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科技发展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中国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连续上了几个大台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乡居民用于吃、穿方面的开支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0年的18548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亿元，年平均增长9.3%，人均GDP由1648元增加到7543元。人均GDP在2000年达到7081元，按当前汇率计算超过800美元，实现了中国第二步发展战略，目前人均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困难重重，大体有以下方面。一是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不高。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科技水平明显落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尚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二是人口总量庞大，人口素质较低。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接踵而至，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难以改变，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资源短缺，人均资源明显不足。目前，中国人均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中国多年水资源总量为28100亿立方米，人均淡水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中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4%；人均森林面积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虽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浪费惊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的矛盾。四是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极为严重。部分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较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7大水系污染严重。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作为主要经济水生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的近海和内陆域严重污染，水生生物亲体繁殖力和幼存活力急剧下降，水生生物得不到补充。过度捕捞导致主要经济鱼种资源严惩衰退，经济渔业品种日渐衰减，渔获组成的营养级水平逐年下降。物科濒危现状十分严重。中国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600种野生动物已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事实证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最终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当前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高度持续增长，必须审时度势，立足现实，找准问题的突破口，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发育层面差异大的国家里，必须历经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大量事实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努力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一）保护环境，建设生态

目前，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中国的环境令人担忧。大家不会忘记，西北起沙暴，京城降泥雨，南海泛赤潮，环境警钟频频向世人敲响。西南、华南、中南、华东酸雨连片，北方还有一块二氧化硫区；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滇池水体遭受污染；蓝天难见，垃圾围城，黑水穿堂，是不少都市的景观；江、浙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是中国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范例和缩影，但是，环绕太湖的近千家企业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广大农村化肥、农药的污染，养殖业的生物污染，以及星罗棋布的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污染，使美丽的太湖遭到严重污染；大量事实告诫我们：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二）珍惜资源，节约资源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问题是未来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源可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两类。水、土壤、森林、草原等，大体属于可再生资源。74%的工业原料、85%以上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地球上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地球上众多资源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所以，珍惜资源，节约资源是全世界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则，中国更应当这样。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思路

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必须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的持续协调发展。实施持续发展战略，实质就是要树立新的发展观，改变传统发展思路和模式，经济发展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当前，实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前提下，努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具体思路如下：

（一）要做到节约与开发并举，合理利用资源

这就要求我们要节制对自然的索取，珍惜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自然界中的大多数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在利用资源时，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带来的资源短缺问题，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近年来，中国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北方出现了沙尘暴天气，这与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有很大关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中国的“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做到积极植树造林，禁止滥砍滥伐，培养节约意识，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努力寻求各种可再生资源等等。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行清洁工业和生态农业

在过去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这就带来了资金、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同时还带来了十分重要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必须要将经济增长方式有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推行清洁工业和生态农业。清洁工业也是一种生态工业，它具有低污染的特征，这种生态型的工业生产能够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生态农业也是将传统技术精华同现代科技成果结合起来的新兴农业，它可以保护土地资源，提高生物产量，并且带来生产上的低污染甚至无污染。

（三）大力发展农业，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林业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市场，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投资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预防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工业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要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工业生产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污染的“末端管理”是被动的管理模式。而清洁生产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篇（2）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英国和美国一些高校首开国际关系课程或专业开始，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迄今已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经过个把世纪的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不但没有越来越成熟，反而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严重到了甚至威胁学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这些挑战，如何在这些挑战中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当然，各个国家由于所处地位不同，面临国内外情况不同，对国际关系的感受，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学科的生存状况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没有就此作全面的调查，许多论断都是基于一个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和思考。同时，本文的讨论主要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同时适当顾及作者有所接触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所以讨论的内容势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观的，权当是作者的个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特点

