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印刷技术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数字印刷技术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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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刷是用数字信息代替传统的模拟信息，直接将数字图像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印刷技术，它将各种原稿(文字、图像、电子文件、网络文件)输入到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后，无需经过电分胶片输出、冲片、打样、晒PS版等工序和时间，而直接通过光纤网络传输到CMYK四色数字印刷机上印刷或直接进行分色制版的一种新型印刷工艺[2]。

1.2数字印刷的工作原理数字印刷系统一般由图文合一的印前处理系统与数字印刷机或照排系统组成。数字印刷利用印前系统，将图文信息直接通过网络传输到数字印刷机上，印刷出彩色印品。操作人员根据用户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原稿输入计算机（印前处理系统）；在计算机上进行图文数据的处理，对图像进行色彩、阶调、层次等有益的调整，进行能满足用户要求的创意、修改以及文字合成等，再将图文信息进行编辑排版，最终将理想的图案、文字编排成用户满意的内容和形式。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最后经过RIP栅格化处理，生成相应的单色像素数字信号，然后将这些数字信息输出到电子数据控制中心，这样就可以进行分色制版；也可以将数字信号传送到印刷机的激光器上进行调制，发出相应的单色激光对印版滚筒进行扫描。由感光材料制成的印版滚筒经感光后就能吸附油墨或墨粒，这样就可把图文信息转印到呈印物上，完成印刷[3]。

2数字印刷的关键技术

2.1静电成像数字印刷技术静电成像（Electro-photographic）又称电子照相技术，其基本原理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在光导体上形成静电潜影，再利用带电色粉与静电潜影之间的库仑作用力实现潜影的可视化，最后将色粉影像转移到承印物上完成印刷，将小颗粒的粉末附着固定在纸上成像。打印的程序各厂牌虽有不同，原理则大同小异。通常是将打印的资料转换成小点之后，以激光把小点扫描到一个旋转的滚筒上（滚筒用对光高度敏感的材料制成，并带有正静电荷，被激光扫描到的部位则转为负静电荷）；当滚筒转到粉末槽的旁边，粉末带正静电荷，所以立即附着在激光扫描的部位，即是要打印的影像；这时一张带负静电荷的纸在滚筒下方出现，所带电极强度较激光扫描到滚筒上的略大一些，于是滚筒上的粉末就被吸到纸上，加热固定之后，打印就完成。这一流程单色走一次，彩色要走4次（CMYK四色粉末各走一个滚筒）。成像的粉末非常细小，通常是固体粉状[4]。

2.2喷墨成像数字印刷技术喷墨打印则采用不同技术，以小滴的墨水滴到纸上，组合成像，墨滴非常小。滴墨的位置靠喷墨头准确的精细移动，用多个不同彩色的墨水匣，可以打印出完全色彩的影像。一般要求油墨中的溶剂、水能够快速渗透进入承印物，以保证足够的干燥速度；油墨中的呈色剂能够尽可能固着在承印物的表面，以保证足够高的印刷密度和分辨率。因此，所使用的油墨必须与承印物匹配，才能保证良好的印刷质量。

按照喷墨的形式把喷墨成像分为连续喷墨和按需（脉冲）喷墨[5]。连续喷墨所喷出的墨流是连续不间断的，在压力的作用下通过细小的喷嘴，在高速下分散成细小的墨滴。当每一滴墨滴离开喷嘴的时候被充以静电荷，通过改变电场的有或无来实现在承印物上的印刷。按需喷墨也叫脉冲给墨，它是将计算机里的图文信息转化成脉冲的电信号，然后由这些电信号来控制喷墨头的闭合，即实现承印物上的图文区或是空白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喷墨技术要属压电陶瓷技术。

2.3磁成像数字印刷技术磁记录成像技术与磁带的记录技术采用的是相同的记录原理，即依靠磁性材料的磁子在外磁场的作用下定向排列，形成磁性潜影；然后再利用磁性色粉与磁性潜影之间的磁场力的相互作用，完成潜影的可视化；最后将磁性色粉转移到承印物上[6]。

磁性色粉采用的磁性材料主要是氧化铁，这种材料本身具有很深的颜色，因此，这种方法一般只适合制作黑白影像，不容易实现彩色影像。

3数字印刷的应用

数字印刷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商业印刷、情报印刷、包装印刷、报纸印刷、卡片印刷、制罐印刷、短版印刷、按需印刷等。由于数字印刷的特点，它已经在印刷业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尤其在欧美市场，已经形成与传统印刷并驾齐驱的态势。

4结束语

数字印刷技术以其不同于传统印刷技术的方式，越来越趋于成熟并引起广大关注。同时由于数字印刷开发的是以一个新的概念来开发的市场，与传统印刷业务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随着我国印刷业务朝向短版、快速、个性化发展的领域进军，数字印刷将凭借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在我国得到飞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净.数字印刷及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2]贝内特.数字印刷和可变数据印刷[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8

[3]时永青.数字印刷及其与传统印刷之比较[J].印刷杂志,2004(2）

[4]胡维友.数字印刷与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5]刘全香.数字印刷技术[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6

篇（2）

数字化是实现全媒体传播的前提条件，也是包括期刊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体发展的基本趋势。数字化期刊具有一系列纸质期刊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表现手段丰富多样。文字和图片是纸质期刊可以选择的全部表现手段，而数字化期刊不仅可以有更丰富多彩的文字和图片，还可以采用音频、视频、Flas等新型表现手段，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地向读者传递信息。

版面、容量自由。纸质期刊由于每期开本、页数和版面的限制，常导致一些优秀的稿件不能及时刊用，或不得不为了篇幅、版面的需要而删改文稿。而数字化期刊则不必承受这类“削足适履”的痛苦，数字化期刊几乎没有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可以完全放开手脚，从论文内容本身的完整性、逻辑性和相互关联出发，自由流畅地编排所有页面。

简便迅捷、低成本。读者浏览数字期刊，只需打开相应的信息终端就可以阅读期刊内容，网络信息全天候驻留，读者对所需信息可以随时选择，而不必受出版、地点、邮发时间的限制。在阅读数字期刊时，读者可以通过期刊的搜索工具快速、准确地找到当期和以往各期刊物中符合自己兴趣的所有文章，可以实现信息检索与直接阅读的一体化，进行更深层次的主题检索，更方便读者获取利用信息。这个特点是数字化期刊相对于传统期刊的―个重要突破。

数字化期刊进行组稿、审稿、编辑、排版之后，即时、直接地向读者，可以保持很高的信息时效性，同时还省去了印刷、装订、搬运、寄送过程，节省大量成本，数字化期刊相比纸质期刊，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

交互性、扩展性。数字化期刊的即时交互性，使得传播者和接受者随时可以进行交流。数字化期刊可以利用超文本链接，将一些文字和图形元素设为可用鼠标点击的链接指针，使得具有某种逻辑关联的信息之间相互链接，而对这些链接的点击将把读者带入另一个论文或同一论文的另一部分，使读者非常便捷地进行关联阅读。如果结合扩展型期刊搜索工具，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搜索相关信息。通过超文本链接实现的这种关联阅读方式，更加适合人类思维方式非线性和扩散性的特点，这个功能是数字化期刊相对于纸质期刊的另―个重大突破。

纸质期刊要还是不要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数字化书刊表现出的巨大优势是人们对纸质书刊的前景产生怀疑，一些著名学者甚至预言纸质书刊将在几十年内走向消亡。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67种，平均期印数16767万册，较上年相，比，种数增长0.18%，平均期印数下降0.67%，总印数增长1.91%，其中数字化期刊收入达10.83亿元的新高。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化的确是期刊发展的大方向。美国老牌杂志《新闻周刊》2012年10月份宣布于2013年停印纸质版，全面转向数字版。这进一步印证了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的迅猛和纸质期刊面临的生存挑战。

但现在就断言纸质期刊的消亡还为时过早，据消费者数据公司GFKMRI近年的调查，尽管大多数数字化期刊读者喜欢在平板/电子阅读器上进行阅读，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承认，数字阅读所带来的阅读享受远不及纸媒，也就是说，纸质期刊在阅读体验上依然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喜爱纸质书刊的读者坚信，读纸质书刊是一种文化生活，文化生活不会消失，纸质书刊当然也不会消失。

就科技期刊而言，纸质版除了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之外，基于多年积淀形成的权威性、可靠性、实在性，是其生命力持续的另一重要支撑。纸质期刊经过长期经营积淀，形成了严谨细实、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优秀的编辑人才队伍和作者资源，拥有严格的选稿、审稿、编辑、审定制度，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画龙点睛的编辑专业技巧。稿件经过层层把关，反复雕琢，内容严谨可信、品质卓越，具有很高的公信力。这是纸质期刊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和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已经非常深入人心，难以轻易被撼动。即使在一些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仍倾向于使用纸质期刊。

尽管纸质期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全媒体时代，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纸质版期刊出版的必要I生在日渐衰减。尤其是国防工业系统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期刊，因为发行量普遍不大，单本印刷成本较高，经济上很不划算。而近些年开展的技术条件建设，又使得国防系统数字化期刊的利用条件大为改善，对纸质期刊的实际需求量明显减小。随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成本控制方面要求的提高和精细化管理的逐步深入，这个问题将会凸显，对一般单位来说，纸质版期刊要还是不要将是个问题。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按需出版模式，为纸质期刊要还是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希望的解决途径。按需出版是指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印刷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将出版物信息全部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按照需要随时直接印刷装订、满足读者需求的新型出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出版模式的限制，实现出版全流程数字化，重新组合出版流程中的编、印、发各环节，是充分结合数字印刷与数字出版技术而产生的新型出版形态，可满足读者对纸质期刊的个性化需求，非常适合小批量专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印刷。

制约按需出版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是数字印刷设备和软件成本还比较高、不够普及。但近年来，数字印刷在国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国按需出版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相关核心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新型设备，比如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喷墨数字印刷设备可以显著降低数字印刷成本，国内已有厂商推出“按需出版”业务解决方案。随着数码印刷技术的发展，成本将持续降低，按需出版很有可能成为纸质专业科技期刊发展的归宿。

科技期刊的作用更加强化，工作模式与时俱进

有种观点认为，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科技期刊编辑的作用将被边缘化。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正是因为信息越来越便捷，门槛越来越低，使得各种莫衷一是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属于有效资源，而成为信息垃圾和噪声。这种情况下，科技期刊内容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愈发显得珍贵，科技期刊的作用不但不会弱化，还会变得更为重要。

科技期刊在全媒体时代继续保持优势地位，首先是基于“内容为王”的理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段，高品质的内容永远是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在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保证期刊内容的高水准，这是科技期刊永远不变的立身之本。

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仍然代表读者完成评价、证实、过滤、建构、呈现内容的任务，对信息进行甄别、判断与优化选择依然是编辑的―个首要任务，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会使科技期刊编辑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必然会使编辑的工作方法与工作角色发生改变，甚至可能彻底改变编辑出版工作的模式。

全媒体时代的科技期刊编辑从专业知识型转向综合管理型是大势所趋，工作模式的发展要求编辑人员不仅要甘于为人作嫁衣，更要善于进行贯穿于出版工作流程各环节的全程选题策划，从收集选题信息、设计选题内容开始，到选题最后完成，包含各个环节的策划和设计，并有效运作。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要成为多面手，具备三重角色功能，即科学守门人、科学中介人、科学经纪人。科技期刊的任务不仅是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养、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光荣使命。科技期刊编辑办刊人员要强化使命意识，积极主动地完成这种转型，尽快适应全媒体时代期刊发展的要求。

全媒体时代，编辑的划分将有新的变化，可能从传统的编辑中划分出新的编辑类型，如策划型编辑、论坛编辑、视频编辑、博客编辑等，对编辑的全媒体策划运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科技期刊编辑要熟悉各种媒体的特点与要求、掌握不同媒体的编辑出版技能，从单纯的信息提供者转变为全方位的信息管理者，要求编辑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甚至是泛滥的条件下，具备良好的信息鉴别、整合能力。科技期刊编辑传统的内容把关功能依然至关重要，但方式会有所不同，可能变得更加具有隐蔽性、即时性和互动性。深刻认识、理解并主动顺应这些变化对于科技期刊编辑成功应对全媒体时代的要求，保持科技期刊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全媒体不仅指不同媒体类型，也指同一媒体类型下面各种形式的组合，就科技期刊而言，除例行出版的纸质期刊外还可出版其他形式的产品，如专题、增刊、合订本等，只有综合运用不同出版形式的相对优势，使不同出版形式间相互呼应和互为补充，才能达到一次投入、多次使用，最小投入、最大收益的效果。我们在《隐身技术》《航空航天科技信息》等期刊的编辑中，根据不同需要，综合运用合订本、专题、特刊等出版形式，取得了不错的实际效果。

在全媒体时代，不同媒体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比如在《航空工程》信息与动态栏目编辑过程中，我们借鉴时下流行的微博，将“航空航天要闻精选”编辑成类似微博的百字文形式，反映最近一段时间最值得科技人员关注的航空航天业界动态，由于内容经过广泛搜集、反复筛选、精心提炼，并且采用了科技人员非常乐于接受的微博文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为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特色内容。

