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就是要通过全面、充分、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工作的司法效益。就目前情况看，提高司法效益要注意处理好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三个关系。在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打击与乘飞机关系。审视我们近年的刑事审判工作，程度不同地存在重打击轻防范的倾向，“严打”有力，预防不足。法院应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切实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作用，群防群策，做到两手都要硬，法院还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工作，不仅要在审判中体现这一原则，还要将其延伸到社会，坚持经常性的回访，加强与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的联系与沟通，探索做好矫正工作，以提高行刑效益。在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裁判与疏导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群体性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矛盾突出，处置不当，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法院应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的能力，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应当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宣传、教育的功能，耐心细致地宣传、解释，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在行政审判上要处理好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即正确处理好法院与政府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关系。要把监督寓支持之中，一方面要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司法权威。

二、要在弘扬司法民主上下功夫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国家大力倡导开发绿色低碳能源，水电作为低碳且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能源，相对于其他能源在技术经济层面上更具开发价值，因而国内许多水电工程项目纷纷上马。但有些项目在前期规划工作未能考虑充分的情况下，因获取了“路条”就盲目开工建设，给项目建设后续工作留下了隐患，既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给企业自身造成了较大的伤害。水电项目前期规划工作至关重要，前期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及项目的收益，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要做好项目前期的规划工作，正常程序应该是在国家环评部门对项目进行严格充分的评价并认定合格后，首先请地质勘探单位做好充分的地质勘探工作，随后请设计单位根据详细的地勘资料做好水电枢纽的总体规划布置，要充分考虑主体建筑物、临时建筑物、采料场和弃渣场、施工营地、临时施工道路和永久道路等的布置。在枢纽整体规划布置形成后，由业主牵头组织专家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面予以论证，在进行充分论证合理后连同其他报批文件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以公平合理的标的价为甲乙方合作的基础

许多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实例表明，通过国内公开招标发包，择优选定参建单位和设备制造厂家，是取得项目建设成功的要素，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建设投资，最终有利于项目建成后提前发挥经济效益。当然，有些项目可以视不同的需要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招标方式，如对一些前期施工准备的临建工程，可以邀标方式邀请3～5家有实力的单位参加竞标，由评标机构对其资质、信誉、技术设备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择优选取。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招标方式，可以发挥不同专业队伍的优势，满足工程建设实际需求，从而达到降低工程投资、保证施工质量与工期的目的。有些工程项目出资方或企业在项目招标阶段，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违背公平、公正、合理原则，有意压低标的价，亦或是在未做好充分工作的情况下，采取限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而有些承建单位则为了揽工程、挣业绩，也在未充分做好工作的情况下投标并获得项目承建权。这样则不可能形成“双赢”的局面，甚至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在项目招标前，做好各项细致的调研工作，审慎定立合理的标的价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和谐的甲乙方关系，形成和谐的建设环境。甲乙方关系是以合同为纽带的经济协作关系，双方互相信赖、相互支持，是保证合同全面履行的基础。业主单位作为甲方，对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投资负总责，同时又必须设法为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帮助解决施工中的困难和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讲，甲方又是“服务员”。而施工单位通过竞争取得承包资格，必须在业主的管理和监理单位监督下履行合同，并按设计方案和图纸完成项目施工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乙方又是电站的具体创造者，必须与业主、设计、监理单位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一般都会遇到进度滞后、利益冲突、技术难题等现象，这就需要甲乙双方相互理解、共同努力，形成下述的协作状况:①当设计、施工进度滞后时，业主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坚持原则，不降低要求，积极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想办法，并提供必要的支持;②当双方利益冲突时，本着业主不让施工单位负债施工，施工方不让业主赔本的经营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和问题;③当施工中出现技术难题时，业主单位要主动会同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一起协商分析原因，研究方案，落实技术措施。

落实项目法人负责制及现场管理机制

在项目前期准备阶段，业主单位需要成立项目筹建处，专门负责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在项目正式立项后，应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即项目法人)，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在现场行使业主职能。在工程管理方面，项目法人需要发挥业主统揽工程全局的主导作用，努力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在施工阶段，根据工程项目规模(或功能)对项目公司各部门进行机构调整，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和职能部门，有利于落实项目管理的责任、权力和利益。项目部全面负责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制及现场文明施工等工作，而有关职能部门则从管理层面加强对项目立项、招标、合同签订、合同变更和结算等环节的监督与控制。同时，项目公司围绕工程建设“包规模、包进度、包质量、包安全、包投资”的核心目标，对各项目部所管项目投资进行分解，明确项目投资控制目标和考核办法。这样既理顺了决策、管理、执行三个层次间的关系，也激活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和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等五大要素，从而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实现了资源(人才、资金)的动态管理和优化配置。项目部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前方与后方、技术与商务脱节等体制性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内部管理责任不明确、效率低下、相互推诿扯皮、投资控制不力等管理机制性问题。

选择符合工程实际的监理模式

目前大多水电项目工程在尚未全面实施设计招标的情况下，如在前期勘测设计、科研试验阶段推行设计监理工作机制，即由项目公司聘请有资质的咨询公司或专家，对工程勘测设计、科研试验工作进行咨询和监理，帮助项目业主把握各设计阶段的设计内容和深度;把握各设计阶段关键技术问题的论证;参与方案比选，为重大技术问题把关;提出深化和优化设计的建议，参与科技攻关;参与业主的招标评标工作。在建设监理方面，目前大多数业主采用的是全面监理负责制。实践表明，该种监理模式并不是很成功，目前，国内现有的取费标准仍停留在相应于质量监理的标准上，而实行全面监理，除质量监理外，还包括进度、投资控制、合同与安全管理等工作内容。这样监理单位只取得很少的报酬而要增加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因不堪负担而难以有效、规范地完成全面监理的所有工作内容。因此，在难以改善现有取费标准的状况下，建议将监理工作内容限定在质量监理更切实际与合理。对于库区移民监理，可由业主和地方政府共同聘请国家级相关咨询公司负责库区移民综合监理工作，其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的各项移民工作，对移民安置进行全过程监理，编发协调会议纪要;②按照核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和地方、业主签订的移民任务与经费双包干协议，对移民迁建安置进度、质量、投资进行监督控制，审核地方移民机构所完成的工作内容，经监理审核确认后，由业主予以结算支付;③发现问题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审核设计变更，协助业主和设计单位对重大技术方案进行专题讨论;④参与移民实施各阶段验收及竣工验收，做好监理记录和信息管理，按合同要求编制月、季、年监理简报。实行移民综合监理，对于正确协调处理业主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强移民过程监督，加快移民搬迁进度和落实安置方案都具有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实行移民工作地方政府包干制

