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自由主义文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自由主义诗学的提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且是对当今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受到质疑、寻求走出研究“困境”的一种重新思考。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中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外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开始影响到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批长期被忽视、被批判、被贬低的现代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被大陆学界“重新发现”，既往文学史结论受到质疑，进而带动起人们对文学史中名声不佳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京派等的关注与研究，“自由主义文学”是人们对这些作家与文学流派的总体称谓。近20年来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既有综合性的思潮研究，如刘川鄂等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作家群或流派的研究，或对、周作人、梁实秋、宗白华、朱光潜、沈从文、刘西渭等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

在这种看视庞大的研究状态下，一些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反思开始出现。人们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文艺”、“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作家”等概念的界定。洪子诚曾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自己的疑惑:“为什么叫做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概括方式在什么时期、被什么样的力量所使用，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清理。”川在他看来，这个“政治性质”的概念，“现在用得很普遍，而且好像有点扩大化，或者说非常膨胀。在有的文章中，几乎囊括了激进的左翼文艺之外的所有作家，都包括在‘自由主义’这个概念里了。”他引了吴福辉先生的相关文章，似乎比较认可吴所提出的观点:真正能够体现“自由主义文学”特征的，大概是《新月》的诗，京派的小说，“九叶诗人”的作品这一结论。客观来说，质疑的声音含有“合理性”:比如，在思潮研究中，研究者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较多地限于“理论思潮”而未落实于创作思潮;再比如，一些并未成为“流派”或加人“团体”、处于零落状态的作家创作，可否是“自由主义文学”，并未得到翔实的论证。一些间题要认真追究其实不难回答，但现有研究往往语焉未详，确实，自由主义文学仿佛一个大筐，只要不是左翼作家，便可以装进去。

一般而论，不满于概念界定模糊的人们，往往会采取将标准与尺度缩至最小的方式，以求相应的保险，操作起来固然容易了，但就像将散文强行缩略为“艺术性散文”一样，往往以牺牲研究对身的精彩、丰富、多元为代价。因，我以为，一定褚度上稳定自由主义文学的范围，防止“无边的自崖主义”倾向自有必要，但采取浓缩简略，或人为翅分割文学史发展中的这一带着文化与精神特质配品种的流脉，或下结论说“自由主义文学”就是一个仅有20年生命的文学现象等等，都是对复杂值题的简单化处理。对于一个带着政治属性的榴念，确实有着丰富的文本资源，有着经典创作作丈支撑，一度中断却又重新出现的品种，应当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

如何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溯源追根，域提出界定的标准，这可另文来谈。这里，提出“自由主义诗学”研究，意在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展开弥补。其不足处体现为:一，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者主要不是用文学去表达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诉求，而是以文学折射出其浓厚的自由主义文化意味和文化姿态。二，自由主义文学在百年的中国文学中呈现出最为丰富的诗学形态，但这一形态又不是零散和各行其是的，它们有着某种内在的统一精神，这也是既往研究中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主题学研究思路，即以现代自由主义作家思想理念的阐析，作为解读、阐释、理解其文本的主要依据，以思想内容分析替代对文本诗性意义的探索。这种主题学研究，对于那些以文学的情境和意象而不是以科学论文的逻辑规则来构筑文学世界、来探究人类的内面精神、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的诗性文本来说，既忽略了作品本体，也忽略了读者本体的审美经验和参与。仅仅用文学与政治、中心与边缘、永恒与当下、责任与自由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去解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下独特而丰富的诗性想象力，就无法揭示他们对思想自由与文学审美自由的追求二者间的内质关系，当人们头头是道地分析自由主义作家表现出的思想观念时，却可能对其创作的审美旨趣及其成因一筹莫展。此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意回应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和思想状态，出现了向外扩张到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倾向，那么它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向内重新返回文学审美的中心，两翼并举，才是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全部。因此，自由主义诗学研究具有理论的原创性和研究的可行性，“自由主义诗学”的提出将突破现有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范式。“诗学”的概念向来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诗学专指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广义的诗学将各种文类包括在内，有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即把诗学看成是与作品创造和撰写有关的、而语言在其中既充当工具且还是内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狭隘地看成是仅与诗歌有关的一些审美规则或要求的汇编，这个名词还是挺合适的。”有的指包括小说、诗歌等文体在内的显示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实践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诗性智慧”。

