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2011年6月，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于丹从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搭档裘英俊，上过少儿曲校，因“学习太好”而去读了南开金融系，一直没离开相声圈。

老艺人对他们感到新鲜。为了“垫高”他们，有人提醒观众：@俩新人了不得，高材生！也有人在后台冷嘲热讽：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俩大学生说相声，就跟卖白菜的说相声、蹬三轮的说相声一样，有什么区别？

于丹逐渐发现，虽然对方是贬自己，但话糙理不糙。@个圈子不认学历。

在后台，有演员好奇地问于丹：“你学什么呢？政治？你上@么多年学，你不烦吗？――我就腻味上学！”

在购票捧场的茶馆里，观众不会因为演员学历高就好伺候，稍有不慎就惹来嘘声。而在学校，于丹甚至见过一个同学表演快板，忘了七八次词，观众还宽容地鼓掌。

于丹不喜欢给相声赋予很大使命。在他看来，说相声首先是谋生手段，@样想不卑鄙。

于丹并不否认，自己当初去茶馆表演，一场几十块钱收入颇具诱惑，可以贴补家用、支付学费。

有听众在网上讽刺他：“一个大博士，天天上茶馆赚外快，好说不好听啊！”

于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一些人眼里，学历连着身份，博士就是“祖国栋梁”、“高级人才”，就得“阳春白雪”。

事实上，在于丹身边，还有厅局级干部也在说相声。但受制于“身份”，很少张扬。

在政治学博导朱光磊教授面前，@位相声演员格外拘谨。朱老师只听过一次于丹说相声，还是招待几个客人时去茶馆听的。师生从未就表演有过任何交流。

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相声只有“一点点关系”――通过说相声，他搜集了文化市场方面的部分材料。

虽然一再声称学历与相声无关，@位政治学博士很注意在创作中“结合时事”，旧瓶装新酒。因为“你不加新东西你就没饭了。听滋味的少，听内容的多”。

眼下，他计划在新段子里编入“利比亚和卡扎菲”。在一个传统段子里，他们曾把“二饼碰八万，死不对眼”，改成了“360跟QQ，有你没我”。

萨达姆被执行死刑时，于丹表演“赤壁之战”。剧中，诸葛亮游说孙权，劝他抵抗曹操，“你投降的话，你再找律师上诉的话没用，萨达姆现今什么样你什么样”。

“开政治玩笑，恰当就好，不要过分。我们行当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离政治，不提政治’。”于丹说。

日本大地震时，他们在茶馆里说：日本@个邻居挺讨厌，按理说他地震了，咱们应该同情他，可他有时候还抢占楼道……

于丹说，他们并不觉得骂日本人就对，毕竟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在“事件”等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相声让大家一乐，宣泄一下情绪，也没什么不妥。

“你要分清你的功能。讲政治课我就不能胡说八道，传道授业解惑。说相声的功能就是娱乐，你不能让观众买票去受教育。”他说。

@位政治学博士真的要去讲政治课了。他已确定留校任教，在教育学院，给学生上“基本原理”。

篇（2）

王辰瑶：今天看到几条微博，再提新闻学教师应从业界来以及理论无用的话题。新闻教育绝对应打通和实务界的关系，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但不能把新闻学仅理解为实操技能的传授。大家对“理论”的反感，未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压根没做好。昨晚和学生讨论“新闻学的想象力”，看看新闻理论应该做什么吧。(见右图)

baohuazhou：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一要有体制和机制鼓励学界业界互动，包括让学生接触最鲜活、最前沿的实操案例；第二不能贬低理论价值，因为所谓“实操”背后其实都有规范理论的支撑(价值、立场、伦理)；第三从我们职业来说，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赢得社会尊重和职业尊严。

四川陈焕仁：这的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或学院，都开了新闻传播课，新闻事业的发展当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现在不少人的新闻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须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雄海老牛：不单新闻学如此，政治学也如此。讲政治者，不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运转，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不开放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师者不尽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对于新闻传播，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理论则是牵引风筝的线。实在不用厚此薄彼，争个高下!没有人嘲笑文学博士不会写小说，也没有人指责经济学博士成不了企业家，更没有要求政治学博士做总统。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也能训练出一流的游泳运动员。

