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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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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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篇（2）

2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

武术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主要从武术文化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意志品质和民族精神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2.1对学生道德修养的培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武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放在很高的地位。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道、谦虚礼让、勤劳节俭、重义轻利、重信守诺、积极进取等美德为历代习武之人遵守和传承。为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传授武术技术的同时,重视用传统武德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学生自信、自立、自强品德的形成。

2.2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

日趋激烈的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不足,不能及时的教会学生如何调节压力直面竞争。我国的家庭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从小娇生惯养,导致他们受挫能力差,心理素质差,面对竞争和压力容易逃避。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武术套路的学习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灵敏性和柔韧性,而且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能磨练学生的意志,使学生学会吃苦耐劳,不惧辛苦。教师在教授学生武术文化的过程中,应多给学生讲解古代侠义人士在面对苦难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让学生明白面对逆境要学会百折不饶,面对竞争和压力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学会如何做人如何解决困难,通过对武术和武术文化的学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意志品质,学会助人为乐,尊重对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2.3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多彩,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的杰出人物,他们高扬时代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断探索。武术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向学生讲述民族精神中的历史人物和典故,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提高学生的素养,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3学校教育传承武术文化的构想

3.1建立健全武术文化教学体系,转变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如此。武术文化真正要传承发扬光大,必须把武术和武术文化纳入到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当今武术文化发展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校教学思路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体系以进行及时补充和更新,并对原有知识进行整合,还需要调整自己原有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使自己的教学节奏和教学模式适应新的教育形式。不能再用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机械的学习套路,而忽略武术的技击性。在课堂中,教师应多讲武术的技击原理,攻防方法,使学生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不仅身体素质得到锻炼,还能传承武术文化。

3.2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利用学校广播、黑板报、橱窗、文化广场、食堂等公共场合作为媒介,对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宣传,有利于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有利于武术文化在校园的传播。通过多媒体让学生观看武侠电影,用广播宣传武术赛事介绍武术文化的历史,用艺术节进行武术套路表演和宣传,开展与武术有关的知识问答。学校运动会、课余体育活动、体育文化节、体育训练队、班级体育活动和各种体育竞赛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可以让学生在校园中充分了解武术和武术文化。其中,武术协会作为武术爱好者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地方,在营造良好的校园武术文化氛围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武术协会定期进行武术训练和武术表演,可以普及武术文化知识,传授武术技术,使武术在学生尤其是对武术有兴趣的学生群体中得以不断传播和发展。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质的武术比赛,不仅可以得到学习和提高,而且能加强武术运动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促进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

篇（3）

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认同危机的问题开始出现，外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国家认同意识”危机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产生最大阻力的因素。任何人，只在在国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中生活，民族文化就要适应这种政治生活框架。所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就会对国家认同的意识产生影响，相同的文化归属会使不同的民族互相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团结的国家。实现文化认同教育就要让所有人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而民族文化就是一种将民族性和地域性集为一体的文化，并具有独特的个性，民俗文化中风尚习俗的表现就是为了维护其价值的连续性，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进行积淀。学生时期正是培养价值观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时期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最容易让他们产生对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对其终身群体归属感产生积极的作用。

2、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包容意识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我国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历经分合之后不断进行碰撞、渗透和交融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后形成的。我国各族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对学生进行民俗文化课程教育，让他们了解不同民俗文化的交融碰撞，例如：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侗族人民的鼓楼建造就是借鉴汉族的建筑风格、壮族向汉族学习织锦机技术等等。这样不仅能够让他们对不同的民俗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会对不同的文化形成包容意识，而且这些历史故事会对其音乐思维能力的发散性有极大的帮助。

3、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都及其重视教育，总结了大量的教育经验，并在一代代人民中传承下来。一些健康知识和教育方法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现在的学生健康都极具指导意义。另外，各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和竞技游戏等，不仅让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让他们的身心在音乐中得到发展。