对大量的“艺术形式”进行整合性研究仅是第一步，其接着要完成的任务是进一步发现某些共同存在的诗学类型、诗学范畴及诗学规则，剖示自由主义诗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进而展现现代自由主义作家的主体精神、审美趣味、人生哲学、文学理想。我们不能否认，自由主义诗学面对的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文学情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家，以及大量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主题的文学作品。自由主义诗学关心的不仅是作品，更是作家通过文本所展示的全部精神世界。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从未以文学充当自由主义思想或理念的传声筒，而是以文本形式的原创性、多样性、个体性去体现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以文学关涉个体乃至国家的精神教养的原则去展示一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追求，无论在创作方法、还是在审美体式、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充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体现出最为自由和最具解放性的诗意。因此，自由主义诗学研究可能成为发现现代中国自由思想者和自由主义文学者们的“诗性智慧”，接近、进人自由主义作家复杂的思维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一条充满魅力的通道，亦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文学研究强调同中辨异，异中见同，然而现有的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文类、流派的研究各自独立，同中辨异者多，而异中见同者少。要使自由主义诗学研究有效进行，必须解决方法论上的难题。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体系上，应包括对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现型态、诗学观念、诗学风格等的研究。首先，艺术形式的分析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文体风格的问题，而是哲学化了的诗学理论体系。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自由主义诗学视野下的乡土与都市、审丑与审美，智性与感性、幽默与讽刺、动态与静态、现代与古典、时间与空间、历史及现实与未来等等，都隐含于种种“有意味的形式”中，昭示着自由主义作家的诗性思维和独特的认知方式，凝聚着他们无限丰富、充满矛盾、富于诗性魅力的全部精神世界。由于这一世界是作家在特有文化历史政治语境中的精神反应方式，因此是有序的，是可以通过意象、意境、抒情方式、文本结构等来分析、归类的。比如，讨论现代诗学对知性的认同与追求，光谈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诗歌并不够，情与理的平衡、玄学的思辨、机智悖论与辩证性、晦涩的风格等同样存在于废名、何其芳、钱钟书等的小说或散文中。再比如，文本的矛盾性、动态性和审丑诗学不仅是现代诗歌的追求，同时也是小说诗学的内容，而且，在审丑的同时，还共存着和谐的静态的审美的诗学追求，尤其体现于现代散文及现代抒情小说中。还有更多作家则将传统的意象、意境与西方的现代意象与意境等诗学元素，融合为一，化人各种文体的写作中。这些自由主义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现型态的分类与阐释，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大量文本综合解读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厘清和探讨自由主义诗学体系的源头及构造。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理论相当丰富，尽管其中不乏矛盾和领顽之处，但在“自由主义”原则下，隐含着某些规律和必然性，潜隐地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话语规则。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19世纪初由域外引人，自由主义诗学与西方诗学话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自由主义诗学的影响下，尊重文学本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纯文学”“纯诗”“言志”观的倡导几乎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同时展开，显示了自由主义诗学反拨几千年“载道”观念，将纯粹与审美作为文学本质属性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审美文学传统的返顾，又使其诗学体系中包容了对中国诗学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可以说，自由主义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中最具学理色彩的话语体系，也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它的基本立场，是将纯粹和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因此，诸如“浪漫”“古典”“性灵”“闲适”“趣味”“颓废”“晦涩”等文学概念的讨论，其本质都是对文学自由独立图景的浪漫想象。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系统，提供给后人不断阐释的空间。

篇（2）

一、20世纪上半叶

    2.人性

    沈从文自谓“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f8]294确实，生命的各种经验和形式总是能吸引沈从文好奇的目光，为他带来莫可名状的快活和感动;在他写下的那些优美的文字里，我们能看见各样的生命像流水一般健康、 自然 、充溢地流动着。于他而言，虽然“问题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在字里行间泄露出来，但是这些形制也许较小的经营却寄托了题目很大的理想，这个题目就是“人性”。

篇（3）

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07-04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以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个自由概念全新阐发了自由主义的题内之义；［1］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预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他关于民族主义的阐释，成了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和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思想源泉。伯林的学生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首先明确提出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解决纷繁芜杂的世界民族问题，以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消解民族主义中的暴虐、冲突和侵略因素，形成一种温和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多元文化繁荣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下简称自由民族主义）新理论。她声称，这一构想得到了伯林的指导和支持，也得益于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理念。［2］因此不少自由主义者在研究近代以来的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思潮时，或多或少都会通过追溯、引用或者批判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出于各种不同论证目的的引用、批判或阐释难免会对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误解或故意的曲解。为了澄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本意，我们有必要首先梳理下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论述和态度，认清究竟什么是伯林所述的民族主义；然后进一步研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可能和自由民族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从而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

一、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伯林的著述中，曾多次对民族主义有过论述，但他却从未给民族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伯林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归纳，发现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五次给出了类似定义的表述：“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炙热的状况，它可以是，而且有时的确是宽容的与平和的”；“民族主义既不是民族特性现实的意识，也不是以此为荣，而是对民族的独特使命的一种信念，相信民族在本质上高于一切外在于它的目标或品质”；“民族主义，即使在它最温和的版本即民族统一的意识里，也肯定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对一种特殊传统、语言、习俗的独特性，以及对长期拥有一片被注入强烈集体感情的特殊土地的深刻感觉”；“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①但是伯林对民族主义的表述都没有完整而明确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每种表述涵盖范围甚广，又各有描述的侧重点，包括了民族主义的性质、表现、根源以及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也正是由于伯林在民族主义定义上的语焉不详，使后来者容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引据，也或多或少产生了解读上的误会。

