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沟通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跨文化沟通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82-02

《风筝》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儿童片，也是首部中外合拍片，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构思让影片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透过儿童的眼睛，去领略两个国家的风俗人情和诗情画意，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迷人的艺术魅力。该片在1958年第11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荣誉奖，在1958年意大利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圣乔治奖。在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颂扬的中法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成为民族间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因此选取合拍片《风筝》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之一，主张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1]跨文化从学理上讲，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从文化学理论看，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体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归属和接纳，它带有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2]我所理解的跨文化即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不仅仅找出两者的差异即自性，而是要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来消解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可能遇到的冲突和误解，坚持多元的文化主义。作为合拍片中必然带有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那么这些文化冲突的行为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消解的，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风筝》中的异国元素

《风筝》讲述了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由北京上空随风飘到了巴黎，风筝上所附带的北京男孩宋小清的信引出了一段以寻求友谊为主题的温情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度的孩子们纯洁的友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进而映射出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物件的“风筝”串连起北京与巴黎两个相距甚远又各具特色的独特空间，不同地域的相互穿梭致使其中附带的各国元素得到了传播。电影作为独特的传播媒介，其传播文化的方式也是隐蔽的、潜在的，它将丰富的文化信息内置于电影的叙事情节当中来进行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一）基于传播下的表层文化

作为人类行事方式或行为模式，诸如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文化实践都处于同一层面，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文化表层”的范畴。[3]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京剧、旗袍、熊猫、功夫、故宫、长城等都是中国典型的象征，这些元素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大多数合拍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这些元素，并且使这些元素成为叙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之外，同样也运用了民俗和中国独有的神话传说。

影片启用了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一角，通过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商人口中讲述了“孙悟空”的72变和神通广大，在比埃罗这群小朋友中广为流传。中国商人的商店里所陈设的各式各样的瓷器，中国风的椅子也成为法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元素。睡梦中借助“孙悟空”的神奇力量来到了北京城，运用法国兄妹的独特视角，又展示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故宫、中国的国粹京剧、皮影戏，以及龙的雕刻艺术和流行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民间工艺等等。寻找的过程又展现了50年代末中国的基本文化生活场景，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让影片在中国的表层文化上更加一目了然。

《风筝》首先在法国开拍，当从东方吹来的一只漂亮的风筝在法国小朋友中间流传开，一些大全景不仅可以分辨地域，也展现了法国的面貌，埃菲尔铁塔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物和法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这里使“法国故事”得以展现，作为文化表象的中法元素，极具辨识度，是中法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代表。

（二）隐喻下的文化内核

表层文化的后盾是深层文化，即影片中隐喻下的文化内核。在深层文化中，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广泛的信仰和价值生成的。[4]深层文化中所包含的广泛的信念和价值是有共同的母体的，如友谊、希望或者是表层文化中的相关信念。

有法国的媒体称《风筝》为法国经典的儿童片、是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种种元素的精彩呈现为双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对于中国来说，电影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以和为贵和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在影片中充分展示，同时也向世界宣扬了“中国民俗”和“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影片最后双方儿童见面时，由中国最传统的握手方式变成了西方人的贴脸亲吻的方式，这是尊重对方文化的表现，蕴含着中国古老的来者是客的观念。

梦醒之后，这位法国男孩讲述梦中中国的一系列场景，描述中国房子是五颜六色的，人们都有说有笑的等等一系列语言，已经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成为直接传输，多种语言符号展现了蕴藏在深处的指示功能，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符号世界，使双方的观众都接受了电影符号的象征意义，产生了文化交流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之下的主题展示――梦和友谊

（一）符号化的个体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任何物体都可以当作符号来看。它是某种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在影片《风筝》中，每一个人也被影片赋予另外的含义。电影往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等，是当代文化立体化的体现。但文化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就充分反映在这些被符号化的人群当中。

在法国小朋友为了把树上的风筝拿下来心生计谋，把邻居家的猫咪抱到树上，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混乱。“要是把我丈夫吵醒了，看他怎么收拾它”，“要是老这么叫唤，该揍它一顿了”，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时，有人提议找动物协会的人，立马就有邻居反对“你以为他们吃饱了，就等管这只懒猫了吗？”“少管闲事了，快进来”，寥寥几句左邻右舍的对话就构成一幅社会全貌，最终事情以消防员的到来而收场，小伙伴们也取回了梦寐以求的风筝。法国人民的人间百态和中国人民的乐于助人形成了一对矛盾冲突，这些被符号化的人们与北京城街道上的人民又形成了对比。中国小朋友的脸上整齐划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寻找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互助友好，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被符号化的个体，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二）集体主义下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价值取向是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时所坚持的价值态度，影片中，不论是法国故事中的集体救猫咪还是中国故事中的全体找人，这里所体现的双方国家人民的世界观达到了融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里赋予了另外的内涵。

另外，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风筝是传播媒介的重要代表，随风筝一起飘荡的信作为影片重要的物件。影片以“信”开头，以“信”结尾。开头部分，信中所附带的诗篇“今天，这股中国风吹拂着我，明天它一定会去找另一个儿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要见到了这只风筝，就一定会露出笑容”。体现了中国儿童向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在影片最后，又有一个对应关系，巴黎的小朋友在回信中写道，“全世界的儿童，如果你捡到了这只鸟，你就可以想到，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正等着邮递员的到来，给他带来信件，带来友谊和欢笑。”展示了中法两国儿童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局势紧张的1958年意义非凡。

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平衡点

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跨文化传播，促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电影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项伟大的艺术，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讲，对于传播本土文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风筝》为例，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故宫、京剧等元素与法国建筑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让双方国家来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让所有国家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在合拍片中，由于受众的特殊性和群体性，要想兼顾双方观众，既让双方都可以理解传播的内容，又能够在跨文化领域中碰撞出一种全新的含义，寻求双方的平衡。合拍片总是处于各种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冲突之中，语言、创作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总会产生不同的冲突。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消费机制势必会对电影所表达的含义进行不同的解读。因此，跨文化并不是仅仅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更多的是，要凭借着两者之间的共性来消除在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坚持文化的相对性和普同性相结合。

文化之间不可能是统一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在全球资本运作和风土人情都存在有巨大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同样如此。传播过程中差异必然是不可抹去的，因此，电影产业链中，中外合拍片在资本的整合之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文化间性理论认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是要努力“选取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立足点”。通过这个立足点，超越自身文化界限，或者说对自身文化赢得了“距离感”，这样就会“对其他文化的意义关联变得敏感”，就能进入其他文化的“意味视界”[5]，其中的立足点更多的就是尊重双方差异，立足于文化之间的不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无论文化多么千差万别，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共同之处，同处一个生存环境，共同的利益等问题不可避免，这就是双方交流沟通重要的“中介”。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成为阻碍跨文化对话的难题，电影作为重要的传媒手段，必须提供一种有关人类生存际遇的以及未来思考的方式，培养出一种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超越个体、民族、地域的限制。当然，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差异，不同地域文化的论争，才促使跨文化的话题变得如此深邃。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7）.