应该说，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始于美国的推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一战结束后最早在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和专业的少数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诞生了最早的国际关系专属理论理想主义，而且随着一战后大量研究国际关系的欧洲学者移居美国，推动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规模性发展。当然，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个学科当中，包括历史学、地缘政治学、法学、哲学等。许多学者指出，国际关系作为单独一个学科之所以会在一战后美国形成，主要与其国家的需要有关，作为处于国力快速上升期的国家，也是一战的胜利国，美国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国际事务的人才，急需有人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提出设想，按美国的利益来重构世界，反映了实力上升中的美国走出去的需要。

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际关系之所以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以笔者个人的理解来说，主要归功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国际法、国际经济关系等都可归属于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唯有国际关系理论有它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人们常会以几次理论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大论战来归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从理想主义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到现实主义的转向，以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中间有过一段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时期，但它基本上属于方法论上的贡献，理论范式上并不处于和其他理论平等对话的位置。之后又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再一次论战，但第二次论战双方都冠以了“新”的名义，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或制度主义)。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构主义异军突起，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感觉，从而形成了三大主义鼎立的局面。这些理论的论战，勾勒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部百年发展史。

这样的定位和发展归纳，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关系确实是正宗的“美国货”，因为这些理论的大争论主要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之间进行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有介入，但他们都属于在各个阵营摇旗呐喊，并非争论的主角，更谈不上是领军人物。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他们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国内部的“厮杀”上。尽管严重不平等，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争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化贡献还是应该承认的，正是这些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和发展，真正撑起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一片独立的天空，因为要成为单独一门学科，其独特的理论范式是必需的。

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百年史来看，这个学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特点：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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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些在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物理论文，其平均引用数并不逊于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相当水平的论文，甚至还略高一些。中科院院士王鼎盛比较了中科院物理所3个研究小组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3篇论文与他们发表在影响因子很高的《物理评论B》和《物理评论快报》上的12篇论文，发现各类与引用次数相关的数据都基本相当。

“同一期刊的不同论文学术水平差异非常悬殊，所以以单篇文章的有效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质量更合理、更公正。同时不能只看两年影响，应该追求论文的持续影响年限。”朱作言表示,“盲目崇拜影响因子”的科研评价体系，不仅导致了“垃圾”论文产生，更导致大量国内优秀论文外流，给国内期刊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导向的影响，已成为我国科技期刊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汪继祥介绍说，去年年底，我国大陆的科技期刊已达到5000多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期刊大国，但与西方相比，我国科技期刊质量水平差距较大，入选SCI的仅有76种，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只有4.1。

篇（5）

美国是典型的分散型统计体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统计机构，各种政府统计都是分散在联邦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内进行的。美国科技统计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中的科学资源研究处（SRS）负责，其数据搜集网络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私人企业的R&D活动调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实施的技术创新调查，美国教育部统计中心提供的美国教育情况、大学研究与发展情况数据，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的政府部门科技活动统计。此外，还有其他少量有关数据由各州政府提供，有关专利、贸易等方面的资料则需通过有偿的渠道买入。这些数据最后由科学资源研究处统一汇编整理。

具体来说，目前美国的科技统计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科技投入指标，覆盖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关研究与发展支出、项目、人员的基本数据；二是科技产出、影响和过程指标，具体包括出版物及引用、专利、技术创新、技术贸易、公众对科技的态度及理解程度等方面的数据。以上两大类指标数据来自科技统计的不同部分，其数据采集方式也各有不同，具体包括以下数据采集方式：

从联邦政府各部门在工作时积累的数据中直接提取。最典型的是“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美国移民局在工作中会记录全部移民的个人资料，只要把其中有关部分抽取出来略加编辑就可以得到所需数据。

借助于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开展的统计调查活动取得自己所需的数据。如果调查对象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辖范围内，科学资源研究处可能无权直接进行调查，或者如果科学资源研究处需要的数据不多，就不值得开展独立的调查。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委托其他部门，在其调查统计中加入一些科学资源研究处需要的项目即可满足需求。典型的例子是“全国职业人员调查”，该调查是劳动部为了解全国职业状况而进行的，科学资源研究处通过部分出资即可从中取得有关“科学和工程”职业的数据；又如“高中后教育普查”数据，就是通过将其纳入到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普查工作中获得的。

