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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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篇（2）

二、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篇（3）

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篇（4）

1.1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综合门户网站上思想政治和文化宣传必须占有“窗口之席”目前，各级医疗卫生单位依托推进政府上网工程，基本建立了自身的门户网站，在门户网站上开设“窗口”，开展思想文化方面的宣传。在门户网站栏目设置上，既要重视业务和专业的宣传，又要把卫生思想文化内容和业务工作同等对待，整合网站栏目，构筑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文明创建和文化建设的“窗口”宣传体系，使网站在专业学术和思想文化上形成整体的宣传合力。日常维护机制中，要有专门的网络阵地管理人员负责精神文明、党建群团、文化建设的文章信息的更新。

1.2探索建立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文化“专题网站”网络是新兴媒体，已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中。网站是载体，是平台，是途径。要做好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和精神文明工作，需要正确认识网络，正确引导舆论，建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类网站，对于网络上的不道德及违规现象要坚决制止，并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网站要集思想教育、政治理论宣传、道德风尚及管理等诸多功能为一体，承担起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专题宣传，开展系统的网络理论交流，通过网络阵地构建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宣传主题网站。这类网站要在门户网站上建立链接窗口，让网民登录专业门户网站的同时，可以通过链接登录思想文化网站。充分运用网络资源，实时、即时和实效地发挥网站的宣传教育职能。

1.3开通官方政务即时通讯宣传平台并建立管理队伍如今的即时通讯途径很多，传播受众范围之广、之快远比想像中迅速且深远。可以试探性地开通政务iTunes、政务微博（微信、博客、QQ群），并开通手机短信群发系统等，多渠道开展即时宣传。现在，一些即时通讯已经成为60年代后生人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且，从以往经验来看，重大的会议、重要新闻、重大舆情的传播中，基本缺少不了即时通讯，在手机成为新媒体工具的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固守老套路的传统传播方式，而是要主动走向即时通讯市场，占领即时通讯网络，加强正能量的宣传与传播。

1.4通过办公自动化局域网络传播思想文化信息思想文化工作应该充分依托局域网络系统，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理念的信息传播，通过办公网络平台正面信息，增强局域网的教育管理职能，弘扬主旋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及时周知所有员工，充分利用网络特点，为思想政治文化工作争取更大的工作空间，发挥最佳的传播功效。

2积极利用好各类传播阵地开展舆情应对及舆论引导

2.1在本单位网站建设管理机制基础上建立舆情监测和预案机制一般单位舆情应对机制由信息、宣传、应急办（行政办公室）、纪委等部门组成，卫生思想文化网站的管理层成员大体可以与本单位门户网站管理成员重叠。此外，要注意依托各地政府新闻办及宣传部门的网管要求，有条件的可以依托当地公安部门的信息监控系统动态关注网络中的医疗卫生舆情。医疗卫生单位可以采取人员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舆情。要探索建立舆情应对预案，从制度上保证一旦有舆情发生，做到事态面前不失控。

2.2依托网络阵地管理员队伍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阵地平台的管理人员对网络传媒的特点有一定了解，因此，将两支队伍融合，一套班子两种任务，可以提高舆情应对的专项能力。网评员队伍最好要设立层级，包括网络浏览人员、一级网络评论员、主要网络发言人。每天由浏览人员负责浏览搜索各大论坛、社区帖吧等平台的相关敏感信息，发现敏感信息立即向网络发言人汇报，由发言人、网评员及有关专业科室共同商定应对方案，汇报单位领导，确定应对方向，开展联动应对，应对过程中要逐级明确其应对信息的权限。切实加强网评员队伍应对舆情的能力培训，开展运用网络化语言的适应性锻炼，提高网络评论的水平。

篇（5）

大部分企业的负责人都不注重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即使开展了，内容与形式也是比较单一的，基本上就是集中员工开个精神传达会，要求员工会上做做笔记，会后写写体会，严重缺乏新意，导致员工们对政治思想工作的漠视，甚至是反感，进而导致其不能对生产经营起到任何的帮助作用[2]。尤其是在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没有积极地、适时地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沿用传统的工作方式，不仅没有起到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引导作用，有的甚至还引起了员工的抗拒情绪。

1.2企业与企业员工的参与积极性比较弱

由于市场导向的改革，导致很多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国有企业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与企业经济效益无关，还费事费力，大部分国有企业不愿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即使有的企业开展了，也不会成立专门的政工队伍与划拨专门的经费，因此导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经费保障、队伍素质都非常薄弱。

