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全球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3.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老子·二十五章》。

④《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同⑧。

⑩《礼记·大学》。

⑾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同⑾。

篇（2）

考察反全球化者的组成，确实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发达国家中因为面临全球化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利益受损者，也有寄望于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好处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环保组织等；其看法也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例如，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们认为，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向大公司的利益倾斜，而没有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要求。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精英们和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不民主，导致环境被破坏；工会方面认为约束不力的贸易活动引来了大量劳工从缺乏健全劳动保护机制的地区大量流入；人权组织和学生团体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的政策以牺牲当地经济为代价，进一步纵容工厂的劳工保护不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则更多地呼吁发达国家拆除贸易壁垒，等等。

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这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螳臂当车；我们也可以运用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驳他们的可能会被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持续、平稳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的话，他们的看法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因为全球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问题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们目前还不能把握的趋势，是我们推进全球化的现实基础。

一以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为代表，国际经济波动将会相当剧烈，但是目前我们还难以有效实施监控和协调

金融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规模的投机资本的兴起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据初步统计，目前国际游资的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截止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平均约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这种跨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已达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产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总额的10%。这些投机资本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就可能对一个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形成显著冲击。与各国有限的外汇储备等传统的抵御工具相比，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而且目前我们也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尽管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自由贸易，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究竟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针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发展，也有不少人建议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但是，金融监管国际化和国际和作所要求的统一监管标准和方法，在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发展程度差异甚大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遇到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环境不同，与金融监管趋同之间的矛盾，并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于是，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危机兴起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却通过全球化的紧密联系，迅速扩张到全球，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另外，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在外资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竞相展开优惠政策的竞争，这就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激地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的决策，直接导致其国内经济的波动，并可能向国际市场传染。发展中国家常常在批评发达国家方面达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合作，就会出现相当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特罗建议石油输出国阻止对发展中国家采用比发达国家更低的价格，以减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过大冲击，就受到相关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这种政策竞争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这种对于经济可能形成的扰动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明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可能发现能够共同接受的改革实施方案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是倾向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或者说，迄今为止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本身既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体现这种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国际货币都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达国家通过发行国际货币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铸币税收入，而本来外汇资金短期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用宝贵的资源来换取这些国际货币、并且以极低的回报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保存起来；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支配作用的都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如跨国银行、投资基金等）等，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会加剧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波动。

同时，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国际金融系统目前极为脆弱，一些国际性多边阻止（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只能在危机出现之后做出反应，例如，亚洲金融风暴之前，谁也没有指出过危机的存在。

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利的制度设计、以及其内在的不平衡性，多年来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大力呼吁尽快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变革的思路看，无非包括计划派和市场派，发展中国家更多倾向于计划派的观点，即积极建议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管制、通过行政分配的手段将更多的储备资源分配到发展中国家等；发达国家倾向于市场派，认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必需尊重市场的要求和内在规律。目前，这两种观点代表各自的利益，难以通过争论获得共识。

因此，从发展趋势看，当前的这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将延续下去，近期内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奢望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实质性的益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更多的还会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而已，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在市场中是以资本和实力来说话；发展中国家现代试图期望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注重建立所谓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大多数人获益，进而要求国际金融组织公正地代表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确立专业准则，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当前的格局下，这对于国际金融组织显然是一种苛求，因为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就是以最为典型的市场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来建立的，拥有绝大部分股权的发达国家自然占据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能够做的，只能是呼吁和争取，呼?quot;改革的进程不应该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必须由发展中国家参与"，期待发达国家"一定要认真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只要这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这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扩大发展差距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难以取得改革共识之前，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始终会成为全球化推进中的隐患之一。

三全球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过大的差距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化的平稳推进，而目前我们还没有寻找到有效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巨额的利润，于是，我们看到，一大批跨国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富》500强在2000年的盈利增长超过30％；一大批超级富豪不断在发达国家崛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也获得了不少的益处，其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事实上扩大了。

