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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凭借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相继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外汇储备贬值、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念及演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长期的研究和多次修订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MFS的推出促进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规范化发展,也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南,对我国完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货币与金融统计的相关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FS中,将货币与金融统计划分为货币统计和金融统计。
货币统计是统计货币的总量、构成、结构及形成,主要是货币供应量统计,是对金融性公司资产和负债的统计,其中货币供应量主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和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构成。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构成其负债,各项存款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构成其负债,这样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负债便构成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货币统计就是统计金融机构的负债;而金融统计是对整个经济体中非金融性公司、金融性公司、政府、住户、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等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所有金融流量和存量的统计;
货币统计与金融统计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点,货币统计是针对金融性公司的统计,金融统计是针对经济中所有部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统计,货币统计是金融统计的基础,是部分金融统计数据推断的依据,同时通过金融统计可以发现货币计量范围的准确与否,指导货币统计的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至1984为第一阶段,采用MPS体系,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照搬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的金融统计内容主要是中央银行开展的信贷计划服务;1985至1992为第二阶段,采用MPS和SNA体系结合的方式,这个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着巨大的变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系。1993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阶段,1993以后,我国基本上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金融统计体系也由MPS变为SNA。200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MFS,而在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了新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CGMFS2008),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标准和指南。
建国初,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只是进行简单的信贷收支统计,而现在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货币供应量统计、资金流量统计、现金收支统计、信贷收支统计、国际收支统计、货币和银行概览、债券和外汇统计在内的多方面的统计体系,建立了多项调查制度,如物价调查、银行和储蓄调查等,同时还形成了以货币银行为中心,金融市场统计和多项调查制度给予辅助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部门建设体系方面,我国建立了以央行的货币银行统计为中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和证监会金融市场统计为辅助的,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统计部门为补充的统计部门体系;在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法制建设方面,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规范其发展,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些年,我国加大对货币与金融统计人才的培养,使货币与金融统计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的比较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一、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基准利率的确定是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内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InterbankofferedRate,简称SHIBOR,下同)2007年1月4日正式运行,SHIBOR的推出是央行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尝试,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创造了条件。SHIBOR的生成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之上的,从SHIBOR的构成来看,它由货币市场上交易相对活跃、信息披露比较充分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构成,而这种拆借利率的形成机制又基本上是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竞价来决定,属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
本文从我国货币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SHIBOR与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收益率进行定量分析,用以检验SHIBOR对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收益率是否具有引导作用,同时检验smBOR不同期限利率的相关性以及与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以货币供应量为例)的相关性情况。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合理性以及与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的联动效果。
二、SHIBOR的推出及运行分析
2006年,中央银行推出了SHIBOR作为货币市场的参考指标。2006年10月8日SHIBOR开始内部运行,2006年12月1日开始外部试运行,2007年1月1日起对外正式。SHIBOR自推出一年多来运行平稳,每日由各期限档次的sHIBOR利率形成了一条由隔夜到一年期的完整的利率曲线。2007年SHIBOR的交易达成22250笔,累计成交106465.68亿元,成交量同比增长399.09%。年内信用拆借加权利率整体呈现小幅上涨,年末收于2.434%,同比增长8.18%。
