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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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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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自身“文化基础差，社会活动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把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比较合适的。[6]这意味着，让学生培养为毕业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注重培养“理论联系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教给学生实际有用的理论、积累较多的实践经验、形成良好的专业技能。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依据基本原则

1.协调发展知识、能力和素质原则培养应用型人才，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培养方向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有用的知识，形成终生学习、适应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今社会的职业核心能力。建立合理课程结构首先，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系统完善。其次，适当精简课堂教学课时，增加实践内容，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7]。再次，根据实际情况，除了闭卷考试，还可以采取实践考核、综合开卷考核等形式进行考核。

2.统一要求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学校根据学大纲开设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要根据现实需求和学生情况开设一些适合的选修课，让学生获得一定自主性、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课，利于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加强实践，突出应用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进行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学院需要增设更多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课程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习与实践、专业实习与实践、毕业设计、职业资格培训等等对学生进行专门培训；学院也可以开展各类学科竞赛、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拓展学生素质，加强应用能力，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

二、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对经济学教学要求

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之一，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对经济学知识和基本方法、规律得到初步掌握，并可以形成对经济学的整体认识、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教学，侧重于培养经济学的应用能力，具体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因经济学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要求教学工作需要注重培养专业性，教给学生专业知识并养成专业能力。但基于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要注重对全方面素质的提升，不能有所局限。

2.解释现象同时说明本质因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进行的研究，所以经济现象背后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常常会被忽略。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多补充介绍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本质性因素起的作用，弥补不足。

3.讲授理论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实践性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抽象和概括性较强的课程，教学目标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能力，所以在教学活动中难免会中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大大增强实践性、操作性，用一些开放、互动模式来增强体验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记忆，提高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形式不够灵活目前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仍然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与学生互动少，没有把学生体验当成教学活动的考虑因素，不够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学生课后只是复习课堂笔记内容，很少进行资料查阅分析现实问题，不利于能力形成。

2.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在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往往根据统一的计划、使用材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到当地独立学院的实际资源情况、学生素质和社会需求，无法满足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3.教学考核形式单一在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中，经济学的考核形式仍然是试卷考试。但仅仅通过一次答题考试显然无法考核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需要改革，增强其他种类考核形式对学生进行全面工作的评价。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措施

1.在教学活动中增加教学案例独立学院中可以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一些典型经济案例引入教学课堂，并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思考，形成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探索思考的能力，培养综合能力[8]。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探索解决问题等环节，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实际应用能力。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教学体系，紧密结合职场需求制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实验、技术实习、社会调研等环节。此过程中，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组织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方面，应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加大对实习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保持与固定企业的合作关系——即校企合作，定期为企业输送在校的专业人才。通过校企联合，建立订单模式，为学生创造提前体验职位的条件。

2.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在独立学院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活动，指的是：首先要根据学生本身不同的知识基础来设计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利用他们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其次要在教学活动中考虑到社会需要对学生进行教学，比如联系我国实际经济背景和经济时事，在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讲述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机会、就业挑战有何不同等等，来让学生在感性层面增强经济学意识。人才培养计划是促成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通知制定关于培养方、委托者、学习者之间的协议，确定不同负责人的职责，独立学院负责培养专业人才，而合作的企业负责对优秀人才的招录，增加校企合作热度，全面深入地培养人才。采取多样考核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素质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结合独立学院应用人才培养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就是说，不可局限于试卷考核，平时考勤次数、听课效果、论文水平、小组讨论能力等形式都可以纳入考核因素之中，符合教学目标，让教学公平，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校企合作中，独立学院应与企业协商，使得企业能够为校内教师提供实地接受培训、入职上岗、跟班探讨、师带徒的机会，让教师能够身临现场积累实践经验，丰富阅历，并设置相关实践考核体系，将教师在实践任职期间的表现、工作完成情况以及晋升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制定审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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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学的基础课程一般由《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课程组成。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地缩小。在经济管理学科中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大学经济数学的教学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这就需要经济数学课程改革要跟上改革的步伐，适应时代的要求。然而多年来，我们教学内容和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和落后的教学方式使该课程的特色未能在教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许多学生感觉不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把它当做无足轻重的课程，学习上缺乏应用的热情和积极性，严重弱化了该课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影响了教学的目标的实现。

一、经济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课程内容和体系陈旧缺乏“经济”特色。传统的经济数学教学体系基本上是对数学专业教材的一种浅化、压缩，与其他专业高等数学内容并无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删繁就简，去掉了一些相对较深较难的内容，专业特色内容并不多，概念的引用缺少实际背景的铺垫，应用问题脱离生产，生活实际，与学生的知识背景，生活体验相距甚远，缺乏真正联系的应用型问题。

2以考试为目的的单一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课堂教学以老师为中心，教师以书本内容为主，讲授枯燥的数学理论知识，以概念讲解到理论证明再到例题、习题一味灌输，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数学课程变得与现实生活脱节，教师只注重考试结果和内容，强调复杂的数学技巧训练而忽视对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学生也以应付考试为学习目的，一旦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再也不会去碰数学课本。

