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资本主义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篇（2）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篇（3）

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危机

篇（4）

一、导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做一下清晰区分，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样化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是随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企业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指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企业类型，但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却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二、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可以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下的定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这样一种制度：工人在占用他的劳动的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作，产品归资本家国有而不是归工人所有，进而，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产品并销售。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制三种类型。下面我们依次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三种类型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早形态是业主制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内只有唯一的所有者，这个唯一的所有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他是最早的资本家。业主制企业是“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在封建社会末期，部分农奴获得了人身解放，再加上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而另外的一些具有大量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己进行生产劳动，于是便雇佣那些无产者，让他们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为自己生产指定的产品，而生产的这些产品则是用来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作为回报，这些无产者将会得到一定的工资报酬从而实现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些无产者便是最初的工人，而那些资本所有者便是最初的资本家。这种企业形态便是马克思所指的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管理者承担了他指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人问题。

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但该形式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如业主所有制企业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和投资分散化问题。

合伙制企业的性质和业主制企业非常相似，只不过企业所有者变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资本出资人。这些出资人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决策。通过汇集几个人的资源，合伙者减轻了业主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而且合伙者还可以获得某些生产规模上的优势。一旦各所有者能向企业投入较小份额的资产，合伙制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以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但是合伙制没有摆脱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但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容易滋生搭便车问题，以上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慢慢减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要求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而所需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固定资本方面。前两种企业形式已适应不了更高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需要，再加上此时金融工具的日趋发展和完善，企业实现大规模原始投资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就产生了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前两种企业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就所有者来说，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规模远远大于前两种形式的企业，那么就很明显，股份制企业内的资本规模也必然相当大。就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来说，前两种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股份制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已经分开，所有者几乎不参加企业的管理，而管理者不对企业拥有所有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有了一定的分离。二者的分离导致问题的产生。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即便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效用函数且不存在欺诈行为，协作的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代表了这种企业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然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并不表示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就消失了，在服务部门中，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仍是广泛使用的组织企业活动的方法，而他们对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少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所以它们是共存的。

三、资本主义的企业。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产业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种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也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每种产业对于企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水平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铁路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它的企业必须具有很大的规模，且组织结构比较复杂。而棉花纺织业的企业则根据其技术的发展可以从最初的家庭式作坊演变到小企业再到大企业。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企业形式都是多样化的，并不存在单一形式的“代表性企业”。本节将着重讨论资本主义企业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如家庭式企业和合作社企业。

家庭结构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部落制度中，家庭结构是首要的、突显的维持性制度，家庭在部落制社会中是突显的，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是在扩展的家庭单位中进行的。而到了奴隶社会，奴隶制庄园变成社会上占据主导性的生产单位，但是家庭结构作为次一级的生产单位保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但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结构，它不是人来产生以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它也会在历史的将来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家庭式企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家庭成员们在家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生产某种产品，并出售此种产品以换取货币或其他物品，在交易时，这种产品的交易主体是这个家庭而不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此时的家庭相对于一个“法人”，且家庭财产归全体成员共有。像这样的家庭是传统家庭，它可以被称作企业，如典型的农民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

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形式是合作社企业，这种企业是公有制性质的。合作社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职工都以其劳动者身份平等地拥有企业所有权，它是一种劳动型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员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合作社企业内，工人可以相互联合，并且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企业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合作社作为一种公有制企业，起资金主要靠内部员工自己分担的，部分通过融资筹得，但当今的合作社企业的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股份制企业相比，所以其规模是有限的。虽然它是一种公有制企业，但是其内部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组织内人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人数较少时，企业内的协调成本较低，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收入分配，甚至是在决策上都能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平等；当人数较多时，企业内的集体协调和决策成本就变得相当高，所以为将决策成本降低到经济上可行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公产人来承担企业内部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的大部分职能。“由于公产制的存在，这种公有产权的的内排他性必然转化为公产人与全体公产成员之间的双向监督关系，转化为二者权、责、利的矛盾与冲突。”随着合作社企业内员工人数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矛盾就越严重，企业内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就越强，而与此同时，企业内的劳动平等关系却越来越弱化。所以，就算是在公有制企业内，平等关系也是不同的，相对的。一个完全实现了劳动者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与决策平等的理想的公有制经济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超级秘书网

除了上述的两种企业类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类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私有制的，还是公有制的，抑或混合所有制的。总之，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只会存在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那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绝对不符合现实。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企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能充分体现该社会经济形态内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企业类型，但也有某些处于次要地位的企业形式。从中国的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企业形式多样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以前否认和贬低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合理性到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并鼓励其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步入合理化的轨道中来。所以，我们应该在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并鼓励企业形式多样化的存在和发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为我国尽快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杰弗里·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2.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3.思拉恩·艾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4（10）。

4.荣兆梓：论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J].经济研究，1996（9）：16－23.