篇（4）

写到这里已是论文的结篇之词，我突然没有了之前流畅的思路，敲击键盘的手指变得有些沉重起来，总结与回首总是令人感慨万千。翻看着这厚厚一叠的数万文字，想起曾经为了要写六千字的论文而发愁，我不禁对自己微笑了。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十六年的学子生涯亦将挥手告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片段，此时此刻如同影像般在心底回放，无论快乐、忧伤、收获还是挫败，都是那样的珍贵与温暖。能端坐于课堂，凝听老师的谆谆教诲；能留连在图书馆，啃读册册文献；从一门门课程的学习到一行行论文的撰写，能拥有这段学习的机会，我有着难以言表的珍惜与努力，惟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学业有丝毫的懈怠，尽其所能不辜负老师、朋友和家人的期望与关怀。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导师陈凯，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的完成，陈老师都给予悉心的指导，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科学思维、忘我的科研精神以及淡泊宁静的生活境界，让我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都获益非浅。您的幽默风趣和出众口才更让我佩服万分。

感谢化学系的各位领导，感谢龙琪、陆国飞、宋怡三位化学教学论文的老师，感谢你们在学业上的指导和生活中的关心，你们学者的睿智和师者的风范，让我在热爱的化学教育领域的领悟更深一层!感谢张凤、胡应杰、鲜华、刘少贤、陈昌云等老师在实验场地、实验器材和药品上的帮助和实验技术方面的指导，毕业论文期间得到了你们太多的帮助，尤其是胡老师那一句“实验要深入”被奉为我设计实验的关键原则。

陈博同学的渊博学识、教育理想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朱子丰同学的深厚科学素养、敏锐实验洞察力和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以及他们共有的执着、热情，都是我学习的典范，也给予我投身实验研究的极大动力。他们在毕业课题实践过程中的交流、指导，使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他们。尤其是陈博同学在我实验失败时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舞，让我更有信心站在今天的讲台上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

江虹、王炜祺、赵钧若、范淑平、蔡敏尧、马晓雯等学妹都是在相同课题组共同奋斗的成员，本篇之成文与她们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文中部分还参考了她们发表的部分成果。青春靓丽、才华横溢的你们让我对晓庄的校园更加留恋。谨以拙文向她们表示谢意。

本文还参考了部分江苏苏州高级中学的徐惠老师、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胡益民老师与导师合作的论文，虽然没有见过这两位老师，但是仍然要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保志明老师、江苏艾迪生公司副总沙德慧先生也给予我很多指导，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我要以无比的深情感谢我远在家乡的父母，你们的浩荡养育之恩、深刻体察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和幸福。

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二

致谢2011年8月30日，我踏入了浙江大学，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时至今曰，3年多的时光已悄然消逝。再回首，内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在本科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曾经给与我莫大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及亲人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一一宝贡敏教授。宝老师在做人、学习等多个方面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不断的去学习。宝老师的思维非常的好，讲话十分有逻辑，简单明了，并能给与人深刻的启发；做事十分严谨，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等等。在本科学习阶段，宝老师一直用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让我们认清道与术的关系，并让我们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这为我本科论文的写作以及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科论文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宝老师的用心指导和教诲，以及资助，例如，在例会进行汇报时，宝老师总能给出具体的完善意见。此外，宝老师对待每个学生象对待子女一样，在生活中也给与了我悉心的照顾。同时，师母俞秀金老师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在我本科学习阶段也给与了我温暖的关怀。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例如，吴晓波教授、张钢教授、魏江教授、陈凌教授、周帆教授、霍宝峰教授等，他们的讲课让我受益匪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组织的国内外专家的学术讲座，开阔了我的思维，让我增加了大量的知识。

我要感谢同门张世琪、李贤红、赵卓嘉、蔡丽玲师姐，师妹龙思颖、夏倩雯、黄谆心、陈瑾，师弟肖增瑞，在我本科学习期间给予的帮助和关心。我要感谢2011级本科班的所有同学，他们给与了许多的帮助，以及快乐，有他们的陪伴使得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加的有意义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论文。

感谢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人员，他们也给与了我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程华教授对我的鼓励，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薛宪方副教授、MBA中心、杨哓刚科长，感谢浙江财经大学的吴道友副教授，对我学习的支持与帮助。