3生源质量下降与现行教学模式的矛盾。1999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作出了高等教育大扩容的重大决策。近几年来，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学生个体间的地区、教育背景的差异导致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因此，继续沿用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要求，不仅有悖于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而且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效果，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4教师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首先，一些教师的教学态度需要端正，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大趋势，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缺乏热情，内容不生动，就吸引不了学生；其次，一些教师教学技能需要提高、教学方法需要改进；再次，主要讲解理论知识，忽视对其在经济中应用的讲解，现所使用的经济数学教材，虽然对其在经济学当中的应用作了一些讲解，但整部教材仍然偏向于纯数学的理论和计算。由于授课老师对经济学了解不多，在授课时不可能做相应的知识拓展，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二、对经济数学课程改革的思考

(一)对教学内容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1教学内容需与时俱进。在传统的经济数学教学内容中比较生硬地将少量的经济应用内容孤立地置于数学概念、定理之后，不能顺畅地与数学理论知识融合在一起。经济数学教材选择的内容应有其鲜明的特点，重点突出，既要考虑基础性、适应性，又要尽可能体现较多的现代经济和管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同时兼顾内容的完整性。

2教学内容以经济应用为主，适当降低理论难度。经济数学作为研究经济学科的工具，其教学内容应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引入的数学概念，应尽量以经济活动中提出的问题为原形；讲授的数学理论，尽量和经济上的应用联系起来。例如：以经济问题中提出的求变化率问题引出导数概念，再建立导数的运算及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由经济模型提出微分方程的概念，讲完解法之后再利用微分方程解决经济问题：以经济活动中物资调运等问题给出矩阵的概念，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为例引出矩阵的运算等等。在密切联系经济应用的同时，应当适当降低理论难度。对严格的数学定义、抽象的定理、复杂的证明计算等内容应做到有所取舍，对每个知识点的难度的要求可适当降低，但同时应该扩展知识面，尤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情况，这样就容易使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而不是觉得枯燥难学，放弃数学学习。

3调整、优化课程体系和结构。(1)首先必须明确经济数学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引起教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提高他们的警觉性。明确数学学科本质和财经类、管理类学科对数学的要求及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确定经济数学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让教师和学生都知道学习的目的和自己的发展方向。增加学习的方向性。(2)本着“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的原则，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从各专业后继课程的需要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和确定教学内容和体系。这样既可以让教师有所教学上有所学又可以提高教学的目的和学生学习效率。(3)要从高等院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更新教学内容。经济数学课程应当服务于高校理论技术的需要，尽可能向理论技术延伸、渗透。它不仅要教给学生一些实用的数学工具，更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素质、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调整、压缩目前数学课程中一些经典的但实际中又不常用的内容。把经济数学内容与专业背景相结合，使得学生通过数学学习，能够较好地获得三个能力：即用数学概念、思想、方法，消化吸纳专业技术中的概念和原理的能力、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的能力以及求解数学模型的能力。如果学生能利用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来解决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形成数学与经济学的体系，那样学生的学习信心和方法都会有提高。''''

二)完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1转变传统的考试方法，树立现代的、科学的考试观。要按照现代教育观点和财经类高专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考试改革，充分发挥考试的功能。使考试改革与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配套，引导学生走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及素质培养并重的成才之路。考试改革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考试的内容和目的，要体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考知识，考能力，也要考素质；二是考试方法要多样化，除闭卷考试之外，可以进行开卷考试、实验等方式进行考核；三是考试的次数适当增加，加强平时的考核；四是科学分析考试结果，及时对学生个人及全班学生进行学习质量分析。

2丰富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由于高等院校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所以经济数学课堂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职业情境，活化数学教学。从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人手，引出数学定义、定理、公式符号，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培养，淡化复杂的数学运算技巧的训练，着重讲解经济工作中常用的各种数学思想方法，将经济问题融于数学，使数学与经济逐步结合，以强化数学的工具作用，努力做到“问题为‘的’，数学为‘矢’，有的放矢”。即在每章的开始都用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作为“引子”，并以此引出相关的数学工具，例如，由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问题引出函数极值的概念，由广告策略问题、消费者剩余问题、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问题引出定积分的概念，由彩票问题引出概率的概念，由规划问题引出方程组的概念，由工资表问题引出矩阵的概念等等。通过数学知识的学习，得到“引子问题”的最终解释或答案。这样，既能帮助学生理解有关的数学原理和方法，又能帮助学生了解它们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让“枯燥无味”的数学变成身边有趣的生活内容，使学生在欣赏数学、享受数学当中领悟数学，激发学生学习有关数学知识的兴趣，战胜对数学的惧怕，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习惯和不断追求的科学精神。

3建立多模块的教学模式。随着各校普遍扩招，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数学基础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数学的教学不能还是同一个模式，同一种要求，教学要分层次、分目标进行。针对现行教学模式的缺陷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尝试在实际教学中采用多层次的、多模块的教学模式。比如把经济数学课程分为两个基本模块：基础模块与提高模块。

