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我听过很多的公开课,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一个个端坐静听,举手发言,动作整齐划一。在没有老师的允许下,除了老师“喋喋不休”的声音,你几乎听不到学生的一点动静,最多中间穿插几句老师的问话:这样做对吗?你明白了吗?谁还有不同意见?学生机械的齐声回答:对!明白了!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见,那也是个别学生的“自由”发言。在为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而展开的小组合作学习时,老师总是把所要探究的知识设置在一定的范围内,然后一声“以小组为单位开始讨论”,同学们才像被释放的囚犯一样有了自由,教室里的空气才有了跳跃性。但好景不长,三五分钟后,老师的两声巴掌响或一声“停”(收),学生立即回归到了以前的状态,老师问、学生答,交替出现,不一会这节课老师所要讲的知识问题解决了,教学也就随之圆满结束了。

篇（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积极地认识某种事物或者活动的心理趋向，是引起和维持人们注意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内部因素。只有学生的兴趣被激发起来，教学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轻松的小学语文课堂氛围指的是学生与教师融洽和谐的平等关系，轻松愉快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氛围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小学生更加容易接受教师所传授的语文知识，将课堂活力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开发学生的智力，优化语文教学的效果。

营造轻松的小学语文课堂氛围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课堂焕发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语文教师应该摒弃老旧的传统观念，积极营造一个宽容而又轻松的课堂氛围，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能够对语文课堂以及教学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轻松愉快而又民主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才能专心地研究问题，进而启迪思想。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法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

一、宽松和谐的激趣法

小学语文课堂需要体现人文性的特征，教师与学生平等应该是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的重点之一，只有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师生才能形成互动，学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才能轻松愉快地接受相关的语文知识，以最佳的状态来学习语文知识。宽松和谐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环境能使课堂魅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使教师与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

在宽松的课堂环境下，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被充分开发出来，语文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的魅力也在于此。同样一个问题，不同学生得出的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创造力的表现，也是小学语文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教师应该建立新型的民主交流型的师生关系，在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下，给学生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

二、赞扬欣赏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面发现自我进步而对于自我有一个充分的肯定。一些学习努力而又积极上进的孩子都是教师“夸”出来的，赞赏虽然不用花费精力，但是却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赞扬以及同学们的鼓励都可以激励学生，使学生逐步走向成功。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采用多种表扬方式来赞赏学生“你说得真不错”“你的想法真好”――赞许的口吻，或者采用比较亲切的动作来赞赏学生――拍拍肩膀，微微一笑等，这些都能使小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赞扬的魅力，体会成功的喜悦，也能使语文教学的乐趣得到有效的提升。教师可以用赞赏使学生取得很大的进步，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创造的热情，对于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以及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认真倾听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认真地倾听学生有三大好处。首先，教师通过倾听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使教师可以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其次，教师通过聆听还可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使自己的素养得到一定的提升；最后，教师通过认真倾听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喜欢上“说”，在“说”的过程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加自信，将语文课堂发展成自身的舞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保持热情，呈现语文课堂无穷无尽的魅力。

四、平等评学激趣法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面，教师可以将学生互评与自评的权力交还给他们，使学生的自主意识被充分激发出来，使其感受平等、和谐与信赖的自有氛围。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抄写、背诵等客观作业交给学生自检互评，让学生在互相评改与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被老师信任的快乐，并且还可以体会到当教师的辛苦，使学生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复习学习到知识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五、教师魅力激趣法

实施素质教育比较重要的前提是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教师素养的高低对于课堂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学生的注意力以及审美情趣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语文教师想要将学生带入美妙的文学殿堂，一方面需要用语文知识的深刻内涵感染学生，另一个方面还需要用自己的魅力使学生受到熏陶。语文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妙语连珠，使学生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课堂上来，就会使教学目的得以有效实现。具体而言，教师授课需要十分准确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绘声绘色地将知识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使小学生能够喜欢上语文这门课程，从而学习到有用的知识点。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应该积极努力地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想法，信任学生、赞赏学生，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来，用平等、民主的态度真诚地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感悟文字的魅力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小学生真正爱上语文这门课程，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打下良好的语文学习基础，使语文课堂散发应有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篇（3）