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统计显示，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联合国统计显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没听过电话，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阅读。在世界著名企业家都富可敌国的时候，非洲大陆至今还有30多个国家无法解决庞大的外债问题。粗略地测算，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他们的富裕程度加起来，可以相当于最穷的47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方面，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了绝大多数。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处时所得有限，因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据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十年前是36个，五年前是42个，现在则增至48个。如果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经常遭受冲击而贬值、进而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就更少，据简单测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方向，所有的参与国家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从中得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在获取利益方面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必然在客观上加大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这种差距确实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应当说是有效率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也是有现实原因的。但是，如果这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话，那么，全球化就可能面临来自部分获益甚少的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的威胁。任何冷静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给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带来了大量益处，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

但是，我们的难题是，即使是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要用市场化的调控工具，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情况下有效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四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阶层对于全球化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抗拒会增大全球化推进的难度，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长期内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同样不容忽视。但是，如果撇开抽象的口号，他们的不满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很难说有多少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针对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构成了竞争；他们抗议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全球化人士建议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地提高劳工和社会标准，实际上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全世界的穷人不是这些反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为跨国公司工作或在现代化出口行业工作的，而仅仅是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或打零工的游民，这些反全球化论者建议的提高主要行业的劳工标准同他们完全不相干。

这实际上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大市场的竞争实力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处于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化应该是持抵制态度的。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推进全球化、试图从全球化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愿望空前强烈；而发达国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阶层，则已成为全球化的坚决反对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经受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却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则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就业的调整等重大的现实问题。于是，这些阶层会转而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并且积极促使本国政府建立、强化贸易壁垒。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后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谈到拆除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问题时说，每年由于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数量的两倍。如果这些贸易壁垒还要强化。后果将更为严重。

因此，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尽管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要更多一些，但是发达国家同样不容回避其内部的艰难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基于比较优势和利益驱动的全球化，比如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断提高。从当前最为激烈地反对全球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力量看，其就业的调整是迟早的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最终是会让给发展中国家的。在美国经济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纺织品。最初美国的纺织业集中于大城市，后来逐渐消退。这种调整无疑是有阵痛的，例如就业的压力、需要培养新的技能、工会的压力等等。如果在这些领域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歧视性待遇，必然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可避免，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同样也成为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现实阻力。

五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也正在成为扩大发展差距的现实动力，而我们目前还难以有效地协调这种网络发展的不平衡

从现实进展看，全球化的发展因为网络的发展而加速，跨国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应当说，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迎头赶上的机会，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是，发端于发达国家的网络，正在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且正在造成一种"数字化分离"。

据统计，因特网用户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美国拥有的电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拥有的电脑总和还多。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拥有300台个人电脑，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仅拥有16台电脑，在危地马拉，仅为8台。

首先是网络经济发端于发达国家，因而发达国家先天地占据优势。其次，发展中国家缺乏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宽松的市场环境、完备的法律体系、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吸收网络经济的先进成果。基于网络经济所特有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特点、以及所?quot;快鱼吃慢鱼"的游戏规则，因为网络发展而加速的全球化正在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找到有效的协调方式来降低这种"数字化分离"的威胁。

六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要求各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作出改进，要求政府的行为规则作出改变，这必然会触动发展中国家相当比例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从而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阶层以不同名义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多地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就必需根据市场的要求、特别是国际资本的要求加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主要表现为放松政府管制、冲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强化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会触犯发展中国家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化要求全球经济采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所要求的市场化模式，从而带来了制度转换的成本，对发达国家来说基本不存在转制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转制成本却十分高昂，这就决定了这种制度转轨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反观部分激烈地批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从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分享好处的国家，其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确实堪忧；一个国家是否贫穷与落后，是否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益外资，尽管与国际环境有关，但是更多地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环境、法制环境等密切相关，如果其中的部分国家盛行、投资环境恶劣，更不幸的是有些经济很落后的的国家种族冲突不断，那么，即使有再有利的国际环境，其经济也是很难获得发展的。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原来在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响力将逐步下降；换言之，其部分经济决策权力将根据市场规则和全球化的新原则转移到新的市场主题，其转移对象一是国际组织，如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的决策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政府权力转移的另外一个对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各国市场后，必然更多的考虑的是其全球范围内的总体收益最大化，因而较少顺应东道国政府的目标，例如，跨国公司经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的关注的是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为这种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引入难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这就是所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容易忽视市场化的制度的建设和培育，这是因为制度建设更为艰难、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同时制度的变更会触动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收益。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的思路将付出重大的代价，日本在9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篇（3）