不过好在伯林对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有清楚而详细的阐释：“坚信归属一个民族是压倒一切的需要；坚信在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关系；坚信我们自己的价值，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最后，在面对争夺权威和忠诚的对手时，相信自己民族的权利至高无上。”[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05.]这让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界定有一个参考标准。当然，对这四个方面的特征，伯林仍是有所偏重也有所保留的。他认为，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会不断产生变化，“这些成分以不同程度和比例见于所有迅速成长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12.]这种变化使民族主义同权威中心及“其他献身对象――种族、宗教、阶级――结合在一起时，它的感召力是无比强大的。”[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17.]民族主义四个特征的不同比例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在各自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并蔓延开来。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的归属需要和对家园感的渴求。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的归属需要被人们顽固地坚持下来，并将长期地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情感归属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求，提供迷失在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中的人们以安全感和家园感，这种对民族的归属需要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情感需要，而不是“人类自决的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或“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1.]这种情感归属需要的强烈程度超越了人们以前能意识到的范围，成为20世纪世界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催化剂。

其次，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目标，各民族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根本特点。［3］伯林提出，世界存在多元的价值观，不同民族特定的价值观、社会规则、信条或原则被其成员普遍遵守，“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出自神灵、教会、君主、议会或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威，也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好的或正确的，因而对既定条件下的所有人普遍有效；遵守它们，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群体――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即‘我的’民族――的价值。”[注：伯林.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J］.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1.]第三，由于民族主义四个基本特征可以按不同比例和程度结合具体历史情境产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且不同的民族主义会根据具体所处的社会状况发生并蔓延开去，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所以伯林从不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注：伯林.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J］.现实感 ［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91.]民族主义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非进攻性的，而且二者会相互转化。“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9.]这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恰恰是伯林最为忧惧的，而温和的、要求民族文化自决的文化民族主义则被伯林看做可以与自由主义相融合并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二、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伯林认为，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力量，过度强调了人的共同之处而抹杀了差异的存在，忽视了民族主义对人类社会持久而强大的力量。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人们之间的差异真实且长久地存在，凸显为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不可通约，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一般性不能掩盖、抹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伯林认为，作为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要与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上仍面临诸多问题，最紧要的就是解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内在规范性的紧张问题。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如何消解二者的内在紧张，如何实现了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的。

（一）自由主义的宽容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是普遍主义的，强调人类无差别的理性和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权利。但根据近代以来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认识，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是宽容的、开放的，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和广包的维度。约翰•格雷曾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阐释道：伯林充分肯定个人基本权利，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他也承认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把“族群归属”与个人自由视为同等重要的人类终极价值。在他看来，自由最基本的意味是选择的自由，人们总要在社会实践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参见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一文），而选择的结果是否有价值，只有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中才有意义；离开了特定的文化传承和族群生活，也就无所谓选择的价值。［4］伯林的自由主义与某些形态的民族主义似乎天然地就是联盟：强调尊重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和平等原则的消极自由，完全可以在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得到充分的实施；而这种民族主义首先承认其他民族的同等的自决、自主、自治权利，同时承认民族内部成员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

（二）民族主义的多维度

有些学者认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是民族得以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和传统存续的前提条件，民族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特殊主义，否定世界存在普遍的价值，坚持价值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因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存在理论上结合的可能性。然而，在伯林看来，由于民族主义是由四种特征的成分按不同比例和程度的组合产物，其自身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度，从极具攻击性的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等高度的集体认同和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论，到温和的、只要求民族文化自决和受到同等尊重的文化民族主义，其间有很大的跨度和适应性，民族主义可以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随着具体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甚至相互转化。伯林认为，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同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在其内部的思想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尊重个人权利、正义、平等、自由选择等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甚至这些诉求本来就是某些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多以进攻性的极端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世界和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造成了民族主义不好的名声。伯林认为，这是面对外力压迫时受压迫民族反弹的表现，他引用了著名的“弯枝”隐喻来比喻这种受压迫民族的反弹性：这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对长期遭受文化和精神上压迫的反弹，好像被压弯的枝条一样，一旦外来压力稍微缓解，就会对压迫者甚至无辜者施以盲目的、非理性的过度暴力反弹，以雪洗曾经遭受的羞辱。

但是伯林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的“弯枝反弹”（极端攻击性转向）绝不是民族主义唯一的出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在宽泛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在承认人类普遍认同的某些道德价值（如个人权利、平等、民主、正义、自由等）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以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民族主义的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可以在承认某些普遍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结合，从而实现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

首先，自由民族主义促进个人自由的真正实现。作为个体的人大多生活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有更多实践自身文化选择的机会，更能充分地行使作为自由个体的权利，而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自由选择权就是个人自决和民族自决的核心，这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实现契合的关键因素之一。文化民族主义通过民族的符号系统来重新诠释和应用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会更好地适应民族自身的需要，保证民族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真正得以实现，同时也不会抹杀或掩盖其民族成员的身份。