篇（3）

目前，油田后勤服务中心对人事管理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后勤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对人事管理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强调，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对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忽视，严重阻碍了对人事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油田后勤服务中心的人力资源质量不能得到提升。

（二）人事管理员工自身价值观错位，导致的工作责任心不强

随着社会风气以及人们思想、价值观的转变，企业内部有些职工也受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的严重影响，对于金钱利益越来越崇拜。在油田企业后勤服务中心的人事管理人员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人事管理工作中盲目追求物质利益和工作中的享乐，甚至对后勤员工的招聘、岗位分配等工作中，容易受金钱利益的收买。

（三）后勤服务中心现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太过陈旧落后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手机、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人们无论身在哪里都可以及时了解到各方面的信息。但是油田企业在对后勤中心人事管理员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依然是传统的会议说教，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引进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还有一些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往往都是生搬硬套上级的文件，说教式的阐述上级规定开展的思想政治要求，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缺乏一定的主动意识，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没有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导致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如何创新油田后勤服务中心人事管理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目前情况下，针对当前人事管理员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症下药,采取必要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人事管理员工在思想政治上的问题,不断提升整个后勤服务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为油田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一）加强后勤服务中心人事管理制度建设，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实施

制度建设是所有工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保障。要想做好后勤服务中心人事管理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使人事管理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后勤服务中心的岗位责任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检查监督制度有效的结合起来，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切实的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在日常的后勤工作管理中，要有针对性地对人事管理员工进行一定的思想政治引导，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同时还要定期的对员工的思想动态进行监督、分析，分阶段、把员工思想政治中容易产生的所有的问题遏制在萌芽中。另外，对油田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制定明确的制度，职责任务要落实到个人并严格监督其工作执行情况，那些工作不到位的、没有落实好对人事管理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责任追究。

（二）提高人事管理员工的职业素养、道德素养

油田企业管理者必须要以职业素养、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不断对后勤服务中心的人事管理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培训，提高人事管理员工的职业素质、道德素质，使人事管理能够自觉抵制物质金钱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思想的诱惑，以为后勤服务中心提供优质、合格的人才为宗旨，更好的为后勤服务中心服务，为油田企业服务。还要定期对人事管理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员工积极学习中华传统美德，不断增加自身的职业道德底蕴，提高后勤服务中心人事管理员工对人生观、价值观道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工作的认识，能在工作中明辨是非、美丑，善恶，从而使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得到更高的升华，不断提高油田企业后勤服务中心的人力资源队伍的质量，为油田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持，促进油田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三）要培养具有过硬能力的人事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依靠优秀的队伍来实现。所以，后勤服务部门的负责人首先要加强政工队伍整体思想、素质的提高，使人事管理员工能够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工作，树立服务油田企业的主人翁思想，在人事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对于那些热爱思想政治工作、职业素质比较高，对油田企业有一定责任意识的员工、干部要大力培养，从而不断促进人事管理员工队伍的新陈代谢，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篇（4）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着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着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着《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篇（5）

（1）具有党性和政治性。

（2）具有群众性和服务性。

（3）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

（4）具有说理性和民主性。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人事管理的二者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在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主要是围绕单位内部员工进行的一项工作，涉及到每年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资发放等一些比较敏感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人事管理干部能够对内部的员工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了解，准确的把握其内心世界，因人而异选择正确的方法，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扎实的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三、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人事管理中的作用

企业在改革发展创新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和人事纠纷，有时一些规章制度无法解决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道德、思想等层面的问题，面对这些人事冲突复杂的现实情况，需要提高人事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与员工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从员工角度进行考虑解决问题。由以下几点进行分析探讨：

（1）完善规章制度。

①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根本建立规章制定。企业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需求，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针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做了逐步提高。②思想政治工作是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的有力保障。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好坏，主要是看企业各员工的落实程度。要想让员工做到积极自觉遵守，我们只有在企业职工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职工自身的思想觉悟能力，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克服那些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不良思想。

（2）加强凝聚力。

企业的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各员工间的团结一致、共同进步。这种凝聚力也是人事管理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企业员工要想团结一致首先要做大思想上统一，这就要求人事管理部门要注重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3）做好薪酬管理。

企业中工资的高低是每个职工最为关注和重视的，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对薪酬的合理管理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法宝。但是现在一些企业对工资管理的弊端较多，导致职工的思想观念有所错误。为例纠这一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效益工资的发放当成一种奖励制度同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①发放效益工资，确保工资考核的严肃性正规性，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数量和质量，实行少劳少得，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充分发挥效益工资所具有的罚懒奖勤功能。②重视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抵制“向钱看，为钱干”的错误思想，将企业员工的个人利益、个人荣誉与对国家的贡献相结合，努力提升企业员工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全面的重视精神文明建设。③企业员工应做好顾全大局，着重的奖励那些企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员工，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进行效益工资的分配。以此来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应重视经济手段与经济杠杆，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保障作用。其中经济手段一旦离开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支持，其作用就会消失。所以要想使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激发，就必须将政治思想工作与经济手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各项工作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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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企业人事管理工作的积极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实现企业人事管理的人本理念

企业人事管理活动的根本核心要素是“人”的因素。因此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企业人事管理活动中，就必须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为人事管理制度有其“刚性”的一面，而必须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来进行化解。二者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从而使大家往共同的方向努力。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致使企业员工的思想动态、价值观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范围内存在一些员工产生脱离群体的现象，表现为特立独行，缺乏强烈的企业荣辱观。针对这样的现象，不仅是要从人事制度管理层面来加强管理，更需要进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到企业中，促进他们与企业的融合，共同服务于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2．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企业人事管理科学化水平

企业人事管理能否体现其科学性，不仅关系到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管理理念是否认同，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其中体现人事管理的公平性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只有坚持企业人事管理公平性才能够促进企业人事管理取得良好的效果。人事管理所涉及到的工作对象以“人”为主，同时，企业人事管理的实施者也是“人”，那么，只要是人，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人事管理的公平原则。故此，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位，就会促进企业在人事管理工作中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减少公平性原则的阻碍点，推动企业人事管理真正的实现公平性。