从期限品种看,除1年期的拆借交易量略微有所下降外,其余期限的交易量均大幅上升。其中以隔夜拆借为主,成交80304.68亿元,占全部拆借交易量的75.43%,同比增长1174.37%,一周同业拆借交易量为21780.1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20.46%,同比增长70.14%。7天以内(包括隔夜)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交易量的95.89%。各期限的加权利率均有大幅上涨,其中6个月期的拆借加权利率涨幅为76.95%。尽管同业拆借利率的分布正在朝多元化发展,但隔夜、7天拆借交易量占到90%以上,已经成为货币市场的主导性利率,同业拆借市场的短期融资功能正在逐步加强。
三、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实证研究
SHIBOR目前已初步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以下本文就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相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对SHIBOR作为基准利率进行实证研究。待检验命题是:(1)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间的相关性情况;(2)SHIBOR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是否具有非对称的关系,即SHIBOR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其他利率,但其他利率的变动不能对SHIBOR产生显著影响;(3)sHIBOR与重要的国民经济指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例)之间的相关性情况。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说明
在检验SHIBOR不同期限利率之间的相关性时,我们选取隔夜(O/N)、1周(1w)、2周(2W)、1月(1M)、3月(3M)、6月(6M)、9月(9M)、1年(1Y)八个必报品种的SHIBOR周加权平均利率,样本区间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有效样本95个。
在进一步检验SHIBOR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对称性时,我们选取利率体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利率进行计量分析,包括债券回购利率、央行票据利率,其中债券回购利率选取隔夜(R001)、7天期(R007)的回购定盘利率为代表,央行票据利率选取3个月期、1年期的央行票据利率。隔夜、7天期SHIBOR与回购利率进行检验时,选取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日交易数据,共计有效数据251个;央行票据的发行基本上每周发行1期,故我们采用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的周数据,缺少的发行期采取上下相邻两周的算术平均数,3月期SHIBOR(IB03M)和一年期SHIBOR(IB01Y)采用周加权平均利率,样本期为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样本95个。
在检验SHIBOR与重要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时,我们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SHIBOR月加权平均数据,样本期间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
SHIBOR数据来自SHIBOR网站债券回购利率来源于中国货币网公布的隔夜回购定盘利率和7天回购定盘利率,央行票据利率来源于中国债券信息网,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中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
(二)SHIBOR各期限利率的相关性检验
从图1可以看出,各期限SHIBOR有很强的相关性,其走势基本相同。当然,要确切地知道各期限的相关程度,还需观测其相关矩阵(见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SHIBOR各期限品种有很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程度在0.78以上,其中中长端SHIBOR相关性更强,如3月期与6月期、9月期SHIBOR相关程度在0.99以上,短期SHIBOR的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相关程度稍差一点,但基本也都在0.8以上。SHIBOR内部各期限利率之间具有较好的联动效果。
(三)SHIBOR与债券回购利率的实证研究
目前银行间债券回购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回购(R001)和7天期的债券回购(R007)上。进入2008年以来,货币市场的回购利率和SHIBOR利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特别在2008年lO月以后,利率下降的速度加快,这与市场中资金供求情况较为吻合。
1相关性检验
我们对R001、R007与同期限的SHIBOR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见表2),发现R001、R007与同档期的SHIBOR(IB0001、IB0007)存在着高度相关,高达99.9%以上,这一点从其走势上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表明在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回购市场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由于两者都是市场利率,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较高的相关性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为了弄清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行Gr~ger因果检验。Granger(1986)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这样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本文运用E—G两步法检验其协整性,在做协整检验时要求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方法对R001、R007和IB0001、IB0007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AIC和SC准则计算,最大滞后期为15。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3给出了在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期下,各序列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5%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结果接受了原假设隔夜SHIBOR和回购利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概率为0.77974和0.98804。而7天期SHIBOR和回购利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7天期同业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信息传递过程,即信息由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向回购市场传递,同时回购市场的信息对同业拆借市场也具有一定影响。在短期端SHIBOR初步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易受回购利率的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上面的现象?