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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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本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12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结果。这次监测的对象是在调查前一个月之前来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区（县）户口且年龄在16～59岁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临时工地等非正规场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近似地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此次调查的样本选取属于“混合抽样”，即样本城市的确定采用主观判断的非随机抽样，而样本城市内部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样本城市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纳入，兼顾流入人口较多的地级市、县级市。本次监测共选取全国106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及24个县级市①。在样本城市内部，本次监测在居委会、行政村、由具体企事业单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组中随机抽取个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对象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样本量约为10万个。下文如无特殊标注，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本文所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解释变量有两个以上，因而本文考虑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构建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还需结合数据情况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具体化，并进行数据的基础处理。1.被解释变量（y）。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为明确研究重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镇购房（包括已购商品房和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的样本。其次，根据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特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家庭而不是农民工个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燃料费、维修费、暖气费等。再次，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对数。由于对零值无法进行取对数的运算，常见做法是剔除为零值的观测值，或者给存在零值的变量的各观测值统一加上一个足够小的正数修正后，再对其取自然对数。由于1元对于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来说足够小，给其各观测值统一加上1，对数据估计的精确度影响不大。2.解释变量（ix）。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基于上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众多，且各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本文将依据以下原则选择解释变量：一是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性高的变量不同时选入模型。二是变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变量优先选入模型。三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影响因素的变量，但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差距较大的应舍弃。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配合被解释变量及虚拟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较大数值和零值的各观测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和说明详见表1。此外，从积差相关矩阵来看，“有无劳动合同”同时与“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三个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较高。由于劳动合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的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往往还在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中设置解除劳动合同的种种条款，加之劳动合同的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因而有无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未来收入预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归前将“有无劳动合同”这一解释变量从模型中剔除。

实证结果与分析

篇（2）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恰恰是打开农村消费市场的切入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现状

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但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时农民消费水平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消费水平基本上是从东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较大。

农村消费市场货源充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伴随着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场的饱和，农村市场成了这些商品的倾销地，但是这些商品却并不符合农户的需要。许多厂家、商家不注重研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场上缺少适合农民消费水平、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

农村市场商品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生存性消费比重较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比重较低；实物性消费比重较大，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自我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大，社会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

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各种流通主体竞争激烈，但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滞后的流通方式和混乱的流通秩序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延缓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和正常的监督，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二、现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

消费层次的多元化。相对于城市来讲，农村地区之间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差异更大，农村内部的消费层次更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消费行为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文化等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比城市居民大，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更大。

自给性消费在农民消费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农民的自给性消费虽然不进入消费市场，但对消费市场仍会有一定的影响。当农民收入下降，或者货币性收入相对减少，或者同类及替代消费品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农民就有可能用自给性消费替代货币性消费。这自然就会对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带来一定的冲击。

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他们在选购商品时，对商品的质量，性能，耐用性和价格要求比较高，而对于产品的品牌、包装以及外观设计方面不是十分的看重，属于消费类型中的“求实消费”。

消费观念陈旧保守，消费结构不合理。由于农村大部分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农民一面是平日里非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另一面则是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婚丧嫁娶，却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尤其是在建房消费上，农民往往倾其毕生的积蓄，甚至举债建房。有不少是为争面子相互“攀比”，盲目求高求大，拆了盖，盖了拆。这造成极大的浪费，限制了农村购买力向其它消费品转移。

三、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城镇居民来讲低得多。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农民收入受自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丰年农民收入增加，灾年农民收入减少。这种自然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消费倾向偏低。可见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制约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虽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着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目前农村家电普及率与城市相比要落后10年，如彩电的普及率只有城市的一半，电脑更少。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里没有电视，不是农民买不起，而是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如有的地方电压不稳，或是电视信号不好，要么是电价偏高。再如洗衣机，很多农民没买的主要原因是自来水问题，在农村约有60%的地方还没通上自来水。

消费环境乱。农村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市场上的经营企业散小、经营品种雷同、商品档次低、业态单一。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危害，致使许多农户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敢消费，大大挫伤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据商务部2004年对全国1万户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75%农民买到过假冒伪劣商品。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还不大，我国农村更是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极大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再加上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镇。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已是普遍现象。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