主持人杨锐：传播学有理论，但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新闻系的教师和记者队伍需要的是新闻法，而非新闻理论。立志于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有个性，有思想，知识结构发达和语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关键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清华史安斌：应该借鉴美国的新闻学院体制，50％的教师为流动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从媒体现役人员中选聘，但在中国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考评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传媒大学实行过多年的青年教师挂职地方电视台制度，但其体制较为独特，在中国其他新闻学院难以推广。

吕尚彬：最近，湖北的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也升级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五所高校都与湖北日报集团、湖北广电总台实行了双向挂职。这一举措，要持续实行。//张志安：一边是新闻业界持续批评学界，一边是大学体制限制业界人才进高校，两难啊。

atamxia33：大一新闻采访第一节课，老师bla完自己学术背景后我写了个纸条给她，质疑她没有长期媒体从业经历，恐不能胜任实务课程。初生牛犊啊，第二节课她用了近一堂课来各种解释。现在想想，新闻系的课程最重要的还是重塑价值。技术层面的东东很多途径可以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新闻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样很多，所以才要实习。然而，新闻系不该成为培养新闻熟练工的地方，价值选择、新闻伦理等东东才是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江：业界和学界各自都要谦虚，新闻学界有此类问题。但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可说是老调门了。有一个媒体出身的本科学历教授，总是说一些博士不会写导语。我要问：写导语难学，还是写博士论文难?以我之见，新闻教育好坏是看有没有恰当的价值观，是否看到新闻学与民主法治的关联。

篇（3）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篇（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篇（5）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篇（6）

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搞政治哲学的学者能做这个更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国内其他同类研究都给比下去。看着这本新书脚注里丰富的参考文献，我心里一边为作者资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边为其他那些没有阅读文献也能发表观点、擅长“无米之炊”的记者型学者感到羞愧。

其实，唐士其的这一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博士论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来在东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这样看来，今天这本新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回马枪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国家角色系统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心观点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系，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应该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过时而后退，反而应该承担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保护社会传统关系免遭自由市场侵害方面发挥创造性作用。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国外政治学界早就有成形的讨论。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会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甘心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忽悠。而唐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者的讨论，并站在“中国视角”上做出独立的评判，并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论证。与记者相比，学者永远没法追求时效性，学者的长处在于逻辑严密、论证深入。唐的新书在历史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长处。

拿历史来说，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挂在嘴边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总以为美国霸权体系之下的全球化是个新事物，所以应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事实上，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早就发生了自由市场全面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化过程，其深度甚至要超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在英国霸权的全球化之下，各国社会为此而做出的反弹直接打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对此，唐士其的新书花了两章来专门检讨这段历史，逻辑清楚，行文缜密。

就理论而言，他紧扣政治学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社会在市场侵袭之下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保护与服务；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否能平衡这对矛盾的要求，就成为各国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当然，与那些热衷于提出政策建议的学者们不同，唐士其严格地克制了自己给出更多具体政策建议的冲动，只在全书末尾强调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义限定的发展局限。作为学者，他只能对已有现象做解释与推理，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解释，而把历史的检验留给时间。贯穿全书，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决不渲染情绪、噱头。

