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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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篇（2）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011-03

1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之比较

1.1相近之处

1.1.1本质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

危机的爆发本质上都是由失衡产生的，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期平衡的关系处理不当。在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的国家极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当前金融危机实质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危机的爆发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一石油美元一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于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出现了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

1.1.2经济发展过热，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不合理是内在原因

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高速增长积累起一些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迫切地推动经济增长，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同时，这些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分依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美国自1992年开始，经常账户余额已持续15年呈逆差状态，2001-2006年间经常账户逆差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36％。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1.1.3政策不当，银行不良住房贷款的全面爆发促使危机产生

过分依赖外资是东南亚经济中的弊病。泰国银行从外国银行借来“短期贷款”，然后借给国内房地产商“长期贷款”。该国还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如此，当外资纷纷撤离时，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此外，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致使大量资金变成呆账。这就增加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随之爆发。危机首先发生在泰国，迅速蔓延到其他东亚经济体。

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当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潜在诱因。

此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仅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维持了1年的时间。这种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膨胀，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但之后随着2004年以来美联储的连续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5.25％，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甚至导致其断裂，进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1.1.4房地产泡沫膨胀是首要表现

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据统计，泰国金融机构实际贷给房地产业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马来西亚占29％，印度尼西亚占20％，菲律宾占11％。房地产业泡沫膨胀严重。

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获益近1万亿美元。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时，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1.1.5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蔓延的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也使资本流动能力增强，带来对危机进行防范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等负面影响。

1.2美国金融危机的个性因素

(1)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创新”没有得到有力约束。

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背景下，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由于缺乏监管，金融领域的“创新”泛滥。

金融评级机制的严重失误。评级机构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债务产品与企业债券类似。实质上，不同的债务抵押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测评，应该加以区分地进行评级。结果，对债务工具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错误的定价，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

(2)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银行却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而投资机构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

由此，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投机行为兴起。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必然坍塌，从而引发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2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从影响范围与程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国泰铢的暴跌，随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1998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都陷入了负增长，同时，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经济也近乎零增长。台湾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的经济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它们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金融力量相隔绝。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比以往更强烈。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典型表现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很多国家。因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上旬发表报告说，受严峻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时期。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

不过，亚洲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相比欧美等地区受创较小，而且不少国家属新兴经济体，复苏亦将较快，随着亚洲外储基金的成立，未来亚洲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将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国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加之前一轮的宏观调控已将资产市场的部分泡沫释出，因此我国经济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但应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而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出口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发生减少了它们的需求，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的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3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应对

3.1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国际应对

(1)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明显弊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在全球流动，但目前的监管却是以各国为单位，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对各自的金融市场都有本身的监管机构，这就造成监管竞争。这种竞争的后果是资本向监管放松的地方流动，因此会造成很多问题。

另外，国际组织对单个经济体的检查和评估标准不一，对发达国家约束小，而对发展中国家约束大，造成监管不公。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因为储备货币国向全世界发行钞票，应为全球经济负责，但其货币政策却是以本国货币政策为本，最突出表现就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钞要以黄金储备为后盾，这就约束储备国不能滥发钞票；而现在没有黄金为依据，储备国滥发钞票的倾向无法约束，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随时存在急剧贬值的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加强各国监管机制的合作，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中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的诉求主要是三点，一是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三是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2)在不久前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中日韩三国提出建立800亿美元储备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原本肩负着应付金融风暴的责任，但面对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明显力量不足。亚洲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基金，维持本地区的货币稳定。

3.2危机情况下中国的应对与未来发展

(1)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

当前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此次危机：拥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存在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多年来的改革增强了我国金融业的抵抗力，各类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战略，对国际金融的参与度还不够高，虚拟经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规模还不大，实体经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是安全的。

(2)中国的危机应对与未来发展。

危机即是转机。虽然中国不可能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彻底免疫，但拥有丰厚外汇储备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通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

纵观全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个方面。

篇（3）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1-0049-02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严兵（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严兵（1977-），男，湖北荆门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攻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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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转型经济体产生巨大冲击，一些转型国家经济甚至濒临破产的危机。为什么看起来蒸蒸日上的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剧烈波动和倒退呢?深入分析其原因，对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寻求克服危机、持续发展的路径意义重大。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影响

始于上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使近30个转型国家相继摆脱了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停滞状态，逐渐走上了加速发展道路。中国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增长，越南取得了22年的快速增长，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分别获得了近1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也在10年前结束了经济的持续低迷和衰退，步入高增长行列。但2008年以来，这些转型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冲击