服务作为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商品。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务定义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中，服务逐渐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营销利器，日益成为市场营销的核心。跨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营销上取得优势，应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不同的文化环境制定相应的服务营销策略。

一、文化引领消费

文化是左右消费者消费行为选择的烙印。国际营销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文化差异，它涉及人口、教育水平、、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是影响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的文化烙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呈现多元化

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和他们的文化关系密切。例如，美国文化具有大量消费资源的特征，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前台。美国消费心理学家的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消费者的基本心理特征是：赶时髦，猎新奇，不仅对商品内在质量要求高，而且喜欢商品的新奇。讲求健康自然，于是健康食品、保健饮料、健身器具等成为历久不衰的消费热宠；图方便情趣，根据美国快速化的生活节奏，生产厂商开发产品也越来越注意如何使消费者节约时间，美式快餐即是典型。

2.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在世界范围，日本消费者的行为变化是最为剧烈的。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击下，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国际化，新潮商品、新潮购买方式是典型的代表；储蓄意识传统化，富裕的日本人仍不放弃勤俭节约、积极储蓄的习惯；购买过程严格化，在国际市场上有这样的共识：日本消费者最为挑剔；另外也存在与美国消费相似的消费享乐化和个性化特征。

3.传统文化深层次控制着消费意识

欧洲文化向来有高消费传统，消费者由于购买力高，其消费心理喜新厌旧、从不满足于已有的商品，总是在丰富多彩的商品中挑选和购买新产品。多数人对艺术时尚和高档奢侈品有特殊的个人偏好，年轻白领们几个月坚持省吃俭用就为买一瓶兰蔻的新款香水或是一根阿曼尼的领带，这种事在法国等国家屡见不鲜。

文化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进而对企业的国际营销活动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从前期投入、产品设计到分销、促销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考虑目标国家的民族文化因素。二、适应全球化的文化策略

了解一国的文化环境，排除文化差异是国际营销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之一，跨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障碍称得上是国际营销的“生命线”。要制定适应全球化营销时代的要求的文化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充分认识环境，解决文化抵制问题

大多数文化都有着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并自觉不自觉地贬低其他文化中陌生和未知的部分。民族中心主义会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劣等感，这是一种自然的感受。国际营销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以获取利益，而不是屈从于目标国家的民族文化或扩张本民族文化。因此，要从思想意识上承认、理解、尊重文化差异，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习和了解；要求营销者避免自我参照标准，学会角色转换，既站在需求者的角度提出要求，又从营销者的角度有效地满足需求。

2.正确认识文化的渗透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相互渗透，只是渗透的速度比较缓慢。就饮食结构而言，欧洲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改为用筷子吃饭，中国人也不会一下子只吃汉堡炸鸡，不吃米饭馒头；但是，在心理认同上，欧洲逐渐渗入中餐的同时，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西餐。另外，在一件产品的设计过程中，不仅有实物的创作活动，而且融入了文化活动，该产品既具有其实用价值，也是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信息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产品设计中的文化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因此，国际营销人员要正确认识文化的渗透性，积极主动地开拓市场。

3.企业文化要创新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企业全体员工逐渐形成的企业信念、价值观、理想、目标、行为准则，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企业风范和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以民族性为前提，同时根据企业类型、经营战略、市场取向等确立。企业文化创新是将本国公司企业文化与目标国家的企业文化进行有效地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本国公司与当地文化基础上，构建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着本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本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创新企业文化不但使所有员工有归属感，团结一心，而且能够更好地开拓目标市场，实现企业目标。