篇（7）

美国电影教育的发达，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电影产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和电影教育近百年的积淀1929年，好莱坞早期著名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就创立了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制作专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三十余年来美国独立电影的繁荣，更多的电影节、基金会资金进入，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制作电影的可能性，拍摄技术和成本逐步降低也让人们通过电影表达成为可能。因为起步早、产业发达、教育总体实力强，美国的电影教育的持久蓬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据《综艺》杂志(Variety)统计，美国的电影学院、大学里的电影院系约有90所，公认出色的电影学院有25所。排名靠前的包括：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choolof Cinematic Arts)，简称USC-SCA，一大批业内精英在此执教，著名的校友包括《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也曾长期在此执教)、《达芬奇密码》导演朗 霍 华 德 等;纽 约 大 学 帝 许 艺 术 学 院 (NewYork University-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简称NYU-Tisch，著名教员包括斯派克 李(SpikeLee)，华 人 著 名 纪 录 片 导 演 崔 明 慧 (ChristineChoy)，电影研 究专 家 罗 伯 特 斯 泰 姆 (RobertStam)等，校友里则有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大导演，将近半数奥斯卡奖最佳短片获得者也都出自这里;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简称AFI，这里以评选AFI影史最佳100部影片而出名，兼有研究院和教育机构双重使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the Arts)，以传播和文化研究最先享誉美国，这所学院近年来的制作专业发展非常快，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影视制作培养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和戏剧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its Departmentof Film，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最著名的校友是教父系列的导演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 Coppola);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这所学院集中设置全配置的艺术学科，是美国一流的专门艺术学院。其中的电影电视学科划分极为细致，从导演、摄影等常规专业到特效、化妆等全部包括，旨在培养非常专业的制作人才。

除此之外，很多大学都开设电影专业并各有侧重，比如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电影研究在全球范围都有很强影响力。

在影视教育的高端特点之外，美国的电影教育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化态势。从上述最高端的一批电影学院，到大学里一般性的影视学院，再到一些社区大学里的影视系，以及专门的培训学院，为各种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很多电影院系和业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一则表现为许多业界人士直接就被大学聘为教职人员;二是，大部分著名的电影院系都位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这些影视制片发达的地区，这也使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行业成为可能。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从日常教学到毕业创作，校内学习和电影行业操作规范高度接轨。这座学院的艺术硕士的毕业作品里呈现出的：无论是制作流程，还是资金运作，与不远处好莱坞制片厂内的电影运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二、美国电影教育的类型划分

美国的电影教育相关专业，大致可分成两类：专业学院和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所谓专业的电影学院或者艺术学院，是独立的、专门的艺术、电影电视教育学院，大体类似俄罗斯的莫斯科电影学院、法国Le Fmis电影学院或者中国的北京电影学院。这类中最著名的为美国电影学院、加州艺术学院等，这类院校提供细分化的影视教育，比如导演、摄影、录音、灯光、特效、美工等，但这类学校一般不颁发学士学位，而是提供一种副学士学位(associate)，大概可以翻译成专业或专科学位。因为这类学校偏重培养的是专门人才、非常实用性的行业人员，所以能进入这类学校里学习也是很多致力于此的学生梦寐以求的。比如位于好莱坞的美国电影学院(AFI)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但因为在里面授课的都是行业里的杰出人员，甚至包括马丁斯卡塞斯这样的大导演。所以能进入其中，获得一张文凭，是极为不容易的。2013年，美 国 年 轻 导 演 达 斯 汀 布 朗 (DustinScott Brown)从 社区大学圣莫妮卡学院 (SantaMonica College)电影制作系毕业后，众筹资金、独立制片拍摄出了短片《团结》(Solidarity)，入选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并被票选为美国圣巴巴拉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短片，凭借此片，他获得了进入AFI导演专业深造的机会。由此可见，能跻身其中进修的，都是获得不俗成绩者。

大学中的电影院系是依存于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虽然不完全独立，但也有相当强的自主性。比如纽约大学的帝许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这两所学院也被认为是分据美国东西海岸两所最强的电影学院。这类学校一方面重视学生制作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和综合素质的 提 升。能 颁 发 学 士、学 位 硕 士/艺 术 硕 士(MA/MFA)甚至博士学位，不过博士学位只在电影研究领域颁发。这类院系是美国电影教育的重镇，它们在大学的体系之内，在培养专业素质的同时，也提供更加综合的人文、艺术类课程，学生能够接触到的是更加综合的课程体系，因而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而且，综合大学电影学院里面，本科教育是最为重要和完备的。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电影研究专业(Cinema Studies)所规定学生需要获得的128个学分里，40个学分来自电影制作课程，46个学分来自电影史和电影批评课程，其他的学分必须通过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获得，这就保证了学生成为综合素质很高的全才，而不仅仅是专业制作人员。