1.金融体系遭遇重创。首先，银行体系受害深重。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危机，一些私人中小银行已被国有大银行收购，如BankGlobex等这样的中型银行2008年10月由于支付困难一度停止储户提现5天；乌克兰工业投资银行因外债过重而被政府接管，2008年10月13日乌克兰中央银行宣布未来半年内禁止储户提前提取定期存款，并禁止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其次，转型国家股指、币值普遍下跌。自2007年10月以来中国股指下跌70％，股票市值损失24万亿元，仅2008年10月，股指就下跌24.6％。俄罗斯股市灾难也同样严重，2008年5至10月，俄罗斯交易系统(RTS)指数下跌73.16％，损失市值达1万亿美元，停盘成为俄罗斯股市休克疗法的一部分。同时，一些转型国家货币出现贬值趋势。自1998年金融危机后，卢布随俄罗斯经济一路走强，卢布对美元累计升值了1.43倍，但能源跌价和全球金融风暴终结了卢布的上升趋势，卢布自2008年7月以来回落15％。由于贬值，居民开始提取本币转存美元，中央银行为支持银行系统应对居民大量提取卢布转存美元或欧元，已经支出了数百亿美元。2008年10月17～24日一周内俄央行国际储备从5157亿美元降至4847亿美元，减少31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下降水平。乌克兰原本坚挺的格里夫纳9月份一度贬值20％，导致民众挤兑。匈牙利股市暴跌、本币不断贬值，为度过难关，乌克兰和匈牙利方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请求救援，于10月17日分别获得140亿美元和50亿欧元的贷款。再次，对外投资、并购活动损失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企业、特别是外汇金融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凸显中国金融业的不成熟和监管不力。如，中国投资公司30亿美元的黑石股份价值暴跌2/3，中信泰富澳元杠杆对冲基金大幅度缩水，中铁股份19.4亿元的外汇存款损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3.2亿元的外汇贬值、50亿美元的大摩可转换债券前景不佳、中国外汇储备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较大的损失，等等，表明中国金融行业损失较大。

2.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加剧。在外需降低、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下，多数转型国家出口遭到阻碍，出口导向型企业陷入困境。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首当其冲，仅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多达6.5万家，失业人数上千万。受能源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俄罗斯银行业、建筑业、房地产、钢铁业等也受到拖累。2008年10月，包括远东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俄罗斯小航空公司宣告破产。钢铁巨头“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已宣布减产15％，裁员3000人。许多在建工程冻结和停工，大批外来建筑劳工突然失业。俄罗斯15大建筑公司平均负债5～15亿美元。据估计，俄罗斯建筑业将有20％，即上百万人失业，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打击。

3.出口和吸引外资能力下降。外部需求降低对转型国家的出口和吸引外资造成严重打击。2008年，我国广东3万多家玩具企业已有3/4倒闭，1～9月全国只有3507家企业有出口业务，同比下降了53％。前三季度，剔除汇率、出口价格上涨等因素，中国实际出口增长已下滑至个位数，即比上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出口顺差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2.5％，同比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预计2008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而2007年对11.9％的经济增长中贡献了2.5个百分点。俄罗斯外贸收入和顺差因油价下降而出现缩水。按照测算，每下降1美元/桶，全年俄罗斯收入将下降30亿美元。70美元/桶是俄罗斯保持预算平衡的基准价，油价继续下跌，将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许即将结束。越南、俄罗斯、中东欧等均发生外资抽逃，由于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影响，自2008年8月开始到10月初为止，使银行系统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损失了近400亿美元。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危机和俄罗斯环境恶化，2008年俄罗斯流入外资额同比将下降一半(2007年达800多亿美元)。中国资本项目平衡表下的热钱大量下降，出口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明显下降。

4.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减缓。2008年7月，中国税收同比增长13.8％，出现了2003年来的首次降低，当月税收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8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了31.9个百分点，9月全国税收收入增速也在加速下滑，同比增速只有2.5％。与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33.3％相比，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0.5％。

