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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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几年却犹如枯树逢春，逐渐火热起来，这与国家政策上的宣传有密切关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党校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何通过读书提高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指出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传，使得一直都较为沉寂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弟子规》一书在学习热潮中俨然成为领头羊之一，显得较突出。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筛选糟粕和讲究方法，亦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即从国人学习《弟子规》的情况分析入手，探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一、《弟子规》学习之现状及反思

《弟子规》在公务员领域的热度，在公务员考试中反应最为明显。2013年湖南益阳、辽宁鞍山、河北等地公务员考试中大量出现与《弟子规》相关的试题。到2014年，各地公务员全真模拟试题中更是无处不乏《弟子规》的身影。与之相应的是，《弟子规》一书由几年前基本无人问津，到这几年的销量不断激增。如北国网一则新闻的标题即为《2013年鞍山啥书最火――〈弟子规〉》。而在不少行政单位，也悄然掀起公务员阅读《弟子规》的热潮。

在我们的高等学府――大学里，也常常可见学习《弟子规》的身影。如2012年东华理工大学，向所有在校学生号召《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再如2013年，当2013级新生步入中山大学时，被学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业，即阅读《弟子规》并写读后感；今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00余名大学新生刚刚踏入校门，就收到了学院发给他们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规》。

在社会中，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类似于私塾的国学班培训机构，在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以记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书籍为主。如据大众网2013年报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义工发起成立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组织“草根讲堂”，免费为少年儿童进行国学经典的授课。据义工介绍，他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弟子规”班。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热潮。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卷形式上，还要实际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学习《弟子规》的实际情况看，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学习的方法较单一。在学习《弟子规》时，显然成人的学习方式与儿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学习的年龄层次有何区别，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目前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私塾的学习方法――记诵法。

其二，不少学习流于形式。目前学习《弟子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阵风”的学习情况。当相关政策号召一提出来，学习立刻就闻风而动，但时间一久，上级不再反复强调，学习热情迅速退潮。

其三，学习效果不理想。目前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仅仅到能完整无误地背诵《弟子规》为止。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是记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实践巩固，记忆效果越来越差，很容易将之前背诵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学习效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尤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若仅仅止步于记诵，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并能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总体而言，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原因探寻及对策

对于在学习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探寻其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某些形式的检查，如考公务员学习《弟子规》大多纯粹就是应付考试，再如儿童学习则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师的要求。这样，学习就沦为考试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虚荣，或满足老师的要求。并不能真正体会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没有结合受教者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无多少闲暇余力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往往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习惯性因袭传统学习方式――记诵。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实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学习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盘接受。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然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传播得如此悠久绵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①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土壤，有些东西在当时或许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丧失了其特有的价值及意义，成为可以抛弃的对象。例如，《弟子规》云：“三纲者，君臣义。”②这里讲的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价值。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需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其二，读书，尤其要擅读书，读活书。传统文化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有别，语言存在隔阂。读书时容易出现拘泥于字句的解释，不能认识到作品背景及自己当前的生活环境是有差别的，一到实践时就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弟子规》中提到：“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意思是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必须请示师长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则将会得到“子道亏”这一极为糟糕的结果。当然，弟子因为人生阅历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错，多请教师长自然对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过于坚持这一原则，则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伤了弟子行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假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弟子若必须请示师长后方能行事，则恐怕万万不行。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切记不能死读书。

其三，知行合一。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学习上，必须有实践相伴。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较好的举措可以扩大范围进行推广。例如，2010年湖北汉南地区纱帽中学要求学生寒假要为父母洗一次脚、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通过短信、电话等各种形式给长辈拜年。这些活动都从实践上行之有效地巩固了学习效果。

其四，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学习《弟子规》目前并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结合其学习的特殊性，采用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广告中《回家篇》中的《摆双筷子回家吃饭》、《63年后的团圆》等；2011年始黄石下陆有色中学开展“古诗文读书考级”活动，每学期根据考察评选“诵读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礼仪之星”等。这些活动，让国人在休闲娱乐之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枯燥的记诵式学习方法开辟了新路径。

总之，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习，无疑对于当前国人人文素质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我们的学习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开展下去。

注释：

①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规》原文均摘自此书.

参考文献：

[1]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篇（2）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1]赫屈.文化与道德：人类学价值观的相对性[M].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篇（3）

为期两天的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两天来的工作繁忙而充实，大家辛苦了！我代表主办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向两天来认真准备、精彩演讲的专家学者，向近两个月来为了论坛的成功举办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论坛组委会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有了你们的参与、支持和付出，才使本届论坛得以圆满成功，才使我们在美丽的春城昆明，留下了一段充满艺术气息的难忘回忆。

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发起、全国各级各类艺术院校积极响应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到此时此刻，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回首过去六年，对艺术教育来讲，我们也看到了诸多令人欣喜的质变。而我们的高峰论坛活动，也记录了发生这些根本性变化的点滴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每一份努力和贡献，都是对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努力和贡献；我们的每一次热烈的掌声，都应该送给蒸蒸日上的中国艺术教育事业！

从海河之滨――天津师范大学的胜利启程，到滇池之畔――云南艺术学院的美丽相聚，我们看到，每届论坛的主题都和艺术教育事业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参加的院校和专家越来越多，论坛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这项活动已经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一大文化品牌，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参加本届论坛的近200名来自全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长、专家学者，以及国外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分会场的讨论都有精彩的发言。在论坛的主报告中，仲呈祥先生以“讲真话、诉真情、求真理”的学术态度，向我们阐释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呼应。

曹意强先生、周星先生立足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的独特背景，以切中要害的学术力道，向我们展示了当前艺术教育领域中“学科体系建设”“学科规范制定”“学术逻辑确立”“专业学科建设”等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态势。让我们更加坚信，艺术不变，艺术认知多变，艺术精神永存。

在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分论坛报告环节中，数十名专家分为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影视戏剧、艺术理论四个分论坛。专家们的主题报告和分论坛演讲，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有深度，既有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复兴、人文精神建构的宏观思考，也有对艺术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问题的政策解读；以及对艺术教育大发展背景下各类艺术教育发展的定位，学校在艺术教育发展中的具体实践及经验。其中，建构人才培养格局、提升艺术人才的综合能力、艺术学科定位及特色发展、艺术教育国际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艺术教育的助推作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教育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大家一致认为，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为艺术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亟待教育者开拓思路，应对挑战。报告和发言给大家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使全国艺术院（校）长高峰论坛真正成为大家沟通交流的平台。