首先,隔夜SHIBOR和回购利率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作为较早实现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交易量大,交易行为活跃,市场主体的利率敏感性高,能够对央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信息和市场的其他信息做出快速的反映,利率水平能够做出快速调整,尤其在短期(如隔夜)两者间很难相互影响,故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而7天期SHIBOR和回购利率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有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雏形的SHIBOR能够较为敏感地反映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和预期情况,对回购利率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较高的相关性以及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同时7天期回购利率对同期SHIBOR也具有一定影响,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相比,回购市场上的交易主体、交易对象更为丰富。从最初仅限于商业银行,发展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涵盖其他各种类型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交易工具也从最初的以单一的国债为主,发展到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为主。交易主体以及交易对象的丰富,使得回购利率能够在市场信息传递方面表现的更具优势,对SHIBOR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回购市场交易主体的风险性偏好有关。SHIBOR是以信用拆借交易为主,其市场的违约风险要大于以债券抵押为主的回购市场,而作为交易主体的商业银行根据安全性经营原则,为了降低风险,更加偏好于风险程度较小的回购市场。导致回购市场的规模一直远大于拆借市场,回购利率在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购利率的变动能够对SHIBOR产生影响。
(四)SHIBOR与央行票据利率的实证研究
1相关性检验
央行票据的发行主要集中在1年期以下,以3月期(CBNB3M)和1年期(CBNRlY)央行票据发行为主,而且基本上每周发行1期。3月期、1年期SHIBOR(IB03M、IB01Y)与同期限的央行票据利率相关性较强(见表4),其中IB03M和CBNR3M的相关系数为0.9331,IB01Y和CBNRlY的相关系数为0.8465。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各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5给出了在M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期下,各时间序列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在5%显著性水平下,原假设3月期、1年期SHIBOR不能作为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Granger被接受,而3月期、1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不是同期限SHIBOR的Granger原因被拒绝。也就说SHIBOR与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央行票据利率是SHIBOR的Granger原因。SHIBOR与同期限央行票据利率之间存在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SHIBOR自身角度上看,SHIBOR交易主要集中在隔夜、7天等短期品种上,长期端交易不够活跃,市场占有份额较低,如2008年SHIBOR的3月期、1年期交易额为445亿元、185亿元,远远低于央行票据的13520亿元、22940亿元。交易量萎靡使得SHIBOR难以对央行票据利率产生影响。
其次,央行票据具有市场性和政策性的双重特征。市场性是央行票据由招投标机制决定的,不是由央行决定的,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较大的交易量,使得央行票据利率在远期端具备了作为货币市场产品进行定价的重要参考;政策性是因为央行对央行票据赋予一定的货币政策意图,往往被中央银行用作调节短期货币供应量的工具,使得央行票据利率的变动能够间接反映市场资金的情况,并代表政府的政策意图,对SHIBOR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五)sHIBOR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检验
SHIBOR与重要国民经济指标(如货币供应量、GDP、CPI等)相关性是检验其作为基准利率的重要指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SHIBOR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根据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加权平均利率,可得出SHIBOR和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见表6),我国SHIBOR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相关关系不强,表明SHIBOR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
货币市场基金(MoneyMarketFunds)作为投资基金之一,其投资对象为货币市场质量高、期限短的生息工具。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在基金名称中使用“货币”、“现金”、“流动”、“现款”、“短期债券”等类似字样的基金属于货币市场基金。它具体投资于现金、1年以内(含1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397以内(含397天)的债券、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与股权、债券类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具有高流动性、低风险性、投资成本小,收益较稳定等特点。因而近几年来发展较为迅速,基金规模持续走高。而货币生产基金的发展对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影响。
1发展货币生产基金对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影响
1.1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提高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吸引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到货币市场交易中去,扩大了货币市场交易主体,丰富了货币市场的资金供给,促进了货币市场工具的流动性,为各个货币市场短期金融工具的流通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投资基础。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不断地买卖货币市场工具,赚取利差,也可以活跃二级市场的交易,增加交易总量。
1.2促进融资结构比例协调,降低我国金融体系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而间接融资比例较高。货币市场基金具有储蓄分流的功能,可以起到弱化银行存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模式的作用,强化购买基金来投资短期证券的直接融资模式,促使我国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例提高。
1.3促进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联动,提高金融市场整体效率