5.荣兆梓：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J].经济研究，1995（5）：21－28.

篇（5）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篇（6）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是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只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达到统一，交换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104页指出：“同一过程不可能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种商品上，货币便产生了。在历史上，贝壳等都曾做过货币材料，但相比于贵金属，它们的属性优势相对较小。于是，货币形式就日益转到那些最适合的贵金属身上。金银终于成了执行货币职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货币。所以，货币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而货币的职能体现在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就明确了价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是实现价格，通过实现价格，把商品所有权转让给买方，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二个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的统一。货币贮藏的对象的金银或者金银饰品，货币贮藏职能在货币流通中自发地起着一种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职能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它包括了二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一是赊账交易。最后，当商品流通领域越过国家的界限产生了世界贸易时，货币就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它直接就是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的绝对存在，是财富的绝对体现。

二、货币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工具，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货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但是，货币属于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12页指出：“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切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是社会主义资金。资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财富的代表，资金量的增长速度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金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货币转化为资金，因而是货币更高阶段的实现，是货币体现亲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三、运用货币理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我国现行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它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它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国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首先，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它的流通量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才能促使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顺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我国，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当人民币的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时，市场物价平稳，币值也稳定。如果人民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价就会上涨。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币值的稳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币的流通量。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我国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基本启发。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形式是货币管理。依据和运用货币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首先就是运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计量社会劳动总量，并以货币指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在我国，货币价值尺度职能是由人民币象征性地执行的。人民币既是反映价值关系的经济范畴，又是计量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计量价值的符号。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资金，最终都要表现为用人民币计算的货币资金。只要以人民币表现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财政信贷在总体上也会是平衡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标志，也是宏观经济控制好的根本标志。

篇（7）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0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篇（8）

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较量的重要内容。划清两者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文化安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家学者认为，社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认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专家学者认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表现为在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现象，政治领域的个人专权现象，人际关系上的庸俗化现象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封建迷信等。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败坏社会风气和党风，是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变质的重要思想根源，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上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从历史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看这种文化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价值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看这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在当今世界，只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反映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处于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反映最先进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这种基于两个尺度有机统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划清两者界限的认识前提，又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两种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上划清界限。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一是在社会基础上，前者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坚持“人”本位，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官”本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物”本位；三是在历史作用上，前者推动社会发展，后者企图复辟倒退，前者为人民服务，后者损人利己，前者健康有益，后者消极颓废。

从“公与私”、“新与旧”的维度划清两者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在“公与私”维度上，前者包含了集体主义、公平、公正、公意、公益等思想观念，后者以私有观念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新与旧”的维度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看起来旧，却具有扬弃、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价值；有些来自西方的时髦思想文化花样，看起来新，却不过是借尸还魂，或者变异翻新。

把人类文明成果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区别开来。专家学者认为，对待以往人类文化时不能简单粗暴，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清理。特别要区分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专家学者认为，划清两者界限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实践上模糊性，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思想文化实行“彻底决裂”，忽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可以共享的一切文明成果；误区之二，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然后才能以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展除了顺序模式外，还有跳跃模式和后来居上模式。

处理好“一与多”、“拒与纳”、“破与立”等重要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尊重多样，又要确立主导；二是正确处理“拒与纳”的关系，在坚决摒除糟粕的同时撷取精华；三是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要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文化，又要破除貌似新潮而实质腐朽的西化思潮，还要破除似是而非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闫志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人民日报．2010-04-14．

篇（9）

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个思潮，代表人物多是英、美一些大学的教授，主要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重新构建一种他们所说的既是科学又是革命的，以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赖特是分析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罗默的剥削理论,通过对美国和瑞典的比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研究,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中间阶级”的结论，它不仅在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我国当前“中产阶级”的构建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1.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分析

