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世界各国在推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应认识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二者对立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国际贸易对 自然资源需求是无限的，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二者目标取向一致贸易的合理有序发展是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 置，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既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换取贸易的暂时发展;也不能过度地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增长。在此意义上，我们探讨生态可持续贸易，以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篇（2）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对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工作也更加重视。教师的备课工作不仅仅只是将教学要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样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学习热情。

一、教师备课活动中面临的问题

1.复制已有的教学课件

备课工作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关键步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时间一久又会丧失新鲜感，会觉得十分疲惫，所以许多教师就将它当作一种很耗时间而又没有乐趣的无聊的劳作，在上课之前没有安心下来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只是在网络上复制已经有的教学课件，不管不顾地复制，也不想想这些教学课件是否适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虽然相同的教学文案能够学目的与练习，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成效是有一定好处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学文案的活动中也会出现错误，某些教师就会依靠整体的力量，变得更加懒惰，致使自己的教学技能落后，出现语文课堂的教学成效不佳等情况。

2.过分依赖课本

很多语文教师在备课活动中只是重视课本中需要教学的重点知识，而忽略了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与经历，致使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因缺乏教学经验而无法应对一些意外情况，师生之间就缺少了那份沟通。另外，因为太关注课本上的知识，教师不重视知识的开拓与创新，跟不上时代步伐，而备课的东西又枯燥单调，有些已脱离时代的发展了。此外，有的教师不仔细，在平常写字写得很不错，可是在备课活动中完全看不出来，字写得很乱。还有一些教师的备课很仓促，内容简单，毫无新意。许多教师在上完当天那节课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没有对今天所传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许多教师的教后语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没有教学活动的优点与缺点，无法起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积极作用。

二、对于小学语文教师备课工作的建议

1.仔细研究课本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点，不仅要分清各个专题在课本中的位置，还要把握好每册之间的关系，做好章节的处理工作，仔细思考每册课本之间的关系，做到从整体上了解课本，进而确保备课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讲解《草》时，一定要仔细地钻研课本，对于不了解的生词一定要查找有关的教学信息，传授给学生正确的“枯”与“荣”的关系，不可以轻视。并且教师自己也要多多诵读课本，还要带着感情地去朗诵，才可以了解作者当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教师还应认真研究教材，在每个教学步骤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对教学过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师还要努力做好一节课的备份工作，查询资料，准确把握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对于语文课文的知识要保证非常熟悉，做好课堂练习的准备；还应正确地认识学生，设计好教学活动。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责任意识，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此，我们才可以确定教学工作。

2.要多储备语文内容

课堂教学的好坏和教师的知识积累是有联系的，所以，语文老师在准备教材课件的时候要查找很多教学资料，以更多地累积有用的教学材料，为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可以仔细查找有关作者生前的事迹、写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学材料，来更好地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另外，还要仔细考虑怎样将这些教学东西传播给学生，让学生懂得语文教学的意义。在查找教学材料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查找，也可以阅读有关的教学刊物等。

3.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重视学生个人的发展，争取备课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准备备课工作的时候，教师还要预设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处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知道教学的主次，努力思考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挑选适合学生的学习能力的。例如，当教师在教学《笋芽儿》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教学导入环节可以出示笋的图片，给大家看笋尖在哪儿，学生一个个指着笋尖所在的位置，这样就能激发起学生对小学语文的学习热情，不但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笋，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活中笋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识，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教师只有将上课的知识和学生实际的学习科学地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地跟着老师的思维去学习，才能够有效加入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师进行有趣的沟通，才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李海旭.浅谈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J].教育实践与研究：小学版，2009（02）.

[2]赵亚红.加强教学反思，促进教师成长[J].新课程：上，2012（07）.

篇（3）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篇（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新闻编辑学应用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2]冯.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其改革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J].国际新闻界，2006（4）.