金融市场效率主要体现在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上。运行效率指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资金交易障碍小,可以低成本运行。配置效率指风险收益相同的投资工具应具有相同的价格。货币基金通过在货币市场上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提供短期融资的便利,促使资金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流动,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2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制约因素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是专门投资于货币市场的基金,因而货币市场的发展情况便是其最根本的基础与条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发展较快,他们所依存的是一个完善的货币市场,该市场有着丰富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供交易,尤其是商业票据的买卖;市场上有着不同类型的众多市场参与者;同时有着优化的结构和层次,比如不同的信用级次与不同的税收优惠程度。而我国目前的货币市场还不够完善,因而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货币市场投资工具还不够丰富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短期金融工具,因而货币市场金融产品的数量和种类直接关系到该基金的发展水平。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货币市场上投资工具较为丰富,如一年到期的商业本票、回购交易、可转让定期存单、短期金融债券等等。这些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交易量大,价格波动性适中,就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各种丰富的组合选择机会。我国货币市场投资工具相对缺乏。目前我国票据市场工具主要包括本票和汇票,现有监管法规对本票只规定了银行本票,对商业本票未作规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其中银行承兑汇票占比约为95%,为主导地位,而商业承兑汇票仅占5%;同时尚未发行同等质量的3个月、6个月的规范的商业票据,更没有商业票据二级市场,仅仅是贴现与再贴现或商业银行间的转贴现。大额可转让存单一度发行过,但没有形成二级交易市场。国库券市场规模最大,但国债多,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少,中长期国债多,短期品种少。货币市场不够完善以及货币市场工具的缺乏限制了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的多样性,风险也难以分散,容易影响货币市场基金的经营业绩。
2.2货币市场清算机构和清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目前还缺乏高水平的货币市场清算结算体系。从货币市场基金的性质来说,它采取开放式,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使投资者能了解基金资产的净值来随时追加投资或退出,因此只有具备真正高效的清算结算系统,才能降低货币市场的交易费用,提高清算速度。关于赎回到账期限,我国目前还停留在T+1日和T+2日两种,与国际T+0日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而这也是与我国货币市场清算结算系统不够发达有关。我国尽管已建立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作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的服务机构,但该机构运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货币市场的资金清算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进行,其清算效率尚不能满足发展货币市场的要求。
2.3国家货币政策变动直接影响到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性
货币市场基金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但作为一种投资产品,国家货币政策变动会直接影响其风险性。其一,从利率方面考虑,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因此其收益主要取决于短期市场利率水平。一般而言,货币市场基金的盈利空间和货币市场利率的高低成正比。随着近几年我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国家不断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直接影响到短期市场利率水平,也将对到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其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自由申购和赎回,并免收申购、赎回费用。除上述货币市场利率变动外,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如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收益预期的变化等,一旦出现大额赎回,基金有可能被迫卖出而遭受损失。
3发展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对策建议
3.1完善法律法规,规范货币市场基金操作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货币市场基金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几年我国已出台《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和《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法规条例,但随着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进一步发展,尽快出台《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法》,以法律形式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行方式、投资范围、运作机制、收益分配、托管方式和风险防范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加强对发行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经营的规范性管理,严格审核基金从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加强货币市场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应至少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在指定报刊和管理人网站上披露开放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7日收益率。同时定期编制基金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其中至少披露本期净收益、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期末基金份额净值、本期净值收益率、累计净值收益率和期末基金资产组合、资产融资平均剩余期限等。
3.2丰富货币市场的投资工具,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主体,加强货币市场的组织体系建设