“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创办与召开，为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开启了一个特殊的交流平台和助推窗口。参加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都是全国著名专业艺术院校的掌门人或者综合大学、师范大学里的艺术学院的领跑者，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谈锋犀利，学术严谨……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每一次高峰论坛的议题，实际上都代表了中国艺术教育界所讨论问题的最高水准，越来越显现其在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发展当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对中国艺术教育发展规划、推进、调整和完善的促进作用。

《艺术教育》杂志在今后的论坛中，拟申请增刊号，将我们每届论坛的优秀学术成果集中，以使我们的论坛成果惠及全国千千万万艺术教育工作者。本届论坛中，我们还特别制作了“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意见征集单”，目的是为了广泛听取广大参会代表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请各位代表积极配合，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以使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使今后的论坛更能贴近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我们衷心希望“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每一次成功召开，都能对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关心者、思考者和推动者有所启发与帮助，我们愿为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积极为全国艺术院校搭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及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已建成的杭州创作交流基地，将通过“2012’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活动，为艺术院校战略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希望得到艺术院校的支持。

值此时机，也向大家通报，我们正在筹划参与CAA 年度会议。CAA艺术联盟成立于1911年，行政办公室位于美国纽约，其任务是通过实践和约定促进视觉艺术之间的理解。这次会议将于2012年2月22―25日在洛杉矶举行，将会密切关注CAA的百周年庆祝活动，会议上将有150多节课程、艺术家的采访及特别活动。CAA境外的理事已经准备欢迎并会见代表团，以协助他们为期4天的会议。因此，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及代表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此次国际盛会。

篇（4）

关键词：《老古玩店》；副文本；神话传说；文化传播

一、引言

“副文本”是指与正文内容紧密相连，但又独立其外的各种因素，包括标题、署名、前言、后记、注释等。注释是副文本的一种典型形式，本论文对副文本的研究主要以1955年版《老古玩店》中译本的译者注释为主。译者在翻译《老古玩店》时添加了大量的注释，内容涉及西方地理、历史知识、西方文学作品及作家常识、希腊神话人物、西方节日、宗教习俗、货币单位及货币换算等。篇幅所限，本文拟从译者对古希腊传说和神话人物典故等方面所添加的注释出发，来解读注释在中国读者阅读该小说时所实现的效果功能，也即积极意义。

二、《老古玩店》中译本副文本研究

释义西方传说、神话来源

在中西文化交流并不畅通的年代，如果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传说、神话不通过注释等方法给予解读，中国读者无疑会根据自己民族的传说、神话文化来对其进行理解。《老古玩店》译者通过加注的翻译策略不仅向读者传达了异域传说、神话文化，也对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文本故事情节大有裨益。这也是译者对原文中每一个传说、神话注释的原因所在。

例1

Original: And now Mr Thomas Codlin, the misanthrope, after blowing away at the Pan's pipes until he was intensely wretche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102 )

Version：现在那位厌世主义者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拿起牧羊神的笛子 大吹一阵，直吹到力竭气败・・・・・・

Note：牧羊神（Pan），传说中他常常遨游山林，引导女神跳舞。他爱好音乐，创造了一种神笛。

《老古玩店》(许君远译, 1980:156）

例2

Original: '...Is it Justice with bandage off her eyes, and without the sword and scales ? Is it 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202 )

Version：“・・・・・・公道之神 的眼睛不是没有绷着布带吗，还需要再用刀向天平盘上施压力吗？那就是法律的长臂吧・・・・・・"

Note：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Themis），她的形象是高举着两个天平盘子，衡量是非曲折。法律的长臂（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系根据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一语而来，意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句是奎尔普胡扯。

通过注释，读者明白例1中，原作作者采用反语的讽刺手法描写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来说明他不合时宜吹起笛子，是一种噪音。例2中，用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正义形象来说明奎尔普说话的企图。增加注释不仅保留了神话传说的固有信息，也向读者传递了神话传说的固有文化，读者对西方文化有了了解。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中国也有自己特有的神话传说。比如：沉香救母，月下老人的传说，杜鹃啼血，吴刚伐桂，神话传说数目之多，举不胜举。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蕴含了中国千年的孝道文化，有的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勤劳，是中国文化的折射。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传播中国文化。

学者包惠南写道：“ 翻译是跨文化的桥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取决于翻译 " (包惠南 2003:149)。文化和翻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难看出，翻译不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化，更涉及到文本字面和内涵意义的传达。

三、结语

通过以上译例分析，我们发现，“副文本”除了起调节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之外，还具有传播异域文化的功能，这也是译者在《老古玩店》中译本中大量添加副文本的主要原因。详细的译注能让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激发译文读者对他们的更大的尊重。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极具启示意义――在翻译中国小说时，译者可以通过添加副文本的翻译策略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M].

[2]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篇（5）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文化日益进步，青年们更应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与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础应试教育的威压、落后的教育观念给我们培养出了无数唯唯诺诺的“考试机器”，有着独立见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实在为数不多。更为可叹的是，那为数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学生也不敢放弃高考的诱惑。他们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畅所欲言，也不敢表达一点点不同的见解，原因是一辈子只有一次，输不起。

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阶段的作文教学应指导学生“考虑不同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理性精神”。可见，作文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教会学生写框架式的议论文，更要加厚学生的知识积淀，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导他们走向更开阔、宽广的天地，让学生写出真实而富有灵性的好文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更应注重学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养，如何能让学生带着应试教育的镣铐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则更是我们一线教育者的必修课。为了上好这一课，笔者认为应从时评阅读中汲取思想的火花，从而使学生的作文灵动闪耀。