篇（5）

中图分类号：F590-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64-02

旅游文化研究是旅游学与文化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影响中国旅游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学术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旅游业起步不久，就有学者指出了旅游业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旅游文化在中国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出现，尽管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不够准确的。此后，有关旅游文化的零星论述，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之中，部分文化学的论著也涉及到了旅游文化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还是很零散的，没有引起旅游学界和旅游业界的足够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旅游文化研究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旅游文化学研究学会的成立和几个重要的旅游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开始由自发的、零散的状态向自觉的、有组织的状态转化。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专门研究旅游文化的机构或团体组织大量出现，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旅游文化研讨会不断召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非昔比，旅游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学和文化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当前，旅游文化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旅游文化概念、特征、内容及其结构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的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比如不少以旅游文化为题的著作、论文其实只是研究旅游人文资源的形成和特性，无形中将旅游文化等同于一般社会文化，针对学术界在这些最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作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旨在为旅游文化理论大厦的构建锦上添花。二是对旅游文化的概念体系、内涵外延准确、科学的把握以及对旅游文化和旅游文化学的全面、系统阐述。这既表明了当前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无疑会促使得旅游文化研究走向将会更加深入而细致，从而为促进中国旅游文化学的创立和繁荣抛砖引玉。三是如何为人们了解中国旅游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揭示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的学科。文化和人是相互规定的，人类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类，有文化的发展，才有人类的发展。旅游文化既是人类固有文化在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也包括人们在经营与管理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旅游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旅游文化学研究旅游文化的本质和它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从科学的高度对旅游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中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的研究和揭示，由此，人们才会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创出一个丰富多彩、美妙绝伦的产业世界。四是就形式上讲，旅游文化学似乎是一门理论色彩很浓的基础学科，但从它研究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来看，它却又具有应用性。旅游文化学这门学科直接根源于对旅游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研究目的。旅游文化工作者要针对旅游业经营与管理过程中的难点、疑点、重点来开展研究，以保证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指导实践工作。五是进一步完善旅游文化研究方法体系。旅游文化学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移植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化学研究方法有机交融在一起，使旅游文化研究的手段、技术和模式有一个自然的更新，各项研究进一步确切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近年来，旅游文化是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词组，尤其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这个词组更是屡见报端。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旅游和文化两者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课题。围绕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就二者关系而言，文化和旅游是密不可分的，旅游是文化最好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景区的生命力是不可能长久的。少林寺这么小个寺庙，如果没有少林文化支撑，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反过来，文化在市场经济要发挥其功效，被公众所享用，又必须借旅游以行其道，并使其发挥作用，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当今低能耗高产出的新型绿色产业，更让身处能源、环境恐慌的世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曙光。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无疑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而给资源储备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能极大地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中国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现在，人人似乎都承认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生命。各种旅游规划也都大谈本地文化，国内不少地区和城市甚至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作为“立市之本”、“立区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已经有如此多的城市和地区认识到了发展旅游产业的意义。

但是，文化毕竟是有地域性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客观环境的不同，往往会使同一事物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同样的道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会因为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要促成文化旅游产业在一个地区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首先要求这个区域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基础。否则，无论多么精妙的发展蓝图终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事实上，旅游产品开发越成熟，原汁原味的民风越来越难找到了。在湖南耒阳的新市古镇的古街上。几条互通往来的古街都被当地居民用大理石铺好，外表贴着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房子伫立在清末民初的古民居旁边，特别扎眼。新市古镇是耒阳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其以历史存留下来的古民居建筑、沿江秀色、田园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目前，能否保持古镇的原始风貌是新市保持魅力的关键所在。据了解，新市8条街共有清代的古民居上百间，但如何保护好它们成了一大难题!比如，对古镇危房的维修，风格虽然能够模仿，但往往不能达到清代建筑的工艺水平，而且费用由村民自己负担，这让村民无法接受。实际上，在新市古镇可以看到不少扇窗都是用铝型材料制作的，和旁边古色古香的雕花窗显得格格不入，完全处于古今混合的尴尬状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新市古镇的保护问题，并多次向有关政府部门建议。他们认为，“旅游资源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控制破坏旅游景点原貌的行为”。现在新市古镇的原貌被破坏的程度还不是很大，应该赶紧出台管理办法来保护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民居。显然，加强对旅游景点的保护，市政府应该制定关于保护新市古镇旅游区的管理办法，规范村民的生产和生活行为，规范对旅游景点的建设和开发。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旅游业竞争经历了从资源竞争到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再到目的地竞争的发展阶段，即城市或地区的整体性竞争，这里既包括各类旅游吸引物、各类旅游服务设施、旅游接待体系，也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经济地理区位、整体环境等内容。因为旅游者在选择购买旅游服务和产品时，不仅仅考虑产品本身，也要考虑该产品的生产环境。因此一个地区发展旅游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塑造整个城市、地区的形象，如何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环境，如何提高各个相关产业、部门、主体、领域的综合素质。对于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来说，促进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并非主要目标，而是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不是仅仅发展旅游产业本身，而是建设一个成熟的、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也就是说，旅游要成为城市名片、引擎产业、社会凝聚剂、文化升华剂。而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全球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为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既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艺术、文字，更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生产、生存之中；既包括固化的部分，也具有活的载体。谁能够从现代人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化的表现手段，谁就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