(1)基础模块教学内容的确定要以保证满足各个专业对数学的需要。它是经济数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对所有学生来讲都是必修课。对这些内容教师应精讲细讲，使学生彻底弄懂。通过这些最基本的数学训练，使学生掌握经济工作中常用的数学工具和基本的数学思维，一方面，满足后继课程对数学的需要；另一方面，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高模块是针对准备继续深造或者所学的专业对数学有更高要求的学生设定的。因为目前高等院校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较多，所以在确定这一模块的教学内容时，应充分考虑研究生考试大纲的要求。基础模块中没有安排研究生考试大纲中有的内容，在提高模块中一定要有所体现，保证学生在学过基础模块和提高模块之后，能从容地面对研究生的考试。当然，提高模块的设置绝不仅仅是为了学生考研的需要，在提高模块中应适当介绍一些现代数学思想、方法，使学生对目前最新的数学工具及其发展趋势有所了解。(3)还可以拓展模块和选修模块。首先，拓展模块要与专业或实际问题密切联系，实际上，经济数学课程中可以解决大量的经济应用问题，比如：库存活动分析、市场供需分析、连续增长的量现时值的计算、边际与弹性分析、资源开发效益分析以及新产品推广的数学模型、价格调整模型等。其教学内容的确定可以由相关专业教师和数学教师共同商定，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拓展模块。这一模块的授课方式也可以相对灵活，可以采用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讲座形式。讲课也不一定由数学教师来承担，可以由有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来承担，这种跨学科式教学模式的设置对学生的思维方式及应用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这正是文理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切入点，符合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4)选修模块教学内容可以定为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数学实验特别强调以学生动手为主，使学生从更直观、更真切的方式感受课堂听起来“枯燥无味”的数学理论和数学原理。这种新视觉、新感受会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和用数学的兴趣。数学建模课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数学建模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一般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求解方法，也没有规定的数学工具和手段。它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非常有益。

(三)加速经济数学师资队伍的建设

对《经济数学基础课》而言，授课老师除了需要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和知识，更重要是需熟悉经济和管理领域情况、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教学中较多引入实际应用实例，如实介绍和阐述数学的工具性。但目前经类院校的数学教师，大多存在知识单一、结构老化的不足，相关学科及前沿知识补充不够。因此，高校要有计划地安排数学教师进修或培训，或参加学术交流会，以便相互交流和促进，使得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和技术能力结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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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类的开设的专业众多，而不同的专业培养的目标自然就不尽相同。故此，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有目的、有择性的制定相适应经济法教材。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为不同专业编写不同经济法教材的事，所以至今很多学校还是用同一种教材来教学。这种通用性的教材很容易忽视学生在接受能力上的差异，这样的做法非但不会帮助学生提高成绩，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给学生造成学习上和心理上的压力。

（二）没有多少重要的社会实践课程

经济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而经管类院校也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所以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格外重视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只是经济法的课程不多，学生也没有稍多法学理论基础，使得社会实践和课堂讲授之间产生冲突；课堂讲授的时间不多，就会导致学生的理论基础打不好，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不到提升；如果课堂讲授的时间过长，虽然会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但会占去学生过多的时间不能去社会上参加实践活动。长期如此，会造成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很可能对经济法课程也产生抵触情绪。

（三）考核方式不及教学目标多样化

经济法是理论基础，但不同的专业要学习的经济法重点不会相同，应该针对不同的专业学习不同的课程，考察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但现在很大一部分学校还是让学生学同一部教材，考同一种试，同样以成绩来衡量学生和教师的水平。这种模式看起来合理，其实是对不同专业学生的一种不公平。考试本身就是一种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手段。就好比劳动课程能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写文章会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促使学生广泛阅读；闭卷考试能让学生增强记忆力；写文章会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促使学生广泛阅读；演讲比赛能锻炼学生的口才和逻辑思维能力等等。如果教师能够针对不同的学生用多种考核手段，一定能增强学生的专业课成绩，综合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如何展开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一）专业课程和专业需求匹配

在教学过程中，学校除了要选用合适的教材以外，教师也应该创新教学计划，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实际需求制定合适的教学计划，要因材施教。不同的专业教授不同的专业知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除了要讲授经济法的基础知识以外，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及时对教学计划和重点做相应的调整。像针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教税法、银行发、会计法等等；国际贸易的学生要教国际贸易法、反倾销法、合同法之类的。要有针对性的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另外，教师也要时刻关注国内国际热点新闻，对于和专业相关的问题和修改、增订的法律要及时的对学生讲解，不能让教学内容和时代脱轨[2]。

（二）适量让学生去实践

课堂教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终归到底还是为了让学生多多了解一些理论知识，而知识的目的又在于运用，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得让多参加相关的社会实践，才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由浅入深的为学生讲解，密切联系和经济法专业相关的组织机构，在学生和机构中间架起一座桥梁，让相关的组织机构多为学生提供实习或实践的机会，也让学生的能力有用武之地。

（三）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为不同专业的学生需求，需要对经济法专业学生的考核要在内容和方式上都进行创新。要打破传统的单一考核模式，建立科学、公平的评价体系，就要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以及评价体系。其一，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考核，看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否达标，要将此成绩作为课堂成绩，以此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增强综合能力和专业素质。这样做既让学生尽量多的掌握和应用经济法理论内容，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继而巩固相关知识。其二，在期末以闭卷考试来审核学生的专业知识。主要有选择（考核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判断（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案列分析（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三个部分组成，旨在帮助学生多掌握知识内容，并且提升学生的记忆力，为以后学生的考试或工作夯实基础。还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考试的内容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也要根绝不同的情况进行评价。这样的考核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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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组织概念。集体经济是指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和获得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集体经济的生命力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②列宁在批评发展集体经济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必须永远不再把事情建立在热情和勇敢精神的基础之上，因为人们不能够成年累月地处于神魂颠倒的热情状态之中，迫使他们工作的只能是经济上的必要。”③可见，利益是形成集体的有效连接，共同利益是集体经济形成的前提条件。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产权关系是集体共同利益的来源。早期政治学的经典文献，大都认为财产共有是形成家庭、氏族或城邦共同体的基础。如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应该实行财产共有，共同分配，共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对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揭示了原始公社或氏族部落与土地共同所有之间的相关性。④明确提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土地个人私有和国家所有之间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大陆特别是法国农民状况的考察以后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⑤在“农业公社”中，土地是“共同体的基础”，⑥“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⑦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出了农民合作制的思想，将发展合作社作为实现土地私有向集体所有过渡的具体措施，即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⑧可见，实现土地的联合占有，是最终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实现集体经济的方式。此后，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实践。列宁认为，对土地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作方法具有优越性，能够吸引农民参加集体经济。⑨列宁虽没有使用集体所有制这一概念，但他关于“集体制”、“共耕制”、“合作制”的表述，即集体所有制的含义。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集体制的思想，并将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统一起来，提出了“集体农庄所有制”，并将集体农庄所有制视为小农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过渡形式。⑩可见，集体经济作为集体内成员组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利益共同体，其形成的前提条件即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产权关系。

