为促进农村科技推广的有效方式，使原来的政府强制培训转变成了现在的农民主动学习，农业技术合作社模式下技术培训更有针对性，并且解决的问题更加直接，农民种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解决，提高了农业经济的灵活性。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业经济转型的影响

（一）农民由劳动力向经营者转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农业劳动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农民由劳动力向经营者转变。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各参与主体都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并且都必须包含决策过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的行为都执行着传统经验，并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而是以当地的农业特点和农业经验为出发点，从而使农业严重缺乏市场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创造了参与市场行为的机会，农民以共同价值趋向为合作基础，并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决策的方式，共同提高农业综合质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下，农民的主要精力不是靠体力种地，而是靠思想和信息去销售农业，因此，在合作社模式下，农民对技术、信息、市场等的需求更强烈。农民在农业中地位的转变，使农业经济由被动转型向主动转型发展，符合政治经济学中市场主动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在农民主动经营农业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市场属性更完善，农业经济的发展动力更足。

（二）农村资本向农业金融转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农业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农农村资本向农业金融转变。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三农建设以来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为农业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经济中形成了经济实体，经济实体的出现使农业经济产生了投资和融资需求，进而使农村资本市场产生了活跃的动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我国农村金融资本市场逐渐形成，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原始资本，原始资本通常通过银行借贷、民间借贷方式实现，同时，对于不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而言，也希望通过稳妥的方式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农民专业合作社恰恰具备这种资本活跃能力，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已经推动了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使农村闲置资金合理的进行配置，有效的缓解了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困难，使农业经济初步具备了造血功能。农户闲置资金进入农民合作社进行流通，使农业经济的运行了具备了资金流，农业资金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扩大规模，提高了农业经济的盈利水平。

（三）农户向独立法人转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农业劳动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农户向独立法人转变。在专业合作社模式下，通过多户联合的方式增强了合作社的稳定性，并具有了独立法人地位，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被市场接受。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使农户向独立法人转变，使市场有了明确的约束对象，从而使农业经济市场秩序得到有效保障。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农民有了充分的经营自，按照入股比例进行对等的责任和权力分担，在责任和权力明确前提下，农业经济不仅能够自我发展，还能够按照市场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因此，独立法人地位是促进农业经济由单打独斗向企业化治理结构过度的有效方式，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发展，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将更加专业化。（四）家庭种植向产业化转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家庭种植向产业化转变。农业生产模式是决定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但是随着当前农业种植利润的降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稳定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有效缓解了这种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在合作社模式下，出现了大批种植大户，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国家种植补贴越多；同时种植收获越大，机械化作业水平越高，亩产成本就会相对降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种地端解决了劳动力不足问题，在市场端则开拓了农产品产业化路径，合作社种植模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种植内容，并对农产品深加工，并且可以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进行独立的市场推广销售，真正实现了农业经济产业化的独立自主。家庭种植向产业化的转变，是农业经济发展有了初步的市场规模，增强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篇（7）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粤港之间以人缘地缘关系为背景，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投资贸易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合作不仅大大加速了广东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有力地支持了香港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但近年来粤港两地在推动各自经济转型过程中和在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之处，给两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CEPA全面实施的宏观背景下，粤港经济合作关系面临着深度经济融合和高度经贸合作层次的历史性转折。在粤港经济繁荣发展和面临挑战的环境下，我国进入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期。“十一五”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黄金发展期”，粤港经济合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应新的形势和环境，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理出新的思路，寻求新的突破，进入新一轮经济合作。

一、“十一五”期间粤港经济合作面临机遇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粤港经济合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各种形式的国际区域合作将继续发展。亚洲包括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经济合作将继续深化，这对粤港合作与发展将继续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人世”承诺将基本兑现。履行“人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这为粤港全面参与国际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粤港可以更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循环，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得以全方位优化，比较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加速崛起，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发展格局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使粤港面临着以合作促发展和市场回旋空间扩大的有利条件。

从自身条件看，粤港经过20多年来的合作发展，使广东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香港也更加繁荣稳定。现在，作为“前店”的香港发展空间比过去扩大了，在资讯、物流、金融、商贸等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而作为“后厂”的广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产业档次比过去有明显进步。同时两地经济合作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和成功经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面对如此大好的机遇，“十一五”必将是粤港两地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能否在“十一五”期间内取得突破，其中一个关键是两地经济合作创新。现有的“前店后厂”式粤港合作模式尽管对香港或广东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此种合作模式今天似乎已经难以维系。与传统的合作模式相比，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粤港合作呈现了新特点。首先，从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工型合作转型为多元化经济水平分工型互补合作；其次，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合作升级为高科技及现代服务业合作；再次，从自发的以贸易和实业投资为主的民间合作上升为政府协调指导下的全方位合作。粤港经济合作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和粤港经济合作新特点的出现时，必须突破传统合作模式，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即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合作，进一步拓展和创新粤港新一轮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路。