与其他联邦部门进行联合调查。这种情况下，双方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调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然后满足各自的数据需求。如“产业界研究与开发活动调查”是人口普查局和科学资源研究处订立“部门间协议”进行的联合调查。

以合同方式，委托一些研究机构或私营调查公司进行调查。这类调查所占比重最大，每一笔合同都要经过公开招标和同行评议，但中标单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对委托调查，科学资源研究处一般要自己做抽样核查，以核实承担单位完成的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以科学资源研究处的人员力量为主进行的调查。此类调查非常少，近年来只有“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院和非营利研究所调查”，但一些数据处理工作仍是委托一些民营调查机构完成的。

美国科研实力国际地位如何

要了解美国科技的总体状况，可查《美国统计年鉴》的section16：science and technology部分，共有25张表格，包括R&D经费投入、科技人力资源情况、航空航天科技活动等指标数据。但是年鉴数据只是给出了美国科技状况的一个宏观概览，如果需要追踪更加细化的指标和数据，就要利用《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与统计年鉴不同，该出版物的内容主要是以报告形式呈现的，是在对所搜集数据做一定处理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

《科学与工程指标》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编辑，自1973年起每两年出版一次，内容包括科学与工程的数据指标及相关报告，还有科技政策专项分析，是反映美国科技发展状况最详细的报告，而且其中还提供了很多历史纵向比较数据，便于读者了解美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趋势。目前它的用户覆盖非常广泛，包括政府、企业、大专院校、非营利组织、专业团体等。

笔者以《科学与工程指标2010》中“综述”一章作为切入点，引用部分数据和图表介绍美国和其他国家科技发展的情况。在“综述”一章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侧重以国际对比的方式表现美国在全球科技和研发领域的水平和地位高低，这种对比主要体现在研发支出、研发支出占本国GDP的比重、研发产出（期刊论文和专利）等几个方面。

美国一直是、当前仍然是R&D研发支出的头号大国。2007年美国研发支出达到3690亿美元。欧盟保持与美国大体同等的态势，R&D支出为2630亿美元，但亚洲主要国家研发支出的上升势头也不容小觑，2007年达到3380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与美国的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见图1）。2007年，全世界研发支出最大的五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

篇（6）

统计源期刊

中国天文学学术期刊由中国天文学会、国内各主要天文台主办，包括国家天文台、中国天文学会主办的《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简称RAA)，中国天文学会、紫金山天文台主办的《天文学报》，上海天文台、中国天文学会主办的《天文学进展》及云南天文台主办的《天文研究与技术》。其中RAA为英文SCI统计源期刊，由英国物理学会(IOP)出版社负责海外出版与发行;《天文学报》为中国最早创办的天文学学术期刊，发表天文学科各领域研究成果，目前为双月刊，中文出版。我们选择RAA作为统计源期刊。本工作中另一本统计源期刊为英译版刊物，刊名为《Chinese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简称ChA＆A)”。为了便于向国际同行宣传中国天文学科研成果，早在1977年就由华裔爱尔兰天文学家江涛先生创办该刊物。它从国内主要天文刊物(目前选刊范围含《天文学报》、《空间科学学报》及《天文学进展》)选译文章，其中近90%的文章从《天文学报》选译，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该刊物的选稿、翻译、校稿等工作目前由天文学报编辑部承担。ChA＆A和RAA为本文的两个统计源期刊。它们均为英文刊，由知名出版社负责海外出版与发行。两刊可在海外天文机构查阅，所以国外同行查询该期刊文献时不存在语言障碍。两刊论文的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情况具可比性。