科技期刊要努力成为全媒体时代的整合者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间的融合变得不可避免。不同媒体间的边界逐渐消融，读者、作者、编者间的边界逐渐消融，甚至是出版者与IT营运商间的边界也在逐渐消融。科技期刊要顺应这种发展要求，应该改变传统的编辑模式，模糊纸质版和数字版之间的界线，统筹策划，构建新型编辑加工平台，根据不同媒体终端和受众特点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一元制作、多元”，即内容的创作是一元化，但是出版物可以有多种形态和载体。可以是传统的纸质媒介，也可以是个人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掌上电脑、手机等阅读终端。这样形成多样化产品，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根据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将多样化的产品有针对性地提供给特定读者，实现更高层次的按需出版。

篇（3）

寒风刺骨的冬日，他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测绘着每一寸土地；酷热炎炎的夏天，他关在闷热的研究室里，细数着枯燥的数据。但对他而言，寒风吹响了他前进的号角，烈日照耀着他前进的道路，陈广学深知自己掌握的数据对于社会的意义，而他自己所做的就是不断创新，勇攀高峰。作为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学与GIS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是当年地图制版工艺变革的推手，首次发现并提出单浴冲洗中的超加和作用机理，研制成功的“GS-II型正性重氮感光撕膜片”获国家级新产品称号，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先驱。

作为第一发明人，陈广学先后申报国家发明专利4项，获专利授权3项；主持完成“地图电子出版系统”、“地图数字成像印刷系统”、“多功能无银胶片自动冲洗设备”、“异同像混用重氮复制胶片”等十多项部级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9项。

华丽转变 创建印刷专业

2008年，陈广学以特聘教授身份调入华南理工大学，担任轻化工程系主任，负责“印刷与包装工程”新专业的创办。开始了他传奇的行业转变之路。

陈广学认为作为一个新成立的专业，必需要在学生培养和专业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才能在学校站得住脚跟。他将专业定位在培养从事产品包装印刷装潢和纸品研究与开发、企业生产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输送可造之才。

他详细制定新专业“印刷与包装工程”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他要求学生必需熟练掌握制浆造纸原理与工程、色彩学、印刷材料及印刷适性、制版工艺原理、印品质量检测与控制、印刷图像处理、数字印刷技术等专业内容，还要懂得计算机排版技术、包装工艺等技术。

陈广学非常重视新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为新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谋划了在印刷包装及复合材料企业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或到相关院校、研究机构、设计院从事教学科研、设计等工作，或到国内外经营制浆造纸及印刷包装材料与机械设备的公司从事经贸等就业之路。

陈广学教授主持完成“印刷工程”本科专业的筹备和申报工作，2010年获教育部批准招生，正式成为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一个新的专业。如今，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华南理工大学的轻化工程系，已经成长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广东省名牌专业。

潜心专研 深掘印刷科技

在主持轻化工程系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广学还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调入华南理工以后，他先后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印刷图像颜色信息的高保真传输与再现研究”、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纸张表面特性与印刷油墨转移及色彩再现性能关系的研究”、“数字印刷关键技术基础研究”以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发挥轻工学科优势，优化专业结构，构建印刷与包装工程新专业体系”等课题研究。

在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中，围绕印刷图像颜色信息的高保真传输与再现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0余篇高水平论文，其中被EI检索的论文就有20多篇。2011年，他的《基于高保真颜色再现的色域拓展方法研究》刊登在《包装学报》。陈广学等人针对高保真颜色再现的需要，研究了多种拓展目标色域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基于新显示技术的色域映射方法、改善纸张表面性能和采用多种数字印刷纸张、采用超过四色的高保真印刷方式等。

陈广学等对多种扩大目标色域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影响目标色域拓展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验分析。实验的结果表明，采用软件方法与采用硬件方法对色域拓展的机理和效果并不相同。由此可以根据高保真颜色再现的具体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拓展目标色域。对于基于新的技术的色域拓展，通过新的映射算法，能够实现色彩在不同标准下的转换，并能够充分利用目标色域的全部色彩空间；对于基本高保真数字印刷输出的色域拓展，可采用纸张、油墨、加网方式和设备等的综合方法，提高颜色再现的效果。

陈广学等人的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色域拓展的新方法，使颜色在传递过程中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陈广学还主持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自主课题——“纸张表面特性与印刷油墨转移及色彩再现性能关系的研究”和“数字印刷关键技术基础研究”。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华南理工大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其一级学科“轻工技术与工程”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

2011年，陈广学等发表其课题研究成果《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应用研究》。在文中，陈广学先介绍了水性油墨的基本成份和特性，并通过水性油墨与常规溶剂型油墨的对比，详细阐述了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优势以及在未来包装印刷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着重分析了凹印水性油墨的特点和优势，指出其在使用性能上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在着色力、附着牢度以及光泽度等方面，甚至超过了溶剂型油墨的性能。而且，水性油墨本身是一种环保型油墨，无溶剂挥发，无溶剂残留，尤其适用于食品、药品包装印刷。但是它依然存在油墨干燥速度慢，干燥能耗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急需研究解决。

文章最后总结，水性油墨的开发符合市场要求，也能适应市场要求。他认为，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节能减排压力的增加，在印刷材料上必然需要环保型的凹印水性油墨。

凝聚团队 重产学研合作

通过调研，陈广学发现珠江三角洲的印刷产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数码印刷飞速发展，并以其高效节能、可变数据等特点成为印刷行业的大热门。他认为，传统印刷有十多个环节，只能大量印刷，资源污染、浪费严重；而数码印刷只要输出数据即可进行操作，而且输出数据和数量灵活多变，不会产生废气废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篇（4）

按需出版（Print on Demand，简称POD）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出现的一种新型出版模式，其具体是指出版社在进行出版印刷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客户需要的时间、地点和数量进行。出版物的出版、传播以及利用对图书馆的馆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按需出版这种方式对图书馆的文献采访工作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图书馆文献采访的工作中应该充分的了解按需出版的基本知识，明白按需采访与图书馆工作之间的关系，把握按需出版物的生产、发行规律，利用按需出版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文献采访工作。

1 按需出版的内涵和特征

1.1 按需出版的概念

在进行印刷出版的过程中按照需求进行印刷，这种印刷技术称为按需应刷技术，正是这种技术的出现促使了按需出版的出现，按需印刷对世界出版业与印刷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7年，美国的闪电公司首次使用IBM的按需印刷技术为当时一所著名的学校印制了急需的50本课程教材，这是按需出版的源头。在通常情况之下，出版社按照客户的具体需求印刷出版相应的出版物称之为按需出版。

知识产权出版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九已经有了关于专利文献数字印刷方面的探索，我国第一次启动“按需出版工程”，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在2004 年4 月16日正式开始的。在我国的数字印刷设备在开始几年的的总装机量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比如，由2003年的三百多 台，到2004年就已经增长到了七百多台，而在2005年就已经增长到了两千多台，但是，在此以后，受到了类似书号这样的一些出版资源的限制，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图书在按需出版方面的放慢了工作速度。

1.2 按需出版的特点

按需出版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决了图书在印量非常少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价格的限制而致使印刷时的成本非常高，导致其存在出版时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图书再版时由于受到印数不能准确估计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印量不够的问题；三是，能够印刷一些绝版书和断版书；四是，针对作者提出的一些具有非常鲜明个性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

2 适宜按需出版的文献资源类型

2.1 短版图书和断版图书

目前有很多专家提出，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先开展的按需出版图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短版图书在出版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短版图书主要是指，受到用户和发行量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达到出版者对印数方面的要求，从而造成不能出版的图书。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有很多短版图书的销售量也在百册以上，出版者也是有利可图的，例如，很多城市、学校的图书馆存在很多读者不能找到跟专业相关的图书等等，随着时间的流失，我国也在不断改变这种现状，尤其是子2004年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出版社已经有了500多个按需出版的选题，这些选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有法律、经贸等一些社科类型的短版学术著作，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硕士以上的一些论文的图书。

2.2 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和具有特定读者的报纸

针对一些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这类期刊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选择安需出版，经过的多年的研究表明，期刊在每期的发行量不到5000册的或者是需要不定期出版的一些增刊、论文集、讲座等等，针对这类的图书一般都是需要按需出版，而像每期的发行量在5000册以上的，基本上都不需要按需出版，还是按照传统的印刷方式出版就行。

2.3 需求量不是很大的特种文献

特种文献的特点就是文献的种类很多、发行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是不需要非常多的印数。经过多年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出版社在近20年的时间内，出版的中国专利文献已经累计达到了160万件，页数也达到了1400万，这个数量级就等同于一般的图书7万种，而且随着人们专利意识的逐渐提高，我国每年几乎都会有近30万件专利文献增加，这等同于一般的图书1万种，但是在这数量的背后是对文献的需求量几乎都在200份以下，因此，这要是选择传统的方式印刷出版，那么印刷成本将会是非常高昂的，因此，我国知识产权出版社采用了最先进的OCR光学字符来dui9生产流水线进行识别，并且能够自动的进行专利文献排版，从而实现了一部分按需出版的专利文献。

3 按需出版与文献采访的契合

3.1 按需出版的便捷性与文献采访的及时性

按需出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本身就是集印刷和销售于一体的系统，这也是它在技术上的主要依靠，需要出版的全部内容都必须被数字化，然后在按照规定的统一标准格式进行相应的处理，在对电子文档进行终审时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这样就会不再需要重组照排、制版、印刷等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出版的速度。因此，一旦接到图书订单，就可以立刻开始印刷机印刷，没多长时间就可以完成，所以，将来的安需出版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印刷方式，选择合适的地点将数字出版系统配置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文献采访的效率得到提高。

3.2 按需出版的针对性和文献采访的实效性

文献的采访非常讲究其时效性，但是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下，由于信息传输不迅速等原因，致使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经常会出现“供”、“需”脱节的现象，这就造成了文献采访没有很强的时效性。但是随着按需出版模式的出现，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图书馆跟出版社之间能够非常迅速、及时、准确的进行信息交流，由传统的“印一本出版物，销一本出版物”，转变成现在的“销一本出版物，印一本出版物”，也就是说只有图书馆接到客户的订单以后，才联系出版社进行出版，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方面的矛盾，所以说，提高文献采访的针对性是实现文献采访实效性的大前提，而安需出版对具有很高价值、收藏价值和绝版书、断版书的采访不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3 按需出版的经济性与文献采访的灵活性

传统出版的主要利润就是随着图书发行量的增大而增大，因此，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使图书的销量提高上去，出版者就会将“复本数”当做给图书馆提供相应供货的大前提。随着按需出版的出现，很多品种非常小的印量也能进行出版，而且再加上没有进行成本分摊的现象，这就使得无论印数的数量是多还是少，都没有非常显著的平均成本差值，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最低印数”的规定，从而帮助图书实现了不会脱硝、不会绝版、断版现象，比如，某种期刊每个月需要200万册的印书，但是其每一订单的平均价格确实1.8元一本。

3.4 按需出版的定制性和文献采访的特求性

从出版方式上来看，按需出版就是强调个性化的出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户在印刷出版物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时间、地点和数量来进行；二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和读者的角色，使他们分别看做是“编辑”和“出版者”的角色，这是由于出版物选择按需出版，那么出版的内容就可以根据需要适当的进行添加、删减和重排，例如，读者对某一字体、封面色彩、图画等非常喜欢，那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的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图书馆就可以实现，“出什么书买什么书”、“出什么书读什么书”的方式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要。

4 按需出版视域下文献采访工作的创新

4.1 更新思想

随着按需出版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出版社、发行机构的根本性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文化需求，这对读者来说，提高了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品位，所以有专家就说，按需出版就是我国出版社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尽管目前我国整体的按需出版水平还是非常低，但是其发展确实非常迅速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了十几家这方面的出版社，所以说随着按需出版的不断发展，其影响力也将不断加深，无论是对图书馆、出版社还是出版者和读者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他们传统的方式，因此，要求图书馆必须时刻注意其最新的发展动态，掌握其最根本的内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文献采访的创新意识，使其不断提高采访质量。

4.2 网络环境下的按需出版视域下文献采访工作

随着近几年网络出版方式的出现，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出版方式，必将成为最新的网络采访方式。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POD ），就是在网络出版后的有一个更新的发展形式，这里的按需印刷提供者在提供信息资料时，其资料库中基本上都已经储存了非常多的电子全文，当采访者查看到信息资料提供者提供的信息后，提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将图书文献以网络的形式传送到数码印刷机上，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开始印刷，这种印刷的方式能够更进一步的实现按需编辑、按需出版。总结该出版的方式非常适合短版书的印刷。

4.3 合理利用不同的文献采访渠道

跟传统的出版方式相比，按需出版的操作流程更为简单，但是绝不能简单的就定型为按需出版模式比传统出版模式好，这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各自适合的条件是不同的，尽管在近几年按需出版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还远远不能达到取代传统出版的地位，一个更为合理的对这两者的评价是，按需出版模式是传统出版模式的一种补充。比如，以知识产权出版社为例，在印量低于1000册的图书会要求采用按需出版的模式，而在1000册以上就会选择采用传统的出版模式，这是由于按需出版的低成本的优势会随着印量的增加而慢慢降低，所以说，传统出版模式跟按需出版模式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助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两种相对立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只有理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4.4 创新文献采访的技术与方法

借助网络来完成任务是按需出版的主要特征，比如，以知识产权出版社为例，其在买书时如果要按照按需出版的方式来购买，首先就必须要先登录中国按需出版网，登陆后先要注册成为其正式成员，在成为正式会有后，才能购买图书，就目前而言，针对图书馆的文献采访基本上还是以纸质订单的传统阶段，因此，图书馆必须改变现有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好按需出版模式，从而将文献采访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图书的供需信息变得更加流畅、准确和方便，从而使使文献采访方式显得更具有积极地意义。