其次，自由民族主义坚持各民族内部的成员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民族内部成员的平等权利来自于作为个人的人所具有的人生、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如果某个少数民族群体以民族传统或者保护传统文化的名义对其成员的个人公民权和政治权进行了限制或损害，那么这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就很可能演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因此是不能得到自由主义的支持的。［5］只有坚持保障民族内部成员的基本权利，民族主义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的转向。伯林认为，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并不是不需要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他们最珍视的且能够最充分利用的自由和平等，是存在于他们民族内部的。“他们愿意放弃更广泛的自由和平等，来保证其民族的持续存在。”[注：Kymlicka, Will, 2001, “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 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31.]最后，自由民族主义推动实现各民族之间权利平等。各民族具有平等的权利来源于作为民族成员个体的自决权和对其文化身份的承认，自由民族主义建构在“伦理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它同时也强调民族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认为民族本身具有特定的权利，民族成员对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正因为民族成员身份和民族文化对每个个体的人而言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那么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各民族之间就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无论民族的历史长短、人口多少、经济实力强弱、政治体制异同、文化差异如何，作为人类历史的成员，各民族都应具有平等的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保持民族存续的权利。而且，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失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构成，人类必然丧失众多因差异而产生的丰富文学、艺术作品，哲学思想，民俗民风等人类共同文明财富。只有促进了民族间的平等权利，才是对人类自身的珍视，这恰好也是自由主义理念的最终目的之一。

结 论

当今时代，无论多民族国家是否采取或者采取何种形式的民族自决或自治方式，我们必须承认伯林的基本观点：民族主义的情感和精神需要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任何企图压抑、掩盖、隐藏甚至是消除民族主义需要的政策和制度最终会导致巨大的反弹。为了防止这种反弹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有必要为之寻找一些温和的、自由的表达途径，保证多元价值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人类普遍承认的道德价值原则下的有机结合，尽量在保证个人权利、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满足不同的民族文化需要，促进人类和平与繁荣。

自由民族主义不是一整套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性的改革方案。在价值多元的当今世界，可行的做法不是寻求一种或几种简单的社会制度或某种改革公式来实现民族自决或自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而是在保障人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之下，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保障各民族自决要求的实现，妥善地解决当时当地的民族问题。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加拿大在魁北克问题上的方略，还是美国、加拿大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的不断改进，以及在欧洲实现的地区性联盟、区域民族自治等政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多民族的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而这些具体的实践，都在或多或少践行着伯林肇始的自由民族主义理念，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这一开放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1］Gardels, Nathan.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J］.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1.(November 21st), 19-23.

［2］Kymlicka, Will,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A］.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Tamir,Yeal,A Strange Alliance: Isaiah Berlin and the liberalism of the fringes［J］.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1998(1): 279-289.

［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5］刘擎.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J］.社会学研究,2006,(2).

The Review of Isaiah Berlin′s Liberal Nationalism

ZHANG Yuan

篇（4）

一、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个性主义

一度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并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但实际上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实质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如“自私自利主义”、“做官发财主义”等，也有别于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而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即希望和鼓励青年从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个性，增长才干，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他认为这种个性主义有两种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之所以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受两位大师的影响，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考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J㈣)的个性主义思想在《易生主义》一文中集中反映出来：“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那种专制的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而他提出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必需“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J(PIl)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发展人个性的重视。

认为要想真正发展国民的个性，使社会国家得以改良进步，必须通过教育。同时认为“智能的个性”是现代教育思想集中的体现，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诠释：“‘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的实地验证，对于一切制度习惯都能起一个怀疑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胡里胡涂认作自己的思想。”他身体力行，在教授时最早体现了“三为主”原则，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上，注重对学生智能个性的培养，突出四种手段进行教学：第一，注重自修。教员在讲堂上只做必要的解释补充与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等，明确提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中学国文的教授》)第二，讨论和竞赛。学生自己预备，自己操作，教员稍后指导。第三，讲演和辩论。认为“演讲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第四，比较和批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知识内容的比较与表现形式的比较，让学生做出自己的判断选择与学问批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手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要求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和才性的发展。

他提倡学生要通过独立的自学，努力发现与自己的兴趣相近的学科，尽力发挥自己天才潜力的方面。他认为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兴趣与特长，全凭社会上时髦流行去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职业，结果很可能是“在一个行业里多了一个饭桶，而在另一行业里失掉了一个天才”。还认为，学生在人大学选择科系或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都应当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而不应只考虑别人的需要或职业出路等问题。他说：读书做学问“不要着眼到将来的职业，不要赶时髦，要看清楚自己宜于做什么，才去学什么。”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更不是为了获文凭，而是为了发现适合个人的专业，获得最多的能力，以便于将来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鼓励学生注重“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发展个性。认为，以来增加了许多学生团体，学生们应积极地参加到团体生活中去，如学术研究会、讲演会、运动会、假期旅行、师生恳谈会、同乡会等等。同时，他积极鼓励学生热心参与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从事力所能及的普及知识文化活动。他认为，这些集体活动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与才干，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以便最大限度地谋求个性发展。

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是当代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

“个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太重要了。它是一切创造活动的生命，没有个性，就无从创造。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和语文教育革命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的，在近一个世纪前就主张个性主义，注重学生品学兼优的综合素质教育和个性才性的发展，真可谓有远见卓识。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认识到新一代学生在个性问题上的严重性，所以我们的教育也顺应了世界个性化教育的发展趋势，对学生精神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语文学科尤其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个性”、“自己”、“个体”、“独特”之类的词无论是在国家教育部2001年7月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还是在2003年4月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出现次数都多达70多处，“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力求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等鲜活的语言充分说明发展学生个性已是21世纪我国中小学语文课程追求的基本理念。