唐诗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璀璨的明珠，江苏在高中阶段增设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的出发点是让学生在流光溢彩的美的殿堂里，感受唐诗的风韵，体会宋词的雅致，从而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作为中学选修课，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语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它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荟萃。教学中利用好唐诗宋词的教学并渗透情感教育，可以使学生在学古诗词知识的同时，精神得到充实，正所谓“润物细无声”，通过唐诗宋词教学，培养青少年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一、在诗文诵读中激感

余秋雨认为：“古代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诵读，便是这些经典绵延不绝的长廊。欧洲经典的长廊安静肃穆，中国经典的长廊书声琅琅。”朱光潜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是从读诗入手。”《唐诗宋词选读》中选取的诗词作品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教学中创设情境，教师范读，有表情地朗读，并且带有真情的投入，激起学生的感情涟漪，形成“物我同一”的意境，让学生产生求知的渴望。同时让学生多读，让学生出声地诵读，低唱慢吟地诵读，也可“不求甚解”地诵读，直面经典，品味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朗读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诗句的背景和意义，共同领会作者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再让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最后师生共同体会作出正确的评价，教师注重当好“导演”。

初唐阶段随着以“四杰”为代表的中下层文士的崛起，突破宫廷诗风的格局，给诗歌注入情思浓郁、气势壮大的气息。其中《春江花月夜》曾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此诗的难点是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反复诵读，教师诵读与学生诵读结合，找出诗中月夜美景的语句、阐述人生哲理的句子反复朗读。诵读的同时要将问题讲深讲透，并且要进行正确引导。感受诗歌本身韵律节奏美，感受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悲慨激荡的感情旋律，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又不是急管繁弦，而是像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地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教学中通过诵读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奇丽景色，了解诗人对人间纯洁的爱情的讴歌，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凸显出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吸引学生探寻其中美的真谛，深刻体会诗作中蕴涵的博大的生命意识。

二、在意境欣赏中理解情感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在《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通过带领学生理解诗词作品中的意境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解作者的情感。

在教学“沉郁顿挫的杜甫诗”这一专题时，先了解杜甫生平及其诗歌的特点，他形成了韵律完美、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被尊为“诗圣”，为后世的诗歌艺术树立了博大精深的光辉典范，具体诗歌教学中指导学生通过意境的欣赏理解诗人的情感。《旅夜抒怀》勾画了这样的意境：孤弱的细草在无边的风里飘摇不定，孤立突兀的危樯和孤独的小舟对抗漫漫的长夜，星空低垂愈显原野辽阔无边，明朗的月空下江水汹涌澎湃奔流不息，意境凄冷与雄浑阔大并存。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白诗歌意境的塑造，主要通过他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变现出来。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感受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感受蜀道的高耸；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感受友情的珍贵。教学中通过意境的赏析理解诗人们在追求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显示强烈的自信心和铮铮傲骨；理解诗人崇尚独立人格和高洁品质，进而引导学生主动进入文本世界进行审美体验，培养学生自己的人格、气质、生命意识。

三、在写作实践中培养情感

《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与学生的写作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情感。教学时指导学生将诗歌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某一首诗歌，或是多首诗歌的整合中提炼的主题让学生进行写作，或者进行研究性论文写作活动，在写作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情感，这是对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

篇（4）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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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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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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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from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llusions， style and so on； by substitution method， reduction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guidance etc..

Keywords reading； appreciation； research； students’ ability； literature teaching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作品选讲，但大多数高校将这两种课程归并讲授，多数在大学二年级开设。除此之外，中文专业学生还需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各类后续的提高性课程，亦即专业选修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多以讲授为主，强调知识授受，较忽视技能培养。古代文学课程不论教学时间长短，都应该培养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也应该适度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口头表达、写作的能力。本文拟对现有条件下，如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相关应用能力，略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首先，繁体字成为“拦路虎”。学生从小接受的是规范汉字教育，学习使用简体字，对繁体字认同度不高，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面对繁体排印的书籍十分茫然。虽然大一时已经开始学习古代汉语课程，但毕竟我们的社会语言是简化后的规范汉字，国家也倡导规范汉字，因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仍然以简体字为主。学生看到古籍难免心生恐惧，但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繁体字阅读。

