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学科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技术学科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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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学科与班会课的整合：

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中学生较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特别是电脑进入教室后，除了教学需要外，也为学生玩游戏聊天提供了方便。如何把学生对电脑的兴趣引导到学习上来呢？为此，我们让学生在校园网论坛上就“游戏的利与弊”谈谈各自的看法，结果很多同学都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认为有益的游戏可以益智，有的认为玩游戏浪费时间，还有的认为只要处理好时间的等……”总之，通过这次班会课，一方面以学生喜欢的聊天方式让学生自由讨论，自己思考，最后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不可沉溺于攻击性的游戏。从而让电脑既成为学习娱乐的好帮手，同时也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娱乐的关系。

在教学管理中，作为学校和教师，应该积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学会协作学习，合作学习，并学会在合作中懂得同学间如何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例如在指导学生作品自评、互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多看别人的闪光点，每一幅作品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但总有一两点闪光之处值得借鉴，相互启发，结合自己的作品扬长避短，或者多位同学共同合作，技术交流、创意交流、既体现了互帮互助的精神，又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不断进步，不论作品还是人品都能越来越接近完美。这样，在学生间就形成积极、愉悦、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又用学生的优秀作品美化机房，让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感。

二、信息技术学科与德育教育的整合：

“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而中小学德育任务主要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的精神内核。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美好的理想，学生才可能有健康、自觉的价值生活，才能有真正合乎道德的行为，也才能做一个符合道德要求的人。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学生感到如何确定好的主题是最难的。其实有好多好的主题就在我们身边，例如教室的墙上就贴着“工作着、学习着是美丽的”、“人人都要做好人”等。在教学中我还利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例，例如我碰到的一位交警，平时在烈日雨中指挥繁忙的，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还专门抓获一些偷车贼，让失去自行车的失主又能找回自己的马儿的故事，启发学生用作品把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表达出来，宣扬人世间美好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要多做好事、善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树立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好的理想。

三、信息技术学科与语文、美术、学科的整合

现在的教育越来越重视美育教育，要培养学生审美、立美的能力，从而促使他们追求人生的健康情趣和理想的境界。而美育又分美育、美育、文化美育等。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又将如何体现美育教育呢？在这方面我作了一些尝试。

杭州的四月是最美丽的季节，大自然是学生审美情感体验的最丰富的源泉。通过自然美的欣赏，开阔学生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增强学生热爱自然环境、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美好河山的情感。市政府又花了大量的投资把杭州西湖装点得越来越漂亮了：南线开通，白堤、苏堤、西湖边都建了很多有教育意义和典故的雕塑、为学校的教育创造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让每一个人在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体现了“环境人”的教育思想。

学校组织春游，这一周的信息技术课我就结合春游让学生把春游的感受通过你喜欢的形式表达出来。有的学生用绘画描绘了春天的景致和春游的场景，还有的学生描绘的是心中的春天，让学生在创作作品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对学生进行自然美的熏陶。

现在学生特别感兴趣的还有欣赏和制作flash作品，在指导学生制作flash作品时，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根据主题配上一些好的名画、优美诗词、和经典音乐，使学生对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优美的文学诗词、名画艺术、以及著名的经典音乐有所了解，有所感悟，让学生在整个制作作品的过程中，既学会flash技术，又接受了艺术美和文化美的熏陶。

美育教育的主要任务还有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学中要求学生将自己对美的感悟用不同的形式表现来，自然而然就形成立美创造活动。我们让学生美化修饰文章，作报刊，制作网页、flas等，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艺术美的创造，而且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四、信息技术学科与情感教育的整合：

教育是门艺术，如果离开情感的因素，没有感染力的教育，根本谈不上让学生愉快地接受知识，内化知识。这也是多媒体教学课件依旧不能代替教师教育的原故。

在教学中，我注意用情感的因素感染学生，创设一种师生平等、民主交流的教学气氛，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教育离不开生活，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活动，不再是仅仅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和服从教育要求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自主地探索世界、感受社会的过程。在教学生作电子报刊和网页时，我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以“我最喜欢的＊＊”为题自由创作，结果很多学生写了“我最喜欢的老师”“我最快乐的童年”“我最喜欢的书”等，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还有的学生表达了热爱人生，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渴望人世间充满爱，追求真善美的情怀。

五、信息技术学科与心的渗透：

瑞士的学家裴斯特洛齐对教育就提出了“使人类教育心理化、人性化”的口号。在作品的选题中，我一般都让学生自命题。法国的教育家卢梭就提出了“教育”的思想，就是要从学生的自然本性出发。他认为儿童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因此只要尊重学生的本性，他的个性，就能培养出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感受。况且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感受的愿望，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里自由地表达自己心中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通过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学生真实的心声，也让我们教师真诚地与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结果很多学生写了《感恩的心》、《放飞心灵》．《我的世界我喜欢》等。当然也有的同学写了《扭曲的心》．《人生好苦》等，这都该引起我们教师的关注，及时给予关注，积极引导，让我们的学生都能有一颗健康快乐正直善良的心。总之，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每位学生都有充分展现才华的机会，满足学生正当的合理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就能激发学生自主，乐于学习、这也是学生积极学习的原动力,也才能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力。

六、教学与诚信教育的整合：

网络，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机和网络通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教学方式。但很多人认为网络是虚幻的。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教育学生不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网络学习中都要做一个诚信的人。另一方面，很多学校都开通了校园网，并在校园网上开通网上论坛，师生在线交流等。一次我在网上碰到一位怀疑一切的学生，他问：“什么是诚信？现在上到处都在宣扬虚幻这个概念，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诚信，何况虚幻的网络？”我告诉他：“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以为说谎可以保护自己，熟不知，一个谎言的开始，就意味着将要用很多谎言来掩盖。况且一个人老说谎会很累的。如果你给别人诚信，别人就会给你诚信。说谎者在诚信者面前也只能诚信，何况谁又愿意和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交朋友呢？所以只有诚信才是对付虚假、虚伪、虚幻的最好的办法。”后来他告诉我他改掉了说谎的习惯，还在网上交了不少的好朋友。教师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学生在网上平等对话，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更能接受。总之,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具有双重性，我们不能因为惧怕网上的不良信息就拒绝网络。况且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与网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事情，只要正确引导，培养和增强学生的鉴别能力，不要盲目地陷入无聊的聊天和所谓的网恋之中，网络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将产生很大的帮助。如果人人都能在网上作个诚信的人，遵守网络道德，真正的网络教育就会成为现实。

存在的及解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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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增加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等。因此，以网络资源辅助实现语言教学目标、促进课堂上用英语进行交流互动是非常明确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很多教师不知不觉地把利用网络英语学习资源看作使学生自觉学习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是本末倒置的。没有教师对语言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的归纳和指导，学生仅仅依靠网络很难系统理解英语语言规范和感受英语语言特点或语言表达之美，难以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和效率。

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英语教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英语教学