当年极力宣扬个性主义，是由于当时陈腐的旧社会摧残压制人的个性；而现在的语文教育理念也高呼发展学生个性，是由于当今的社会需要有个性、有创造力的人才，目前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和以分数为核心的评价方式却造成了新一代学生个性的缺失。频繁的考试和强大的升学压力使学生生动的语文学习过程变成一个苍白的积累知识的过程，使教师把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变成了向学生灌输知识的阵地，学生每天都疲于应付作业和考试，哪来的时间“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怎么能“不把耳朵当眼睛，不把人家的思想胡里胡涂认作自己的思想”?学生没有发展个性的时空，怎么会有个性呢?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推进素质教育，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研究学生怎样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如何在语文学习中得到个性的全面发展，对于进一步改革当前语文课程和教学状况来说。新晨：

篇（5）

一、不同流派作家之间的相互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派众多，自晚清以降，活跃于文坛的有鸳鸯蝴蝶派、革命派、新感觉派、京派、《七月》派、解放区文学等主要派别，这些流派各自组织自己的社团作为活动的阵地，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呈现出鲜明的文学风格。

其中，引起文坛关注的首先要数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家与以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穆木天等人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之间的论争，前者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后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需求，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被看做是浪漫主义的一派。发展到后来，以“左翼”文学为创作标准的一派作家主张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于是出现了以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为代表的革命主义文学。相比较而言，以沈从文、梁实秋、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在言论中公公公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例如沈从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那些“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在动荡转换的30年代，尽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但这一时期他们的文学主张却很少受到西方世纪末文学的影响，较少颓废、享乐的色彩，而显示出某种严肃性：严肃地自我内省，严肃地表现、思考社会人生。

二、不同性别作家之间的风格差异

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的有更多的女作家开始从事于写作这一行业，一改中国自古以来男作家几乎统摄整个文坛的尴尬局面。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女作家，起讫于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石评梅等女作家，发展于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杨绛等为更多读者所知的女作家。女子开始走出闺门，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女性作家将女子获得解放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将自身所体验到的日常生活、社会环境所赋予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惆怅、困惑与迷茫，均通过审美沉思转换为情感基调。其中，以张爱玲的作品最为广大人知晓。张爱玲注重描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其眼光之毒辣，见解之大胆深刻，后无来者，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当然，女作家的成就并没有超越于男作家，在文学工作领域，男性作家还是相对而言处于有利地位，并产生了不可多得的大师级人物。首当推崇的当然是鲁迅以及他的创作，除此之外，沈从文、巴金、老舍、等作家也为现代文学男性作家的书写画上了坚实的一笔。男女作家同时积极的进行文学创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一次尝试，获得自由书写权利的女作家，无比珍惜这个机会，她们无不对女性曾经历以及现在经历的悲惨命运进行控诉，希望在现代社会为女性争得与男性一样宽广的生存空间。女性作家对自身权利的争取自然会在许多方面与男性作家发生冲突，因此，男女作家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争自此拉开帷幕。

三、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碰撞

作家的生平背景是决定其日后创作风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现代作家群中，有些作家热衷于书写对故乡乡土的怀恋，有些作家热衷于书写对城市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担忧对于无奈，于是，两种文学类型便由此而形成。其中，最先于鲁迅作品《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中展现出的对乡下农村的怀恋之情，自此开启了乡土文学的创作传承，为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一般而言，乡土文学作家们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1923年后，一批以文学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为主的青年作者，便带着他们极具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作品，纷纷登上文坛，形成了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处于这一中而成就较为显著的是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人。代表作品有王鲁彦的《柚子》、《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等。

而在另外一方面，生活与城市之中的作家，尤其是生活的于市井之内的作家，如张爱玲、老舍、巴金、茅盾之类，其作品大多数表现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之艰辛和各类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两种生存背景下的作家的心理体验自然大不相同，作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和主管世界的冲突融合便是切身的心理体验。

四、总结

20世纪的中国饱受灾难，有良知的现代作家的主观与客观，即“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外界的事实”不合拍、不统一就势必难免。于是就有了这些作家深重的“不安”和“内心痛苦”的状态，这构成了他们创作时的心理冲突。现代作家的文学写作，实际上便演变成心理上深刻而朦胧的搏斗史。正是因为文本写作与实际的心灵冲突形成了一种联系紧密的“互文本性”，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背后深藏了更多需要探知的心理奥秘。“痛苦的灵魂常常成就不凡的杰作。”在20世纪前半期那个特殊年代，一批现代作家经历着灵与肉的苦痛与挣扎，心理冲突推动了他们的创作，而写作的字里行间又无不渗透出他们灵魂搏斗的痕迹。从心灵与写作这种互文本的参照出发，有助于窥见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诸多奥秘。对现代文学作家心理冲突的思考是关注作家生命形态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有助于揭示出文学背后深藏的诸多心理奥秘。

参考文献：

[1]金莉莉.略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冲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4）.

[2]吴浪平.中国现代作家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意识[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

[3]发，贾振勇.审美阐释的理论期待视野──关于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2）.