3．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企业人事管理的执行力

从某种角度来说，政治思想工作就是通过对企业职工的正确、热情的引导，通过对他们的耐心说教，来提高其政治觉悟与思想水平，使他们成为遵守纪律的典型与模范、而纪律要求我们批评惩罚那些不遵守纪律的职工、执行纪律的初衷就在于保障人民与党的切身利益，保障正常的单位工作秩序，并给予违纪者以适当的教育。通常情况下，违纪现象在单位非常常见，其主要表现为私自外出兼职、脱岗、出工不出力、早退、迟到等等，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无需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问题依靠教育、说服及批评完全能够解决。在实践中，由于企业员工存在认识能力与思想水平方面的差异性，有的人在犯了错误，甚至是在严重地违反了制度规章并造成了极坏的后果的情况下，也不接受教育、规劝。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应当给予其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借助于处罚给予他们以外部的压力，借此来扭转其错误思想，从本质上讲，这也属于思想教育的范畴。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教育的效果，而且能够纠正违纪者的错误。所以，我们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来执行纪律。

4．思想政治工作与人事管理工作的融合有利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自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与深化。在这一大的形势下，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必然也需要适应时展需求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对于广大企业员工而言，企业人事管理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于企业的一些人事管理举措不理解，不支持，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在人事管理中发挥作用，无疑能有效化解这些问题。以工资管理为例，目前许多企业都在通过效益工资来促进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提升员工企业服务的热情，但是，如果绩效实行的效果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同时，受我国企业中传统思想的禁锢，企业工作人员在思想根源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企业绩效工资制的实行，降低了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面对这一现状，就需要对企业员工进行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员工思想深处解放这一传统观念。将绩效工作落实到员工的思想深处，帮助员工转变思想观念，保证绩效工资制度在人事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篇（7）

一、引言

定向增发具有发行门槛较低、审批流程简单、融资方式灵活的特点，被认为是融资“pecking order”中仅次于公开增发的次优选择（Ferreira and Brooks，2007），已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途径，2010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定向增发融资额分别为3300亿、3588亿和3441亿，后两年融资规模均超过IPO。

定向增发在国内股权融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原因，除了近年来的政策支持，重要的一点是其用途并不限于融资功能，实施定向增发主要基于三个动因：首先是对大股东实施增发以收购资产，甚至是母公司整体上市；其次是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提高公司竞争力，或是实现战略重组；第三则是为新的募投项目筹集所需的项目资金。

二、文献综述

总体来看，定向增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发行中的折价现象和股价的市场效应两个方面，并由此延伸到大股东利益输送、定增前后企业的绩效变化、定向增发的投资价值、定向增发盈余管理等领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和问题。

（一）定向增发的基本现象

定向增发折价、短期市场效应是定向增发现象研究的主要结果。

1、折价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私募的折价率约为11.3%-20.14%，而台湾地区的定向增发折价率约为20%。

2、短期公告效应

对于折价发行的定向增发股票，市场上基本上持乐观态度，而定向增发中的短期市场效应（公告效应），则并未发现一致的国际证据。Wruck（1989）最早研究发现，宣告日前后存在4.5%的异常收益，Hertzel and Smith（1993）发现1980-1987年间，NASDAQ106家定向增发公司的公告期超额收益为1.72%。一些学者对日本、挪威、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是Chen et al.（2002），Anderson et al.（2006）的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正异常收益。

国内方面，戴爽（2007）选取已实施定向增发的57家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发现了11.8%的异常收益，章卫东（2007）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规模的公告效应，且面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定向增发将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此后陆续也有学者发现股改后定向增发存在正面宣告效应。

3、长期市场效应（公告效应之谜）

与短期公告效应相反，Hertzel et al.（2002）发现，市场对定向增发的长期反应为负，三年持有期异常收益为-23.8%。Krishnamurthy et al.（2004）和Marciukaityte et al.（2005）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问题被称为“Puzzling announcement effect（公告效应之谜）”。

公告效应之谜在我国目前尚无定论。吴育辉等（2010）分析发现，增发后的6个月时间段，股票具有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章卫东、李海川（2010）的研究表明，资产注入类型、注入资产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将显著影响到定向增发股票的长期收益率，而与短期市场表现无明显关系。邓路等（2011）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5年业绩显著好于配比公司，定向增发后两年内总体上表现强势特征，原因是投资者对定向增发的公告反应不足。徐静，余斌（2012）则发现了公告效应之谜的现象，即短期内定向增发股票市场反应为正，而长期的市场反应为负。

（二）定向增发的影响因素

对于定向增发的影响因素，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形式的新股发行都具备的一般性影响因素；另一类为定向增发的特有研究成果。

1、定向增发的一般影响因素

（1）价格压力假说

Scholes（1972）指出，每只股票彼此之间不可完全替代，因此需求曲线应该向下倾斜，任何股票的发行都会导致价格下跌。有大量文献实证研究了股价和发行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并不明确。Loderer et al.（1991）对增发宣告异常收益与需求的价格弹性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未发现需求的价格弹性导致了负的异常收益。盖锐、熊发礼（2010）指出再融资将会导致企业长期财务指标下降，尤其是以包括定向增发在内的股权再融资行为。

（2）投资机会假说

Miller and Rock（1985）指出公司的投资需求为定值，任何再融资行为都是对未来现金流预期下降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公司未来收益的负面信号。Healy and Palepu（1990）认为股票发行体现了预期未来收益的波动性变大，经营风险将出现上升，再融资行为是一个“坏消息”。贺薇（2011）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顾馨、李双杰（2012）以2006-2009我国主板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定向增发对股权结构的改善有积极影响，70%左右的上市公司增发实施后业绩指标出现提升。

（3）财富转移假说

股票发行伴随着财富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重新分配，Galai and Masulis（1976）；由于股权融资可以降低公司的债务风险，超预期的股票发行会使得财富从股东向债权人转移。因此，股票增发导致公司的D/E比例下降，同时出现负的异常收益，DeAngelo and Masulis（1980）。但是在韩国市场，Kang（1990）和Dhatt et al.（1996）发现配股前后伴随着正异常收益，其根本原因是股权融资使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概率下降。