5.经济快速发展步伐受阻。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外部需求下降导致内部经济减速。各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越南自2007年开始经济即陷入危机状态，外资抽逃和出口剧减使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挫，2008年1～9月的增长率只有6.52％，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10月14日IMF声明指出，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迅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外国信贷资本，从而使其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外资加速流出会推动三国银行崩溃过程，可能很快会遭受与冰岛银行破产类似的危机。目前，三国经济正陷入衰退，标准普尔降低了对三国的评级。2008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经济增长率从前几年连续8％左右的高增长率下降到4％～5％，2009年将继续下降到3％以下。中国连续5年超过10％的增长率在今年被打破，2008年第3个季度已下降到9％，同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2008年为9.7％，2009年为8.5％，东欧、俄罗斯及其邻国增速将急剧降低。

(二)转型国家受到剧烈冲击的原因

原本欣欣向荣的多数新兴转型国家为何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在英国《独立报》10月19日发表的西蒙·埃文斯等发表的“谁是下一个滑落下去的国家”的文章中列举的步冰岛后尘的16个国家中，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均名列其中。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转型国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较大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金融体系脆弱，国际应对经验欠缺。中东欧国家、俄罗斯等银行体系过度开放，并按照美国的金融模式运作。但因金融机构弱小、债务过重、应对危机管理水平偏低，一些中东欧国家模仿美国的高赤字、高举债经济模式，对外部的依赖度较高，如匈牙利的外债高达GDP的60％，而且外债的1/3是以外币方式存在的。拉脱维亚的经常项目赤字也高达20％以上。由于过分偏重借助外资加快发展，加上加入欧盟的便利条件，2007年中东欧吸引了全球新兴市场流入资金约7800亿美元的近一半。其中，大部分体现为外资对当地银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而吸引的外资又被大量投入到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一度被称为外资天堂的中东欧，在西方资金短缺大量抽逃时，其经济因失血而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巨大。中国、越南等国则由于金融开放不够，虽然避免了过度卷入危机旋涡而受到严重损失，但外国热钱抽逃，使资本项目平衡状况产生逆转。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及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杠杆对冲投资，因经验不足和决策失误遭遇了不小损失。2.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过高。转型国家经济对外部依赖度过高是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波对转型国家造成较大震荡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国、越南、俄罗斯、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均存在极大的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依赖症。罗奇认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国内需求比重较低，而且，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人均收入水平太低。在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萎缩的条件下，由出口收缩进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就业、出口收入减少和增长乏力。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严重依赖能源、原料等资源禀赋优势，同样因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对燃料和原料需求减少而导致出口降低、预算收入减少，就业者收入降低，进而导致进口增长放缓和经济活力降低。而波罗的海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则在资本、市场上严重依赖西方国家。越南近年吸引外资成效显著，但因多数投资集中于宾馆、饭店、房地产和旅游娱乐等行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些热钱出逃很快，使其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可见，转型国家过分倚重外部资金、市场来加快发展而形成依赖度太高，势必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二、转型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转型国家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从短期看，需要沉着冷静应对，抵御冲击，重点防止经济过快回落，要妥善处理好促进外贸外需行业转型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关系；加强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特别是保证部分流动性相对紧张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从长期看，则需要抓紧推进改革转型，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持续快速发展。

(一)推进金融创新、强化金融服务与金融调控。这次危机肇始于金融体系并波及到实体经济的事实表明，金融体制是现代经济的集中体现，金融创新及其监管水平关系到经济运行健康。正是由于中俄等转型体的银行体系改革不彻底，金融市场和调控机制不完善，给外部金融冲击以可乘之机。如何处理放宽金融市场与防范金融风险间的矛盾，变得愈加重要。美国金融创新遭遇内部崩溃，一方面说明美国金融体制并非至善至美，不能照抄照搬，但另一方面更不意味着要停止或放慢金融体系的改革，恰恰相反，应利用危机契机，深刻反思作为我们金融转型榜样的美国金融体系的经验和教训，从其错误中学习，并作为有效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力。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创新不能没有监管，监管缺失的金融创新蕴含很大风险。应在大力鼓励市场主体开展创新的同时，对创新进行过程监管；放贷结构在发放房地产等贷款时必须负责详查借贷者的信用和偿还能力，不能为了扩大业绩或者盈利而不顾潜在风险。因此，加快资本市场创新，构建金融防火墙，以创新模式、工具等加快经济转型步伐，促进发展战略转变，形成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间的良性互动循环。构建集中统一的跨部门金融监管、调控体系。转型期，中国等一些转型国家尚未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如中国直接的金融职能部门有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等，同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等部委也有部分相关金融监管职能，金融领域多龙治水的局面不利于对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流动性危机和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督和预警。因此，可考虑设立跨部门国家金融综合监管机构，建立涵盖制度监管、市场监管、全程监管、协同监管等形式的统一监管框架，有助于改变多龙治水、风险控制不力的状况，促进金融服务转型。多数转型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业大企业，而不是多数中小企业，这样不仅容易造成产业集中和垄断，还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不利于加快金融体系流动性向产业投资的转化。在金融风暴冲击和对外投资风险加剧条件下，中国、俄罗斯等外汇储备充裕的国家，可以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转变；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以民间投资为主导、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转变；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为主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多种政策性金融并举的结构转变。从抵御金融风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要通盘考虑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安全和促进发展转型三者关系。

