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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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文学就是后现代文学

第一，网络文学消除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关于文学的概念，在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论述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及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传统的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在网络文学的世界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超文本也得以充分发挥它的独特性，网络作家大量使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把文字融入图像、图形、电子图片甚至是一些影视作品、动画和游戏等音频和视频，创作出了一种超越传统文学概念“文学作品”，削平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鸿沟，同时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是语言艺术”定义的理解。比如，网络小说《望星空》，在人们的阅读过程中，页面自始至终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音乐，文字的背景是美丽的月夜星空，并且每一部分结束后，后面会有一部简短的动漫概述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再有，网络文学中的交互写作，在网络中树立一个故事的大体梗概，下面的故事由网民们每日自主创作，整篇文章由网络世界的不同人共同创作，在故事结尾之前没人知道故事的结局，例如比较有名的1997年的《活着，爱着》等一批网络交互写作的佳作。这类的网络作品完全不符合传统（现代主义）的文学要求，同时，网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结构松散，语言口语化，立意简单等特点突出表现了网络文学将艺术与日常生活混合在一起的文学创作理念，这一类特点足以说明网络文学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第二，作为网络文学发展先锋的代表———网络小说，无论是其创作说法上，还是其创作内容上都跨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网络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主要载体，它的特征全面体现了网络文学的主要特征。顾名思义，网络小说同样也是借助于网络为基础平台传播的，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小说形式。其特点主要是以自由的写作风格为主，在文体上没有任何的限制，作者发表与读者阅读都非常简单，同时最重要的是其体裁多以玄幻类和言情类为主。其中，在十大经典网络小说（《斗罗大陆》《搜神记》《小兵传奇》《魔法学徒》《佣兵天下》《紫川》《天行健》《诛仙》《》《飘渺之旅》）中玄幻类的就占据了7个名额，其余的三个是武侠、历史和穿越。就其题材而言，网络小说已经完全超出了现实主义所涵盖的内容，由真实的世界完全进入了一种由作家虚幻的世界之内。第三，网络文学的体裁也是没有特定性的意义了，无论是网络小说也好，还是网络中的发帖、跟帖、评论，乃至于现在兴起的微博，这些都是网络文学的一部分。这里面，对于发表格式的文本化现象荡然无存。例如网上出现的“老榕”的作品“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这仅仅是一个论坛帖子而已。网络小说更是对文本化的一种挑战，甚至很多小说，就是因为作者的写作受到追捧，而不断进行连载的产物。也有些较有名气的小说虽然具有非常高的人气的，但是居然没有写完结尾作者就收笔了。这在现代主义文学体系内是无法包容的，更是不可能包容的。第四，网络文学已经不再区分作者与读者了，将高雅的文化与通俗的文化融为一体，对于以前的贵族专用文学进行了传统的解析。例如，在网络中对交响乐、钢琴曲进行整编，经常有些视频或者音乐都是对高雅文化的调侃，通过某些网络手段将其通俗化。甚至一些国家大事，在网络上经常出现激烈的讨论，像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将原本贵族化的信息和文化，直接拉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绘画领域中至高无上的代表，现在在网络中，无论是谁都可以为她画上胡子或者是带上眼镜，更有人将蒙娜丽莎的面孔都换成了别人。这就是将高雅的文化，通过网络手段进行了通俗化的传播，让每一位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任何一种“贵族”文化，接触到任何想接触到的信息。

二、最后，网络文化将所有的文化都拆成了文化元素

已经不再区分什么是特定的，什么是哪些范围的，没有任何的文化内涵限制，无论是古典文化也好，现代文化也罢，在网络文学中都把它们拆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元素。还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来说，一万个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万个不同版本的蒙娜丽莎，甚至是更多版本。这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具体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破坏性”就是将文化的整体进行破坏，将其拆分成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并拼接成新的作品。原作品所负载的文化、历史、政治等等所有的“意义”都将被削弱，其内容意义与影像符号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网络文化中被解构，这种衍生的“再创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的，只要再创造着享受这种新创作的乐趣。在网路文学中，无论是持有哪种主义、哪种观点的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网络时代下，文学的不同导致审美标准也变得日趋模糊起来，艺术和非艺术，原创与非原创被人们混淆起来，无论是社会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网络文学也将融合所有的观点和意见，不会阻止任何观点和意见的产生与传播。