ADS数据库及研究方法

ADS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授权史密森天体物理天文台管理并运行，是物理学、天文学研究人员使用的在线图书馆。ADS的数据涵盖了天文、天体物理、物理学出版物及预出版平台www．arxiv．org。经出版方授权，ADS上的数据包含收录期刊文献的摘要或全文。不同于JCR只收录SCI期刊，而国内如中国知网仅收录国内期刊，ADS收录了绝大多数的天文学及其相关学科期刊。ADS中每条检索文献中含有简称为A、E、F、X、R、C等多个项目，点击C(Citationstothearticle)列出引用该篇文献的论文信息，点击R(Referencesinthearti-cle)列出文献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后者由出版社或期刊编辑部提供数据。通过ADS，可以方便检索每篇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及参考文献情况。以2012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崔向群院士为第1作者在RAA上发表的有关郭守敬望远镜(LAMOST)主题的综述文章［12］为例，截止2016年7月12日，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其总被引数为69，WebofScience数据库(简称WOS)中总被引数为161次，而ADS数据库中总被引数为175次。该文在WOS、ADS两数据库中按年统计被引用数分别为2、26、37、74、22和2、22、36、78、37(数据按2012、2013、2014、2015、2016年顺序录入)。其中2016年ADS多出的施引文献主要来自预出版平台arXiv的贡献及最新出版但WOS数据库中尚未计入的统计源期刊，包括RAA、天体物理杂志(AstrophysicalJournal)、天文和天体物理(Astronomy＆Astrophysics)、经典和量子引力(ClassicalandQuantumGravity)等期刊。因此，ADS的选刊范围、时效都足以衡量文献的被引情况，适用于本文的统计。

2分析与讨论

统计结果基于ADS数据库，我们将近5年ChA＆A论文施引文献数(包含自引)和其中国内作者以及国内刊物贡献比例，与对应的参考文献数和其国内作者以及国内刊物贡献比例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作为对比，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和数据来源分析了RAA，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国外作者及国外期刊贡献比例(国外作者贡献占比=100%－国内作者贡献占比，国外期刊贡献占比=100%－国内期刊贡献占比)可由此推算，受表格大小所限，未在两表中列出。施引文献数统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从表1和表2，可得出:1)ChA＆A和RAA论文偏向于引用国外期刊文献及国外作者撰写的文献，这与引言中提到的其他学科的统计结果一致。2)ChA＆A论文的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内作者贡献比例高达80%，施引期刊中国内占比也高于半数(58%);相比ChA＆A，RAA论文的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内作者贡献占比接近半数(49．7%)，而施引期刊中国内刊物占比仅为20．2%。3)ChA＆A主要引用国外期刊文献及国外作者撰写的文献，但其施引文献主要源自国内作者的贡献和国内期刊的贡献。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4)相比ChA＆A，RAA施引期刊文献中国外期刊和国外作者的比例有明显提高，第3条中所提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程度显著缓解。