二、广东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间，香港约千亿美元的投资和数万家厂商转移到广东，使广东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重要出口加工业基地，GDP以13％以上的速度持续高增长，目前，广东的GDP总量已经超过香港，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更是在香港之上。从总体上看，广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并进入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广东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凭借香港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突破性发展。

“十一五”期间，随着国际经济因素的变化及两地经济的发展，粤港经济合作难免会出现新的变化，但两地经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趋势不可改变，所要探讨的是如何赋予粤港经济合作新的形式与内容。对于广东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广东在粤港合作中的定位和方式也应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广东应该加强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创新。

(一)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工业合作是过去20多年粤港合作的核心内容。香港制造业大量向广东转移的结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模式及优势互补的合理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合作，仍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共同提高传统优势产业，逐步形成粤港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工业新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迈向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标志，将成为两地经济合作的推动力和增长点。粤港合作的基点在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及制药技术、环境保护工程等方面重点突破。广东则着重在信息工程、微电子工程、生物工程上下功夫。为使工业合作提升层次，广东要在深、珠、穗或珠三角其他地区，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点或依托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两地共同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粤港高新科技工业园区，以其完善的设施、良好的环境、健全的法规、明确的政策，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高级科技人才，进行科研、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活动。

粤港经济合作一方面要创建新的高新产业，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去渗透传统工业和改造现有企业，推进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质量、档次和企业的规模、水平。因此，要大力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工业的技术层次，深化“前店后厂”合作，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采取引进先进设备、技术专利、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改造传统优势工业。广东要在与香港的共同努力下，使传统优势工业产品的大多数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知名企业为载体，共同扶持和培植一批跨国集团企业，进行地区跨国发展。

(二)加强贸易合作创新，联合开拓国内国外市场贸易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也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目前两地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贸易出口体系，推进粤港高层次贸易合作，这是“十一五”时期两地经济合作的重点之一。

1．广东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行业商会的合作，以大型企业为基础，以外贸公司为纽带，与香港集团企业联合起来，建立能与国际同行业进行竞争的跨国公司，共同组织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

2．广东应扩大和香港出口贸易与无形贸易的合作范围。充分利用香港拥有出口配额的优势，选择广东一些名牌产品，在香港开展后工序加工业务，取得产地证后扩大出口；允许港商在粤试办独资外贸出口企业。致力发展技术出口、劳务输出、保险、旅游等无形贸易。进一步鼓励香港的会计、律师、信息咨询等行业进入广东，建立大型的国际展览中心和商业信息中心。

3．广东要继续发挥加工贸易的积极作用，利用设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的有利条件，通过香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利用珠三角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三)增强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广东省委“十一五”规划指出，要“走开放型自主创新之路，强化区域与国际合作，注重消化吸收，鼓励开展合作创新”。自主创新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原来“前店后厂”基础上通过共同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最终建立新型粤港关系，对于两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提升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全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核心，也是粤港经济合作创新的迫切需要。

当前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科技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教育和人才基础脆弱：科技教育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还存在不少缺欠等。要增强广东的创新能力，一是在一批关键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集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解决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二是基本建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三是造就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四是改善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建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科技条件平台。

在自主创新主题下的粤港合作，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双方的不足，最终实现合作创新上的双赢。

三、香港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应变

(一)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有着良好的法制、自由的资信流通、公平的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低而简单的税制等固有的优势所营造的良好商业环境，而且香港企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都是经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条件。回顾香港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下，香港的各行业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转口内地商品为主的港口(除贸易、航运及一般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发展都十分有限)到发展成为远东轻工业的制造中心，再到逐步发展成为今天亚太地区公认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这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应变能力，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

(二)香港经济面临的压力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少考验，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和挑战：国际经济环境的多变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作为自由港，香港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中国内地全面开放和发展带来的压力：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仅香港的中介地位不断弱化，而且香港受到沿海大城市竞争的强大冲击；香港经济内部的问题：“产业空心化”削弱了香港经济稳定的基础，降低了香港的市场竞争力等问题。