（二）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化与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结构的变化，是指产权内部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改变。本文将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迁是定为产权内容的完善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权能流转。前者赋予农民权利体系，后者决定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1．产权内容完善赋予农民丰富的权利体系

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实现成员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主体虽然归属于集体，但集体经济并不排斥个体成员的发展。相反，它以集体内成员能够获得比分散状态下的个体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为前提条件。这一条件的实现有赖于集体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并赋予个体成员完整和稳定的权利体系。在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话语框架下，一个基本的命题即“产权是一束权利”。产权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权，它是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利组合，或者说是在财产归属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套权利体系，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一束权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的特点，即特定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分解并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这意味着，一方面，产权的一束权利具有可分性，并由此决定了利益的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分解以后各项独立的权能具有可组合性。权能的重组、耦合形成新的权利体系。产权的分解和组合都是产权配置的基本手段。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界定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在此基础上，产权结构的完善表现为衍生出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一束多元的权利体系。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低时，与土地最终归属有关的一束权利高度集中于所有权之中，此时的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拥有与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处置有关的一切权利，集体经济的实现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特点，共同占有土地，共同经营，共同分配。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几乎不拥有或拥有较少的权利空间。在集体经济内部，农民不具备支撑个体发展的产权基础。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高时，与土地有关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可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可获得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对独立的权利内容，即拥有并完善个体的权利体系。相比较不可分解高度集中的土地产权制度而言，产权分解所带来的产权结构的变化不仅赋予农民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为农民拓展自我发展的空间提供了产权基础。首先，权利主体身份增强个体行动效率。一方面激励权利主体为排他性的获得收益而增加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也强化其权利行使的成本约束，二者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权利主体的行动效率。其次，有效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集体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管理效率。一方面，农民通过行使对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增加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的激励；另一方面，当个人的利益期望和集体统一经营产生的利益所得存在较大的偏离时，通过权利的出售或转让，即“用脚投票”的机制对利益偏离进行约束和纠正。

2．权能流转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产权分解出来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可进行自由转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可交易性的特点使得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合作性的联合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合作性的联合生产的实现取决于“团队生产率”。在团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队所生产的不可分解的没有“投入归属”的价值。瑏瑡产权可交易的特性为权利主体自主进入和退出某种组合形式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中国农民善分也善合，一切取决于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利益，是利益驱动下的选择。瑏瑢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获得比单个经济主体行使权利的利益之和更大的收益，即获得由“组织化”生产所带来的增量收益，这是集体经济组织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分散的、相对弱小的权利主体即意味着有限的利益获取能力。集体行动能够增强单个主体的利益实现能力，只要合作性的生产能够带来超过个体单独生产所得的利益增量，分散的权利个体就具有了合作的动力，即合作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基于合作收益而做的理性选择。瑏瑣可流转的权利为这种理性的合作选择提供了实现条件。集体产权的完善和发展，不仅表现在农民可拥有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表现在权能流转的可实现性。当产权高度分解以后，与土地占有和经营有关的一束权利通过在农民个体之间的不同配置和组合，使得农民可以理性选择并创新最大化实现个体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农民获得的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可选择自我耕作的家庭经营形式获取家庭经营收益；也可通过处置权实现自由转让，通过市场机制拓展其利益获取途径。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如可以通过将土地承包权的出租，实现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并获取高于个体分散耕作的规模收益。也可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集体自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享受经营权流转而来的股份收益。通过权利流转和组合，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增强农民的利益获取能力，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二、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产权结构变迁

从产权结构的变化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单一产权结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元产权结构阶段和现在的产权结构多元化阶段。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波段：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时期，、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时期和家庭承包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时期。瑏瑤

（一）“单一产权”结构与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产权变革和重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互助组的出现，经过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国集体经济的实现最后被固化为的形式。在这一进程中，完成于20世纪初期的赋予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也被逐步集中到这一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手中，确立了我国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和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首先，农民权利缺位制约其个体发展能力。1958年中共中央在建立农村的决议中写明，带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并且这种成分将在发展中不断增长，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瑏瑥作为一种类似全民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归集体全体成员所有。但是，在全体成员内部，产权不具备量化可分性。因此，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身份是不可界定的。农民权利主体的身份缺失，意味着农民个体发展的空间缺失。虽然在“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驱动下，农民并未对国家政权的组织力量表示太大的反抗，但是，因为缺乏利益最大化的产权激励功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源于国家政权的动员力量，集体经济的发展缺乏对个体劳动可持续的效率激励。其次，高度集中的单一产权结构最终导致集体经济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由于农民的个体产权缺位，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向农村渗透的结果，而非农民的自发选择。因此，生产队的合法性源于国家授权，而非基于产权共同体的农民认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由于缺乏个体产权的基础，在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中，也难以发挥有效的治理和监督能力。生产队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单向的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而非双向的监督和约束关系。虽然“农业六十条”规定，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等其他管理人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但这种文本意义上的民主范式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表达，农民更多被排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活动之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一方面，大量的干部和管理人员脱离直接的生产劳动，增加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干部和管理人员对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及贪污挪用等现象得不到约束。更重要的是，生产队作为土地产权的单一主体，对生产经营管理权利的行使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非真正体现社员意志或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方式，最终损害了集体经济的实现能力。