文化旅游发展问题涉及诸多学科和问题，研究难度非常大，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从文化角度而言，一方面，要重视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利用历史的、地方的、民间的文化要素，结合现代的、国际的、主流的展示方式，开发出适合一般现代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在这里关键是如何将各种文化产品从过去的观光型转变为休闲型，把旅游活动从原来单纯的教育、宗教功能转变为全方位的体验，把原来静态的、历史的、死板的观赏对象转变为动态的、现代的、生动的体验对象；另一方面，在其他旅游产品（如度假、休闲、商贸旅游等）的开发中，注意文化内涵的挖掘，在各种类型的产品开发中，大到景点开发、设施建设，小到服务人员的素质、服饰，都要充分体现地方文化的主题和特色，在这里关键是如何把区域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使其有灵魂、有主线、有品位。其中，旅游节庆在目前的各类活动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旅游节庆是对以旅游为导向的节日和特殊事件的合称，一般多是借助民俗风情、地方特色、人文历史而开展的地域性活动。按照主题和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庆典、文艺（娱乐）事件、商贸事件、体育事件、休闲事件等，它们在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功能和塑造旅游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罗文，陈国生.《旅游文化学》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问题[J].职业时空，2008，(8).

[2]陈国生.关于快乐旅游教学的运用[J].中国旅游报，2008-10-17(11).

[3]杨刚，陈国生.现代旅游文化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篇（6）

每接一届新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摸底，了解学生，如查看各科成绩，召开学生座谈会，调查问卷，家访，与学生谈心等。

调查了解中发现，导至学生学习差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学生和教师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这里既有学生学习方法和习惯、学习心理及智商因素，更有教师素质、教法等因素。差生一般都有自尊心强、求知欲低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类：

（1）高能差生是由非智力因素引起的，其智商高，反应能力、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暂时较差。以男生居多。特点是好动、贪玩，在学习上投入时间太少。

（2）智商差生成绩差是由于接化学论文化学化学论文受能力弱，学习效率低。但真正属智商差生者为数很少。

（3）偏科差生是指那些对化学不感兴趣从而学不进去，甚至放弃学习者，较普遍原因是学习方法不对头。

二、对症下药是方向

对于高能差生，采用“聚焦法”。这类学生脑子灵、反应快，稍微懂了就不愿听，注意力很难集中。教师只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精力“会聚”到学习这个焦点上来，即可摘掉差生的帽子。一般采取两种方法：

（1）吸收他们参加化学课外小组，组织他们开展“小创造、小发明、小实验、小制作、小论文”等第二课堂活动，以增强其学习化学的兴趣。

（2）鼓励他们参加化学竞赛，促使他们多看书、多练习、多动脑、多动手，把他们心思集中到钻研化学上来。偏科差生中以女生为多，学习上死记硬背多，灵活运用少。可通过观察和谈心帮助其改进学习方法，并让他们尝到成功的喜悦。具体做法是：

（1）对上课害怕回答问题的，尽量提些简单的问题让其回答，以增强她们的自信心；

（2）预先培训后让其做演示实验，使其从成功中认识到自己的能力。

（3）让其担任课代表，利用青年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促使其非学好化学不可。

智商差生大都自卑，易“破罐子破摔”。一般采取感情倾斜法。具体做到：

（1）不歧视，更多地关心这些学习化学论文化学化学论文上的“贫困”者。

（2）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笑脸进课堂，以减少差生的心理压力。提问、练习多请差生上来，答好者给予表扬，答错了善言鼓励。

