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社会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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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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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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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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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只有终结资本逻辑的统治，使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才能抵御各种风险的袭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发展，人的生存才能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虚幻走向现实。

1．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意味着:第一，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P284)，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发展。既然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那么，人的发展程度就应当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第二，“发展”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不是受动性的存在，而是以实践为本性的存在。正是通过实践活动，人改造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创造出新的自我，从而推动着人的展开和生成。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P58)所以，发展是人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不断创造和实现自我的本质的活动，这是发展的本原意义所在。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克服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潜伏着的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风险。第三，“发展”是人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承担。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自觉实践。这样，发展就不是由某种外在的、先验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被动的过程，而成为了一种人的主动选择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P118－119)发展既意味着人的自由选择权的不断扩大，也意味着人要为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马克思曾说过，“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P458)这就是说人的选择带来的可能是正面的后果，也可能是负面的后果，而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拓展，这种不确定性或风险会愈发显著。既然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自己的自觉选择活动，那么，人就不会把选择的风险责任归于神、命运或历史必然性，而是把风险责任扛在自己肩上。只有对社会发展承担起风险责任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

2．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也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全面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协调是指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主张以多样性的生态发展取代单一性的人类进化，以“共生、共存、共赢”的相互受益行为模式取代“征服、独存、单赢”的损人利己行为模式;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与治理各种生态风险，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三、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是一种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发展

在风险社会状态下，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和解体，无从实现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社会风险治理的终极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一个风险负面效应最小化、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为之孜孜奋斗的宏伟目标。

1．“和谐”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在西方传统中，人类中心主义占据着主导，认为人能够从自然无限制地攫取，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和肆意挥霍的意识，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与同时代“自然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反自然”的人统治自然历史观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以实践为基础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要素论思想。第一，人、自然与社会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元素，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自然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P187)第二，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P516)第三，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节”。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当今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设计。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巨大，城乡社会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环保基本国策执行受现实利益干涉，生态优先和环境价值的观念与生态建设的实际行为还有距离。如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生态压力和挑战?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要素论启示我们，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由之路。一是要正确认识自然对于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客观性、优先性、价值性、基础性与根本性地位，确立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并据此来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规范对待自然的行为;二是要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作用，转变单纯从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规律的狭隘发展模式;三是要根据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合理调节论”要求，以生态理性来平衡经济理性，坚决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行动。

2．“和谐”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P515)也就是说，人的发展必然通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全面发展。由此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为这是人与人不和谐关系的一种极端表现。对当今中国而言，阶级压迫和剥削现象虽然已经消失，但传统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以及现代性思维中的个人主义依然存在并有着较大影响，这必然诱导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危机，使社会家园的基础遭到了摧毁。这就要求从自我中心化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转向社会和谐的共同体意识，破除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会对个人的不合理约束，又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依存，从而避免个人本位的误区，使社会成为个人健全发展的家园，开创出和平共处、多元互补的“社会和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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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收益观的转变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新会计准则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实现了企业收益计量观的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企业收益观的转变的实质是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因为收入-费用观认为企业收益等于当期收入和成本费用的配比，强调的是一种“当期营业观”，而资产-负债观认为企业的收益等于企业期末净资产相对期初净资产的变化，强调的是“全面收益观”。资产-负债观相对于收入-费用观的优势在于它以资产负债表为企业业绩评价的核心，强调企业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利润表是企业收益计量的结果。而收入-费用观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是“收益”计量的结果，并不强调资产负债计量的实际经济意义。

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

1.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过去以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计量的收益实际上是一种“会计收益”，会计收益强调收益计量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通常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会计收益要求用以现时价格计量的收入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成本费用进行配比，这样一来，如果物价水平上涨，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就得不到充分的补偿，企业的资产难以实现“资本保全”，就会导致“虚盈实亏”的现象发生。这时候企业的利润分配实际上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过度分配”、“超前分配”行为，企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认为，只有企业期末的净资产超过期初净资产时才算取得了收益，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以资本保全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全面收益观”。“全面收益观”改变了收入-费用计量观下的“收入实现原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既保证了企业资产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又实现了收益计量的完整性，有益于企业净资产的保值增值。