最近。又有了香港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的说法，首先由香港特区的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提出，并把原因归纳为：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小城镇发展，这些香港曾经的“穷邻居”逐渐富起来了，特别是在物流以及贸易方面进展迅速，香港已经不是珠三角的核心了。本文认为“边缘化”的说法可以看成是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从香港发展的势态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领中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的规划来看，香港不会被边缘化；况且，内地经济转变有一个过程，香港有很长的时间来应对。

把香港列入“十一五”规划，表明国家对香港的殷切的期望和对香港主要产业发展的支持，这为香港继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所以香港要抓住“十一五”这个重要战略发展期。利用机遇，强化自身的强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向高增值服务新经济的转变。

(三)加强应变型合作“十一五”时期，香港在粤港经济合作中应加强应变型合作。

1．金融。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发展成熟的金融中心，拥有庞大的资本市场，资金流动性大，先进的金融产品、法规和资讯，大量金融人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等优越条件，将是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中资企业上市集资和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且CEPA的实施已经大大降低了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允许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在内地设立合资机构，提高香港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的比例。因此香港金融机构应加快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特别是要首先在广东与内地建立合资金融机构，推进合作。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地金融机构的整合与合作的步伐还相对缓慢。

“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处在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广东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规模扩大和研发创新资金都显得力度不足，这正是香港发挥金融业优势的大好时机。香港应利用融通资金的优势，在贸易融资、银团贷款、风险融资、创业基金、财富管理、保险、证券等方面积极开拓广东市场。实现粤港之间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共担风险，进而推动两地合作的高层次发展。

香港虽然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它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技术装配却不如伦敦和纽约，因此，为了保持香港在国内外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势，必须完善和提高金融设施的科技水平。不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2．商贸。香港应充分利用CEPA实施中允许部分货物贸易以零关税进人内地市场的条件，扩大香港传统产品对内地出口。在此基础上香港中小企业要超越“模仿”和“改造”型的产品设计，注重开发自己的新产品，打造自己产品的品牌，发展中高档产品对内地的出口并构筑产品的消费群。

在粤港商贸合作中，香港要促进资金、信息、商业创意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人才优势的结合，发展新兴和高增值产品，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作为商品平台的优势。目前，粤港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中，广东由于受引进资金的限制，不少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未能引进产品开发技术，因而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差，影响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虽然近年来，广东省内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已有一定发展，但需要香港的进一步支持与合作。香港可以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基础，利用其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人才及研发优势，吸引内地人才，在香港或珠江三角州地区共同建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也可以吸引外资到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为发展高增值产业创造有利的条件，以推动两地高增值产业的发展和粤港商贸合作的升级。

另外，香港在促进粤港商贸进一步发展时，必须加强市场调查研究，建立和完善商业贸易信息网络。建立区域信息处理中心，构筑区域信息网络平台，把信息作为一个产业来抓，发挥区域内市场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指导商贸企业开拓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营销水平和经济效益。

3．物流、航运。香港作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运输及物流枢纽，拥有一些硬件以及软件的优势，如完善的国际经贸网络、优越的物流基建配套、良好的物流营商环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先进的资讯科技等。然而，香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也面对极大竞争与挑战：珠三角地区海运和空运港口密集，物流服务区域重迭，因此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在物流业发展和物流中心形成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在海运方面，主要体现为香港和深圳盐田及广州南沙港的竞争；在空运方面，体现为香港和深圳、广州、珠海以及澳门机场的竞争。同时，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将实施多项大型基建计划，包括在各省区发展公路铁路网络：在广东省内，广州将会发展成为地区枢纽；在港口方面，珠三角不少城市将会积极发展港口设施；广州和深圳机场亦会不断扩展其规模及服务网络等。面对这些竞争与挑战。香港需要有整套规划去配合，这需要香港和内地的规划接轨。

“十一五”期间，香港应继续发挥物流业的优势，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和协调，拓展物流腹地。通过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在基建规划上的配合和协调，及早制订相应的策略及规划，以便香港可以更好地与区内公路和铁路网络衔接，使物流更通畅。对于香港及珠三角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现竞争的趋势，要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自然为分工的思想，减少行政干预，消除影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合理配置资源，以凸现香港与珠三角其它城市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的经济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格局，以提升香港物流业的竞争力，保持其物流中心的地位。

4．旅游业。香港旅游业有40多年的发展史，主要得益于政府各部门、旅游协会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参与，还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方便的交通，简捷的出入境手续，一流的服务，称心如意和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等。在“十一五”期间，香港应抓住CEPA对香港旅游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的机遇，促进粤港旅游业的进一步融合。如：和广东联合打造粤港旅游业国际品牌，加强对粤港旅游统一品牌的联合推广和促销，拓展客源市场；实施旅游产品特色化、精品化战略，整合已有的旅游产品，结合特色旅游进行有针对性的新的旅游产品开发，不断提高两地旅游业的经济效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旅游精品，形成其他地区的不可替代性；加强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水平，制定行业建设标准，加强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质量管理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篇（8）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动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对策