篇（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20-02

外国文学在高校文科文学专业课程中，显得尤为“另类”，它可谓唯一一门与学生文化根基具有相当跨度的学科。无论其包蕴的历史的纵深、文学的繁杂、美学的诡异，还是思潮的奇崛、宗教的厚重、哲学的纠结，无不遵循着内在的文化逻辑，呈现的是迥异的文化境遇下的审美样本。鉴于此，它就不仅承载着一般文学类课程的功能，还面临着跨文化传播的诸多难题，例如，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并传递异质文化的文化品格、精神诉求、审美范式、文学表现，等等。而这需要的就不单是知识认知，更包括对价值观的驾驭。也正是在这个视域下，本论文讨论的命题被凸显出来，然而目前学界对该论题尚不够关注。[1]

一、概念辨析：何谓“价值观教育”

在研究展开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什么是价值观教育？传统上，价值观常被化约为“思想品德观念”或“道德观念”。因而价值观教育也就被推理为教育教学领域通常所说的“德育”。然而推究起来，二者却迥然有别。价值观（values）是“个体对事物及意义评价的观念系统，即推动和指引人们采取决定和行动的价值指向和标准。在心理学中，价值或价值观是比‘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更宽泛的概念，通常指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为人生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2]而德育是“旨在形成受教育者一定思想品质的教育。”[3]“我国教育界一般都认为，学校德育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即，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4]可见，价值观教育比德育更着眼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远非以实用目的和制度规范为圭臬，而致力于更宽泛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引领。价值观教育侧重的是如何对世间万物和潜在影响自我行为的因素做出评价，德育关注的则是从社会伦理层面规范和协调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虽然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他的道德观念必然会有交集，但本文认为，价值观教育更关注“精神自我”，德育更偏重“社会自我”。[5]

不得不说，外国文学[6]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一般文学类课程更需要价值观教育的充分施展。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学自源头之一古希腊以来，就开始高度关注人本，以探求人生价值、丈量人在世界的位置而为文学目的之一，及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奠定西方文化第二根基后，西方文学更是被引向深邃的精神层面，广泛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以灵性生命和精神呼吸划定人存在的维度。尽管沿着这条脉络，文学的发展不乏畸变，但无可否认的是，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关怀，始终回荡在西方文学的心府，无论时代怎样更迭，文学形式怎样流变，价值观探究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魂。

当然，西方文学所热衷思辨的价值观，绝非超验的抽象概念，而是灌注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价值观教育本质上乃是关于文化认同的教育……在这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某些特定文化的过程。”[7]高校外国文学教学通过文本层面的意义解读和文化层面的观念传导，而使学生近距离体验了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价值观教育来说，外国文学课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更在于提供了文化接触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文化的差异在对照中彰显，不同的价值观也在交锋中碰撞。外国文学课的一项重要功能正是引领学生辨别、体验、吸纳异质文化的价值观之精粹，将人类思想的宝贵积淀传承下去，同时也丰富、延展、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二、回溯生成体系：价值观教育的前提与方法

明晰了“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后，就抵达了问题的根本：究竟哪些才是需要我们积极认同的西方价值观之精华？我们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外国文学作品中浮现的林林总总的价值观？本文认为，西方文学具有特定的生成体系，必须将其置入所由来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和评价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这首先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前提。

当然，进入他者的文化语境并非易事，且不提我们主体的修养学识怎样，单就我们的阅读对象而言，同样的语义单元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下，意义完全有可能大相径庭。而且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早就指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8]这似乎使跨文化的阅读更面临尴尬的处境。但布鲁姆并非意在终结阅读活动，而只是指出阅读和写作必定是创造性的，诗（文学）的意义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背离前辈中产生。我们认为，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接受也是如此，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期待与原作者的绝对契合，同时，倘若我们能够深入探察西方文学的源头和承继嬗变，厘清各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捕捉诸多观念生成的因缘际会，并以文本本身为根基，那么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学所蕴藏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可能的。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历经数千年演进，其内在的观念意识、价值准则等等也在屡屡进行着确立、突破、回归、重建等各种尝试。但总有一些文明的酵素沉积下来，酿造了西方文化传统最基本的精神理念，比如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终极关怀等等。这些观念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话语中一再地被质疑、检验，甚至弥散不见，但它们的身影又屡屡重现，从未寂寞。即便在后现代思潮泛滥之际，本质主义的一切乃至意义、价值、真理本身都遭受了抛弃和解构，一个有意味的事实却是，那些被质疑和消解的观念、精神本身，却并没有真地死掉。[9]所以，本文认为，上述这些价值观念尽管有着芜杂的内涵和波折的接受史，却基本可以视为西方文化中最具生命力、最值得继承的精髓。而即使那些卷起千重硝烟、甚至饱受诟病的极端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认为，也应当看到它们所独具的意义，那就是，它们抒写了高度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其实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没有对理性、个人、人本、自由精神的高度推崇，是绝不会诞生这种批判意识的。

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牵绊，我们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往往又面临着对上述价值观的审读困境。例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是对人性和个体性的极度维护还是对人的社会性的颠覆、僭越？怎样评价那些被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英雄？个体的反叛在多大程度上是正义的？宗教之爱与人本关怀是否具有不可挣脱的悖谬？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非道德化等等，是富于意义的反思和批判，还是精神的逃避和沦陷？我们认为，这些富于争议且反复回荡于西方文学的问题，无不与价值判断相关，每一重尖锐的思辨，无不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必须将这些观念、概念、问题放到西方文化系统内仔细辨析，才能理解它们的真实指向。