1.“有声有色” ，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小学阶段，学生的兴趣以直接兴趣为主。兴趣激发起来，学生的 学习效果也会因之显著提高。在教学中广泛使用能使学生视听并用的多媒体信息技术，就可 以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 通过应用信息技术， 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具有 “有声有色” 声形并茂、 ， 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使教学活动情理交融，有张有弛，学生动脑、动眼、动耳、动口、动 手，多种感官共同参与，更准确生动地感知所学知识，同时也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 例如，在教学 horse ， hen， sheep， cow 这几个动物单词时，我用多媒体设计听动物叫声猜 动物，或者看动物的尾巴猜动物，当答案揭晓时，学生的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这个动 物单词上， 老师教授单词就事半功倍， 此时又及时引入诸如 goat， lamb， pig， mouse， elephant 等单词，丰富了学生的词汇量。

2.“有情有景” ，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 我国学生学习英语往往缺乏一定的语言环境，缺乏语言实践的机会，而实际教学中又往 往只注重句型的学习，忽视它的具体应用。因而，不少学生能从原型例子和教材练习中获得 固定的、孤立的知识点，但将这些知识迁移到实际生活情境的能力比较差，当他们遇到不同 场合下的现实问题时就束手无策。而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我们能在课堂上模拟栩栩如生， 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情景，不仅缩短了教学和现实的距离，给学生提供使用英语交际的机会， 而且满足了他们好奇、 好动的心理， 学生触景生情， 激发起表达的欲望。 例如， 我在教学 Fruits 等单词时，根据学生生性好动，对外出游览活动充满好奇的心理特点，设计了“In the fruit garden” （在水果园里）的教学主题，利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体，将整个授课环节──“游览水 果园”制作成多媒体课件，看着图片，伴着歌声， “来”到了美丽的“果园” ，带给学生新奇 的感受，从而激发其求知欲。新课前的复习单词这一环节，我巧妙安排了一张导游图，导游 图上呈现着若干个已学的单词的图片，这几个单词图片分别代表着几个景点。随着参观顺序 的逐层展开，学生看到了若干种不同的水果，并一一对这几种水果的音、形、义进行复习。 操练过程中，我设计了看影子模仿，猜的游戏，摘果子并做统计的游戏。看影子模仿是这节 课最为关键的新授阶段。教师通过四张不同的阴影，由易到难，引出并操练了本课的关键句 型“Is this a/an.？Yes，it is. No，it is not. ”此时，全体学生已进入 Fruit garden， 参与摘果子的游戏，只有正确说出 Is this a/an...时，才能得到果子，又由于这一活动 是在学生之间进行，所以，学生敢于开口，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学到了语言知识。最后，每 一组成员都要完成一张水果调查表，以反映他们的“劳动所得” ，接着在全班范围内评选出所 得水果最多的小组，并予以奖励，将学习气氛再一次推向。

音乐生态课堂教学的浅议

阳城县演礼中心学校 张向鹏

关键词：生态环境 课堂教学 学习兴趣 表现欲望

当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人就会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我们的教育也一样，当新课程实践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要抓住“人”这一最活跃最基本最具有生命力的细胞来实践。肖川先生提出的能“唤醒沉睡的潜能，激活封存的记忆，开启幽闭的心智，放飞囚禁的情愫”的课堂，应该是生态课堂。用爱点击孩子心灵的鼠标，着眼于儿童内涵的整体丰富，为儿童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利的条件与广阔的自由、自发的空间；引导儿童愉悦、主动、体悟、表达音乐的内容。让他们在自然健康、绿色活泼的生态教学环境中，享受着阳光的沐浴、雨露的滋润，在新课程中茁壮成长。

一、唤醒自然中的学习意识

生态总是和环境联在一起，关心生态就是着意改善学习生态环境。课堂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感到美妙的环境，有利于学生接受知识的的教学情境。

1、以“趣”带路

我们农村音乐老师面临两大尴尬，一是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音乐课的现象；二是学生爱唱流行歌曲而不哼必唱歌曲。MP3，MP4许多学生都拥有的，可以说他们流行的歌曲唱“溜靠”，国歌唱“玩靠’，书上的歌曲唱“侬靠”。老师们肯定觉得很郁闷、很烦，我认为其实这是一种很不错的生态状态，起码可以确定学生是喜欢音乐的。就像喜欢奶茶一样，只是不喜欢这种味道而已，那么我们就要重新调料、适当放配香料。歌曲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音乐老师要必须去完成的。我们设计的教学过程要有儿童生活气息，与他们的兴趣、知识经验相吻合。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声进行教唱，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可以降一个调、两个调来唱，让学生的嗓子减负，不疲劳，感到舒服，感到这歌曲是为我而写的，我适合我要歌唱。在背唱歌词时，用电视上一个节目形式-《我爱记歌词》来激发学生记的兴趣。师生接唱、生生抢接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环境。

2、与“美”同行

其次在反复练歌中，往往会出现学生不愿意唱的情况，那么就要利用故事、音、画来分析歌曲内涵激发积极性。如新课程十册第四课《童心是小鸟》，利用小姑娘的故事，展示春、夏、秋、冬画面，体会不同的歌唱情绪心理活动；又如在最后一句：

（1）432176―55.3―433-―

（2）432176―55.3―431-―

飞来飞去在四季的怀抱里 飞来飞去在四季的怀抱里

“飞来飞去”学生“飞”不好，容易唱错节奏和音高，反复的练唱很乏味又没效果。我们可以比喻在飞途中遇到了大风大雨，鸟儿被折了一下来表示音432176的下行。两个“怀抱”的音高，前一个比喻是鸟儿飞到了我们的眼前又飞回出去，没有落下，第二次的431-―“怀抱”才落到我们的手心，捧在怀里。这样在学生能理解体会的情况下，深刻地解决了难点。那么在学会歌曲后，还可以利用学生的特长和爱好，来个自由发挥尽情创作，把歌曲表现出来，优美的律动、愉快的合作让学生切实感到音乐的享受，流淌着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美。

二、开启生活中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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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Excel软件教学中引导学生制作班级课程表和学生成绩表

Excel软件是一款基本的数据处理软件。在教学excel软件时，教师可创设任务让学生尝试设计自己班的课程表，这是一项相当有趣的任务。学生可以改变课程表的颜色和边框花样，对课表中多次出现的课程可用一次填充的方法进行填加。此外，还可以通过创建班级名单及对班级成绩进行排名等任务让学生练习处理单元格数据。学生不仅学会了不同类型数据的录入，又掌握了简单的公式计算，排序，填充等操作技能，避免了单一的操作训练给学生带来的枯燥乏味感，让学生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掌握了新的知识工具。

三、在PowerPoint文稿教学中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PowerPoint是一款能呈现精彩内容且极具感染力的软件，它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在教学前，教师可为学生准备一些不同类型的PowerPoint作品，先让他们了解PowerPoint的强大功能和表现力，给他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去构思自己的作品，让他们在每节课学习完了新知识后去充实自己的幻灯作品，亦可鼓励他们从其他学科中去找寻作品素材与灵感。如引导学生制作与地理历史课有关的专题幻灯片或宣传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是在创作，而不是在学习一个软件如何使用。等作品完成时，学生对软件各项功能的使用就相当熟练了。这样，学生在学习软件操作的同时，还拓展和梳理了其他学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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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向学科知识的信息技术课程