作者：张金海 单位：东营职业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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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知识观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探索和交流过程中，不断吸收陈旧的、有用的和新的实践体验，由此得到知识的新理解；其二，知识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方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产物。这样，知识就会随着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修正和变化；其三，知识并不只是对封闭的、稳定的事实做客观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作出相应的解释。知识的开放性对社会变化发展的事实进行解释，可以提升人们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丰富人们的大脑。

1．2知识具有相对性

现代主义知识观主要强调知识的统一性、标准性和绝对性，但从不断满足未来技术发展而不断学习新的操作法来看，教育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因此，知识具有相对性。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相对性，否定科学知识的绝对权威性和客观真理性，并且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任何一门知识的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情境。人类知识的这种境域性特征才能使人们以一种公正的态度看待人类知识的多样性。知识的多样性可以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活条件。但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入，人们最初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被消磨或泯灭，并且逐渐消失。“如果我们不想生活在由某种单一技术、语言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世界中，即不想生活在一个令人厌倦的世界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警觉起来。”面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也相继引起重视。正因为知识有着相对性，人类才会有着对知识探索的无限欲望，才能激发人类不断进步。

1．3科学真理不具备唯一性，而是多样性

科学的唯一性、确定性是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主要特征。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的真理性让科学界的认知达到了尽头。但后现代知识观则认为，知识具有多样性，就连真理都不具备唯一性。高科技的不断发展，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导入了一种随机的、不确定的元素，物理学的确定性也逐渐瓦解，精神世界的确定性更是无从谈起。从这里不难看出知识生成的随机性表明了知识具有多样性。知识多样性的累积会让知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能表达某个特殊时段和某个领域出现的现象，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为探索是无止境的，说不定哪天就能发现比之前更能说明某一现象的知识内容。

1．4知识具有情境性，在动态中生成

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事实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科学与规律的静态陈述，是一种表达的结果。后现代知识观则相反，它认为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在情景中产生，是主观对象与客观世界、个体与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后现代知识观反对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外界以及生活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在生活中这些被现代主义知识认为是二元对立的两个存在体应该表现出多元化和动态的生成性。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类的每一个学习过程都是内在与外在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身体机能也一样，它们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动态的生成。这也就证明了不是一种答案就能适合所有不同的或者类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体现了知识的动态生成过程。

2中学语文教学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教育也不断地在改革。中学语文作为基础性教育中的基础学科，在我国教育教学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这些年的语文新课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更高的有效率，但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语文教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校仍然停留在教师是课堂知识的权威代表，课堂气氛不够和谐；语文教学的新理念不够、视野不开阔，很多地方依旧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望不够强烈；教师的综合素养没有整体提高。

3现行的中学语文教学步入“后现代知识观”

尽管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了多次课改，效果颇丰，但对传统教学中的教学方式仍有着一定的继承，并且新课改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亟待解决。后现代知识观对于知识的理解是开放的、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和动态生成的，基于此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步入后现代知识观的行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1讲究师生平等对话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代表，具有权威性，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而后现代知识观则主张课堂权威的消除，让师生进行民主平等的对话。平等的对话建立在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上，从而与教师进行知识理解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挑战课堂中教师的地位。教师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平等合作的角色，甚至是一堂课的导演和幕后人员，主角是学生。在课堂上，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探讨的资料、环境以及交流的机会，主张学生与教师共同探究问题。通过对话让学生感受到课堂上和谐的气氛，教师不再是学生的领导，学生也不再是单方面接受知识的奴役。师生应该共同学习，共同为学习的过程负责。

3．2主张个体意义的主体建构

传统教育教学范式是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教师拥有课堂的语言霸权，学生只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倾听者。后现代知识观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有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心灵上的对话，通过互动与对话的方式学生将新知识与学过的知识相联系，从而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模式。我国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基本上还停留在刺激－反应的教学模式上，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学生的自我组织能力、看不到学生的独特性以及不能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21世纪，学生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接受和倾听，而应该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思考和提问，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养成批判性反思能力，善于吸纳新的知识。只有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构建新的认知结构，才能深刻体会到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3．3主张多元化知识的表达，丰富课堂知识

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当封闭的、线性的和追求因果序列的教学模式再也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时，传统的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中，知识源于课本，答案源于课本，重视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建构；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课程是一个回归学生成长与发展轨迹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身价值的文化体验。所以，课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知识具有境遇性，它并不遵守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法则。因此，在教学过程别是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注入知识的多元性，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点，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快乐地学习。