我国现在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改变了我国经济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断推进其稳步状态下的优化升级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样的视域下，要进一步推动农村合作社的发展，须得从理论建设、制度制定、组织管理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不断完善相关理论的建设，是提高农村合作社发展水平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国情又将该理论用于经济建设中，这是我党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方式，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也不例外。坚持将理论作为彰显农村合作社实现现代化完善的基础，结合各个区域的实际问题，对这一形式进行彻底改造，让农村合作社从较为封闭、狭小的天地里走出来，逐渐向着社会化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前进。因此要在农业生产上深化改革，采取联合劳动方式，实现合作社之间的互利共赢。确立农民主人翁的地位是坚持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而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实现按劳分配，劳动者可以对其经营的领域实行自主管理，并按照其实际要求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行必要的投入。当然在理论建设中，还要突破关于国有土地利用的理论，必须和我国的农业实际相结合，将落后的农业散户生产方式改造为小规模联合经营形式，进行农民股份制分成也符合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这样还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其次，制度创新是农村合作社在市场经济视域下发展的外在保障。理论创新一定要体现到具体制度上，具体执行起来才有章可循。实现制度创新首先就要变革农地产权制度，将剩余的土地资源和闲置的耕地充分利用起来。例如将农村土地股份化，形成集体产权制度。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大面积耕地被闲置，土地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土地恰恰能成为扩展农村合作社的基础性资源，而资源也只有在流动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一方面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推动农村合作社建设的必要途径。自然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表明自然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农村合作社就能更加充分地保护农民的切实利益。同时，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等于将土地资源按照人均分配，量化到了每位村民那里，这时土地虽是集体所有，但农民具有承包经营权，当合作社采用盈利方式使用土地时，就要与入股的农民一起分红。农村合作社实行股份制也是对其进行科学、高效管理的方式。采用股东大会形式来实现民主合作原则，归属明确清晰、权责落实到位的现代产权管理制度更有助于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此外，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也是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为村民供给生产或生活产品，和村民委员会之间也有交集，但是职能未经统一明确划分，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故要重新明确农村行政机构的具体职能，突出其社会管理职责，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管理力度，而将发展经济的重任向农村合作社倾斜，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指导，实现政经分离管理。同时也要明确划分财务管理与决策程序执行的界限，提倡农民自主经营和资本所有相一致，在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为基础之上，突出农村合作社经济职能。综合以上管理方式，在分配方式上就要切实贯彻以按劳分配方式为主、联合按股分配的形式。除去投入生产、组织管理、缴税和公积金以后，农村合作社的收入要在入社全员之间进行分配，不仅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同时也兼顾资产、管理、技术等要素，是对以往农村经济分配方式的突破和创新。最后，实现农村合作社的组织创新是确保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势下，合作社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外在制度的建设和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关键是要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组织本身的建设能力，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要求。针对内部结构的科学管理，首要任务是保证入社农民成员的主置不动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明确指出，入社成员中农民社员要占到80%，少于80%的农村合作社不具有登记资格。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同时明确相应的责任和权利。对于农村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结构也要不断地升级优化，在《农民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了基本的组织形式，包括社员大会、理事会、监理会，实行内在监管机制，与农民社员之间利益直接相关问题要通过社员大会方可定夺。降低政府对农村合作社内部事宜的干涉，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确保农民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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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正处于信息化时代，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受信息化技术的影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人才需求也随着行业的发展而变化。而大多数高职院校在行业发展信息的获取方面往往滞后，通过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高校可以获取信息并及时调整专业发展方向和专业核心课程，让学生获得有用的、行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例如在与常州大地装潢合作的大地订单班中，通过合作企业及时了解企业最新研发的室内设计新技术，根据新技术和企业需求设置专业核心课程，充实核心课程的内涵，让专业核心课程始终满足于市场的需求，让企业参与到专业核心课程的改革和专业内涵建设中去。