譬如，如果从道德说教的逻辑看，则无论爱玛・包法利或是安娜・卡列尼娜都不足为训，她们无疑拆卸了传统道德的篱栅，成了可怕的纵火者。然而倘若能从爱玛的迷梦透视出她对庸碌环境的极度抗拒，从她“堕落而不以为堕落”的义正词严倾听出作者深深的反讽和叹息，则她才既不会被简单地冠以骂名，也不至于被奉为冲破藩篱的勇士。没有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没有对西方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审视、没有对西方文学叙事方式之幽微的关注，则这个人物必定要惨遭道德之刀的屠宰，而且注定要丧失其伪浪漫主义反叛的悲剧内涵。同样，于连（司汤达《红与黑》）、阿乐哥（普希金《茨冈》）、布兰德（易卜生《布兰德》）们也都在演绎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叛，同时也在试探着自由的限度，经历着“浮士德难题”的磨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群体性，讲究集体利益为先，重视德性修养，“从文化上讲，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也极不发展。”[10]而且，“个人”首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其尊严和权利的个体，而是相对于整个等级制而言的渺小存在物，[11]如此看来我们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个人主义”，就缺少古希腊以来就受到推崇的价值维度――“个人主义”代表着高度的人本关怀和对制度与积习的积极反思，而并非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

我们略以数例为证是想表明，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价值观的考量不能一概本土化，要评价某个观念，不能止步于词语标签，而要追问概念背后的观念体系。

三、结语：主体价值观的重建

外国文学教学实践证明，对他文化的评介、传播难免要面临价值观的冲突碰撞。往往，即使我们很仔细地追溯了某些价值观的来路，也未必能认同那些观念本身。我们认为，既然价值观教育关乎文化认同，那么多元文化接触中出现的抵牾、排斥、质疑实属正常。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照单全收，而是要辨析不同文化观念的精微，只有从各自内在的文化逻辑出发，才能洞观异文化价值观的真髓。倘能如此，也就达到了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主体的判断而包容、吸收异质文化的思想精华，从而丰富、调整、重建主体的价值观。

注释：

[1]在中国知网以“外国文学教学”和“价值观”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结果为0，以二者为主题词检索，结果只有4篇，且均不同于本论文论题的范围。

[2]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48-149.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97.

[4]赵玉英，张典兵.德育原理[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

[5]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人类的自我概念包括“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社会自我”，本文借用了这一观点。

[6]从外国文学教学的实际状况看，一般院校该课程主要限于西方文学，故本文所讨论的外国文学教学也做此限定，文中不再逐一说明。

[7]杨柳新.大学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4）：109.

[8]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65.

篇（7）

朱自清曾称赞闻一多身上集合着斗士、诗人、学者三重人格，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李广田称赞朱自清具有最完整的人格，他在《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一文中说:朱先生是积极的捐者，是并不止于有所不为而已的，这使他免于成为迂腐的捐者或乡愿式的捐者，这使他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先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在朱自清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以及好友纷纷发表纪念性文章，文坛大家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朱光潜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撰文称赞他的道德文章，怀念其一代宗师的风范。

朱自清一生致力于新文学的写作与研究，在诗歌、散文、学术研究等方面均有所建树。朱自清以散文名世，文学起步于诗歌，写过小说，进入清华以后，又把多数精力放在了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他的教学和研究以古代诗歌开始，讲李白、杜甫、李贺、陶渊明、谢灵运，而讲得最多的还是宋诗。后来，他又讲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乃至文学史，他还开过两门最具意义的课: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此外，他关注新诗发展，写过多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朱自清放在与他同时代以至不同时代的学者中进行比较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既教大学又兼教中学者，有之;既从事创作又进行研究者，有之;既勤勉学问又关注教育者，有之;既推崇古代文学又倡导现代文学者，有之;既偏重文学又看重语言者，有之;既著述学术论文又撰写普及读物者，有之。但把这几种工作合在一起进行的人，恐怕就少了。

朱自清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在五四作家中，朱自清是少有的经过高等学府系统学科训练的作家，是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文人典型，是作家型的学者，又是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身上既有知识分子风骨，又有着学者风度和文人的风范。

朱自清辞世后，他的旧日相知好友虽历经艰辛却多半活得长久，成了文化老人，而这些老人在岁月的隧道中所一再回味的却是朱自清那匆匆离去的背影。朱自清的离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风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和以香港邵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一一晚年朱自清成为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书写一部权威性和文学性俱佳、既生动有趣又扎实耐读的朱自清传记意义非凡。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朱自清的生平事迹和精神思想还远远没有被普通读者所熟悉，即便是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部传记也是他们所共同期待的。