（二）“二元产权”结构与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

时期农民“从分到合”的集体化进程践行着“土地归公”的逻辑，但因产权结构单一，集体经济最终变得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践行的是“地权属民”的行为逻辑。瑏瑦这一时期的集体土地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它保留了土地最终所有权的集体归属，另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结构不断完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实现二元分离。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与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一定数目的土地经营权，并在每年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上交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后，享有余下的土地产出收益。即通常所言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瑏瑧这一制度安排下集体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产权结构的细分和变革，土地承包权和所有权发生了二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属于集体，但农民通过合约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承包权，且其权利在国家政策和有关文件中得到制度性表达。农民和集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构成的产权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明晰农民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主体身份，极大增强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释放出家庭经营的个体效率。但是，这一时期农民的权利体系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性，以及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从产权功能而言，权利的不稳定性和权利主体的长期投资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初期，承包期一般较短。1984年，土地承包期限延长到15年以上。但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频繁调整土地的情况并不鲜见。1993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虽然国家政策层面做出了再延长30年的规定，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并进而降低了土地产出的效率。瑏瑨相对于承包权的不稳定性而言，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对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产生了更大的产权制约。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只允许“交给集体统一安排”或“自找对象协商转包”，“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这一规定导致了农民作为分散经营的个体，在面临强大的市场风险时，失去了通过权利组合规避风险保障利益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承包经营权不可流转，农民土地收益的实现途径完全依赖于农民个体的直接劳动投入。当个体劳动投入能力不足时，农民并不具备将土地流转给能力更为强大的经营主体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承包权和经营权不可分割，让渡土地经营权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土地的承包权。承包权的丧失则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最后防线。这一制度约束极大降低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即使在农民无力经营土地的情况下，农民做出的是保有承包权而放弃经营权的土地撂荒的选择。这一产权约束既无力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实现，又使得集体产权无法获得有效的实现形式。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集体产权共同体内部，虽然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得到一定体现，但由于产权分解程度较低，农民权利不具备再组合的制度基础，集体经济的实现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作为产权共同体的集体经济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

（三）“多元产权”结构与家庭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的集体经济

近年来，以土地确权和流转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产权改革，实现了产权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再次分离，并在对农民承包土地的确权量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承包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流转。农民个体和村庄集体之间，通过产权的分解和组合，构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农民可流转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组合而成的有效的产权共同体。在这一产权共同体内，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解赋予农民完善的权利体系，同时，权利的流转为农民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有效途径。集体产权结构的多元分解使得农民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首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到法律保障，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和集体、其他个体之间存在清晰的权利边界。其次，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土地产权中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体系更加完整。最后，通过土地确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制度上的固化和量化，前者有利于形成农民对产权收益的稳定预期，即形成持久的收益－成本激励；后者为权利的流转提供了市场化交易的依据。产权的流转为农民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实现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尤其以山东东平等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代表，农民通过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2013年，山东东平县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通过引导农民将承包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土地以股份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通过股份化流转的形式放开放活了承包土地经营权，并依据土地股份份额分享土地规模化、股份化经营的增值收益。在东平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下，村集体通过集体土地、基础设施入股，为合作社提供组织服务，获取村集体土地收益；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股份化转让，不仅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千元左右的租金收益，而且还能根据集体经营状况获取每股约200－3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作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对自身拥有的财产权利进行自由安排，以拓展利益获取途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自主选择，这一选择创新了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一方面，农民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集体土地通过股份化实现了集中和规模经营，集体经济通过土地股份合作这一经营制度得到实现和表达。

篇（6）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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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eweconomyisandleadstheinformationtechnologyrevolutionfromthisbythehightechinnovation,facilitatestheknowledgeeconomyandtheglobaleconomicintegrationarrival.Theneweconomyisinthehumaneconomicalhistoryunprecedentedtakethehightechasthefoundationreformeconomy.Theneweconomytakesonekindbrand-newbasedonthenewesttechnicalandthehumanknowledgeessenceeconomicform,alreadybecamenewtimesthebrand-newconcept,bringstotheworldattention.

keyword:Neweconomicallink;Enterprisestatistics;Reform

前言

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企业统计改革主要体现为：一是统计观念的改革，着重体现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充分反映出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和如何统计”等问题。二是统计制度的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三是统计理论的改革，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正文

新经济（neweconomy）一词最初起源于美国，进入21世纪,新经济一词被广泛使用。尽管在界定其定义时出现了多种解释,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高科技背景下，新经济的本质性内涵主要体现为“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以高科技创新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改革型的经济。

一、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挑战

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新经济的到来，对我们现有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生产与经营方式、学习与思维方式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改革化的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改革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要在统计观念、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统计理论上实现改革。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的改革