篇（2）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篇（3）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2-0221-04

一、商务英语在高校的发展

第十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隆重举行，标志着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主办的两年一度的全国高校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已走过了20个年头。我国高校的商务英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由学科前零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中期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理论研究的混沌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理论研究的觉醒阶段（1994—1998秋）、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1998—2006）发展到目前理论研究的深入阶段（2007年初至今）（林添湖，2008）。截止2012年，全国已有62所高校设立了商务英语专业，这些高校覆盖了中国所有高校类型，诸如：综合院校、财经类院校、外语院校、医学类院校等。商务英语专业已由目录外试办专业进入国家基本目录专业。专业的确立、发展与成熟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了开放经济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创新与发展的主题。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需求分析理论（Needs Analysis）是专门用途英语的“奠基石”。Brieger（1997）认为商务英语需求分析应着手于识别学习者所需求的一般语言知识和特殊语言知识范围及一般交际技能和专业沟通技能。Brain（2001）提出没有考虑学习者需求的英语语言课程设置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如何更好地顺应时代需求和市场需求，挖掘专业发展潜力，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改革，使高校的人才培养紧贴社会需求，本文作者对陕西和其他省一些地方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关于用人需求进行了全面调研，以期能从中得到启示，更好地改革高校现有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竞争优势的毕业生，满足市场需求。本次调研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需求情况？②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情况？③企业对于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和毕业生类型的看法？④企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评价及能力需求？⑤企业需求调研的启示？

二、调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西北工业大学EMBA2011级1班学员及MBA2011级1班学员和部分现在不同企业已工作三年以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往届毕业生。EMBA和MBA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来自陕西不同的企业，其中也有部分来自其他省份，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所在企业的高管和中层负责人，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人才需求了解颇深，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一部分在不同企业工作的往届商务英语方向毕业生的参与是想从他们的角度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共有39人来自20多个企业参与了这次调查。这些企业是：金鹰商贸集团、华科体育福彩、北京化工、建设银行、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园、建筑集团总公司、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旅游集团广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新农电有限公司、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投西北公司、陕西华远医药集团、贵州飞机公司、西安水务集团水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嘉兴思源箱包有限公司、幸福航空、陕西省进出口公司、西安电梯厂、西安润拓商贸有限公司、应用材料西安有限公司。

2.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采用问卷调查，定性分析采用访谈。以John Munby（1978）的需求分析模型、Hutchinson和Water（1987）的需求分析模型为指导，结合调查对象具体情况，作者设计了企业商务英语人才需求问卷调查，成立了调研小组。为了确保样本性别比例、总体分布合适、均匀，根据文秋芳（2008）提供的随机数字表，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出EMBA学员6人，男性4人，女性2人，并分别对选出的学员进行了小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发现问卷潜在问题，诸如：措辞、顺序、难度等，及时予以纠正。2012年2月对西北工业大学2011级EMBA和MBA的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29人进行了问卷调查，2012年8月对西安部分企业员工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往届毕业生13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参与这次问卷调查总人数共42人，访谈人数6人。

三、问卷调研结果及分析

企业商务英语人才需求问卷调查由19个问题组成，第一部分18个问题由7个单选和11个多选题组成，第二部分19题是开放式问题。在42份回收卷中，有效卷40份，男24人，女15人，1人未注明性别信息。调查对象的职务主要有：外贸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部主任、部门主管、部长、业务经理、采购专员、总监助理等，EMBA和MBA学员中工作长达20年以上的12人，5年以上22人，5年以下工作经验的6人，主要是往届毕业生。问卷问题1、2、3、6组成第一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对象所在企业性质、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原因和商务英语人才需求层次情况，统计采用SPSS v16.0，主要对頻数和百分比做了统计。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调查对象覆盖了企业的主要类型，诸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合资等，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而言，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52.5%），也反映了国企在西部企业中的占有率。尽管如此，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仍占绝对优势（75%），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一个问题，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很大，也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经营的国际化趋势。而在众多需求，诸如：工作需求、员工培训、企业形象、产品促销等需求中，工作需求则成为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重中之中，占（77%），因此胜任工作岗位的能力需求是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首选。关于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层次，在懂英语的技术人员、英语本科毕业生、商务英语本科毕业生、商务英语研究生等选项中，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62%）。因此，本科阶段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商务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才能既满足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又能满足社会需求，还能顾及各个高校的师生资源呢。问题4、5、7、8、9、10组成第二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对象所在企业商务英语交流形式、商务英语交流领域、商务英语交流对象、交流对象的英语层次、使用商务英语的场合和使用商务英语的频度。问题4、5、7、8、9为多选，问题10为单选。第二分析组数据告诉我们：企业对于商务英语的需求主要是书面写作（41%）和口头交流（33%），其次是商务谈判，占16%。商务英语的使用领域主要是商业领域（49%）和技术领域（29%），工程领域次之，占12%。交流对象主要是美国人（54%）和英国人（17%），除英美以外讲英语国家的客户比例已15%位居第三。企业打交道对象的英语层次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普通职员（42%）和懂英语的技术人员（40%）。使用场合主要是办公室（68%），商务英语的使用频度累计百分比达（72.5%）。这一组数据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二个问题，商务英语目前在地方企业实际工作中的使用情况。商务英语在商业领域、技术领域和工程领域等不同企业的广泛应用，是企业开拓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要有过硬的英语基本功、具备较强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商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才能适应目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第二分析组多选题4、5、7、8、9调查结果位居前两项选项的示意图如下。

问题12、13、14、15组成第三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企业需要毕业生的类型、高等院校开设商务英语的必要性、各类商务英语考试证书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12为多选，问题13、14、15为单选。分析数据表明：从企业需求角度看，高等院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必要性无可置疑（97.5%），既有英语语言文学背景，又有其他相关专业学习经历（34%）和具有工作经历的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32%）最受企业青睐。对于各类商务英语考试证书，受调查企业并非非常看重，认为只是锦上添花，取决于不同企业的招聘条件要求，认为完全有必要的企业仅占5%。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所有企业都非常看重，认为必不可少，选择很重要和重要两项企业之和比例高达72.5%。这一组数据不仅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三个问题，企业对于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和毕业生类型的看法，而且进一步说明企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渴望，也说明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课程设置改革中的分量。问题11、16、17、18组成第四分析组，主要统计调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和企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的评价。问题11、16、17为多选，问题18为单选。问题18是关于企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对于目前英语专业毕业的员工工作能力并非非常认可，非常满意和很满意之和仅占17.5%。关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企业选择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国际商务基本知识（46%）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必须掌握某一专业方向体系的知识（29%）次数最多。关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34%的企业都希望毕业生能具备日常沟通、商务活动口、笔译、做好文秘工作和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之综合能力。企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集中在商务课程与英语语言课程充分柔和的应用英语人才培养模式（48%）和英语语言专业+相关商务课程（20%）。这组数据不仅回答了本次调研的第四个问题，企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评价及能力需求，即：目前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表明，企业对具备英语语言沟通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具备基本商务知识运用能力等综合能力人才的需求，呼唤和渴望知识结构复合、综合能力强的毕业生，而商务英语专业，作为新兴的复合应用型专业，对培养企业所需人才责无旁贷。多选题11、16、17调查结果位居前两项选项的示意图如下页图表所示。