（4）流动性假说

交易受限股票的折价均值达34%，Silber（1991）；Brennan and Subrahmanyam（1996）、Fiori（2000）等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收益率负相关。考虑到定向增发股票往往存在限售条款，因此其应当存在发行折价，并具有正的异常收益。

2、定向增发的特有研究成果

（1）监督效应假说

Wruck（1989）的监督效应假说指出，定向增发会带来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或是产生新的大股东，随着大股东利益与公司趋同，大股东可能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改善公司的资源分配，或者促使公司进行有价值的兼并收购，那么公司价值将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Hertzel and Smith（1993）以及Wu（2004）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监管假设。

（2）管理层权力扩张假说

Wruck（1989）还发现，如果定向增发导致管理层滥用权力，公司价值将会下降。基于此，Barclay et al.（2007）提出管理层权力扩张假说解释定向增发，他们认为管理层只会对不会影响其地位的友好投资者实施增发，因此定向增发对于非参与（不干涉公司管理）投资者来说是不利的，而折价现象正是对这种非参与的补偿。

（3）大股东利益输送假说

Cronqvist and Nilsson（2005）发现家族企业为不稀释控制权，不愿意选择配股和公开增发，Baek et al.（2006）通过对韩国企业集团的研究，对此提供了证据证明。张鸣、郭思永（2009），何贤杰、朱（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影响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重要因素。李传宪、何益闯（2012）指出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借助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而股权制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这一行为。邓路等（2011）也未发现直接证据支持大股东将定向增发作为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从投资者保护，监管大股东行为的角度，郭思永（2012）提出，良好的投资保护环境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富转移行为。

（4）信息不对称假说

Hertzel and Smith（199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的折价程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在支付一定的搜寻信息成本前提下，投资者可以观察到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定向增发的折价就是为了补偿信息获取成本。同时，定向增发本身也释放了公司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投资者的认购就是对公司价值的鉴证。因此，定向增发公告会带来正的市场效应。Lee（1997），Kahle（2000）的研究支持了公司会凭借信息优势在股价被高估时实施股权再融资的结论。Anderson et al.（2006）对新西兰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较少的企业，认购者对企业的价值挖掘付出了较高的成本，折价将作为他们投入信息成本的补偿。

（5）市场时机

Huson et al.（2006）提出，定向增发的定价和数量受资本市场的状况影响。当股市市值上升时，定向增发数量也会增加；定向增发折价与市场收益正相关。耿建新等（2011）发现公司长期经营业绩与长期回报率会出现下滑，其原因不是市场对短期公告效应过度反应的修正，而是投资者对募投项目过度乐观。卢闯，李志华（2011）研究发现市场错误定价是投资者情绪和定向增发折价的中间变量，投资者越乐观，定向增发折价越大。徐静、余斌（2012）进一步发现，无论是长期或是短期，市场低迷时定向增发的市场反应较之牛市行情下的市场反应更好。

三、总结

近年来，我国A股市场定向增发相关问题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国定向增发市场开展较晚，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相对有限，且市场环境、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很多研究结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首先，除了最简单的融资目的外，国内的定向增发还被广泛应用于如并购重组、整体上市等领域，《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对以重大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为目的的发行和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的发行采取了不同的定价方式。然而由于定向增发一般以相对二级市场价格折价发行，定价水平较低，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谋取私人利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如何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修正其缺陷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大议题。

其次，国内发行周期长于国外的私募发行，一般来说，从董事会预案公告到定向增发完成需耗时半年到一年，更有甚者可以达到两年以上。这其中主要包括董事会预案公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证监会审核通过，发行批文颁布，承销路演，股权登记。

最后，国内定向增发还面临着“九折规则”的约束，《管理办法》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上具有模糊性，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基准日。目前A股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定价基准日普遍选取董事会预案公告日，其原因可能是以董事会预案公告日作为定价基准日，方便董事会通过盈余管理等手段，对发行底价区间进行控制。

篇（8）

1流程

根据项目管理的一般原理，项目管理的过程从总体上可以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管理过程。这5个阶段分别是:项目启动、项目计划编制、项目计划执行、综合管理控制和项目收尾。它们之间的联系如图1所示。

(1)项目启动:根据必要的工作(如可行性分析，技术评估等)结果，批准一个项目的运行。

(2)项目计划编制:收集和编写项目所需要的各种资料，进行各种计划活动并制订相应的计划，将各种计划的结果汇总成为连贯、一致的文档，即项目计划文档。在软件项目中，具体的活动包括需求和范围管理计划、进度计划、人力资源计划、成本计划、沟通计划、风险计划等。

(3)项目计划执行:通过进行项目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活动，实施项目计划。

(4)综合管理控制:在项目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对各种活动进行监控，协调并控制整个项目期间的变更。在软件项目中，主要的活动包括范围变更控制、进度计划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风险监督和控制等。

(5)项目收尾:项目或阶段的正式接收并达到有序的结束。其中，项目的中间过程(计划、执行、控制)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项目计划是计划执行和计划控制的基准;计划执行的结果受到计划控制的监控;计划控制根据比较计划执行的结果和项目计划的偏差，以及各种因素引起的变化，对项目计划进行修正，从而形成下一个循环的项目基准。它们之间的流程如图2所示。

2生命周期模型

任何软件的开发都要经历一个“生命期”，生命期模型的主要功能是确定一种标准，确定项目规格、建立原型、设计、实现、检查、测试或执行一些其他活动，以此确定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是否是以某种次序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进行。作为一个项目的主要计划，软件生命期模型的选择对项目成功的影响非常重要。恰当的生命期模型可以使软件项目流程化，并帮助项目人员一步一步接近目标。假如选择了适宜的生命期模型，就可以提高开发速度、提升质量、加强项目跟踪和控制、减少成本、降低风险，或是改善用户关系。

2.1瀑布模型

最经典的软件生命周期模型是瀑布型模型，它是其他生命期模型的基础。在瀑布模型中，项目从始至终按照一定顺序的步骤从初始的软件概念进展到系统测试。项目确保在每个阶段结束时进行检查，以判定是否可以开始下一阶段工作。假如检查的结果是项目还没有预备好进人下一阶段，它就停留在当前阶段，直到当前阶段工作完成。如图3所示。

瀑布模型是文档驱动型的，主要工作成果通过文档从一个阶段传递到下一个阶段。假如有一个稳定的产品定义和很轻易被理解的技术解决方案时，瀑布模型可以帮助及早发现新问题，降低项目的阶段成本，是快速开发的一个恰当选择。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中，由于需求、技术等很多不确定性，瀑布模型并不适合于进行快速开发。