四、政府和企业如何开拓农村市场

1.政府的对策

通过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从根本上讲，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活跃，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消费能力相对偏低引起的。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一定要从助农增收这个关键环节入手。所以诸如“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惠农政策应该更多些，只有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规模才会增大。虽然，现在政府在不断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城镇人口来说，还是很低的（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收入是农村人口收入的3.28倍）。所以，必须给农村人口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才能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为此，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面向农村市场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来让利农户。在企业开发农村市场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来让农村人口得到更大的实惠。政府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高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信心也将必然增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来重点解决水、电、路、通讯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较发达、住户相对集中的农村应建自来水厂。农村电网要提高运营质量，降低电价，为更多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创造条件。同时要着力改善消费的软环境，净化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和支持科技和信息下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化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消费氛围，并对封建迷信、赌博、婚丧事大操大办的不良习惯加以制止。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农村，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打击“损农”、“坑农”、“害农”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健全农村消费者投诉受理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农村市场体系立法工作，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农村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村消费品网络建设。进一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以村、乡镇为基础积极发展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通过示范引导、自愿进入的方式，逐步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经营方式，改造和建立标准化的“农家店”，加快形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网络终端。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的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要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为促进消费注入“稳定剂”。农民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增加即期消费。

2.企业的对策

以适销对路的商品供应农村市场。一直以来，企业基本上是依据城镇居民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这些产品在款式、功能、价位、操作使用方式及包装、说明、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同农民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所以销售到农村市场的产品通常是城市市场饱和后产品的简单转移，而不是针对农村市场开发的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产品定位和开发，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消费者特定需求的基础上来开发满足农民需要的产品，增强产品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生产企业要重视农村市场的个性特征，在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销往农村的产品应采用低价策略。农民对购买的商品一般要求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即“经济实用型”产品。价格往往是农民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求廉型”的消费者，所以企业对销往农村市场的产品应采取低价策略。就食品来说，有资料显示，在我国农村消费者中，虽有74.4%的人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43.7%的人仍把价格便宜作为购买食品的首选，而城市消费者中选择“价格优先”的仅占8%。

建立以农村为主的分销渠道。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与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企业在分销渠道的设计上要更多的下功夫。必须尽快构建适应农村情况和农民购买习惯的消费品流通网络，提高流通效率。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且范围广，而农村经销终端多，但规模较小。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立时，应调整渠道政策，减少中间环节，或直接采用直销的形式来将城市各店向农村延伸。

促销策略要符合农民的传统习惯。因为文化素质的原因，农民受电视广告这种声情并茂的促销形式影响较大，而受广播和报纸的影响依次降低，并且他们不喜欢接受过于复杂的广告形式。在广告内容上，应更强调产品的具体性概念，而非抽象性概念。除广告之外，举办一些对农民有益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很有效的促销方式。

完善售后服务。由于农村的地理环境与交通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的售后服务，不能覆盖到农村，这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企业必须从观念上和行动上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农村建立起完备的售后服务网络。

参考文献：

［1］韩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消费模式变革[J]．商业时代，2006,21：11-12.

［2］孔敏娜．农民消费者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及企业营销对策[J]．内江科技,2006,6：24-33.

［3］王长江,王璐．农村市场的营销策略[J]．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3：82-83.

篇（3）

农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农民消费水平的到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摆脱出口依赖型。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必须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使其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消费水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水平一般是狭义的消费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品(包括服务)的数量，反映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实际满意程度。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要求增加消费品数量，而且要求不断增加提高消费质量。因此，消费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最终会表现为人们的健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费环境的质量等等，反映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意程度。

1.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有利于形成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经济增长依靠的是社会需求的拉动，必须通过调节社会需求以调节社会生产而达到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现在政府正不断的出台种种方案来刺激内需增长，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农民消费成为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2.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变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消费品生产结构和相关产业链上附属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3.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农村，农民消费的提高势必带来消费质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带动经济增长。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和知识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费质量，就能从根本上提高消费力，从而可以促进消费力和生产力之间、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农民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1.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水平差距持续扩大

弗里德曼认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决定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没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现在还只是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水平还没有升级、消费结构没有优化，消费水平还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抑制消费水平提高

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公共配套尚处在低级水平，农民购物难、用点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力供应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较高;二是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设有待完善。

3.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农民储蓄倾向较强。现在农村的医疗成本居高不下，农村医疗保健型消费出现被迫的大幅增长，医疗保健费用已成为农民消费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项。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现时消费，抑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4.农村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畅