问题19是开放式问题，调研企业对商务英语毕业生的要求。40份问卷有18份填写，22份未填写，根据填写情况，及对西安标准电梯有限公司蔺总、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蓝总、建设银行许总、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邹总等的采访录音整理和西北工业大学EMBA和MBA学员培训负责人黄老师的访谈笔录整理更进一步确认了本次调研结果，认同了企业对人才的以下需求：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商务场合的口、笔译能力、商务知识的积累、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逻辑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和应变能力等，而且企业也愿意与高校联合，提供学生实习实践机会，培养出社会迫切需要的人才。

四、企业实证调研启示

通过实证调研结果分析，得到以下启示：启示之一：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改革。《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教学要求》）教学分级要求明确指出：“本专业学制四年，颁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证书，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获得语言类毕业证书，明确了商务英语归属于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项下，因此，英语语言知识与运用技能应贯穿于整个四年的学习过程。本研究分析总结的启示之一则是创建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开放课程体系。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完成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中的语言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三个部分的培养要求；开放课程体系主要完成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中的商务知识要求。由于商务知识模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开放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课程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置换性的。同时，不管是哪一个课程体系，都应包括《教学要求》中商务知识与能力模块中所要求的三门核心课程。这也吻合这次企业调研的需求，更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定位。为什么说语言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三个模块一起形成相对封闭的课程体系呢？原因有三，一是这部分课程设置主要完成商务英语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的部分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这部分课程必须包括《教学要求》中的9门语言类课程：语言学、综合英语、听说、阅读、写作、翻译、跨文化交际、商务交际实践和英美文学通论。三是这部分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的文学学位特色。那么相对性体现在何处呢？与单纯的语言文学专业不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考虑封闭课程体系如何能更好和商务知识课程体系衔接，以期共同完成商务英语专业不仅培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而且培养具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商务课程与英语语言课程充分柔和的应用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很受企业欢迎（48%）也正说明了课程设置改革的必要性。怎么能够做到充分柔和而又能达到其语言文化特色呢？教材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法的改革将会架构起两个体系间的桥梁。根据各高校开放式体系的课程设置情况，编写和补充封闭课程体系的相关教材内容。将语言的学习和积累与商务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商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方面，北京外经贸大学商务英语专业无论是在教材编写还是教学法的改革方面都走在了前列。教学法上尝试以内容为依托的内容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使语言技能的学习，通过商务语篇的使用，和商务基础知识的学习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商务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色和专业的应用性。当然了，融合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各高校的教学资源、师资情况以及开放体系的商务知识类型等综合因素。同时，如果条件许可，各高校可整合自身的资源，开设选修课课程群以满足不同模块知识的拓展、弥补不同专业由于课时限制而造成的知识欠缺或满足学生对某一模块知识的学习兴趣。启示之二：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学者们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义在措辞和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基于一个共识，就是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企业调研对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的复合应用型的多样化需求，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开放课程体系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需求。各高校可根据学校招生的层次、学校资源优势、目标就业需求等综合因素考虑其人才培养模式。基于课程体系的分析，作者对商务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模块培养模式类型做一简要归纳：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大商务课程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专业方向类课程体系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证书类课程体系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双学位课程模式；相对封闭课程体系+辅修学位课程模式；第一种模式大商务类课程指商科类学科基础课，不做明确的方向定位，培养了解商务知识的复合应用型通用英语人才。第二种模式的专业方向类课程体系可涵盖商科类不同的专业。一旦确定某一方向，课程设置将会相对稳定，相对封闭课程体系的教材内容也应相应融入一定比例此方向类商务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语料，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商务，在学习商务案例的同时操练语言。语言和商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第三种模式中的证书类课程可包含国际国内的证书考试内容，如：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CFA（特许金融分析师），CIM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PA（注册会计师）等。前三种模式颁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证，授予文学学位。第四种模式的双学位课程是学生在拿到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证书的同时，修完其他专业除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外的课程学分，就可以获得双学位。第五种模式的辅修学位和第四种模式相似，是学生在修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的同时，辅修相近专业，比如：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方向）的学生辅修国际贸易专业，只需修完没有包含在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方向）课程体系内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即可拿到国际贸易专业辅修证书，这样既省时又有效。课程体系的不同模式只是反映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模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的模式在教学过程、评价监控体系方面也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当然，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实践模块改革也要及时跟上，因为实践教学是体现商务英语专业应用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采取多种方式强化实践教学。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相关负责人和往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全面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以期通过需求分析对目前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有所启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规模的日益扩大，了解社会需求，制定符合社会需求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所急需的高素质人才，是增强高校自身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体现了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宗旨和目标。因此，及时了解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结合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和学习者自身需求分析，及时调整、补充和完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和建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需求和实现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Brain，G.Twenty years of needs analysis：Reflections on a personal journey. In Flowerdew J. & Peacock M.（Eds.），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Brieger，N.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handbook[M].York：York Associates.1997.

[3]Hutchinson，T.，& Waters，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Munby，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5]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林添湖.商务英语理论研究要义八则——漫谈商务英语学科的几个基本问题.上海：第八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2008[Z].

[7]文秋芳.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篇（4）

大学预科教育是国外普遍设置的一个教学层次，专指衔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特定教育阶段，它既是中学普通教育的延伸，也是目标指向高等专业教育的过渡期教育。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我国现有的为中国大学提供生源的预科教育基本限于两种，即民族预科教育和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比较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民族预科教育获得了稳定长足发展，而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则有待规范发展。2009年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教外来[2009]20号），决定自2010年9月1日起，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新生在进入专业学习前开展预科教育，从而把来华留学生的预科教育引入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之路。

一、 对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必要性

（一）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呼唤预科教育

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取向。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生源的国际化。在世界前100所著名大学中，外国留学生占较大的比例，达到12%以上。如美国哈佛大学，每年在校注册学生数18 000人，现在每年有2 800个学位被美国本土以外的125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获得。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吸引着全球青年人，在将来依然是高等教育国际输入地区。

近10年，我国实施教育品牌战略，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势头迅猛。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 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 18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619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2009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为93 450名，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9.2％，同比增长16.8%，增长速度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但目前存在着某些亟须改进的地方，如各高校招生上无序竞争，生源质量有待提高；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外，一般院校对预科生除有HSK等级要求外，专业上没有明确的要求，等等。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的质量，我们要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统一、规范的预科教育。