1.3简单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相对来说企业的工作经验比较有限，特别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形式化现象也比较严重，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与说服力都比较低[3]。进而造成公有制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起到正确的、有效的引导作用，甚至还给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一定的阻力，引起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与工作人员的反感。

2强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2.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所谓的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职工在企业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价值观、企业精神及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企业特有的一种标志。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企业职工及职工个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二者产生的作用不同，所以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对企业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诚信道德、遵纪守法等教育，目的是促使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然后通过这些观念来促进企业的政治属性[4]；而企业文化是企业职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企业独有的价值观，隶属于经济范围。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企业文化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部分。因此为了确保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就得先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2.2及时对企业职工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企业改革的深化，无论是企业职工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但是随着生活的提高，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工作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无形中带给了人们更大的生活压力。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职工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都产生巨大的变化，导致职工在利益的取舍过程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动态化、多变化及现实化等特征，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道德诚信等正面思想不能主导职工的价值取向，甚至有的职工出现了漠视或者排斥的态度[5]。因此，为了改善职工们的这种思想状况，使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企业就得通过构建融洽的劳资关系来对企业职工进行必要的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由于刚步入社会的职工的思想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其思想行为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且这种影响力还比较深远，所以企业在对新职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能只做政治说教，应该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上强化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因为只有改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真正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为了实际解决新职工的生活问题，还要将心理疏导融入到新职工的工作过程中，以便做好新职工的心理引导工作，使其丰富心理世界，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开展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企业应该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以便及时疏导职工的心理问题，使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界。

2.3利用企业管理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能否顺利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所以要想顺利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得使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与正面作用[6]。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包含企业文化、法制意识、社会责任、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内容，且这些内容常常是企业管理问题中的重点，再加上当前的企业管理内容主要是人事管理，所以可以得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员的管理。因此为了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有机结合，利用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方式来开展公有制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可以利用企业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来推动企业管理，也就是让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互惠互利。

篇（6）

1、管理层缺乏安全第一理念

一些煤炭企业的管理层过分关注业绩和经济利益，在实行矿长负责制后，为实现生产任务，达到指标产量，缺乏对安全和预防的重视程度。尤其在生产任务紧急时，为了加快生产而忽视对安全的强调甚至违规操作。有的领导在发生各类安全事故时，强度事故是常态，推脱责任。不主动对各类安全设施和建设进行投入和重视，对技术设备的维护和改造、对安全设备的资金投入等都不到位。

2、作业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和能力

煤炭企业的基层作业人员主体是重体力工人，一般文化素质不高，操作技术不强，对高强度的集约化、机械化生产作业适应性差，工人缺乏安全预防和操作的主动性，被动遵守操作章程，认不清安全操作的重大意义，缺乏总结安全事故教训的自觉性。

3、安全管理经验落后，重形式、轻落实

传统煤炭企业的管理方式较粗放，不重视对安全管理方法、手段的改进和创新，虽然在安全技术、装备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有些安全软科学，如安全系统工程，安全心理、安全行为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较少。在安全宣传方面，重形式、轻落实。为了对企业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与警示，煤矿管理者制定了许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也经常结合时势，利用各类传媒烘托气氛；通过安全征文、安全评比、安全警句、安全标志、开展安全牌板展、安全知识竞赛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打造安全文化氛围。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习惯性违章仍然屡禁不止，工伤事故依然时有发生。

4、安全规章制度不完善

影响煤炭企业安全的上述理由的源头在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关于事故调查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不明确，安全技术措施编制审批环节不完善。在重大事故的组、追查处理时，负有相应责任的主管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不突出。安全管理考核奖励章程规定不科学，没有针对管理人员做出处罚措施，对主管领导的处理缺乏统一标准，体现了人治思想，丧失了权责统一的现代管理理念，使安全规章制度对人们的预警功能大大减弱，使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文化思想意识淡薄。

二、如何构建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

1、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

煤炭企业要真正理解安全的重要意义，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同时要注重预防，综合治理，把安全当做企业的生命线。要围绕安全生产的各项任务，大力创设安全舆论氛围和文化氛围，力争培育企业安全文化，能够用文化的力量引领和推动企业的安全生产。要达到让安全文化思想内化于全体员工的内心，外化为企业生产的实际行动，提高安全思想觉悟，将事故排除在有效预防和综合治理之外。

2、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机制

煤炭企业管理人员要检查以人为本，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要从管理上真正落实，加强安全管理结构和管理人员的组织和建设，提高安全管理的实效性；要从上到下做好各个环节的排查治理隐患工作，加大安全生产的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重视对一线工作人员劳动条件和安全生产设施的改善，设立事故应急预案和援救系统，增强煤炭企业事故预防和抗灾能力。煤炭企业领导层、各部门主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实行权力和责任统一的机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做到有全必有责，出现事故各级责任人负责受罚。避免因为互相推卸责任而忽视岗位安全意识。