[4]陈华明，赵欣.论新闻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篇（5）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篇（6）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创新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对于模式的创新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如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等，这些形式上的创新使得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提高了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在教学实践中也出现了轻理论、重表象等种种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的核心与灵魂，是主要方面，教学形式和手段则是次要方面，无论如何变化都要以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为主。如果不能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例如，课堂上讲笑话或播放视频，如果教师能把握一定的度，采用这些形式能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效果，也能使教学内容更直观生动，但是，如果一味地滥用这些形式，也可能起到反作用。如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故事或笑话连篇以博得学生的注意，或大段时间播放长篇视频，有的教师的故事、笑话或视频与教学内容相关性不大、针对性不强或过多，就可能会冲淡教学内容的主题，看起来课堂上笑场不断，非常热闹，但久而久之反而会让学生生厌，或者是一堂课下来还无从抓住教学中心内容，出现心理学上的后摄抑制负效应，这样会使这些教学手段适得其反，达不到预定的教学目的。各种教学形式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应当以教学内容为中心，如故事或笑话应当围绕教学内容而安排设计，而不仅仅是让学生一笑了之，而应当让学生从中有所感悟或被引入教学的主题进而深化对主题的理解，多媒体视频的选取应当短小精悍，针对性强和教学内容密切相关，这样才可能真正地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反之，过长或过多的视频内容不仅容易使人分心，还无法使学生理解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最终会失败。关于内容和形式关系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轻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教学具有引人深入思考的特点，成功的理论教学会让学生受益终生。有的教师轻视基本概念、原理这些理论基础中重要的内容，片面地强调案例教学的作用，认为只有案例教学才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几乎抛弃了理论教学，代之以案例教学。没有一定的理论储备，任何创造性思维都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学生连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都未厘清，缺乏对理论的透彻学习，那么，案例教学中学生就缺乏深入分析的理论武器，这对案例教学是有害无益的。在开放式学习和案例讨论学习等教学模式中，学生往往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才有可能将分析推进到一定的逻辑深度，否则虽然引用的案例引人入胜，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引起学生关注的是案例本身，学生参与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而就事论事，而无法真正理解案例中包含的重要哲理，无法实现知识的迁移，更无法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也达不到教学目的。教学形式的创新必须为促进教学内容的掌握服务，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教学改革的意义。

二、“放”与“收”的关系

教学模式的创新，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的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单向输出模式，不断地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潜能，开拓他们的思维，改变原有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变集中思维为发散思维，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培养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维。批判思维是创新的先导，如开放式教学模式，让学生自己讲解教学内容，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接收教师传递的信息为主动搜集和学习内容相关的信息，并对搜集到的各种素材进行综合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讲解，学生会对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案例讨论教学则让学生们展开头脑风暴，针对某个案例集体讨论，各抒己见，各种思想的碰撞、交汇与融合促进了他们对于案例及相关知识的深入理解。这种教学模式上的“放”无疑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其中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多元化趋势，文化冲突不断，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都容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干扰，加之由于认识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价值观的偏差等原因，部分学生可能会在认识上走入误区，出现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作为以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这时教师应当对学生的错误思想采用适当地方式和方法加以正确地引导，而不应当纵容错误思想的滋长和蔓延。要做到“放”中有“收”，尽可能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让他们拥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精神。

三、主体与主导的关系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教学活动中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到师生配合，教学相长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好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否取得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制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任务，组织教学过程，传播理论，为学生答疑解惑等几个方面。但当前一些高校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进行积极的引导和精心指导，采取了“放羊”的做法，如案例分析讨论课上让学生讨论发言后教师没有进行总结或点评，指出发言中的优点和缺点甚至是错误观点，这样会削弱讨论课的实效，精彩的点评能对讨论课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既能体现教师主导作用，也能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问题上容易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师“一包到底”的现象，即从主题确立、计划制定、活动开展、实践总结、成果汇报，都由教师主持进行，没有体现学生是教学活动主体的角色定位，这种问题在实践教学中尤为突出，这种教师大包大揽的作法会导致学生学习主体的能动性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一项关于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主体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体现大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做法还没有得到大学生的普遍认可；大学生参与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还不强，与大学生主体性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主体能力还不完全具备。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就应当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要给全体学生足够的思维和练习时间，学生才能真正有可能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要运用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享受当学习的主人的乐趣，享受探求知识的乐趣。其次要引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学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生的思考过程，只有引发学生思考的活动才能称为教学。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人到学校来上学，不仅是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而主要的还是为了变得更聪明。真正的学校应该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因此要启发引导学生在参与教学过程中主动地探讨索取知识，获得成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处理好主体与主导的关系上，一方面既要扮演好主导者的角色，精心安排教学内容与形式，与学生展开互动，积极合理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各个环节中来，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有一定的思维和活动空间，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基本理论、基本原理进行深入学习与理解并能在实践中具体地灵活地加以运用，使理论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步地渗透到他们的头脑中去。

