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价值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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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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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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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无烟工业

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比如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每年要过三个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在这一个月内要举办公祭屈原，农民骚坛诗会，龙舟游江招魂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屈原故里端午的独特习俗，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另外还有屈原的投江地湖南省汨罗市，每年前往汨罗市屈子祠凭吊、缅怀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络绎不绝。可见，端午的文化内涵刺激了旅游消费，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当地端午文化品牌的铸造，二者相得益彰。

二、节日装饰物文化产业链

节日装饰物既是节日的衍生文化，又是节日文化的寄托物和载体，搞好装饰物的销售，可以有效刺激消费，与此同时烘托节日气氛。

（一）香袋

又称香囊、香包、荷包，我国民间端午节佩香袋的习俗极为古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香袋。《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袋内装有研细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有消毒卫生和醒脑清神的功能，就像是随身佩戴一个“空气净化器”，因此民间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各种香袋寄托着人们辟邪却病的美好希望，同时还具有审美情趣，香袋形状多样，颜色丰富，是很受妇女儿童喜爱的装饰品和礼品。

（二）五彩线

民间传统认为，端午节戴五色线可以避开蛇蝎毒虫的伤害，在端午节后第一场降雨时要将五彩线剪断扔到河里，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戴五彩线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东汉应劭著的《风俗通》中就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苏轼在《浣溪纱》词中描述端午节的美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宋代词人杨无咎《齐天乐》在词中则用“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形容端午节时女子的服饰。不同于艾草和菖蒲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五彩线的点缀美化功能远比求吉辟邪实际功能明显。（三）葫芦

葫芦外形呈“S”形，像是八卦图中阴阳的分界线，道教文化认为葫芦可以收尽天地间的邪气，所以民间传说神仙收鬼怪的法器都是葫芦，太上老君装仙丹的容器是葫芦，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的法器也是葫芦，在古代葫芦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加上葫芦腹中多子，象征多子多福，又与福禄谐音，所以民间俗信葫芦能避邪气又象征吉祥。端午节在门窗上挂葫芦的习俗由来已久并沿用至今，《燕京岁时记》中说：“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上，以泄毒气。”即用彩纸剪成葫芦形，于五月初一早上张贴房室门楣，剪口向下，意味着倒灾驱邪，初五晚将它摘下丢掉，喻指一切不洁和邪气都被带走。现在过节很少有人记得将葫芦口朝下，但颜色各异带着各种彩穗装饰的葫芦仍不失为一种美丽的装饰和点缀。

（四）盆栽

被称作端午三友之一的菖蒲不仅可以入酒，同样也是室内装饰、盆栽观赏的首选佳品。

菖蒲制作的盆景，首先有抗污染作用，古人夜读，常在油灯下放置一盆菖蒲，可免灯烟熏眼之苦。而且，用菖蒲做盆栽既美观又富有诗意：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生野外则生机盎然，着厅堂则飘逸俊秀。苏轼在他的《石菖蒲赞》的序言中说菖蒲“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并且能够“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是中国文人淡薄名利、不屈不挠、清雅超俗的人格操守的写照，所以用菖蒲做盆栽既实用又雅致。

西方国家的圣诞树和情人节玫瑰的销售在获得巨大的商业收益的同时，也促进了节日文化的推广，甚至圣诞节和情人节登陆中国后喧宾夺主，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与其铺天盖地的商业攻势不无关联。借鉴这些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做好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端午节装饰物的推广和销售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链，在形成强大的节日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以崭新的形式重新焕发光彩。

综上，端午节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需要我们将经营的创意融入到节日文化中，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软实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存续民族文化的血脉，在全球化时代彰显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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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坚持创新性原则高校文化建设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创新性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方式、形式以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不断地创新，从而丰富高校文化的内涵。在高校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强创造勤奋、团结、践行、求实的校风，学校应该积极地组织成立高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学校的专题活动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工作。

2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路径

2.1坚持传承和创新，建立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模式由于我国目前的众多高校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中专学校演变而来，而不同的学校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和历史，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高校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将传承学校的传统作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挖掘学校的优点，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高校应该以“文化铸校”的战略为指导，将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专业特色以及文化活动相结合，积极地开展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使文化的育人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有利于对高端技能型专业人才的培养。