一、时评阅读之路归正

叶圣陶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韩愈的一句话则揭示得更为形象，他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也就是说，“耕”是“获”的前提，“学”（阅读）是“文”（写作）的基础。基于先贤的认知――阅读，是写作的根基。因此，许多学校还开设了阅读课，以扩充学生的阅读储备，更有教师印发大量时文，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但是时评阅读之路的尴尬无可避免：对时评阅读足够重视，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时事阅读之路，是否应坚持走下去？时事阅读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体味作者的语言运用，培养语感，这种‘揣摩谋篇’的教学能够有机地把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结合起来，成为我国语文教学的特色，独步于世界教坛。”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语文教学应由“阅读本位”过渡到“作文本位”。这都启示我们：时事阅读，应以作文为基点和归宿，揣摩时文作者的语言与思想，从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如何引导学生进入一种高效率、高素质的阅读状态，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冲击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考，带来议论文写作的高效益，则是时评阅读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线教育教学的工作的笔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简易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逐渐展开。

1.课堂内外，互为补充，使时评阅读有系统性

首先，以课文为基点，纵向挖深度。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舞台却很宽阔，时文阅读能为教材学习做好铺垫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与地坛》的教学，可以补充史铁生《合欢树》《秋天的怀念》，让学生更好地体味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细腻、感人的亲情，同时课外补充史铁生《命若琴弦》《史铁生的坦荡辞世是一个示范》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对生命、对人生的态度。

其次，以时文为线，横向拓广度。

当学生通过课文基点积累了若干个作家点后，笔者认为还需要为他们架构起一张时文之网，在横面上进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统。如，配合《将栏杆拍遍》这个知识点，可以补充《读柳永》《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对于宋词大家的评论，补充《跨越百年的美丽》，让学生领略梁衡对“美丽”的全新解读，体悟永恒的生命哲学；在功利化之风愈加浓厚的当代，补充龙应台《给河马刷牙》、鲁枢元《从陶渊明看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帮助学生构建起个人的精神家园。

2.读写并举，互为促进，使时评阅读有内容性

首先，引导学生撰写摘要和读后感。

其次，借助时评阅读，提高学生议论文语言的驾驭能力。

最后，撰写时事评论文字，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

现阶段的时文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几乎各种媒体中都活跃着它的身影。为学生撰写时事评论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笔者尝试：在每学期初布置任务，将全班45人划分为6个时事阅读小组。每周由时事阅读小组组长确定时事主题，并选派一位学生在周一课前五分钟讲述时事新闻或热点事件，并对此概括感悟或评论，这些感悟评论或是自己有感而发或摘录借鉴时文，再由该学习小组选派两名学生就该事件继续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组成员来评议驳论、争议商榷，形成“百家争鸣”的研讨氛围，使得学生懂得许多社会知识，看清纷繁世相背后的实质，学会科学、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师生对话，互为提高，使时评阅读有愉悦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阅读的根本在于多种声音对于文本的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解读，同时也可以放大学生的阅读愉悦性与积极性。

二、时评阅读助写作走向深刻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议论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条件。而时文阅读将让学生从芜杂的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去伪存真，揭示问题产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对话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高度立论、深刻透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领略了议论文语言的鲜活灵动、素材的时代气息。如此看来，时文阅读将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导他们在具体写作时带着高考的镣铐展现精当独到的议论分析能力，则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经过初步尝试，发现一条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时事材料。在议论文开头，抓住时事关键，简洁概括至80字以内。如《底气》开头：“天安门广场边，一个新造的孔子塑像被竖起。”同时在引的同时要扣住论题，提出论点。如，上文《底气》中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打造中国的文化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为开化了世界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底气，接着质疑当今中国文化向先秦文化寻求底气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底气带来的弊端。这样层层剥离分析、评论，纵向论证，深入挖掘，使议论文有了论述力度。

第三步：联系现实，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承上过渡，自然联系到西方文化底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非单独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论据，扣题论证，并提出怎样真正铸就当今中国文化底气的措施。

第四步：总结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华总结，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蕴。如上文《底气》结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独地站在历史的起点，他瘦弱的肩膀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重塑中华文化底气，你我需共同努力。”

篇（6）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

1.文本类型。德国功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琳娜・赖斯提出了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她将文本分为：内容性文本、形式性文本、感染性文本、视听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需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旅游宣传材料属于呼唤型文本，具有呼唤功能兼信息功能。其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宣传，扩大人们的知识视野，激发人们对旅游、参观的兴趣。它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游客增强对景区历史文化的了解。由此看来，信息性也就成了旅游宣传资料的重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以信息性为前提，以诱导性为最终目的的一种互动关系。

2.翻译指导原则。费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的核心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的目的是功能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对于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来说，旅游材料属于集表达、信息和互换功能于一体的典型的复合型文本，所以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在忠于原文创作意图的前提下，采用释义、增补、类比、省略这些翻译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旅游宣传材料是一种应用性文本，本身就有较强的功能性、目的性，所以，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就是要再现原文的这种功能，能确保两个文本的功能对等，这就是功能主义的翻译原则问题。

二、翻译目的

旅游文本的译文受众主要是外国游客，因此旅游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传播中国文化，让外国游客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三、翻译过程

旅游景点的翻译会涵盖不少专有名词的翻译，类似“玉皇顶” “碧霞元君”等，为了传递景名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以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注重其传递的效果，根据翻译目的论，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着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为了实现预期的目的，可以对原文“进行必要调整，包括删减甚至改写”（方梦之、毛忠明）。因此，在旅游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传递旅游信息、宣传中国文化，译者可以不拘泥于原文，适当地增加、删减信息，甚至进行改写原文，并采用适当地翻译策略。

四、案例分析

1.翻译策略的选择。原文受众和译文受众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就需要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如形译、音译、直译、意译、加注等克服语言和文化双重障碍，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信息，发挥景名的语言功能。

（1）重组法。

原文：泰山地处我国山东省的中部，延绵200多公里。泰山横亘于泰安、历城、长 清三市之间。

译文：Situated in central Shandong province， Mount Tai stretches for over 200 kilometers lying across Tai’an， Licheng and Changqing.

（2）拆译法。

原文：泰山有五个游览区，登山路线有东西两路到中天汇合，直达山顶，总路程 9公里，6566个石级。

译文：With five tourist regions in Mount Tai， the total distance is 9 kilometer including 6566 stone steps. The route leading to the summit divides into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ch converge at the middle heavenly gate.