(二)调整货币政策目标，追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现代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由此，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转型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应进行适当结构性优化，使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从以往的主要关注通胀、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等实体经济目标，转向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拓展货币政策调控政策目标，使货币中介目标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这会更有利于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三)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对外投资。随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大，推进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调整，改变以前被动的美元储备和投资美国国债的方式，寻求合理的外汇储备结构和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迫切。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的外汇储备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结构，在美元币值下降周期中已显示出明显的风险和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为此，必须加强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同时，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时机和多元化投资背景，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致力于将庞大外汇储备转为战略性资产，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通过对外并购促进产业结构和效益重构，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中国商务部鼓励重化工业、电信运营业、咨询业等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学习运用股权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新的对外投资方式，积极“走出去”。对俄罗斯而言，可通过对中亚、伊朗、委内瑞拉、非洲等地能源资源的资产并购和参与，增强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全球配置话语权，维护油气价格稳定和自身战略利益。

篇（5）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篇（6）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篇（7）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篇（8）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篇（9）

长期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强大拉力，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贸易形势的日趋严峻，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各国为保障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者实现某些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政策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全面。

一、金融危机下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形式

细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遭遇的贸易壁垒，主要有以下两种新形式:

(一)主动性反倾销反补贴壁垒。

实践中，随着出口国为了销售多余产品、扩大出口或争夺国外市场，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将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对进口国某一产业的建立和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威胁或阻碍，就会招致进口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惩罚。有鉴于此，为了限制倾销而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是合理的，但如果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程度超过了其合理范围或合理程度，就会演变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对正常国际贸易形成阻碍。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卖体经济的破坏日趋严重，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反倾销手段，使得反倾销反补贴手段正逐步由传统单一、被动的对倾销造成损失所采取的弥补性贸易措施，向主动保护本国脆弱产业不受侵害的保护性贸易措施发展。

(二)隐性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维护本国工业的经济利益，凭借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利用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通过刻意提高贸易关税，如“碳关税”和非关税如环境标准、环境技术等手段，阻碍他国产品进人本国市场从而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为了保护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本国制造业，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纷纷表示计划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采纳超出其资源偿付能力的环保标准，弱化其国际贸易的优势。可以看出，以“碳关税”为代表的隐性绿色壁垒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措施

1.规范企业出口行为，防止恶性竟争

多年来，中国进出口领域经营秩序混乱，专业外贸公司和自营进出口企业各自为战，为了争夺出口市场竞相削价，造成出口价格一降再降。再加上产品知名度低，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必然偏低，从而为别国实施贸易救济提供了借口。因此，出口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混乱无序的价格战，只会消耗企业自身和行业的竞争力，削弱行业整体的保护力度。为防止恶性竞争，引导外贸企业有序进人国际市场，关键在于建立政府、行业组织以及企业三元化的反倾销机制。中国企业应通过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协调本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改善企业低价竞销状况。政府有关部门合理调控，规范出口经营秩序，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国外对中国企业反倾销指控的机率。

2.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自集中度的上升说明了中国大部分贸易企业还不适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需要。为此，贸易企业应制订制度，培养人才，同时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情况，因地制宜的制订市场开发战略和实施计划，开发美、日、欧以外的市场，提高中国在这些市场的占有率。首先要大力开发有潜力的市场，尤其是东欧市场和拉美市场。开拓这些市场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要讲究方法，要将出口、进口、援外、对外投资和劳务合作等多种经济交往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开发。其次要深度开发传统市场，要从进出口贸易渠道进人这些市场的深层次营销网络，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品种，使出口适销对路，及时跟上这些市场的需求变化。

3.提高产品技术标准，跨越技术贸易壁垒。

篇（10）

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并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平性为代价，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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