2.2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教育方针，只有坚持这种理念才能解决传统思想的限制，从而将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过程的工作落实到位。高校文化是高校根据学生的特点、教育的规律和目标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校园的文化设施、建筑、管理制度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都能体现高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因此，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际要求转变为学生的道德信念，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育人氛围和环境。

2.3坚持以文化育人为主线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有着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最受学生的欢迎。通过组织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促进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并且具有对身心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良好的性格、形象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形成一种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引导高校的文化建设，其实就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思想教育让教师和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坚定的信念。

2.4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高校可以定时地组织内容丰富的校训、辩论赛、报告会以及主题班会等，让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并要以培养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开展奉献精神教育为重点。学校要积极地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职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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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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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案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源

现代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获取文化的途径出现多元化趋势，与去档案馆钻故纸堆相比，人们更乐于采取其他方式获取文化信息。但档案文化对文化存储和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文化承担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和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文化资源的重任。主要表现在：

（一）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真实再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档案文化在文化历史变迁中起独特的凭证作用，是一种任何其他资料难以替代的文化资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档案就是它的记录和见证。这样，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档案就汇成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国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重视档案的优良传统，积累丰富的档案文化资源，为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充足凭证。如先秦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主要是以甲骨档案为最早的信证。档案文献的保存与重新发现，还为解开文化史遗留问题提供有力佐证。还有许多国家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年代为本国档案禁毁年限，因为这些年代以前的档案对其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难得的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容广泛而丰富，涉及朝政国法、军事经济、风土民情、自然景观等各方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真实记录。民族文化精华也是世界文化的源泉。如我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珍藏的“中国传统音乐声音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内阁档案中关于西洋文化在华传播的档案文献”已先后被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1999年，波兰的肖邦手稿和哥白尼手稿等也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二）文化媒介价值：档案文化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有重要的文化媒介作用。人们对各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书、档案文献和文物实现的，其中档案的作用极为显著。首先，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积淀。一个民族自从进入历史文明时期以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金册、纸墨文书、声像缩微这些记录不同时代文化的档案多姿多彩，真实客观地记录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可见，档案与文化始终共生互动。其次，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借助档案文化，能跨越时空条件限定，实现活知识的传递、流动和延伸，使文化得以传播、延续、继承和发展。并通过档案文化开发利用，可达到发展已有文化成果的目的。再次，档案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就文化发展自身规律而言，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民族文化影响力、扩大文化视野与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途径。当前档案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每个档案馆都代表了其所处环境的文化，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莫不如此。因此，档案馆文化交流活动往往有较浓的文化色彩。

二、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方式

档案的文化价值是多元的，因而，其实现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明档案文化价值的主要实现方式。

（一）发挥史料信息中心的作用。档案信息是一种历史信息，也是一种固定的信息，它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因而，档案保管部门尤其是档案馆应该成为历史信息存储中心，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为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提供历史信息，以充分发挥档案延续社会记忆的功能。

（二）扩展教育功能。档案之所以成为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是源于其历史性、原始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档案用于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是档案开放利用后被日益扩大的功能之一。这一功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许多国家所认可，而且作为发挥档案文化属性和实现档案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档案学者史密斯就指出：“如果档案材料成为学校历史教学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它能够激发一种鉴别和了解历史的需要，那么文化遗产的意识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法国从1950年就在国家档案馆建立了教育处，次年在法国各省也建立了类似机构，一个专职教师负责组织对法国历史博物馆的教学参观，并提供解说词和复制件。这在国际档案界为档案用于教育开创了良好的典范。如今，举办档案展览、汇编专题档案材料、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档案宣传等等档案利用方式，都被赋予实现教育功能的含义。

（三）成为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档案在休闲社会方面的作用，国际档案界关注了比较长的时间。早在1980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法国国家档案馆瓦尔德马恩档案部主任克莱尔·贝尔舍女士就作了《档案的普遍利用》的专题报告，提出档案的“读者大众”的术语，并指出“它指的是所有那些不经常到我们阅览室的人士”，她主张档案馆要“丰富外行读者知识的接触”。事实上，从五十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已经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并给神秘的、有时是乏味的档案资源贴上吸引人的“标签”。这个话题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又重新提起，西班牙国家档案馆的何塞·贝尔那·里瓦斯·费尔南德斯作的大会主要报告之一就是《档案在休闲行业中的作用》，指出“档案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当前阶段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就是：不仅有利于信息的接收、组织和保存，而且也有助于信息传播的先进技术。通过运用这一工具，信息的利用被演变为一种文化活动，并成为了休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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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调查发现护生对阅读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仅对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比较关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从孩童儿时耳濡目染接触的环境、事物中，点点滴滴，不断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讨论