（三）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技能

高职教学的课程内容和设施相对陈旧、滞后，教学内容也往往停留在验证性的层面，因此，与企业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合作是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最常用的模式。让企业参与该课程的教学计划制订与教学管理，让企业全方位融入学校、融入专业，通过企业的带动来促进专业发展和专业建设。校方积极配合调整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更加实用化。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下，设计企业可以根据其在社会一线的成功实践经验和对市场动态的把握，向校方提出当今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社会所需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要求、岗位能力要求、职业素质要求等。我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与上海水晶石公司通过在重点核心课程领域的合作，探索环境艺术专业校企合作如何深入、紧密的问题。我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通过课程置换，以建筑可视化的课程置换的教学改革为试点探索在教学领域的校企合作模式。课程建设由上海水晶石和学校共同开发，校企共同研究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标准，课程教学中全程引入“企业技术培训”和“企业化工作模式”，按公司的工作流程制订项目展开与实施计划，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实现多任务、多技能的综合训练与职业体验。

（三）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师资建设，培养“专兼结合”教师队伍

通过与龙头企业的校企合作，由企业安排经验丰富的技师进入课堂，可以解决专业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难题，完善师资队伍结构。同时，专业教师通过在教学与技术合作中，也可以提高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专业教学水平。在我院与上海水晶石的合作过程中，学校安排一名专业教师全程负责教学安排，同时负责辅导学生和与企业技师沟通，并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由企业技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培养学生。企业分阶段选派不同的技师进课堂授课，由企业技师将多年积累的专业技能带入课堂。期间，企业项目负责人定期来校参与辅导并讲评，课程采取学院教师和企业技师共同考核。在我院与常州大地装潢的订单班的实践环节中，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学院派一名专任教师深入企业负责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管理，又与企业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企业的实践项目，教师既可在实际项目中得到专业能力的实践根据在企业项目的贡献得到企业一定的经济回报，在合作中提高了专任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为学校的师资力量培养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四）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提高就业竞争力

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任务通常具有项目周期短、工作任务强度的特点，不光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职业技能更需要具有吃苦耐劳的意志和高效的管理能力。因此，设计公司对于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具有很高的要求。我院与常州本土的龙头企业霍克展示合作开办了“霍克订单班”，在共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合作中，学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方案中融入企业的员工手册。企业为学生提供效率手册，负责定期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校企双方的合作重点在学生的职业素质与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毕业生经考核达到企业人才录用标准，由合作企业优先录用。

篇（10）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

篇（11）

（二）为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提供有利的条件在经济管理专业教学中运用校企合作模式能够让高校了解到企业需要的人才类型，进而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将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对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进行改革，改变高校经济管理专业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通过对企业运营的分析，将与企业有关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审计、企业战略管理等相关的知识和实践加入到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基于企业需求角度创新高校经济管理专业教学，培养具有综合性能力素质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

二、校企合作模式在经济管理教学中的路径选择分析

（一）建立企业和高校合作交流的平台校企合作需要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主体共同参与，因此要在企业和高校之间建立一个平等、便利的信息交流沟通平台，为相关合作工作的开展和细节的商定提供支持。一般情况下，校企合作委员会是最常见的平台，通过这个委员会将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桥梁。学校开业通过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获得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和改革的资料，对相关经济管理教学项目的优化，通过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资源信息共享掌握经济管理学科专业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企业要为高校提供真实的经济管理教学案例，选拔优秀的企业人才对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提供雄厚的实践经验传授，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教育。同时，通过校企合作委员会还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企业的企业文化和发展前景，为企业的宣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制定校企合作模式下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合作模式下，高校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制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将企业引入到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机制制定过程中，将学校和企业的合作作为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切入点。高校要根据企业经济管理岗位职责、岗位能力要求等作为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校企双方通过沟通交流制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课程、培养计划和培养方案，并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结合。校企合作模式下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而且要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培养，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夯实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在校企合作模式下，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管理教学应当对高校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积极的整合，结合企业工作实际情况，建设校内经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在基地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基地教学背景、企业仿真环境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建设，校内实训基地要体现出经济管理教学的实践操作、工作体验等功能。同时，作为校外实训基地企业需要多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实训环境，要派专人负责学校学生的实习实训工作，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的紧密结合，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通过校内外实训基地的联合培训，促使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不断提高。

（四）建立综合性专业教师队伍首先，高校需要对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行提高，要建设一支理论知识能力强、实践操作能力高的经济管理教学队伍，高校教师可以在校企合作模式下通过挂职、短期学习获得直接经验，从而对经济管理专业内容进行改进，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并能够在校内实训基地内充分的发挥教师主导性作用，为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提供科学的指导。其次，企业可以选拔一批优秀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参与到校企合作教学过程中，将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总结作为教学案例提供给学生。通过学校和企业共同努力建设一支综合性的教学队伍，为学生提供更好地更专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