（二） 对外国留学生进行预科教育是国际通行的教育方式

预科教育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现已演变成整个教育体制的一部分，是进入大学学习专业前的专业基础知识的预备教育阶段，在有些国家如法国，是进入大学的必经教育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降低，本土大学生源不足，面向全球实施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招收留学生是其发展教育产业经济的策略。这样，原本为本国中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大学附属中学、独立学院，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下，与多所大学结成联盟，转向进行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预科教育。如英国本科的留学生预科教育，由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NCUK)运作，旨在帮助海外学生了解专业知识、提高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新的学习方法与技巧、训练社会生活技能，从而完成适应英式教育的顺利过渡。学生预科毕业后将获得国际基础课程文凭，根据其考试成绩和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英国高校和专业，就读本科专业课程。

来华留学生除部分未成年人进入国内中学接受语言培训和中学教育外，成年留学生基本都在大学学习，根据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这项工作要由大学来承担。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定，2010—2011学年凡来华攻读本科学历的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须先进入教育部留学基金委指定的大学预科班学习。预科班课程内容为基础汉语、专业汉语及数理化等基础知识，学习期限为1—2年。学习结束后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进入专业院校学习。并且留学基金委委托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开办大学预科班。

二、 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此领域，理工科院校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在所有留学生中，理工专业的学历生比例比较高，每年基本保持在60%以上。其中包括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亦有相当比例的自费生。生源多来自非洲、阿拉伯产油国家和斯坦国，其他还有韩国、越南、蒙古等周边国家。从宏观上看，我国留学生预科教育存在着诸多明显不足之处，简而言之，就是缺少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缺少统一的预科教材，缺少明确的评定考核制度。

从微观上看，国内理工科院校仍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依然需要加强。上世纪80年代，北京语言大学的杜厚文先生曾深入清华大学在在读专业留学生中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归纳出了留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校汉语教师也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与留学生集体座谈或者个别访谈，通过与专业课程教师的密切沟通以及调查留学生完成作业的困难点，我们基本明确了留学生的问题之所在，大致与杜厚文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 虽然留学生能进行日常生活口语表达，但话题集中，用词范围有限；课堂上能听懂汉语教师说的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课堂外听不懂其他人包括中国大学生、专业教师说的汉语，存在着“能说不能听，能写不能读”的普遍现象；不了解背景，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完整的沟通交流存在文化上的障碍；由于词汇掌握得太少，尤其是理工科大学基础课教材中所用的是普通词汇，科技基础词汇学得少，对科技语言的句法结构不熟悉，即使是通过HSK六级的留学生，学习专业时也会产生听力反应迟钝、阅读速度太慢、专业内容用汉语表达得不够清楚等问题。另外，不能适应专业教师的方音、语速和板书，不理解专业课程的解题格式，也是学习专业课程初期遇到的普遍问题。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如此。所以，在预备期，强化留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各项语言能力，是预科教育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教学任务。

第二，专业基础知识与大学专业知识衔接问题。由于我国高中数理化知识较深较难，大学专业课程的起点比较高，经过高考选拔的中国学生如果不努力学习也不能通过考试，那么留学生就可想而知，问题更多。除少数留学生外，绝大部分留学生在学习专业时都遇到不少的困难。如各专业都必修的高等数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如按照中国学生的标准要求，几乎没有留学生能通过，即使补考，仍然不能通过的大有人在。大学物理、有机化学甚至选修的中国文化通论等课程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预科阶段仅仅以讲座形式浏览性地介绍专业词汇，又缺少相应的训练环节，留学生印象不深，效果有限，应该注重学科知识的相对完整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专业基础知识与大学专业知识如何界定，如何衔接，尚待进一步确定。

第三，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时间安排问题。由于留学生预科教育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一是汉语教学，解决语言工具的问题；二是专业教学，解决专业知识基础的问题。所以，在1年的时间内（有效学习时间基本为8个月）如何安排这两个方面的教学任务是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这其中包括设定语言教学的总学时数和专业知识教学的总学时数以及何时开始进行专业知识教学。这些都需要从实践中来总结，需要借鉴成熟的预科教育的经验。

第四，师资与教材问题。理工院校专职汉语教师数量有限，基本承担着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要完成大量的汉语教学任务，各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另外临时聘请兼职汉语教师。而兼职教师流动性大，教学态度随便，汉语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也有待提高，所以汉语教学质量就可能得不到保障。在专业知识教学方面，由于跨专业，汉语教师不能胜任，但聘请的专业课教师或研究生进行教学时，由于不能照顾留学生初级阶段的汉语水平，教学效果也不理想，进而也影响教师的情绪和教学态度，以至于放松要求，随便应付。由于没有预科生使用的专业教材，教师多直接采用大学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简单辅导，或者采用现行中学数理化教科书，结果都不甚满意。

三、 关于理工专业留学生预科教育的构想

教育部在通知（教外来[2009]20号）中提出，预科教育的培养总体目标是使学生在汉语言知识和能力、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达到进入我国高等学校专业阶段学习的基本标准。通知还就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据此，我们就理工专业留学生预科教育做些设想，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5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强化汉语教学，坚持基础汉语和科技汉语相结合。对零起点的留学生，预科阶段的语言教学，必须采取强化手段，才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获得汉语的听说读写各项技能。与普通语言进修生每周20学时相比，预科生要增加课时数，每周课时设计为28学时，保证有足够的教学时间。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语言教学不是传授知识，语言教学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习得。强化语言教学的通常做法就是针对某项语言点，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口头上和书面上的反复操练，直至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在强化过程中，要遵循第二语言习得规律，提供充足的汉语信息输入量，以留学生为中心，创设语境，激发留学生对汉语的认知体验，引导留学生思考和开口说话。

理工专业的留学生，语言教学时要把基础汉语和科技汉语结合起来，并且都采取强化的方式。除在词汇、常用表达格式、语体风格等方面有差别外，在语言能力上二者是一致的。基础汉语常以日常生活话题为表达内容，而科技汉语则常以浅显的科普知识为表述内容，由于科技汉语词汇意义的单一性和表达格式的凝固化，留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把二者结合起来教学，可以互相促进，既可以提高留学生的综合汉语水平，也能学以致用，提高他们的专业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时间安排上，第一学期完全安排基础汉语强化，包括每周28学时听说读写课程。第二学期增加科技汉语，课时分配上，基础汉语综合课每周10学时，科技汉语的听说读写课程每周10学时。

第二，浓缩专业基础知识，坚持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专业基础知识教学是留学生预科教育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专业基础知识不完全是我国高中数理化课程的知识，不能把预科教学办成了高中补习班。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要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选取并浓缩高中课程的数理化相关基本内容作为专业基础知识。而与专业方向关系不大的数理化知识，可暂且不选用、不介绍。如以高等数学为例，由于数学符号大部分是世界通行的，可以首先介绍这些数学符号的汉语读法、符号名称，从加减乘除符号到对数、微积分符号。还介绍用汉语表述特定的数学解题常用套路和格式，如“已知、求、解、答”4个标准解题步骤等。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就是选择一些知识衔接点，把大部分学生已有的知识与即将要学习的新知识联系起来，为后续学习做好必要的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编写出版统一的理工科综合基础知识教材。可喜的是，近两年来，就该类预科教材编纂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曾多次组织国内诸多理工院校的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取得共识，核心教材正在陆续编辑出版。