以学科逻辑为根据、围绕知识结构组织起来的学习内容体系，即为面向学科知识的课程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微型计算机的快速普及引发了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占得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先机，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开设中小学计算机课程，程序设计成为当时计算机教育的主要内容。1981年，前苏联计算机教育学家叶尔肖夫(A.P.Ershov)在第三届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作了《程序设计———第二文化》的报告，提出了“程序设计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是否具有编排与执行自己工作的程序的能力是人们能不能有效完成各种任务的关键。现代人除了传统的读、写、算能力以外，还应该具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比拟的程序设计能力”。该观点反映出计算机程序学习的理念：希望学生通过程序原理的学习，了解计算机知识，掌握计算机操作过程，以适应计算机时代的生活。受程序设计观念的影响，我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初期也将“发展学生程序设计技能”作为主要教育目标。设计了掌握基本的BASIC语言，并初步具备读、写程序和上机调试的学习内容。从实施过程来看，程序设计课程为青少年创造了接触和了解计算机的机会，推动了计算机文化的普及。但是，从学生心理发展和学习过程来看，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忽视学生自身学习特点、抽象地向学生灌输计算机程序知识，无疑也是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一种摧残。此外，面对不断变化的信息化世界，计算机课程并不是要把每位学生培养成程序设计专家，而是希望学生能够具有信息技术学科的思维方式，正确理解计算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独特的学科思维就成为信息技术课程设计所面对的新挑战。

2.面向学科工具的信息技术课程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日趋成熟，一些数据库管理系统（如Dbase）、电子报表系统（如Visculc）、文字处理系统（如WordStar）开始安装到微型计算机上，越来越多非专业的人员开始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社会对计算机应用的现实需求促使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从“程序设计”向“工具应用”转型，学习内容从前期的BASIC程序设计发展为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基本操作与使用、计算机常用软件介绍、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应用等主要内容。例如，美国东田纳西州大学科尔教授在第四届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发表的《面向职员的计算机课程》中将计算机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应用者能够在自己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中把计算机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使用，其教学内容应该包括文字处理、电子报表处理、数据库、图像处理等应用软件的使用。这种“技术学以致用”的观点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特别是对即将毕业寻找工作的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也非常希望学习一些实用的操作技能。但是从教育发展来看，基础教育毕竟不能等同于社会职业教育，其最主要的任务还应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如果过于强调信息技能操练，忽视信息技术本身所特有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与应用策略，随着信息工具的快速发展，“当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前，他们所学的工具技能就已经落后于信息化社会的现实需要了”。

3.面向学科思维的信息技术课程

面向学科思维的课程设计强调学科知识与学科思维（DisciplinaryThinking）发展的结合，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学科思维方式，全面理解生活中的世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全球信息化的发展。随之，大众传媒摆脱了传统的单向、线性、控制的信息传播模式，进化为多元、互动、开放的信息化环境。信息受众也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信息“者”。在此充满新奇、变幻乃至诱惑的信息环境中，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就不应局限于信息知识掌握和信息技能操练上，甚至也不应停留于生活问题的解决上，而是更需要帮助青少年用信息技术学科思维方式理解信息世界，正确认识技术、个人、社会的内在关系，发挥信息技术的积极因素。多元智能专家霍化德•加德纳教授(Gardner,H.)在对学生多元智能发展研究中指出，“只限于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的学习虽然可以暂时增加学生的信息量，但过于强调知识记忆也会导致学生丧失解释新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教育设计方式，即面向学科思维”。美国教育技术协会在《学生教育技术标准》的修订版中就反映了信息技术学科思维的理念，增加了“批判性思考”和“数字化公民”的指标，指出学生要批判性地选择工具和资源，理解与技术相关的人、文化、社会的相关问题，安全、合法、负责任地使用信息和技术。面向学生思维发展的信息技术课程摆脱了“纯技术”教育的狭隘观念，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信息环境中各要素的关系，希冀帮助青少年在“学技术”、“用技术”的基础上，能够从现实情境中，批判性地认识技术变革给信息环境带来的整体影响，并应用学科思维解决信息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综上可看出，信息技术课程开发的三种取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随着研究者对信息技术课程认识的深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面向学科思维的信息技术课程是在继承信息知识、技术工具课程取向的基础上，关注学生内在思维发展，希望学生能够像“信息技术学科专家”那样深刻地思考信息化世界。

二、信息技术课程的学科思维：本质与特征

加涅（RobertMillsGagne）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将认识领域的学习结果分为三大类，即言语信息、智力技能和认知策略。其中，认识策略是指学生学习后形成的对内控制能力，以及调控认知活动的特殊认知技能，是学生内在价值的学习结果。就学科教育而言，其认知领域的教育意义既体现在外显的知识与技术学习方面，也反映在内隐的认识策略学习上。因此，信息技术课程在合理安排信息知识与技能、强调学生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应用行为时，更需要关注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处理问题的内在思维发展，形成利用信息技术认识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即计算思维、设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1.信息技术课程需关注学生的计算思维

算法是应用于计算机中产生特定结果的一种精确、系统的方法。从技术实现来看，它直接体现着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过程。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工具的普及与推广，算法思想已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学习之中。2006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周以真教授（JeannetteM.Wing）在计算机科学协会（ACM）年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学习者以算法为核心的计算思维（ComputationThinking），她认为“信息化社会的思维方式应是涵盖了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所采用的最广泛的心理工具，是对问题解决、系统设计、人类行为理解的综合能力反映。发展学生计算思维就是要‘像计算机科学家’那样去思考信息化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绝不只是应用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它适合信息技术所渗透的每一个角落。”显然，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思维方式已超越了传统计算机环境中“为计算而思维（ThinkingforComputing）”的学术观念，而是将其放在信息化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形成“用计算而思维（ThinkingwithComputing）”的数字化生存的普适理念，以“算法”为核心的、关注人机互动的计算思维已成为信息化社会中处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CSTA）研制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标准》和2012年英国学校计算课程工作小组（ComputingatSchoolWorkingGroup，CAS）研制的《学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课程》都将计算思维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发展学生“数据抽象、模型建构、回归验证、数字实现”的计算思维方式、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信息技术课程的一种重要的内在价值。

2.信息技术课程需关注学生的设计思维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规划活动，其目的是为事件、过程、服务以及在整个活动周期中所构成的系统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方式。西蒙（Simon）在《人工科学》中分析了“设计科学”的内容体系，认为设计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专业要素，更应是每个知书识字的人的核心素养。1990年，马奇（March.S）和史密斯(Smith.G)等人在西蒙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设计科学的“概念、结构、模型与方法”，强调设计者要通过建立行为、形成知识、使用知识、评价知识来实现设计，并突出说明“构造与评价”作为设计科学特有的活动与思维方式。由此可见，设计思维（DesignThinking）正是设计者经过相应的设计活动或学习相应的设计知识后，所具备的擅长于设计的专业技巧，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表现在处理问题上包括有“现象分析”、“问题识别”、“事实表征”、“概念产生”、“方案形成”、“方案评价”的过程。从表现形式来看，设计思维更强调通过形象化、结构性的方式来表示设计进程中的模糊属性，以此来明确所需设计的作品和研究过程的方案。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应用于人们的生存空间，怎样区分复杂的信息现象、如何基于现实需要合理选择技术工具，怎样制定与验证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这都是对信息化社会成员设计思维的考查。通过信息技术课程发展学生的设计思维，也就有益于学生将所学习的信息知识与技能迁移于解决实际的设计问题之中。