2.中国特色词汇翻译。

原文：由于其地处东方，故被尊为五岳之长。

译文：As lying in the east （in ancient times the east wa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position）， it was honored as the leader of the Five Mountains.

在处理时考虑到读者可能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疑惑：为何位于东方就被尊为长，一般为在后面加以解释。

3.汉语四字格的翻译。从旅游景点文本特点上，为了达到行文工整、声律对仗的效果，常使用四字格。

原文：喜逢艳阳日，极目远眺，重峦叠嶂，尽收眼帘。

译文：On a sunny day， you will be glad to see a magnificent image -the peaks rising one upon the other.

五、翻译实践总结

译者在翻译旅游文本时会不可避免的收到中西方文化、习俗、、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很多译者会一直在考虑究竟该以什么原则来指导旅游文本的翻译。笔者认为既然旅游翻译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国外游客，我们就应该从国外游客的角度出发，广泛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旅游行业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方法，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国外游客的需求，这样就更有利于提高旅游文本的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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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16-02

中国和伊朗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公元前2世纪开通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对波斯文明的探究自古就没有中止过。1971年，中国和伊朗正式建交之后，两国高层互访增多，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2013年，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16年1月，访问了处于“一带一路”中转站的伊朗，中伊关系翻开全新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也渐趋广泛、深入，中国的伊朗学研究蓬勃发展。

一、关于伊朗文学的研究

对伊朗（波斯）文学的研究始终都是我国伊朗文化研究的传统和重点所在，在上世纪未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伊朗文学作品和一系列研究伊朗文学的论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自本世纪初起，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学界加大了伊朗政治、外交关系等的研究力度，而对伊朗文学的研究有所减少。

㈠对伊朗作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

伊朗的古典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仍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林姝的《一路荆棘，一路阳光――中的悲伤与美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专刊）介绍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伟大史诗《列王纪》反映出的悲伤基调和人物及语言的优美。魏丕植的《读鲁米》（《黄河之声》，2013.10）介绍了波斯大诗人鲁米及其诗歌。王汝良的《在中国》（《东方论坛》，2014.5）认为，《阿维斯塔》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宗教、神话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在中国对其译介和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广阔的空间。穆宏燕的《主线故事探源》（《国外文学》，2015.1）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从印度到波斯再到阿拉伯的发展演变轨迹。

当然，对现当代伊朗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穆宏燕的《两大奖项与伊朗新世纪小说》（《外国文学动态》，2013.6）对获得古尔希里文学奖和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文学奖的新世纪伊朗小说进行了梳理。《20世纪的伊朗女性解放思潮与女性诗歌》（《职大学报》，2015.3）论述了伊朗几位女诗人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为20世纪伊朗诗歌的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武磊磊的《赫达雅特研究在中国》（《雪莲》，2015.21）对伊朗著名小说家萨迪克・赫达雅特的生平概况进行了介绍，对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现状也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㈢中国文学与伊朗文学比较研究

中伊两国的文学都非常发达，这就使得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从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异同以及互动。张广兴的《酒里人生――李白饮酒诗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比较》（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思想内涵的异同，并从跨文化的角度探析了其异同的原因。韩文慧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对的影响为例》《昌吉学院学报》，2013.1）将波斯英雄史诗《列王纪》与中国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比较，指出《列王纪》对《玛纳斯》在外部结构的谱系式与内部结构的悲剧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丹的《从波斯文学中的儒道精神内涵看文化的相似与沟通》（《学理论》，2012.3）指出从中世纪波斯两位作家海亚姆与萨迪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子。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相似性是个体思维发展的共同之路、现实政治的被动引导以及两国文化的客观交流等因素所导致的。

㈢对伊朗文学名著翻译的研究

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代表作《鲁拜集》，因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闻名于世，“五四”时期经、郭沫若等人的译介传入中国。90多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层出不穷，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也经久不衰。邵斌、缪佳的《互文性与诗歌衍译――以菲茨杰拉德和黄克孙翻译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4）、王一丹的《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张建伟的《主要译本比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9）等论文对《鲁拜集》的各种译本及诗歌翻译的相关理论与途径进行了探讨。

二、关于伊朗电影的研究

伊朗电影经过100多年的曲折发展和几代电影人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品频频在世界各主要电影节上获奖，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伊朗电影现象，引起中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㈠对著名导演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影坛涌现出贾法・帕纳西、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基德・马基迪等一批优秀的电影导演，他们为伊朗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我国学者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唐灿灿的《从遮蔽到解蔽――解析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电影评介》，2014.17）用存在主义理论从叙事角度解读了的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梅云慧的《贾法・帕纳西・节制的现实主义大师》（《电影文学》，2015.1），结合帕纳西的生平经历及电影作品，探讨了隐现在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元素。《往返运动中的旅行者：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电影新作》，2014.1）论述了阿巴斯导演利用往返运动的主题深刻反思了伊朗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个体的生命哲学。

㈢对某部电影作品的多角度研究

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在2011～2012年大放异彩，斩获了包括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40多个奖项。我国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从电影的主题、拍摄手法、叙事风格等多个角度对这部电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仅中国知网收录的就有40多篇。如唐灿灿的《“私欲”与“道德”的博弈――论中宗教力量的镜语表达》（《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王向辉的《西敏的离婚诉求――从看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朱自然、唐科霞的《浅析电影（一次别离）叙事中的新现实主义色彩》（《环球人文地理》，2014.14）等。

对其他电影作品分析的论文也有一些，但数量上远远少于《一次别离》。如赵鑫、黄兵的《寻找与希望一（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读解》（《电影文学》，2012.24），黎燕敏的《电影（天堂的孩子）的叙事艺术》（《电影文学》，2012.14），张爱民的《残酷与爱的双向书写――（背马鞍的男孩）评析》（《名作欣赏》，2011.17）等。

㈢中伊电影作品比较研究

中伊电影作品的比较研究，既有具体电影作品的比较，如肖鹰的《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与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3），张金尧、韩天棋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修养的比较一以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和中国电影（亲爱的）为例》（《电影评介》，2015.21），唐仁跃的《真情摹写与矫情错位――和之比较》（《当代文坛》，2014.3）；地有类型电影的整体比较，如王春鸣的《伊朗与中国的儿童电影叙事风格比较》（《电影文学》，2013.19）。