2.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规范企业财务和经营行为。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成本和费用的计量为了满足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必然要进行跨期的摊销、递延和预提，这种跨期的摊销和预提很大程度上具有武断性，这样一方面会造成一些不符合资产负债定义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比如“待摊费用”、“递延借（贷）项”、“预提费用”等；另一方面又为企业进行会计盈余管理制造了可乘之机。比如我国资本市场上曾出现的大量财务造假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企业业绩评价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某一期间的净利润。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追逐短期利润的获取，而忽视企业长远目标的实现。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着眼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强调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经济内涵，以净资产的增加来确认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操纵收益等行为的发生。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要求企业管理层更加强调资产负债表对财务状况真实公允的反映；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资本结构的优化；更强调企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善和资产营运效率的提高；更加关注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以往的经营业绩。因此，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准则体系体现有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会计政策

随着企业收益计量观的转变，企业会计准则所体现的会计政策处处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基本要求，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为了体现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新会计准则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进行了较大改革，由过去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转变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这一改革使得企业所得税费用的计算更为科学、准确，也使得资产负债表上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小。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因此，加大研发的投入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规定企业的研发活动应该划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费用开支记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开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资本化。这一政策将大大改善那些高科技企业或者研发投入较大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尤其是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信状况，为这些企业进行融资和再融资提供便利，从而激励这些企业加大对科技和研发活动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中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理念。

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准确计提资产的减值损失，这将有利于企业准确计量资产的价值，有效防止资产价值的虚增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如实反映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从而可以避免企业由于资产的虚增带来的利润的虚高和利润的超前、过度分配，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准确、及时、足额地确认企业的预计负债，全面反映企业的现实义务，不低估负债和损失，这必将促进企业改善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水平，避免只顾眼前利益和收益的提前分配，提高财务和经营决策水平。

二、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准则体系有利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对交易产品进行有效定价的基础，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保护产权的重要因素。新会计准则以强调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为核心，要求财务报告应当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这将有助于提高证券投资和信贷决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融资成本，提高资本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上，新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中明确界定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比如在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上，新会计准则在强调会计信息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和可比性的同时，不再强调的可靠性质量特征；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上，新会计准则将权责发生制不再作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作为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同时弱化了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等等。另外在会计计量的属性上，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历史成本属性一统天下的局面，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重置成本、现值等计量属性。新会计计量属性的引入使会计信息更能够反映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是提高会计信息决策相关性的重要保证。

（二）新准则体系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可持续投资

新会计准则在着重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同时，更强调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对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确立是新会计准则体系区别于以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重要标志。新会计准则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在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同时，应当有助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等会计新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会计准则强调向投资者提供更加透明、更加价值相关的信息，突出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则。比如新会计准则要求将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套期保值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就更加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程度，为投资者充分准确评价企业的投资价值提供了可靠依据。再比如，在公允价值的运用方面，新会计准则采取了适度和谨慎的原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资产还没完全形成活跃市场，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价值，就会出现过去我国证券市场上常见的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还对现行的财务报告披露要求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进，建立了更为完整和科学的财务报告体系和财务报告列报要求，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会计报表的概念，对于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要求更充分、更详细、更及时。合并报表理论实现了从母公司理论向经济实体理论的转变，要求企业将所有控制的子公司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等。