3.信息技术课程需关注学生的批判思维

所谓“批判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指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能发现其问题所在，根据特有的思维逻辑作出的理性思考。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就在对个体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概述了“批判思维”的概念，认为它是反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1990年，范西昂（PeterFacione）等人开展了“批判思维特征”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个体批判思维的培养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知道一个批判思维的概念，最主要的还应该是明确批判思维的度量标准和习性特征。基于此，他们提出了‘澄清意义、分析论证、评估证据、推理判断’的批判思维分析维度和真实情境下合理运用批判思维的‘心智习惯（MentalHabit）’”。近年来，青少年接触信息技术和媒体信息的频度和时间迅速增长，也引发了“迷恋电视”、“沉迷网络”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Postman）就曾尖锐地指出“教育的目的本应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学会独立地思考。然而，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却使得年轻人正竭力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为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失去独立思考的意识”。因此，青少年缺少了对信息及信息工具的批判意识与分析能力，将个人陷于信息技术固有的程序控制之中，也就很有可能成为信息技术的“奴隶”，为技术所“异化”。2008年，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分析了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工具中的现实问题，重新修订“面向学生的教育技术标准（NETS•S）”，将批判思维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标准，明确提出要“发展学生批判思维的技能，引导学生合理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作出信息选择与判断，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发展学生的批判思维，提高学生对信息应用的自控能力是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的内在价值之一。

三、面向学科思维的信息技术课程设计：框架与结构

面向学科思维的课程设计是知识技能学习与应用情境的结合，它不仅关注学生需要学习哪些内容，同样也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要学这些内容、怎样学习这些内容以及如何用这些内容进行专业交流，即发展学生“了解学科专业的基本目的，理解学科专业的知识结构、掌握学科专业的探究方法、懂得学科专业的交流方式”等四项基本能力。由此可见，面向学科思维的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开发，既不能脱离“知识”而孤立地谈“学科思维”，也不能忽视“学科方法”讲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而是在综合分析学科结构、学生特点、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对学科课程的学习缘由、知识内容、探究方法和交流方式进行一体化的架构。

1.树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三元课程观

科学技术革命引发了生产工具的变革，同样也使得整个“科学范式(Paradigms)”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如果人们缺少了对人、科学技术、社会一致性的思考，忽视技术生态“范式”的重新建构，就很有可能会引发人类生存环境的潜在危机。当前，社会存在的青少年“网络上瘾”、“沉迷手机”等社会问题，也时时提醒着信息技术课程设计者“不仅要关注信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也要帮助学生理解技术本身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通过批判性思维技能分析信息现象，作出合理决定，解决信息化问题”。STS课程观以综合、多样化的方式描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将学生的个人生活、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一体化教育。正如亚格尔（R.E.Yager）指出的那样：STS教育为学习者学习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境，其中既包含了各个理论上的认识，也融入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因素，其课程理念本身也就具备发展学生创造性的教学环境特点。因此，承担着培养数字化公民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就需要树立STS的科学课程观，从而实现知识学习、技能掌握、思维发展的统一。

2.融合原理、方法与工具三类知识

一门充分发展的学科课程应有其独特的核心概念、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以此反映学科课程的本体价值。中小学信息技术作为一门基础性课程，同样需要明晰知识结构，辨清逻辑关系，融合课程本身所固有的原理、方法、工具三类知识。2008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中小学“信息与信息交流技术”课程标准，从信息过程、信息技术和信息对象等三个方面构建知识体系。其中，信息过程的内容包括信息表征、信息传输、信息加工等；信息技术的内容涵盖信息交流技术主要设备的原理特征、评价指标、应用过程与方法等；信息对象的创建与处理的内容包括多媒体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库、编程和建模等，以此构成课程的知识技能体系，突出“计算（Computing）”在本学科的核心地位。再如，华盛顿大学LawrenceSnyder教授按照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研发的“通晓信息技术（BeingFluentwit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内容要求，从信息技术技能、算法和数字化信息、数据和信息、程序设计等四个方面分析信息技术的学习内容，将计算机和网络原理知识、应用方法和工具特征融合到知识体系之中，发展学生的信息通晓能力。可见，当前无论国外教育研究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希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原理、方法与工具三类知识的融合，构建信息科技课程内容体系，明确核心概念，理顺要素关系，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信息技术学科的本体价值，发展学生独特的信息技术思维方式。

3.渗透信息技术学科方法与探究过程

学科课程的本质特征既取决于它特有的学科逻辑体系，也表现在它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斯卡特金（M.H.CKATKNH）在对学科结构的研究中指出，“科学的学科课程既要包括重要的学科事实、概念、法则、理论，也要反映出它探究方法、认知活动的逻辑操作和思维方式”。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同样需要帮助学生了解信息技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探究方法，引导学生能够用信息技术的学科方法和研究过程去理解信息现象，思考信息问题。1990年，艾森堡（MikeEisenberg）和博克曼（BobBerkowitz）博士在对信息技术探究过程和应用方法中发现信息能力不同于技术工具的操作技能，如果缺少了应用方法与策略的学习，这些特定的技能也不能为学生提供不同情形下的技术应用迁移，也就无法实现问题的解决。据此，他们开发出发展学生批判思维和设计思维的信息问题解决的Big6技能方案，将信息能力的发展贯穿于任务确定、策略分析、信息检索与获取、信息应用、信息生成、过程与结果评价的学习过程中。2013年，英国教育部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进行了改革，将“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的发展作为信息技术学习的关键过程，要求学生通过“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体验利用信息技术获取、分析、判断、加工、综合、创新、信息的过程，引导学生尝试使用“结构分析”、“模型设计”、“程序开发”和“调试完善”的学科方法进行信息交流。显然，这种具有学科特征的、调控思维的过程与方法，也正是我国当前课程改革非常看重的学习目标。

四、面向学科思维的课程开发：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重构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得以建立与实施，同样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傻瓜化”和“日常化”，信息技术课程也面临着重重困惑。一方面信息技术工具的普及提高了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机械的操作练习也限制了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本质特征的理解。实现知识技能与方法过程的统一，发展学生信息技术学科的思维能力，就成为信息技术课程重构的关键环节。

1.建立信息技术学科思维的表现性标准

表现性标准（PerformanceStandards）解释了在一定学习水平层次上学生应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是一种可操作性的、具有等级特征的标准体系。从应用效能来看，它既可以把抽象的学习目标细化为可操作性的具体要点，也可以表述这些具体要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学习目标的整体特征。在面向学科思维的课程设计中，为了能明确学科思维的具体学习结果，知道学习结束后所应具备的信息技术的学科能力，就有必要建立与之相对应的表现性标准。例如，美国计算机教师协会（CSTA）制定的“学校计算机课程标准”，建议10年级学生要能够“聚焦于真实世界问题，应用计算思维和批判思维完成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信息技术工具实现这些方案”。为了达到这种学科思维的要求，他们制定了与之相对应的表现性标准：分辨利用计算科学能处理的、难处理的、不能处理的问题；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解释启发式算法（HeuristicAlgorithms）的近似方案；批判性地检测分类算法，并执行原算法；通过模型和模拟分析数据来确认方案。可见，建立一套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技术学科思维的表现性标准，既有利于师生对学科思维的理解，也便于组织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如同CSTA研究报告所言，“面向计算思维的计算机教育的表现性标准，不仅明确了对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期望，也建立了一个根本的等级体系，影响着教育管理者怎样选择、分配和利用教学资源。”