三、关于中伊文化交流的研究

丝绸之路的打通为两国文化的接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政府到民间，从双边到多边，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检索的结果来看，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以中伊文化交流为题进行了研究。分别是田鸿坡的《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研究》（2011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李巧茹的《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2013年湖南师大硕士论文）和张欢的《元至明初中原地区与伊斯兰地区文化交流状况研究》（2013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论文）。前者回顾了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论述了交流现状，分析了影响因素，并对交流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后两者则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和伊朗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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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95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政府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汉语国际教育毕竟不是传统专业，作为一个仍处在初始阶段的专业，它在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

（一）培养体制的不科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其学习的课程数繁多，且包含大量实践训练与论文，学习年限却仅仅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一年，实习及毕业论文一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专业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都是表面知识，而对外汉语需要的是拥有高素质，知识储备量丰富的综合性人才，两年学习后的他们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与发展恐怕难以胜任。

其次，该专业招生对象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推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扬。然而，大量数据显示，其中多数学生并非语言专业，这代表大部分人的汉语功底可能并不那么优秀，甚至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甚少，只是简单懂得双语言，那么，他们对国际教育的学习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为了。

（二）师资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投入较大的几所国内高校，极大多数在此专业的任课教师只会纸上谈兵，而缺少应有的海外授课实践经验，甚至有些任课教师为其他专业拥有外语交流能力的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若为师者自己都缺乏该门课程的专业性和基础理论，如何让学生在汉语国际中变得专业变得能承担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任？从更高层次看，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在平时对学生论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学术论文的发表中，理应集思广益，海纳百川，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对古代以及近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国内语言以及国外语言有清晰明了的认识，从而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引领汉语国际教育走向更远。

那么，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学者提出一些合适的建议。首先，对课程进行合理安排，增加学习年限，在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实践训练。其次，因材施教，对不同本科专业的学生进行不同课程的练习，以发挥学术本科所学专业与国际交接处的最大优势。最后，提高任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关注拥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专家，给予他们优秀资源，赋以重任来调动其积极性。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面对全球愈发流行的“汉语热”，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好奇心逐渐强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汉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然需要介绍中国文化，可是在面对各国文化差异之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随之产生的问题呢？

（一） 准确定位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交流

对外文化分为交际和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我国潜在的对外文化推广方式，毫无疑问着重点在交际文化，其次才是知识文化。而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能将信息准确的传递，那么在进行教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将所需教导的社会文化与语言学相结合，进行文化对比，介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切不可空谈文化艺术，忽略民族精神。

（二） 对不同国家语言思维方式的转换

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文化传承也是迥异，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将大不相同。而语言交流的顺利进行与思维的同步不可分割，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思维的顺利转换。

我国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讲究仁义博爱，说话谦虚委婉，更有迂回婉转，从道理入手的俗规，其中的逻辑思维一般包含述说者的主观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实，讲究结果，这致使他们的语言先阐明主题后详细讲解，在讲述上相对客观直接。

纯粹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叙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汉语多语句结构，整体叙述上多样化，而西方国家，比如法国，词汇多式多样，不同意境不同时态具有不同词义，导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总总多角度，都需要我们先对汉语语言与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再对他国文化了熟于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在适应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才能进行跨文化交流，达到传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汉语国际教育获得优良的推广及发展。

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是利用教学的指导，通过语言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与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应当获得国家以及国家人民的支持。在进行一代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及时解决产生的问题，逐步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制度，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我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献上一份力量。

篇（9）

1.中小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缺失

就目前而言，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当中依然存在着中西方文化融入严重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所选用的教材上最直接地表现出来。在我国中小学所选用的英文教材绝大部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材料，还有一些则直接选用原版纯正英美的教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教材则很少。在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英语教学材料中由于过多考虑英语教材的原本面貌，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标准英语》等，在课文选择上体现出了纯正的英美味，在语言的表达中处处渗透出英美文化气息，这样带有浓郁目的语文化色彩的篇章安排，只能使得学生更加关注西方文化。在所选用的教材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涉及很少。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英语与之取得相互的联系和交流，不但要会利用英语这一世界通用语言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怎么通过英语来准确传达我们中国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也是很多外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所需。诚然，如果我们的中小学生所学习的英语教材中与自己国家文化相关的内容处于缺失状态，那又谈何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语言文化承载能力将直接影响我们国家未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他们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必须与中国文化的学习相结合，使英语也可以承载中国文化。唯有如此，借助于英语这一外在形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才可以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这应该引起我们中小学英语教育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2.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本土文化意识和实力的欠缺

教师既是教学的主导者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英语教师亦是如此。因此，其自身应该具备深厚的本土文化实力和较高的本土文化意识和修养，进而能够通过英语来表达甚至更深入地论及中国文化渊源和嬗变，从而不断地引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热情，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和素养。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小学英语教师来说，使用英语对中国文化加以表达的能力尚显不足，尚需继续提高。此外，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英美文化知识的获得是通过书本所学到的间接（indirectknowledge）知识，从认知学的层面上看有一定的缺陷。教师的文化意识淡薄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文化感知能力的弱化，从而将英语教学演变成了单纯的“语言教学”[3]。这样一来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学内容和文化的相互融合显得十分欠缺。另外，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在能力层面）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由于教师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影响，英语教学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无不聚焦于语言形式教学上，在教学上过多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语法、词汇、语音及句子成分等方面的能力，然而在这些英语元素背后最为重要的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敏感性的养成却被人为地忽视，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教学渐渐迷失于目的语文化的教学之中。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对于英语教师培养体制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加以弥补。

3.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中国文化意识欠缺

目前，在中国有不少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或并不欣赏。如他们喜欢过圣诞节和万圣节，喜欢吃肯德基和麦当劳等等，对中国的春节和中秋节却没有兴趣，也不喜欢吃饺子和月饼，这种社会现象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融入日益明显。当然，我们要“让中国走向世界”，接触和了解外来文化是要大力提倡的，但一味盲目跟从和崇拜却是要不得的。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在相关调查中发现，我国中小学学生用英文表达中国文化相关事物的能力低下，不能顺利传达中国的文化信息。从实质上来说，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教学课程，它不单纯是一门工具课，也是一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素质教育学科。作为英语教师来说，应该具有双重的角色即语言的讲解者和文化的引导者，他们应该在重视语言讲解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更要关注英语教育的价值趋向，在提倡文化平等交流的同时应该注重大力加强本土意识的素质培养和本土文化的素质教育。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渐渐忽视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国的伟大复兴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需要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不断提高学生中国文化的意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英语教育，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4.中小学传统英语测试中中国文化导向的缺乏