3．4培养发散性思维，增加课堂隐喻性的生成

发散性思维是引申和创造的前提，是新旧知识碰撞时发出的火花。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基地应该在学校、在课堂。传统语文教学严格遵守书本原意，以书本答案为标准答案，促使学生发展直线思维。中小学语文课堂师生之间缺交流和缺少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机会。学生发散性思维不强，隐喻性效果的生成更加无从谈起。隐喻性生成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之间的对话让学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出乎老师预计范围内的效果，这是学生自我生成的文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结构的完整和课堂效果的提高。后现代知识观代表人多尔主张生成课堂隐喻性，一堂有效的课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隐喻性效果。因此，在课堂上要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思想上的交流，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这样才能不断地促进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从而达到隐喻性效果的生成，实现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真正价值。

3．5主张教学评价多元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那些年考进清华北大的孩子，那些年在班上拿第一的孩子他们现在究竟混得怎样？调查表明，他们并不是社会各个精英行业的领航人而是在企业默默地埋头工作。相反，那些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们却是那些年班级里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这只能说考试成绩不能代表一切，单一化的评价标准有待改进。社会功能的多样化，要求我国教学评价的模式也应该呈现多元化。后现代知识观主张评价的多元化，并且具有开放性。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堂的表现、情景的融入、语文素养的高低都是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条件。在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经验、知识、视角、理想走向课程，他们对于课程的解读各有不同，让每个学习主体都能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后现代主义评价方式的基本宗旨。后现代知识观比较倾向于形成的评价模式，从以往的关注结果转变为关注学生的本身发展过程，从生成、反思、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学生在各方面的变化。注重多样型人才的培养，争取不让一个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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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方式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式为“对话”的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方式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对话”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要实现开放、平等、创造并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对话”的教学方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培养学生与教师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思想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平等教学，从而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观念。

1.3教学方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法为阐释教学法，学生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以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断拓宽学习方法，逐渐引导学生进入到真理的情景中。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阐释教学法的运用，将促使学生学会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充分体现了教学的创造性，同时有利于学生想象力、观察力、注意力的培养。

1.4教学评价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法为自传式的教学评价法，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使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不同的学生。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要注重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与模糊性，教师要将学生看成知识的发现者、探索者。

2.汉语言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

目前，我国汉语言文学是有各种象形文字组成的各种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论文等，同时，还有中国特有的诗、词、曲、赋等韵律形式。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优势，不仅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韵律，还带有中国汉文字独特的象形性。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样式，对象形与表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独特的汉语言文学，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其一字一音、一字一义都具有特有的属性，逐渐孕育了诗、词、曲、赋等，其声调起伏婉转、意境丰富深远，进而实现了我国汉语言文学意境美与韵律美的协调结合。

3.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

3.1教学计划的改革传统的教学认为，在教学行动之前，要制定教学计划，并不能随意的更改。这种教学计划其实是对教学与课堂的控制，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被动的。在后现代教学思想的影响下，汉语言文学教学应树立“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针对教师、学生、课本三方面，制定合作性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应该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并进行随时的调整；教学计划要具备一定的可变性，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地运用意外事件进行有效的教学；同时，教学计划要具有实践应用性，逐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才能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多样化。

3.2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汉语言文学的课堂应实现师生互动的、多维性的教学模式，积极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应定位自己为学习者、思考着、聆听着以及调度者与排除者，在教学过程中，灵活的调动教学活动、排除教学障碍，实现汉语言文课堂教学的工作。学生应定位自己为思考着、议论着、提问者，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学习，并在教学活动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互动教学模式的形成，教师要在平等的教学氛围中进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教学要充分地信任与鼓励学生，让其进行独立的思考，并对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3.3实现教学的开放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确定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教材为认知对象，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推理等方法实现对教材知识的掌握，并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获得一定的技能，同时将其结合到生活中。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要具备开放性，学生不仅要对教材的知识进行学习与掌握，还要形成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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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学生主体特征变化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运用路径

从以上几方面看，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对高校学生工作是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它更注重对学生主体属性的尊重及对学生主体特征变化的及时反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到学生工作中，要求正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工作的成效。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些非主流的、多元的文化思潮通过网络媒介冲击思想尚未完全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对他们的文化观、信息观、价值观、竞争观、民主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独立性强，有创造性，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媒介，方便地与外界沟通，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生活上比较休闲、随意。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乐，不愿吃苦，戒备心强；精神上，缺乏远大理想与抱负，缺乏精神支柱与坚定的信念；心理上，由于多重价值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阶层人群及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其他群体明显要差，多数处于“浅灰色区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各种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时，容易产生适应与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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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价值多元化　后现代