儒家经典思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3]，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思想教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就调查研究现状而言，目前高职护理学生对儒家文化认知程度较低，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及学习背景是相关的。首先，21世纪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历史的舞台。在青少年义务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缩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渐扩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淡化。其次，调查的高职护理学生中82.7%均为理科生，其对儒家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导致对人文课•程的不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来源。作为医护工作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诚信就显得格外重要。高职护生应借鉴优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积极摄取营养，切实提高诚信意识，争取为每位患者提供纯净的医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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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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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届时亚洲各地的参赛国家和地区将派团参加这次体育盛会，对于广州而言也是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现其被称之为“花城”的亮丽风景。其中，作为运动员和技术官员所居住的亚运城，当然少不了大量的园林绿化风景，形成高、中、低相交，室内、室外相结合的立体的绿色景观。现就亚运城园林绿化工程在前期决策、设计及招标阶段的造价控制在此与众多同行共同讨论。

一、前期决策阶段

苗木是绿化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造价的高低。苗木价格随市场行情波动大，故在前期决策阶段就提前做好相应准备，才能为合理控制绿化工程工程造价奠定基础。

1.1尽早采购确定绿化设计单位。早在2007年整个亚运城的规划方案稳定后，我单位作为亚运城的建设单位已前瞻性的考虑到，在2010亚运会开幕前一年整个广州地区为改善市容市貌，美化城市必然对苗木的需求量极大，而广州地区周边地区苗木市场所能供给的苗木是有限的，预计届时苗木价格会有较大涨幅。为避免由此而引起造价失控，我单位于2007年底至2008年初完成了亚运城绿化工程设计招标，为稳定绿化设计方案、尽早采购苗木以及精心施工预留了充分的时间。

1.2采购及储备甲供苗木。在绿化设计单位产生以后，我单位及时选定了绿化设计方案，要求设计单位尽快稳定设计图纸以及所需的苗木种类、数量，并结合当时市场情况以及图纸要求提交需要提前进行采购的苗木清单，以避免施工阶段由于部分品种或规格的苗木采购不到而导致设计变更、苗木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合同价格等原因导致造价失控。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苗木清单，我单位于2008年底进行了苗木采购，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苗木种植及养护单位，而此时距亚运城开始绿化工程施工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由于苗木采购时间早，价格相对便宜，且经过将近一年的养护，均已达到设计所要求的胸径、冠幅。在亚运城绿化工程施工阶段，此部分苗木作为甲供苗木使用，而此时广州市场上也因为迎亚运需要大量苗木而导致苗木价格高涨，仅此一项苗木储备措施就节约资金高达5000万元。

为保证苗木储备措施最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①必须要求设计单位对储备的苗木完全落实在施工图纸上，这样才能避免浪费储备苗木；②在绿化施工单位确定之前，对储备的苗木进行编号挂牌以明确其具体的种植区域，避免绿化施工单位对储备苗木的分配产生异议。

二、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的造价管理是控制总体造价的基本环节，只有在设计图纸未交付实施之前就把好工程造价管理关，才能为总体工程造价控制打好基础。目前园林工程建设中经常出现的施工图预算超概算、结算超合同价、建设最终效果与设计方案初衷大相径庭等，都与园林工程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有着直接的关联。

2.1园林工程设计阶段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因园林工程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特征，表现方式多元化，衡量的标准尺度不一，更多注重于美学需求，所以有些设计师往往只考虑方案的奢华和惟美，使用大规格苗木，增加苗木种植密度，过多采用珍稀名贵植物，奢侈地使用昂贵的建筑材料，而无暇顾及经济技术问题，最终造成项目的投资成本不断递增，投资金额与建设成效无法成正比。以亚运城中的亚运公园景石为例，设计单位为体现亚运城河涌自然生态景观而在河涌边设计了较多大块的黄蜡石。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黄蜡石价格昂贵，其单块价格随体积不同相差甚远，且设计图纸上并未对景石是由单块石头构成还是由多块堆砌而成进行说明。综合考虑到设计效果及工程造价，故要求设计单位对景石进一步优化处理，最终将昂贵的黄蜡石换成了普通的黄石，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工程造价降低了一千万。