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空间、范围、内容等的全面系统规定，使企业财务报告的内涵和外延大大延伸，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有效维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体现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理念。因为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基石，只有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护，才能提高投资者向资本市场进行可持续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方向就是要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应该包括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和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两个方面。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就是要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成熟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也就是外国公司或机构也可以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国的会计标准必须实现与国际趋同，即让国外投资者能够看懂中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让国内投资者能够看懂国外公司的财务报告。至少在当前，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海外上市，降低海外融资成本，实现“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新会计准则体系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IFRS）不仅整体框架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大多数准则项目上做到了相互对应。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完成之际，财政部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这表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除了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等极少数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这就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保障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近些年我国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仅2005年一年，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1起。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诉讼中，因败诉遭受的损失已超过96.6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一直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规范，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必须执行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否则再受到反倾销调查时，就会被采用替代国标准，比如用新加坡、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企业生产成本资料作为替代标准。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企业会计准则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改进了成本核算项目和方法。比如重新规范职工薪酬的核算范围和分摊方法，要求企业及时计提员工辞退福利，将以股份支付给员工的报酬按公允价值摊入各期成本费用。值得一提的是，新会计准则要求特殊行业企业预计用于环境恢复的弃置费用计入资产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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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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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5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53-02

1 科学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事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以及由这些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形成的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总和。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文化是最近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个新概念。通俗的说就是指社会大众对科学的需求和消费现象,是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等等的大众化。一般我们把科学文化指做知识智力意义上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不断更新进步的泛世界文化。其次它是以自然界为指向、 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 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对人类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科学的广泛普及、技术创新机制的运转,以及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高扬。从科学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认识到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它还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全面的科学文化应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个方面。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的物化成果;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科学的社会建制;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从文化学或从文化论的高度来研究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科学观,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根源 、动力、 目的、 意义和价值。

2 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体系的物质利用、能量平衡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来达到社会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面临着不平衡发展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为了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好的发展,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上更倾向于“文化”:即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的改善、生态的优化、资源的节约利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科学发展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图。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及思想体系,这是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她要求把治国理论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的经济要高度的发达,而高科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因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高科技,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面对当今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重大发展变化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科学作为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通过大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使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大众化来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通过科学与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紧密的结合建造一个社会知识基础和平台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好转、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质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3 我国加强建设科学文化的紧迫性

在当今社会科学文化的力量已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用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将科学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迅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当务之急。

但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实现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也长期落后于社会存在;特别是难以抗拒的大自然的严重天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也是不能摆脱的;同时,由于我们现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暂时还属于初级阶段,这就从总体上而言,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还不会太高。另外,在科学文化普及的方面,由于我们的许多工作,宣传的方法还主要依靠报纸书刊等,用影视作品来反映科学文化方面的素材少之又少。其思想基点也仅停留在宣传,普及一般科学知识的层面上,科学文化宣传的力度远远低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当今封建文化和迷信行为还有发展的趋势也是国民科学素养水平低的一个表现,这也说明了我国社会还缺乏科学的文化氛围。以上的种种原因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加速发展。

4 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建议

(1)提高13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人们谈到科学文化素质就认为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公民的文化素质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种想法对吗?据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是不对称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文化素质是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提高的。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当今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竟热衷于迷信愚昧活动,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也跟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有关,同样的有人认为科学文化素质会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自动提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人们所具有的一定或较高的文化程度乃至专业技术水平与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是不能自动划等号的。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为邪说的痴迷者,就是很好的例证。从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应把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到日程方案里,加大培养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力度。

(2)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教育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知识,提高公民的素质。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和人才支撑。

(3)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需要的文化氛围。

广泛的利用社会宣传,新闻宣传,网上宣传,手机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深入宣传创建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让科学文化大众化,更接近人民群众。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科学文化带来的新变化和利益,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创建科学文化的活动中来。

(4) 让科学文化走出象牙塔顺应中国社会文化产业发展潮流。

为发展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战线也将密切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2002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第一本代表国家水准的文化发展蓝皮书对文化产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告诉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要不断的从社会文化中吸取营养的,它们两者是相互借鉴和渗透的。将科学文化融入顺应到中国文化是未来文化发展是主要趋势。

(5) 进一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它不仅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更为深刻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由于目前科学文化的传播还不是很完善,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也是急需科学文化来支持的,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实施力度。即通过宏杨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推广与应用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理论,传授科学方法和实用技术,宣传科技精英人物、推动科研活动机制对整个社会机制的促进,评价当前科学技术,尤其是前沿科学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等方面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通过加大普及力度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邹海林,徐建培.科学技术史概论[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5.