三、综合大学里影视学院的课程特点

综合性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素质，从遴选学生和基础课程设置都可以看出来。拿纽约大学帝许艺术学院举例，如果要申请进入其中学习，除了学校规定的成绩之外，还要提供很详细的专业素质考察材料，并需要面试。这些个人材料包括：

1.一页 纸 的 简 历，要 包 含 从 事 类 似 创 作 的经历;

2.带领一个团队或与他人合作的经历简述;

3.讲 一 个 自 己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或 者 有 趣 的故事;

4.描述一件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艺术作品;

5.视觉化故事讲述。可以是一部短片、一组照片、绘画作品或者写一个可以视觉 化 呈 现 的故事。

第五项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学生也在入学前为了准备第五项费尽心机。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戏剧学院的入学资格考察都和此类似。可以看出，这类院校看重的是学生讲述故事以及视觉化呈现一个故事的能力。随后，这些院系会对学生进行完备而严苛的基础教育。这里的专业划分并不特别详细，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和制片的课程，以及相关的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学课程。在高年级才进入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室项目，比如有志于摄影的学生进入摄影工作项目(workshop或studio)，到了这个阶段，课程才会有详细划分，比如黑白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机械、胶片和数字、数字调色等。

尤其受到NYU-Tisch重视的，是创意和戏剧写作视觉传达和纪录片。首先，这个学院里不仅有专门的写作专业，而且每个学习制作的学生都要经历至少长达一年的写作课程训练，包括电视脚本、视觉故事写作、戏剧剧本、电影剧本等。此外，学生要学会用各种媒介讲述故事：图片、活动影像和广播。纪录片也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其中包括一般性的纪录片拍摄和录音，也有高级的纪录片制作工作坊，还有其他院校里不太常见的纪实广播写作和制作只能使用声音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重视纪录片制作的训练是美国很多影视院系共同的特点。在USC电影学院，纪录片制作分成三个等级。所有学生必须经历第一和第二等级，每个人拍摄一部纪录短片，如果想进入第三等级(Advance)，则必须提交一个拍摄好的题材小样，受到教授肯定之后，提交者可以成为导演，没有被选上的则从事制片、摄影、录音和剪辑工作。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生的纪录片制作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每个学生都要受到摄影、录音、导演和剪辑的训练，每个学期，学生要轮流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也就是两学年才能完成纪录片专业的学习。最为不可思议的是，纪录片摄影要求使用的拍摄设备是摄影机和16mm胶片。按照系主任詹克洛维茨(Jan Krawitz)的说法我们按照老派的做法训练学生。

在大学之外的独立电影电视学院，本科或者副学士教育是重点。但在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学生可以进入更高一步的学习阶段。大学里的电影教育实行制作和研究型教育分别对待的做法：制作教育偏向高级制作人才的培养，最高学位为艺术硕士(MFA);电影研究教育则更多和艺术、人文、社会学交叉，硕士为艺术学硕士(MA)，最高为博士(Ph.D)。这种分别对待的作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学术的精英化，MFA主要任务就是学好制作的本领，不必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毕业作品一般要求为30分钟以内的影片。影片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很多毕业作品直接就进入各电影节、进入院线发行，甚至获得奥斯卡短片奖。制作领域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我国存在的那种导演博士、摄影博士的现象。电影研究有些在专门的影视院系，有些分布在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人文院系里，比如耶鲁大学东亚系、迈阿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这类学科要求学生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才能完成学业，而且越来越看重和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一般说来，美国的电影学博士能在5年以内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的，会被视为极出色的电影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师资的配备上，二者也体现了很大差别。MFA的教师大部分聘用业内杰出制作人才任教，教师本人的学历不是最严格的杠杆。比如在NYU-Tisch里面，任课的全职教授只有4人，而兼职、聘任教师则多达100多人，连担任电影制作系主任、大名鼎鼎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都只是兼任教授。而电影研究领域的教授的资质审查就和其他学科相当，要求有博士学位，要求 有 质 量 过 硬 的 专 著 和 论 文，比 如NYU-Tisch的纪录片研究副教授乔纳森卡哈纳(Jon-athan Kahana)，他的博士论文《情报作品：美国纪录片的政治学》(Intelligence Work：the Politics ofAmerican Documentary)在完成当年被评选为该年美国电影学最佳博士论文，把纪录片和政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有资格毕业后到纽约大学任教。