讨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优秀的研究论文逐渐流向国外刊物，从而导致国内特别是中文学术刊物的影响力下降，以致人们对中文期刊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总体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研方面的投入包括科研条件和人员待遇等均有大幅提高，并且吸引了不少高水平的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人员的参与。至少目前在部分学科或部分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日渐缩小，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3］。由于数理天文等基础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同时缺少实际应用的评价依据，的被引数自然成为评价个人、项目、单位，以及学术刊物的一个重要数据。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引用文献时国内作者和刊物的论文可能被忽略的原因，从以下6个方面阐述:1)国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水平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科研水平，国内刊物与国际一流刊物的差距客观存在。这也是造成上文所述引用和被引不对等的主要原因。2)国内天文学期刊相比国外期刊占比很少。JCR公布的2015年数据中，“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科总共61个刊物，其中中国刊物仅一个，即RAA;而天文学中文核心刊物仅《天文学报》与《天文学进展》两个刊物［14］。3)期刊及审稿人导向。作者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渴望论文尽早被接受，会应期刊的要求，或受审稿人的提醒，引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体现研究深度和广度。作者通过引用大量国外刊物上的论文，力图表现出对本领域或本课题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体现该研究工作和论文的学术水平。5)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科研现状不够了解。这也是中国科研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客观反映，应该随中国科技发展而逐渐好转。6)中国作者对国内作者和刊物的引用不够重视。这里除了作者自身原因之外，刊物编辑部的宣传和引导不够也有一定的影响。以ChA＆A为例，过去极少数作者对自己的论文被选译不知情，部分作者不知道自己的在ChA＆A卷、期、页的具体信息，当然也就无从引用，对此我们现在已及时把有关信息通知作者。表1(ChA＆A)和表2(RAA)的施引文献数据中国内作者贡献占比有约30%的差距，主要是由于RAA全方位的国际接轨，吸引一批国外作者的投稿(和引用)所致。此外RAA至少有两类稿源使其被引数明显高于ChA＆A:一是介绍中国重大天文仪器的系列论文，如2012年大约有10篇关于郭守敬望远镜的论文，被引数约占当年的50%;二是一批高质量和高引用率的评述性论文［15］。需要说明的是表1和表2中的国内作者仅根据姓氏拼写来判断，不能排除其中外籍华人的贡献，可能会导致表1和表2所涉及的国内作者的数据被高估，但不会影响有关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中的国内作者份额的相对比较。这里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国外学者对国内研究现状不够了解，对一些原创性成果优先权的争议，乃至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学术偏见等。类似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前苏联)之间也是由来已久的。

篇（7）

2.2不忘办刊初心，厘清科技期刊的功能

篇（8）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9－0155－05

科技评价作为科研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构建科技发展竞争环境的基础，在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作用重大。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承担着国家的重要科研任务，合理有效的科技评价，不仅可以充分调动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而且能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奖励、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使管理决策部门正确地评价科学活动，合理地制定激励系统，以保证科学系统积极有效的运行，对科研事业和学科的长远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科技评价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评价特点是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所产出评价，评价结果表现为研究所排名，不与资源配置挂钩。第二阶段的评价特点是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关注重大创新成果、目标完成度和政策引导，评价结果表现为研究所分类排名并与研究所资源配置有所挂钩，同时反馈评价信息到研究所并为研究所提供咨询建议。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建立以综合质量评估为根本、以政策导向评估为重点、以基础数据测评为基础的综合质量评估体系，把战略规划评估纳入评价，尝试了创新能力指数评价[2]。

以上评价的3个阶段伴随着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第三阶段的评估体系全面总结和评估了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知识创新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有科学院特色的评价模式尚待建立，科技评价尚不能有效支撑科学院战略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需求，科技评价方法有待完善和进一步创新[2]。目前，中国科学院应总书记“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的要求，开始实施“创新2020”，着力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为此，研究所的评价导向应有所调整，应建立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研究所评价体系，尤其注重对人才的评价。

本文在讨论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所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优化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思路。

1 常用指标分析与优化思路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所评价体系共包括24个基础指标元素（见表1）[2]，其中的很多指标是科研机构常用基础评价指标，也是科技评价必不可少的指标，如论文等出版物以及影响因子、检索系统收录情况和被引频次，获奖成果，专利和软件著作权，项目数和经费，将帅人才等等[3]。下面就在讨论这几项常用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改进思路，使之更适合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评价需求，达到评价导向和支撑科学院战略管理与绩效管理的需求。

1.1 论文数和影响因子

篇（9）

主管单位：科技部

主办单位：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6711

国内刊号：11-1344/G3

邮发代号：2-87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中科双奖期刊

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中国科技论坛》（月刊）1985年创刊，是以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和管理的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管理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综合性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

篇（10）

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国际型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的资源投入和知识积累。企业创新文化的建立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参与。虽然近年来国家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或以不同形式为国贡献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国目前的世界级领军人才还远远不够。国家应站在文化和人才的角度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用国际化标准规范创新科研“生态环境”