[2]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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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文化作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高校校园环境中，把学生作为主体，把宿舍及其周边场所作为主要活动区域，把积极向上、健康的课外活动作为主要活动内容，把校园精神作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学生共同创造和享受各种文化形态的群体文化。良好的宿舍文化对优良学风的养成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教育也在宿舍文化的构建和完善中不断地得以促进和发展。特别是在当前高校后勤社会化工作的逐渐深入，学生公寓制与社会化管理模式已经开始施行，学生宿舍越来越成为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高校大学生管理和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势必要向学生宿舍转移。

二、新时期加强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一）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集体主义本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关系、经济关系的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体行为的道德价值导向，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集体行为的道德价值导向。在大学生群体中，每个个体来自不同的地域，受到过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因此，每个人在处理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时，就会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开放的年代，大学生对个人、集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和表达方式。大部分的思想认识和表达方式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但任然有少部分大学生对待集体和社会的态度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范围，甚至已经滑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深渊。这就要求高校应该及时地对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做好积极的引导，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坚决杜绝学生个人利益至上的不良习气，想方设法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养成集体主义至上的观念。

（二）帮助大学生提高现实交际能力的需要

新一代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从小几乎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较为习惯“唯一”的生活状态。进入大学之后，卧室由在家时的一人间变为了四人间或六人间，以前的属于自己的私人区域变为四个人或六个人的私人区域。环境的突然改变没有立即带来大学生心理上的变化，当代独身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沟通障碍和个人主义思想在大学宿舍里面有所蔓延。其中，缺乏有效沟通更是成为了阻碍宿舍里、室友间深厚友谊养成和寝室良好学风形成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当前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善于运用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通过网络来学习和生活。同时，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不相信寝室的室友，反而将这种情感的宣泄和释放通过网络来实现，从而使得本来应该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人与机器的交往，严重淡化了学生的现实感，忽略了构建现实良好人际关系的生存守则，导致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缺乏现实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最基本的自我表达能力，进而导致不少大学生在踏入社会之后，长时间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生活，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和社会融合力。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尽快适应学校群居生活，帮助大学生在集体中重新定位自己、发现自己的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新时期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淡薄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逐渐淡化着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大学生自我意识、成长意识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导致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部分大学生过度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在很多大学中都存在着大学生为得奖学金、评先进资格、入党资格等进行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的现象，对学校的校风、学风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值得引起社会和学校的广泛重视。

（二）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目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认为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非常困难。其原因就在于书本上的内容和现实的发展有时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同学们发现书本上阐释的内容和实际生活是脱节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的所有努力都会白费。同时，任课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往往仅限于课堂，走出课堂后，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成了巩固课堂教育成果最主要的人员。但是，一个辅导员往往要带几百个学生，不可能对每位学生的思想状况都掌握得滴水不漏，而且现实状况是大部分的辅导员常常忙于日常的工作琐事，往往忽视掉对学生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也仅体现在每年定期举行的各种大型活动中，并没有将这项工作细化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造成学生在形成集体主义意识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中途淡化、甚至完全丧失了这种思想认识。

四、宿舍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一）加强寝室文化建设是培养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有效途径

一般来说，大学里的各个学院（系）相对比较独立，学生群体主要有学生宿舍、班级、年级、学院（系）等四种群体组织。其中，宿舍是大学生四年中呆的时间最多的场所和活动区域，生活里的琐事闲聊、学习中的奋进拼搏、情感中的欢乐悲伤，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同寝室的人。因此，加强寝室文化建设就成为了当前培养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充分利用寝室文化的构建，引导和教育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的意识，努力增强他们的凝聚力。例如，举办寝室美化大赛、寝室才艺大比拼等活动，充分释放和挖掘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打造完美寝室的过程中，认识到集体的力量、感悟到集体的温暖，让大学生明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寓教育于活动中，把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与自身的实践统一起来，才能使集体主义教育更加形象化、具体化，才能更好地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二）加强寝室文化建设是检验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试金石