4.5 提高采访人员的基本素质

随着按需出版模式的不断发展，对图书馆的采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图书馆采访人员素质的培养：一是，加强对图书馆采访人员按需出版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好按需出版的理论知识和最新技术方法，进行具有创新意义的采访；二是，加强对图书馆采访人员在按需出版建设馆藏方面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好按需出版规定的各种政策和技术方法；三是，加强对图书馆采访人员在科研方面能力的培养，要求他们经常总结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使在按需出版条件下的采访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4.6 与出版者业务联系创新

随着按需出版方式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出版者和图书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使他们两者之间由传统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转变成现在的合作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以美国闪电公司（LSI）为例来说明，被该公司看作是最大客户之中的就有图书馆，该公司会定期的向图书馆将一些按需出版的图书提供给图书馆。持此之外，图书馆跟安需出版者之间加强联系，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其合法性的识别程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购买盗版图书的潜在隐患，这是由于，尽管有很多网站表明他们是安需出版的，但是却没有按需出版的资格证书，只有按需印刷，这些在我国都是属于违法的范畴之内。

5 结论

本文针对按需出版视角下的图书馆文献采访的创新应用思考进行相关的论述，希望对我国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启发，希望可以对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价值与影响。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6-0202-03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飞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在印刷业中的广泛应用，使印刷业正在高速发展并伴随着印刷业的结构巨大转变。印刷行业根据行业的发展需要及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十二五”发展规划[1]。在规划中指出了印刷行业的发展目标，并指出了行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研发人才、创意人才等的缺乏及加强人才培养来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的急切要求。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作为印刷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者，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印刷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并以之作指导，积极进行印刷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与实践，使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行业发展需要。

一、确定新形势下的印刷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者对所培养出人才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规定。它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又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具体实践。它规定了教育活动的性质和方向，贯穿于整个教育活动始终，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2-3]。

我校的印刷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氛围浓厚，有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和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为依托。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及印刷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我校印刷工程系对印刷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科技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印刷工程相关的基础理论，擅长图文信息处理及印刷复制技术，熟悉印刷设备、印刷质量检测技术、印后加工工艺，了解本专业发展前沿和相关学科知识，具备较强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能在印刷及相关企业、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从事印刷工艺设计、生产操作、质量管理、组织管理、科研与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该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印刷工程相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培养印刷及相关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检测及控制、生产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毕业时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印刷工程专业主干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印刷、制版等工艺、印刷设备维护、印刷质量检测、印刷企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技术。

3.具有印前图文信息的编排处理以及电子出版物的策划、设计与制作的能力，具有印刷复制工艺的策划、设计、操作和印刷产品质量的检测、测试以及印刷企业生产组织、管理的初步能力；具有印刷材料和设备的选择、测试和使用以及印刷复制工程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研究开发等能力。

4.熟悉国家关于印刷以及相关传媒产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印刷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理论前沿。

6.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二、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的设置关系到人才获得的知识结构是否满足个人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本专业从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全局出发，认真研究和处理好各知识层次、各教学环节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之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课内教学和课外指导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加强课程之间的整合，避免分割过细、简单拼凑、知识脱节和内容重复，防止“因人设课”和“因无人而不设课”的情况出现。通过优化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等措施，减少课内学时，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留出足够的空间。加强课外指导，使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改革，丰富教学形式，以多种方法和途径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多次调研、讨论，对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经过调整之后，本专业理论教学总学时数为2356，实践教学环节为43周。调整后的课程体系如表1所示。

该课程体系在保证学生的理论教学学时满足基本学分的前提下，又保证了课程内容的优化，且扩大了选修课程的范围，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及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及全面发展。具体调整如下。

1.通识类与大类专业必修课程的学时比例达到总学时的78%，以突出厚基础的要求，既实现了对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培养，又强化了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使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又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以适应社会及行业发展的需要。

2.通识课程增加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和《形势与政策》等职业素质类及身心健康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以及促进学生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及全面发展。

3.加大了通识类和专业选修课程的比例，分别从原来的6学分增加到10学分和8学分，进行学生主体、能力本位的课程设置，让学生自主学习，得到更好的个性发展。

4.新的课程体系对课程进行了优化综合，综合考虑了各课程之间的联系、避免相同内容的重复讲授，注重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相互衔接，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将原《大学化学》和《高分子物理》两门课合并成《印刷化学基础》，将《网络印刷出版技术》合并到《印刷多媒体技术A》中；对《印刷设备电路与控制》合并到《印刷设备》等。为了适应印刷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对印前知识及数字印刷等技术方面知识的培养，对部分课程的学时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5.为了让学生较早地接触和理解印刷专业的性质及内涵，第二学期就开有专业基础课程，且专业课几乎贯穿了学习的全过程。为了使课程之间衔接得更好，将一些课程的先后顺序做了一些调整，如将印刷概论、印刷色彩学、印刷信息记录材料等课程提前一学期开出；而电子出版技术由第五学期改在第六学期开出等。

三、层次性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

实践教学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印刷工程专业是一个由很多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发展起来的综合体，为了适应市场应用型人才的要求，重视实践环节，加强应用能力的培养，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势在必行。按照系统性、层次性、创新性思路构建与理论教学体系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本专业设有基本操作技能训练、专业综合技能训练、工程能力训练和创新能力训练等几个层次，包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的实验及课程设计，认识实习，综合课程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

我校印刷工程专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一定的基础，建有计算机房、印刷测试、制版、激光、印刷设备、印前图像处理中心、CTP、印刷材料等实验室；建立了株洲外贸包装厂、长沙金沙利、长沙晚报及以东莞包装印刷基地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的实习基地，能够为本专业学生提供良好的实验、课程设计、实习等教学条件。为了更好地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国家、地方经济及行业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平台建设方面要紧密依托行业和当地政府与企业，建立“产学研教”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重视校内实验平台及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具体措施有以下两方面。

1.运用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习基地等教学平台，分层次进行实践教学，由校内实验室延伸到校外实习基地。利用校外企业先进设备、管理到位等优势，将学生的生产实习安排到企业中去，通过顶岗实习来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可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为择业、就业及毕业后的工作积累经验和培养能力，并可为毕业设计积累素材。鉴于企业及学生择业的要求，鼓励学生联系实际，到企业去进行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工作，由企业技术人员与学校教师共同指导，使学生的毕业课题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这样可将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生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实践教学、生产应用、能力培养为一体的教学形式。

2.整合专业实验室，使实验室成为教师和学生教学、科研的主要场所。教师引领学生有机会直接接触学科前沿，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断开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开展“产学研教”合作，吸引企业为教师、学生提供科研、教学的平台。

四、构建一支融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师资队伍

要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及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需要教师具备印刷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坚定的基础和熟练的业务能力。建设好一支科研团队、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搞好本专业的根本保证，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1.有计划地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学科专业带头人，加大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在中青年教师中选拔一批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进取心强、学术水平较高、教学与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作为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对象，给他们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压担子，使之能承担较大的教科研课题和攻关项目，出较高水平的成果，上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并根据学科、专业和办学发展需要，大力引进人才，形成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具有良好发展态势的教学和科研梯队。

2.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研、科研工作。切实营造学术氛围，加大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进修的力度，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进行专题进修和课题研究。组建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印刷工艺技术、印刷材料等科研小组，打造科研品牌，不断提高印刷工程专业教师的整体教学和科研水平。

3.加强教师进修、培训工作。专业进修、培训是教师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鼓励符合规定条件的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根据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要，选派各方面素质好的教师到学校、企业进修提高。大力倡导贴近市场，加强产、学、研、教的结合，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专业进修、培训，充分重视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师资培养。

五、建立多元化、立体化的考核体系

考核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检查教学效果、评价教学质量、促进教学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也是引导教与学的重要导向。本专业已逐步建立了多元化、立体化的考核体系，通过笔试、报告、作品制作、论文、胶印及柔印模拟系统综合考核等形式，使考核内容更全面、更系统、客观和科学，不仅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考核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等。考核后做到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和老师，便于纠正教与学的偏差，以促进更好地开展教与学的工作。

印刷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印刷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迫切需要印刷工程专业的人才。在此从印刷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发，针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实践教学环节、师资队伍建设及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探索。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及实际条件，结合社会、行业需求，为把湖南工业大学的印刷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台阶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新闻出版总署.印刷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J].中国出版，2011，（17）：22-24.

[2]龙志军，等.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J].广东白云学院学报，2010，（1）：27-32.

篇（6）

阅读是为了活着。因此，阅读又造就了出版。“但谁将成为主人，是作者还是读者？”[①]1796年，狄德罗在其《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一书中发此一问。

无论怎样，阅读，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样地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舒适而疲倦地阅读，圣多明克温和而平静地阅读，童年的耶酥惊讶而认真地聆听着庙中长老的讲解，孔子悠闲而精致地给学生授课。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在阅读，是人类本性的高雅体现。于是，随着阅读的不断进步，出版才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纸质出版业从幼稚走向黄金-白银时代

人类出版业的兴旺，还得归功于人类自身的本性的提升。在中国人发明纸和活字印刷之前，人类对阅读的渴望只能通过其他物质手段来实现，诸如石刻、绢帛、竹简、羊皮、纸草等。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用长方形的泥板或石板，所谓一本书，就是由这样的板组成；公元前12世纪的亚述时代的《中亚述法典》，是刻在一块面积大约在6平方米大小的石板上的，如此大的“书”显然不是给人拿在手里阅读的，而是竖在地上供人阅读的。中国汉代之前的石鼓文也是我们的祖先阅读的一种“图书”。很长时间里，东方人多用绸绢或竹简，西方人更喜好羊皮，因此公元1世纪时期的诗人马提雅尔告诉我们：“荷马在羊皮纸页里！《伊里亚特》与所有尤利西斯的冒险故事，普莱姆的王国的敌人！所有一切都锁在一张皮革之内，折叠成数片小纸！”[②]也因此，钱存训先生说：“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材料种类很多，包括动物、矿物和植物。有的是自然产品，有的是人工制品；有些是坚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软易损的。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文字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的材料，通常称为书籍。”[③]可见，在纸张出现于世之前，人们用尽了很多可以书写的材料来供人满足阅读之欲。

也许正是由于对阅读的持续渴望和强烈的求知动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术。1300多年前的中国隋代，今天才会更显其伟大的雕版印刷开始出现。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长安已有商家出售印好的字帖、医书。20多年后，又出现了“印纸”。当时的诗人元稹曾提到有人拿着白居易的诗集印本换取茶油，可见，当时的印刷书籍还是有些值钱的。雕版印刷的快速发展，还得归因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教典籍如《金刚经》已经通过雕版印刷刻印于世。韩国考古发现了公元691年到704年间印刷的〈天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日本考古发现了公元770年印刷的《陀罗尼经》。

西方在引进了东方的发明——纸和活字印刷——后，首先也是在宗教领域大量应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材料，并对其加以更高水平的改进。来自羊皮纸时代的折叠印制方法，很快就迁移到纸质印刷上面。法国人在1527年由佛郎索瓦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了他的王国内用于印刷书籍的标准纸张尺寸，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开本。西方世界出版活动的飞速进步，必须提到约翰·古登堡。这位1440年代的年轻的雕刻师在1450年到1455年间，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铅字印刷而成的《圣经》。随后，他的运气使得当时的红衣主教对这本《圣经》如此便于阅读很是欣赏。于是，全欧洲都安装了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并开始于1465年、1470年、1472年、1475年和1489年分别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以及丹麦印制出了《圣经》。古登堡将图书出版业提升了一个质的阶段，导致出版活动的大发展。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陆续成立了出版家协会、书商协会、出版商业机构、作家协会，并推广版税制度和便宜的“口袋书”。如果就出版业本身而论的话，那时的出版活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期，始终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二、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的来临

“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素”[④]。铁器及其相应的牛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经给农业文明带来莫大的福音，它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甚至改变了农业自身，导致其最终走向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同样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变化，它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改变了人类记录和传播文明的方式，改变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人类发展社会的速度和力度。纸和印刷术就是出版业的“铁器”，这场白色风暴，来得缓慢而又深刻，说它缓慢，是因为中国人发明出来纸到其大规模应用于世间，历时一千多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历时也有一千多年。说它深刻，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似乎给人类文明带来了魔力，东西方的知识和智力的积累与进化，以“重力加速度”的推进，把文明进程的时间表大大缩短了。试想，算盘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550年的中国春秋时期，这种“计算器”几乎一直统治到20世纪中后期。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应用，只用了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或将彻底改变未来出版业的结构和形态，白色风暴很快就会让位于无色风暴。纸质出版业迎来了黑铁时代。

现代出版业（尽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纸质出版业”而显出陈旧和落后的迹象）在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