3、重视安全生产的精神文化建设

要做好重注以安全和生命为主题的精神文化建设，积极做好企业安全思想文化观的传播和落实，可以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典型特色车间班组文化建设、煤炭企业特色安全文化思想宣传等活动，全面开展现场安全作业标准化建设。企业要加强安全文化思想建设成果的巩固，凝聚安全文化思想观念，提高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一线作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工人的信息化、机械化理论和技能的辅导和培训，增强安全实践的软实力建设，使安全生产的精神文化建设与煤炭生产的实践相结合。

4、强化安全生产常规工作

篇（7）

1．大学生上网情况调查。

为了进一步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网络德育意识，丰富校园网络文化资源，随机对高校1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是当代大学生上网查资料和看新闻的占多数，游戏、交友、聊天、音乐、视频的学生不到五成。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大学生喜欢利用网络学习。

2．大学生综合门户网站栏目的喜欢比例。

依然对这100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喜欢的网站是时事论坛、热点追踪、考试资讯和就业考研资讯等专栏。

3．目前高校网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以下几种问题值得深思。根据对学生进行调查，反馈出来学生认为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缺乏专业网络技术技巧， 学 生网络自律性和自建意识较弱，网络管理和舆论队伍不健全，网络互动平台太少，网络文化含金量太低，网络德育论坛少……

（二）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现状

1．栏目设置完备。

当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的栏目设置都比较完备，一般都有“学校概况”“管理机构”“院系设置”“招生栏目”“考研通道”“学生管理”“名家讲台”“心理咨询”“新闻视点”等栏目。各高校的网站基本能够满足不同专业的信息交流、教学教研、思想政治、校内信息共享等需求。

2．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学校的网站由于栏目设置较多，内容丰富，充分发挥了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全面性等特点，栏目集教学、管理、教师、学生生活为一体，信息量大，尤其是新闻、公告等栏目的点击率最高，成为广大师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学校动态的平台。有的高校还链接了图书馆，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寻找自己喜欢的资料、有的还开设了校长信箱、书记信箱等栏目，让网络成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平台，方便快捷，实用性强。图书馆的中、英文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和试用数据库这四个数据库系统较大地满足了师生的需要，书刊检索、信息通报又方便了受众办理手续。另外，通过图书馆链接的世界各地资料库和多种报刊数据资料库也让大家查阅十分快捷和方便。

3．德育渗透不到位。

不少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德育渗透不到位，有的只是在首页中出现了校训、校徽等可以用来展示高校特色和精神的办学精髓。但是在二级网站上的德育渗透就很少了。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仍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和开创新栏目的必要。

4．学校网络硬件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明显不足。

网络文化建设的物质条件是电脑，电脑是更新最快的电子产品，任何学校都不可能及时更换。所以就可能出现部分电脑设备陈旧、网络信号不好、网站不稳定、网速过慢等打不开网页的情况。经常打不开网页，势必影响师生上校园网的心情，这给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导致学生不善于利用校园网络下载资料的情况。

5．校园网络的管理有待加强。

学校在创建校园网络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网站的实用性和创新性。网站所涉及到的内容多、信息量大，这就需要一批技术过硬的专业的管理人才，才能甄别来自于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创新。由于网络互动需要管理人员的参与，尽管互动效果好，但是由于人力不足，管理能力有限，还不能开设更多的互动。另外，学生希望开设更多的新颖的栏目，拓宽交流空间，缓解精神压力的渴求也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从事网络工作的专职人员太少，很多学院都是兼职管理员。网络管理工作的负荷重、工作量大，而且专业知识和业务都不够扎实，网络管理责任、分工也不是很细化，这些都是影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优化