一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审批和评价如“863”，“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应尽可能地国际化。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学者，尤其是华人华侨中的杰出专家．以顾问或评审专家的身份参与，学习欧美发达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立项和评估体系中的先进经验。

二是在一些国际前沿的基础学科和国家急需的核心技术领域，可以考虑组织以中国科学家为领导的国际攻关团队，邀请国际上一流的科学家(包括华人科学家)参加。以国家重点支持为导向和引擎．组织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大力投入．以科研合同的形式，用法律保障中方知识产权的主导地位。如能实现，此举必将更有效地利用国际人才资源和科研基础设施，对加速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有益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科学在这些领域走向世界领导地位奠定基础。

三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加快“985”高校的建设．为自主创新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联合研究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级人才培养计划。比如在现有的长江学者和博士后体系基础上，设立高级研究员基金计划．基金获得者任期至少5年，工资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可定位于“985”高校教授平均工资和长江学者工资之间)。接收单位应配套较高数额的科研经费。这样一个基金将会吸引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后人员留在国内工作，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压力较小的科研环境，为争创国际一流大学和原创性科技创新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保障。

四是继续加大力度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和以各种形式为国服务。为海外华人回国工作创造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高效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险，退休金，科研经费申请和报奖等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的实际困难。政府应参与投资和协调，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设立留学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基金，这将对同时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有应用价值的知识产权大有益处。

教育是构建创新氛围的起点

杨克俭说，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制度是以英才教育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对于拔尖的学生给予大力关注和培养，让他们迅速成为高尖端人才。虽然，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得益于此，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显得有些偏颇。因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靠的决不只是处于最尖端的少数高科技人才，而是更大层面的人才，只有民众的素质普遍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成功。这不是通过英才教育，而是需要通过平等教育才能实现的。

所以，在重视英才教育的同时，建立以平等教育为基本理念的教育方针将会使我们永远受益。我国应该借鉴平等教育政策的合理内核，结合目前的英才教育政策，制定科教发展战略，改变目前领先的高科技与低素质的原始耕作并存的、畸形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态，改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状态，为国家下一步经济腾飞打好人才基础。

摆正实际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关系

如何认识实际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是创新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克俭认为，在这方面，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对科学研究的理念影响至深。我国对科研论文质量的评价过于片面强调理论水平，以至于工科论文竟然变得越来越难读懂了，好像是在比赛谁的脑子好．今天你发明个公式，明天他发明个方法，用来参加学术交流会倒是互相启发思路，但却难以见到其科研论文的最终价值。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科研成果评价的传统意识。评定研究质量的标准过于偏重理论水平是这种科研成果畸形发展的症结所在。在论文评价标准上，发表了论文就算万事大吉，至于自己的理论或算法被不被人用就没人管了。

但是，在日本，工科研究水平的最大标准是实用。无论你的论文有理论水平也好，无理论水平也罢，实用最重要。比如，你发明的东西或发表的理论，第一是要有再现性，每一个工程师拿了你的研究理论就能用，这很重要。另外，他们并不讲究理论非常完备，而是重视实用，推向市场。“我曾在日本做过关于楼房减震的研究，发明了一些公式做一些理论的推导，然后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研究做出来之后不是为了，而是直接用于解决相关问题。”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最需要的是出产品。摘下多少世界理论研究桂冠固然重要，但创造过硬的有形产品更重要。所以中国的科研成果评价理念需要更新与完善。在工科等应用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方面，要在培养出一个理论家的同时，培养出一百个或更多的能够发明简便实用方法的工程师才行，而不应该培养出来的工科学生不是理论家就是技术员。这个目标只有在更新了对工科领域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纠正了目前科研成果评价的意识偏差后，才能够实现。