[分类号]G250

1　图书馆学“没有”研究对象――不再追问本质

图书馆学有研究对象吗?这一质问似乎很荒谬，也很幼稚，因为在现代性视野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研究对象的学科，某一学科之所以成立和存在，就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在现代性视野中，图书馆学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在于其能够揭示和确认图书馆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准确认定上。长期以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的逻辑，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者的思维路向。于是，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论文中，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说”，不计其数。每一种“说”的提出者，几乎都言之凿凿地论证和认定自己“说”的科学性、正确性、本质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说”能够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或赞许。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图书馆学本没有研究对象，还是因为我们如此众多的学者都只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而未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显然都不是。问题出在思想方法上，即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想方法的盲目崇信。按照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图书馆现象如同自然现象――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某种“始基”、图书馆现象中必然存在某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质。然而，这种“始基”和“本质”是什么?谁能准确无误地发现并界定这种“始基”和“本质”?显然，谁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图书馆现象并非自然现象，它的所谓“始基”或“本质”其实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而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既然是一种主观建构，就不可能产生统一或同一的界定，而只能是“观察视野”情境下的各种“一家之说”，甚至是不厌其烦的自言自说。包括当年声名鹊起的宓浩、黄纯元等以“知识交流论”来“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也不能摆脱仅是“一家之说”的命运。

从后现代视野看，对图书馆现象的“始基”或“本质”的追问，实际上是人们总想做到“图书馆学的牛顿”的心态之表现，即欲求“一锤定音”、“一言九鼎”、“以一驭万”、“惟我独尊”的幼稚心态的表现。用利奥塔的观点说，人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方式来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其实并不是在“发现”本质，而是在“制造”本质――即在制造乌托邦式的“元叙事”(meta-narrtives)。

事实表明，图书馆的本质是一个无法用“元叙事”方式确定的东西。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没有”!

2　图书馆学“没有”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精神监狱”

图书馆学有理论体系吗?这又是一个看似荒谬和幼稚的质问，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坚信：图书馆学既然是一门“学”或一种“理论”，必然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存在，才使图书馆学得以成立。于是，自从施莱廷格起，学者们纷纷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如在王子舟先生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就介绍有9种(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体系说”。但是，这些所谓理论体系之间没有两种“说”是一致或相同的，有的“说”和其他“说”之间差异还很大。这说明了什么?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每个理论体系的提出者总想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个比别人“科学的”、“优越的”理论体系。殊不知，所谓理论体系，仍然是提出者主观建构的产物，是提出者以自己的“学科价值观”为指导的“一家之说”而已。当然，对不同的“说”可以进行比较评价，但要知道，这种评价仍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或价值观取向的“前结构”的影响，从而不可能作出绝对客观的、科学的评价。也就是说，各种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关系，永远处于不可公度的分立状态。因此，只有不同理论体系的提出者，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体系。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哈曼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论体系不过是一所精神监狱”。所谓学科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学科内容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不仅框定学科内容本身的结构，而且它还能框定认识者――尤其是初学者――的认识结构。这种认识结构一旦被认识者内化，就会变成长期支配认识者认知活动的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对认识者产生先验性的、作茧自缚式的思想禁锢作用，这种思想禁锢无疑是一种“精神监狱”。尤其是把某种“理论体系”写入教科书或出自某一“名家”的论著中的时候，其精神禁锢作用更是强大无比。

所以，热衷于理论体系的营垒，无论营垒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总是难免出现这样两种客观后果：一是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与其他已有理论体系无法相融，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理论体系说”而已，这实际上为原本不确定的理论体系又增添了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框架性结构特征，所以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极易对他人或后人产生禁锢思想的“精神监狱”效应。

可见，初学者或后学者，若想避免陷入“精神监狱”的牢笼，其策略就是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其实，在后现代语境下，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营垒，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言说，终将落得“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命运。面对这种命运，与其像西西福斯(Sisyphus)那样徒劳无功地去营垒什么理论体系，不如像哈曼那样视理论体系为“精神监狱”，把它当作“没有”为宜!