当前，农村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畅，农民买、卖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许多商品在城市处于过剩状态，而在农村却难买到;另一方面，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对较远，交易成本大，农产品难以适时卖出，不能转化为农民的实际收入，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5.消费环境不佳，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当前的消费环境不乐观，制约了居民需求扩大，造成了居民消费不安全和对消费环境的缺乏诚信，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购买勇气，抑制居民的消费欲望，影响居民消费力的提高。

三、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方法

1.增加农民收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我国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力。扩大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有效购买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扩展农民的消费能力;建立完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可以及时有效地掌握市场的信息，把握市场动向，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

2.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加大农村的电力、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设的力度;还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广大农民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同时在农村增加消费者投诉网点，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农民的消费权益，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消费信心

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保障农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民消除后顾之忧，敢大胆消费;第三是要加大农村救助帮困力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农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体制，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必须加大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流通格局，搞活农村市场，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从而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与农村消费直接相关的零售业。

5.大力发展农村消费服务业，增加消费热点

农村消费服务业是带动农村消费提高的重要领域，是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升级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励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和设计适合农民消费需求特点以及消费环境的产品系列;二是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休闲旅游，拓宽农村消费领域，刺激农村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篇（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农民在新时期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吉林省农民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地区有着共同特点，但由于本地的民俗习惯、民族分布，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征。当前，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特点

1.消费结构层次较低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如200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0%，这说明在食物消费方面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较大。同时农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也较低，只有个别家庭因为有子女考上大学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搬家服务、保姆、钟点工、商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很少见。

2.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赌博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吉林省许多农村地区仍然有赌博现象存在，打麻将、推牌九等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项目已成为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节期间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再有就是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结婚生子，考学过寿，乔迁和丧礼都需要礼金，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3.消费时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农产品才能变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大的季节性。生产资料消费主要在春耕之时，而生活消费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时日，农民普遍比较节俭，只有到重要节日时会选择集中进行消费。例如，春节、国庆节等是农村集中消费的时段。在集中消费时段内，肉类、烟酒类、礼品类等消费金额巨大，占农村居民全年消费比重的大部分。

4.消费方式趋同

农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与模仿意识，个性化消费少，同村、同乡消费方式大致相同。农村属于熟人社会，购买商品受“口碑”影响较大，在购买家电、摩托车、农用车等大件商品时，模仿消费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模仿城市消费。牛奶、可乐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都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模仿效应。

5.消费心理谨慎

吉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偏低，为了躲避风险，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攒起来而不用作消费，同时受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消费心理普遍较为谨慎。在农村，许多农民保持“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传统。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在解放后曾一度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逐渐失去领军地位，现在甚至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生活消费水平。

2.传统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的制约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期的老人们，更是过度的节约。而且中国人历来就有先储蓄再消费的习惯，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另外，东北人好讲究爱面子，所以在重大节日如新年婚嫁时都很铺张讲究排场，这样就又会导致浪费，使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3.市场化不足

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企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获得的利益比较少，所以生产型企业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群体来生产适合农民生活消费的产品。同时由于运输渠道，销售渠道的不健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村消费困难化，致使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不高。4.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薄弱，限制农村消费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民购物难、饮水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如与生活相关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也严重制约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对手机、电脑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费意向很弱，阻碍了农村新消费热点的培育。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只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完善农村消费结构的措施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1.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做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对于进城务工，应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的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吉林省来说朝鲜族人口较多，且与日本韩国比邻，出国务工的人口很多，应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文化等相关知识，开展有创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把农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

3.鼓励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

搞好对农村市场预测和市场调查，特别是要注意调查农民的消费目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消费倾向和消费要求等因素，鼓励和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做到简单实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专供农村市场消费。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以提高消费水平。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对设立的维修网点给予税收等优惠扶持政策。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加强电网，宽带，无线信号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设施，让农民有购买的热情，加强煤气，自来水的覆盖情况，让农民生活无忧。

虽然在目前看来，吉林省农村消费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但通过采取必要和正确的措施，农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我们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