篇（8）

中亚五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将吸引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作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受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经济现状和发展需要、自然禀赋、外资依赖度等方面的差异，又使得其各具特色。充分了解相关政策法规，是有意投资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的必备功课。

一、哈萨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哈萨克斯坦对外国投资给予减免税、免除关税、提供国家实物赠与①等方面的政策。[1]投资者享有该国批准的国际条约保障下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利益保护;有关法人登记、法人章程、不动产交易登记以及许可证发放的信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只有在该国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对外资进行强制国有化和收归国有，并且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投资者可以自行支配税后收入，在该国银行开立本外币账户;发生争议可以采取协商、外交、通过国内法庭或国际仲裁法庭诉讼和仲裁的方式解决。[2]

二、吉尔吉斯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法律规定，凡在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以及在该国国家发展规划项下对特定区域进行投资，均可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投资者给予相应的优惠;只要外国投资者不违反该国相关法律，投资不受行业限制;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3]

三、土库曼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土库曼斯坦为鼓励外国投资，给予外国投资者准入后国民待遇;在自由经济区经营的外国投资者享有最惠国待遇;在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的条件内，外国投资者可自由选择其所设立企业的规模、组织结构和资本结构;因土库曼斯坦法律修改带来的禁止和限制条款导致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损坏时，外国投资注册时所适用的法律将延顺10年。[4]

四、乌兹别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把引进外资看作是进一步加强经济改革和全面落实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该国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其境内进行投资和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切权利、权益和优惠，并以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保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安全。[6]在全国投资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区的投资优惠政策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在该国自独立以来唯一的经济特区纳沃伊自由工业经济区。

五、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塔吉克斯坦在其境内设立自由经济区，区内的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将享受优惠待遇。②为了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国家出口潜力，在引进外资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在资本进入的形式、投资方式上等方面出台相对优惠的政策，同时也着重对外国投资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和优惠待遇。

六、小结与展望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调整对外经济活动的政策法规，规范和鼓励外国投资活动，保障投资者权益，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五国都将《外国投资法》作为管理和调整外国投资的国内基本法，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细化对外资活动的管理;同时给予外资如包括税收、土地使用等优惠政策，并在国内划定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对区内投资的外商给予特殊优惠;带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产品出口，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中亚将是中国投资者未来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为了使本国的行政与法律制度具有竞争力，中亚国家将会不断推出和修订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和政策，提升本国的投资环境。

对中国企业而言，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一直是投资中亚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但该国在资源领域已对外资进入构成的实质限制，矿产资源同样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也限制外资流向其核心资源领域，而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却在大力吸引外资开发其资源行业，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应当引起相关企业的重视。[7]

旅游业、农业产业、化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是中亚五国共同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中国企业可充分利用各国鼓励外国投资政策进军相关行业：其中，在哈萨克斯坦选择农业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和商业领域;棉花、果蔬、粮食等农产品是乌兹别克斯坦主要资源，投资必然会取得不错的收益;水电兴国是塔吉克斯坦的国策，但落后的供排水系统和交通运输条件使其无法充分开发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进军该国水电资源、交通、农业等领域应有较好的前景;农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支柱，而交通通讯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行业是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农业、交通通讯等领域是意欲投资该国的中国企业的重点选择;土库曼斯坦通过拍卖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不限制参与竞拍者的身份，中国企业来完全可利用这样的机会进入该国相关行业。

【注 释】

① 国家实物赠与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或授权机关依据本国法律移交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房屋、建筑、机械设备、计算机、测量和调试仪器和装置，交通工具（轿车除外）生产和管理工具.