2.2以限额设计作为设计阶段造价控制的重要手段

2.2.1限额设计的意义。所谓限额设计，就是按照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投资估算，在保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初步设计以及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在园林工程中，对于有计量标准的工程量其设计投资额控制相对稳定，而对于特殊工艺、特殊材料的设计投资控制额的存在较大浮动，所以合理的限额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2.2.2限额设计进行造价控制的基本措施。①重视方案的选择。选择设计方案时，在满足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前提下，必须满足设计任务书和投资限额要求。②施工图预算严格控制在批准的概算内。材料的使用和工艺要求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使用哪一种材料、采用哪一种工艺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以限额设计来控制施工图预算，让设计师承担起优化方案的责任，从而有效地进行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

三、工程招标阶段

工程招标阶段是工程造价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招标文件条款的严密性、计量计价原则的合理设置以及招标控制价的合理编制，对于后续合同管理及工程造价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设置变更原则在园林工程建设中设计变更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设计阶段进行变更，则修改图纸即可；若在施工中进行变更，则很可能造成工程造价失控。例如施工方为了弥补在投标过程中因不平衡报价损失而想方设法进行设计变更（如加大苗木规格、更改苗木品种等），使工程的整个投资造价飙升。所以，在招标阶段设置变更原则对于施工阶段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亚运城园林绿化工程招标时就设置了以下苗木变更相关规定：①变更申请原则。承包商必须按照合同及施工图设计规定，采购到符合本项目合同及施工图设计所规定品种、规格及树型（姿态）的苗木。如果承包人采取各种途径仍无法采购到符合合同及施工图设计所规定的苗木时，必须及时向发包人提出变更申请，且按如下原则执行：a.能够确保景观效果、满足设计意图；b.非发包人原因引起的苗木变更，变更后的苗木综合单价应不超过变更前原相应苗木的综合单价，且能够提供不少于3处的苗木供应比选基地；c.变更申请须经设计单位和发包人审批同意；d.由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苗木设计变更，承包人须承担变更前原相应苗木总价5％的违约金；若由于设计单位自身原因，造成苗木设计变更，设计单位须承担变更前原相应苗木总价对应设计费用30％的违约金。②苗木变更优先次序以及单价的确定。当苗木变更时，应按下列顺序依次考虑变更优先次序以及单价：a.变更为本标段相同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邻（或较小）的苗木，变更后苗木综合单价取该相邻（或较小）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b.变更为该项目其他标段相同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邻（或较小）的苗木，综合单价按该项目其他标段相同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邻（或较小）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加权平均值确定；c.变更为本标段已有其他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同（或相邻）的苗木，变更后苗木综合单价取该相同（或相邻）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d.变更为该项目其他标段已有其他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同（或相邻）的苗木，综合单价按该项目其他标段已有其他品种、规格（胸径、树高、树冠、地径等）相同（或相邻）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加权平均值确定；e.变更为该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未有的其他品种苗木，变更后的苗木材料单价通过询价、比选等方式确定，其综合单价在类似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基础上只调苗木材料的价差及价差部分的规费、税金及堤围防护费。没有类似苗木的合同综合单价的，按合同外新增项目计算。由于以上苗木变更相关规定已在纳入招标文件，并成为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故在施工阶段由于承包人及设计单位原因而引起的苗木变更大为减少，从而有效的控制了工程造价。