（4）作业“高标准”，对差生的作业要求和优等生同样严格，多采用面批，当面纠正。

三、巩固提高是关键

要使差生彻底甩掉差生的帽子，并使班里不再有新差生出现，这是解决差生问题的关键。通过以下几方面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对学生进行学习化学重要性教育。课堂上举例，尽量贴近生活实际，以缩短化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结合授课内容讲解化学元素发现史和化学家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热爱化学，献身科学的理想教育。这种教育要“化整为零”，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

（2）重视实验教学。实验教学是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既要重视教材规定的演示实验、实验习题和学生分组实验，又要根据教学需要适当增做一些操作简单、现象明显的演示实验，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原理。

（3）开放实验室，实验室是学化学论文化学化学论文生感到“神秘”的地方。只要学生提出合理的实验方案，就让他们进实验室，差生可优先，教师作现场指导。以此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增强他们学习化学的“向心力”。

篇（7）

新闻话语的策略性规则可谓多种多样，因为题材与体裁的不同，以及传播语境的不同，会侧重于其中几种策略性原则。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篇（8）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篇（9）

一、文化导入的理论依据

在外语学习中，社会文化因素对学习者及其学习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构建了各种理论。其中很具影响力的是Schumann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model)。Schumann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认为二语习得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融合程度决定着二语习得的成败。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心理过程和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一个探讨较多的概念，它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1］，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2］，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3］。Schumann认为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社会距离指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同或不同。群体之间或社团之间的社会距离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交流，还会影响一个群体学习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方式。社会距离由许多因素决定，如：1)社会显性，指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领域里，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的；2)结合方式，指学习者社团是被目的语社团同化，还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或是既适应目的语文化，又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沿袭自己的文化方式；3)封闭性，指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被各自的学校、教堂、医院等社会设施隔离的程度；4)凝聚性，指学习者社团以圈内交往还是圈际交往为主；5)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6)文化和谐性，指两社团文化是相近还是相异；7)社团的态度，指两社团对彼此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8)打算居留时限，指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社区居留时间的长短。

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影响它的因素有：1)语言震惊，指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所体验的困惑和恐惧；2)文化震惊，指学习者在接触一种新文化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失落感；3)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目的以及为达到该目的而做出的努力；4)自我渗透，指学习者的语言自我塑性和僵化程度。

二、文化导入

1．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中，Schumann都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一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因素。“学习外语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学习外语还是不同文化系统沟通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的碰撞、理解、吸收和融合的过程”［4］。而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的四个重要参数——合语法性、适宜性、得体性和实际操作性，其中适宜性和得体性的实质就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不能与该社团的人顺利地进行语言交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实际上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进一步学习外族文化的能力。要消除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即消除由于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就应该把文化融入教学，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文化导入的主要内容

知识中心模式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模式之一，目前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是如何在目的文化情境中适宜地使用目的语的知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可称为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由此视角来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了交际能力的核心部分，即有关谈话规则和适宜性的知识。下面的公式可以概括这种观点。跨文化交际能力(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目的语适宜性＝目的文化知识”［5］。知识中心模式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测试，即文化导入。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似乎是某种外在的物质存在，需要被人为地导入语言教学之中。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它包括以下内容：1)一个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与语义上的呈现；2)不同语言中指称意义或语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意义；3)词语在文化含义上的不等值性；4)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5)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惯用语，主要包括成语、歇后语、俗语、谚语、格言等。

3.文化导入的局限

知识中心模式的文化导入集中于认识层面。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测试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易于操作，但往往灌输性强，启发性弱，学习者本人缺乏切身的体验。另外，这一模式难以处理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性，所传授的文化知识往往流于文化定型。

三、文化定型的建立与打破

Dodd(1991)提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第一，情感因素，指拥有积极的态度，包括自我肯定、自尊意识、信赖、安全感等。第二，认知因素，指跨文化接触中的感知与认识，包括期望、定型观念、不确定感等。第三，操作因素，指所采取的行为与交际技巧，包括言语与非言语技巧。作为认知因素之一的定型观念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它指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或跨文化交往中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成员的笼统的、简单的看法。文化定型对跨文化交际影响很大，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文化定型被认为是人类应付复杂的外部世界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基本认知策略［6］。