1．人际沟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距离的无限扩大、人际接触面积的无限扩大和人类知识与智力的流通性加剧，积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纸质书籍及其生产的难度的减小，尤其是20世纪后期计算机加入图书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在出版业的应用，一夜之间将铅字排版和相应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废铁，大量的铅字排版工人骤然失业，出版业瞬间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计算机的无色革命很快替代了当年古登堡们所发起的白色革命。中国的王选简直就是中国的古登堡，他创造的方正汉字电脑照排系统和平台迅速地将中国的出版业提升了一个位次。由此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距离飞快加大和人际接触面积的飞快扩张。图书的生产速度几乎就象流水线上的汽车或电器，一排排地扑向书店的店铺或图书馆的书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品种每年就达到了10万种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数字化出版借助于网络和由网络支撑的大规模数据支持，更使得图书传递给读者的速度几乎以分钟或秒钟来计算。过去人们在传播知识或各种智力成果时，主要靠的不是图书的广泛发行，而是靠的口口相传。图书只是社会上流阶层享受的奢侈品。试想，春秋时期的诸子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得不赶着牛车或马车，“享尽了”四处颠簸之累和劳顿之苦，鼓动如簧之舌，唾沫飞溅地向各种对象述说自己脑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发达的出版业，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曾存在过“抄写员”这一阶层，他们的工作职能就是抄写各种文献，发送讯息，传递新闻，记录国王的钦令，登载法规，记下历法有关的天文资料，记录或计算账务，抄录医生的处方，签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读文学作品以娱乐他人，这样的社会已经无法离开抄写员而存在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之前，人际的交往在时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们现在能够随意地阅读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过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论著还是书信，甚至是他们的片言只语。《论语》到《大小戴礼》到《孟子》到《孔丛子》再到《孔子家语》，我们都可以了如指掌。《理想国》到《诗论》到《荷马史诗》再到《圣经》《古兰经》，我们同样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们愿意。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细节，都通过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花个小钱就可以买到先贤先哲的思想与心灵，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这样的交往在时空上似乎几近时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经化作夜空中几点流星的先贤先哲们，他们同样也很幸运，因为他们不用再费力劳神就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翻腾的各种思想观点通过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廉价地散播到世界的几角旮旯，只要人们需要。他们早已泯灭的肉体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树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先知先觉，出版业的发展把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于是，图书馆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出版社成为知识的生产地，书店成为知识的输送地。

电子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成长壮大，已经做好了将上述三者变成三位一体的准备。电子书、在线阅读、网络销售、阅读器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正在将纸质出版业推向消亡的边缘。有数据表明，美国2006年的电子书销售额是2600万，2007年上升至3200万，2008年达到5300万，3年增长24%。那样的话，知识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时每刻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洒向人间，我们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书籍从以往贵族阶层的象牙塔中降临人间，成为众多商品中的一员，更成为网络流通中的一个数据随时呈现出来。我们的确非常幸运，但我们的纸质出版业可能不再高枕无忧了。

2．阅读心理的变化

“阅读就是书写的礼赞。”这话绝不带任何矫情和做作的成分。书写是需要读者的，仿佛音乐需要听众，戏剧需要观众。没有后者们的感官积极参与和给予热烈的掌声或鲜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剧再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再到百老汇的歌剧，没有了他们的“读者”，只会孤寂而亡。因此，只有当目光落在了书写上，无论书写在何种载体上，书写因而有了生命和呼吸，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宗教经典，所有的书写，只因有了阅读，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才会灵魂附体，生气盎然。

有了纸质品和印刷术，阅读赫然变得如此地方便，由此导致人性的放肆地释放和宣泄。18世纪时期，人们的卧室都变得不那么平静了，惬意地躺在床上阅读，翻着一页页闪动各种灵光的纸，被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所感染所激动，读者好象成了演员，表现着各种姿态，作者好象成了导演，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戏剧。学校教育使用纸质教材，推动了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眼球左右或上下逐行扫描文字，并通过视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人们不会在为阅读的物质材料所累，不用再使劲地捧着什么竹简或羊皮甚至石板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再使劲地分辨着绢帛或纸草或树皮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阅读成为一件轻松享受的事情，而且不再是贵族阶层或上流社会所独享的奢侈品。人们更加离不开阅读，对阅读的需求，如同饥渴对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总之，阅读心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局限走向自由，由个体走向普及，由神圣走向去圣。

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地走向21世纪，数字化出版的巨大魅力几乎在读者冥想的烟斗还未燃尽，就使我们正在赞美的纸质印刷品黯然失色。谷歌目前已和10家图书馆合作，扫描1000万种图书转换成数据，然后制作成电子文档；书业网络老大亚马逊同样也在建立规模可观的数据库。如此庞大的图书数据库使得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人们由原先的深度阅读精细阅读的心态转变为浅度阅读宽泛阅读的心态。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学习和阅读。2008年底公布的国民网络阅读率以36.5%首次超过34.7%的纸质阅读率。我们惯常的阅读心态正在进入深邃的网络空间，我们的阅读心理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3．消费偏好的变化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特定的商品、商店或商标产生特殊的信任，重复、习惯地前往一定的商店，或反复、习惯地购买同一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属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常在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行动。图书的消费偏好取决于消费者对某个领域的爱好和执著以及其学识与眼界的差异。

由于大规模生产书籍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的图书往往和影视与游戏捆绑问世，因此，书籍消费者即读者的消费偏好发生了变化，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分，消费对象越来越分层，销售渠道越来越便捷。市场的细分由原来的根据品种的划分细化为根据年龄、性别或职业的划分。网络和电子书的问世，图书销售的渠道日益便捷，由此导致消费偏好发生逆转，表现在专业图书选择的跨越和职业用书的界限模糊。例如，专业图书的随机选择的比例目前占到14%。纸质对图书的分类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精细目标的需求，网络搜索的便捷使得消费者在选择具体图书时更容易达成目标。阅读器的出现，意味着过去的图书馆演变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数据库（KINDLE在0.9厘米厚，285克重的体积内可以储存1500本图书）。读者的消费偏好可以随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牵动着纸质出版业必须做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象剑桥大学这样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出版社，也在顺势而为，与微软、谷歌、日立等公司结成联盟。

4.交易方式的变化

以往的图书交易，流程大致是出版社—书店—读者。虽然广告和营销方式在不断地发展，但口口相传还是图书最有效的销售方式。这样的流程曾经使出版业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是，由于图书本质的内在决定性（图书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商品，它的消费对象的个体化注定了它应当是小规模小营销的存在结构），库存的大倒流已经引发出版行业的恐慌。小林一博说过：“出版商似乎特别喜欢大型书店建立分店增加卖场面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建立分店只是增加了库存的空间。不要以为新建的书店一接受货物销售额就会提高，这是错觉。卖不出去的最终要以退货的形式返回来。”

网络和数字化的出版形式，首先加速了大型书店的颓势，一旦书店环节出现问题，直接受窘的就是出版社，因为整个这个业态链条并不复杂，同时中间环节对于业态的存在至关重要而又十分的脆弱。数字化出版首先将中间环节（书店或批发商）转移到网络上，不仅缩减了图书和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时间，而且无形中扩大了实际的销售空间，同时大大减轻了库存的压力。这样一来，图书的交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以及销售成本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

三、出版业的经济学分析

飞矢不动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中的一个，通常把这些悖论称为芝诺悖论。芝诺提出，由于箭在其飞行过程中的任何瞬间都有一个暂时的位置，所以它在这个位置上和不动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古代的惠施也提出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类似说法。

飞矢不动悖论说到底，和一个静态的均衡有些相似。纸质出版业在上个世纪的稳步上升和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开放的中国出版业飞奔的脚步，曾经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似乎不用担心每个阶段的局势，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一样地繁荣热闹，如此局面好象已成定格，倒退不可能，消亡更不可能，只有永远的繁荣兴盛。我们浸泡在如此华美的均衡中几乎可以不考虑任何变化，辉煌永在，美景不动。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理性一些。

1．增长-份额矩阵分析

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tv h c#增长—份额矩阵如左图所示，8个圆圈代表8项业务以及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市场位置。每个业务的金额与圆圈大小成比例，每项业务的位置表明它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 l z/z9t­ci;f!aE3t4g1|纵坐标上的市场增长率(marketgrowth rate)代表这项业务所在市场的年销售增长率，数字从0—20％，当然还可列入较大的幅度。大于10％的增长率被认为是高的。横坐标上的相对市场份额(relative market share)表示该战略业务单位的市场份额与该市场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2004年的统计，全国出版发行业实现增加值1939.7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全国新闻出版系统2004年的总资产逾2000亿元，市场总销售额1600亿元。从账面上看，这样的形势还是非常喜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出版业主营业务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产品结构和业务形态均处于金牛类以上的状态，数字化出版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并未构成对纸质出版业的大的威胁。

但要看到，由于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出版发展势头迅猛，纸质出版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出版业业已受到波及。而且，这种情形会很快在国内掀起波澜，纸质的行业结构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因此，这样的形势在进入2009年后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2．SWOT结构分析

优势：作者资源的占有；阅读心理习惯的惯性；著作权（版权）的占有；原有发行网络的占有和影响；国家控制的书号资源的占有；国有赢利组织的优势；已建立的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劣势：饱和的图书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销包退的销售模式；同质产品生产的资源浪费；原有销售渠道的惰性；转型的障碍和代价；与新生代阅读习惯转变的脱节；

威胁：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的纸制图书；零售的困境；库存的压力；新价格体系的影响。

机遇：机构重组；市场拓展；主动和较快转型。

上述四因素的大致分析，有些是中国出版业才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则是全球出版业存在的共性问题。直接给目前出版业施加强大压力的是繁殖力极强生命力极旺的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化出版，这可能将导致出版行业出现四方面的转变，条陈如下。

= 1 \* GB2 ⑴编辑加工模式的转变。编辑加工是图书生产的首道工序。纸质的编辑加工从设计选题、组稿到处理文字稿件直至签样付印，都由编辑个体独立完成，无须和其他方面产生密切联系，例如前期市场调研、生产成本核算、图书样式设计、发行渠道开发、读者售后服务等等，都和编辑没有多大关系，一根烟一杯茶一支笔一桌一椅足矣。这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个体性封闭性内向性极强，不具有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的特质。

现代编辑角色已经分化成诸种分工，如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组稿编辑、技术编辑等，而整个编辑过程变成一个多点组合的系统流程。例如，选题策划需要制订详细的时间表、组稿会议安排、策划目标书、组稿底线等；选题上马需要了解同类品种的市场现状和动态、同质产品的出版情况、最佳上市时间、作者信息、成本核算、印数的边际效应、首次印数估计、发行渠道的掌握等等；图书投放市场后，要掌握销售动态、每个时段的市场情况、读者服务工作等等。如此流程需要反映在一个统一的编辑系统程序中，这需要各种数据库的支持，因为编辑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而且，今后的编辑工作可能会全程在网络上完成，一键完成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片面简单地理解成，只要上马一套编辑流程软件，配上数量不一的电脑及其辅助设备，就可以称得上是数字化出版了。真正的数字化出版，其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数据库的拥有，没有庞大宽泛触角四伸的数据库，一切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有种戏言：当今世界上只有五台电脑，一台是谷歌的，一台是IBM的，一台是亚马逊的，一台是微软的，一台是雅虎的。戏言非戏，因为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不可想象的数据库，没有数据库的坚实支撑，网络和电脑都是废物一堆。

= 2 \* GB2 ⑵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变。按需印刷（POD）的技术的改进和完备以及和网络的结合，彻底改变了图书产品原有的供给方式。以往的产品供货链中从印刷到批发商到零售商的流程因此而大大缩减，消费者可以不通过书店或其他图书零售商即可直接获得所需的图书。

网络销售也直接改变了纸质的销售模式，在线购物使得人们只要点击鼠标或敲敲键盘，就可以买到所需产品。原有的上下游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却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比如原有的相关机构可能一夜间不存在，原有的劳动关系可能一夜间彻底改变，原有的职业可能一夜间荡然无存。

这种即时的供货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库存的概念解消掉，或成为数据库存，减轻了出版机构的压力，减少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在经营管理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如定价模式、生产计划、公关费用都可以随时调整或缩减。消费者也同样获得便利，购物成本会显著减少。

供给方式的变化，意味着营销模式的变化。市场营销包括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价值和满足、交换和交易、市场、营销和营销者等[⑤]核心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图书的供给方式的转变，必然造成其营销的一些核心概念发生变化，如产品的形态、交易的方式等。卖方的集合是生产商和供应商，买方的集合是市场和消费者。两者的对接，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出版的供给大体由网络完成，消费者面对的市场，是网络在线。

= 3 \* GB2 ⑶出版结构的变化。你不能单靠编辑经营出版社，你也不能不靠编辑经营出版社。所谓出版结构，意即出版业的内在结构，基本上是平面的，编辑是人力资源的核心，选题是生产资源的核心。编辑和选题基本上是线性关系，一个编辑操作一个或几个选题，各自有清晰的生产路线。目前所谓现代出版企业，不过是一座或几座大楼加若干办公室加若干必备的办公用品而已，具体的结构还是以编辑个体的活动（附加由其延伸出去的相关活动）为主。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所谓云技术，其核心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意为通过网络将庞大的计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经搜寻、计算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同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最简单的云计算技术在网络服务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搜寻引擎、网络信箱等。未来如手机、GPS等行动装置都可以透过云计算技术发展出更多的应用服务。进一步的云计算不仅具备资料搜寻和分析的功能，更复杂的如DNA结构分析、基因图定序、解析癌症细胞等，都可以透过这项技术轻易达成。这项技术可能会使出版结构呈云团状，在网络上触角四伸，弥漫在各处。

= 4 \* GB2 ⑷管理模式的转变。彼得·德鲁克认为：“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在动荡时期，基本要素必须要得到管理，并且是得到有效的管理。”[⑥]所谓管理要素，无非是指流动资金、生产力和未来成本。企业在动荡时期的管理要素一般不会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其管理的细节。