三、结语

在国内的营销活动中,文化因素对营销活动的影响往往不被营销者所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营销者与消费者成长于同一文化环境中，因此他们较少考虑营销中的文化因素,而把重点放在营销的经济因素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但是当营销活动跨越国界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从市场调研、谈判、定价、促销、商品的款式、包装到销售商的选择与佣金的确定,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国际营销中,它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活动源于人的需求，市场营销正是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出发点的经济行为。那么，跨文化环境进行的国际市场营销应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需求，因而，重视文化策略的研究，揭示文化对国际营销的影响，将有利于开拓跨国市场，实现企业长期的市场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纪忠方真:国际市场营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70

篇（4）

（二）视觉吸引的全球本土化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大陆企业形象设计开始起步。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从理念到方法均趋向于日本。1988年广东太阳神公司在我国率先导入企业形象设计并迅速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设计，提升了企业知名度。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形象设计达到了。从此中国企业形象设计盛行起来，直到现在依然在不断发展应用中。近年来，由于认识到了企业形象设计对企业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也从国际一些领先企业中得到印证。中国企业从中受到了启发，对企业形象设计越来越重视，开始疯狂效仿国外企业创建自己的企业形象。但是由于现在中国形象设计出于发展阶段，还不成熟，加之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形象的一知半解，导致中国很多企业的企业形象设计都非常不规范，有的甚至毫无意义。

巴拉巴拉童装品牌创立于2002年，是中国领先具有国际视野的时尚大众童装品牌。从一幅2014网络版的广告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告中的模特人物为一中国女孩和两个外国女孩，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巴拉巴拉的一则电视广告“母女篇”，其故事情节是一对中国母女在浴后，四五岁的女儿突然问妈妈，“妈妈，你的肚子上怎么有一道疤呀？”“那是医生要把你从我肚子里取出来，”妈妈回答道。女儿愣了愣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吃我？”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这则广告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情景——看见孩子的不同。来源于安徒生家喻户晓的“小红帽”的童话故事情节巧妙地互文到这则广告中，让我们惊诧于孩子奇特的思维模式时，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广告和这一品牌。从这一故事中，我们也感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混合。另一则巴拉巴拉的电视广告“爷孙篇”，讲述的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爷爷坐在外面，一个小男孩提着浇花的小桶来到爷爷身边给他往头上浇水。爷爷惊诧地问道，“这是干什么？”孩子笑着说：“这样你的头发就会长出来了。”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相信看到这个画面，你一定会忍俊不禁，你是否能体会到孩子与众不同的孝道呢？这两则电视广告，分别用一对母女和爷孙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即家庭观。

二、结语

通过对其广告话语的多维度分析，我们发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这也证实了洛克的研究，他发现服装广告中本的服装上、艺术书籍的图书插图上等。中国剪纸已经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元素为世界所认识和熟悉。在我国的国际教育中，剪纸课程已经成为学生所学习的课程之一。

篇（5）

（二）促使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促使各经济领域的国际法在功能方面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并且，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策略性联系和规范性联系。所谓的规范性联系主要是指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在对法律原则本身以及各自的对象进行调整时会促使其相互牵连。那么策略性联系主要指的是部分国家或者是国家集团，在交换投票权的过程中因为考虑到谈判结果而促使各国经济法产生联系[3]。比如，在某个领域当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具有优势，这个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内签订对其有帮助的国际协议；然而别的国家虽然在这个领域不具备优势，但有可能在别的领域就具备相对的优势，所以，如果谈判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本国的利益，那么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一种双赢的谈判结果。如果能够将两个领域中互有优势的两国有机结合起来并且进行打包谈判，那么就会有较大的可能性出现双赢的结果，这样一来，在这种互有优势的领域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以及条款就可以在国际组织制定的协议体系中顺利成章地出现，从而促使国际经济法与相关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篇（6）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篇（7）