2.2渐进原型

渐进原型是从开发系统概念开始的一种生命期模型，通常是从最核心的方面开始，向用户展示完成的部分，然后根据用户的反馈信息继续开发原型，并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开发者和用户都认为原型己经足够好。然后，完成结尾工作，交付作为最终产品的原型，如图4所示。

“渐进原型”模型以逐步增加的方式进行开发，以便于随时根据客户或最终用户的反馈来修正系统，在需求变化很快的时候，或者用户很难提出明确需求的时候，或者开发人员对最佳的架构或算法没有把握的时候，渐进原型非凡有用。但是，渐进原型是以牺牲项目的可控制性来换取较多的客户反馈以及较好的过程可视性的。由于原型的功能和特性会随着用户的反馈而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较难确定产品的最终形态。

2.3阶段交付

阶段交付模型是另一种生命期模型，该模型可以持续地在确定的阶段向用户展示软件。和渐进原型不同，在阶段交付的时候，开发者明确地知道下一步要完成什么工作。阶段交付的特征是在项目整个开发过程中持续不断地交付阶段性成果。如图5所示。

在“阶段交付”生命模型中，软件被分阶段进行开发。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开发最重要的功能。阶段付并不能减少软件产品研发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它能充分降低软件研发中的风险，而且能够提供切实的、客户可见的以及管理层评价项目状态时所需要的标记。

2.4渐进交付

渐进交付是一种结合了渐进原型和阶段交付两种模型的生命期模型。在这种模型下，首先开发产品的一种版本，展示给用户看，然后根据用户的反馈改善产品，如图6所示。

渐进交付模型在阶段交付的可控制性和渐进原型的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它可以把软件的某些选定的部分提前交付，从而有利于快速开发的进行;同时，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它也具有响应用户要求并改变产品方向的能力。

3开发应用

3.1要员管理

软件项目成功的关键是有高素质的软件开发人员，然而大多数软件产品规模都很大，以至单个软件开发人员无法在给定期限内完成开发，因此，必须把多名软件开发人员组织起来，使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开发工作。现有的软件开发项目组的组织方式有:

(1)民主制程序员组

小组成员完全平等，享有充分民主，通过协商做出技术决策。小组成员间的通信是平行的，假如小组有n个成员，则可能的通信信道有n(n-1)/2条。

(2)主程序员组

主程序员既是成功的管理人员又是经验丰富能力强的高级程序员负责体系结构设计和关键部分(或复杂部分)的具体设计，并且负责指导其他程序员完成具体设计和编码工作。

后备程序员也应该技术熟练而且富于经验，协助主程序员工作并且在必要时接替主程序员的工作。编程秘书负责完成和项目有关的全部事务性工作。

(3)现代程序员组

技术组长:只对技术工作负责。

行政组长:全权负责非技术事务。

项目开发方把软件工程中的软件项目组的组织理论文档化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具体的、适合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要员管理理论。

3.2进度管理

软件项目的进度布置是一项活动，它通过把工作量分配给特定的软件工程任务，并规定完成各项任务的起、止日期，从而将估算的工作量分布于计划好的项目持续期内。进度计划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化。在项目计划的早期，首先制定一个宏观的进度布置表，标示出主要的软件工程活动和这些活动影响到的产品功能。随着项目的发展，把宏观进度表中的每个条目都精化成一个具体进度表。于是完成一个活动所必须实现的特定任务被标示出来，并布置好了实现这些任务的进度。超级秘书网

3.3配置管理

在开发计算机软件的过程中，变化(或称为变动)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不能适当地控制和管理变化，势必造成混乱并产生很多严重的错误。软件配置管理是在计算机软件整个生命周期内管理变化的一组活动。它不同于软件维护。软件维护是在软件交付给用户使用后才发生的，而软件配置是在软件项目启动时就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软件退役后才终止的一组跟踪和控制活动。其主要任务有:标识、版本控制、变化控制、配置审计和报告。只要参加过软件开发的人都清楚，现在的软件项目完全由一个人来完成是难以想象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通常是有一个研发小组来共同分析、设计、编码和维护，并有专门的测试小组对己完成编码调试的软件进行全面的测试。在软件开发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人员，信息的交流反馈不仅仅是在研发小组的成员之间及各个研发小组之间，还存在于客户和研发者之间。所有的这些交流反馈意见信息都有可能导致对软件的修改，小的可能只是对某个源文件中的某个变量的定义改动，大到重新设计程序模块甚至可能是整个需求分析变动。

3.4软件测试

篇（9）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篇（10）

郁欣

【摘要】

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因此，情况似乎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表明，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胡塞尔；马克思；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简介：郁欣，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学院讲师。

①［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8页。

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

④《现象学方法与文选》，张庆熊主编，牟春、钱立卿、李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30页。

⑤有关马克思认识论的思考及其与现象学相互关系的讨论，可参阅［美］T.洛克莫尔：《论马克思的认识论与现象学》，郁欣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现象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海德格尔曾称道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

①

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实践纲领，它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续保持着对当代政治的巨大效应。然而，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看起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似乎唯有理论的关切，而对现实世界的实存和可能的实践性改造实行先验的悬搁，“它的唯一任务和功能在于阐明这个世界的意义”。

②

与其相反，马克思则注重社会历史批判和对世界的实践性改造。对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作了明确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③

因此，令人瞩目的是，在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纯理论态度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态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严格的理论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现象学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实践“应用”，而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时期则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姿态”、“一种整体实践的深广转型”。对于胡塞尔来说，认识批判本质上与理论和实践的综合密切关联，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本身是一种“新式实践”、一种“普遍的批判”。

④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其博士论文直至《资本论》，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扬弃哲学理论，而扬弃本身恰恰是哲学理论在社会-政治的生活中的实现。

⑤

因此，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尔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支配着胡塞尔一生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作为严格的科学，哲学是这样一门学问：“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要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