成立科技协商会议至关重要

吴冠青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要靠人才，而如何落实选拔和使用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的海外人才是引进人才工作的重要环节。这一工作的开展既要让国内的人才得意，又要让国外回来的人才满意。他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的科学协商会议．来系统地组织海外人才，促进国内外科学界协作。在建立和健全这一科学协商机制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国内各大学的作用，我们目前大部分的人才都是从国内务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每一所大学，哪怕是规模很小的大学，对他们培养出来的海外骄子及其成功的程度都十分了解。因此，可以通过各大学校友会和教育部门这个渠道，无论是重点的还是非重点的，省属的还是地区的，让他们推荐自己的学校有哪些成功的学子。进而通过大学教育部门与大学的校友会举荐其海外人才，然后把举荐的人才名单列出来，根据其专业以及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哪些学术成就，统一报送给教育部。教育部就可以根据这个名单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归出学术界别。该数据库一旦建成，既可以作为考核各大学教育发展的参考数据，又可以用于筛选各学术界别的代表人物或学术带头人。国家相关科

技部门可利用这一人才数据库来挑选各学术领域里的代表性人物，并邀请他们定期参与国内科技会议，交流学术成果，评审科技项目，商讨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议每五年开一次有各种学术界别的科技协商大会。最好是每个五年计划的前一年开一次会，就和政协会议一样，实际上就是与国内的科技界就国家的长远规划跟国外的科学工作者协商，制定出比较合理的发展规划。这是一种长久、稳定的国外学者对国内自主创新做贡献的机制。

目前国家已经提出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纲要，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落实措施，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包括我们这些海外学人在内的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现在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实力越来越强，国外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华人代表，科技协商大会可以为他们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提供一个服务平台，以有效的方式在制定国家科技方针、政策的时候参与进来，围绕一些重大的选题、选项组织起来，为国家献计献策。

创新环境拒绝“近亲繁殖”

吴冠青认为，为了建设和谐的创新环境，还需处理好留学回国人员与国内科技工作者和老海归与新海归之间的关系。他说，要处理好这种关系，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量引进高水平人才，不能提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也不能“近亲繁殖”。比如美国，像耶鲁、哈佛等一些顶尖大学基本上都采取引进外来人才的基本方针，并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对自己培养的教授除非特别优秀不会考虑提拔。另一个就是待遇问题。尽管国内与国外的工资有差别，但是回国人员的实际困难，国家也应尽量给予解决。毕竟，海外学子大多都怀有报国之心，为了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每一个海外学子都希望用自己在外学习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自主创新讲求多元化、多层次

谈到自主创新的方式，徐德清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创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技术驱动，一种是市场驱动。我们以前都是强调技术驱动，以科研人员为主，产生的成果往往是叫好不叫座，单项来说技术是不错的，但是不能批量生产。不能批量生产就不能形成生产力．那就只能是摆在实验室的东西，所以现在改变为第一是企业创新，第二是市场驱动。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

另外，讲创新还要分阶段，分层次。比如说，原始创新也就只有中国基础大学和科研院所能够做，它的主要目的是跟踪国际上的最新技术，大的突破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应该更多的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比如在一个系统当中，哪怕是一个配件，一个非常不重要的部分，是由我们完全自主生产的，这就是我们特有的东西。总之，创新一定不要追求高大全，而是要有所侧重。