篇（5）

【作者】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博士后。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67-006

一、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误区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一概念包含了价值的三个要素：主体（人们）、客体（外界物）、关系（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或主体对客体的要求和期望）。价值取向体现了价值主体在主观上希望客体能够满足自己的哪些价值需求。教育价值取向是指人们认为“教育应该是什么”，是一种“应然”状态的价值判断，它代表了教育的可能或预期空间。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们希望“壮汉双语教育应该是什么”的主观价值目标和判断。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7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壮族农村地区，大多数壮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壮语交流。“壮汉双语教育”是指在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使用壮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进行教学。

壮汉双语教育是一种以第二语言习得为目的的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当前，壮族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是从提高汉语文教学质量即“以壮促汉”的角度来开展壮汉双语教育，将学习壮语作为学习汉语的“拐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实验学校往往把“以壮促汉”作为壮汉双语教育的核心，所有的壮文教学工作都是围绕着学好汉语文而作准备的，壮语文学习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些学校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复习其他课程，在期末考试时往往压缩或占用壮文课时。有的学校甚至以壮文教学为幌子向上级部门申请经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展双语教育。

壮汉双语教育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主要在于人们对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过于功利。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把壮汉双语教育简化为“学习汉语”，认为壮汉双语教育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向汉语文过渡。很多教师、家长、学生觉得学习壮语文作用不大，甚至出现了某些壮族父母在家庭中主动放弃说民族语而只教子女说汉语的情况。

人们对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产生误区，其根源在于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壮族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长期以来，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壮族传统文化是相互脱节的。壮族知识分子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必须学习和掌握汉语文，才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晋升。梁庭望教授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壮族地区的官方教育传播的是汉族封建文化，讲钦定的正统伦常，使用的是汉文。壮族文化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还要受到贬低和丑化，久而久之，壮族的文人学子几乎都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封建重压下，形成了虚无主义的畸形思想和变态心理，反而看不起本民族文化。”由于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历来传播汉族主流文化，汉文化对壮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深远。不少壮族人甚至以学习汉族文化为荣，鄙视本民族文化。这种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亲汉疏壮”的心态，使得壮汉双语教育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内部推动力。从现实看，学校教育中壮族文化主体性的失落也是壮汉双语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的管理者和实施者所理解的民族教育，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所关注的重点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高考的升学率，而不是作为广西主体民族的壮族文化的本身的教育问题。”壮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汉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这当然是学校教育的重点，但不应是唯一内容，更不应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

二、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

学术界通常将教育价值取向的利益主体分为国家（社会需要）和个体（个人需要）两大类，或国家、集体和个体三类。壮汉双语教育是壮族地区民族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教育价值取向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一是它能够满足壮族地区群体和个体民族语言及文化传承的需要，二是它能够满足壮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我们在一般教育价值取向“国家”和“个体”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地方”作为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分析单位之一，即壮汉双语教育的相关价值利益主体分为国家、地方和个人三类。这里的“地方”相当于“地方社会”或“社区”，是民族和地域概念的复合体。从国家、地方和个体的视角出发，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壮族人民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程度

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高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应具备以下两项功能。

第一，实施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首先，在壮族地区的学校实行壮汉双语教育，保障了壮族人民在语言文字上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赋予了壮族人民对民族身份的自信，这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公共教育领域内得到公平传承的具体表现，是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的体现，也是保障各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体现。其次，壮汉双语教育主要指壮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和汉语。壮语是绝大多数壮族学生的母语，是传承壮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文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交往，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重要交际工具。壮汉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壮族学生的母语教育权利，而且也有利于保障壮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权利，使壮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这一中华各民族之间交流、交际的基本工具，有利于增进壮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二，实施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提高壮族学生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壮汉双语教育，壮族学生可以在传递和继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更多的现代社会信息，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更容易与外界沟通、交流、交往，更全面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就业，而且也有利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更容易跨越语言、文化障碍，在现代化社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促进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服务

从壮族地区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促进壮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壮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人民创造了自己优秀而独特的文化。如花山崖壁画、铜鼓、民歌、壮锦等，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壮族人民的生产斗争、生活实践的聪明智慧，强烈地表现出壮族的共同心理、民族理想、民族情操、民族伦理和价值观念。壮族优秀文化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语言文字是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学生学习、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纳、继承、发扬健康的成分，促进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来自本乡、本土，有较好的适应当地文化生态和本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人才。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学生在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本民族、本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如环境、生计、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增进学生的乡土认同、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也有利于其掌握适应当地文化生态和本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具备服务地方社会、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三）促进个人和谐发展，提高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

从受教育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有助于促进个人的和谐发展，提高个体的文化认知、文化适应能力。

一方面，对于从小说壮话的壮族儿童来说，壮语是自己的母语，学校教师在启蒙教育阶段用学生的母语来授课，而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引进汉语的教育方式，可使壮族儿童在学校环境中感受到学校教育和教师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从中获得莫大的自尊和自信。“用母语教学有助于学生肯定自我、人格、价值等健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一旦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及人格、价值得到肯定，享受到使用自己母语的自由权利，那么，他们的学习潜力和积极性也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因此，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儿童接受最适合他们语言、文化基础和认知水平的教育教学方式，使他（她）能够在身心愉悦的教学环境中从事学习活动，树立学习的自信心，获得体验成功的学习经验，从而有助于促进其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全面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壮汉双语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壮族学生通过双语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不仅可以了解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还可以从中学习、了解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从而学会欣赏、理解和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跨文化学习和交流中提高自己的文化适应能力。总之，壮汉双语教育要教导学生从尊重自己的文化出发，“推己及人”，学会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对不同的文化秉持积极、包容的态度。

三、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特征

（一）多元性

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多元价值取向，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同样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笔者曾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这是21世纪全人类和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两大挑战，而两大挑战的核心是人类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上，这种“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具体体现在国家取向、地方取向和个人取向三者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如：有人把壮汉双语教育简化为“学习汉语”，认为壮汉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快地向国家通用语言过渡；有人认为壮汉双语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有效工具，应实施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式的壮文教学；有人认为壮汉双语教育对个人的升学、就业没多大作用，没必要开展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正确认识以上几种关于壮汉双语教育的不同观点，对壮汉双语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需要多元的价值取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但又不能无限扩大。如何培养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知、理解和传承，以及对丰富的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加工和创新的能力，都是人们在开展壮汉双语教育时需要积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因此，壮汉双语教育需要兼顾国家、地方和个人对教育的文化价值选择，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对双语教育的需求，实现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二）互补性