② 据2004年5月签发的《关于塔吉克斯坦自由经济区》的法律文件，该国将积极吸引国外资本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并向投资者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及其他便利条件，以使该国人民能够学习到更多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经济区的建立旨在发展生产制造、科学技术、出口贸易、旅游业、银行保险业等等。为此自由经济区将建立自由关税区、自由出口贸易区、自由金融区等.

【参考文献】

[1] 王雅静.哈萨克斯坦贸易投资环境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12.41-48.

[2] 顾华详.论国际合作发展视野下的中亚五国经贸法律制度[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8.03.11-32.

[3] 程云洁.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的制约因素分析[J].新疆财经，2014.02.58-64.

[4] 蔡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投资法律制度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15.

[5] 张辛雨.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

[6] 叶芳芳.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法律环境的利弊分析[J].新疆财经，2014.03.69-74.

[7] 岳侠，钱晓萍.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中国的视角[J].亚太经济，2015.02.73-78.

篇（9）

关键词 ：治理理论；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基本原则；消解路径

区域内各成员所具备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利益选择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出现，而区域内各成员的利益冲突是政策冲突的实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各主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为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首要步骤就是要正确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在此基础上认识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进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冲突的路径。

一、治理理论与区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阐述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①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

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和谐发展的原则

在区域内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之间对区域利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达到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从而使区域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总之，区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直接调动区域内成员的积极性，维持区域合作系统的稳定，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3.法治秩序的原则

一方面，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制度，对区域内成员的利益行为进行规范，严格依规定进行相关的奖惩，使其对违反者的惩罚有理有据，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加强内外部监督。明确各方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全员达成一致时，若有违约行为必将严惩。此外，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有利于区域内各方端正自己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4.运行高效的原则

一是，依据具体需要，设置多样化、灵活的利益协调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项目小组或专业委员会；二是，在协调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繁文缛节，树立专设协调机构的权威、威慑力。三是，应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利益协调的结果，并鼓励、监督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正，而后由专设的协调机构进行验收。

三、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区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模式，因此为规避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在我国区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地改进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冲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

解决公共政策冲突的基础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此措施同样适用于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简单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种预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相应的事后排除则是指政策出台后，针对冲突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措施。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虽然我国已出台诸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政策主体的权限进行一定的原则性约束，但这些规定并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直接造成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乏力，加剧了政策冲突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通过协商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明确各政策主体的权限范围，并予以严格地监督，以此避免越权、超权决策。二是加强对决策程序的控制。为使决策者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和减少政策冲突，需建立健全统一审查和批准制度。在区域内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区域内成员所制定的政策必须报经统一的机关批准，确保各级政策间的衔接和统一。同时，下级政府机构制定政策须报上级政府机构批准，进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上下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政策冲突。

健全事后排除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备案审查。区域内各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出台各自的公共政策时，应按总规定及时将其报送指定的机关统一备份在案，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监督。⑵利用适用规则。公共政策冲突发生时，为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上位政策优于下位政策，同位阶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等②。⑶裁决机制。当区域内公共政策发生冲突时，由协调委员会或临时协调机构等专设机构进行裁决，明确各方责任。⑷改变或者撤销机制。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应该明确要求各地区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制度、规定或者与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的政策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是一种监督机制③。⑸定期清理机制。区域内各政府机关应定期对域内实施的政策进行审查、考核，判断其是否与法律、法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触、冲突、矛盾的现象，进而进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无用的政策。

2.加强公共政策主体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机关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通过认真的学习、领悟，在正确理解自己的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据区域内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以区域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共政策的冲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国政府机关应对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 科学设计行政组织结构, 把组织和业务及人事制度设计得使政府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重复、交叉的职能、权责④。为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我国应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就改革达成全民共识，赢得公众理解；科学预测改革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有计划的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尽可能的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同时，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总之，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应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3.畅通政策信息沟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询协商机制