依据新条例第十六条及有关政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近日制定了《关于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获得《单片证》后，享有独立出品电影的权利。

以往，民营企业或社会投资拍摄电影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现在，这些投资者无需再买厂标，就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这一措施是继1996年实行省级电影制片厂独立出品电影、1998年实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后，电影制片业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不仅有利于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拍片，更有利于建立电影制片的竞争机制，鼓励电影具有更多的观赏性。

此外，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与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需要明确的是，境外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从事电影摄制活动。

发行放映私人也可开影院

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不过，放映单位还应按照规定的国产片与进口片的“时间比例”放映，即年放映国产片的时间，不得低于放映时间总和的2/3。

根据新条例，今年电影发行放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行“院线制”，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影片发行放映办法。“院线制”，是以几个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其经营管理模式类似目前的“连锁店”。院线可以是影院与影院的联合，发行与影院的联合或制片与影院的联合，可以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紧密型院线，也可以是以供片签约为主的松散型院线。院线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以是跨省跨地区不同发行公司与影院之间的合作。

“院线制”的实质就是促进放映业的规模化、规范化，促进原有的发行与放映紧密化、一体化，从而使我国的电影发行与放映从条条块块的分割式转向院线网络的连通式，从粗放经营的分散型转向规模经营的集约型，从多层次高成本的流通方式转向少层次低成本的流通方式。

我国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和“院线制”的试点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在上海、北京、四川、辽宁、湖南、湖北等地进行。以整体推进“院线制”改革和集团化改革为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进入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新条例放宽了从事农村16毫米电影片发行、放映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的申请，他们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发行行政部门备案，就可以在全国农村从事16毫米电影片的发行和放映业务。

笔者还获悉，今年电影发行改革另一重头戏是调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

电影导演机遇是什么?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市场?怎么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怎样评奖更能激励影人的创作?在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生效之际，我们采访了冯小刚、夏刚、冯小宁三位不同风格的电影导演，他们的观点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冯小刚我是商业片导演，但我不是一个商人……

采访在北京亚运村名人酒店二楼咖啡厅进行，冯小刚似乎比以前更消瘦了。也许是因为涉及的话题有些深重，以幽默著称的冯小刚显得有点严肃，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始终保持着沉思的表情，但言谈之间，仍透露出他特有的机智与精辟。

半路出家的冯小刚，虽然拍了多部观众普遍叫好的电视剧和贺岁片，但他目前仍是一个体制外导演，他不能和国有电影厂的那些“吃皇粮”的导演相比，他没有机会向国家申请拍片资金，然后去参加政府评奖，自然他也没有福气荣获价值百万元的政府大奖。

这就注定了冯小刚从开始拍片起，就要走市场化的路子。他要时刻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拍片很多时候是与投资人共担风险。如果片子不卖座，不但投资人收不回成本，他自己也要承担经济损失。

冯小刚告诉笔者，他拍的每一部片子，从选剧本开始，都要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观众的意见，而不是评委的意见。“我拍的剧本首先是给专业人士看一遍，然后给各个电影院的经理看，因为他们最清楚观众的喜好，他们是电影票房的晴雨表。最后，我们还要请观众看，请他们来提意见。”

冯小刚这套市场运作方法在国外是一个通行的规则，在国内却是面临两难的矛盾。重视评委意见，虽然可以获奖，但会失去观众，失去票房；重视观众意见，可以赢得票房，但会失去评奖机会。冯小刚觉得，观众更为重要，也因此，国内的一些大奖往往与他失之交臂。不过，冯小刚还是很看重国外电影节的大奖，他说，国外的电影节吸引着全世界的发行商，能获得电影节大奖可以极大地推动影片的发行，为影片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获奖与发行紧密相联。

“电影是一个梦，是人的情感的宣泄。”这是冯小刚对电影下的定义，但最重要的是：“电影首先是一种商品。”冯小刚称自己是商业片导演，但强调他不是商人。他说：“商业片导演和商人是两个概念，有的人虽自称是艺术导演，但其实质是商人，经济利益一点儿也不容侵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对这种现象的不屑。