综上所述，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放”与“收”的关系以及教学中主体与主导的关系，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这就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和课堂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中规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坚定的者，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自觉地不断学习与实践，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教学艺术修养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才能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教育功能，才能做好理论的传播者，大学生的引路人和指导者。

参考文献：

篇（7）

1.引言

统计分析采用的文献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采用系统查阅年度总目录与原始杂志相结合的方法，对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两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化学史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从计量学角度，进行了评价，从中分析化学史教育的发展状况。着重对知网中的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教学类）确定的三大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文献内容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画出关于化学史论文产出率的分布和影响力的概貌，试图为化学史教育研究的课题规划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参考。

2.论文的统计分析

2.1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化学史论文来分析。

论文基本上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占大多数。论文的生产趋势可分为2个阶段：2001年以前呈平稳上升趋势，中间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则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与2007年前的24年中的总数相当。由此表明，我国化学史教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势头旺盛。

2.2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据统计分析可知，在知网中化学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化学教学、化学通报、大学化学、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各大学学报中，对于1980—2010年期间针对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做了如下统计分析。将论文按内容分为3类：理论型论文、实践型论文、其他。在此将与课堂教学想结合的文章称为实践型论文，反之称为理论型。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表2 文献内容统计分析

表2表明，关于化学史论文内容形式多样。其中理论型论文占的比较多，实践次之。理论型文章主要说明化学史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所起的作用等。实践型论文，着重介绍如何在课堂中运用化学史进行教学及在哪些章节应用化学史教学，等等。实践型论文跟教学直接相连接，但从发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学史的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化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对于什么例子能促进教学和学生的发展的问题，是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的问题。本文就化学教学和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中的文献中化学史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卤素的发现史，被大多数教师运用于教学中。卤素中氟气的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史中生动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对知识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符合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标。

3.化学史教育的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化学史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化学课程标准》中将许多化学史料编为“可供选择的学习情景素材”，化学教科书中设有“阅读”栏目，提供或介绍相关的化学史知识等。所以正确地将化学史运用于教学中，显得至关重要。

3.1让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实现“穿插美”。

化学史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虽然现行的教材有时只是提到化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其相关的历史，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穿插，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学史教学不仅可以追溯到知识的来源，还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他不分昼夜、坚持不懈地研究着各种元素，探求它们的化学特性，并且将每一种元素都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在大量元素复杂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们的共同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进的，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这激励着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正确地看待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3.2让学生动手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美”。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波义耳说过：实验和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必须依靠实验来确定自己的定律。化学史记录着每一位科学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实验史。在教学中我们联系化学史进行教学，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家们探究实验的过程，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同时学会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乐于去发现真理，如此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掌握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采用多样化、采取多手段将化学史与化学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汲取知识的同时，领会渗透在探索知识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智慧，无论对目前的新课改还是素质教育都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马铭，唐建生.中等化学教学类3种期刊环境教育文献统计分析[J].化学教育，2003：2，31—32.

[2]廖正衡.略论化学史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室，2—1—3.

[3]王树林.让学生学一点化学史[J].化学教，1982：30（3），233.

[4]杜建功.运用化学史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质[J].化学教育，2003：4.

[5]于晓燕.化学教学中的化学史教学[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1998：8—9，34—35.

篇（8）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篇（9）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篇（10）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篇（11）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论文下载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