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是许多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项政策都很难兼顾多方利益，在其实施过程中必定存在许多的歧义与抵触，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沟通则是减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要不断加强区域内各成员的内部沟通交流，还要不断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外部沟通。一是由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成立专职的沟通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区域信息公示、传递、沟通等职责，使沟通协调职能专业化、权威化。二是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使沟通渠道畅通化。三是缩短沟通距离，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四是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在畅通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构建专门的政策咨询协商机制。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政策的咨询协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缺乏关于政策目的的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在利益关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只有采取变通的方法来达到合意，从而维持协商关系。总的来说，政策协商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4.创新更为灵活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来对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行协调，效率明显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交互式的合作来为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努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变革：

⑴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组织创新。作为此机构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形式至关重要。以欧盟为例进行说明，欧盟之所以能在此区域内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建立的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机构密不可分。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欧盟区域管理权力体系，欧盟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眼我国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还是过于简单, 分工不明、责任不到位等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诸多职能无法履行和发挥。为此，我国的区域合作可借鉴欧盟的管理模式，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仲裁机构、咨询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完善。

⑵跨区域协调机构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设置区域协调机构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完善其功能，设置机构的目的是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协调功能上，综合考虑整体区域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状况，在整合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服务功能上，立足于服务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监督功能上，审查和监督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⑤。

⑶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网络化。区域协调机构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网络化运转。在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必须实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问题的解决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尽可能的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相互信任，实现区域治理模式的网络化。

5.构建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政策制定主体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实现区域合作的深入，离不开有关利益共享与补偿制度的构建，为此，做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⑴区域内产业调整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产业调整作为区域圈内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对地方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与市场发生作用。区域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替代、淘汰和升级，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产业的淘汰与升级，总将引发相关的利益冲突。只有建立了与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补偿制度，才能使产业规划和调整真正实现⑥。

⑵对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的主动推动。区域内总利益的维护离不开欠发达地区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发展、共享区域发展成果，是区域内各方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若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仅有惠于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就很容易丧失融入区域合作的动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应该统筹规划，有侧重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财政方面，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专项补贴等方式给予欠发达地区以政策支持；而在税收方面，可以对落后地区给予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构建区域内保障机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利益协调行为易理解和可预见，从而使区域合作行为变得可确定。另一方面，当利益相关者拒不履行协调意见，或者履行义务时违反区域合作协议规定的，应有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保障机制的有效构建将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主体的参与热情，进而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引文注释

①汪伟全.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2（4）：5-21.

②宋丽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③刘晓宇.我国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篇（10）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现状

（一）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城乡教育差距大

与城镇相比，国家对于农村投入的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学杂费占农村收入比例高达3.44%及5.54%，由于农村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学杂费又占据一部分比重，为此更加阻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见表1）。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不均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从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看，与城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固定资产总值在普通小学生及普通中学生方面分别比城镇低了4万、6万元，危房比例大，教师队伍缺乏，都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农村教育陷入止步不前的状况（见表2）。

（三）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供给不足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差，卫生设施建设不全，医疗队伍素质水平差，且医生缺乏。此外，还存在乱收费、高收费的现象，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对于就医望而却步，不利于农民身体健康水平。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财政问题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原因之一，除了财政问题外，政治经济问题成为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为此，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进行分析，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这种病态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从非均衡供给的类型看主要有三种，即总量非均衡、结构非均衡以及城乡非均衡。总量非均衡即当前的公共服务供给尚无法满足农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结构非均衡即政府较少从农村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而通常是大规模进行形象工程建设。城乡非均衡即在各个公共服务供给模块方面，城乡存在较大的差距。针对这三个类型，笔者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析造成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原因。

（一）宏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策偏向城市

认为，国家职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政治统治职能，其二社会管理职能，其中社会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实现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任何国家的统治者，若无法行使社会职能，即搞不好经济、文化建设，也就不能对卫生、人口发展、交通等做出贡献，最终，政治体制将崩溃。因为社会职能行使不好，就会失去民心，也会失去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社会职能是前提，是政治统治、阶级职能实现的先决条件。政治职能是社会职能实施的保障。