3.2计量计价原则的设置。计量计价原则无论对于合同内已有清单项目的计量、类似单价的换算还是对于新增单价的编制及审核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以亚运城绿化工程中的土方工程为例进行说明。亚运城绿化工程中的土方工程以土方回填为主，其工程造价占总投资的一定比例，故在招标阶段明确土方的计量方法对于避免后续施工过程中索赔及签证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土方回填分回填普通土及回填种植土，其中普通土的回填价格比种植土的便宜，较多用于以下两种情况：①原有地形标高、土质均不符合设计要求，需要对原土进行置换回填，并达到设计的标高要求。②局部地块进行土方造型。其别是土方造型，容易在施工过程中因堆土位置、回填次数以及堆土形状的调整而引起索赔。故招标时在计量计价中明确，普通土回填的单价综合考虑土方造型、多次转堆等费用，回填量按竣工图仅计算一次。而考虑到种植土较多用于绿化苗木的种植回填，故将种植土的造价纳入相应的绿化苗木综合单价中，这样不但便于种植土的计量也可避免由于回填厚度调整而造成造价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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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快乐女声》所代表的大众审美文化价值选择所奉行的那种“草根”意识、全民偶像意识、那种与精英的结构性对抗及对权威的反叛中的自大与偏狭，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审美规则裹挟之下当下大众审美文化领域内的人格分裂与价值混乱。这一方面反映出在社会主流文化话语缺席之下，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怀与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在大众世俗化的诉求之中已经被日益背离。社会文化审美主体在个体层面的欲望满足与功利主义、理想追求与现实经验在市场经济之下的背离，导致了大众价值诉求与评判的日益世俗化旨归。在这里，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在这样一种主体价值诉求的世俗化、功利化前提下彻底消失了，大众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因此，审美主体的个体性利益考量，那种对本质主义的反拨反而使得观照对象本身不再那么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11年《快乐女声》的选手宣言中、从现场评委的相互背离中、从网络评委的感性对立中、从大众评委的好恶判断以及选手们网络粉丝的相互地、偏激的攻击中得到最好的见证—喜欢就是喜欢，“没理由地”就是喜欢(当然，“没理由地”背后的潜在规则，外界是永远也无法知晓的)。较之于精英化的审美感受，大众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之中越发地感受和追求一种视觉的外在的与体验，趋向于一种形而下的现状的满足。因此，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审美规则取代了传统和精英主义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法则。它既反映了多元化社会语境中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文化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与长足发展，又暴露了当下中国大众审美文化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与准则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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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68-02

明堂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以来对明堂的制度、建筑和文献研究都络绎不绝。特别是清代以来更是成为吴派和皖派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卿家康指出：“积累文化，不外乎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依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如古器物、古建筑；另一条就是依靠文字和图画的记载，也就是文献。”[1]61-62而明堂研究的价值中很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其既有古建筑和考古遗迹的存留，又有历代保留下来的大量文献材料。具体来说，明堂研究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其文化保存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包括历代学者对明堂的名称寓意、主体功能、建筑规制以及礼仪制度等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审美意识。这其中又以明堂文化所特有的对“天命”、“天人”统治观念的承载，以及以建筑和礼仪形式为表现的与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历法、月令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关联的象征意蕴体现的最为充分。

一、天命观念的统治文化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以礼法制度为核心的天子皇帝文化，其以“‘敬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相互结合，而初民之政治组织是基于对‘天’之宗教热忱。”[2]12并且这种“敬天、畏天”的意识可能从上古以来就形成了，到了殷代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周人崇尚“明德”，利用了殷商以来的这种文化影响，以“天命”和“明德”为标帜，为自己的“革命”找到了正当依据。在《易经》、《尚书》、《诗经》中就常以“天”、“祖”并举，亦正是这种神权与君权思想合说的表现。如：《易经・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诗经・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尚书・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诗经・■民》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尽是其意思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又集中地体现到周代的明堂建筑和明堂制度中。到了两汉，首先是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复建明堂的影响。董子讲：“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举贤良・对策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汉儒抬出‘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3]275，同时又以明堂为形式和施礼的载体，把这种限制从理论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王夫之《读通鉴论》云：“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汉代以后承续了这种文化意识，并且将“严父配天”作为最大的“天王圣明”（韩愈）加以弘扬。一般来说只有开国的太祖、太宗才有资格能够“配天”而受祭于明堂。这一“祖宗配天”制度一直到清代废明堂才告终止。