篇（8）

方法是阅读教师的保证。如学习议论文《谈骨气》《反对自由主义》《开动机器》等即可采用此法。论文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那么这三个要素就可以构成议论文的阅读框架。按这一框架，我们在读以上几篇文章时，就要看它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论点，怎样提出来的，用了哪些内容作论据，是怎样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也就是使用什么样的论证方法。边读边考虑框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读完以后就会对这一类文体的内容和特点掌握得更清楚全面。当然，框架阅读法的关键在于制定出适合的“框架”。而且该“框架”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适用性。一般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如记叙文的六要素，小说的三要素，就是现成的框架。具体的阅读依靠框架的引导，而框架又不断受具体阅读内容的补充、丰富和完善，这样便能使阅读既多快好省，又不失其灵活性。从而掌握的知识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条理化，越来越巩固。不同作品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记叙文有“六要素”阅读法，散文有“四要点”(说明对象、说明顺序、说明方法、说明的语言)阅读法。小说有“三要素”阅读法，散文有“形神”阅读法。这些基本阅读方法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我们应该努力寻找自己喜欢的，效果最佳的阅读方法来指导自己的阅读，充分提高语文学习能力。以读带说，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现代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欠佳。这一方面表现在词汇的比较贫乏，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组织缺乏严密逻辑思路，语言材料显得零乱不堪。通过阅读，尤其是大量的课外阅读，能够获取并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使自己的语言变得生动活泼。通过阅读，感悟作品的思路，可以有效地规范自己的逻辑思维，使语言条理清晰，发现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真正感受到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是一个优美的音符，形成良好的语感。

篇（9）

【作者简介】席云舒，原名席加兵，曾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社

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

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

一、先验自由与契约自由概念之

区别

篇（10）

作者：科学松鼠会和它的朋友们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年

《科学的旅程》

作者：雷·斯潘要贝格，黛安娜·莫泽

译者：郭奕玲 陈蓉霞 沈慧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8年

时至今日，科技发展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们向往并且恐惧，在各式资讯报道面前，人越来越像一根不会思考的芦苇。比如说，为何有人会视转基因食品为洪水猛兽？无他，只因无知——人类惧怕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倘若愿意安静下来，花上几个小时了解一些当代的生物技术到底在做什么、怎样达到和怎样驾驭，可能就不会如此凌乱。在厨房里检测家族遗传疾病，自己制作三聚氰胺检测工具，制作更方便廉价的传染病疫苗……这些都是当你镇定下来以后能够去做的。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作者：马丁·肯普

译者：郭锦辉

出版年：2009年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作者：马库斯·乌尔森

译者：肖梦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年

高德纳曾是图灵奖、美国国家科学奖、IEEE计算机先驱奖得主，一位罕见的奇才。中文版《研究之美》曾是我去年最期待的书之一，入手后心跳瞬间加速一倍。这位计算机大师别出心裁地用对话体来展现他对构造、证明、归纳、演绎等逻辑语言的思考所得，并且在书中对话的还是一对恋人——对，这是一本有“爱”的科普书，文体和观点无不出色。

《研究之美》

作者：高德纳

译者：高博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2012年

《费曼物理学讲义》

作者：Richard P. Feynman / Robert B. Leighton / Matthew Sands

译者：王子辅、李洪芳、钟万蘅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2005年

好的时评文章让人心明眼亮

篇（11）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贯主张以读带说，充分使每个学生“站出来”、“说开来”，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如要求学生每天坚持适量的阅读，然后根据阅读的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可以就整篇，也可以就其中的一两句。另外，还可以根据教材的情节编写故事，自编自演，还可以结合时事展开辩论、讨论、演讲比赛，使学生在不断的初中运用中，砥砺自己的语言，使之趋向完善。通过广泛的阅读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学识，培养创作的灵感。也唯有博览群书，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而我国目前中学生的学习任务普遍过重，沉重的考试压力使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不涉猎课外知识。有些中学尽管开设阅读课，也是形同虚设。如此，学生知识面狭窄，思维僵化，语言干瘪枯燥，索然无味，也是无足为怪的事了。

阅读是读者通过感知书面语言材料，进而通过对所感知的书面语言材料进行编码重组解析破译，再现作者借助语言材料提供的完整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调阅读主体运用分解、剥离手段，对阅读对象的信息进行识别区分、判定、筛选、组合，达到正确感悟的效果。

那么，究竟如何搞好阅读呢?阅读，读什么，怎么读?谈到阅读，往往会有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只有自由读书才叫阅读，以为只有课外书才叫阅读，其实构成阅读的材料，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可以是教材上的作品，也可以是非教材上的内容。课外阅读只是课内阅读的延伸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补充我们在阅读教学中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既注重对教材的阅读欣赏，同时也应该放开视野，去了解些中外名著及时文，让他们对各种文学样式均有所涉猎，对世界各地的自然风貌及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样能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但是，阅读是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它是阅读者对材料进行筛选，进行加工的过程，在阅读中如果缺乏系统性指导，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阅读时，一定要注意阅读的目的性和恰当的阅读方法。目的性是阅读的前提。在阅读时，我们要寻找一个思维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常在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角度。阅读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需求，或从内容(含思想感情)来理解感悟作品，也可以从作品形式(含文学样式、组材方式、语言特色)来理解作品，获取信息。总之阅读的目的性明确，使不同档次的学生都能够有所得，不至于使阅读变成一种散漫无边的行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