篇（5）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三）估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序列进行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分析，如图4：由自相关分析图可知，当滞后期k＝7时，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才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函数表现为拖尾；偏自相关分析图显示，滞后一期的偏自相关系数明显不为零，滞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置信区间内，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终经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正态性检验：估计的参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十分关键，在进行ARMA模型回归之前，我们是假定εt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检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统计量对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检验显示Jarque－Bera统计量是0．634，伴随概率是0．728，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残差服从正态性的假设。异方差检验：在存在异方差的条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的，但参数的方差是有偏的，则会导致假设检验失效，所以需要检验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两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随概率是0．186，即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White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随概率是0．691，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同样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此外，在表4中我们特别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稳健标准误远小于所对应估计的参数值。结合T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的结果，说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归方程知，长期均衡过程中，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相对来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滞后影响，滞后一期对当前消费有正向作用，滞后二期有反向作用。这样，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四）内生性讨论如果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则OLS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财政对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这是因为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对农支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经营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对财政对农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证实财政对农支出是内生变量的猜测，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选择财政对农支出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随后进行解释），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连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μ；将残差项μ与原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发现μ的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为t－Statistic＝－245，prob．＝003，显著，故变量财政对农支出确实是内生变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工具变量必须注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不仅要与财政对农支出高度相关，还必须满足外生性，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财政对农支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如果只使用唯一一个工具变量，则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但如果能够寻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具变量，则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为了充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保证工具变量组确实是合适的。①检验财政对农支出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当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不会影响上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即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会存在同期相关性，可视为外生的。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当期财政对农支出是高度相关的，检验得到财政对农支出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是0986，所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农村土地面积，农村土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为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必然要加大对农支出，所以农村土地面积与财政对弄支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土地面积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土地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消费总量，但人均消费主要与个体因素有关，故土地面积不会影响人均消费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很好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点，因此农村土地面积可视为外生的。由于各类年鉴均无农村土地面积的直接数据，我们使用耕地面积与住宅面积之和作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积等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之积。检验发现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695，所以农村土地面积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更进一步的检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我们检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否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检验方法是：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考察回归系数相应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则说明不存在直接影响，即认为是好的IV。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p值为0116，农村土地面积的系数p值为0347，进一步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数量多于内生变量，需要采用过度识别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残差ε，将残差ε对所有外生变量回归，获得R2，在所有IV都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之下，nR2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变量个数减去内生变量个数，若nR2超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样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38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们充分检验了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使用2SLS和GMM方法对前面的ARM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见表5。表5回归结果显示，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2SLS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基本不变，由0144变为0149；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弱化，由－23669变为－21606；经济增长的系数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由0608变为0638。GMM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为0130；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变弱，由－23669变为－21792；经济增长的系数也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不变，由0608变为0624。综合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说明直接用OLS回归的结果确实是有偏的，使用多个工具变量以后，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运用工具变量得到的方程同样证明了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是成立的。

篇（6）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8%，比1978年来的平均水平约低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则迅速上升，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农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城镇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1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2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虚假繁荣”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品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95-200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4.9%，而医疗保健类上升了31.7%，娱乐教育文化类上涨了18.8%，其中的教育类（教材和参考书、杂费和托幼费等）均为有涨无跌。二是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会卫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增加，农民个人直接支付的费用从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陈秋霖，2006）。在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反映出医疗保健类、文化教育类价格上涨的巨大拉动和投资主体的转换。三是反映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用途方面，从医疗保健来看，保健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说是“被动”的投资者；在文教用品及娱乐服务方面，主要是应付高涨的学杂费。1993-2003年学杂费由87.15亿元增加到1121.49亿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支出预期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由政府或社会供给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使得个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急剧增加。1990-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别增加6倍和7倍。同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带给人们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担心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的教育产业化，强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仅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担大部分或全部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几乎没有选择性。这样，本来被当作发展需求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了事实上不得不优先满足的基本消费品（如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居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储蓄应对变化的环境，以满足不能选择的需求，由此形成极强的储蓄倾向和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间增加不足3倍，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7119.8亿元增加到147054亿元，增加19.65倍。这正如预防性储蓄假说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篇（7）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篇（8）

 

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农村社会形态处于快速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居民中的老龄化群体比重迅速增加。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另外还有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每年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多种自然灾害的侵扰等问题。从而增加了对人身意外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保险的需求。

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农村保险消费者有其独特的特点，在开发农村保险市场，进行营销的过程中，应首先从农村消费者购买行为来确立保险在农村市场的营销基点。

二、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

任何购买者的购买决策都是在一定的内在因素的促动和外在因素的激励之下而采取的，而不同特征的消费者对于外界的各种刺激和影响又会基于其特定的内在因素和决策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形成不同的购买取向和购买行为。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

经济因素是影响消费不可或缺的一点，家庭经济水平是取决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家庭经济水平决定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和消费档次等。