1．文化定型的建立

定型最早时由Lippman作为消极概念使用的，他认为定型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定型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的认知心理过程。文化定型是贯穿群体之间实际差异的结果或媒体、学校、家长、同辈群体等社会影响的结果［7］。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必须要了解目的语文化，因为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习得主要来自于家庭、学校、朋友以及大众媒体。我们对一个群体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人们会采取更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样的定型可以帮助我们加快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假设证伪否定假设建立新的假设再证伪再假设直至逼近真理”［8］。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和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必须建立一些文化定型来概括文化差异。只有给某种文化贴上了标签，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的特点，加速信息处理，加强跨文化间的交流。比如我们了解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会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问题。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如果不建立这样的一些定型，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认识异国文化。2.文化定型的弊端

(1)夸大群体差异，忽略个体差异

文化定型往往是将群体的文化特征强加在个体身上，给交际者带来困惑，妨碍对他民族文化有更深的了解，甚至形成偏见。其极端形式是，群体之间完全不等，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也就是：中国人甲＝中国人乙＝中国人丙；美国人A＝美国人B＝美国人C［9］。定型思维顽固的人常以群体的概括取代对个体的具体观察、分析和判断，常给人贴上固定的标签，比如：凡是英国人一律保守，凡是犹太人一律精明、勤奋，凡是法国人一律浪漫等。

(2)产生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

在所有的定型观念中，种族定型观念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种族定型观念导致种族偏见，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一种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最终造成跨文化交际距离或交际中断。种族中心言语源于种族中心主义意识，种族中心主义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用自己群体文化的准则、社会规范、行为方式来解释和评判其他文化群体的行为，总是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自己群体的价值具有普遍性，适应于任何人，否定其他群体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跨文化交际中便产生了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用特有的语速、语调及用词以表示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

(3)忽略文化的动态多变性

文化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否则我们先前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观点和概念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定型，影响我们成功的交际。文化定型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变化中的人和事物，高一虹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一文中举过这样的例子。《讲给年轻人听的东方故事》(YoungPeople''''sStoryoftheOrient)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教科书，其目的是让英语国家的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或“东方人”的特征。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文化内部亚文化的多样性，使任何有关“A文化如何如何”、“B文化如何如何”都难以称为正确的概括。有关中国物质贫困的描述，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不失为典型特征的话，在21世纪的今天则早已过时了。美国文化也是如此。美国是一个由多文化群体组成的社会，多元文化群体并存，文化内容丰富复杂，美国人曾经用“大熔炉”(meltingpot)来比喻他们的多元文化社会，而现在他们用更为恰当的“色拉盘”(agardensalad)来比喻自己的文化。我们平常所指的美国文化只是针对某一文化层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偏概全的，忽略了文化动态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3.文化定型的打破

在承认文化定型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应大胆而谨慎地建立定型，进而向定型挑战。

(1)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

在对不同文化差异进行概括或同目的语社团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我们应对可能具有的文化偏见保持清醒的意识，警觉那些整齐划一、忽视个性的文化定型，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充分意识到定型给人们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2）保留独立探索的空间

在讨论问题时，应介绍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看法以及研究的方法。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对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可以刺激人的思维，以便独立探索。介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评价标准和分析手段，甚至可以鼓励他们自己做一下文化对比研究，从而更多地意识到文化的异同，更坦然地接受差异。

（3）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其他文化应该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要更多地与有不同文化的人接触，广泛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尊重对方的习俗，与对方建立平等的关系，尽量改变已经形成的偏见，克服种族中心意识，避免在交际中因为定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living(1986)指出，设有文化，我们不能观察，有了文化，我们却永远都是盲人。在文化导入过程中，在文化意识没有被充分唤醒的情况下，对文化特征的过分强调可能会使学习者误以为这些特征就是事实本身，从而在交际过程中生搬硬套，忽略个体特征。这样，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所建立的不是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桥，而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墙。而建立定型又是必要酌，不是一开始就应该避免定型，关键是如何向定型挑战，拆墙搭桥，解决定型的建立与打破这一矛盾。

参考文献：

［1］Brown,H．PrinciplesofLanguageLearningandTeaching［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0.