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需要有丰富的货币市场投资对象和较完善的货币市场。首先,应丰富货币市场短期投资工具。一方面应扩大短期债券的供给。应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规模,改进国债发行结构,增加短期国库券的发行比例,这是当前发展货币市场基金最迫切的措施,因为货币市场基金的一个主要投资品种就是国库券。另一方应完善企业债券的评级机制,促进企业短期债券的发展,使资信良好的企业债券能进入投资领域,以丰富短期债券投资品种。在进一步完善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允许更多的资产质量较高、信誉良好的集团、财务公司定期批量发行3个月、6个月的商业票据,以扩大票据市场的规模。另外应扩大银行大额存单的发行种类和数量,发展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并进一步鼓励和发展金融创新行为。其次,应允许更多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大企业和公众个人进入货币市场,参与货币工具的投资与交易,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继续完善做市商和市场经纪商机制。吸引合格的证券公司加入做市商行列。以弥补商业银行作为主要参与者、银行间市场的投资模式过于单一的缺陷,使更多的投资者通过做市商和经纪商方便快捷地进入货币市场,以活跃二级市场的交易结算,提高市场流动性。
3.3鼓励货币市场基金的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
发达国家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线相当完善,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细分出不同的子类,如国家免税货币市场基金、州免税货币市场基金、应税货币市场政府担保基金和应税货币市场非政府担保基金等类型。要促进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进一步发展和水平的提升,也应该鼓励产品创新,在发展债券和票据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货币市场基金子类,促进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品种的扩展,以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同时应鼓励货币市场基金经营者提高服务水平和提供特色化服务,比如允许商业银行发起和经营货币市场基金,这样就可以较方便的使货币市场基金与居民投资者的银行卡账户相连,为投资者提供刷卡消费等功能。
3.4加强货币市场的清算结算系统建设,组建独立的清算银行
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对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便于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应逐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清算银行”,专门从事货币市场各类资金清算业务。中央银行的清算中心已迁址上海,并开始建设“全国清算中心”,说明建设我国的“清算银行”已迈开一大步。另外对于债券的结算工作,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虽作了一个很好的设施铺垫,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市场权威性和运作效率。
3.5构建科学合理的协同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是由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和管理,同时主要在银行间市场上投资和经营,而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两类,这样就使得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需要涉及多个方面。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货币市场由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行为由银监会和保监会监管,基金机构又由证监会监管,这样监管工作就需要兼顾多个部门,较为复杂,处理不好容易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管理。因而将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多方结合起来,构建科学合理的协同监管体制是对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提出的新要求。人民银行应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结算活动的合规性检查;证监会应根据证券信托法规,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运作,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和管理货币市场基金的违规行为;银监会和保监会应加强对参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管理。同时随着对商业银行设立法人基金公司发行和管理货币市场基金政策的放宽,银监会和证监会也应建立联合机制加强对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的管理,保证其操作行为的规范性。在管理中应防止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资产用于购买其股东发行和承销期内承销的有价证券,防止商业银行销售由其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基金的同时参与到基金产品开发等方面,防止不正当销售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
参考文献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一、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概述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企业货币开支的合理、合法和货币回收的安全可靠,防止贪污舞弊行为,保证资产的安全,保证会计资料的正确,满足生产和经营的需要。
1.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
所谓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是对单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的统称。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内部控制能否实施或实施的效果,影响着特定控制的有效性。
2.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
企业在建立和实施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中,至少应当强化对以下关键环节的风险控制,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1)职责分工、权限范围和审批程序应当明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当科学合理。(2)现金、银行存款的管理应当符合法律要求,银行账户的开立、审批、核对、清理应当严格有效,现金盘点和银行对账单的核对应当按规定严格执行。(3)与货币资金有关的票据的购买、保管、使用、销毁等应应当有完整的记录,银行预留印鉴和有关印章的管理应当严格有效。
二、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1.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表现
(1)现金和银行存款控制实施方面。①现金管理中,企业存在不执行库存现金限额的规定,超限额库存额留存现金不及时送存银行;收入不入账,私设“小金库”,坐收坐支,没有很好执行,现金不定期盘点制度,现金账面余额与库存不符,造成“白条”抵库公款私存挪用现金等。②银行存款管理中,不按照企业经营管理实际需要,随意开立账户或多头开户,套取利息,截留公款;不能严格遵守银行结算办法,应使用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常常用现金支付;企业违反规定出借单位银行账户,转账套现;使用网上交易电子方式的企业,在办理货币资金支付业务时,授权批准程序不规范,无专人对交易和支付行为审核。
(2)票据及印章管理的问题。会计人员私自背书转让,出借支票;财务专用章和名章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因贪图工作便利,常将印鉴交由出纳员一人掌管。