显然，当胡塞尔开始将其哲学建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时，他坚持哲学只能在一种理论性的认识批判的意义上促进人类的生活。这种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其现象学的主导观念。对他而言，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但它“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借助这种方法，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得以严格的方式实现。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是希腊哲学诞生时就天生于欧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摆脱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论兴趣的，即纯粹为了真理而对真理感兴趣的系统结果”。［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5页。为了能够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亦即实现了最终奠基或最终有效性证明的科学，胡塞尔主张必须克服掺杂有任何实践目在内的素朴的理论态度，而“必须在科学理论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终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之规范”，并且最终达到“由科学理论的指引和从科学理论上证明为正当而来的科学形态”。同上，第266页。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一种意向活动，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确地指向真理，因为生活对要求的正当性感兴趣。真正的理论意味着通过先验的自身反思所实现的理论上的最终奠基或最终的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然而，严格的理论要求实际上并不排斥先验现象学的某种实践蕴涵，尽管胡塞尔一开始曾有意识与现象学的实践应用保持距离。这种实践蕴涵从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确的展示，它与胡塞尔对哲学职责的理解密切相关。按照他的理解，哲学生活旨在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对自身负责，在任何时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页。而遵循理性意味着，将那些获得最终正当性证明的科学规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绝对的有效性从原则上规定人在每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旨在“从最终有效性这个最后源泉出发为它的行为之绝对合规范性进行辩护”，以便“帮助盲目求索的人类达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识，达到对它的真实的和真正的生活意义之自身意识”。同上，第267页。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最重要的职责是“首先赋予这种生活意义以最终合理的形态，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最终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形态”。同上，第267页。他坚信，“这种系统地在诸原理科学中展开的理论，一定会通过论证而突出那种完整的规范体系，即人类为了能够成为真实的和真正的人类，由纯粹实践理性而来的人类，必须满足的那种体系”。同上，第267页。在他看来，这是“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样的人——的这种目标”。［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页。尽管这是其后期对哲学目的的表述，但胡塞尔很早就已将对理论真理的探求与“责任”或“批判的责任”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正义的行为，亦即负责任的行为，意味着认识到伦理价值和理论真理之意义的行为。因此，责任只不过是对理论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观的相关表达。对于后期胡塞尔来说，这种理念是主导性的。在他那里，主体的责任本质上是关于理论真理本身的现象学问题。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灾多难的十年，胡塞尔开始强烈地担忧那种通过纳粹主义及其哲学家的政治神话的产生和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的实践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反理性主义的狂潮，他将欧洲文明的这种不断增长的非理性主义看作现代科学理念的“危机”的必然结果。鉴于这种令人痛苦的危险境遇，他充分强调现象学对人类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论领域又能在实践领域重建理性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先验现象学如何与实践活动相联系呢？

在胡塞尔那里，这首先在于对一切缺乏对其先验锚地的认识的实践批判，也同样对一般的科学理论进行批判，因为一般的科学理论的目的恰恰是实践性的，它们没注意到其理论行为和态度的先验根基。胡塞尔对现代科学态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在他看来，科学和传统上以建构为特征的哲学理论为实践的兴趣所引导，并且执持于实存的现实以便改造它，因而从根本上说实践性的。相反，现象学则以一种无涉于实存的现实的理论为目标，是关切一切认识的真正基础。它的兴趣领域超越于现实存在之上。现象学还原悬搁一切实存，而只保留现象，亦即当一切实存被意识构造和呈现于意识时的意义。科学和建构性的哲学由实践的需要和问题产生，而现象学的构造理论则摆脱了一切自然生活的兴趣，因为它寻求的是处于完全的自身明见性之中的认识的确然性。因此，构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现实的存在者作为有效的意义呈现给意识——对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尔指出，这正是任何科学理论与其现象学之间的区别。一切科学理论都源于人的实践需要，而现象学理论——尽管没有丧失对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兴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实践的构造和科学理论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它探究现代科学对人的实存的意义，探究实证科学规定现代生活的智性趋向和社会政治趋向。在胡塞尔看来，“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而从原则上排除了关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同上，第16页。这导致人们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潮流。按照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人们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规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样形成又消失，理性总是变成胡说，善行总是变成灾祸”。同上，第16页。对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发出如此的诘问：如果是这样，这个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还能有意义吗？历史的事件不就变成了由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构成的无尽的链条吗？他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已经遗忘和抑制了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识。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历史事件被那些作为客观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结构所抑制。胡塞尔将异化问题看作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不断增强的核心问题，因为科学开始是无意识、后来则是有意识地遗忘和抑制了人的实存的伦理维度。凌驾于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之上的科学-技术的态度的历史将哲学和科学带入混乱。

因此，胡塞尔基于“危机”意识的历史目的论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发现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统一性，以便将人和社会从由科学的世界图像所导致的破裂状态中拯救出来，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协调。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与世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必须被恢复。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理论不仅是一种更严格的科学，而且是唯一能将人类从业已遭受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哲学。这危机本质上是迷失于关于人和世界的科学图像，在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中，每一个科学家都只是一个匿名的过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对象被分析和操纵。现象学旨在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将人从科学的他律和技术的操纵中拯救出来。

正是在此“危机”意识的背景下，胡塞尔在1935年的《维也纳讲演》中明确而具体地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谈论“一种新型实践”。在他看来，与一般的科学理论的实践性本质相对，真正的理论态度虽然也是一种职业态度，却完全是非实践性的，它是“建立在对于它自己的职业生活领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实践，也包括较高层次的服务于这种自然领域的实践的蓄意的悬搁之上的”。同上，第383页。胡塞尔指出，这种悬搁的实行并不意味着“理论生活从实践生活的最后‘分离’”，也不是“理论家的具体生活划分为两个互不关联地实现的生活连续体”，因为“普遍态度的第三种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从理论的态度向实践态度的过渡中完成的两方面兴趣的综合”。同上，第383页。他认为，这样地综合，即使得在封闭的统一体中，并且在将一切实践都悬搁起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理论（普遍的科学）也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在具体的存在中暂时是并且永远是自然生活的人类”。同上，第383—384页。胡塞尔强调，这是以“一种新型实践”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类生活已经产生的文化构成物和文化系统进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实现的，因此也是在对人类本身以及对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指导人类的诸价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实现的”。同上，第384页。他认为，这种“新型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普遍的科学的理性，按照各种形式的真理规范，提高人类，将人类转变成全新的人类”，亦即“能够依据绝对的理论的洞察而绝对自我负责的人类”。同上，第384页。显然，胡塞尔所谓的“新型实践”本质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论与普遍的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