3　放弃元叙事，尊重差异性――走向多元化

在上文中，笔者以图书馆学人砣砣追问图书馆本质和营垒理论体系的“西西福斯情结”为例证，批判了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人热衷于制造“元叙事”的努力。在笔者看来，这种制造“元叙事”的努力该到终结的时候了。以往“元叙事”的泛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价值一元论，所以，“元叙事”的终结，意味着转向价值多元论。这种趋势的应然性在于：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实际上是在制造图

书馆学的“真理”，而制造出来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真，乃最大的不真，也是最大的危害之源。社会意义上的“真理”，其实都是人的主观意志制造和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必然性。或者说，所谓“真理”，其实都是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图书馆学中的“本质说”、“理论体系说”不断被生产和泛滥，实际上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真理话语权的不断争夺过程。所以，对图书馆学“元叙事”所追求的“真理”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谁在说”、“谁在建构”。谁是真理的拥有者，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真理?对这一问题能做出肯定的答案吗?显然不能。“我们渴望真理，但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却只有不确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证明，轻易声称自己拥有或掌握真理是危险的，在这一点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希特勒当年发出的狂言：“我宣布我本人及我的继承者在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方面拥有政治上不会犯错误的权利”。图书馆学中的“真理”，可以轻易地被生产，但决不会轻易地被认可；与其生产“真理”，不如质疑“真理”。真理难寻，更难确定和垄断(除了权力予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真理话语必须保持多样化和多元化(这句话不表明我本人是真理多元主义者)，任何人都不应该以真理的拥有者或发现者自居，而应该把是不是真理的判断权交给他人、交给历史――哪怕他人或历史也永远做不出“是不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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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潮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质疑现代性的合理、单一、稳定、连续、普遍为特征。它以多元和不确定为中心，从不同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否定和超越，它看重不确定性、差异性、离散性，拒绝预设性、确定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权威、真理等现代性所重视的内容。它崇尚文化的多元，追求个性的差异，具有创新意识。后现代阅读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主要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非线性解读，以解构代替结构，是多元时代和信息时代特有的产物。

二、阅读教学的后现代价值取向

后现代主义蕴含着积极的、肯定的价值观和建设性的内涵，以打破学生思维的平衡、情感的平衡，来实现学生与文本的能量交换。因而，学生阅读时的认知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下发生了有意义的改变。

1.阅读教学的后现代认知价值取向

后现代主义作为时代情绪，是在消解、颠覆现代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动态的多元认识观。认知心理学认为，阅读过程不是学生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认识的过程，是学 生与作者、编者心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文本提供的信息，不断地联系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对文本作出认知反应，达到与作者、编者心灵的沟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是对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封闭的、稳定的意义世界的客观反映。在阅读教学中，学生首先是一个阅读者，他与文本及作者之间的交流是教师或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他的阅读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是在阅读审美中逐步得到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该充分调动阅读主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引导和评价学生的阅读实践。这就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不能用一套公共思维模式去代替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与认知能力，用一套远离真实生活的语言把文本进行支离破碎的解读。

现代主义语文阅读教学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封闭性、单一性、稳定性，甚至非此即彼的方式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解读，认为学生是无知的教学对象，形成教师先入为主的解读，导致学生个性遭到屏蔽，自我意识被压抑。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说:“我们先是以教师烦琐的、不得要领的讲授、借题发挥代替了学生自己的读书和习练。”高中语文新课程目标的基本理念强调“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而有序的语文课程。”这一基本理念暗含了语文阅读教学的多元性、不确定性，体现了后现代的不平衡性和多重解读。后现代主义以“差异”“无序”“不在场性”等知识观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解读，构建阅读教学认知价值的两种形态:生成性，动态性。在后现代视域下认知价值的生成性是指：阅读教学重新审视文本中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态度、预设和前提，达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多元解读。动态性是指:对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真理”“固定结构”“确定性”进行合理性多角度的解读，建立具有开放、动态的认知观。在这一点上，多尔指出：后现代世界对教育的挑战之一便是设计一种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课程;这种课程通过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基本矛盾以促成新的具有综合性及转变性的再平衡化的出现。”《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当然，语文阅读教学与一般的阅读是不同的，如果只是放任学生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读文本，那么语文教学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与基础。语文阅读教学中，既要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又要提升学生的多元解读水平，不可矫枉过正。

2.阅读教学的后现代情感价值取向

阅读教学的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热情、动机，更是指学生对文本的内心体验、情操陶冶。阅读教学中的情感价值是学生已有信息与文本的价值关系在自己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意识。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学生对具体的文本展开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解。这种情感价值不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而是对文本多元解读的主观意念，情感价值的内含比以往更充实、更丰富、更全面了。