篇（11）

2010年，中国科技财政投入为4114.4亿元，带动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支出7062.6亿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居世界第三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6％。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目前有3300多个外资研发机构，2009年，外资研发机构产生的技术交易额，占中国全部技术市场交易的25％。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46家已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如何看待这些数字背后的中国科技界特有的现象呢？首先，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力量时，只看几个指标，特别是只看总量方面的指标是错误的。实际上，国际上有通用的R&D评价指标体系，而且有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综合比较这些指标和数据，就能看出中国科技力量的结构和状态。其次，我们习惯把自己的今天与过去相比，这样更容易看到进步，却不容易看到体制性的制约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142.1万篇，其中中国科技论文14.84万篇，占10.4%，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6.21次，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与世界平均值仍有不小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根据汤森路透支持的科学观察网站2012年推出的2001～2011年10年间科技情况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国论文总引用数为5191358次，排名第七，美国以48862100次的引用数保持第一，是中国的9.41倍。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论文引用数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其中2007～2011年与2001～2005年相比，翻了近两番。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科技论文水平与真正的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1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有4个评价分项：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率、国家基础设施和社会系统。中国大陆2008～2012年整体竞争力排名分别是17、20、18、19、23；其中，经济表现排名是2、2、3、3、3；政府效能排名是12、15、25、33、34；企业效率排名是33、37、28、25、32；基础设施排名是31、32、31、28、29（科学基础设施排名8，技术基础设施排名26，教育排名45）。可以发现，中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在企业效率、人力资源方面都存在不足，政府效能近三年更呈下降趋势（体现在科技体制和科技企业管理方面的表现）。中国人才流失在IMD所有参评国家中也非常严重，仅好于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南非。虽然近年回流人数上升较快，但与其搞特殊的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吸引极少部分海外人才，不如下决心改进国内整体的科技环境。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大陆排名第26位，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分列第11位和第13位。其指标体系包含12个支柱，其中第9个支柱是技术准备度，下面细分六项指标，在最新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中国在142个国家中排名100，公司层面的技术吸收排名61，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排名80；第12个支柱是创新，下面细分七项指标，其中，创新能力排名23，科学研究机构质量排名38，公司用于R&D花费排名23，大学、企业在R&D中合作排名29，政府采购先进技术排名16，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获得性排名33，每百万人授权专利使用排名46。中国在制度、技术准备度、创新、高等教育和培训、商业成熟度等方面的指数表现都不理想。

2011年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企业计分牌》和2009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测度报告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与经合组织很接近。近年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主要得益于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支出经费的增加，科技人力资源多集中于实验开发领域，而在基础研究领域非常不足。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中仅有8.2％维持时间在10年以上，而国外这一比例达到32.8％；特别在部分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是中国的十几倍。中国在自主创新和高技术领域形势非常严峻。

佐治亚理工学院2007年世界 “高技术指数”（HTI）与上述著名指数有很大差距，引发诸多争论，Porter对此专门做出解释。首先，“高技术指数”仅基于统计，主要衡量的是基于知识服务的出口能力，也就是高科技产品出口，因此，“高技术指数”不能作为高科技能力的全面测度。即使是作为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与出口，“高技术指数”也存在问题，因为大量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加工组装出口计算机、手机等产品，但这些产品的知识产权往往不属于中国，其出口量只能代表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品出口国，但出口高度依赖于直接外国投资，主要形式是来料加工和组装出口。

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但远远不是科技强国。《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对2010年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21位的认识是科学合理的。追求科技强国之梦，首先要努力建设一个创新性的现代科技体系。

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与出路

中国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只是中等偏上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中国科技实力不足有许多原因，投入因素并不是主要的。中国近十年的科技投入增长是快速而稳定的，这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形成并固化了科技体制中新的利益阶层，造就了一个稳定的科技官僚阶层。专家官僚原本可能是一线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经过单位推荐成为具有评审权力的科技官僚，其主要工作是开会，协助科技管理官员项目指南、项目检查、项目验收，由于回避限项公开等制度不严格，科技官僚更容易参与到争取项目、分钱、申报成果、获得荣誉的进程中，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模式使其无法按照科学共同体预期的逻辑运转。越是重大的项目，在选择时候越缺乏竞争机制，基本上是靠关系运作。各类评估、评审、评奖常常是同一组“运动员”和同一组“裁判员”，科研经费审批权多由科技官僚阶层垄断。

以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为例，其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定量化、复杂化且难度系数很高，而对支撑人员考核却很简单，对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就更为主观化、领导意志化。科技官僚利益共同体的形成，造就了对一线、低阶科研人员的严格考核，而对科技官僚却无法有效监管，从而压制了创新，造成巨大浪费和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