在《现象学：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条目》中，我们可以读到胡塞尔关于这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的实践蕴涵的论述。他认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反思认识到实践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些规范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人类生活（也被称为“先验的人类生活”）——它是一种理性不断进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尔指出，通过其先验的明察，现象学认识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认识到“自己是一种（先验）人类在普遍的理性实践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上，倪梁康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62页。这种“普遍的理性实践”“通过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处于无限之中的、绝对完善的普遍理念所进行的追求，或者，换言之，向一个——处于无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类的理念所进行的那种追求”。同上，第362页。因此，它本质上执行的是一种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对本真的人类生活的实践理念或规范的相对实现进行理性的反省。这种实践理念是普遍的和无限的，因为它始终是调节性的理念，而绝不会完全实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就是无限追求这种实践理念的历史运动，通过这种历史运动，那种“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这种实践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时也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二、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观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为实践决定，因而依赖于实践。然而，实践对理论的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实践活动可以没有理论的指导。相反，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者都始终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这种“革命的实践”当然不是指在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的实践。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教导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可能消灭哲学”，而哲学的实现“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页。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它对世界采取批判的态度，却对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强调，如果不消灭哲学，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实现。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鲜明态度，正如他在《提纲》中所宣称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称许马克思这一命题是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谓的“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在解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至关重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的是“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术语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切含义。

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尽管能对存在的过程进行反思，但最终却为人的劳动或人的生产所决定，而劳动或者人的生产则又称为“实践”。在他看来，当理论因劳动分工过程中人的活动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实践时，它就变得自高自大起来，而沦为一种思辨的抽象，一个幽灵，伪称自己是实践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追随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论理性的鲜明立场，但却不同意康德反过来提升实践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纲》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两种主要意图对立起来。第一种意图是检审人类活动的恢宏场景的不同景观，并且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做出解释；第二种意图是使彼此冲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说来，是在作为绝对精神的各种表现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中，马克思显然使用了与黑格尔一样的概念手段，即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方法的辩证法，但却采取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谓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他批评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这种主张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尔的自身意识的辩证法的全部成就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祛魅，成就了一种关于“革命的实践”的新哲学，它聚焦于“异化”概念，将其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活动的客体化和物化。当这一系列活动与人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时，它们就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实存，而且对作为它们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构成一种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劳动产品就被剥夺了其社会关系的特征，从而脱出人的掌控，而且它们使人服从于非人属的客观规律。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异化，因为人的活动被外化为物了，他自身也只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个物、一件商品。追随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黑格尔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生产执行相同的功能。它们使人异化，经济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活动却掩盖了这种存在于劳动本性中的异化，它们都遮蔽和歪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藉此，国家被看作摆脱现实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公共生活。意识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法、艺术、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这类意识形式只有通过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所有不同理论产品和意识形式，追踪它们在物质生产这个基础中的起源。通过执行其批判的任务，哲学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虚假的超越要求，使人们返回那种产生“唯心主义的诡计”的直接的自然实存。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演变为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总批判。最终，人的异化只能通过生产力的现实运动才能克服。马克思的异化批判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国家、哲学、宗教和制度这类上层建筑，经济的、社会的过程生产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批判，马克思才确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的那个著名命题，就不止于哲学家从思辨的沉思转向革命的实践的一种情绪性表达，而是想通过哲学的自身理解来发动一场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既要求去改变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理论活动。它必须致力于主要社会弊端的改善，必须有助于消除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哲学方式能够胜任这一使命。改变世界的过程恰恰是哲学自身的关键点。因此，哲学的任务正在于将自身与革命的实践相同一。在这里，革命不应被理解为改变某些生活条件的活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改造整个人类实存的彻底行动，这只有通过改变构成整个人类实存的基础的条件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改变被称为“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认识活动、哲学的理论理性——由于脱离了社会的和伦理的实践——只是这种“革命的实践”本身的一种功能。哲学的范畴最终只有在其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一切真正的认识本质上都是实践-政治的认识。在他看来，实践理论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其实现中既有哲学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实践”的使命。而只有对现存事物及其现存形式进行彻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学与现实的绝对同一性。对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有明确的表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三、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对话的可能维度

上述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胡塞尔和马克思这两位思想家的立场和观点所作的描述表明，双方都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一种综合的努力。在这种综合的理论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类似的“危机”意识，以及“危机”意识所引发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关切，尽管这种“危机”意识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还可以看到他们由“危机”意识所促发的“异化”理论批判，当然，异化在双方同样是具有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思想内涵。因此，可以预期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现象学以探索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毕竟在哲学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细致深入的文献对比研究也许会轻易表明，两种哲学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尔以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著称，其中就蕴含有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探究的是一个不言而喻地被给予意识的世界，它相信关于现实的结构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从科学所揭示的“真实的”世界回返主体性。尽管现象学在哲学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实本身”的座右铭，并且在胡塞尔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但它距离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都很远。也许我们可能会说，在胡塞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素朴的和盲目的；而对马克思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和内容空乏的。

但是，这种哲学立场上的对立并不妨碍这一事实，即两位哲学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多。首先，在与社会-政治的现实的冲突方面，双方无疑具有共同特征。尽管他们建议不同的实践方式，胡塞尔专注于理智上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而没有明确指明实践的议题，马克思则聚焦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对异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则具有共同的关切。其次，现象学与无疑都能从彼此对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明察中受益。虽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也许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问题关切而言，我们试图检审胡塞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相似点和区别。

已然确认的是，胡塞尔后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度关切着人类社的真正目的的确立，这种确立了真正目的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主体间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状态的人格的自治共同体，这些人格拥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责任。胡塞尔晚年关于主体间性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自由和自律的确认，亦即对自我决定和处于利益相关性中的人格的确认。他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中存在的内在危险归于自然主义的颠覆性，因为这种自然主义倾向于将人的主体还原到客体化的自然。像实证科学和和技术一样，非先验的哲学——譬如，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等——旨在用精确的算计来控制和改变世界，而不是以纯粹的理论行为去解释它。从先验现象学的立场看，现代科学根本意义是一种人类心灵源于实践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个由独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构成的精神体系。

就胡塞尔晚年所关切的论题而言，很难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那样的话，现象学就可被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而被归入的辩证法体系了。但两位思想家的确独立地在不同的层面上描述了相同的异化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异化，主体通过科学和技术使自身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了的主体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与他相对，并将他规定为一件单纯的商品。以此方式，劳动控制了劳动者，不仅是工人，也包括科学家。可以说，这种异化思想是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核心交汇点。

篇（11）

1成本管理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

对于“人”，我们可以学习易学，用幽默和谐家庭；用道家的相术知人善用；用中医的医术保护身体；用儒家的心态，感恩生命，深刻、谦和而又自信。

但在房产业——这个巨大的人居环境产业中，如何借鉴和应用传统文化思想，却通常只有一些“阳春白雪”在酝酿思考。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仿佛总是走不到普通的“下里巴人”。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呢?