2.设计与表现性标准相一致的学科知识结构框架

学科思维之所以能对学科规律作出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在于它是以学习者自身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学科思维也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信息技术课程的重构也需要按照信息技术科学的内在逻辑体系和学科思维的表现性标准建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框架。2012年，英国计算课程工作小组从“语言、机器、计算；数据与数据表示、信息交流与合作；抽象与设计；宽泛的计算情境”等方面构建计算（Computing）学习的知识框架。近年来，无论国外的专家学者还是教育研究部门，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构过程中都开始关注信息技术的本体内容，并将此贯穿于课程设计之中。借鉴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和国内经验，笔者通过分析信息技术自身的原理、方法和工具特征，梳理了其中的核心概念和内在关系，从计算、通信、控制等三个领域建构了促进高中学生信息技术学科思维发展的知识结构框架，将此融合于学科活动情境之中，为学生提供了解决信息问题的知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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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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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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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篇（8）

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上已经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也有不少，从数量上看，其增长速度相当快，这也许是“学术成果大发展”的业绩证明。在增长数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愈是接近年底论文“开题”的时段，部分准硕士、准博士们愈是对二级学科艺术学研究什么内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笔者收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曾为此“商量”，讨论，并且在检索查看了以往历届“艺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学科的非“艺术学”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是：大家都觉得，艺术学论文很难脱离某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来写，如果脱离具体门类来写，纯粹形而上的东西那就变成美学、哲学了。

这让笔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就有论者在《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前景》论文中提出：“艺术学与美学并无实质性区别，必将消失于美学之中或重新成为美学的一个部门”。再看作者相关的论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艺术学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质”“定位”不当：现在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定位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之下，成为“文学”门下，而作者认为应当或将来“必将”要归属于“哲学”门下。wwW.lw881.com笔者认为，哲学、美学自然有纳“艺术学”于其门下的容量，但是这不妨碍“文学”仍保留“艺术学”的空间。理由是从“文学”门下一级学科“艺术学”的角度观察的“艺术”和哲学、美学角度的观察是不一样的，结论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对“造型艺术”的分类为例，试释不同之处。

一、艺术学的分类问题

出现上述研究生疑问的原因中，至少有一个是“艺术学”迄今未有成熟的“分类”。“分类”不明，当然研究对象难免交杂不清，研究方向、目标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学术研究，不进则退。我在《艺术学，莫后退》一文中就“分类”问题略作探讨，就是希望证明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能“生存”在“文学”门下而已。分类中大概只有“应用艺术学”概念被部分学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学人兴趣，没有真正的学术回应。现在则恐怕连“应用艺术学”也不再引起兴趣，因为大概“艺术”一经“应用”，就会被看成不是“理论”的低层次了吧。

我想要探讨问题，先要站稳在“艺术”的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不仅在于对“全部”艺术实践的理论须有所认知，更需要的是对某些门类的艺术实践有所“实践”。正如陆放翁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艺术学”不同于其他纯理论学科的地方就在于“须躬行”，而不是永远的“隔岸观火”。“隔岸观火”可以观其大势，“须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痒”的结论。有“切肤之感”，又明其大势，“艺术学”研究才有实质的“莫后退”。

对艺术的分类，不论是对艺术总体内容、还是对某一门类“品种”的分类方面，美学和艺术学的立场不同，标准也不同，结论当然不同。下引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的“造型艺术”分类为例，提出疑惑之处：从这些疑惑之处引入到“艺术学”角度的分类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冈把“造型艺术样式”分为5大类：“艺术摄影”和“书画刻印艺术”、“绘画”分为一大类；其他4大类是：“雕刻”、“全景艺术”、“玩具艺术”和“化妆艺术”。他提出：艺术摄影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过对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现或者彩色再现而描绘世界。因此，摄影艺术仿佛重复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可能性，不过，它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区别不仅在于技术手段，而且在于这些手段所产生的对被再现现实的反映和改造之间不同的——直接对立的——相互关系：艺术摄影总是纪实艺术的，而在书刊刻印艺术和绘画中甚至对模特儿的直接再现，也包含着无法排除的使模特儿发生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按照艺术家对模特儿的看法、感觉和理解而产生。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网关于“造型艺术”的某些概念和我们已经有了如下歧义。

先看他分出“造型艺术样式”之一的“书画刻印艺术”，在此样式下含三项“品种”：“书刊的书画刻印艺术”、“版画”和“插图”。他也知道这不是20世纪之前的分类，他说：在20世纪以前理论不把书画刻印艺术划分为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三种最著名的艺术”中，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仅仅被评价为一切“构造”艺术的基础或者绘画的一个品种。他这里说的“素描”，其实和绘画所说的素描还不是一回事，他说：

素描开始被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使它与版画相接近的特点，归根到底许可承认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术品种(铅笔、炭笔、钢笔、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画、金属版画、漆布画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是造型艺术的特殊样式，称之为书画刻印艺术。他说的素描，就是单色画(黑白依然是单色)。可见，对同一个词汇，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理解距离有多遥远，双方如有争论、探讨、研究，也许都在“各说各话”，连基本概念都没有统一的对象——除了一个词汇之外。

按照卡冈的“素描”说，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书画刻印艺术”，那么，对

如果笔者的记述不错的话，这种“全景艺术”，似乎类似“艺术学”角度所说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空间”可以在街头巷尾，可以在市民广场，可以在厅堂、门廊……总之，有足够的“空间”就行。“行为艺术”则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进行中的情节”，而这个“情节”的参与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来驱散他们的警察。总之它揉合了一点“时间艺术”的条件。卡冈强调：全景艺术与雕刻和绘画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如果绘画预定于从一个视点出发的完整知觉，而全雕刻作品预定于视线围绕静止的雕刻的运动，那么，围绕观众的全景造型则定向于从内向外的环形知觉。“从一个视点出发”，包含观者只可能有的“一个视点”和绘画本身的“焦点透视”及非焦点透视的构图，“全雕刻作品”显然即“圆雕”。至于“全景艺术”又有“环形知觉”，令人想到一种“全息电影”和“环形电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艺术的边缘形式是透景画，透景画在它的视知觉的结构和性质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态学邻居——透视浮雕。卡冈列出“透景画”品种，不能详明何所指。联系他的相关论述，也许指的是博物馆陈列中普遍采用的虚拟“场景”艺术设计。这是借用电脑技术，利用光学原理合成的有真实“三维空间”的艺术设计，用来表现某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诸如族群迁徙过程或某种手工艺工艺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连贯的过程。在特殊的“橱窗空间”里，完全“纪实”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缩小，俨然如“小人国”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应的“时间艺术”因素。但是这些在“艺术学”角度看来，统统属于“展示设计”的范畴，上述所有具体内容的呈现手段，都只是“展示设计”指 定的某种“技术”的运用，和“雕刻艺术”没有关系。