在电影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编外导演，冯小刚历经艰辛与沧桑。对新条例中规定私营资本可以申请单片拍摄权，冯小刚感慨万千。采访时，冯小刚把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递给坐在一旁的华谊兄弟总经理、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中军，这是他的电影投资人。也许，对他这种“个体”导演，以及为他投资的私营投资商来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王中军细细翻阅着新条例，也许，他下一部影片的投资操作起来会更容易些。冯小刚认为，新条例的实施，将充分调动私营投资商的积极性。他说：“影片《大腕》是与中影公司联合出笼的，片尾打上投资商的名字和商标，但与他们联合发行的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的名字虽然被允许打上去了，但却不能上他们的商标。”这让冯小刚很为难，“这涉及到一个严肃的知识产权问题，不让投资商出名字，他们就不能拥有这部影片的版权。而版权、出品权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珍贵的无形资产。美国米高梅公司拍卖拍出好价位，关键是它拥有4000部影片的版权”。

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电影领域同样缺乏优秀的销售商。冯小刚认为，拍好的影片要让观众知晓，需要很强的宣传力度。《大腕》投入了300万元的宣传费，而一般国产影片投入3万元做宣传就不错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拍了电影，怎么会去影院看你的片子呢?”

对于“入世”后中国电影面对的冲击，冯小刚认为：“美国电影进入欧洲，是以商业方式进入的，而欧洲电影仍以文化的姿态与其商业姿态相抗衡，其本身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欧洲电影没有找到迎接挑战的合适的路子，所以才会惨败，希望中国电影不要重复这样的悲剧。”

夏刚同好莱坞的竞争不是靠各种限制，而是用作品……

夏刚认为，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理顺了投资关系，将会大大促进民营资本投资电影的积极性。“民营资本一直在关注电影这个大市场，由于其本身机制灵活，他们投资拍摄的影片的市场占有率远远高于国营制片厂影片的占有率。”

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制片业，夏刚认为这是国家对投资电影的民营资本作出的法律上的认可。“其实，民营资本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进入电影领域，只是没有合法地位，要借壳上市，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与国有制片厂平等竞争，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夏刚对中国电影的评奖办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国家电影奖从设置上来说是很全面、很科学的，主要有三个大奖，一是华表奖，二是金鸡奖，三是百花奖。这三个奖应该是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他认为，作为政府奖的华表奖就应大张旗鼓地宣扬主旋律，颁给那些倡导好的道德风尚、歌颂祖国的影片，完全从政府的角度来评；金鸡奖是为鼓励艺术创新的，应该给那些不断探索的作品，由专家来评定，而不必参照华表奖；百花奖是由大众评选的，就应以票房为主。这三个奖要各有特点，才会有生命力，中国电影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的情况是，每次华表奖一公布，金鸡奖基本也就定了，这两个奖没有区别，没有特点。而百花奖虽是以市场为准则的，奇怪的是有的影片没有公映也能获百花奖，所以观众不满意，我们圈内人也有意见。设奖应该是对市场有引导的，尤其是金鸡奖，应通过权威的专家点评，引导观众消费。但现在没有做到。

夏刚说，现在国产片中也有很多好作品，但观众看不到，这是因为市场运作有问题。目前的机制使国有制片厂不重视市场运作和宣传，影片销售得好不好，与公司关系不大。国有厂的主要任务是政治任务，不是去开拓市场。制片与放映又是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没有企业化，所以互不通气，各自为政。此外，电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现象屡见不鲜。政府要求影院必然放映国产影片2/3以上，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抵制，如在放映国产片的档期搞装修等。这种体制对国产电影发展极其不利。美国的制片公司与各大院线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市场做得好，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入世”后的电影市场，夏刚认为，美国大片必将分去我们很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对国产影片的冲击是难免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有关部门还在一厢情愿地认为对大片设置一些关卡就可以限制其发展，其实这是没用的。同好莱坞的竞争不是靠各种限制，而应是发展自己，以作品与他们竞争。