1.1“中间阶级”理论的产生背景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上的革新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呈现出新的复杂化的特征：第一，工人阶级的队伍依然庞大。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最庞大的阶级，甚至是绝对多数。1989年前民主德国洛塔尔温特教授在《目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阶层》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数目已从1.37亿增加到2.41亿，他们中有就业能力的居民所占比例已从58%增加到70%。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已占就业人口的65%—80%。第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传统蓝领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从事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服务工作的工人比例则不断攀升，并日益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生长点。第三，工人阶级的自身状况表现日趋复杂。一些工人已经拥有数量不多、不等的财产，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阶级属性，但总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资本形式的多样化，资本家的构成也更为复杂化。当代除了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之外，还有只持有股票资本的食利资本家。除此之外，一些人借助知识和管理技能在经济变化中迅速致富，成为新的财富巨头。

传统两极分化的阶级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在的经典框架中，依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可分为两个基本的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是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雇佣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作出说明，赖特提出了“中间阶级”的理论。

1.2“中间阶级”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是建立在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基础之上的。一般剥削理论认为：剥削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性资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资产—剥削的关系依赖于资产拥有者能够剥夺他人平等获得该资产的能力。各种形式的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同剥削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剥削机制根据不同形式的资产来决定，不同阶级体系根据建立在那些资产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来决定。

赖特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和阶级划分的基础。财产分为四种，主要有：生产资料的财产、劳动力的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根据这四种财产的分配状况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两大类12种人。（见表1-1）在赖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是由这三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12种人构成的。这一结构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与非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划分。前者又可以根据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数量的不同而不是根据组织财产或技能财产做进一步的划分。赖特认为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以及由它们导致的剥削与人们的阶级地位无关，但认为它们确实将非生产资料占有者划分为九个不同的阶层。

4.专家经理

7.中级技能经理

10.无技能经理

5.专家管理者

8.中级技能管理者

11.无技能管理者

篇（10）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一般说来,古典的文化观把文化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音乐、绘画、纯文学等。而文化的当代涵义,是指精神思想、价值伦理、科技知识、意识形态、风俗礼仪、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化。文化不再是纯文化的概念。文化涵盖了一切。

在当代,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作为更加深刻的社会渗透Ⅲ,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到自然和文化中来。文化被商品化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又称之为“文化工业”。文化逻辑与商品活动(实践的)、科技发展(认识论的)紧密联系,成为综合的社会精神现象。在总体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可复制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又是一种新的、平面性的、无深度感的、无深刻涵义的东西。西方现代派作品和后现代派作品的风格和形象,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与危机概括成:

——知识分子的危机。与商业明星、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及政客相比,知识分子的知名度及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弱化,其地位逐渐被滑稽演员和写刺激小说的作家所取代。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的消失,使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不可能。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主体将不复存在。

——科学技术的危机。科学的数学化倾向排斥人的感性和主体性。科学与人的文化相矛盾。文化是人的生活的自我发展,并且变成科学技术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文化。社会依靠科学技术获得发展,同时消解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伦理和信仰。

——大学和教育的危机。现代科技取消了大学与社会的功能分界。大学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具有思想生活的特征,而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本能。短期效应决定一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教育,就是电视图像,就是消费性的交流。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着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

——文明失去伦理价值。现代文明的衰败由文化危机引起。又由哲学的衰败所致。曾经在18、19世纪引导着普遍思想的伦理哲学,逐渐被歪曲现实的思辨哲学所取代。文明遂变成理论文明而不是伦理文明。现代人丧失经济地位、独立精神和个性发展的自由,也就失去社会道德感和创造性。

篇（11）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着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创新的理性化，过分现性化都是它必然毁灭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仅仅从创新这个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因为创新对于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部门，甚至每一个人都需要创新，创新是进步发展的原因与保证。