国内出版业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应对调整，核心问题是要能使组织在巨变之时经受住风雨飘摇，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因此，自我主动变化，尤其是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应对的最佳策略。例如，针对新的投资方向的资金管理，新的业务领域的拓展的未来把握，现有生产力在新业务来临时的精细调整，未来生产的成本预算和收益预期，现有组织结构的适时调节，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改变，都将对现有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组织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

由于国内出版业倾向集团化组织形式，在规模和数量上已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集团化的结构复杂，组织多元，增加了机构内外的交易成本，也为适时决策和适时管理带来一定的阻碍。象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

四、捅破这层纸并不难

纸质出版业可能从未象今天这样地尴尬，阅读纸质出版产品的心理习惯正在悄然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步入老龄化或准老龄化。新生代对网络和数字产品的衷情正在急剧升温，纸书的魅力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与其让数字来“算计”纸质，不如纸质主动转变数字，这样的转身可能艰难，代价可能巨大，但也许只有转身，才能看到另一片风景。或许我们不该有什么悲哀，两千年前出现的纸和一千年前出现的印刷术，配合得如此精妙，给世界带来生机无限，我们对此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出版形式同样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只要阅读永远存在。

[①] 阿尔维尔·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

[②] 《阅读史》，第157页。

[③] 李零：《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第244页。

篇（7）

1.1喷墨打印产品的优势

陶瓷墙地砖的装饰经历了丝网印花、辊筒印花之后，在近二年又掀起了喷墨打印的，喷墨打印技术已被称为我国陶瓷墙地砖印花技术的第三次革命，被越来越多的国内陶瓷企业看好。喷墨打印机较之丝网印花和辊筒印花，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个性化的要求，更加适合当今瓷砖装饰时装化、个性化、小批量、多花色的发展趋向。喷墨产品的精细度与高清晰的图片没有太大区别，传统技术的产品会受到规格方面的限制，而喷墨技术在理论上没有规格限制。近几年来仿古砖迅猛发展，一些高端品种诸如仿树皮、仿原木之类的饰釉砖表面是凹凸不平的立体面，其采用丝网印花和辊筒印花都无法实现，只有喷墨印花可以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不仅更真实地还原自然材料的纹理和效果，还能在凹凸面上实现印刷。

1.2喷墨打印技术的特点

喷墨印花技术集电控、墨水使用、机械合成图案设计、数控操作等多领域先进技术于一体，该技术在瓷砖产品上的运用可使产品分辨率由普通技术的72dpi提高到360dpi，如用通俗的像素来表示，则可由现有辊筒印花效果的240万像素提升到1200万像素。该技术可灵活处理各种不同批量及不同品种的订单，转产时数码喷墨印花机具有不用更换墨水或清洗墨路的特点，省去了辊筒雕刻及试版工作，大大节省试版、生产等的成本；缩短了生产周期、减少了产品库存、降低了运输成本、缩小了仓库面积；消除了由于和喷印基材接触而造成的破损和缺陷，可以在凸凹不平的表面上印刷，大大减少印刷设备的开支。通过采用软件工具适应新的设计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此外，由于喷墨设备的自动化性能高、操作便利，大大减少人工劳动。

从设计方面来说，陶瓷砖设计的理念是回归自然。喷墨技术的出现，为陶瓷设计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设计元素，花草鸟虫、飞禽走兽、山川河流等各种大自然的元素由此显得多彩多姿、蔚然成画，大自然的景观也由此成为设计师们取之不尽的设计元素。石材、木纹、外墙纸、布料等的纹理通过喷墨技术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喷墨打印改变了传统印花技术与瓷砖接触的特点，印刷效果通过喷头自上而下进行印刷，砖面不再与印刷工具直接接触，可以实现多角度、高致密性上釉，完全呈现瓷砖立体设计效果。喷墨打印首次实现了在瓷砖立体造型面上的一次性印花，尤其实现了各种凹凸浮面砖和斜角面上的纹理生动印花，凹凸立体面落差可达4mm，能使凹凸面均匀着色，令各种特殊造型的配件与主砖衔接更自然。正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陶瓷砖装饰采用喷墨打印技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 喷墨打印机的发展历程

2.1喷墨打印技术发展简况

喷墨印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4年，美国人C・H・Richard在注射器中放入水，挤压针端飞出液滴。由此受到启发，若使此飞出液体带电，用电控制其落点，就可以在纸上形成画像，此称为雾墨印刷。

喷墨打印Ink-jet Printing最早出现在1878年。1951年Siemens公司申请了将液态的墨水转变成墨滴的技术专利。当时因为针、墨有问题，导致效果不佳。直到1960年才正式进入实用阶段。1964年研发出一种特殊机台，可以控制墨滴的大小及喷出的速率，这是喷墨机的雏形。到1967年，Hertz研发出连续式的喷墨打印机，这就是目前在工业上使用的Continuous Ink-jet Printing。1972年Siemens推出压电式的按需喷墨打印。1979年Canon推出热驱动的按需喷墨打印，当时被称为气泡喷墨印刷。

20年前，喷墨打印开始运用到条码加工和产品序号的印刷上，但那时解析度无法让人满意。直到近10年，喷墨打印的品质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2陶瓷砖应用喷墨打印技术发展简况

2000年世界第一台工业使用的陶瓷装饰喷墨打印机问世，西班牙的Kerajet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拥有喷墨设备技术专利的企业，而美国的FERRO公司则是世界上第一家拥有喷墨墨水专利的企业。因为Kerajet公司所研制的喷墨打印机受到专利保护，全世界的其它公司只能内部研发。该专利权在2008年开放后，其它原本内部研制喷墨打印机的公司才开始向外销售。因此，喷墨打印机在国内使用较晚。

2008年5月佛山市南海区希望陶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了我国第一台陶瓷砖装饰用喷墨打印机。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在2009年下半年采用西班牙Kerajet的陶瓷砖喷墨打印机，成为国内第一个推出喷墨砖的企业。金牌亚洲于2010年3月30日推出国内首款3D数码喷墨立体砖，成为广东陶企最早推出喷墨打印产品的企业之一。

近年来，全球陶瓷砖应用喷墨机械设备数量不断上涨。据统计数据显示，到2011年4月为止，全球已经在使用的喷墨打印机近400台，比2009年的设备数量翻了一番。其中，在我国的喷墨打印机已经有40台左右，占全球喷墨打印机总量的10%，目前涉足喷墨领域的佛山陶企将近20家，华东也至少有2家企业。据有关媒体和专家预测，未来5年内，喷墨打印设备将增加至1000台。世界陶瓷砖生产已进入喷墨打印年代，而作为全球陶瓷生产第一大国，我国必定成为该技术运用的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

3 喷墨打印机

3.1喷墨打印机的组成及工作特点

喷墨印刷是一种无接触、无压力、无印版的印刷技术，将电子计算机中存储的信息输入喷墨打印机即可实现印刷。它还具有无版数码印刷的共同特征，即可实现可变信息印刷。

喷墨打印机一般由喷头系统、喷头清洁系统、供墨系统、输送系统、清洁系统、操作及控制系统等组成。喷头系统由喷头、喷头矩阵及喷头板组成；供墨系统包括墨盒、过滤器、墨泵、管路等在内的循环供墨系统；操作及控制系统包括灰度控制器、显示器、路由器、芯片、接口在内的驱动电子设备、控制软件等，这些系统是喷墨打印机的关键核心技术。

3.2喷墨打印机的主要生产企业

国外生产喷墨打印机的主要企业是西班牙的KERAJET、CERTAPRINT，意大利的SYSTEM、DERST、PROJECTAENGINEERING、TECNOFERRARII、TECNO、IN.TESA等。目前这些喷墨打印机国内均有引进。

2008年后，国内开始研发陶瓷砖用的喷墨打印机。到2011年，国内陆续推出一批陶瓷砖用的喷墨打印设备。国内生产陶瓷砖用的喷墨打印机企业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行业内以制造装饰机械为主的企业；二是以制造喷绘设备的企业。由于喷墨打印机的工作原理、结构和一般的喷绘设备区别不大，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发出了适用于陶瓷行业的喷墨打印机。

目前国内能推出陶瓷砖用的喷墨打印设备的企业主要有：佛山市南海区希望陶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泰威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新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润天智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广州精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市美嘉陶瓷设备有限公司等。

泰威喷墨打印机的外形见图1，西班牙cretaprint陶瓷喷墨打印机见图2。

4陶瓷墨水

4.1陶瓷墨水的发展

国外陶瓷墨水的研究起始较早， 2000年1月7日，FERRO公司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份名为《用于陶瓷釉面砖（瓦）和表面的彩色喷墨印刷的独特油墨和油墨组合》的专利，该专利阐述了陶瓷墨水的制作方法，为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喷墨墨水技术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6年，喷墨系统只有可溶性墨水。在这一阶段，由于所使用的可溶性墨水的低色彩范围、稳定性差和成本高，大大限制了产品所能实现的各种可能性，制约了发展；第二阶段，随着颜料墨水的技术进步，喷墨系统发生了质的飞跃。使用这些颜料墨水，喷墨打印系统可以打印市场上的常规颜色，而且价格也具竞争力。这种技术的飞跃其影响甚至可扩大到景观设计，并带动了更多的新设备厂家进入市场及将一些新元素引入到新的色彩制作中。一些公司开始专门研究陶瓷领域的最佳解决方案。

4.2陶瓷墨水的特点

陶瓷墨水是纳米技术制造出的超微细的无机材料，不是简单的颜色混合调配就可以达到的。喷墨设备采用的是四色印刷，和我们传统印刷行业大致一样，即C(Blue,蓝色)、M(Magenta,介于红色与橙色之间的一种色彩)、Y(Yellow，黄色)、K(Black,黑色)四种颜色，目前还无法达到100%的红色，因此在印刷效果上可能会受到制约，导致设计初衷无法完全满足。也就是同时满足无机色釉和纳米混合这两个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和传统纸制品的印刷不同，瓷砖的印刷不仅要突破这样的问题，还要考虑高温烧成的效果。

所谓陶瓷墨水就是含有某种陶瓷釉料成分、陶瓷色料或陶瓷着色剂的墨水。陶瓷墨水的组成和性能与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和墨水用途有关。陶瓷墨水通常由无机非金属颜料（色料、釉料）、溶剂、分散剂、结合剂、表面活性剂及其它辅料构成。无机非金属颜料（色料、釉料）是墨水的核心物质，要求其颗粒度小于1μm，颗粒尺寸分布要窄，颗粒之间不能有较强的团聚，有较好的稳定性，受溶剂等其它物质的影响小。

溶剂是把无机非金属颜料（色料、釉料）从打印机输送到受体上的载体，同时又控制干燥时间，使墨水粘度、表面张力等不易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溶剂一般采用水溶性有机溶剂，如：醇、多元醇、多元醇醚和多糖等。分散剂促使无机非金属颜料（色料、釉料）均匀地分布在溶剂中，并保证在喷印前粉料不发生团聚。分散剂主要是一些水溶性和油溶性高分子类、苯甲酸及其衍生物、聚丙烯酸及其共聚物等。结合剂可保障打印在陶瓷坯体上的色料具有一定的强度，便于生产操作，同时可调节墨水的流动性能，通常树脂能起到结合剂和分散剂的双重作用。表面活性剂是控制墨水的表面张力在合适的范围内。其它辅助材料主要有墨水pH值调节剂、催干剂、防腐剂等。

4.3国外生产喷墨墨水的企业及陶瓷墨水的特点

2006年以后，陶瓷墨水在西班牙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FERRO公司外，西班牙的ESMALGLASS-ITACA、CHIMIGRAF、COLORBBIA,TORRECID四家公司也是陶瓷装饰墨水的主要制造商。作为全球前三大的色釉料供应商Esmalglass-itaca，陶瓷墨水也是他们目前主推的产品，针对墨水颜色偏浅的状况，Esmalglass-itaca推出了HCR(高色彩范围)喷墨墨水和HCP(高色彩性能)釉料。

据了解，HCR喷墨墨水分为黄色、米色、粉色、蓝色、棕色和黑色六种，物理和化学性能稳定，色泽强烈，高亮度发色深，且扩大了颜色范围，使色调更一致、更均匀，有效降低墨水用量。据说HCR喷墨墨水已通过陶瓷行业内所有喷墨设备厂家和现有打印喷头厂家的验证和测试。

另外，为了提高色彩强度和墨水的颜色范围，Esmalglass-itaca研制出HCP釉料，以加深喷墨墨水颜色。一方面，通过HCP釉料提高喷墨墨水的色彩强度，每块瓷片即可减少所需墨水的使用量，但却能取得同样的色调，对每块瓷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Esmalglass-itaca已设法扩大墨水的色彩范围，确保墨水在任何生产软件上都能达到最大的安全性和颜色性能。

2008年初引入喷墨印刷技术时，陶瓷墨水售价为100万元/吨，而现在价格为36万元/吨。虽然价格在两年间下降了64%，但陶瓷墨水的价格与普通色釉料的价格相差高达30倍，成为众多应用喷墨技术的陶瓷企业烦恼的问题。

喷墨墨水的保质期只有2~3个月，主要问题是容易造成沉淀。尽管喷墨打印机的喷头内部装有循环系统，但陶瓷墨水与家用的液体墨水不同，它是陶瓷色料和液体墨水的混合体，加上色料的比重较高，因此循环系统只能减少墨水沉淀的情况。由于墨水的保质期短，国外的喷墨墨水又需要通过空运送到我国市场，造成了墨水价格高居不下状况。