壮汉双语教育的国家价值取向、地方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三者之间并非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它们是多元并存、和谐互补的。从地位上看，壮汉双语教育价值的国家取向居于中心地位，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壮族学生掌握壮汉两种语言，熟悉壮汉两种文化，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顺利进入主流社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国家价值目标的实现，并不是要以取消或否定个人价值和地方价值为代价的。实际上，国家价值、地方价值和个人价值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目标和地方价值目标实现的基础上的。如果壮族学生通晓壮汉两种语言，适应不同的民族文化，那么他（她）的学业质量、文化认同感、民族自信心都会得到相应提升，这不仅有利他（她）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最终促进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从层次上看，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双语教育价值取向分别处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地方价值取向往往结合了地域和民族的因素，是联接个人生活经验和国家价值目标的中介。比如，理想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应是从培养受教育者的乡土认同和民族认同出发，由珍爱家园、重视乡土开始，达到认同民族文化，再上升到热爱国家。这样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由浅至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才能产生深远、实在的效果。

因此，在壮族地区，只强调双语教育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取向是不够的，而单纯从个人升学、就业的功利目的出发来评价双语教育也有失偏颇。壮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民族文化的滋养，需要培养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具有高度认同的跨文化人才，这也要通过壮汉双语教育才能实现。因此，壮汉双语教育价值的国家取向、地方取向和个人取向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和谐的。我们需要兼顾壮汉双语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整合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

（三）时代性

从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变迁视角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过于强调“国家一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不分地域、族群的国家“大一统”的教育原则和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基本理念，而极少关注双语教育的“地方一个人”的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多元文化社会的格局开始彰显，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地方、个人的利益和话语权，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取向也日益受到关注。壮汉双语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取向的实现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可行性。从学校教育体制的内部改革来看，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这就为基础教育阶段乡土知识能够影响并以一定的方式进入学校课程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为学校教育在传承乡土知识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能够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也营造了基础性的制度环境。在外部环境支持方面，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积极实施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而为壮汉双语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

因此，壮汉双语教育的国家、地方和个人价值取向的表征及实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当下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文化权力格局和文化生态环境中相互对话、协商、妥协的结果。

四、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实现路径

我们认为，应当采取整合的策略，从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培训多元文化教师、改革教学和评价方式三条路径出发，拓展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空间，使其从“应然”走向“实然”。

（一）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实现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关键在于对壮汉双语教育目标的正确定位和认识。壮族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能仅仅把壮汉双语教育局限于作为“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以壮促汉”的手段，而应将壮汉双语教育视为促进壮族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其文化适应能力，以及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壮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为此，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学生，也应该包括主体民族学生。“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较好地兼顾了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中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模式。当然，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双语教育的要求不一，不同学段（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双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如何科学安排双语教育课程及教学时数，如何开发双语教育课程资源，如何改革双语教育评价机制，如何进行双语教育的教材建设和师资建设，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人们在壮汉双语教育的实践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二）培训多元文化教师

教师是壮汉双语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也是壮汉双语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语教育的成败与否。要有效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多元文化教学知识和技能。如果教师没有一定的多元文化知识和素养，就很难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培养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多元文化意识的学生。

因此，有关部门和学校应加强对双语教师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方面的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应结合国家的民族政策、双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等多种因素实施；在培训的形式上，应提倡教师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参与式培训，通过撰写教学札记、设计多元文化教学案例、参与现场讨论等形式交流学习心得，反思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和不足，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敏感性。

（三）改革教学和评价方式

在树立“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目标和提高教师多元文化素养的前提下，应改革壮汉双语教育的教学和评价方式，提高壮汉双语教育的质量和绩效。

在教学方式的改革上，首先，教师应积极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实践的、互动的、参与式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积极开展互动、交流、讨论，创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其次，教师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特别是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风俗、生计等“地方性知识”，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学校教育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的文化适应。

在评价方式的改革上，应改变“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观，代之以发展性的评价原则。这就要求双语教育评价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把评价过程看作是一个促进学生自身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将其贯穿于学生双语学习活动的始终。在评价的具体方法上，应注意双语教育评价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将诊断l生评价、形式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有机结合，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互补充，综合运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评价以及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滕星.壮汉双语教育的问题及转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3]梁庭望.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J].广西民族研究，1988（4）.

[4]覃德清.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5]叶澜.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J].教育研究，1989（8）.

[6]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7]王卫东，石中英.关于建国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1996（4）.

[8]韦达.壮族地区壮汉双语双文教学的意义和作用[C]//韦茂繁，戴庆厦.第五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9]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篇（6）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4―0030―05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极具特色的新兴学科，在其不算长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增进人类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人类的生活和学习绩效。但就现阶段看，教育技术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其学科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关于“人的形象”的认识有关。众所周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展尤为紧密，它以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进步为动力，以研究人的思想觉悟为先导，以逐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为支撑。然而，凡是教育技术学研究都和人紧密关联，这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研究活动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生成。可以说，任何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都可以通过认识人来开始。

一 “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

1 什么是人的形象

人的形象指的是什么，首先必须知道“人的形象”中“形象”的涵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象”一词作了两种解释：第一，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第二，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第一种形象指向物，第二种则特指人。日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人的形象的理解符合《现代汉语字典》的第二种解释，指人物的神情容貌、行为气质和性格特征。学术生活中，很多学者也对人的形象的学理性涵义做过研究，“舍勒把人对自身的概括称作人的‘自我形象’。”[1]进一步说，“人的形象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所形成的图像或图式”，[2] 认为其语义色彩呈中性，没有褒贬好坏之分。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是“一种人生态度”，且它与人的概念、人的观念分属并不对立的范畴。石中英教授认为，“‘人的形象’是对人性假设为核心的关于人的观念性知识的勾勒”。[3]这种观念性知识是基于或深或浅的思考，这种“人的形象”是一种或暗或明的影像，“人的形象”存在于模糊的轮廓之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人的形象”是人基于对自身的观念性认知而形成的图示概括。

2 “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

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4]“人的形象”是文化的核心，而“凡事皆孕于文化，凡事皆囿于文化”，因此，教育技术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真空于文化，教育技术的研究自然难以脱离“人的形象”这一质素的渗入。“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时代意义。

首先，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需要“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是新兴的特别学科，它的理论构建有别于一般学科，一方面因为教育技术学具有注重效用性研究的特点，现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理论多以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为直接原型。“教育学理论的建构需要‘人的形象’”，因为“教育学是一门直面人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学科”。教育技术学也同样是直面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学科，它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学习的优化和效果的提升，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也需要“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学科建设等的基础理论是教育技术学自成一科的基础，具有学科的唯一性。教育技术学需要依据“人的形象”来构建理论，因为“人的形象”和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存在对应的关系，有怎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怎样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同的教育技术理论其“人的形象”也呈现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能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一种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先导模式，它是学科理论形成之前的原始研究图示。