一、创新能力的减弱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

这里的“创新”指的是企业家创新，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企业家是这样说的：“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显然企业家是最富有创新能力的人，但创新是从何而来的呢？静止着的东西不会发展，只有敢于去摸索、敢去冒险的人才能出现创新的灵感。但是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人类的经济欲望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得到充分满足，以致推动生活继续前进的动力将所剩无多……生活方法已经达到了无可改进的完善状态。”企业家再也无需去冒险，一切都达到饱和状态以至于一切事物都近乎于静止了。于是企业家就如同处于和平时期的将军们的处境一样，已经无事可做了，即使是属于企业家职能创新，也是由于旧产品与新产品的交接，周而复始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由于人们在做“熟悉的例行事务以外的事情，在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了----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于是，熊彼特无不可惜地指出：“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而创新似乎已不再是创新，而只是同义重复了。

除了企业家的冒险意识磨灭外，还有一些非人为的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长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最好的例子是，新的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滚滚而来--它不但不抵抗这种经济变化，而且还把它看作当然之事；在这种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必然不那么重要了。于是经济的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企业家作为一个职能已失去了原先的战争期间将军的角色，失去了其固有的社会地位，至于资产阶级是否会吸收他们进入自己的角色已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熊彼特在另一本书中也指出：“只有企业家在实现新组合时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企业，开始经营他的企业时，他已不再是企业家。”究竟变成了什么角色，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讨论。在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有必要对创新的内容做一介绍，熊彼特说，“发展即是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情况：（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五种情况的一些情况，如生活方法的充足完善状态，对市场环境的很快适应性以及新组合等。都已经决定了所谓创新已经无法再在经济事务中实行的，加上创新的主体地位丧失，已经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在进步的静止中日趋灭亡。 转贴于

二、“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实质

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但由谁来继承它如此庞大的经济文化的社会。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继承者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熊彼特头脑中又是如何绘制社会主义这副蓝图的呢？他真的甘心情愿把资本主义社会拱手让给社会主义社会吗？其“社会主义”的实质又是如何？

（一）从主体看实质

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趋势均一无所知，但是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显然主要是合作的关系，任何相反的理论多半只能拉扯一些病态的事例来作为证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然主要是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下，无论是谁作为经济主体便都无所谓了。而在另一本书中，熊彼特又谈到当代社会是需用信用制度的，又因为企业家在经营这一企业的时候已不能称为企业家，而信用的主体又只能是资本家，所以，我们不难猜测上面的问题所遗留的疑点，即企业家在新组合后摇身变为了资本家，成为了企业的主体。而信用在任何社会的任何一项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信用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中信用的主体也是资本家，那么社会主义性质不就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熊彼特进而分析说，“问题（指官僚主义的管理问题）的成功，首先，要允许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做事，按照他的才能和传统有资格作事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要实行民主政治，而“官僚主义不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是它的不可避免的补充部分”，而“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头脑中多数是和这个官僚机构或民事机构相联结在一起”，所以，让资本家当管理者这个角色是无可厚非的。熊彼特不认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让资本家从事于社会主义这项职业，只要把习惯改改就可以了，可见熊彼特对社会主义性质有何等的不了解。

（二）从过渡看实质

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我们希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肉体而不是灵魂，因为灵魂是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熊彼特说：“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可以指望的事情。”由于熊彼特根本不清楚将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在书中不停的夸耀资本主义灵魂--文化。他说“不仅现代机械化的厂和由此倾吐出来了大量产品，不仅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组织，而且现代文化的一切特色和成就，也直接或间接地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既然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那么过渡与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仍旧是资本主义文化从头至尾发挥着作用。熊彼特当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总在为自己作辩护，甚至他否定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赞成只是为保持资本主义文化，他说，“事实上，我现在准备作截然相反的结论。”但他又是如何做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我们知道俄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次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按道理来讲，他应是拍手称赞的，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说，“资本主义政体在在俄国是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政体了。” 不能实行资产阶级政体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政体，那么俄国光环是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但在另一面，熊彼特却对美国大力赞扬，他说，“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内，才无须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背后，潜伏着经济进步和群众实际收入的立即增加之间根本性的矛盾，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会使负责人的意志瘫痪下来的。”美国是实行资本主义的，运行的这么好，是不能抹杀资本主义作用的，熊彼特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没有一个模型，叫人怎么不怀疑其社会主义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

话已至此了，不管是从社会主义的主体上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上来看，熊彼特蓝图中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之所以让其毁灭过渡到社会主义，无非同时在宣传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与经济成果，仍旧在为资产阶级在说明，说明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质。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何畏等译. 《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