一方面，尽可能地创造繁体字环境。例如，课堂上使用繁体字板书，制作的PPT也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让学生有机会使用繁体字。老师在教学时可以布置与繁体字相关的课后作业。这样，学生既熟悉了经典作品，又手写了繁体字。当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扫清繁体字识别障碍，学生可以独立查阅、参考繁体字文献。这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深造是有所帮助的。

其次，典故成为“挡道车”。使用典故委婉曲折地表达含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用技法。但典故本身数量巨大，涉及面甚广，没有长期的积累很难熟悉典故的含义。这也成为学生们阅读的障碍。如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是结末云：“好将三万六千场，自今日从头数起。”①“三万六千场”看起来每个字都认识，却非常不易理解。事实上，这平白一句也在用典，出自苏轼《赠张刁二老》诗中“共成二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场”。但其典源自李白《襄阳歌》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②所以不借助旧注，不熟悉典故就无法读通作品。教学过程中所能做的是，遇到熟典，可提醒学生留心。遇到生僻典故，则解释典源、含义，并适当再举例证。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适当地总结用典习惯。当然，这仍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或许是更直接的办法。

再次，不谙文体成为“堵门墙”。我国诗文之体，由简而繁，至《文选》已细分为三十九体，明清又有拓展。普通大学生自然不需要对此有过细的了解，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然会接触到若干常见文体。这些看上去很面熟，细看又不了解的文体成了学生阅读的障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关于文学史现象、作家等的知识传播，介绍文学史发展沿革，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可以起到促进学生的文体认知初步作用。但在作品分析时，若遇到初次出现的文体，仍需详细说明。指出该文体的特殊语言形式，区别相似的文体。例如介绍到近体诗时，常规的讲授一般都会说明黏对和拗救。单是一两次课程的讲授，并不足以让学生完整掌握，可以推荐学生阅读相关读物加以补充。另外，也应该善用网络资源，将课堂延伸至课外。相关的慕课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等，一般都有助于学生复习巩固。

当然，也应该鼓励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诗文创作。因为课堂上讲授的文体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只有当学生自己动手，考虑诗词中的平平仄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起承转合等，才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创作本身，也有利于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经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

2 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阅读障碍扫清之后，还应向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事实上，古代文学的专业选修课，更适宜在提高学生鉴赏能力处着力。在课堂讲授时，或许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赏析名篇。

其一，代入法。古代文学作家描绘的场景与当下自然会有距离，但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成为经典，其中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能引发后人的共鸣是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鉴赏作品时，提示学生作品中反映的人类共通情感，贯通今古，代入作品角色，可令教学效果更加明显。例如五代牛希的《生查子》描写情侣送别的场景。分析这首词时，不但分析结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取草色与衣裙色彩上的相似为喻的修辞技法，还可请学生代入角色，体会女子期待恋人睹天涯青草而思人，多多怜惜守候在远方的她之内在情感。

其二，还原法。古代文学作品基本是书面的、案头的，学生理解、背诵总感觉不亲切。遇有叙事性的作品，还可以通过还原作品所叙述事件的方法指导学生理解。还原的办法，既可以采用现有的视频资源，也可以指导学生排演。如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故事性很强，可以请学生改编、表演。在还原作品现场的过程中，也可以使得学生对作品把握更到位。再如一些山水游览诗文，也可采用此法。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写观看钱塘江潮水的感受，就可以找到钱塘江潮的图像、视频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词作。

其三，比较法。一是以经典作品相互比较，增进学生对美的感受；一是以不太成功的作品与经典作品比较，帮助学生鉴别优劣。

例如在讲述苏舜钦《庆州败》诗时，可以与高适《燕歌行》作对比。两首诗都是写敌军寇边，但苏舜钦的诗歌情感直露，将矛头直指领军将领，并且刻画了宋代边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意志力涣散的丑态。高适的诗歌也批评边军将领，不关心将士，但仍然写出唐军战士血战沙场的雄心。相互比较，有助于学生在对照中了解两首诗歌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特点，了解唐宋诗歌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形成的时代原因。