“入世”后，国际融资、全球化将成为电影的一个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将可以通过与外资合作，走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夏刚忧心忡忡地说：“但愿我们的下一代观众不会只知道美国片，而不知道中国片是何物。”

冯小宁电影不是纯商品，它还有文化功能……

采访冯小宁是个很费力的过程，这种感觉从踏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开始，左寻右找才摸到北影录音楼。当笔者爬上二楼，刚要敲响第四录音室的门时，拎着一包散装瓜子的冯小宁在身后冒出了一嗓子，原来，他紧随着笔者上了楼。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也许是因为经常得奖的缘故，冯小宁认为，票房只能是电影评奖的一个“参照”，连“重要”都谈不上，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不健全的。他说，“即使在西方电影节，也有没有票房却获得一些奖项的电影”。

“电影不是纯商品，它还有文化功能，不能用一种类型否定另一种类型。”冯小宁观点非常明确。他说：“光看票房好，也不是十全十美；只讲艺术，脱离了观众的口味也不行。”他认为，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是既有票房，又有艺术性。他赞同美国电影协会主席亲口对他说的一段话：“电影就是意识形态范畴，你们中国是这样，我们美国也是这样。”

以拍“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而大出风间的冯小宁，被媒体公认为是主旋律导演。然而，当笔者提出“主旋律导演”这一问题时，冯小宁一下子激动起来，他的瓜子不再嗑了，站起来大声说：“这不是夸奖!”

冯小宁对“主旋律”大发感慨：“现在人们把‘主旋律’作品等同于政治化的空洞说教，这是机械的宣传造成的，引起了普通观众的逆反心理。其实美国的优秀导演如斯皮尔伯格等优秀导演都是主旋律导演，我的片子很多人认为大气、正气、感人、好看、美，概括起来就是‘真、善、美’，我认为这就是主旋律。”

篇（8）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篇（9）

一、诚信建设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以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信用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通行证，是确保其成功的动力源泉和优势资本。信用是经济活动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庄严承诺和社会各界对其履诺的肯定性评价。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这是因为，信用经济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内部循环和全球互联的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完善的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运行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满足经济发展对社会信用系统急剧增长的需求。

二、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状况分析

诚信缺失的情况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际和谐的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并非偶然，它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所导致的人格扭曲，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契约观念和“公德”意识的缺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经济人特征的恶性膨胀，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等，这些都对诚信的缺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经济生活中对非共有制监督、检查远多于法律上的保护和支持，没有稳定的财产关系，缺少对个人私有财产的起码尊重，是信用关系失衡的社会条件。信用缺失使人与人之间很难真诚相待，人与人之间的不真诚，又加剧了信用危机。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篇（10）

(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成熟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密不可分,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是一种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产业为载体来表现。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散且整合开发难度大,并且宣传力度不够广泛,很多人对贵州的认识停留在很片面的层次上。另外,贵州省旅游产业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观资源,旅游产品大都只是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复合性差,业态品种单一,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总体发展不成熟,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发展路径比较模糊。

(三)全省整体文化发展不均衡,项目层次低贵州省文化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向四周各县、市辐射,并呈衰退减弱势。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省内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创新的项目支撑,并且大部分已有项目属于外层面,核心特色性较弱。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园区例如多彩贵州城、贵州水田国际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仁怀名酒文化产业园等正在建设中,项目未来影响力与成效性不可预期。

(四)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完善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贵州经济欠发达,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体制不够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场,需要政府完善融资体系,给予文化产业政策性支持,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贵州,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利用贵州省先天资源优势。另外,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涉及的相关部门职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和无序的开发利用。

二、发展建议和对策

(一)有效合理地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总体地势不平,旅游自然资源虽丰富但开发难度大,由于经济政策等原因许多自然资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开发的部分资源存在开发定位不明确,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建议由政府主导合理有效开发自然资源,通过精确论证及规划后再开发,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