当然不是!普通的成本管理人员，同样也可以深入地研究各种要素对企业“健康”的影响，做到“人境合一”，于“无为”中管理企业这个“家”。

2儒、释、道的贯通

我们首先要先明白儒、释、道的精神加以融汇贯通。儒：以人世的姿态出世。儒学是“官学”，是培养领导与高参的教材。真正的儒士，热衷权势，却非为私欲，而是借助权势实现利国、利民、利天下的理想。他们身人名利之中，心却超越名利之外。

释：以出世的姿态人世。佛家不承担世俗工作，不追求世俗的名利，但他们积极介入社会，并承担一项特殊的工作，即抚慰人的心灵。

道：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道家的人世，顺其自然；道家的出世，安然入梦。始终保持自由的心态，可出可入，无为无不为。

3房地产工程成本管理的“无为”

纵观房产业，工程成本管理从业者众多，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工程造价、管理、财务、工程、法律、合同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执行决策层资金计划的实战操作能力。更深层次的优秀成本管理者，还需要一种与环境(企业)融合的心态，去面对日益激烈的成本控制挑战。量身订做、注重实战、学以致用，才是将传统思想融入成本管理的佳境。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只有体会到了“无为”，才开始接受了周易思想。“无为”也“无不为”，每一个管理的过程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都是一段“心的旅程”。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是保持这种收放自如思想的基础。

怎样的成本管理才是最佳的成本管理呢?管“心”。让企业的“身心”都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无为”了。

4天人合一和大道至简

“无为”即天人合一，既是周易的哲学基础，又是最后要实现的终极理想，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万本归一、大圆满。

周易提出太极，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无到有，成本管理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我们通常在管理中，出了问题，才去寻找“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可这些最重要的关键，往往就在初期，我们最不在意的地方——“私心”。“大道至简”，事物的发展都有自然的规律，最初的也就是最重要的。

成本管理者要学会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成本的基本要素，依照八卦卦象的基本特征，找出各系统的相互关系，将管理框架根据自然规律进行规整。

5成本管理贯穿财务金融、生产科研、纪检安全三个领域

根据易经的八卦，我们将企业分为管理系统。乾——决策指挥系统；兑——营销服务系统；离——企业文化系统；震——生产科研系统；巽——人事培训系统；坎——财务金融系统；艮——纪检安全系统；坤——群众监督系统。

在生产科研中，成本的核算要精确科学；在纪检安全中，成本的签证要奖惩分明。在财务金融方面，结算付款要及时有效。

杜甫的诗形容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早一点不好，晚一点也不好，恰恰在春天的雨才最好。成本管理就要做到“及时雨”。

6从易经中发现的成本管理的八种方法

1)坎卦——企业与他人的经济往来，避开陷阱是前提，即风险意识。水代表财，象征流动多变，周流不息，隐而不现；为江河、为险、为陷阱、为恐惧，这些与财务金融的许多性质对应。

水能载舟，在于它的柔顺与流动，而主动示弱、流动多变性恰好是商人的主要特点；根据坎卦的爻辞，企业成本出现危机后的管理方式应该为：惩洽，整治，外援，自救，勿贪，防御。实际成本管理操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合同风险意识、对重要条款的法律、风险的慎重，这是成本管理的重中之重。．

2)需卦一成本管理的主管必须具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素质。欲望(投资者的需求)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如果能正确对待欲望不让它们无限膨胀，就能吉利。

需卦，象征等待。孤立无援下不得已之抉择；时机未到之前最明智的选择。当形势不利，或没有多少胜算把握之际，强行突破作战是下下策。等待是强者的自信，成本管理者如果发现时机未到，就应该及时站出来，提出等待的建议，以防止投资者的“需求”过度膨胀。

3)节卦一象征节约，所谓节制，是审时度势暂时的克制(休整)，克制时间过长，就会失去原有的斗志，故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苦节不可贞”，过份的节制或约束是不可取的。

优秀的成本管理者，要掌握火候，招标的火候，签证的火候，结算审核的火候。适当的安排竞争，却又不浪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游刃有余的高手。这与前一卦，同样阐述了成本控制的关键点：适度的节制，观察对方的“心”，才是重点。

4)既济卦一象征长远策划，即成本管理的投资预算。有运筹帷幄的决策在战争开始之前，才有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

商场如战场，在项目运作前，一定要将投资预算做好。要充分考虑其潜在因素，多算则胜，少算则败。预算一定要考虑时间因素，货币的时间价值，应成为评价的基本标准。

如果一个项目立即开发可获利l亿，若五年后开发，由于价格上涨可获利1．6亿。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根据1．6亿>1亿，可以认为5年后开发更有利。但如果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现在获得1亿，可用于其它投资机会，平均每年获利15％，则5年后将有资金2亿，还是现在开发有利。(5年后获利=1x(1+15％)5—2亿)

5)屯卦一资金渠道要畅通。企业资金的再生产要像水渠一样畅通。修筑水渠艰难，维护其畅通无阻、保持水质纯洁也并非易事。这也印证了现在房产企业成本管理的重点，从纯粹的“利润”到保证“资金链”畅通的必然规律。

6)井卦一代表企业职工的薪金发放。水乃生命之必需，财为生活之源泉。井水不枯的条件是供需平衡，企业保持效益的根本是员工薪赏发放要恰到好处。

7)蹇卦——代表财务审计，避免触礁的有效措施。航船触礁在于不能随时透视水下情况，企业触礁在于不能及时检查财务情况。成本结算的审核，是对企业生产过程的一次检验，优秀的成本管理者，必须从中找出企业的漏洞，并加以改进。

8)比卦一代表财务管理的财务报表，增加透明度是万众一心的前提。想营造一种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人文环境，必须要公开资金周转和利润情况，增加经营透明度，做到让员工心中有数。

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