电化教学手段使得类似的比较非常容易实现，在课件制作上，两首作品并排录入在同一张PPT上。播放时，让两首作品比较的部分同时出现，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到其异同。有时向学生介绍的作品是同题之作，恰好是两位作家或多位作家相互唱和的作品。如唐代元稹、白居易；宋代苏轼、苏辙都多有唱和之作。以比较之法教学，其效果均胜于单独分析一位作家的作品。

当然，文学史教学本身有规定动作，限制较多，采取比较之法不宜过多、过频。否则牵扯过多，影响教学进度，反而不美。但专业选修课，如《唐宋名家专题》、《宋元诗歌专题》、《唐宋词专题》等，教学内容较为灵活，涉及作家、文学史现象等并不十分多，则均可采用比较法讲授。学生就像一位美食家，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作家、作品的差异，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

3 培养学生初步研究的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当部分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一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的学生。本科阶段，为学生打下一个初步进行研究的基础，不论对他们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或是从事其他社会服务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培养学生初步进行科研能力，应该是贯穿在学生学习全过程的。培养形式可以多样，可以结合本科培养方案的学年论文写作一直到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学生创新活动中进行。

首先，讲授课的课堂上，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可以穿插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可以渗透学术史的讲述。例如向学生介绍陶渊明、杜甫在当时的文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世的变迁。陶渊明和杜甫都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要着重讲述的对象，占的课时比较多。但陶渊明在宋代之前，地位并不特别高。在陶渊明自己的时代，魏晋人也不怎么欣赏他，《诗品》中也只给了他一个下品。直到苏轼肯定他，又写作多组和陶诗，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才上升。杜甫也是一样，唐人选唐诗很长时间都不选杜甫。杜甫的地位也是到宋代才开始经典化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我们可以在授课时提出，并且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思考。当这些问题积累多了，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念。

课堂的讲授，还需要穿插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的采集、校勘、辨伪，以及相关的版本、目录等学问很多都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恰恰偏重应用。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知识性的内容，而由学生课外动手操作。例如，向学生介绍进行作家研究，如何获得该作家较为完整的信息，有哪些文献是需要参考的。这可以在讲授文学史的作家生平时，告诉学生如何参考已有年谱，如何查阅、使用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传记数据索引》、《明人传记数据索引》等工具书。

其次，讨论课的课堂上，也是进行初步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讲授课程的基础上，设置适合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课后准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导权，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在熟悉文献之后，学生自己到课堂上参与讨论，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口头表_能力。

与讨论课的课堂相似，课堂展示也可提供学生独立L集阅读文献资料、独立思考讨论话题。课堂展示也宜事前设置话题，由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展示也可以与鉴赏能力中的还原法结合，由学生展示他们所还原的作品场景。

再次，学年论文写作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学术论文的规范意识，树立明确的学术道德意识。进入学年论文写作的阶段，学生已经基本解决了阅读鉴赏、查找文献的问题。他们应该也具备了较成熟的写作能力，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论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学生前期受到的训练效果基本上就此体现出来。这时需要着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从写论文的最初阶段，就牢固树立不踩学术红线的意识，并且引导学生学习使用论文引文规范。这些问题看起来既琐碎，又费力，但只有从学生踏上科研外缘之路时，帮助他们及早、从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和规范意识，对他们今后发展也会更有利。

总之，古代文学虽然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一个门类课程，但因为其特殊的教学内容，承载传统文化的信息量，仍然有其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适当注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在学生本科阶段就系统培养其读、赏、研究的能力，夯实基础，树立规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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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