［2］Ell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3］Schumann,J．TheAcculturation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inR.Gingras(ed.)［C］．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andForeignLanguageTeaching.Artington,VA: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1978．

［4］黄晓红．外语学习心理和心理训练［J］．厦门大学学报，1992(1)．

［5］高一虹．距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

［6］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篇（10）

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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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近年来，强化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正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度已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目标．跨文化交际理论是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大学英语教学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实现跨文化交际．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

2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必然性

2．1什么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ntereuh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0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一句完全合乎语法的话．用于不恰当的场合，或说得不符合说话人的身份．甚至违反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就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有时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语言的使用规则就是这种语言所属文化的各种因素，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学习一门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要知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反映他们的思想、习惯、行为；要了解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样才能够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2．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导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大学英语教学的对象是大学生．他们更渴望在英语学习中了解英美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的各个方面和阶段注重跨文化教学既可使学生更多地了解英美文化，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扩展知识面，也有利于他们对英语语言知识的掌握.

首先，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人生活在社会文化环境中

人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文化模式的制约，语言交际行为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翻胡文仲也曾经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讲，越深刻、越细致地了解所学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个语言”。

其次，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4年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因此，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避免地成了当前外语教学界的中心话题

3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的原则

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当使用各种原则和措施，不断加强文化输入的力度和深度．使学生充分意识到本族语与英语及其所属文化的差异．尽量避免或消除因跨文化而引起的误解与困惑。英语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导入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输入的文化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文化教学紧密结合语言交际实践。这样．不但能使学生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更具体、更实际．更能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产生较好的良性循环。

3_2系统性原则

在外语教学中，文化输入往往缺乏系统性。教师在讲授语言的过程中．往往是遇到一种文化现象就顺便解释一下，对于文化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无统一、具体的要求。因此，教师应系统地给学生输入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避免在文化输入过程中出现盲目性和混乱倾向．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

3．3阶段性原则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入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现象到本质。同时在贯彻阶段性原则时．必须注意文化内容本身的层次性和一致性。不至于使教学内容显得过于零碎。外语教学在起始阶段应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异同有粗略的了解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宽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3．4适度性原则

外语教学中不同文化的导入．只是传统外语教学的延伸、补充和发展，而不是以其为中心。所以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过多的文化导入不但不能起到促进语言教学的作用．反而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和阻力要根据英语教学的需要，适度地导入文化内容。如属于主流文化的内容及有广泛代表性的内容，就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还应正确处理好文化习俗和传统的来龙去脉，等等。此外，教学方法要适度．讲解的内容要有选择性，应鼓励学生自学。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增加文化知识的底蕴。

4大学英语教学阶段跨文化意识培养的措施与方法

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文化教学．即把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语言习惯渗透到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去．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使得学生在英语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迅速、准确、恰当地传递信息并使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4．1课堂教学方面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善于优化语言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效率

4．1．1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 大学英语教科书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现行的教材中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与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的话题，只要充分挖掘其中的内涵，通过日常课堂教学随时提供和补充相关知识是完全可行的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千万不能对这些跨文化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差异蜻蜓点水般地一带而过．而应结合语言知识有目的、有重点地向学生传授。例如教师可以揭示词汇的文化内涵，文化不仅影响了词汇的字面意义，也影响了词汇的引申意义因此．教师在传授词汇概念意义的同时．也要把词汇所蕴涵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帮助和引导学生挖掘特定文化背景下词汇的深层涵义．让他们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词汇．把词汇文化内涵融入教学中

4．1．2营造使用英语的环境或氛围 语言交际需要场景环境．如果教师脱离场景环境而孤立地进行英语教学．那么学生所学之知识则非生动之语言。因此．课堂中教师应尽可能创设接近现实生活的英语环境．有意识地把语言形式和社会语境结合．使学生更好地明白英语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了解在交际中使用的各种行为模式以及控制这些行为的规则．使学生在实际演练中能积极地用英语思维组织语言。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

4．1．3充分利用电教设备为学生创造语言和文化环境 现代教学手段如网络、多媒体、英美报刊杂志、幻灯机、录像机等的应用已成为必然。将这些手段有机地与课堂结合．选择和语言材料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利用这些手段调动学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识是提高课堂教学的关键。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架起文化间的桥梁。

4．2课外教学方面

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凭课内学习是不够的．而适当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扩展和补充．要创设文化氛围拓展第二课堂。为此。教师在设法改进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应努力拓展第二课堂，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各种课外交际活动。课外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是一种学习西方文化的好办法“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听英语讲座、报告、广播；观看英语电影、录像；组织英语讨论、编排英语戏剧、组织表演等活动．全方位了解英语的文化知识．体会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

4．3加强师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