（一）统计观念的改革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企业统计是为谁统计呢？我国的企业统计起源于五十年代，是以苏联的统计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带部分始终是官方统计的基层报表单位，其服务对象是政府。计划经济时期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服务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官方统计把企业统计作为自身的基础，以一套表的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布置、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的统计模式，服务的主体都是政府。服务的目标都是为国民经济提供不同层次的统计资料，为政府提供经济调控中所需要的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变动、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统计信息。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也有过多次变革，但统计服务对象始终是政府，也就是说企业统计一直是为政府统计的。

进入市场经济，随着政企的进一步分开，企业已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已不再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主体利益追逐性。因此，企业统计目标也适应其变化，逐步形成全方位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内外部信息的独立的统计目标,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本身。企业统计不应再隶属于政府，从而使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由于在企业内官方统计与企业统计尚未截然分离为两种独立统计，其主体未能彻底分开，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依然依靠企业统计报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从而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并存。这种并存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初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下，这种并存则表现出统计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其表现为统计主体行为方式不确定性，并导致部分统计信息的失真，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并能从根本上抑制虚假统计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统计质量。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企业统计什么呢？企业统计工作过去以企业内部信息为主，其统计内容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核算、劳动要素投入的核算、资金存量与流量核算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等内容。其作用只是对企业内部活动的描述，对外部环境缺少必要的认识。在新经济环境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将和企业息息相关，使企业竞争日起全球化、白热化。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适应新经济的时代要求，满足新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放眼于整个市场，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企业外部环境统计。而新经济要求将企业将外部环境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对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以及体制环境等信息加以分析和考核，不仅对环境的现状进行了解，还要针对环境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判断。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变不可抗拒的因素，这些要素有的是确定的，带有规律性；有的是偶然的，带有随机性；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硬环境，可以定量分析，有的是软环境，不可定量分析。新经济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高科技下的信息化、网络化及知识经济又使全球性市场格局日新月异、竞争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要求企业统计以新的理念扩大视野、放宽口径，以大统计、大信息量为宗旨，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外部环境统计,形成全面有效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对信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已由传统的纸载逐步转变为磁载和光载，使企业能够建立大容量的数据库。二是网上信息交流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信息交流渠道。企业统计调查作为经济信息的收集过程，必将受到这种高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调查手段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如开发功能性强的互联网调查方案，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网络来进行。建立统计调查网络平台，在系统内进行高效的统计数据信息传输，在系统外能与社会网络有效对接。

（2）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

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3）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帐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整理。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惠琴，胡清友.企业统计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柳杰民等.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3、张彦伟.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探析[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199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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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农村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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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改革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定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所谓历史定位,就是指在这20年体制改革的任务、经济发展目标和道路及其所处的环境问题。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看,后改革期是要完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推进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确立法制社会基础。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它可以用多种指标去描述,用东方传统语言讲,在基本点上就是迈入“风调雨顺(生态环保优化,可持续发展),五谷丰登(一、二、三产业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人有业、居有屋、各得其所)、国泰民安(国强、政治稳定)”。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就是要开创“新型工业化”经济的发展道路,既要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又要避免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各种代价,诸如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财富增长与贫困扩大等等社会弊端积累。中国后改革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区域集团化,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的。因此,后改革期是全方位、深层次开放的格局。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世界也不能没有中国。

二、后改革期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定位: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金融支持体系

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后改革时期金融改革目标的战略定位。在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金融支持体系过程中,始终面对三大课题,一是国家垄断金融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向国家调控金融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基本金融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金融制度。从政府主导型金融转向市场主导型金融,核心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要取得突破,构造现代公司制金融企业;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构建大、中、小分层次网络型的融资机构;城乡协调,国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多种产权结构并存,合作竞争的市场金融制度。二是社会融资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关系的协调,构建多渠道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畅通机制,有效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加速资本形成,改善宏观调控环境,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这是后改革时期建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金融支持体系,始终需要解决好的课题。坚持中介与市场共生的互补互动,防止替代的片面观点,加快银行体制改革,完善银行产业组织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效率,发展风险基金、创业基金、农村合作金融,构建为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三农”高效率融资的金融支持体系;加快养老金、保险市场的规范发展,为全面小康构建社会稳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三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支持措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我们始终要清醒认识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性,正确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金融市场化、金融开放与国力承受能力的关系,警惕国际金融霸权,维护国家和金融稳定。在这里金融政策和策略制定的科学性、正确性,决定金融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三、后改革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定位