学者刘鹏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根据以上论断，可以进一步证明，国家稳固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固状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合法性又分为传统型、绩效型、现代型三种。在我国，由于正处于向现代化时代转型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是绩效型，即以向GDP看齐，以GDP增长为各地政府执政的目的及衡量一个政府绩效高低的标准。同时，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公共服务也强调市场化，由政府提供变为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由市场提供，这就导致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缺位。此外，由于城镇与农村两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竞争，城镇有更多发言权追求更多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了城乡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上的不均衡。为实现国家的长效发展，应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关注农村村民的心声，才能巩固国家发展。

（二）中观政治经济因素：以经济为重心使政府服务缺失

当今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绩效合法性，我国正处于向现代民主型转变的阶段，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突出，为摆脱这种局面，政府就会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式，以增大蛋糕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地政府出现了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的现象。财政收入是一定的，若过多的关注经济建设，便会导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从财政支出上便能看出，由于各地政府以GDP增长为执政的目标，为此，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还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总量的不均衡，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各地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向一般是“招商引资”，而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各地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以资金缺乏为理由，推卸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责任，这便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使得农村发展滞后严重和农村总量不均衡。

（三）微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绩导向使政府忽视农村利益

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体现在地方政府上，就是追逐GDP的高速增长，以展现政府绩效。公共服务分为“硬服务”及“软服务”两类，“硬服务”是指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软服务”是指关注人民的需求，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公共服务，着重体现在人民的需求层面。张军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硬件”具有很强的激励，这是“硬服务”能突出的显现政府的执政绩效水平。由于地方政府对于“硬服务”的过度关注，各地政府相互比较各地的GDP水平及税收收入，这就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成为政府执政的目标。这导致了政府在“软服务”方面的缺失。各地政府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较高水平，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些基础设施并不能为农民谋利益，而相对于豪华的基础设施来说，农民真正需求的却得不到满足，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这就形成了结构上的不均衡。农民更多的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对于政府来说，这些层面并不能为政府政绩服务。为此，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其原因在于政府政绩的导向存在问题，以经济增长衡量政府政绩，会导致政府继续忽视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不均衡持续存在。

对策及建议

（一）宏观层面：以民生建设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来源

首先，要改变发展理念，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使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实现平衡发展。其次，要以城乡均衡发展为指导思想。偏向城镇的思想只能使我国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求应以城乡平衡发展为指导，以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改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局面。最后，制度改革。我国民生问题突出，尤其在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为此，应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制度改革满足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联动作用，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平衡发展。

（二）中观层面：政府职能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转变

当下我国的政府部门过度追求经济的增加，这是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即绩效合法型高度联系的，要实现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的政府转变，就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度关注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层面，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此，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的职责。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构建服务型政府，真正为农民提供切合实际公共服务，满足农民的需求。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但对于市场因成本高而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为主导，市场加以配合，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切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加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基础建设到提供“软服务”。财政投入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在这种支出结构下，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得不到满足，为此，政府应该调整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由经济建设转变为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在保证经济健康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真正的需求，扭转结构性供给不均衡的局面。加强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支出，提高农民的满意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地方政府应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镇的发展，以城市偏向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将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三）微观层面：政府激励方式的转变

为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点应调整激励方式。现在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是GDP、政府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些考核目标必然使政府过度的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不是人民的满意度状况。为此，应将人民的满意度纳入对政府的考核体系，在考核经济健康发展与否的前提下，还应增加人民满意度这一考核指标 ，从而使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也会注意对人民需求的满足。二是应加强对政府绩效考核的反馈，增加约束机制。应注重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问责制区域形式，达不到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为此，应增加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体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应增加对农民需求的调查，从而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的绩效也因为增加了对这些需求完成情况的考核，从而能约束政府将财政资源真正用到实处，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志平.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微观基础：利益博弈[J].湖北社会科学，2011（7）

2.胡志平.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政策性框架建构[J].蔺州学刊，2011（1）

3.胡志平.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供给的宏微观政治学阐释[J].理论探讨，2011（2）

篇（11）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