西方实用主义学家桑塔亚娜在《The Seuse of Beauty》中讲：“每一种价值是一定形式的审美价值。”[4]105审美价值是在价值先验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明堂的审美价值来说，也随着其制度的需要而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H・哈特曼在《有目的的想法》中认为：“创造和消失的不是价值本身，而是它们在价值意识中的相关性。”[4]105殷周时期形成的天命观念，到了社会需要一种“天授其命”形式的时候，明堂的这种通天的政治效用和美学价值就极大的体现出来。而到了两汉在孝文化的极大扩张中，又变之以“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史・礼志二》）。原来的天命政治需要弱化，替之的是对孝文化的崇尚。从这点来分析，明堂美学价值的形成本身是这种历史过程的结果。N・维坦依认为：“在欣赏通俗风格时，大多数人注意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直接的功效、它的使用价值。”[4]244从艺术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审美价值的运用并不是第一性的，“他们利用作品，而不是欣赏作品”[4]246。所以明堂的这种功能性转变，也是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需要的体现。曹德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的。”[5]11而这一思想在明堂文献中表现的是最为充分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统治文化的流变来说是不容忽视的材料。

二、形制上的文化意蕴

除了在统治文化上所表现出得这种功能性差异，明堂的文化价值还很突出地表现在明堂所特有建筑形式之中。通过建筑的形制、构建的数量，以及以明堂为载体的各种仪式活动的成规，将其中所蕴含的包括：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历法、月令、历日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都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爱利亚德（Mircea Eliade）都认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础，并使人们的各种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连续与和谐。”[6]26这一点在汉代以后的明堂上有着十分鲜明的表现。如《通典》载：“建武初营明堂，上圆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闺，法八风四时。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岛，十二月。三十户，七十二牖，法三十旬，七十二风。”就是依循古人在天文、地理上的文化观念，在建筑形式上用象征的手法具体表现的。另外阴阳五行学说与月令、历日相结合在明堂的具体形制中也有表现。如《周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旧唐书・礼仪志二》曰：“法干之策。”《礼记・明堂位阴阳录》曰：“水左旋以象天。”这些和天、日相联系的文化，也是明堂所特有的一种建筑文化。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对明堂的这种“制度之数”的象征意味有具体的记载，他说：“其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岛，十二宫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以四户■乘九室之数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室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衍，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从“乾坤”、“天干地支之策”到“阴阳九六之变”，再到“八卦”、“九州”、“十二时辰”、“七宿之象”、“五色”、“二十四气”、“四海”，几乎是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构数象征。并且这些象征，又通过和统治文化的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使得明堂成为中国文化中一座特殊的文化聚合建筑。袁珂讲：“所谓四海者，谓中国东西南北四面之海.此盖古人想象中之天下。”[7]126而其他如：“九州”、“七宿”、“五色”等也都是含有天下观念的象征，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明堂不同于一般宫室建筑的统治文化因素。而“乾坤”、“天干地支”、“八卦”、“阴阳五行”等思想的表现则是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李零曾经指出：“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以一本书或几本书而出现，放在实用技术之上。专门讲阴阳五行，这样的经典没有，但它的影响却无所不在。”[8]436所以明堂无论是功能上与上天受命的文化象征意蕴，还是建筑形制中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的关联，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承载。明堂作为一个文化集合的载体，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历代学者对明堂建筑形制上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都投入了巨大热情，通过明堂文献对上古明堂建制的描述，古人在自己的学识基础上，推论先人的文化意识并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文化。今天的“太庙文化”、“天坛文化”、“国子监文化”，其中都蕴含有明堂文化的基因。

三、结语

从明堂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最初的明堂建筑和明堂礼制所反映的文化比较质朴，功能也是单一的。而后世不断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聚合、功能进行丰富，如五行、朔望、天人等观念都是逐渐地糅杂于明堂之中的。这种凝练体现在历代明堂的主体功能转变和其文化象征含义的变化上。总的来说，各个时代的文化巨匠都从自己的领域出发，对明堂进行了各个角度的阐释。这也构成了文化史中，同一个主题承载多重文化的现象。而这些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对明堂问题的论争，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从文献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既包括对客观存在的永恒的文献自在性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也包括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文献工具性价值的认识与评价。”[9]今天我们研究明堂文献的价值，就是要站在不同的历史角度，以更加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发掘其所蕴含的大量史料、学术与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卿家康.文献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3]余英时.历史与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4]N.维坦依.文化学与价值学导论[M].徐志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