目前，在国内的各种英语测试中的测试内容都是以语法、词汇、文章结构分析及听力和语音为主，至于对相关文化能力的测试项目，则是缺失的，而且当前的测试也是以最后的分数高低来断定学生的英语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这样造成的结果无疑是绝大多数的学生会把通过测试获得高分作为自己英语学习的终极目标。毫不掩饰地说，无论学生、老师、家长及社会都会以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来判定他们的英语水平，甚至会直接决定他们未来发展的前途。可是在事实面前，学生面对的往往是这种无形的压力和指挥棒，抑制了自己对于英语的兴趣。当然现在大部分英语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教学，如在大量的英语教学中多以讲解词汇和语法为主，学生以被动的接受来学习，很不利于学生对英语的主动学习，也大大妨碍了学生对英语之外的文化学习。因此，这不仅会使学生对英语的学习产生厌烦情绪，还使学生对于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和利用其交际变为不可能，势必也会造成对于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成为泡影。

总之，目前造成中小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已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英语表达和输出，使得学生在现在及将来的跨文化交际中陷入困境，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融入的方法和路径

1.建设高质量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合理地融入中国文化

教材是学校课程的核心内容，英语教材作为英语教学的核心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载体和导向作用。首先，应该在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人员上注重全面性，既要有语言和翻译学方面的大师也要有文学和文化学领域的大家；既要有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专家也要有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专家。从而通力协作、集思广益、共同商榷以尽量科学合理地方式编撰好教材。这方面，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编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对外汉语教学中大量使用双语教学，很多对外汉语教材采用了中英文双语注释，这一点值得借鉴。其次，在编写的内容上有必要在教材中增设表达优秀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译文，其内容要体现发展性和深刻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介绍中国文化，比如中国的民风民俗、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等，使学生在涉及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教学中多听、多说、多读、多写、多译，从而提高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意识和能力，真正起到提高中小学学生语言能力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最后，更需要专家学者们倾注心血去建设高质量的适合中小学学生实际语言水平的中国文化系列英语教材。

2.提高中小学教师本土文化素养

优秀的教师是创造优质英语人才的根本条件，教师的知识储备会在无形中影响着学生。首先，作为中小学英语教师应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最后形成自己坚定的文化信仰和立场。同时中小学教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如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地理、中医中药、电影戏剧、琴棋书画、传统习俗等等。可以通过出外进修、听讲座或者请对中国文化熟知相关学科的教师对其进行指导。当然，汉语语言学的学习也是必要的，如汉语构词规则，并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字理解和语用能力等。教师如果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准确地传授给学生，那么自己必须要首先了解并掌握相应的本土文化。其次，在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上要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这就需要教师深入学习国外文化及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以的态度看待外来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逐渐形成平等的文化交际意识。同时应进行异同对比，或者通过研讨会、专题交流会、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合理地分析出文化立场的相通之处，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向学生灌输中国文化优越的思想意识，超越本民族和英语文化的狭隘界限，合理解决文化冲突，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3.正确培养中小学学生的本土文化意识

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正确培养学生的本土文化意识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首先我们应该把树立正确本土文化价值观作为中小学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生自身要加强文化认同感，丰富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建立独立的文化人格及语言和文化平等的观念。客观地对待西方文化的融入，不要盲目地崇拜和追求。要树立自身的本土文化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通过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来不断促进自己的自身完善和全面的发展，只有认真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断积累和挖掘，才能与外国人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学习并汲取异域先进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其次，我国有着丰富而又悠久的传统文化，它们与西方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应该说是我们独特的文化，那么在对中小学学生的英语教育中应该形成我们独特而先进的中国特征。这种独特性要求我们一方面在进行有关问题探讨时，重视将本土知识和传统文化融入在英语教学中，还应注重民族特点，使学生从而养成自觉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意识。

4.在中小学英语测试内容中融入中国文化

我国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在这一问题上英语考试难辞其咎[4]。然而要改善这一状况，首先就必须改革目前的中小学英语考试，在英语课程考试中应该充分发挥考试的积极作用，加大对本土文化知识的考查力度；其次，要在教材改革上下大功夫、做足文章；再次，要不断地提高英语教师的素养和能力。以此来引导中小学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重视和最终会表达。比如在听力部分和口语考试中可以增加中国文化常识的考题，阅读理解部分或者作文试题也适当地加入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样不仅会使学生对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还使学生如何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有了明确的方向，同时，考试的压力也势必对学生的学习形成一种激励和动力。此外，在正常的考试或者平时练习中，也同样要有意识地融入有关中国文化的写作或练习。这样，有了上述的教材改革和教师、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认识提高，加之考试和平时练习的引导，相信会逐渐形成一套合理而又完整的英语学习系统。从根本上实现中国文化和中小学生英语教学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使学生既能汲取国外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又不失自身文化的传承，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成为兼容并蓄的复合型英语人才，从而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5.课堂内外开辟多种渠道以实现中国文化的融入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实现途径和方法之外，我们还应该集思广益开辟多种渠道以期实现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合理融入，如我们可以采取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的方式，即指同一门课程有一名本土教师和一名外籍教师两名教师共同担任合作教学的模式，这样，既利于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也利于学生的学习。依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借助外籍教师和本土教师的合力提高学生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此外，利用多媒体课件、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手段，可以更直观、全面地去体现灿烂的中国文化，增加中小学学生课堂教学参与的主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还可以通过为中小学学生开设中国文化选修课，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等办法来拓展学生的第二课堂，这些都是实现本土文化融入和延伸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在中小学英语教材和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文化，使我们的中小学学生学会用英语表达自己本土文化，这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需求也是对外文化交际的需要，更利于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当然把我们的本土文化融入到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去，也符合全球化和本土化英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我国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跨文化交际英语人才的教学初衷。