非经济因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

1、从外部来看，主要有：消费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消费者所在的社会阶层，消费者所接触的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家庭），以及消费者在这些社会团体中的角色和地位等。

（1）文化因素：文化是人类欲望和行为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处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宗教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和所处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整套价值、爱好和行为的整体观念。弄清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对于研究他们的购买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2）社会因素：包括相关群体、家庭和个人在相关群体及家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

2、内部因素则是指消费者的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

（1）个人因素：一个人的购买行为往往受其年龄、职业、经济环境、生活方式、个性等因素的影响。

（2）心理因素包括购买动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方式、学习方式以及态度与信念等等。这些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模式。

结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因素论文格式，本文对农村保险市场进行以下分析。

三、农村市场的特点分析

（一）从农村的人口环境来看，市场潜力巨大

市场是由那些想买东西并且具有购买力的人（即潜在购买者）构成的，而且这种人越多，市场的规模就越大。

从客观的市场容量来看，根据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目前中国的纯农村人口为7.2亿，若包括已经离开农村到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及县城在内的所有县以下的有农村户籍的人口仍然维持在9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从年龄看，老龄化进一步明显，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缺乏照料，安全隐患多。专家预测，2010年，农村中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0%，并很快进入老龄化加速期。

根据最新的研究，2009年外出务工中国农民工大约有2.3亿至2.4亿人，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50，60年代生人逐渐步入老年。根据网上对“现在中国农村青年人的想法和打算”调查发现：“现在农村青年人是否和老人分家过日子”的回答否只占2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农村家庭规模会且正在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导致农村纯老年户不断增加。另外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父母，另外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的增加。

另外根据保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我国实现保费收入11137．3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3.9亿元，小额保险保费收入2.3亿元，这两者合起来占全国保费收入不到1.23%。

因此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开发潜力巨大，农村对于养老保险，人身意外保险等的客观需求是存在的。另外80后，90后逐渐成长为主要的劳动力，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且在现代农村若成为劳动力，在家中就会有一定决策权。因此家庭决策结构发生变化，营销对象就应有相应的转变。

（二）农民收入水平逐渐增加，消费者支出模式的变化

从1978年开始农民人均纯收入逐渐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53元，比2008年4761元增加392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恩格尔系数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发展阶段。即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50%为小康论文格式，30%-40%为富裕。因此我国目前处于小康向富裕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进入大众消费新成长阶段，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新型的消费支出在快速增长。这位保险销售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

（三）农村消费者行为特征分析

1、农民保险意识没有树立起来

农村人口文化的相对落后及思想观念的陈旧和保守，保险意识普遍比较薄弱，保险需求不高。对于大部分的农民，他们以小规模耕作或养殖以维持生活，生活比较平静，它决定了大多数农民的一种机会意识，即认为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另外在农村，有不少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他们认为有钱才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而没意识到买保险养老的好处。所以要树立农民的保险意识。

2、消费需求功能性

农村市场基本上还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即比较强调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这种功能性特点对产品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廉，二是实用，三是简便。

3、消费求同相互攀比，但也注重“口碑”

农民之间的消费求同和攀比心理相当突出。大多数农民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来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而是依据他人的消费行为来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他们注重个人消费在社会关系成员中的反应。看到别人买什么自己就买什么，要到哪里买就都到哪里买。

但同时注重“口碑”，易极端。对产品的评价好只看重优点，坏就一文不值。在农村，农民经常集聚聊天，并有固定场所，对事物易通过口口相传，传播速度也快且远。对于产品主要是通过别人买的产品，在短期内的使用来评判。

4、农民相对比较注重人情味

农民相对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上的联系，人情关系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熟人之间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其请求，会在能力范围之内答应和支持熟人的请求。

5、对保险产品不信任

保险走进农村市场之初，一些保险人和保险推销人员为了自己的业绩，在农村市场上树立了不良的形象。用一位专家的总结：不该卖的人卖给了不该买的人。例如，在推销产品时，说明产品的诸多好处，而不管保险协议条款，导致农民出现问题时，找到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但是其所发生的事件不再保险范围之列。

理赔难导致农民对保险产品的不信任。由于农民对于理赔程序的不清楚论文格式，使他们对于理赔望而却步，理赔时还要在保险公司找熟人。找熟人的过程中又要送礼，最后导致理赔成本加大，从而放弃理赔。由此保险公司给他们的印象是让他们上当受骗。农村消费者感觉受骗，他就会在集聚时宣传，导致一个村子甚至邻村引以为鉴，从而排斥这种产品。