一、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概述

关于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多，如小田义久（1965年），游佐N（1981年），金文京（2000年）等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信仰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金冈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东京评论社1972年）等虽不是有关敦煌社会信仰的专著，但其论述中偶有涉及者对后人亦多有启发。对社会信仰问题，欧美诸学者的研究也很有见地，如英国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年），以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例，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做了比较客观的考察；美国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1999年），以中国的鬼节为研究对象，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南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间的具有极其广泛性的宗教性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信仰的丰富性；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1999年），以民众对神o的选择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2006年），重审了“大众宗教”的概念，其所选论文分别就“晚期中国”大众宗教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也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国内关于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成果颇丰，但其所涉及多为，特别是以佛教信仰居多。李正宇（2001年）、颜廷亮（2000年）、张先堂（2001年）、杨秀清（2003年）等诸位先生对敦煌的“世俗佛教”做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其他学者虽无专文论述，但文中偶有涉及者亦不乏卓识高论。如卢向前（1992年）对民间神o的精辟论述，谭蝉雪（1993年）对民间祈赛对象及其祭品的研究，高国藩（1999年）以敦煌民俗为主要内容对当时敦煌民间信仰的探讨，段小强（2001年）对敦煌地区祖先崇拜仪式的探讨等。刘永明（2005年）重点探讨了敦煌世俗信众中的佛、道融合问题；余欣（2006年）从社会生活层面，探讨了唐宋之际民众的信仰世界；党燕妮（2009年）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流行的各种佛教信仰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察，进而考察了其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另外，黄正建（2001年）、郑炳林（2004年）、金身佳（2007年）、陈于柱（2007年）、王晶波（2010年）等学人分别从占卜、梦书、风水、算命及看相等视角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当时诸宗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社会的信仰问题，这为探讨当敦煌社会信仰研究开出了一条重要的学术思路。

二、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特征

敦煌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特点；一是敦煌地区唐宋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一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价值观念、心理特征、行为方式的特点。而判断一个地区的文化主流，主要依据是考察这一地区支撑社会生活中信仰与价值取向的知识与思想，以及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中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

敦煌社会信仰是一种世俗信仰、混融信仰，各种信仰共纳融合，佛教信仰（如弥勒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信仰、药师信仰、维摩诘信仰等）、道教斋蘸与法术、山神川原（金鞍山神、张女郎神、玉女娘子等）及官方神主（社稷、风伯、雨师）等领域。尤其是发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848-1036），佛教信仰几乎成为了敦煌人“一般的知识与信仰”的主体部分，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渗透到敦煌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意识、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些信仰广泛地影响着当时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敦煌社会信仰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其核心信念是因果报应和功德思想。敦煌社会信仰不需要高深理论的指导，而是以简单、直观、实用的原则为基础。敦煌社会信仰渗透于敦煌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并表现出类型化或模型化的特征。敦煌社会信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实用技术，既给人以精神上的信念、又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则上升为与主流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相一致的大众文化，担负起传播知识和教育大众的职能，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化相比，在敦煌文化区中，后者对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三、敦煌社会信仰观念的传播途径

敦煌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规则、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及生活经验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演戏、说书等，常常把最通俗、最简单化的思想与信仰观念传达给大众。各种日常法事活动、民俗化的宗教节庆及传统仪式的暗示，如诵经、说法、礼忏、祭祀、婚丧仪式等；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大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障车”、“下婿”、“去扇诗”等婚姻礼俗，是如何被写入当地士大夫家族亦行用的《今时礼书本》和《下女夫词》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事实。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可以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世俗信众的各种功德活动对民众的影响，如写经、开窟、燃灯、布施等。各类启蒙读物及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如蒙书、俗文学、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书仪、类书、具注历等。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普及性教育中直接或间接地指示，如私学、寺学、父母与亲友的教导及对经典的世俗化演绎等。

四、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观念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侧面、每个层次，其所构建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平行的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时民众的衣食起居、社会生活乃至精神与思想。信仰观念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其传播途径的宣传，使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日常生活的规则，如禁忌与行为规则、卜兆与人生轨迹的选择、行祭施禳等。

2、社会生活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如社交心得、为人处事的原则、社会生活的经验等。

3、基本的道德构成与伦理秩序，如基本的礼仪知识、孝养思想等。

4、关于人生幸福的思想，如个人、家庭、家族的平安、丰衣足食乃至兴旺发达、子孙繁衍等传统观念。

5、关于免祸消灾、解难除厄、追求福报的思想。

敦煌社会信仰是全社会的和全体民众的创造，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造，敦煌社会信仰与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民众密切相关，它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型的。敦煌社会信仰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在空间上具有扩布性；在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主流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以上大致回顾了有关社会信仰及敦煌信仰的研究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进行了粗略地列举和简评，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敦煌佛教信仰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当时社会大众普遍信仰并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以及这些知识和思想是如何影响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等问题至今仍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因此，“敦煌研究必须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全景式考察，探讨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知识与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敦煌社会信仰类文献

（1）金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M].东京：评论社，1972.