现代教育以培养人的理性为基础以培养“全人”的教育目标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全人”教育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按同一速度、同一内容，得到均衡发展，从而达到完美的教育理想状态。这种无差别的“全人”教育抹杀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不尊重，对生命个性的忽视。为此，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与“全人”教育截然不同的“个性化”教育目的，认为‘教育仍可注重学生的各方面发展，但并不强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全面发展。教育目标也可培养片面发展的人，即符合学生自己的特质和他生活中的特殊性的人”。在个性化教育思想指导下，后现代主义者正是看到了个体生命在对文本阅读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重视每一个个体对文本产生的不同解读，强调个体阅读的差异，从而使学生对文本阅读的真实情感价值得以流露。倡导学生阅读的个性化，势必要冲破作者、编者、教师给学生预设的种种所谓的正统阅读模式及情感价值观。因为“人在认识自己存在的社会性或者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对象性的同时，也就认识了自己的社会本质，并能有效地确定努力的方向，以再现它在一定条件下认为是符合愿望的东西，或者再现成为他期望的新的目标的东西”。学生只有在充分展示自己情感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实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从而把自己对文本的情感价值表达出来。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和消解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试图打破传统教学的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建立开放的、动态的、钟莫式。后现代主义獅解教师的话 语霸权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发展意识，主张学生与文本发生多重解读，从而获得发展的自主性。阅读是学生个体心灵对文本从不同层面的穿越，对文本产生的情感以学生的心智和情感意向为主。在后现代视域下，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是在激发学生产生文本阅读期待后，个体与文本的语言张力融为一体时产生的体验。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价值作为阅读教学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发展而成的而不是先天固有的。教师对文本的情感不能代替学生的情感教师对文本的解释不能代替学生的理解，从而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价值才是真正的情感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教师对知识的理解只能代表“一己之见”，教师不能完全充当知识的定义者和仲裁者，因为教师的权威只是境域权威。

3.阅读教学的后现代审美价值取向

语文阅读教学是在感知、品读、理解、鉴赏的基础上理解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其审美价值取向对提高语文素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现代教育者认为，情感价值是对开放的复杂的现实知识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文本的封闭的简单解读。学生的审美价值不应该是预先设定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是文本的解释者，这就为语文阅读教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审美价值取向不仅仅来自对文本的解读，还来自于读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源自于阅读者的人生经历。由此产生了学生获得审美价值的模式由“过程一结果”到“认知一对话”的转变，学生的审美价值从生活的真实情境中得到了发展，这一点体现了《〈普通高中课程目标（实验稿）中“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象力和审美力”的要求。后现代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进行独立思考完成的，是学生已有“图式”与外界物质交换生成的过程，这样学生可以充分地把内隐知识与外显知识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把情感价值的非线性系统加以新的生成。高中语文阅读的审美价值作为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自然是在打破思维平衡、信息平衡、情感平衡、审美平衡的过程中，通过与外界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促进情感系统的更新自我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机器，它还包含着学生对文本深层意义的解读和信息价值的取舍，包含着品味和鉴赏的过程，是一种审美感受。后现代者反对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繁琐的分析，强调审美体验，主张语文阅读教学回归本真。在后现代视域下，语文阅读教学的审美价值建立在尊重学生个性感受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强调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解释的话语权。在这个层次的阅读教学中，读者会对文本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进行深刻地审美价值判断。

阅读教学是学生与文本、作者、编者、教师、同伴的对话交流过程。在阅读教学中，学生从文本的具体知觉和表象入手，达到审美的意识，产生审美的体验和感悟。学生随着对文本的深入解读，逐渐产生审美的感受和独立的见解进入审美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层面，也是最高的要求。审美价值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阅读教学的文本中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阅读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文本的不同解读与差异性的鉴赏活动中，这也就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篇（7）

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批评能力的萎缩和文学受众的流失。尽管导致文学受众流失的原因众多，文学批评却也难辞其咎。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

篇（8）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篇（9）

A

李欧梵，名牌产品。1961年，台大外文系毕业（同班同学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稍后发觉志趣在彼，遂转去哈佛修中国近代思想史，兼及文学，1964年得硕士，1970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印地安那，芝加哥大学和加州洛杉矶分校；“在学术界的枪林弹雨中冲了二三十年后”，回到母校哈佛执教，授文学课。其学术贡献，参见B。

B

李欧梵，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现代”维度：鲁迅被他从“神”座上请下来，浪漫的一代和颓废的一代堂堂正正进入现代文学史，新感觉派得以恢复名誉，还有，张爱玲，施蛰存，上海摩登，咖啡馆和电影院，尤物和游手好闲者都成了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他开创的这个“批评空间”改变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这本可概括其主要学术成就的《李欧梵自选集》，共分五辑18篇：一为“浪漫一代”，谈郁达夫的孤寂与徐志摩的欢愉；一为“话语的边缘”，谈他最擅长的电影；一为“上海摩登”，三篇重要论文为同名专著之精髓；一为“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梳理晚清以降的学术脉络；一为“欧游心影”，检讨南美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抒写重游布拉格的心境。