(二)利用品牌效应和现代传播方式有效宣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是贵州省目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趋势,而如何有效地宣传贵州省特色文化是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结合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乐园,通过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红了米奇,维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经验,可以通过塑造贵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贵州风”等品牌力量带动,结合现代传播方式,以动画片叙述或其他形式,对贵州省民族特色进行宣传。同时开发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消费,并将贵州文化传播出去,以旅游产业为载体彰显贵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将传统文化产品与创意产品有效结合贵州省的文化产品大部分停留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初级加工层面上,缺乏创新性和复合性。建议由政府主导充分整合资源,融入创意元素,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等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升级。发展民族产业,以民族活动为突破点,开展各类民族展览会,结合贵州传统特色产品和文化,开发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意产品,吸引资金和人气,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体制,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良好的体制是文化创意市场顺畅运作的保证,贵州省应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完善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为各类文化创意项目和文化相关企业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流动;规范相关部门,明确管理职权,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计划与市场控制共同作用,调节经济和监管市场,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

篇（11）

2我国外汇风险管理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受我国外汇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影响，在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发展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凸显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首先，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政策的限制，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本身没有彻底开放。恰当地说，我国外汇市场目前的发展十分不成熟，与西方发达完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称之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资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国外汇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滞后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加之人民币不允许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外汇市场以几家国有银行为主体，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偏离了国际化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设施不配套，外汇风险规避工具品种单一、结构也相对有限，自然在企业遭受外汇风险的摧残时，不能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也没有正式出台一部十分完善的关于涉外企业国际经营的风险管理法律或条例，这无疑加剧了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宽国际经营时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法律的缺失不仅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更给国家相关部门的执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2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有待提高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提供良好的避险环境，而企业作为外汇风险承担者的主体，更应在外汇风险管理中一马当先，但是目前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乐观。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单方面上涨的稳定态势，且我国的涉外企业、外贸公司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成长，缺乏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与文化管理氛围，因此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比较淡薄，不愿意在外汇风险治理上投资，普遍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可作为企业风险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时我国风险管理的教育起步较晚，在应对实际的外汇风险问题时，必然缺乏一些能够从战略制高点出发应对外汇风险的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外汇风险防范达到的效果常常不能尽人如意。此外，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外汇风险防范中，企业总体对汇率工具不够了解，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也存在误解和偏差，简单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汇工具，企图在汇率的波动中投机获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便导致更大程度上的亏损。企业只有牢固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才能积极主动管理外汇风险，而不是将汇率风险完全归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为因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外汇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

3.1强化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外汇风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才能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业务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损失，这也是应对外汇风险的根本所在。为此，要加大汇率风险防范的宣传力度，大力普及国际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企业广大员工理解汇率风险，明白企业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赌中承受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资，提升我国涉外企业竞争能力，就要脚踏实地搞经营，通过产品盈利，为我国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3.2企业发展中礼聘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准确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是有效防范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自由化的升级，使得汇率更加复杂多变，准确地预测汇率趋势无疑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业务活动。这就更需要外汇管理人才熟练掌握各类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渊博的国际金融知识、敏锐的政治感知能力、专业化的财务分析能力，能够及时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技术性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一个国家最优质的生产力，积极培养尖端外汇风险管理人才是防范外汇风险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请以及培养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对于汇率风险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3调整企业内部结构，设立风险防范部门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业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汇风险问题，但是由于风险意识的薄弱、外汇技术人才的稀缺，都没有设立起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以及汇率波动预警机构。正是由于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业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补救，增加了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所以企业内部应当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管理机构，有效规避外汇风险在企业内部的发生，之前国内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并未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将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系，实现互利共赢外汇风险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企业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与智力，如果只是企业单打独斗，势必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专业优势，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实际掌控能力较强，所以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优势，在实际经营发展中，与金融机构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利用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的外汇管理及服务项目，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险工具，如此定能在外汇风险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同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给企业提供借鉴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经验、策略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