参考文献

[1] 张维维.初中英语教科书设计的文化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篇（10）

【论文摘要】1994年，迪士尼影片公司拍摄了取材于古中国的《Mulan》，以其独特的主题、鲜活的人物、以及唯美的画面不仅在亚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更是斩获了3亿4百万美元的票房，成为迪士尼影片公司生产的经典名作。本文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从人物编码、场景编码和二次编码所产生的文化变异来分析该影片在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一、《Mulan》跨文化传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绘的花木兰虽然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替父从军”的女孩儿，但是很多情节是编剧重新构造的，该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国，皇帝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国难当前，每个家庭必须出一位壮丁为国家效力，当征召令传递至花家时，木兰的父亲——已经为国家出战过一次的老翁接下诏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战场。

主角木兰——虽然背诵不出“妇有哪四德”，但是她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贤淑可人，为的是嫁一个好人家，成为父母、花家祖先的骄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边，看着湖中倒影，她意识到“木兰有一颗心需要自由飞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个角色”。诏令发来的当夜，木兰毅然决然地穿起战袍，偷出父亲的长剑，跨上骏马，奔赴训练场。

木须和蟋蟀是编剧为丰富故事、增加喜剧色彩而设计的角色。在这两个小家伙的陪伴与帮助下，木兰在训练场表现非凡，并在与匈奴的激战中立了大功，连将军李翔也对她感激不尽。

木兰因伤暴露了性别，全军哗然，虽然木兰没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惩治，但是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当皇帝和满城人民准备为胜利庆祝时，事态的发展再一次紧张起来——木兰得知匈奴首领单于并没有死，在紧急关头，木兰再次发挥她的才智，来到皇宫前从单于手中救出皇帝，这时紧张的氛围才烟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兰带着皇上赐给的金牌回到家乡，父亲终于肯定了她的功绩，木兰终于找到了自己，同时也为花家带来了至上的荣誉。

2、《Mulan》的全球影响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发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创下了3亿4百万美元的票房成绩。

虽然《Mulan》在中国内地没有公映，但是DVD的发行和网络的兴起使得大批的中国影迷领略到了这部影片的风采，其中我国内地在2004年引进了《Mulan》特别版DVD，内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过程、互动游戏、MV、动画片段集锦。

二、《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Mulan》的制作、发行显然不止针对国内市场，它能够顺利走出国门，在国外创下近2亿美元的票房，与其跨文化传播策略的正确使用息息相关。在影片中，迪士尼运用了大量的中国符号、中国元素，以水墨画的风格构建了一个个古香古色的场景，吸引了大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影迷。笔者采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对片中中国元素的使用进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1、首次编码——展现中国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导演、编剧）与观众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如何让观众准确无误地接受是一个莫大的挑战。《Mulan》这部影片的体裁选取于中国古代故事，编剧和导演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还原事情的原貌——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所以观众在观影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能够看到不同的中国符号：龙、灯笼、小桥流水人家等，通过这些元素，他们更好地理解整个电影。

（1）霍尔的编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时是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

霍尔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编码、解码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来源于政治经济学价值生产理论，霍尔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电视专业工作者对采集到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为电视的影像和声音符号赋予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带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受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电视专业工作者会选择特定的声音或者影像符号来进行意义的表达。

第二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之后，电视作品便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然后接受受众的解读。

第三阶段是编码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霍尔从人们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解读电视的传播效果，分析受众的解码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霍尔研究了观众对电视话语意义的态度分析，是否与电视专业工作者赋予的意义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见。①

（2）人物形象编码。为了拍摄《Mulan》，迪斯尼的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绘制都建立在对古中国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对人物和故事的选择，选取“花木兰替父从军”作为本部影片的题材是因为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帼英雄，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拉近了作者与受众的距离。

其次是对人物形象的绘制上，影片涉及到四个主要人物：木兰、将军李翔、皇上、匈奴头领单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创作上，对每个人的造型进行了编码，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国符号——木兰的形象特征为：长发、瓜子脸、凤眼、身材纤细，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东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点是：长胡子、白眉、龙袍；整个部队为将军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为粗犷、强壮、硬朗、冷峻；匈奴头子单于则凶猛、狰狞、残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场景的编码。好的环境和场景不仅能够提供审美功能，而且能够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场景的创作上，《Mulan》独具匠心的选择了中国水墨画风格，除此之外，也特别注重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长城、龙、红色的宫殿、灯笼、风筝、竹丛、中国功夫、钟楼、唢呐、舞狮、水稻、小桥流水人家，这些元素贯穿了影片的整个过程。

影片导演对这些中国符号进行编码，无疑是想向观众传达出“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故事”，便于观众解码。中国符号场景的频频出现加强了这部电影中国文化的气息，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时也拉进了作者与观众的心。

2、二次编码——展现美国

虽然《Mulan》在选材、人物的形象和场景的布置上极富中国特色，但是观众依旧能够感受出这是一部“好莱坞式”的中国电影：导演利用诸多中国符号的同时也不忘体现美国人的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体现好莱坞式的叙事风格——情节再紧张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对美国文化的展现，就不得不提到文化变异理论。

（1）二次编码催生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次编码是将原始信息转换为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二次编码则是将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变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简而言之，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②

所谓的文化变异是指某种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吸收异质文化要素而变成一种既具有该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异质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产物的现象。③

（2）美国文化的编码。在影片《Mulan》中，导演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二次编码，形成了一个变异的文化符号，这个变异的文化符号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导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国文化莫过于“个人主义”，影片开始的前半段，花木兰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纵，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台词诸如“男人出征战场，孩子女人养”；“要成为男子汉，绝不认输”将当时的封建思想还原的淋漓尽致。直到有一天，木兰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传统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兰要做回自己，不再服从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兰替父上战场，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凭借她“个人”的智慧，匈奴惨败，之后匈奴卷土重来时，又是木兰的“个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终导演都在像观众传递着一个观点——封建思想需打破，个人英雄主义要体现。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赋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让人励志的闪光点，比如木兰在被众人所抛弃时，她的小伙伴木须对她说：“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该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源于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在首次编码中，中国文化大量蕴含于人物形象、场景环境和人物动作中，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国特色鲜明，便于观众理解；二次编码中，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极具魅力的火花，传统的中国元素与自由精神的组合迎合了全球观众的口味。