要是你觉得这个李欧梵不够亲切，试试C。

C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九岁前没见过电灯；1948年逃难到上海，上海的街车、霓虹灯还有他外祖父住的旅馆的旋转门都令他万分震惊；1949年到台湾，情窦初开的时候给女孩子写过情书，拍过小电影，也羡慕过一大堆男女住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也代人写过情书。他一方面恋慕脱离规则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追求的生活在哲学上命名，在理论上求证。他一边深情地唱着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一边作严肃的乐评；必须讲着理论同时讥讽这些武功招数。所以他注定了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在家园和梦想之间，永远徘徊。

如果你觉得李欧梵的故事让你意犹未尽，看D。

D

李欧梵，通讯地址：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你自己去问他吧。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我的手拾起一块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

“不要惹我，

篇（10）

一、小说作者简介

1.作者的生平

布赖恩·卡斯特罗，当代著名小说家，中文名高博文，1950年出生于香港。父亲为葡萄牙人，早年在上海创业，母亲为中英混血儿。受父母的影响，卡斯特罗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广东话、法语和葡萄牙语。1972～1979年，他在澳大利亚和法国教授法语，后曾担任多所高校的“住校作家”。

2.作品和殊荣

二十多年来，布赖恩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八部长篇小说：《候鸟》、《追踪中国》、《双狼》、《随波逐流》、《波默罗伊》、《斯苔珀》、《上海舞》和《花园书》，1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8部小说中，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第七部小说《上海舞》分别获得2003年万斯·帕尔默小说奖和2004年克丽丝汀·斯泰德小说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2004年度最佳小说。

3.作品的特点

布赖恩·卡斯特罗是澳洲华裔文坛独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关于华裔移民主题，且与多元的文化和历史有关。卡斯特罗在创作上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小说呈现出时空交错、情节跳跃等多样性特点。

卡斯特罗以独具创新的表现手法闪耀于澳洲文坛，创作题材新颖，丰富地表现澳洲华裔移民的文化多元性，深受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二、小说《上海舞》的介绍

1.故事梗概

小说《上海舞》写于2003年，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Castro）的第7部小说，同时也是作者的一部虚构自传小说。

小说以上海为背景，以卡斯特罗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叙述者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与他的缔造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拥有着中国、葡萄牙和英国的三国混血血统。主人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后来他决定离开澳洲大陆重新回到中国。于是他从香港乘船，返回上海，去追寻记忆中的历史和回忆。

在时间和空间轮转中，卡斯特罗娓娓叙述着关于自己的家庭故事。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澳门和香港。通过想象，卡斯特罗将故事定位于漂泊的地点，从17世纪的美洲，到葡萄牙再到法国，其间也包括1997年和在澳大利亚的复杂生活等。

在这错综复杂的多元环境中，我们像解谜般地看到他们的家族轶事，还有那些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人群和轶事。

2.外界评论①

《上海舞》于200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47页。小说一问世，便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泽维尔·庞斯评论说：“所有这一切使小说产生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力度，一种元现实主义的紧凑性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更大谜团的一部分，只有将所有这些拼凑起来，这个设计才会浮现……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

亚马逊书网这样写道：“该小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还是跨越了各种文学形式，讲述了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3.本文主题②

本文通过对小说《上海舞》的文本深入阅读和研究，适当结合运用后现代文学理论，归纳出本部小说《上海舞》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框架下所呈现的多元性特点，即：①时空跨度的多元性；②人物身份的多元性；③文化表现的多元性。通过这三个层次解读《上海舞》这部自传式小说中体现的多元性主题。

三、小说多元性主题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及普适的规律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王祖友，83）

1.小说时空跨度的多元性

《上海舞》讲述的时代背景，跨越了几个世纪，人物踪迹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在小说的“在容家”这个故事中，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这样写道：“哦，点点滴滴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两种文化。记得最多的是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它们保护了他免受的恐吓……”（P.130）

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安东尼奥、父亲阿纳尔多，都存在于多元的时空界限，他们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身份，在模糊的时间界限里获得生存。

（1）安东尼奥的多元时空跨越

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通过回忆，穿越了时空的跨度，去追寻自己家族的历史。

安东尼奥的旅途追寻贯穿了多元的时空界限。他从澳门回到上海，在“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个故事中，卡斯特罗说：“我过了四十年后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这片脏兮兮的水域，他们将我转到香港的港口，转航驶向上海。”（卡斯特罗，3）