（2）游佐N.敦煌文献ょり见た唐五代にぉける民间信仰の一侧面[J].东方宗教，1981，（57）.

（3）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4）颜廷亮.敦煌文化[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5）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1.

（6）李正宇.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J].//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368.

（7）杨秀清.唐宋敦煌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以知识与思想为中心[J].//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M].巴楚书社，2003.

篇（9）

“气”原本为上古哲学概念的一种，由自然之节气变化引申至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魏晋以降，“气”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文气论之说。孟子所论之“气”，如“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仍集中于思想层面。《典论・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将文章分为“清”、“浊”两体，作为批评的准绳。{1}延及清代，桐城派承继唐代韩柳及明代唐宋派归有光之余绪，将“气”列为古文要素，从古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层面，深化文气说的演绎和影响。

一、桐城文论对张裕钊的影响

早年张裕钊喜爱南宋曾巩之古文，不好为时文。《清史稿》本传称其“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2}。故而，在应礼部试时深受赏识。③由于学曾巩文易伤于柔弱，因此建议其从桐城姚鼐之说出发，多读扬雄、韩愈等人文章，参以两汉古赋，以增加文章雄健阳刚之气：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4}

关于古文分阴阳刚柔之说，姚鼐于《复鲁非书》中所论甚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1}阴阳为天地之气，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姚氏继而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须判然两端，方可言文。事实上，桐城派诸人的文章自方苞、刘大以来均偏于阴柔，这也是深受当时文人批评之处。

刘大和姚鼐均从学习曾巩文章入门，故其文章气势较为柔缓。刘大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的主张{2}，这与朱熹主张的“理”为本体、“气”为显现自身媒介的哲学思想颇有契合。刘大所宣称的“气”，仍集中于文章作者的创作动机。为了更好地表现“气”，刘氏强调音节的作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③音节虽是文章细节之处，但可由此见出作品神气之高下，因而有“因声求气”之说。“声”和“气”成为桐城义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乾隆中，姚鼐承继刘大的文学主张，论文亦强调神气和音节，同时细化并加入新的论文语汇，认为“意”与“气”之结合，因而才有文辞音节之高下，故而有“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哉？”{4}“神”与“意”是文章之根本，音节声律虽为文章末节，但却是“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两者虽有精粗之别，但均是古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姚鼐的基础上主张调和阴阳之气，以古赋、诸子、韩柳文法补救桐城文阴柔之不足。咸丰九年（1859）八月，在书信中建议张裕钊多读古赋、韩柳之文以救文章气体之后，张裕钊又亲至黄州行署中请教文辞。此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张裕钊与还多次以面谈或书信往还的方式，研讨文章之法。{5}在彼此论文的过程中，极为重视文章之“气”：“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6}如要寻找工于古文的途经，“气”是最关键处。对于张裕钊古文的精进亦以“气”之流畅许之：“廉卿之真气流转，奖许之过，期待之厚，诸无以副之。”{7}由此可见，在教授和评价古文时，文章之“气”尤为重要。

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影响甚巨。经指点，张裕钊由唐宋文上溯先秦两汉古文，学习汉赋、《史记》中的文字和风格，以增加文章雄直之“气”。《濂亭文集》中读《史记》而作的《书外戚世家后》、《书越世家后》等文章，对于司马迁的辞藻、行文风格及章法有所探究。在论及《史记・萧相国世家》“以帝尝繇咸阳”二句时，张裕钊认为其“紧接上文，一气直下，便随手宕出奇致”{8}。亦以字句为文章行文之“气”的关键。

二、吴汝纶与张裕钊文气论

吴汝纶{9}曾评价张裕钊的文章有恢诡廉劲之风，能继而有所扩者：

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伟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1}

桐城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四弟子”，二人均为晚清桐城古文大家，被时人并称“张吴”{2}。在接受指点之后，张吴二人二十余年间以谈话和书信的方式讨论古文章法，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同治七年（1868）秋，张裕钊与吴汝纶结识于江宁两江总督府，两人对彼此的古文均十分推崇。张裕钊认为吴汝纶的古文“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③，吴汝纶则谓张裕钊之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4}。十月，张裕钊与吴汝纶促膝长谈，共同商讨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5}十月十五日，张裕钊与吴汝纶、方宗诚在深夜畅论经史文章。{6}在友朋来往之际，张裕钊已然提出自己的古文主张。张裕钊所论为文要事之“意”、“格”、“辞”、“气”，最终达到平淡阔远的文风。张裕钊对于四者关系的界定在同治九年（1870）与吴汝纶的论文书中表述得以彰显：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7}