（一）基于校训，创设更多特色网页

自从有了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学校的标志，是一个学校的品牌，更是办学理念的彰显。因此，大力发展校园文化建设，努力构建具有历史传承、时代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对于良好校风、教风、学风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校训就是校园精神的提炼，反应了师生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精神信念、文化传统、学术风范。校训是德育的综合体现，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因此，高校在制定校训的时候必须要全方位地考虑自己的思想定位、办学目标等方面的问题，综合提炼出能够充分体现办学特色的校训。高校的首页设计要清爽简洁，重点突出，浏览方便，设计合理。通常校训作为学校办学的宗旨都会出现在页面上，附上一些具有代表性能够宣传学校的图片，首页中能轻松的点击到第二级网页。第一级网页的创办，德育思想都以其独特性而贯穿于整个页面。第二级网站的德育往往是现在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各栏目组应该根据自己栏目的特点，设置相应的德育思想。比如学生会的“团结、拼搏、合作、诚信”等可以作为德育的核心内容；教师栏目多以“师德师风”为主题的德育内容来设计；教育科研以学校的长足发展理念来作为德育内容……总之，每一级网站都应该充满浓郁的德育气息，充分体现出大学教育的特色、个性和专业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在网页的任何地方接触到德育的熏陶。另外，校徽也是每个学校德育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所以在网站的某个醒目的地方，都应该出现校徽，让学生看到亲切的校徽能够精神倍增，努力学习。

（二）学校应加大投资，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

比如开设“德育讲堂”、“道德底线”、“我身边的行为”等栏目，尽量让学生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入手，收集德育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或者展开评论。如果发现了身边德育使者，应该及时让他的故事传播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学生吸取成长的正能量。如果发现了身边不道德的事情，也可以第一时间到网络上，让学生以之为镜，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不是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或者已经实施过行动。这些举措，都是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教育的好方法。学生通过参与互动，可以让他们获取成长有用的价值观，为成为高尚的人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网站内容应新颖独特，实用性强

现在的各高校都很注重网站的实用性和方便性，所以网站内容一般都会涉及到对师生便利的公告、消息、教研平台、互动平台等栏目。在一些点击率高的栏目更应该加强德育思想的渗透。比如可以每天换一句赋有哲思的至理名言，或者在醒目的位置传递着拼搏、诚信、奋斗、明理等德育精髓。让学生在不经意中得到教育，受到熏陶。如果做到了，学生们一定可以变得更为理智，大学生活会因为精神食粮的充足而更为有意义。高等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我校也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进行网络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开设具有历史沉淀、时代特色和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体系。这样的体系对形成良好的校风、拼搏的学风，对增强师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师生全面良性发展，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也才能让学院具有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优势资源，这样，网络文化建设的目标就达到了。

（四）加大投入，优化网管

网络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各高校应该加大投入，加强培训，让责任心强、业务素质好的专业人员来对网络进行管理和维护。管理上去了，网站的更新就快了。所以，学校应该提供给网络文化建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为营造健康、向上、优质的网络文化做好坚强的后盾。

篇（8）

电力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是开展所有工作的中心和基本出发点。也是领导制定各项工作应遵循的规律和依据，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开展在员工之间，根据已经制定完善的工作方针、原则，来指导员工的工作行为，从而促进电力企业良好的发展。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社会性，电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外，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电力企业也是处于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员工的思想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具有社会性；第二是开放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电力企业员工的思想，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具有开放性；第三是自主性，随着电力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加入到电力企业中，这些员工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第四是广泛性，思想政治工作包含的范围非常广，职工素质教育、改革观念教育等都属于思想政治范畴。

（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企业文化内涵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环境，以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对员工的工作行为起规范性的作用，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方面：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心态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员工的行为方式等。在电力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创新化、人本化、制度化以及学习化的特点。创新化：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创新性，从而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本化：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员工，只有被员工认可的企业文化才具有生命力，同时，企业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化：是指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学习化：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创造一个全员学习的氛围，以便员工的工作能力能一直符合时展的要求。

二、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联系

二者的共同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精神对人的主导作用，为了使工作达到最佳效果，都会充分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二者都会针对人的特点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促进电力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让员工主动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二者的不同点：在电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所特有的企业文化，而且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属于理性文化概念。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引导，以此来调动员工主动投身工作的热情，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理性概念，还是实践性概念。二者的互补作用：在管理上，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思想为基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企业文化具有政治方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互为补充。在行为方式和体系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选用的方式为关心理解、沟通等，这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依据，而企业文化经常采用的方式为商品经济行为、非组织交流行为等，这种方式可以补充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电力企业中，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方法有三种：第一，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队伍，这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保证和条件；第二，采取相应的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要以人为基础，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的调动起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员工自愿的投身到电力企业的生产建设中，并参与到电力企业的管理中；第三，注重电力企业文化培育，良好的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电力企业繁荣的发展，当前，电力企业正在实行体制改革，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坚持与时俱进，做到与企业体制、时展相符合。

篇（9）

经济决定律，是指生产力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最终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进程。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82）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P695）这一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的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生产力要素、经济要素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客观要素的形成，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意识、个体意识等主观要素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定阶级经济利益的实现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中，最终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间接地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生。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产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各种偶然要素也都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经济要素的补充和反映。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中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P733）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虽然其何时发生、何地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等都是偶然的，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这些偶然要素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制约。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最终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需求，最终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深层根源。