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过了半个世纪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个港湾。航程途中的疲惫，使他天天晚上做噩梦。就这样从珠三角来到了黄浦江，他穿越着层层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去追寻一个类似生存的“转机候车室”的地方，去继续翩翩跳起上海之舞，那种属于他天生骨子里的东西。

在追忆的时空跨越的过程中，安东尼奥娓娓叙述了从14世纪开始的祖先为捍卫家族信仰被宗廷烧死直到90年代的等一个个历史时间片段，空间穿梭于各个大陆等地域，实现了自我的多元时空跨越。

（2）阿纳尔多的多元时空跨越

处于多元时空跨度的人物还有父亲阿纳尔多，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在小说“新闻大战”的这个故事中，文章一开头的副标题就这样写着“上海属于眼下”，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隐隐感受到卡斯特罗的生活观：人生就是要抓住时机，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抛却烦恼和忧虑。

所以在文章下面的描写中，他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也就没有害怕……”于是他悠闲地一手拿着报纸，一边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教育并灌输着堂弟：“干吗要担心呢，如果你担心你死，如果不担心你还是死。”（卡斯特罗，212）

阿纳尔多以及时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态度抓住“当下”，用以证明自己多元的时空存在。阿纳尔多想要忘记曾经，忽视当今，以一种无畏和享乐的生活态度活在多元的时空中。

2.小说人物身份的多元性

人物身份的多元性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作品情节中直接流溢出来，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消解主体的同时，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身份单一性的根本否定（李艳丽，78）。这一特点也同样可以在《上海舞》的作品和人物中得到印证。

正如卡斯特罗这位中、英、葡混血作家所言：“在香港，没人将我看作中国人”，而“澳大利亚人认定我是中国人”（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209），混血的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也面临着身份的多元化。

卡斯特罗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船上，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缺乏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感。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存在着，生活穷困潦倒。和本文作者布赖恩·卡斯特罗一样，虽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生活在澳大利亚主流之外，被所处的社会所抛弃和隔离。在父亲离世后，他毅然踏上了漂泊之路，去探寻祖先的历史，去寻找治愈伤疤的药膏，追忆的寻根之路遍及世界各个地方。同时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还通过零碎的照片、日记等，再现家庭历史，消解故事的线性结构，实现自我多元身份的探究。

3.小说中多元文化的融合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体现了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主题（王祖友，82）。

小说《上海舞》的场景选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多元的、开放的世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更是一个熔炉之地，是外来投机者的天堂。香港和澳门分别是英、法的殖民地。这些地方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多元世界。外来文化和当地文明交互存在，此时冲突，彼此融合。

在小说《上海舞》的“葡式免治”这个故事中，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吃着美味可口的澳门免治，葱香浓辣的杂烩裹着各种配料，卡斯特罗一边享受般地品味着这种独特的混合味道，内心却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独特的感想：这份混杂的味道仿佛那难以忘怀的混乱和安全，仿佛所处环境的混杂，社会的混合和那多元文化带来的浓浓熏陶。

四、结语

在一次采访中，卡斯特罗说：“写作必须从标签或固定的观念和业已接受的观点的囚禁中解放出来。这是自由思考现代世界的惟一之路。”（王光林，《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163）这也正是作者卡斯特罗在《上海舞》这部后现代小说中所体现的：通过打破传统小说的单一性和完整性，从而呈现出开放多元的主题，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注释：

①下文提及的媒体评论摘选于亚马逊书网《上海舞》商品描述之媒体推荐。

②关于本文的主题根据王光林译后记的启发，并适当结合了部分后现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文本中所表现的多元性主题。

参考文献：

[1]陈宝柱.布赖恩·卡斯特《上海之舞》的多样性解读[J].长城，2011，72-73.

[2]王光林：摆脱“身份”，关注社会——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访谈录[J].译林，2004（4）.

[3]王光林.文化翻译与多元视角：澳大利亚华裔作家BrianCastro（高博文）访谈[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4]丛娟.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特征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6）.

[5]于海李汝成.记忆与虚构——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上海之舞》[J].外国文学动态，2007（2）.

[6]布赖恩·卡斯特罗，著.王光林，邹囡囡，译.上海舞[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篇（11）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J].文艺理论研究.2004(5):81.

[2]汤奇云.解码“先锋小说”[J].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2.

[4]汤奇云.从“主义”写作到后“主义”写作——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一瞥[J].天津文学.201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