当前，各高校对于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课堂上，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和引导促进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但是，对于如何检验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情况，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渠道来得出结果。目前，正值后勤改革的发展阶段，探索寝室文化建设如何促进学风建设的方向正好赋予了寝室文化建设检验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培育情况的这一重要使命。寝室文化建设的优劣直接反映着这一寝室凝聚力的高低，体现着寝室个体最基本的集体主义意识和集体荣辱观。一个寝室的文化氛围营造的特别好的话，相对来说，该寝室在寝室之间的感召力、寝室成员之间的友爱度、成员个体内心的集体主义意识就要强得多；相反，该寝室各种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项指标都是呈负增长的趋势。同样的，如果一个寝室成员之间的友爱度、成员个体内心的集体主义意识强的话，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寝室文化的构建。

五、宿舍文化建设对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的作用发挥

（一）构建良好的宿舍环境

良好的宿舍环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熏陶人的心灵。构建良好的宿舍环境既要靠宿管工作人员打造好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同时还需要大学生与宿管人员一起维护，将基本的物质环境尽量最优化，使得宿舍环境为学校的校风建设、学风建设提供最佳的教育环境。真正让学生自己感受到在宿舍里边住得舒心、住得放心、住得安心。这就要求，宿管人员要在卫生干净整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宿舍布局，将不同学院和专业划定在不同的区域，这样便于开展个性化宿舍建设评比活动；同时，根据以学院和专业为单位的寝室划分，不同专业的同学根据他们的专业特色，从整体色调、墙贴内容、物品摆放、绿化美化等方面进行寝室风格的设计，力争打造专业特色鲜明、格调品味高雅的宿舍文化，形成积极向上的文明风气，弘扬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强化科学的宿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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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篇（10）

[作者简介]胡吉红（1973- ），女，辽宁朝阳人，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主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心理研究；刘华政（1972- ），男，广西横县人，广西教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社会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广西 南宁 53002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广西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基于地方教育资源的开发运用”（项目编号：2013JCA270）、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群团组织参与高校管理和服务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K13YB137）和2012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广西高校大学生社团的建设与管理研究――基于和谐校园的构建”（课题编号：2012LSZ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2-0046-03

当今社会正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些日益严峻的挑战给高校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本文拟从和谐校园的角度，立足大学生社团，探讨其在高校维稳中作用的发挥问题。

一、何谓和谐校园

“和谐”两字均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谐”，“谐”乃“和”，引申为各种事物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相互协调，即《周礼》里所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中庸》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美德，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言，和谐是其核心的价值追求。其主旨为“和而不同、”，和谐是指事物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而不是整齐划一状态，具有协调性、共荣性、和平性三重内涵。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和其他教辅人员等组成的微社会，是按照一定制度、规范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社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和谐校园建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广义上的和谐校园体现为一种教育生态的平衡，就内部环境来说，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友好相处；就外部环境来说，是学校与家庭、社会、自然环境的平和相处。狭义上的和谐校园是这样一种状态：学校结构、规模、质量、速度、效益、生态环境等要素能够协调发展，各种资源能够充分释放，各方面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素质能够全面提升，干群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人格平等，合作真诚，健康竞争，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和谐校园”是指校园内部各要素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从本质上说是校园内部各种矛盾关系经过冲突、协调，趋向统一的过程，体现的是不同利益冲突的个人或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状态，这是矛盾及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和制度化解决的过程。