其次，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人的形象”。直接实践性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和理念，“教育技术学的知识旨趣是教育的技术知识”，[5]令人奇怪的是，教育技术学实践理念和技术知识旨趣组成的“装备”却始终变革不了教育技术学理论对实践干预乏力的现状。究其根源，我们认为是没有抓住“人的形象”这一根本原因。因为直接实践性和知识的技术性都只是学科层面的应然取向，“人的形象”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架构的实然原型，实践活动的运作取向始终被原始的认识图示支配，研究中“人的形象”是实践活动的精髓，立足人的形象，便以“本”之不变应教育技术实践的“象”之万变。现阶段，很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舍本求末的研究行为，大多是没有好好领析“人的形象”的价值。

最后，教育技术学的时代跃进需要“人的形象”。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时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更新提出需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发展方兴未艾，兴起的教育新形态革变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时空和情感交流语境。这就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必须对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新语境下的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空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迁移提出需求。信息文化的形成也逐步生成了信息化时代下的“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的迁移需要在信息文化的推助下实现，也只有在文化模式下实现。一旦学科的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教育技术学发展相应的粗线条的社会地位和细线条的学术地位就会熠熠生辉，而作为勾画出这些线条的前提条件的文化其核心正是“人的形象”。所以，教育技术学新时代的跃进式发展需要“人的形象”，更少不了信息化时代的“人的形象”。

鉴于存在种种的“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我们将对其进行“解”和“建”的动态研究。

二 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批判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人的形象”隐匿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各种现象之中，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和提炼剥离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几种“人的形象”，分别是“技术人”形象，“理性人”形象和“经济人”形象。

1 “技术人”的形象

“技术人”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人的形象。从上世纪的视听教育到本世纪的网络教育，教育技术形态从视听技术到多媒体技术再到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其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始终和技术联系起来一同进步和发展，在这个进步过程中，教育中技术一词的外延不断地得到拓展，不再仅仅指词汇学的名词释义，也不再局限于是探索教育学规律的动词范畴，而是延展到新兴的“形容词用法”，技术应用留下的技术痕迹是其形容词用法的“词源”，“技术人”就是在这种“词源”上直接架构的技术的“人”。“技术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对新形态技术极度敏感，并且竭力追求技术的变革和创新，主张研究实践中一切问题的技术性解决的态度。

“技术人”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学习媒体应用的媒介技术，学习内容迁移的传播技术还是学习活动发生的设计技术等，它们的合理化应用都受益于“人的形象”的影响。尽管如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技术人”构想也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态度造成研究意识的狭隘，“就目前而言，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与兴趣置于应用性研究”，这种应用意识往往导致“教育技术学界的学者们对基础性与理论性的研究并不积极”[6]直接造成研究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技术应用不注意科学语境，忽视与技术匹配的合法性环境。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技术的原生功能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发生扭曲。比如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研究出现一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思路，其实美国的教育技术学技术理念并不符合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实际，技术的应用阈值不相同。对技术的使用始终要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为最值依托，以此寻求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相合适且合理的技术支撑的文化区间。第三，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以目的性成果为导向，指向研究的直接成果，秉承“报喜不报忧”的成果意识，而将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垃圾”扔在应该解决的“问题集”之外。这种技术硬式应用会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引来意想不到次生灾害。

2 “理性人”的形象

“理性人”的形象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人的形象。曾经也长时间的成为“思想家们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前提”。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理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普遍‘类特性’”，“理性的人无所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化身”[3]。故而，“借助于理性和理性知识，人类就能不断深化认识，把握和重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从而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7]然而，理性的人也常常与功利，形而上学相联系。

“理性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工具理性的深入人心，教育技术学将人理性的认可蜕变到工具理性的认识，人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培养一种能够对外界进行劫取和拷问的占有式主体，因为工具理性就是一种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价值理念，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的‘形式合理性’”[2]，造成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困顿。第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程序化，亦步亦趋于已有研究模式。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统一的、不变的、确定的，教育的过程是人的理性化过程，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确定性活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遵循这样的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中形成固定的范式和模式，其结果不利于创新性思维的培养。第三，理性的强大使人们自我膨胀并相信我们可以对教育进行乌托邦式的设计，实现教育的彻底革命，可以对任何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问题进行理想化设计，为此教育技术学就领地问题和相近学科时有冲突，且不论冲突谁对谁错，只要发生冲突就可见自身的轻佻。可见，理性自身的强大并没有使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走在“理性”轨道上。

3 “经济人”的形象

“经济人”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次完整表述出来的，它强调“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行动”，后逐渐完善发展成为“建立经济模型的基础”[8]。追求利益或者说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人”形象的最本质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第一，存在于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中。南国农[9]先生主张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是“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为目的，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实践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美国教育技术的绩效观点的引入也是学科理论的一次经济意识的拓展。第二，存在于教育技术学实践应用中。一方面，普通课堂的教学设计中关于媒介的选择，教学策略的选择等都致力于减少知识传递的通道，缩短传播的里程，降低传递过程中干扰始终遵循“传播路径最小教学效果最理想”的“经济观念”，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决策，其核心内容是教学信息化，要使教学手段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教学成果高效化，直接的目的是使知识信息均衡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在此浩大的工程中教育技术学是生力军也是主力军，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和最佳的信息化渠道获得最优的教育信息化成效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实践意志。

但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经济人”形象的构想存在某些潜在缺陷。首先，利益对“经济人”意识的吸附。学术研究的相对清贫容易激发图利意识继而唤醒拜金的欲望，唯利是图的研究动力势必会玷污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神圣性。其次，“经济人”的功利性取向的危害。一方面学术道德问题的滋生，教育技术学是新兴学科，其研究标准高，创新含量要求高，短期内很难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功利性学者容易以剽窃、浮夸等方式拔高自己的研究成果产生“学术泡沫”。另一方面，学术内耗的产生。功利性的研究往往从研究者个人利益出发而舍学科整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赢得某一领域的或某一方向“开山鼻祖”之名，而“同门相煎”，会就某一些问题操戈相对，争论不休，导致学术资源和研究精力大量浪费和研究的不作为，学术研究发生严重内耗，这非常不利于学科研究的开展和学科的有序发展。目前，世界甚至我国已经出现了学术腐败的重大事件，受到各界地高度关注。“经济人”的形象构想存在严重的学术研究隐患。

由上分析可知，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人的形象”不是存在问题就是留有隐患，为了教育技术更好的发展和实现其价值，重新建构“人的形象”已迫在眉睫。

三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

“人的形象”重塑的思想基础是其内涵自适应的需求，现实基础是当前时代变革的需求，构建的“原料”基础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变革。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其重塑形态的重要来源就是现阶段人类自我意识在变革后的主流形态。