卡冈把“玩具”列入造型艺术的一个类，下列“静态玩具”、“活动玩具”两个品种，不知道他的“静态”、“活动”是不是指不能“动”的(如泥偶等)和能“动”(如附发条机械或电控的汽车、飞机之类)的两种玩具的意思?这是出乎“艺术学”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论何种手法、形式——皆可为“造型艺术”，那么“绘画”、“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艺术”；“戏剧”、“电影”里也有“造型”，理应也是“造型艺术”，但若在艺术学分类中以呈现主要艺术效果的“手段”为标准的话，其主要艺术效果并非单由“造型”解决，更多的是音乐、表演、语言、灯光、色彩及镜头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说它是“时间艺术”类的“综合性艺术”品种。

玩具则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盖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变形金刚一类的“造型”，也有正方几何体拼图游戏一类的“造型”。即如卡冈列出的“静态玩具”而言，它们也不是艺术家个人完成的终端产品，一样要经过工艺制作过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过程中，“玩具”的艺术功能才彰现出来。从这一点看，分类的标准和前述的“绘画”就不一致了：设定同一种标准应该是“分类”的“游戏规则”，标准不一必然带来逻辑混乱，离分类的要求太远了。

卡冈认为“玩具不仅是独立的艺术现象，而且是儿童的综合创作——艺术游戏——的一种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艺术样式”中还有一项是“化妆艺术”。他说：化妆通过演员的面孔再现完全不同的人——戏剧或者电影的角色——的面孔，从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创造类似于造型创作的其他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对于演员，化妆艺术和木偶艺术原来是二者必择其一的；实质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员的一种“化妆”，是演员用来遮盖自己面孔的假面具。从上文可知卡冈的“化妆艺术”仅指戏剧、电影演员的“化妆”而已，但如果就“化妆”，特别是就“化妆”的“假面具”而言，儿童玩具中就有此类“化妆”物。就其形态说，在未使用前是“静态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动态玩具”，虽然它本身并不动，或只有局部动。此外，戏剧演员会有“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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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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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4 ；Q96；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4-0030-05

收稿时间：2012-12-06

基金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广东省生物防治技术路线图研究（2010A080406009）

作者简介：潘志萍（1975—），女，博士，责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期刊编辑学。通信方式：zhipingpan@126com。

在农学科技论文中，昆虫拉丁学名使用频率相当高。依照国际生物命名法规，每种被认知的昆虫都有唯一的拉丁学名。学名的优点不仅在于国际上的统一，命名方法的准确，还在于同一生物只有一个名称，有利于准确表达物种信息，避免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现象。这对于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开展学术交流和信息资源共享有重要意义[1]。因此，熟悉昆虫拉丁学名的规范表达方法，掌握拉丁学名中各种符号的使用，无论是对科技论文作者，还是对科技期刊编者，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结合《环境昆虫学报》编辑实践，对昆虫拉丁学名的正确表达及常见错误进行探讨，以期对相关科技期刊编辑编修论文中的昆虫物种拉丁学名有所帮助。

科技期刊编辑要对拟用稿中昆虫学名进行有效甄别和修改，前提是掌握昆虫学名构成，并规范书写。

一昆虫拉丁学名构成与书写规范

（一）属及属以上分类单元的表述规范

根据国际命名法规，物种属和属以上的分类单元用1个拉丁或拉丁化的词表示，即单名法，首字母必须大写，除属名排斜体外，一律排正体，后面可接也可不接命名人。如等翅目为Isoptera，鼻白蚁科为Rhinotermitidae，乳白蚁属为Coptotermes。新分类单元发表时，应在新名称后加适当的缩写词，如新科为“fam nov”，新属为“gen nov”。这些缩写词通常用罗马字或黑体字印刷，以便与名称相区别 [2]。

（二）种级分类单位的表述规范

1物种拉丁学名的构成

昆虫物种命名一直采用林奈（Linnaeus）“双名法”，即一个完整物种拉丁学名由属名+种名加词（种加词）+命名人姓氏+命名时间等4部分组成[3]。以“海南原鼻白蚁Prorhinotermes hainanensis Ping & Xu，1989” 为例，“Prorhinotermes”为属名，“hainanensis”为种加词，“Ping & Xu”是首次定名人姓氏， “1989”是定名年份。其中属名和种加词是学名构成的主要部分，其余组成为次要部分，通常可省略，即海南原鼻白蚁的拉丁学名通常写成Prorhinotermes hainanensis。

根据昆虫某些特征，种下又分为亚种、变型等。双名后还加上亚种（sub）、变型（f）的名称，这就是三名制，即学名=属名+种加词+等级术语缩写+亚种/变种的加词+命名人姓氏+命名时间。但在昆虫学名中通常不加这些缩写，此时第3个词应理解为亚种本名，如“黄带翠蛱蝶广东亚种Euthalia patala guangdongensis Wu”。

2昆虫拉丁学名书写规则

（1）字母的大小写与正斜体

拉丁学名中，属名应是斜体并首字母大写，种加词为斜体，一律小写，命名者的姓氏除第1个字母大写外，其他小写正体。属下阶元var（变种）、sp（未定种）等级术语缩写，用小写正体。

（2）全写和缩写

一般情况下属名和种名必须全写。通常情况下，属名在文中首次出现应写全，相同属名非首次出现，且其后有种加词的，一般缩写为首字母，如橘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南瓜实蝇B depressa （Shiraki）。命名者的姓名可以全写，也可以缩写。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姓名则常分别缩写至第2音节或第3音节的元音之前。特别著名学者的姓名可缩写为一、二个字母。如：L系Linnaeus的缩写，DC系Decandolle的缩写等。

3昆虫拉丁学名中常见的符号与用法

（1）“（）”或“[]”，表示补充说明或顺序

若拉丁学名经2次及2次以上命名的，首次定名人姓氏用括号括起，其后为现定名人姓氏，如“豆根蛇潜蝇Ophiomyia shibatsuji （Kato，1961） Spencer，1973”。但在昆虫拉丁学名中，订正人的姓名往往省略不写，如“地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la （Wiedemann）”。

当昆虫亚属名和属名同时使用时，亚属名应放在属名和种名之间的圆括号内，如“橘小实蝇Bactrocera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在发现同物异名时，为了保证拉丁学名的稳定性，加上遵循早发表者具有优先资格的国际惯例，异名前后加“（）”置于正名之后[4]，如“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 （Heliothis armigera Hübner）”。

（2）“？”，表示存疑或不确定

“？”放在属名前，表示属、种都可能有问题；放在属名后，表示属名不能肯定；放在命名人后（命名人略写时则放在种名后），表示种名不能确定[4]。如：“可可豆象Callosobruchus theobromae ？”，“？”表示种存疑。