五、保险产品在农村市场的营销基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市场是非常庞大的，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保险产品在农村市场上的前景是非常好的，农村市场需要进一步培养和开发。

（一）基于保险产品的特点，要加强保险销售过程的服务

保险产品的特点是产品是无形的，交易是非即时，结果不确定性的。而农民却看重眼前的实惠的利益，刚好与保险产品的特点矛盾。虽然农村市场零星而分散，售后服务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但是必须加强保险公司销售前后及过程的服务。

例如，因为对于农民来说现今产品种类繁多，产品信息量大，把握这些信息超出了其能力。所以在购买保险产品时帮助其购买真正符合其需要的产品，并帮其选择受益最大的产品。在承保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各种形式与其保持联系，及时告知各种与保险相关的讯息。出险后，能在第一时间送出保险公司承诺的服务，帮助他们办理理赔手续。由于农民抗风险能力差，在危难时伸出及时的手，会形成很好的口碑。其他农户在看到其利益之时，会增加他们对产品的信心，从而可以扩大市场。

（二）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仅为20%。为了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可举办保险宣传活动，在农村设立咨询点，为有意想投保或者已经投保的客户提供服务、咨询。这样既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保险业的了解，又可以消农民保险业的偏见。

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因此须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断地宣导。通过广播电视、村委喇叭，墙体广告论文格式，流动宣传车等向群众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使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主动购买保险。

对于咨询点人员的选择方面，就要找对农民具有亲和力的人，并受农民信任。将此咨询点变为农民在休闲时的一个聚会闲聊的场所，让其在聊天过程中了解认识产品，并且和保险人或推销人员成为熟人，这样就有益于保险的宣传与推销。

（三）采用'量体裁衣'、'终生服务'的措施

农村消费以传统节俭型为主，加之收入水平的影响，价格往往成为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结合农村实际，根据其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有重点地改造现有保险产品，开发推广新产品。推动简易人身保险的发展，开发保额较小、保费低廉、办理简便、保障型的人身保险产品。

（四）强化营销队伍培训和管理，健全农村保险市场监管机制

营销人员是体现保险公司形象、开展对外宣传的窗口，对其培训既要具备精良的展业技巧, 更要具备过硬的职业操守。通过把好营销关口, 提高保险经营绩效, 消除社会各界对保险行业的偏见。

加强行业监管力度，督促各保险机构严格遵守保险同业自律公约，对违法违纪行为按职能范围及时做出处理，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对县域保险市场的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仲伟增，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商业保险发展策略［J］ 《商业时代》2007.8

2、王莹，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面临问题及解决措施［J］《法制与社会》 2008. 14

篇（9）

 

一、农村商品流通现状

1、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购买力迅速上升

2005年至今，农民收入稳定增长。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3587元，甘肃省农民收入为2134元；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4140.36元，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为2328.92元；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4760.62元，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为2723.79元。到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甘肃省农村人均收入仍然上涨到2816.2元，比上一年实际增长3.3927%。

2、农村消费需求空间巨大与商品“流通”不畅并存

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累计108487.7亿元，县以下为22540亿元，县以下社会消费品仅仅占全国社会消费品的20.07766%。，而乡村人口占总人数的55.0615%。2009年统计局公布社会消费品累计125342.7亿元，比上年增长15.536323%，县以下25990亿元，比上年增长15.306122%。说明乡村居民的社会消费品消费虽然年年增加但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同时由于农村千百年形成的“重生产轻流通”观念，农民不思索新销售方式，导致“卖难”。

可见搞活农村市场机会和困难并存。

3、农村市场消费安全需要保障

近年来，我国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危害不言而喻，如2007年4月，甘南州卓尼县柏林乡古麻河村135户村民从柏林口村杨某、陈某处购买农用塑料覆盖薄膜用来种植药材当归。40天后，发现地膜全都不同程度的横向裂开了口子。地膜风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归产量。这种现象或类似现象普遍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农民收入低，追求低价格的商品，导致“知假买假”；二是农民防假意识差，导致“不知假买假”。所以迫切需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变消费习惯，同时保障农村市场消费安全，最大可能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二、创建新农村商品交易模式（破解农村商品流通难题）

现代易货起源于20世界50年代，计算机和网络的的快速发展，为现代易货交易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应用条件。当前应积极创新思路，大胆尝试，建立试点。现今，电子计算机普及，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发展完善，农村应充分利用B2B、B2C、B2F等先进商业模式，在现有的条件下，实施现代易货模式。