1 “文化人”的形象

“文化人”的形象是在人类学反思中形成的一种人的形象。“文化人”的形象基本轮廓可以描述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或自然的产物；不仅我们的观念、价值、感情和行为模式是文化的产物，就是我们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以至整个神经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第二，因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因而人性也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第三，“既然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性就是文化性，那么和人打交道就是和他所属的文化打交道，理解一个人也就意味着理解他所代表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际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裸的肉体或理智主体之间的关系。”[3]

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文化人”形象其意义的前提是文化本身是具有教育意义和技术含义。其教育意义体现在“多姿多彩的文化塑造了无限丰富的人类和人性”，教育从其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使人“文化化”的过程。再有，文化本身是包含有技术性的，在人和事物的表层和本质都留下文化印迹，以此标记不同的文化特质，从技术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工具化”的过程，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人”具有教育技术学研究意义。

“文化人”形象能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带来两方面的思考和启迪。一方面，启迪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框架时，谨慎处理教育技术学与相近学科的理论关联问题，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实质是其背后文化观的博弈，谨慎的处理与美国教育技术学关系的问题，中美文化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也彼此优势互补。鸿沟告诫我们，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不适合我国文化语境的教育技术学体系，我们应避免无文化观念的移植；优势互补暗示我们，美国教育技术学优秀和精华部分，我们要积极吸取，此间要解决好文化“错力”对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另一方面，启迪我们在实践中要时刻以认知文化差异为实践前提，我们要依据不同的教学群体和教学情境来合理选择各种匹配度高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技术是文化的技术，技术选择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往和对话的过程，而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直接关系到教育技术学实践的质量和效度。

2 “游戏人”的形象

上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正式提出“游戏人”的概念，他强调[10]，“人是游戏者”或许与“人是理性者”处于同一层次，“有权在我们的术语中取得一席之地”。可见，“游戏人”诞生伊始就被寄以了厚望。

“游戏人”和游戏是紧紧交织在一起，此处的游戏不是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娱乐活动，还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人类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各种文化的‘母体’”。[3]“游戏人”的主要特点也是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得到体现，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习惯于做游戏。游戏活动的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社会冲动”，甚至比“文化还要古老”，文明时代的宗教冲动和功利冲动等都只是它的外在形式。第二，人擅长做游戏。人总是深谙游戏的精髓，创造意想不到的游戏精品，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的形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游戏作品[10]。第三，人总是在做游戏。人生活在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游戏之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游戏打交道。第四，人享受做游戏的过程。“游戏性”是游戏活动的内核，指“自主的精神，平等的精神和自由与限制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11]人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充分体验这样的“游戏性”，享受游戏带来的愉悦。

既然人总是在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学研究也是人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游戏人”的形象来构想教育技术学研究。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游戏魅力。既然人习惯于并且享受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研究中研究人时刻处于游戏状态：“自由、自愿、自足、平等、合作、投入和忘乎所以”等等，催生研究人员忘我的研究热情，激发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的无限潜能，有利于创新性成果的产生。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自主性和平等性的主张。自主性方面，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充满不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研究时所谓的范式和模式只遵循流变之理，充分发挥研究的自主性，不困囿和屈从于研究外的声音，“游戏人”的形象告诉我们，巨人的肩膀是用来站的，不是用来仰视的。平等性方面，研究中对待研究权威的态度是尊重而不能亦步亦趋的遵循，既然人都擅长做游戏，而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研究游戏中的各方应共同营造平等的研究氛围，并平等的维护和修订研究规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3 “信息人”的形象

“信息人”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兰开斯特提出，指“懂得如何学习，知道如何组织知识，知道如何找到信息，知道如何利用信息”[12]的一类人，在信息社会中居以主导地位。

“信息人”主要特点是：第一，人是信息的封装系统，是物理的、生理的、精神的、文化的多元打包，具有信号与符号的传递与处理的多重功能。第二，“信息意识浓厚，对信息有一种自觉的心理倾向，能敏锐地捕捉有用的信息，维持对信息的注意力、判断力和洞察力”[13]。第三，具有高水平的信息素养，筛选信息、处理信息、生成信息、传递信息的本领过硬。第四，行为方式以“信息欲”的偏好取代了“趋乐欲”的偏好，“冲破了‘经济人’所界定的人的行为‘自利实在性’与人的‘理性边界’的约束”，“信息欲”是人最根本的欲望[14]。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勾勒出“信息人”形象的线条图示。

“信息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研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演进发展的反思，“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大家庭中唯一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成员，其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的差异引发的“研究方法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就不是趋同科学化观念的所谓研究思路的实证化，研究模式的实验化和研究数据的定量化，而是形成针对所占有的研究信息进行科学化处理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态度。比如，研究者对研究目标的信息进行科学提炼，“根据研究目标来选择适当的方法”。研究者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元信息的广泛和精确掌握，确保研究中“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地选择研究方法”[15]。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变革和研究品质的提升。一方面，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是应信息化时代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信息化时代的学科核心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在于信息化程度。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的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是增进信息化程度和赢得信息化战役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沟通越来越频繁，研究的鸿沟越来越小，学科内耗被合作成果替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呈现信息化时代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信息欲”是信息时代的主流和主导观念，“信息人”的信息占有欲望超过自利的追求。教育技术学研究重要组成环节是信息的获取，信息的传递，信息的生产，当“信息代谢”成为学术研究生活的焦点，学术质量以及研究人员的学术奉献精神就会道德自觉，学术诚信等道德问题也就很难有生长的空间。另外，由于研究成果的主要存在形式是信息，所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信息人”形象也会有助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绩效的提高和效果应用的推广。

四 小结

支离破碎的教育的“人的形象”只能产生“支离破碎的教育理论和无所适从的教育实践，培养出在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社会关系方面同样支离破碎的人”[3]，教育技术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技术中“人的形象”。一切从研究开始，一切在研究中开始，因此，我们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技术人”、“理性人”、“经济人”的批判到相应的“文化人”、“游戏人”、“信息人”的重塑。我们相信，通过“文化”、“游戏”、和“信息”的范畴，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在新的信息化时代可以重新得到解释和建构，继而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人性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5.

[2] 岳伟.批判与重构―人的形象重塑与教育意义探索[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3] 石中英.重塑教育知识中“人的形象”[J].教育研究,2002,(6):12-18.

[4] 衣俊卿.文化哲学: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1999,(2).

[5] 蔡建东.论教育技术学的知识旨趣[J].开放教育研究,2010,(2):47-51.

[6] 焦建利.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03,(1):30-33.

[7] 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39.

[8] 倪雪慧.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3):36-39.

[9] 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0] 胡伊青加,成穷译.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2.

[11] 吴航.游戏与教育―兼论教育的游戏性[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74.

[12] 岳剑波.信息环境论北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88.

[13] 林立强.浅谈人的信息化与信息人[J].情报探索,1999,(1):10-11.

[14] 余潇枫,张彦.“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J].学术月刊,2007,(2):17-23.

[15] 桑新民.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通论[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33-36.

The Thinking on Image of Man in Edu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WU Ming-chao LI Zi-y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China)

篇（7）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