2.政治催化律

政治催化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政治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萌芽于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历史大事件，却是政治生活和阶级的出现。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独立的力量影响思想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伴随着阶级的政治实践一同产生和发展的。一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阶级为了实现其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是对各种政治关系进行着思想调控，以达成政治共识，统一政治行为，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一定政治集团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其所期望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更加重视对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成员的思想统治，自觉、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控，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来传播、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抑制、消除有害于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总之，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影响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剂。政治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作用表现在：政治活动直接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政治活动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以本质的规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原始社会自发的萌芽形态转变由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实施的，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正式形态；政治活动铸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总之，政治活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挥着全面的、根本的、本质的推动作用。

3.文化传承律

文化传承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依据。所有文化都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把这称之为人的“社会遗传”或“濡化”（enculture）。[5（]P42）文化传承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需要通过世代相传，才能实现文明的历史继承和历史创造，使人类文明的火种照亮人类自身前进的道路。在文化的传承中，反映一定社会群体、集团特别是一定阶级和国家根本利益和深层文化追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核心内容，这些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在一定的思想文化、道德文化、政治文化中，成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如果在文化的代际相传中，缺失了这一核心的内容，就抽掉了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正如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一样，如果没有抓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互助友爱等这些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能使这些核心价值观得以发扬光大，就不能使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薪火相传。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道德文明和德育传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得以世代相传，内化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在人类发明的各种保存和延续文化传统的手段中，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知识技能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得以延传，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使人类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反映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延传。在国家和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实践活动中，不仅实现了一定文化的社会化和代际传递，而且也使主导意识形态得到了传播和确立，充分地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之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向下一代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使一定文化的核心、灵魂和精髓传之于后世，从而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担负的文化使命。

4.要素充足律

要素充足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各种要素必须齐全、充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虽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却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包括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孕育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创造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群体，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了雏形。进入阶级社会，阶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政治集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包括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个体意识的自觉程度等。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是一种社会自我意识，也即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自我体察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自主认识。而这种社会自我意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阶段，最终才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意识的真正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同时也受到个体自我意识的制约。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没有个体对自我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自觉，自然也不会产生接受这种自我改造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不会在个体身上现实地产生。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具体时机、情势等，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只有历史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创造了充分、足够的主客观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生。

5.主体主导律

主体主导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始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的一种社会实践，是人类主体性的表征和外化，确证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发起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必须有主体的依托和推动。没有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人类主体能力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能力，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成。[6]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主体始终处于积极的、主动的、主导的地位，扮演着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效展开的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主导性要素和关键步骤。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真正具备了相应的主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反映，也才能发起、实施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主导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6.客体主动律

客体主动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客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主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和塑造的对象，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中，其作用却不可小视。如果没有客体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产生。客体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认知、判断和进行自我改造的动机、情感等心理要素，对于客体是否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够在个体身上具体地发生都具有根本意义。如果客体完全缺乏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自觉体认和提升动机，如果客体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载和消化一定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程度，那么就很可能使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失去现实的对象，成为毫无意义的单边操作，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外在的、自为的存在。只有客体形成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和主体能力，具备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客体，也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7.介体联结律

介体联结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介体发挥着联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媒介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离不开一定的中介，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借以产生的渠道和途径。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没有一定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渠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就成为相互割裂、互不相干的实体，就失去了彼此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意义，更加不可能产生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发生。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的要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形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联结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同时也是维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命脉。

篇（10）

（二）企业文化创新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有了新的渠道。人既有适当的经济诉求又有合理的精神诉求是当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员工的做事方法和原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企业的文化是一种凝聚全体人员力量积极进取，把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相结合的一种精神，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把最大的热情和集中的精神投入在企业生产中去，达到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一个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目标也是如此，二者有机结合可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到企业的文化活动中，通过企业的文化建设来带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让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更加强有力的作用。企业的文化建设是让全体员工自觉遵守一种原则，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三）企业文化创新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有了新的机制。企业的文化建设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的进行氛围，让员工增强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他们对于企业领导者更加信任和认可，从心底里愿意为企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使思想政治工作有了一个稳定的奖励机制。企业文化可以引导员工奉公守法，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提高员工的精神文化素养。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以人为本，企业的文化建设注重提升职工素质，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激发员工为企业积极贡献的热情，使其更贴合企业发展。这种新颖的奖励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员工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以文化建设带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一定会让企业的发展来到一个新的阶段。

篇（11）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