后改革时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是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从战略全局观点看,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经济模式要求金融支持的重点在于:(1)处理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不能因循守旧,按照传统思维安排金融资源配置。(2)处理好支持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视资源节约和代替,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优化城乡人口结构。(3)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增加劳动就业的关系,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事关发展和稳定大局,必须高度重视,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再就业。(4)支持经济发展要贯彻城乡一体化的原则,维护农民、农村、农业的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的难点和关键都在农民,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必须彻底解决好“三农”的金融支持体系。(5)处理好发展制造业和发展服务业的关系,要以制造业为基础,带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流通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以增加就业,扩大内需。在后改革时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正处在战略调整的机遇期,面对三重二元结构的经济现实矛盾,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沿海经济与内陆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叠矛盾,形成决策的主导力正在发生着从计划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内陆经济主导转向沿海经济主导,全国一盘棋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的格局。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强势群体的决策主导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富人利益支配政策导向,弱势群体没有真正的组织力量。以农村为例,现在中央补贴100元的扶贫津贴,能够真正用到农民身上的只有2元钱,因此,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把握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地理效应论”。什么“东部发展是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形成的,不是什么政策效应”;“向西部转移支持只能达到扶贫济困,对东部的发展是最大的伤害”;“内需不是内地”,“东部只要民工而不要移民”;“东西部问题是梯度分工问题,不同地区有不同分工”,认为“西部开发是要放弃的,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潜意识的经济地理决定论,对金融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策,客观上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二是“制度性财富漏斗效应”。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安排。在现存组织制度框架内,投入再多资金有些不合理的效果亦不明显,只能导致财富两极分化。前改革期实践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三是“银行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缺失”。特别是透过诸如“蓝田股份”、“农凯集团”这些案例,不难看出我国金融业支持经济运作机制的制度性缺陷是极端严峻的。商业银行的审贷委员会往往是个人决定的“合法程序”,实际上沦为一块“遮羞布”;所谓内控制度,多为控下不控上,控外不控内,一出问题就是大案;争夺大客户,违规竞争比比皆是,信贷规则形同虚设;盲目追“星”跟风,争相贷款,多头贷款,重复贷款,把鸡蛋都往一个篮子里装;滋生蛀虫,内外勾结,吞食国有资产,只要发生巨额“问题贷款”,必有高层内外勾结者;信贷文化缺失,没有应急措施,急功近利,一出问题争相“落井下石”。盲目追“星”和争相“杀马”,既制造风险,又扩大风险。所以,转变观念,创新制度是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所在。

四、银监分立体制改革与支持经济发展

(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五年前央行体制改革(撤省分行成立跨区分行)的实践,恰恰为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一年换位置、二年换房子、三年调妻子、四年出漏子、五年散摊子”所言中。运行状态出现“大分行忙得团团转,监管办无事可干,中心支行上下看,县支行不知道怎么干,总行成了官僚办。”导致监管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监管真空处处皆是,空化了一线,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原本是学习美联储经验,以摆脱地方行政干预,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后来要加强维权和信用制度建设,又反过来要求地方政策提供支持。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加强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的职能,这样一来,大分行又被架空了。银监会成立,监管体制“专业化”改革,决不要成为央行体制改革第二!

(二)银监体制的国际趋势和分拆:理论观点距今为止,国际上设有中央银行的国家,货币政策与监管合一者占70%以上,只有30%不到的国家实行监管分离。监管从央行分立出来的主要理论是:(1)“角色冲突说”,一身二任,职能不同导致角色冲突。(2)妨碍监管专业化,不利于防范风险,认为货币政策主宏观,监管主微观,一身二任不利于监管专业化。(3)金融创新发展、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体系要适应变化。但是,国际银监体制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集中,而不是分立。例如:德国的银监分离,源于央行权力过大,独立的央行体系决策权和全能制银行制度,银监合一,使央行成为垄断者,成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因而需要分立,以构建货币政策与监管的制衡机制。但是,1999年欧洲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以后,德国央行没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功能,转由欧洲跨国央行行使职能之后,现在德国联邦政府又开始考虑银监合并,减少分行,集中总行决策的趋势。美国联储体系是独立的央行体制和银监分立的分权体制,银行监管是多头监管,分别由五家联邦级机构和一家州级机构承担,处于联邦和州的两级双重监管。但《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即新银行法)实行之后,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银行业实际上又是经营银、证、保的混业银行,银行法开始赋予联储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力,美国的现实发展正在朝向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集中于联储的趋势,而不是分立机构。

篇（11）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机制，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8]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李先念后来承认，“……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10]；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国家。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金日成死后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11]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新”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与中国的情形相比，俄国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但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20]

中国的腐败并不比俄国好到哪里去。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21]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22]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的那种情况，“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

四、政治改革的社会效益与成本

政治改革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要件

中国政治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使每一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在英语中，解放与自由出于同一词源）。个人自由既是人们价值标准中的核心组成部份，又是促进其它价值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实现的手段。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替亚·森1999年9月出版的著作《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23]

森把实质自由定义为“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按照上述定义，实质自由包括广泛的价值要素。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活动”可归为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说话（自由表达）、社会参与（投票选举、集体练功、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哪些活动应该列入综合价值的单子，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这种单子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人类发展”的报告。森强调，不能把某种、某些价值标准（事先）排除在外；他还表示，可以给予特定的价值标准以特定的权重。森特别说明，法治自由权利优先于某些其它价值要素（例如收入）。其理由不是基于价值判断（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自由或收入更重要），而是在于自由和收入的一种经济学性质。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

对于“穷人关心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的诡辩，森的反驳是：（1）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的，两种价值可以并存；（2）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3）当人民有机会选择时，他们坚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要以实行“紧急状态”来渡过经济难关，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坚决拒绝了剥夺基本自由和人权的“紧急状态”，即便这样做有可能提升经济福利，他们用自己的选票把长期统治印度政坛的国大党拉下了马。俄罗斯近年来选举时，选民在经济状况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拒绝放弃自由民主，回到旧制度。中国1949年前后最流行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也有这样的歌词：要“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前进，“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以自由民主作为社会价值综合清单中的首要价值，这应当是除极右翼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者外，当今中国左中右各派价值观的共同底线，所以甘阳才有“自由左派”和“自由”的说法。