在文法上，文章须以“意”为主，“词”、“气”、“法”都用来辅助“意”，而文章最终追求的仍是“自然”的风格。“词”是“意”的载体，要想文义畅通，须因声求“气”，有“气”为助，才能行文通畅，一意贯通。“法”即是“格”，是文章字句组织的准绳。文章之“意”是主体，“词”能表达“意”，“气”运转文章之中，是“词”带来的效果。这一切运转文章之“法”，皆一概出于“自然”。

姚鼐论古文有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统摄“理”，张裕钊将其总括为“意”；“气”、“味”即文章中纵贯的作者才气和字句周折之间体现出的行文之气；“格”、“律”，是为古文之法度；“声”、“色”更是细化到文章中所用的“辞”的作用。故而，张裕钊所提出的文章四事，实际上是姚鼐古文说的总结。

在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桐城宗旨的同时{8}，张裕钊又提出学习古文的门径――“为文之要，其始在熟读古人之文”，在读书时参究其“声气”，能够更好地追寻作者的“精神命脉”。{9}因声求气，通过熟读古人之文，可以深刻体会到古文章法和酝酿其中的作者之气。“读”不仅是阅读，还有朗读的方法，“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10}这一方法源自桐城方、姚，张裕钊将其作为独得之秘传诸弟子。

三、古文之“气”的讨论和影响

晚年，张裕钊的文论更加成熟，这在与吴汝纶的通信中有诸多反映。为了更好表现文章之“气”，张裕钊对于“声音之道”的重视远过方、姚等人：

裕钊近看《惜抱文集》及《古文辞类纂》，似姚氏于声音之道，尚未能究极其妙。昔朱子谓韩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着工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师深识此秘耳。{1}

程朱理学是桐城派的思想根源，朱熹论文的主张也是桐城派诸家学习接受的典范。曾氏教导古文，认为应从“气”字入手。张裕钊继承这一主张后，进一步强调发详更细处之“声”，将文章“声音”的重要性由唐宋古文上升至六经。吴汝纶对此说法表示赞赏：

承示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间，而故无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气之未充者也，执事以为然乎？{2}

作者才气必须通过文章行文来展现时，以往被视为细枝末节的“声音”和由此形成的文章之“气”就成了写作者必须重视的要素。为了文章行文通畅，则须强调声音节奏变化对于气体昌健的重要性。这一要求以唐宋古文的行文技巧为标准和模仿对象，“然果尽得古人音节抗坠抑扬之妙，则其气亦未有不昌者也”③。

在评点吴汝纶著作时，张裕钊均以“气”为文章成败之关键。在张氏看来，文章之“气”不外乎雄奇与平淡，而张裕钊欣赏的古文境界是“平淡”、“自然”。想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降心下气，遏抑雄怪，归之平淡，一意务为顺成和动之音，则与道大适矣{4}。”平抑文章之“气”，排除“雄怪”，以“平淡”为和顺之“音”，方能成文之大道。由于吴汝纶行文之气稍显躁进，张裕钊认为吴氏未能调和“雄奇”与“平淡”之关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而言之，曰声调而已矣，熟读而已矣{5}。”熟读前辈诸家之文，将前人运筹文字的方法熟稔于心，方能在创作中体会到音节不协调处，才能有所改进。

在张裕钊看来，吴汝纶的文章偏于雄奇之气，在音节上则不甚协调。其文章之立意固然甚高，“所微不足者，音节、气韵未能顺成和动，自然入妙耳”。音节不协，则气韵不顺，如此就会影响文章之“意”的表现。“鄙意宜取欧阳公、苏子瞻及姚惜抱、曾文正诸家最高之文，降心求之，寻其自然之妙”{6}。解决的途径自然是通过熟读欧、苏、姚、曾等人的文章，平抑心中雄奇之气，力求在文章中彰显自然平淡的风格，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为文之“意”与“道”。

篇（10）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篇（11）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