尽管现在喷墨墨水已经发展到11种颜色，但喷墨印刷技术不能喷出深红色或鲜红色，只能喷到粉红色的程度。由于包裹红的颗粒太粗，无法通过喷墨打印机的喷头，因此，现在行业内还不能调配出红色墨水。

随着海外釉料企业对我国市场的重视，越来越多海外墨水供应商选择在我国建厂，缓解我国企业使用喷墨技术成本高的难题，希望率先赢得我国市场。当墨水不再需要空运时，成本将大大降低。

4.4国内陶瓷墨水研究概况

国内陶瓷墨水的研究始于2000年，近年来形成了天津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研究团队，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企业研究方面出现了道氏制釉、华山制釉、科信达奥斯博、博奥科技等公司，取得了3个发明专利的成绩，尤其是道氏制釉已经获得其中2个专利。尽管如此，陶瓷墨水在国内仍处于研究阶段，离真正产业化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在2011年广州陶瓷工业展览会上已看到博奥科技生产的陶瓷墨水。据了解博奥科技生产的陶瓷墨水已经能够在喷墨打印机上使用，目前他们正在全力推广。

5 喷 头

5.1压电喷头的工作原理

压电喷头的工作原理为：利用压电传感器对墨水施加冲击。当计算机控制的变化电压施加在压电传感器上时，它会随电压的变化而发生体积的收缩和膨胀，体积变化的方向取决于压电材料的结构和形状。当传感器收缩时会对喷嘴内的墨水施加一个直接的高压，使其从喷嘴高速喷出，电压消失后，压电材料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墨室依靠毛细作用被储墨充满。

压电式喷墨打印头内装有一定容量的墨水，在喷孔上部侧面装有压电陶瓷，在压电陶瓷上施加脉冲电压，电压可使压电陶瓷形变后产生压力，从而挤压喷孔中的墨水喷射出墨滴，墨滴落到打印介质上形成墨点，由不同颜色喷孔喷射的墨点组成画面；由打印控制系统控制喷孔上的压电陶瓷的工作状态；打印头上的喷孔和墨管相连，通过可精确控制墨水容量和墨路压力的供墨系统为打印头连续工作提供墨水。压电式喷嘴每秒钟大约能喷出14000个左右的墨滴。压电式喷头的分辨率高达1440dpi(每英寸点数)。

喷墨打印机的喷头是喷墨技术的关键之关键，就犹如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是喷墨打印机的心脏。因此，喷头技术好与坏直接影响喷墨技术的质量，但目前喷头的关键技术还是掌握在欧美等强国手上，我国还没有能力自主生产喷墨打印机的喷头。

5.2喷头品牌介绍

喷头在陶瓷喷墨打印设备的位置非常重要，目前世界上的陶瓷喷墨打印机的喷头生产技术被分别被美国的FUJIFILM Dimatix“北极星”、英国XAAR“赛尔”、日本的Konica和精工SPT所垄断。

FUJIFILM Dimatix具有27年研发喷墨打印头技术的经验。据了解，在27年之前FUJIFILM Dimatix就开始研究喷头技术，并投入资金3亿美元，在1984年最初创建时叫作Spectra公司，2005年更名为Dimatix，2006年由FUJIFILM公司收购。

日本精工SPT喷头 由日本精工电子集团所生产，精工最先是在生产精密钟表方面闻名世界，如今在生产集装压电式喷头也拥有着雄厚的技术支撑。日本精工电子科技的SPT喷头目前在业内应用广泛，在世界喷头的市场占有率近50%。

国内所有自主研发的喷墨打印机，目前喷头基本是来自这四家企业。其中，主要是两家，一是由美国FUJIFILM Dimatix供应；二是由英国XAAR供应。这几家拥有打印设备喷头技术的企业，经历几十年的科研与经验积累，注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才得以成功，因此喷头的研发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国内喷墨打印机的喷头在未来几年内仍然需要依赖进口。喷头的外形见图3、4。

5.3喷头的寿命、价格

喷头的寿命都比较短，经常更换喷头是喷墨技术急需解决的问题。据了解，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非正常损耗除外）喷头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0万m2以上。而且喷头目前还没有国产化，因此许多陶企都需要花高价进口喷头。据悉，一个喷头就要3~4万元左右。依据喷头结构不同，喷头的孔数不一，1台喷墨打印机所需的喷头数量也不一样，少则需40个喷头，多则需96个喷头，甚至100多个，其昂贵的价格制约喷墨打印机的推广和应用。

6 陶瓷喷墨打印今后的发展

我国的陶瓷喷墨打印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和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短短的二年里，我国陶瓷喷墨打印机的制造企业已达近十家，但目前的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因此今后国内研发重点应放在喷头和墨水上，陶瓷喷墨打印机不应该再出现新的企业，而应该将重点放在陶瓷喷墨打印机的服务和软件设计上，使国内的陶瓷喷墨打印机尽快摆脱国外的限制，开发出具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陶瓷喷墨打印机。

喷墨打印技术朝着精细的图案打印质量的方向发展，随着喷墨技术和制造能力的逐步提高，通过更细小的墨滴和精准的喷墨控制实现越来越高图像分辨率，更快的喷射速度（频率），实现高速打印。通过多颜色的墨水应用展现丰富的色彩。

日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1年)》，里面列出了国家十二五规划期间将要集中突破的项目，包括：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电子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业及信息化和生产业。

其中，装备制造业项目又下分九个小项目，“高档印刷装备”属于其中项目之一，里面涉及“高端、智能化印刷机墨色控制系统技术”、“高端、智能化印刷机电子轴(无轴)传动系统技术”、“喷墨数字印刷机压电式喷墨打印头制造技术”三大研发技术。由这三个项目可见，国家对于喷墨打印的产业共性核心技术非常关注，陶瓷行业的喷墨打印当然也属于此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看来，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喷墨打印的墨水控制系统技术、传动技术以及喷墨打印头技术，这与陶瓷行业的喷墨打印国产化实际遇到的问题同出一辙。

篇（8）

柴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马婧，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字、方位等各种信息正在被全面数据化，这昭示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处理在理念上发生了三大转变，那就是要全部数据而不是抽样数据，要及时有效而不是绝对精准，要揭示相关关系而不是探究因果关系。[1]这些转变正在快速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商业模式乃至于生活方式。作为以信息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数据势必引发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的根本性变革。而为学术研究服务而生的学术期刊也将会在运行模式、销售方略、功能作用等方面，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问题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和热议，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的传统功能会被全盘废弃，还是承继中有所创新，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拟以正在兴起的大数据研究为视角，探讨学术期刊各项功能实现手段、效能发挥的新变化。

一、大数据与学术期刊的引领功能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它的诞生，是学术研究和技术发展双重推动的结果。如启蒙运动掀起的学术思潮，在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技术支持下，在17世纪下半叶催生出西方国家最早的学术期刊。而中国现代学术期刊，也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和大机器印刷技术引进的背景下产生的。诞生伊始，学术期刊就肩负着引领学术发展的神圣历史使命。学术期刊通过征集、整理、筛选、加工、编辑、学术成果，洞察学术发展前沿，呈现学术界优秀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领航标。同时，编辑也承担着学术研究的旁观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三重角色。学术期刊提供的学术信息反映并决定着学者的学术研究走向。学术期刊之所以拥有引领学术发展的权威地位，是因其掌握学术发展的数据。然而纸媒时代的学术期刊对于学术信息的筛选加工处理，主要依赖抽样、局部、片面数据，甚至纯粹依赖编辑的经验、推断和价值观去完成。至于编辑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工作历练才能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学术研究状况，积极有效地推动学术研究、高屋建瓴地引领学术研究，是由学术期刊社的运行体制、声望影响以及编辑个人学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传统纸媒时代的学术期刊引领功能的发挥和传承，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云计算”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使得存储和保留学术数据变得既简单又方便。2000年，数字存储信息仍只占全球数据量的1/4，另外3/4的信息则存储在报纸、胶片、黑胶唱片和盒式磁带媒介中。2007年，所有数据中只有7%是存储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上的模拟数据，其余均为数字数据。到2013年，世界上存储的数据预计能达到约1.2泽字节，其中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2%。[2]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学术界第一次有机会和条件，把囊括所有学科的学术期刊历史出版物进行数据化，从而全社会可获得和使用学术研究所有领域和各层次的全面、完整和系统的数据。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即根据全面的数据预测未来事情的发展趋势。学术期刊通过对这些学术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展示学术前沿、热点等基本学术动态，继而深入探索学术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规律，最终既可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学术信息，也可为编辑提供筛选、评判稿件学术依据，还可通过重组、扩展、再利用数据，开发学术研究的衍生产品。

传统纸媒时代的学术期刊只能实现宏观领域的学术引领功能。对于读者个体的学术需求认知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在技术的支持下，学术期刊可对每个学者或读者的个体需求了如指掌。如电子书阅读器可记录大量关于读者阅读期刊的相关数据，如读者群的构成，读者选择阅读论文的好恶，阅读一页或全文需花费的时间，哪些内容做了笔记或画线强调……这些数据聚合起来将会向期刊展示一些重要信息，如读者的浏览论文时间、研究旨趣等，而这些信息是在传统纸媒时代因过于分散根本无法获取的。根据这些信息，学术期刊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学者个人专业研究领域的相关动态、研究状况。真正实现学术期刊宏观引领和微观服务的有机结合。

二、大数据与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

近现代以来，学术研究不再是个人兴趣，而是逐渐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个人孤军奋战的学术模式也逐渐被学术团体取代。学术团体或机构中的学者们通过相互通信、定期集会、交换材料及出版期刊共同激发创造性研究的出现。学术期刊的先天使命就是要为学术研究搭建一个权威、公平、公正的学术成果交流平台。传统纸媒时代的学术期刊往往以著名学者为核心，汇聚某一学科领域从事相关研究的同道中人共同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学术期刊是展示该学派学术观点洞见的窗口，是学派与学派之间、学派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法国的年鉴学派，依托《年鉴》，历经三代学术掌门人的共同磨砺，其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得到了历史学界的肯定。又如中国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派，创办《禹贡》，为那些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找到了精神家园；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凭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资源，出版历史语言类刊物《集刊》，为所有历史语言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催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就。[3]

近年来，“学术研究正从过去的单一领域向全领域方向发展，各学科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相互借鉴，交叉融合，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对信息的需求也呈现多角度、全方位和智能化的特点。学术创新模式、学术研究范式、知识形态、知识获取、知识交流及处理机制的改变，都直接影响着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环境”。[4]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逐步走向数字化。国内一些技术公司抢先与各家学术期刊达成协议，把所有的期刊论文数字化、网络化，形成了知网、万方等多个学术期刊数据库。很多人误以为学术期刊数据化，就是把纸本期刊改为PDF的网络版。大数据给学术期刊交流功能带来的变革远非如此，大数据促使无障碍、无延迟的跨国界、跨学科学术交流成为现实。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利用云计算技术和移动设备，以学术资源为核心，搭建吸引所有学者参与的学者在线交流平台。这一平台具有无地域限制、无时间限制、完全开放、资源共享、检索便捷、无需空间、方便互动等特性。在这个平台上，学者可按需获取全世界范围、全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可随时个人成果，建立个人学术空间，可通过学术圈社交平台交换、学术信息、展开学术讨论。这都无需考虑时间、场所、经费等这些传统学术会议的必需因素。

此外，学者在这个平台上获取的资源将是跨终端的多样化、全媒体资源。如可以缩放的图片、可添加底色的公式、可观看的视频等，这些全新的资源将会给读者带来具有互动性的优质阅读体验。通过元数据标注内容的技术开发出来的著作者身份识别系统（ORCID）、基金来源识别系统（Fundref）、论文版本识别系统（Crossmark）等新增技术手段，则可帮助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更加便捷。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心等特性，丰富的互动及个性化门户等功能，可满足互联网学者用户学习、阅读的需求。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将得到最大化发挥。