(3)职责分工与授权批准方面。 ①职责分工方面。企业在实施 “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钱账分离”等方面,通常基本符合规范。但在员工临时休假、出差和生病等意外情况下,缺乏明确的交接制度,临时指派人员兼任,存在不相容职务由一人担任现象;在“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人员定期进行岗位轮换”,“强制休假制度”的规定方面,几乎没有得到落实;对出纳人员不得同时从事银行对账单的获取、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等工作,大部分企业都由出纳人员一人完成,存在巨大风险隐患。②授权制度和审核批准制度实施方面。目前大多数企业在授权制度和审核批准制度中,并非依靠内部控制来进行授权审批,而主要依靠企业领导的“一支笔”进行审批。企业领导拥有较大的审批自,对重大资金的审批常常越过集体商议的决策程序。在实际工作中不按照授权审核程序、不在授权范围内审批、超越审批权限办理业务的现象比较普遍,形成不少控制漏洞。
2.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问题成因分析
企业资金内部控制存在的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体系。大多数企业缺乏健全有效内部控制框架,控制环境薄弱,组织机构与现代企业制度不相符。(2)企业忽视了对资金内部控制关键要点。货币资金的控制要点是现金收支业务和银行存款收支业务的管理。从现金和银行存款内部控制现状来看,大多数企业不重视岗位分工,没有建立有效的授权批准制度。(3)监督方面,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
三、企业有效实施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规范的对策
1.充分利用各种内部控制方法
(1)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企业在设计和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首先应确定哪些岗位和职务是不相容的,明确规定各个机构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使不相容岗位和职务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2)授权批准控制。授权批准控制要求企业明确规定涉及会计及相关工作的授权批准的范围、权限、程序、责任等内容,企业内部各级管理者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经办人员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对于审批人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货币资金业务,经办人有权拒绝办理,并及时向审批人的上级授权部门报告。对于重要的货币资金支付或金额巨大的货币资金应实行集体审批。
2.完善资金内部控制体系
(1)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资金安全性控制主要包括账实盘点控制、库存限额控制、岗位分离控制、实物隔离控制四个方面的内容。账实盘点控制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货币资金进行盘点确保企业资产安全。库存限额控制是对各企业规定一定的资金库存限额,将超过限额的货币资金送存银行,以降低货币资金被盗风险,统筹使用货币资金。岗位分离控制是将不相容的岗位由不同的人负责,以达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实物隔离控制主要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妥善保管实物,避免他人接触。
(2)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资金合法性控制,是指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是否合法的内部控制制度。一般都采用加大内部审计监督检查力度的方法。对业务量少、单笔金额小的单位,记账凭证可由一人复核;对业务量大、单笔金额大的单位,记账凭证应由两人复核,即增设复核会计。还可以实行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重点控制大金额货币资金支付。另外,还可利用政府机关、社会力量对企业进行审计、监督、检查。
3.对货币资金管理的关键点进行重点控制(1)现金收支业务控制。控制现金收支业务,必须对现金流人流出及运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把握。首先,要管住现金的流入点。明确资金的来源,对已取得的货币资金及时人账。其次,要把好现金支出。控制非法和不合理的资金流出,严格审核支付过程。另外,要管好现金盘点。增加第三者参与盘点内容,并进行定期抽盘,保证现金账面余额和实际库存相符。
(2)银行存款收支业务控制。第一,对银行账户的开立、管理等要有具体规定。不能在同营业网点开立账户,或者同时跨行开户、多头开户、随意开户,也不能将单位公款以个人名义私存。第二,要保障银行和企业的对账环节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确保货币资金支付合理,回收及时。
4.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素质
首先,《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明确指出:“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及有效实施负责”。企业负责人是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有效实施的第一责任人,有责任和义务领导、组织并实施内部控制制度。要建立健全负责人内部控制责任制,将内部控制的效果和单位负责人的政绩、业绩考核、升迁结合起来,提高单位负责人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其次要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最终需要人的有效实施才能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和员工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单位定期对人员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同时,要引入竞争机制,定期进行考评,择优上岗。
5.加强对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指导和监督
首先,要加大对内部控制管理实施的推进力度,财政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法规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大内部控制实施力度,强制企业管理着对内部控制效果作出保证,强制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评审,切实引导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其次,加强内部审计。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是紧密相联的,内部审计既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督内部控制的主要方式,要定期对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符合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和评价,及时发现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切实完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会{2007}7号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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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野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的金融创新.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1).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定的,而当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