中国电影若想加快步伐走向国际，可以对《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多加学习借鉴，在电影选材上，立足本国特色，发掘有吸引力的内容，巧编码，以扩大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篇（11）

    一、《Mulan》跨文化传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绘的花木兰虽然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替父从军”的女孩儿,但是很多情节是编剧重新构造的,该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国,皇帝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国难当前,每个家庭必须出一位壮丁为国家效力,当征召令传递至花家时,木兰的父亲——已经为国家出战过一次的老翁接下诏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战场。

    主角木兰——虽然背诵不出“妇有哪四德”,但是她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贤淑可人,为的是嫁一个好人家,成为父母、花家祖先的骄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边,看着湖中倒影,她意识到“木兰有一颗心需要自由飞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个角色”。诏令发来的当夜,木兰毅然决然地穿起战袍,偷出父亲的长剑,跨上骏马,奔赴训练场。

    木须和蟋蟀是编剧为丰富故事、增加喜剧色彩而设计的角色。在这两个小家伙的陪伴与帮助下,木兰在训练场表现非凡,并在与匈奴的激战中立了大功,连将军李翔也对她感激不尽。

    木兰因伤暴露了性别,全军哗然,虽然木兰没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惩治,但是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当皇帝和满城人民准备为胜利庆祝时,事态的发展再一次紧张起来——木兰得知匈奴首领单于并没有死,在紧急关头,木兰再次发挥她的才智,来到皇宫前从单于手中救出皇帝,这时紧张的氛围才烟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兰带着皇上赐给的金牌回到家乡,父亲终于肯定了她的功绩,木兰终于找到了自己,同时也为花家带来了至上的荣誉。

    2、《Mulan》的全球影响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发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创下了3亿4百万美元的票房成绩。

    虽然《Mulan》在中国内地没有公映,但是DVD的发行和网络的兴起使得大批的中国影迷领略到了这部影片的风采,其中我国内地在2004年引进了《Mulan》特别版DVD,内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过程、互动游戏、MV、动画片段集锦。

    二、《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Mulan》的制作、发行显然不止针对国内市场,它能够顺利走出国门,在国外创下近2亿美元的票房,与其跨文化传播策略的正确使用息息相关。在影片中,迪士尼运用了大量的中国符号、中国元素,以水墨画的风格构建了一个个古香古色的场景,吸引了大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影迷。笔者采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对片中中国元素的使用进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1、首次编码——展现中国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导演、编剧)与观众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如何让观众准确无误地接受是一个莫大的挑战。《Mulan》这部影片的体裁选取于中国古代故事,编剧和导演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还原事情的原貌——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所以观众在观影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能够看到不同的中国符号:龙、灯笼、小桥流水人家等,通过这些元素,他们更好地理解整个电影。

    (1)霍尔的编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时是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

    霍尔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编码、解码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来源于政治经济学价值生产理论,霍尔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电视专业工作者对采集到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为电视的影像和声音符号赋予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带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受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电视专业工作者会选择特定的声音或者影像符号来进行意义的表达。

    第二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之后,电视作品便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然后接受受众的解读。

    第三阶段是编码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霍尔从人们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解读电视的传播效果,分析受众的解码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霍尔研究了观众对电视话语意义的态度分析,是否与电视专业工作者赋予的意义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见。①

    (2)人物形象编码。为了拍摄《Mulan》,迪斯尼的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绘制都建立在对古中国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对人物和故事的选择,选取“花木兰替父从军”作为本部影片的题材是因为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帼英雄,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拉近了作者与受众的距离。

    其次是对人物形象的绘制上,影片涉及到四个主要人物:木兰、将军李翔、皇上、匈奴头领单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创作上,对每个人的造型进行了编码,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国符号——木兰的形象特征为:长发、瓜子脸、凤眼、身材纤细,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东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点是:长胡子、白眉、龙袍;整个部队为将军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为粗犷、强壮、硬朗、冷峻;匈奴头子单于则凶猛、狰狞、残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场景的编码。好的环境和场景不仅能够提供审美功能,而且能够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场景的创作上,《Mulan》独具匠心的选择了中国水墨画风格,除此之外,也特别注重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长城、龙、红色的宫殿、灯笼、风筝、竹丛、中国功夫、钟楼、唢呐、舞狮、水稻、小桥流水人家,这些元素贯穿了影片的整个过程。

    影片导演对这些中国符号进行编码,无疑是想向观众传达出“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故事”,便于观众解码。中国符号场景的频频出现加强了这部电影中国文化的气息,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时也拉进了作者与观众的心。

    2、二次编码——展现美国

    虽然《Mulan》在选材、人物的形象和场景的布置上极富中国特色,但是观众依旧能够感受出这是一部“好莱坞式”的中国电影:导演利用诸多中国符号的同时也不忘体现美国人的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体现好莱坞式的叙事风格——情节再紧张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对美国文化的展现,就不得不提到文化变异理论。

    (1)二次编码催生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次编码是将原始信息转换为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二次编码则是将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变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简而言之,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②

    所谓的文化变异是指某种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吸收异质文化要素而变成一种既具有该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异质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产物的现象。③

    (2)美国文化的编码。在影片《Mulan》中,导演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二次编码,形成了一个变异的文化符号,这个变异的文化符号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导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国文化莫过于“个人主义”,影片开始的前半段,花木兰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纵,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台词诸如“男人出征战场,孩子女人养”;“要成为男子汉,绝不认输”将当时的封建思想还原的淋漓尽致。直到有一天,木兰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传统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兰要做回自己,不再服从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兰替父上战场,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凭借她“个人”的智慧,匈奴惨败,之后匈奴卷土重来时,又是木兰的“个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终导演都在像观众传递着一个观点——封建思想需打破,个人英雄主义要体现。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赋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让人励志的闪光点,比如木兰在被众人所抛弃时,她的小伙伴木须对她说:“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该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源于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在首次编码中,中国文化大量蕴含于人物形象、场景环境和人物动作中,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国特色鲜明,便于观众理解;二次编码中,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极具魅力的火花,传统的中国元素与自由精神的组合迎合了全球观众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