三、大数据与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

传统纸媒的学术期刊肩负着传播学术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各家学术期刊秉承“内容为王”的理念，竞相争取知名作者资源，在选题策划、编校质量方面精益求精，以内容赢得关注，以质量树立品牌。纸媒学术期刊传播的媒介和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邮局订阅、实体书店购买等方式，因而传播的受众主要是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范围极为有限。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有限，代价却巨大。即使是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库盛行的今日，下载大量论文所需的高昂费用也常常会令非包库读者望而却步。学术期刊出版周期漫长，大多是双月刊或者季刊，即使是月刊，从投稿到正式发表的周期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大数据正在推动着各级政府、经济领域、商业模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这对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来说，很多研究成果可能未及发表，就已成为故纸堆。学术研究成为象牙塔里少数学术精英的游戏。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成果的推介传播效果究竟如何，主要是依据主观感觉和经验进行模糊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播决策和刊物定位也往往是不断试错的结果。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传播媒介将多样化，整合化，传播范围全空间化。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各种社交软件等技术平台都已成为学术期刊传播的重要媒介。学术期刊可把各自所掌握的学术数据，通过以上媒介和相关信息技术整合、融通，实现纸媒学术期刊和网络学术数据库资源同步、多种媒介之间互享互通、期刊传播和读者受众互动共建。如此一来，传统纸媒学术期刊和新媒体实现了内容、网络、终端、服务等全方位的“整融合”。学术资源和期刊结构重组后的学术期刊传播格局，将在数量和种类上呈现几何式递增态势，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路径得以全方位拓展。大数据主张开放、共享数据。学术期刊的传播范围将全空间化。未来学术期刊有可能彻底改变读者付费的传统销售模式，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所有学术数据将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这有可能改变100多年来形成的学术研究专属于少数学术精英的学术研究专业化、职业化现状。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的传播速度将及时化、全时化，传播效用将最大化。大数据追求时效性，“允许不精确”。全部数据而非样本数据会提高网络数据的容错率，新的对的数据会很快修正乃至淹没旧的错的数据，讲求时效远比苛求准确来得实用。这将彻底颠覆传统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遵循的“慢工出细活”的祖训。技术支持下的学术数据将及时、全时为受众服务，学术期刊的整刊定期出版模式，有可能被分篇随时出版模式取代。大数据将使学术研究成果取消门槛，无需编辑、随时、资源共享，这将有力推动学术研究的整体进程。大数据可将整合后的全体数据提供给受众。读者读取数据的过程又会产生新的数据，扮演着数据受领者和数据创造者双重角色。学术期刊可主动挖掘、分析这些阅读行为数据，发现并利用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促进传播的分众化、个性化、精准化，从而实现传播的效用最大化。如搜索引擎可以根据读者的学术论文浏览记录将读者需要的数据排序置前，还可为其推荐所需的最新研究动态信息。大数据时代，基于交互性的传播平台，以及智能的数据库管理，用户的形象被勾勒得更加清晰，且根据兴趣与需求被重新标签化、归类化，这样就提升了品牌形象推广的精准度。[5]

此外，大数据时代传播理念将会转变为“内容、服务并重”。大数据的大量全部、多样混杂特征势必使得人人陷入数据海洋中，如果任由其无序发展，人们获取有效信息会如大海捞针般困难。因此，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要想在众说纷纭中清晰、准确地传播自己的声音，始终注重内容建设、不断完善服务质量将是学术期刊奉行不悖的传播理念。

四、大数据与学术期刊评价功能的变革

作为学术共同体交流沟通的平台，学术期刊为引领学术研究、制定学术规范、解决学术分歧，在最初发展中就形成了同行评议的评价机制。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专业同行学术共同体，通过对论文的学术规范、创新与否、论证完备等方面进行评鉴并针对该学术成果是否应发表给出重要参考意见。从而针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学术期刊采用的外审匿名评议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定性评价。同行评议能否公正、客观地反映学术成果的真实价值，主要取决于学术研究风气、学者学术水准、国家学术体制等多方面因素。鉴于同行评议学术成果具有不确定、不全面等先天缺陷，学术界逐渐采用统计论文影响因子、被引率等定量评议的方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还形成了以核心期刊为基础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量化评价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正在成为学术评价的主流形态，定量评价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由专业评价机构来承担。学术期刊评价学术成果，同时自身也将成为被评价的对象。然而，由于模拟数据时代采集的数据样本数量小、种类少，结果导致学术期刊界关于定性或定量评价谁更客观公正争议不断。[6]目前，在更科学、更完善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出台之前，学术成果评价仍然采用同行评议为主、量化评价为辅的评价方法。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数据化的网络平台建立之后，学者期盼的“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自己的表达平台，以及对于作为共同体代表参与学术评价活动（比如评奖或评审）的佼佼者的监督平台”也将随之产生。[7]这个平台不但对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开放，还要对全社会成员开放。评价学术成果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专业评价机构，而是包括全体参与评价活动的社会成员。关于学术期刊的评价主体应是专家同行还是评价机构之争也将不证自明。

大数据使一切皆可量化，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言：“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评价学术成果的方法首先是“整融合”，包括学术共同体的全体参与者的评价意见、全网引用量、影响因子等各项数据，然后开发特定的工具来管理这些自有或来源于“云”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最重要的是编辑人员要成为统计、分析这些数据的专业人才。由此，基于海量定性评价数据的定量化评价方法，才能真正客观公正地对学术研究成果作出价值判断，揭示各学科学术研究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作出科学指导和预测。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也将在透明、共享的数据化空间中难以遁形。学术期刊将切实承担起在纸媒时代无法完成的监督创建学术规范的历史使命。学术期刊评价行为的性质也将由目前学术利益、学术资源诸因素干扰下的“权力行为”回归其学术活动的本真状态。

结 语

“大数据时代将要释放出的巨大价值使得选择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不再是一种权衡，而是通往未来的必然改变。”[8]学术期刊界应主动自觉地应对大数据带来的学术研究、政策抉择、经济效益、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积极探索大数据时代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功能的路径。然而，大数据并不是万能的，如何让数据“发声”，人类的智识和道德判断是合理开发大数据潜力、正确发挥大数据功能的保障。大数据促使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探究因果关系仍将是学术研究的终极动力。追求真理、传播学术仍将是学术期刊秉承的核心价值，学术期刊的引领学术研究，提供交流、传播平台，评价学术成果，监督学术规范的传统功能仍将继续发挥。要实现这些功能的途径、效用方面的重大变革。“在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需要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政府、行业组织及大型出版集团需要建立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9]唯有如此，学术期刊大数据的核聚能才能真正爆发。

参考文献：

[1] [2] [8]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7-18，94.

[3] 程文标.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J]. 重庆社会科学，2011（3）.

[4] 周小华. 大数据时代中国学术期刊的创新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18.

[5] 喻国明. 传播学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J]. 新闻记者，2013（6）.

篇（9）

一、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

谈到报纸的问世，必然要涉及印刷事业；因为没有印刷活动，就不会有报纸的出现。目前有关台湾印刷活动的最早记载，出自《中国印刷史论丛》（史篇）。书中称，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台湾镇总兵官武隆阿曾刻铜活字印《圣谕广训注》。但该书并未明确《圣谕广训注》是否在台湾刊印。如果该活动发生在台岛，则应是台湾最早的印刷出版记录。但据考证，清道光年以前，台湾鲜有中文印刷的记载[9]。台湾第一部新式印刷机出现于1881年6月，是由基督新教英国长老会（Foreign Mission Schem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传教士提供的，目的是“以备印刷罗马字印刷品之用”[10]。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正是归功于这台印刷机。

创刊于1885年7月12日的《台湾府城教会报》，乃是台湾本地编辑、印刷和发行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因为它采用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刊行，而非使用汉字出版，所以我们称其为台湾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11]。而它的诞生，则肇始于英国长老会的入台与“白话字”的传播。

1．英国长老会台南开教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是基督新教宣教史上的空前拓展时期，基督的福音被传播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达澳门。他不仅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而且被喻为该教在华传教的“开山祖”[12]。之后，英国长老会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兴致与日俱增，遂派遣威廉・伯恩思（William C. Burns，1815―1868）于1848年前往香港。伯恩思1851年7月抵达厦门，成为该会在厦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第一个传教士[13]。随之，英国长老会便以厦门（1851年确立）和汕头（1858年确立）为中心从事宣教活动。

1858年，中英签订《》，将台湾南部的淡水开放为通商口岸。不久，打狗与基隆两个港口也开埠通商。1860年9月，英国长老会驻厦门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及驻汕头传教士马查肯（H. L. Mackenzie，又名金辅尔）二人访问台湾的淡水及艋等地，宣传福音并分发圣经及基督教宣传品。他们发现闽南语在岛上通行，也遇见一些在厦门听过福音的人。而且，当地人对他们表示友好，乐于听道。于是，他们便极力建议本国教会海外传教部，让其将台湾发展并纳入厦门传教区[14]。这便是基督新教入台宣教的契机与初始。

1864年，杜嘉德与同会另一名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及三位助手抵达台南，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开教调研。1865年5月，马雅各作为第一个正式前往台湾履职的传教士与其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等至台，并于6月在台湾府城（即今台南市）开始宣教工作，成立台南教区[15]。

应该说，英国长老会在台湾的宣教事业“是19世纪基督教大宣教运动的支流之一” [16]。

2．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

1875年，也就是英国长老会台南教区成立10年后，该会年方26岁的巴克礼博士（Thomas Barclay，1849―1935）远涉重洋来到台湾。巴氏在台宣教长达60年，酷爱府城，死后亦选择长眠于斯，葬于台南市基督教墓园。他是台湾教育现代化的先锋，其一生除创立台湾第一所大学――台南神学院外，还将基督教圣经由原典翻译成闽南语罗马拼音字，并推行“白话字”运动，加强教民文化素养的普及与提高[17]。《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更是他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台南教区创立近20年，传教区域逐渐扩大，教务联络也随之日趋困难。当时来华传教士人力有限，所以前往教区各地巡视教务的时间自然越来越少。另外，最初本土受洗的教徒大多为生活迷茫之人，本身对基督教义认识肤浅，极易在受到挫折时重新回复到原来的。因此，交流教会内部信息，坚定信徒耶稣信仰以及阐释介绍基督教义，便成了燃眉之急的事。据后来创办的“教会报”第81卷（1892年1月）载文回顾描述当时的情形：“教会愈设愈广，教徒愈来愈多，每人境遇不同，所结的果实也各异，信徒见闻只限于附近地区，较远教会的情形，要看教会报才能明白。凡是登在教会报的，均属重要且需让信徒明白者。如某处教会热心兴旺，有何好规约，有何好榜样，或增设教会，尽力捐献，增聘牧师，人数增长，值得别处教会学习。此外，教会有何毛病烦恼诸事，值得让别处教会预先防患。再者，教会报会提供有才德者言论的园地。未有教会报之前，讲经论道的传教先生虽满腹经纶，但只有附近的信徒能得到教训，远处者无法得到。”[18] 由此可见，当时的教会特别需要出版发行一份报刊，以联结远近各地教会，稳固教会组织，使信徒互相勉励；同时，教会也需要提供一个灵修园地，让对教义有深刻体会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19]。

另外，西方传教士入台初始，使用的圣经、圣诗等传教读物均在厦门印刷。这对当时台湾的传教工作造成诸多不便。1880年5月，马雅各返英，表示愿意提供一台小型印刷机给台湾教会。1881年6月，印刷机（包括附件，如排字架、铅字等共11箱）运抵台南。但是，当时无人知道印刷机的使用方法。同年10月，巴克礼利用首次返英度假的机会，入格拉斯哥学习捡字、排版等印刷技术。1884年1月，巴氏假毕返台，即于台南新楼前门附近兴建一间印刷厂，并将之命名为“聚珍堂”，俗称“新楼书房”[20]。

1885年7月12日，《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面世，周期为月刊。创刊号为4面，从第二期起至以后数年均维持8面[21]。该报之所以在印刷厂建成后很久才诞生，主要是受当时法国军队攻击台湾的影响。虽然该报的创办工作一直是在巴克礼的主持下完成的，但台南教会直至1885年8月26日的教务会议才正式决定由他来主理社务[22]。巴克礼此后为该报的运作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3．“白话字”的传入与传播

由于《台湾府城教会报》自创刊至1969年3月的八十余年皆以本土化的“白话字”刊印，所以我们研究其创办，还必须了解“白话字”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台湾的传播。所谓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peh-oe-ji），即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厦门、台湾一带推行的一种以罗马拼音来标识闽南语语音的文字。它在教会中一直流行，是最重要的传播福音与教育信徒的语文工具，至今已有一百好几十年的历史[23]。

“白话字”传入台湾，主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后，为了更好地接近本地民众，一般采用当地的语言作为传教工具。19世纪初，为方便外国传教士学习本地语言，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erst，1796―1857）、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44）等先后于1837年和1842年用罗马拼音来标记闽南语，并出版学习用书。而将罗马拼音法推行于实际应用者，则是驻厦门的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打氏于1852年在厦门刊印一本罗马拼音字的初学指南，并翻译刊行《路得书》[24]。当时，入台的外国传教士大都学习过“白话字”。而且“白话字”也是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良好工具，普遍使用于传教事务之中。他们不但习惯用这种文字书写，还以它来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25]。

另外，台湾开教之初，入教的信徒中妇女几乎没有识字者，男子中能读解汉字者亦不过十分之一左右[26]。当时的汉人信徒“大多属于低阶层，未受教育者居多”，“略识或不识汉文”乃早期汉人信徒的共同之点[27]。由于最初的信徒少有识字者，加上学习汉字相当困难，非三五年的时间无以为功。所以，想要信徒在短暂时间内具备阅读能力，传教士只得另辟途径。这样，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方法――即识读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之法，便成了最佳选择，而且“白话字”容易学习，只需几个月的工夫即可[28]。