二、和谐校园的构建格局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一个社会能够在稳定中得以发展，在于社会的三大支撑点――政府、民间、个人各有分工，并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并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明显增强，政府的角色由“全能”向“有限”转变、由“控制”向“服务”过渡，一些社会事务将由“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转向有着广泛公民参与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社会（公民）治理为主”。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宏观趋势，也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表现。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诸多民间性质的社会组织日益受到重视并日趋活跃，其活动的边际也越来越广，承担着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同样，和谐校园的构建同样离不开校园内部的三个支点――校方、群团、个人，并形成校方主导、群团参与、个人自律的三维一体的工作格局。

（一）校方主导

和谐校园建设是校园管理的方向，也是重点。包括党委、各行政职能部门和校属各单位在内的校方，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主体，处于领导和主导地位。当前，校方需与时俱进，正确把握校内外新形势新特点，针对校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管理、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新思路和新举措。首先是转变理念，从传统的校方“整治命令”思维转变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观念；从校方“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群团力量、形成建设合力；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道德、科技、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管理的观念转变。校方主要在和谐校园构建中的主导作用，须重在以下方面的建立健全：教育教学实践安全监管体制、师生权益维护机制、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应急管理机制及校园治安防控体系、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起主导作用。

（二）社团参与

大学生社团等群众组织是学校广大师生员工存在的形态和相互维系的纽带，也是个人与校方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更是校方与个人之间利益矛盾的“减压阀”“缓冲器”。社团建设得好，可减少校方的建设尤其维稳方面的支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社团引导得好，利于校方决策措施的贯彻执行、落实到位，消除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因此，要引导学校各类社团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学校的能力，并支持社团参与学校管理和公共服务。社团对和谐校园构建的参与，重在管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门，突出表现在有效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于内部，不致使问题扩大甚至恶化造成校园的不稳定。允许、鼓励乃至激励群团参与，需要校方切实推进职能转变，赋予大学生社团等群团组织以合法性，使群团代替校方行使部分职能，并从政策、经费、场所等方面予以有力支持。让群团有所为，从短期看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看则是学校和谐发展的必然。校方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凡群团“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它们去办去管，自己只需通过制定规则，形成机制，从宏观上把握好群团的方向。

（三）个人自律

公众由个人组成，官府或校方是公众出让部分权力并委托帮助管理的机构，而民间或群团是广大普通民众存在的场域。不管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官府或校方，抑或是身居相对次要地位的民间或群团，个人均是其基本组成要素。因而，个人的素质影响到群团组织的构成及作用的发挥，也制约着官府或校方的效率和信誉。所以，就个人而言，也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法律规章许可又无损他人的，可为；否则，不可为，应及早避之。为与不为，决定权在个人，这就是个人的自律。自律，须注意和学会“换位思考”，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常思“要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该怎样做”的问题；须不但管好自己做好自己，还应影响、帮助、感染、感化他人；须主动参与，加入群团，支持和监督官府或校方，坚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同时注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做到“慎独”。作为和谐校园构建的基本主体，个人作用不容小觑。

总而言之，校方与社团之间并非竞争、对立，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双方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应是一个持续的良性互动过程。通过合作，社团可以做许多校方想做而做不好的事情，填补学校管理中的缺陷；与此同时，社团也可以在校方的扶持与培育下完善自我、克服不足，成为介于校方与个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三、大学生社团作用发挥的路径分析

大学生社团具有“组织联系，凝聚人心”“锻炼能力，培养才干”“解决纠纷，营造和谐”等校园维稳的功能，是高校维稳的主力军。在和谐校园的构建与发展中，社团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来维稳：