森认为，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他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它们分别或者共同地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政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充份显示在森研究饥荒时所发现的一个规律：民主社会不发生饥荒，饥荒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这在50、60年代的印度与中国构成了最鲜明的对照。经济机会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知识、土地、工具，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以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或其它形式）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社会机会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保障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保护性保障指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它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支持的社会安全网。

政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的手段性作用，可从消极防范和积极建构两个方面理解。

从前一方面来说，民主是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失误的保障。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决策，几乎都是中共党内发扬民主的产物；反之，则是个人独断专行的恶果。5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内尚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五大书记”各有分工，主管革命（战争、剿匪、“镇反”等），刘少奇主管党建和，主管外交和统战，陈云主管财政经济，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因而那时的经济恢复工作与“一五计划”的制定就比较顺利。此后，分别对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人开展了政治性批判，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决策，实行所谓“第一书记挂帅”，结果终于导致惨绝人寰的“”（实际上是大倒退）。70年代末是中共党内民主风气特别高涨的时期，中央工作会议上吵了几十天架的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80年代后期邓小平大权在握，便无视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强行拍板进行“价格闯关”，碰了钉子才想到要开会研究善后，这是接踵而来的经济停滞与的直接原因。

然而，党内民主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它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全社会的民主，或者很快倒退到集权专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时代党内民主的一个高峰，但为什么未能巩固党内民主呢？因为刘少奇等人当时看到，民众与基层干部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没有决心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人民民主，因而接受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试图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缓和干群矛盾，结果是被阶级斗争理论自身的的逻辑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滑向了“”中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

从积极建构方面来说，民主化改革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配套措施。长时段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保障（或森所说的“透明性保障”）就建立不起社会信用，没有社会信用就无法有效运用各种现代市场交易工具。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哈耶克式“消极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允许法治经济“自然地演化”出来并“自发地扩展秩序”，不进行政治改革乃至革命，不运用政治力量打破利益垄断，就不能最终建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永远是不安全的社会，既不利于对外引资，也无法阻遏国内资本的外逃。如果中国长久地停留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之外，将越来越得不到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和台港澳同胞的认同，血缘联系与故国情怀就会逐渐被对超越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取代。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失去非常重要的原动力。

季卫东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24]

“政治改革危险论”辨析

要分析所谓的政治改革的社会成本，就必须了解，人们通常议论中的一些相关说法里，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比如，民主化改革会不会必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瓦解？如果政治改革必须以“亡国”为代价，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前苏联的情况与中国不具可比性。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不及总人口的一半，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3个斯拉夫民族领导人做出的散伙决定，更何况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数百上千年的紧密联系，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或民意支持。正如紧张时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更不能容忍，那么又如何能够得出民主化将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呢？

其次，在民主、人权与族权、自决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19世纪的西方主流思想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民族权利，不论是穆勒还是马克思均如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反对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统治者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并帮助他们摆脱愚昧。把民族文化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是德国浪漫派思想，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德国人需要一种支持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俄美两大国的首脑列宁和威尔逊接受并宣扬这一新思想后，民族自决权才上升到国际法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的兴盛，使得世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从族权转向人权。族权的伸张如果有利于人权的实现，则会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反之，对族权的鼓吹就无人喝彩。比如，俄罗斯毕竟已勉强可算作民主国家，不同于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所以西方国家未支持车臣分离主义者。如果认识到当今世界“人权高于”的“民主观”新潮流有利于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有利于维护民主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就不应当盲目地与之对着干，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观”。

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干扰中国“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至少会妨碍外资流入“资本家的新天堂”？目前，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升温、层出不穷，这已是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根本不是任何人挑动的结果。恰恰是民主制度可以为缓和阶级矛盾提供出气口、安全网与调解人。如果坚持“”的观念，把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则蓄积愈久，发作愈烈，势必会爆发一场“”式的群众性政治清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下的革命”。

国内有一种既冷酷、又不人道的观点：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这种在政治上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把中低阶层民众视为无知无觉的草木、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极其危险的。

是不是实行民主、允许工人罢工，“外国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喜欢罢工，但是如果让他们在“有法治、有罢工”与“无法治、无罢工”两种社会环境中做出选择，多数人恐怕还是会偏向前者。归根结底，外国资本追逐的是廉价劳动力，工人的罢工权利能够制约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的供求曲线以及工人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而，中国政治改革并不会马上影响到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基本国情。

民主化改革以后，会不会“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中国13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人闹事，那还有什么精力搞经济建设”？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老百姓的长官兼老板，又是老百姓的管家兼保姆，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不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老百姓不找“父母官”又去找谁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财政拨款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更是微不足道，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了，最近便有人提议“宣布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由经济建设转变为法治建设”。[25]仲裁劳资纠纷、调解群体争议、了解社情民意，这正是新世纪里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发达国家几乎无日没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只要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26]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垄断信息或依赖政绩的基础上，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种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的迹象。只要人民能够通过合法方式改变不称心的领导人，就不会“起来革命”。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永不满足的挑剔者，宣传贯彻政策的功能明显削弱，监督制约政府的功能则大大强化，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两相权衡，民众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

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下面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贿选的案例，但比竞选所花的钱毕竟少得多。然而，在考虑总的制度成本时，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还应强调，信息技术已使提高选民参与和降低投票成本成为可能。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装设电子投票系统，从而免除了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27]当代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进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吴敬琏、钱颖一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

【注释】

[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金雁等，“从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出处同上。

[21]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季卫东，“再论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5]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