巴克礼曾回忆说：“甫抵台湾，我便确信三事，而且五十余年来的经历让我坚信此念。第一，若要建立一个健全而又富有活力的教会，所有信徒，不分男女，都必须自己研读圣经。第二，使用汉字永远无法达此目标。第三，使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便可达到目的。”[29] 此外，巴克礼还在《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发刊词中清楚表明：“我们所传的道理都是神的教训，假使不是神的道理，我不敢讲。所以，我要请大家来看神的圣经，假使你们都能懂，以后就不必一定要外国牧师来讲道理给你们听。”“因为你们若自己可以看得懂圣经，受神的感化，虽然没有人来解释，你也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你们国家文字真好（意指深奥），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我们要另外用一种办法，即写白话字（指罗马拼音的闽南语），来让你们看，使容易认识。这种文字同音很少，我希望大家都愿意来学这种白话字，以后我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看得懂，不要因为已懂得孔子的文字，就不来学白话字。同时，也不应看不起它，这两种文字都有用处。不过，这种白话字看起来更容易明白，所以，我们要读它，对以后再读孔子的文字也大有帮助。”“总之，白话字要先学，假使你不读的话，你便看不懂以后所印的东西。所以，我要奉劝各位，教徒或教友，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的人，都要快快来学。”[30] 综上所述，巴克礼认为，教徒要理解教会的教义，就一定要经由圣经入门，所以希望他们能自行阅读圣经；而中国的文字很难学习，且甚少人懂，因此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识字与否，都要学识“白话字”。所以，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选择使用“白话字”，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为鼓励信徒学习“白话字”，1884年，驻厦门英国长老会牧师佟献理（Tong Hian-Li，音译）发起以“白话字的利益”为题的有奖征文活动，邀请厦门和台湾所属教会的会友参与讨论学习“白话字”的好处。翌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中公布了评审结果，并将第一、二名的文章连载于后来的“教会报”上[31]。

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历史沿革

《台湾府城教会报》自1885年7月12日在台南创刊后，就始终肩负着神圣而顽强的历史使命，不断开拓发展。尽管历经清朝统治、日本殖民以及民国治台等政权更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刊3年8个月（1942年4月至1945年11月），以及由“白话字”版改为中文版的准备期间停刊8个月（1969年4月至11月）之外，一直持续发行至今，被称为台湾发行历史最悠久的报刊[32]。不过，虽然该报始终以台南为基地（今社址仍在台南市青年路），但其名称却是经历数度变更。下面我们通过考察该报名称之更易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轨迹。

1． 1885年7月――《台湾府城教会报》

马雅各医生初抵台湾之时，台南乃台湾首府。当时的台南是台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人口繁多，而且商业昌盛，所以被长老会首选为传教中心。因教会以台湾府为据点创办报刊，故该报命名为《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就不足为奇。虽然1887年原台湾府改名台南府，但该报名称却并未更改。

2．1892年1月――《台南府城教会报》

“教会报”的第一次改名是1892年1月，也就是从第81卷起。其改名的详明原由至今仍不得而知，因为既没发表任何更改名称的声明，也未见其他相关史料记载更名之因。据吴学明博士推测，当时的台湾府已易名台南府，所以，该报改名为《台南府城教会报》乃为当时政治现实之需要[33]。

3．1906年1月――《台南教会报》

1895年中日结束，《》签订后，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治时期，虽然台湾地方行政机构数度变革，但“教会报”仍沿用旧名，未加变更。直到1906年1月，也就是从第250卷开始，该报才易名为《台南教会报》。此次改名与上次一样，理由不详，而且改名时连刊头设计也未加更易。也许如第一次改名那样，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4．1913年7月--《台湾教会报》

1913年7月以前，“教会报”主要以台湾南部地区作为报道和发行的对象。而此前的台北长老会，也一直期待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教会报刊。1911年9月12日召开的台北长老中会第十三次会议，曾决议由陈清义研讨创办教会报刊之详细事宜。陈氏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有意预订该会欲出版之教会报者，仅250人左右。加之，当时南北教会合并之事已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商议，故1912年2月27日举行之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待日后望南北教会合成之后再行设法”[34]。于是，台北长老会创办教会报刊的构想便告暂缓。1912的2月、4月，台北与台南教会分别通过“南北教会联合章程”，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彰化西门教会礼拜堂举行两会联合的“台湾大会”。1913的5月22日，“台湾大会”决议将教会改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35]，并共同使用一种教会报刊。这样，征得台南教会的允诺后，“教会报”自1913年7月，也就是从第340卷始，易名为《台湾教会报》。

5．1932年5月――《台湾教会公报》

1932年3月1日，台湾南部教会大会决议，将原属长老会台南会的《台湾教会报》、高雄中会的《教会新报》和台中中会的《福音报》合而为一[36]，遂自1932年5月起，亦即第566卷始，“教会报”又更名为《台湾教会公报》。但随着日本对英美仇视敌对程度的加深，该报至1942年3月发行第684卷后，迫于台湾总督府的压力，不得不停刊。

6．1945年12月――《台湾教会月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金声牧师自筹经费，利用原《台湾教会公报》的设备，以个人的名义申请复刊，同时将该报刊更名为《台湾教会月刊》，并于同年12月发刊。但《台湾教会月刊》仅出版一期（即第685卷）后，就被台南长老会所接管[37]。

7．1946年2月――《台湾教会公报》

1946年2月，《台湾教会月刊》发行仅一期后，也就是从第686卷起，即恢复旧名《台湾教会公报》出版，沿用至今。但期间亦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如1962年将月刊改为半月刊；1969年3月出第1049、1050卷合刊后，由于受推行“国语运动”的影响，宣告停业，直到1970年1月（即第1051卷）放弃使用八十余年的“白话字”，改以汉字复刊；1973年12月（即第1088卷）又将半月刊改为周刊，直至今日[38]。

三、《台湾府城教会报》的现代报刊特征

《台湾府城教会报》虽是以传播教会信息、沟通信徒灵修、开阔教友视野为主旨而创办的，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所反映的文化也相当多元，而且充分显现出现代报刊的特征。

1．“教会报”的主要内容

吴学明博士通过细致分析，将“教会报”的主要内容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39]：

一是报道教会内部信息。“教会报”具体报道的内容包括各地教会的信息，中会、大会及传教士会议的信息，主日学、小学、中学、女学及大学等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英国宣教师或牧师巡视教会、问道、施洗的信息，各教会牧长的信息，以及本地和外籍传教士所撰游记与见闻的报道，等等。这也是早期教会报刊的共同特色。

二是刊载信仰灵修知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教义的介绍和对民间传统的批评。“教会报”创刊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增强教会势力和坚定信徒灵修信仰，所以刊发了大量此类文章。如为增进信徒圣灵，刊载“主日神粮”、圣诗、查经等灵修文章。再如1887年发行的“教会报”，每张均印载有“主日神粮”；一些还刊登有“论弥赛亚”（第174―177卷）、“论祈祷”（第179卷、第230卷），或连载有“庙祝问答”、“辩神主论”、“天路历程”等翻译的传教作品。这些文章可提供传道或长老作礼拜讲道用的参考材料。另外，台湾民间是传教士在台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因而教会对之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传教士对本土宗教神明十分鄙视，对各地的迎神活动也多以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所以，“教会报”在所谓“破除迷信”上着力甚多，如刊登“北港妈的新闻”（第8卷）、“迎佛吵架”（第22卷）、“玉皇、天后、城隍的来历”（第75卷）、“论偶像”（第178―191卷）、“禁“（第185卷）等文章。

三是宣导教会观念主张。鉴于基督教义与台湾传统社会价值的差异，所以“教会报”刊载了大量相关论文，借以引导本地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观念。特别是当时长老会禁止信徒吸食鸦片、缠脚、养媳、娶妾等行为，因此“教会报”在此方面予以了深入的讨论。如“论丧事”（第57―62卷）、“缚脚的要论”（第75卷）、“论绑脚”（第186―189卷）、“劝人溜脚”（即劝人解放小脚，第154卷）、“台南天足会”（第183卷）、“论鸦片的危险”（第49卷）、“论吸食鸦片”、“论救吃鸦片的人”（第31卷）、“论鸦片”（第217卷）、“论养女”、“请教婚姻的事”、“论利害孩童”、“劝戒嫁娶的条规”（第155卷）、“论风俗”（第180―181卷）、“酒、茶、槟榔”（第327卷）等文，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四是扩展信徒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时事报道、天文地理与科学技术。时事报道方面，如“皇帝登基”（第14卷）、“台湾要改做行省”（第11卷）、“”（即中日，第232卷）、“清国战争”（即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战，第233卷）、“日俄交战”（第233卷）、“欧罗巴洲的交战”（第332卷）、“女王过世”（第191卷）、“英王即位”（第209卷）、“撞破大船”（即1912年4月14日铁达尼号首航在大西洋沉船事件，第327卷）等。天文地理方面，如“苏伊士运河”（第423卷）、“死海”（第515卷）、“世界最大间的旅馆”（第517卷）、“吕宋”（第344卷）等。科学技术方面，如“铜线信”（即电报，第40卷）、“对时钟的方法”（第134卷）、“如何看罗马数字”、“火车的起因”（第189卷）、“飞行机”（即飞机，第315卷）、“蚊子毒的病”（第211卷）、“鼠疫”（第216卷）、“狂犬病”（第219卷）、“伤寒论”（第305―307卷）等。

另外，“教会报”还以精美的铜版画，图文并茂介绍各种动物，如狮子、驴、骆驼、鹰、刺猬等，介绍造纸厂、制糖厂、煤矿等，给读者以赏心悦目之感。

2．“教会报”的现代报刊雏形

由“教会报”所刊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该报虽然是为了传教事业而创办，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远远超出了宣教的宗旨，既有记录当时台湾社会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发生过程的文章，又有类似文艺创作评论之类的作品――前者有如新闻报道，后者形同副刊小品，其功能与综合性报纸无异[40]，可以说是台湾现代报纸的雏形。

传递信息、监视社会、教化读者、娱乐受众，是现代意义报刊所必备的功能。“教会报”从创刊之日起，便以此作为办报方针，且充分展示了这些特征。

在传递信息方面，“教会报”不仅刊载了大量教会内部的各类信息，还报道了许多台岛内外、国内国外的社会新闻。以1887年为例，就有“厦门火药局”、“香港的轮船”、“府城内”、“汕头”、“东港”等火灾报道；有“黄河决堤”、“澎湖的消息”、“澎湖船难”、“台湾铁路”、“电报”等各类新闻。更难能可贵是，该报的时势报道同样具有相当的灵敏度与时效性。如中日期间，连续刊载两国“交战的消息”、“刘钦差的告示”、“和约的条款”等文，接着又发表“论日本国”、“日本的耶稣教”、“日本话的根底”、“日本的水灾”等介绍日本国情与自然环境的文章[41]。

在监视社会方面，“教会报”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注视民众的思想，并进而发表与之相适应的评论。如基督新教入台传教之初，普遍遇到本地住民的抵制，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宗教观念相去甚远。此时的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特别是对宗教诸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可谓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外国传教士宣教事工的展开。“教会报”及时发表了许多讨论和批评当时台湾民众宗教理念与宗教行为的文章，虽然其中的言论是从西方的宗教观念出发，不一定获得认可，但报纸主办者的这种办报策略，作为充分发挥传播媒介对社会监视、引导功能的一种手段，还是值得称道的。

至于教化读者、娱乐受众两方面的功能，这是“教会报”创办的根本目的与宗旨，自不在言。本文在阐释该报的主要内容时已做详明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结语

《台湾府城教会报》不仅是“台湾创刊最早的刊物”[42]，“台湾新闻史的肇端”[43]，“为台湾新闻传播发展开创崭新的一页”，而且“在台湾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44]。它透过传教士及台湾本地信徒的书写，在报道台湾基督新教长老会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之余，也保存了相当部分有关台湾社会动态的记录，抒发出有别于官方文本的民间思想。如登载大量长老会最早在台湾推动西式教育，教会各级学校生源状况、学生数目、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经费使用、教学评估等信息；登载教会所属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的具体情况；登载早期传教士对台湾原住居民社群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登载有关“白话字”好处的讨论以及这种文字在台湾推广、应用的情形；登载台岛民俗民情、对外交往、自然风物、天灾人祸等等方面的记录，均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它是研究台湾教会史、社会史、交通史、语言史、文字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的活档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发掘它的文献价值。

注 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25页。

[3][13]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7页，第192页。

[4][8]〔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2页，第5页。

[5]陈才俊：《基督新教在南洋的对华拓教活动》，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6][19][25][33][38][39][41][42]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台北：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16日―18日），第10页，第2页，第3页，第6页，第7页，第7―9页，第9页，第1页。

[7][32][43]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标题目录（1885―1895）》，载《台湾神学论刊》第25卷（2003年）。

[9]辛广伟：《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22]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p19, p66.

[11]林昌华：《甘为霖牧师―十七世纪台湾教会史研究者》，载《台湾风物》第54卷第1期（2004.3），第167页。

[1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14][15][16][28]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1995年版，第6页，第7―8页，第6页，第72页。

[17]张明兰：《关于巴克礼博士的人与事》，省略.tw/20030524/news/nxyzh/

[18]《论教会报》，载《教会公报》第81卷，光绪十八年一月，第3页。转引至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第2页。

[20][40][44]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第73―75页，第71页。

[21][24]赖永祥：《教会史话》（第一辑），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61―62。

[23]吕兴昌：《白话字中的台湾文学资料》，台北：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1994年12月6日，ws.twl.ncku.edu.tw/hak-chia/lu-hen--chhiong/lu-heng-chhiong.htm。

[26] M. Dickson, Letter, Jan. 31, 1872.The Messenger, May, 1872. p113.

[27]陈梅卿：《清末台湾英国长老教会的汉族信徒》，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台湾》，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29]Edward Band, Barclay of Formos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Ginza, Tokyo, 1936,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67.

[30]潘贤模：《台湾初期的新闻事业》，载《报学》第2卷第5期（1959年），台北：台北市编辑人学会，第25页。转引自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第72―73页。

[31]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教育资料选译――白话字的利益》，载《台湾教育史研究会通讯》第4期（1999.5）。

[34]《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回聚集之会录（春会）》，1912年2月17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