（3）“”，表示标点或用于连接

有时命名人具有2个姓氏，用“”连写，如“灰姑娘绢粉蝶Aporia intercostata BangHaas”。在动物学中，一个复合的种级类群名称，如果第1个成分是一个拉丁字母，用以描述该分类单元的一个特征，它必须保留，并用连字符“”与该名称的其他部分相连。如白钩蛱蝶Polygonia calbum中的calbum，因为这种蛱蝶双翅腹面中有一银白色“c”型图案而得名[4]。

（4）“”，表示缩写

当只知一种生物的属名而不知它的种名时，或者因泛指某属生物却不需要具体指出哪一种时，则在属名后加sp或spp，以表示某属1个种或几个种。如：Bactrocera sp表示果实蝇属中的一个未定种（或使用者未能确定）， Bactrocera spp表示果实蝇属中的几个种。

表示属的缩写。若1个属的几个种的学名书写在正文同一个页面上，且中间没有其他属的生物学名隔开时，第1个种应写出属名和种加词，其余几个种的属名可缩写，但不同页面时，通常不缩写。如漆黑密毛天牛Aneflomorpha arizonica，钝刺密毛天牛A cazieri，A是Aneflomorpha的缩写。

表示命名人姓氏的缩写，通常一些特定的定名人可缩写，如F系Fabricius的缩写。

表示其他种下等级缩写，如ssp是subspecies（亚种）的缩写。

（5）“，”，表示分隔

动物拉丁名中需要引证日期时，在命名人后加“，”，再写出年份，如蜂寄蝇Tachina ursinoides （Tothill， 1918）。

（6）连接词“et” 或“&”

在拉丁文学名中，用在两个或多个定名人之间，意思是“和”，表示该学名由两个或多个定名人定名，如“杨灰齿盾蚁Quadraspidiotus gigas （Thiem et Gerneek）”。

二昆虫拉丁学名的不规范使用情况

部分刊出论文由于漏标或者使用不规范以及错误的拉丁学名，而导致其学术影响力大大降低，甚至引发学术误导。笔者翻阅相关期刊，并结合《环境昆虫学报》来稿情况，总结出昆虫学名表述常见错误为以下5类。

（一）科技论文不标出学名

论文中漏标拉丁学名的现象最为常见，尤其技术类期刊刊发论文中只提及中文学名，或俗名或商品名，并未涉及拉丁学名。由于俗名和中文学名使用存在地域的限制，且使用混乱，易造成交流障碍[5]。如“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 Hübner”，中文别名又叫棉桃虫、钻心虫、青虫和棉铃实夜蛾，多个名称易造成混乱，因此国际上规定每一种生物必须使用统一的名称（即学名），尽量避免这些混乱。

在科技论文中，第一次提到某种昆虫时应标出其学名。但在来稿中，经常发现有些作者不给供试的昆虫加注学名，使读者难以准确鉴定试验昆虫的类型。如“供试昆虫为烟粉虱” ，作者应用的是B型烟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Bbiotype，由于没有加注学名，读者可能会认为是烟粉虱Q型或其他变型。因此，正确的表达应为“供试昆虫为B型烟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Bbiotype。

（二）使用异名或废弃的学名

部分的论文中存在使用废弃的学名或被当作异名处理的学名。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任何生物分类群只能有一个学名，在选用具有异名的某种分类群的名称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分类群的学名相同时，一般遵循优先规律，选用最早发表的合格又合法的名称。如：李虎象最早是由林奈最早进行科学命名与描述，当时的拉丁学名为Curculio cupreus L，1758，之后不同学者对其分类地位有不同的观点，将该种归并入不同的属中，因此出现了相应的异名，如：Curculio cupreus L， 1758；Attelabus cupreus （L， 1758）；Rhynchites cupreus （L， 1758 ）；Rhynchites dybovskyi Faust， 1882等。直到1956年，德国学者Voss对Involvulus属进行了修订，认为原属的模式种Involvulus metallicus Schrank， 1798实际上就是Curculio cupreus L， 1758，也就是说李虎象作为有效物种，为Involvulus属的模式种，相应的物种有效名称应为Involvulus cupreus （L， 1758）[6]，从此多个同物异名均被废弃。

（三）拉丁学名书写错误和格式不规范

1书写错误

在书写拉丁学名时，漏字、添字和偷换字母频率较高，造成读者的误解或误导读者。如“扶桑绵粉蚧”的拉丁学名“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在来稿中属名中的 “n”被漏写，而种加词中的“o”也被错误写成“a”等。

2书写格式不规范

拉丁学名书写格式不规范的发生频率也较高，主要包括正斜体、大小写混淆及缩写不规范。首先正斜体问题，按照约定俗成并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属名、种加词及种以下分类等级的加词为斜体。但是，在相关的科技论文中，把属名和种加词及种以下分类单元加词排正体的错误是很常见的，如“班氏跳小蜂 Aenasius bambawalei Hayat”。

在字母的大小写方面常见的有两个问题：属名首字母小写，如“孟氏隐唇瓢虫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属名的首字母“c”应大写。种加词及其以下分类等级加词首字母大写，如“双带盘瓢虫 Lemnia Biplagiata （ Swartz）”，种加词中的首字母“B”应为小写。

关于缩写问题最常见的是某一生物学名首次出现就把属名缩写的情况，如“六斑月瓢虫 M sexmaculatus （Fabricius）”中“M”为“Menochilus”的缩写，但如果这一学名在论文中是首次出现，就不应缩写。

（四） 物种命名人表达不规范

物种命名人没有按照国际规范格式书写，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作者不了解定名人表达形式的“唯一性”而造成的。在生物学名的规范表达中，命名人应排正体。但有些作者或编辑把命名人排成斜体。如，“白蜡虫Ericerus pela Chavannes属昆虫纲、同翅目、蜡蚧总科、蜡蚧科的一种昆虫”中的命名人“Chavannes”，被排成了斜体，应改为正体。

命名人的首字母应大写。有些作者往往把命名人全小写，如：“晋草蛉Chrysopa shansiensis kuwayama”，命名人首字母“k”应改为大写。

命名人缩写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缩写后不加缩写点，如L系Linnaeus的缩写。 另外，如果物种名改隶为另一属名下，或种以下等级分类群改隶为另一种名下，则将原命名人姓名放在括号内，后接变动学名的命名人姓名，如：Bitylenchus maximus （Allen， 1955） Siddiqi， 1986。有些作者因不了解这一规则，没有把原命名人加括号。

（五） 学名张冠李戴，引用错误的学名

有时，由于作者的疏忽导致的错误，引用错误的学名。如：“孟氏隐唇瓢虫Lemnia biplagiata （Swartz）”，却写上双带盘瓢虫学名，张冠李戴，正确的是“孟氏隐唇瓢虫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三关于规范使用昆虫学名的建议

（一） 科技期刊应该准确标引昆虫学名

昆虫中文名与拉丁学名是一一对应的，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在昆虫中文名后附加拉丁学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国内外学者在查阅文献时，往往以拉丁学名作为第一关键词进行检索。然而，部分刊出论文由于漏标、不规范或错误使用拉丁学名，导致其学术影响力大大下降甚至引发学术误导，不利于学术交流[5]。因此，相关的书籍、学术刊物、科普杂志等，在涉及昆虫分类学、新品种介绍等内容的时候，应准确标注其拉丁学名。撰写昆虫研究的论文时，除正确表述所研究物种的拉丁学名外，还要标出证明该物种存在的标本编号或采集编号；对于实验所采用的供试昆虫，除标出昆虫的名称外，还要注意标明其来源，以便索源查证。