（一）有效的内部管理

大学生社团属“非正式组织”，由一些理想、信念、志趣相投的在校大学生为了共同目标而组成。但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加入和退出社团比较自由，这不利于社团对成员的管理，更不利于学生问题的社团解决。因此，社团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改变这种涣散、近似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树立起作为解纷主体的权威，确立起作为维稳生力军的地位，切实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紧紧围绕“构建和谐校园”这一主题，在学生各类问题、矛盾纠纷日趋增多、复杂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社团的维稳功能。这就需要社团积极探索能促进自身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首先，社团自身要有一套可行的活动组织措施、一套先进的管理方法。社团是在校大学生基于共同的宗旨而凝聚成的一个整体，社团内部管理须由学生自己来承担。社团需定期召开议事会，讨论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解决问题，布置下一步工作，确定开展活动时各种人员的协调合作。其次，要建立一种和谐民主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使大家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进来，使成员能切实感受到加入社团所获得的乐趣和取得的进步。再次，要在组织开展某项活动前，集思广益，认真做好预案，争取把活动开展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情况及解决的对策、办法考虑周全。同时，在活动开展中，需选派一名责任心强的人专门负责，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人。最后，要注意社团信息的收集和成员情况的研判，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确保社团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社团内部才会稳定，才能真正成为同学反映意见、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平台。通过社团管理学生，做到“事不出团”，全校各社团共同为之，校园方能和谐。

（二）有效的横向沟通

校园的和谐稳定是一个整体概念，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会破坏校园安全有序的整体效果。因此，学生各社团须有全局观，有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信息平衡沟通，协调好社团关系。高校学生社团种类多样，数量众多，因此，大学生“一人多社”现象也十分普遍。社团之间成员的交叉重叠，注定了社团解纷的复杂性，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和维稳的成本。成员身份的多重性及成员问题矛盾的部分涉外性（注：涉外，指涉及本社团以外的），使得一些问题和纠纷没办法完全通过本社团内部来解决，而必须借助涉及的其他社团力量。因此，社团在解纷维稳过程中须实行相互之间有效的横向协调。社团间横向协调时须坚持、平等互助原则。不同的社团，有不同的兴趣认同和目标要求。无论从地位上、合法性与合理性上，每个社团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社团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社团的发展与支持。社团间相互联系，可以减少隔阂，消除误会，化解矛盾，能够实现建设和谐社团的重大目标。高校犹如一个小型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许多的社团主体，在学校这个范围内各团体以社团为主体参与“全校事务”，相互间加强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问题会商机制、会同解纷机制、善后平息机制等。

（三）有效的纵向衔接

社团存在、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一方面来自社团，另一方面来自成员。这些问题，大部分可在社团内部得到妥善解决，有部分借助其他社团力量也可得到圆满解决，但也有部分需提交到校方才能决断、处置。这就要求社团主动和加强与校方的对接和联系，注意汇报，争取到校方的认可、理解和支持。社团尽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实行自治，但与校方之间却不可分割，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社团对校方提供的政策、规章制度环境的依赖，因为校方往往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对社团的活动施加最具权威的影响。因此，社团须经常保持与校方的沟通，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地将社团的声音传达给校方，以便校方了解社团，并适时地出台有利于社团发展的举措。学校的各职能部门是代表学校行使管理职能的，社团主动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至关重要。因此，社团应把处理好与学校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作为自身基本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上，社团应谨慎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觉地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尊重这些部门的权力，接受其领导和管理，遇事请示、有问题主动对接，不谋越轨之私，不做越权之事。此外，社团应坚持向校方多请示、勤汇报，不失时机的宣传、展现自己，以取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事实证明，部分社团有效地处理了与校方之间的关系，校方也给予积极的回应，提供了很多服务，从而为社团赢得了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大学生是国家的高素质人才，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肩负着建设祖国和社会的历史使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是引领未来社会的核心力量。作为高校学生教育学习实践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平台，大学生社团对于正处青春期和“三观”形成期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在校期间，大学生应主动、积极地加入社团，通过社团在不断完善自我的同时，有组织地参与到学校稳定的维护与校园和谐的构建工作中，切实做出自己一份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EB/OL].http：///gn/2011/02-19/2854836.shtml，2011-02-19.

[2]刘华政，丘贵明.纠纷解决与校园和谐――以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的有效开展为视角[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6）.

[3]李立刚，李书梅，高鹏飞.关于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的几点思考[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3（1）.

篇（11）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