（二）编辑应重视拉丁学名的规范使用，并具备一定的甄别能力

作为科技期刊编辑，需掌握编修和甄别学名是否规范使用的方法。很多编辑由于不重视学名的规范表达或者忽视了此项工作，面对各种各样的来稿，怠于查证，这种做法有失编辑的职业道德。编辑在编校工作中要勤于对来稿中不能确定的植物病虫害学名进行查证，经常翻阅动物学、植物学专著，通过长期积累，逐渐增加专业知识，并及时与作者沟通，减少不规范用法的产生。

（三）掌握学名的查证方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有些昆虫的分类地位不断地被修订，其学名相应产生变化。因此，要注意查阅最新的有关学名词典和资料，建议作者遵循最新《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4版）， 查阅《中国动物志》等具有权威性的资料，掌握最新的变动情况，避免使用普遍被认为是异名的学名。

建议论文作者和相关期刊编辑对拟发表文章中学名的使用进行甄别时，在参阅权威文献的基础上，请教相关分类学家对物种现用学名及分类地位进行确认，可借助其他一些相关网站，如“基础科学数据共享网生物学科数据分中心http：//wwwbioinfocn/”或“中国生物多样化信息中心（动物学）http：//monkeyiozaccn/”，对每种昆虫的分类地位进一步确认，最后需依据最新的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的相关规定规范表达。尽管一些昆虫在分类学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不同的分类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学名的使用可以忠实于作者本人赞同的分类学观点，但学名书写形式上一定要规范。

（四） 认真阅读不同科技期刊的投稿要求

有时，不同的科技期刊对昆虫学名的表述也有不同的要求，一般分类学期刊及分类学论文对昆虫学名的表述要求较为严格，而非分类学论文对是否需要加命名人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作者在投稿时，要认真阅读不同科技期刊的投稿要求，才能符合要求，达到规范出版。

致谢：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李志强副研究员对本文进行了认真修改，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章玉苹副研究员给予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1]吴伟根， 周莉花， 章晓光 生物拉丁学名中的符号及用法[J] 编辑学报， 2008， 20（ 5）：395-397

[2]常思敏 生物学名规范表达中常见问题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8， 19（4）：683-686

篇（11）

引言

信息技术知识对于学生将来步入社会助益良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思维来完成一系列知识探究[1]。学生在高中时期掌握信息技术、打好基础虽然未必能在高考时帮助学生提高成绩，但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能让学生终身受益，且形成良好的认知，可规避学生对不良网络的沉迷，促使学生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正确辨别信息。教师应打破传统、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喜爱信息技术，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挖掘学生的信息技术潜能。

一、当前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结构缺乏合理性

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占时较少，当展开信息技术的新课授课时，部分学生对之前的内容遗忘得所剩无几。加之教材信息有所滞后，新时期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仍是老生常谈的内容，其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有课程教学颇有零碎感，使学生前后接触的理论实践信息没有共通性，导致他们的记忆较为混乱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二）缺少实践操作机会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实践，通过实践演示理论，在实践中使学生逐渐理解知识与技能，并达到能够应用的程度，要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但当前学生操作的机会少，实践内容比较滞后，加之教师不敢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网络学习环境，学生只能被限制在固有的教学模式中，形成思维定式[2]。

（三）缺乏重视

因为信息技术尚未纳入高考，在当前应试教育功利心的驱动下，信息技术教学并未引起学校的重视，师资力量不够，课时不足等现象普遍存在。受大环境影响，学生较为忽视信息技术的学习，很少有时间探索信息技术，学生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多停留在电子产品应用上。他们在较为紧张的高考备战状态下，对信息技术学习抱有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态。

二、新课改下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策略

（一）明确课程目标，提高重视程度

教师应明确每个阶段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前期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践拓展。例如，学习文件的分类，可以以旅游为主题，准备多个景点相关的多种文件格式，如黄山、太湖等多个景点的图片、视频、攻略文本、音频、PPT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对文件进行分类，并对自己的分类方式进行解说。学生在实际应用中理解分类的思想，课程目标清晰明了，完成度较高。课程目标的设置应满足学生的心理诉求，从学生较为感兴趣的学习形式着手，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呈现教学内容。如今，智能手机提供了很多生动便捷的视频、图片制作App，教师可利用这些App设置教学任务，让学生轻松了解bmp、jpg、gif等多种图形文件之间的区别，掌握常见的动画、视频文件格式。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着手，达成课程目标，从而提高学生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与喜爱程度。

（二）注重以生为本，实施分层教学

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他们有的对常见信息技术知识已十分熟悉，有的还存有畏难情绪，教师应尽可能开展分层次教学，让每位学生都能在学习中获得进步[3]。分层次教学需要教师提前了解学生的能力，设置分层任务。例如，在学习photoshop的使用时，虽然很多学生已借助形形的手机“p图”App对图像处理有一定的了解，但对这种专业软件的使用却无从下手。教师可提供教学辅助视频，让学生利用视频提供的操作技巧对图像进行个性化处理，以夯实基础操作能力。能力较强的学生可按照拓展视频进一步完成难度系数较大的图像处理任务。分层教学能让后进生掌握基本知识技能，让优等生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既能达成教学目标，又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注重实践教学，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应用计算机处理学习、生活问题的现象越来越普及。学生越来越常态化地使用文本编辑软件编辑排版论文、制作电子小报，用photoshop设计制作班旗，用数据处理软件统计成绩……在学生动手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教学模式也应做出相应调整。新课程改革将程序设计提到重要位置，要求教师顺应时代的变化，加强对学生模块化思想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程序设计教学难度极高，教师应以实践为基础，引领学生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提升逻辑思维能力，为适应智能化时代做好准备。

（四）任务驱动教学，提高课堂效率

在新课程教育体系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减少教师的侃侃而谈，营造更轻松自在的氛围，利用任务驱动，在有趣味性的话题中达成教学目标。算法的概念枯燥而乏味，教师直接讲述理论，学生往往难以接受。因此，教师可以将算法概念设计成生动有趣的教学任务，在层层任务解锁的过程中完成学习，这样既降低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趣味问题的引导下，学生逻辑思维慢慢形成，他们融入层层问题解决中，逐渐忘却对编程的恐惧。随着任务的层层推进，简单的算法跃然纸上。有效任务的设计让课堂教学事半功倍，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五）与主流学科衔接，强化知识的融会贯通

信息技术与数学、物理、语文等学科有较强的关联性，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衔接主流学科，强化知识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例如，教师布置生肖计算的编程任务。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趣的组成部分，从了解生肖有关的传统知识到数学中关于属相的推算方式，再到寻找轮回的规律形成解决问题的算法，使用自然语言、伪代码、流程图等多种不同方法来描述算法，展示学生多样化的算法。教师应剖析不同算法的可行性及效率问题，让学生体验算法的多样性，最终利用生动易操作的程序设计平台，让学生在平台的帮助下尝试自主完成程序。这样的教学方式使信息技术学习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变成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