1、农村易货交易实施的必要性

（1）农村易货交易能够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城乡内需市场

一方面农民手中大量农副产品，如鲜蛋、活鱼、鲜奶、新鲜蔬菜和当归、党参、黄芪等需要及时卖掉，靠传统集市会严重影响产品出售，同时农民需要农用物资资料。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大量需求此类产品，采用农村易货可以解决此困境。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怀疑这种新方式的可靠性。

（2）提高农村商品流通组织化程度

农村易货是将现代易货模式与农村特点相结合的新型模式。科技论文，易货交易。如果利用原有供销社、连锁便利店并以“新网工程”建设为依托，积极建立供销社、连锁便利店等，实现一网多功能，尽可能采用采购—加工—销售系统在一个循环链内。供销社和连锁企业在不需支付大额现金的条件下按时收购农副产品，提前根据市场需要指导农村居民生产，既避免农民盲目生产，又可以利用自己物流渠道输送产品，根据农村市场需要及时为农村输送生产生活资料，缩短资金周转时间和简化交易程序，打破了传统交易空间限制，能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企业收益和竞争力和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2、农村易货交易实施的可行性

(1) 标准化农副产品所占比增加

甘肃省创建标准化农副产品意识不断加强，并不断取得新成绩。2007年，有149个无公害农产品，239个无公害产地获得国家认证；2008年，全省农产品生产示范去采标率达80%以上，同年出台了《提高特色优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实施方案》；2009年，全省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监测合格率分别达到98.48%、100%和97.3%。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科技论文，易货交易。农村开展易货交易，高质量的农产品可使收购农产品的企业获得长期的利润。所以推行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

要保证易货交易正常高效进行，交易的双方要根据合同来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合同在农村现代易货交易中体现形式主要是订单。它可以最大限度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保证农民的权益，促进收购农产品的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2）农村信息化程度提高，城乡商业企业网点数量快速增加

靠电脑和因特网，辅以电视、电话传播信息改变了过去信息闭塞的局面，服务内容由盲目转向专业化、实时化、全面化，科技化，总体表明农村信息化程度提高。同时连锁店开在城乡已经成为一个趋势，2009年，全系统开展消费品连锁经营2519家，比2008年增加288家，销售额1992.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2.63%。发展连锁配货网点25.59万个，比2008年增加2.63万个。甘肃省2007年1月22日统计配送企业20万个，2009年，甘肃省供销合作社新建143个，配送中心130个，连锁店4620个。供销社数量为750个。科技论文，易货交易。同时计划到2011年新增1万个标准连锁农家店。科技论文，易货交易。可见农村易货交易可行。科技论文，易货交易。

3、农村易货交易模式

农村易货交易模式是对古老的以货易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科技论文，易货交易。传统易货发生要求双方在同一地点且正好需要对方的商品，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采用网上交易的虚拟货币和银行卡结算技术，突破了上述局限性，拓大了交易的对象、空间范围，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1）点对点

过去，在甘肃省永登县的农民“油盐酱醋找个体，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县里”，现在，随着县供销社将一座座宽敞明亮的连锁超市引入乡村，农民足不出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方便、实惠的商业服务了。

不只是永登县农民体会到了现代生活的便利，陇原其他地方也开始编织快捷、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农村商品流通网络。2009年以来，甘肃省供销社系统通过整合经营服务网络，强化物流配送功能，发展遍布城乡的连锁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的双向畅通。在点对点的易货模式即农户与固定连锁的收购企业易货，利用电视广播信息，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平台，同时政府适当建立服务站点相关信息，农户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信息（包括劳务）提供给信息平台，信息平台也可以将信息汇总给连锁企业，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含劳务）直接通过订单形式出售给企业，换取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资源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

（2）面对面

面对面交易模式必将推动现代农村易货交易发展到新阶段，缩短农村产品从单独追求高质量到与重视树立自己品牌相结合的时间。当农户和企业形成良好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后，企业与农户有着共同的利益，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主要目标会从农村市场转移到国内大市场，再转到国际市场。这就使农村连锁企业成为国际市场上不同的需求单位。直接促进城乡需求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三、小结

对农村现代商品流通模式的研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导依据，现代农村易货交易模式的实施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增强供销社，连锁企业竞争力、增加收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易开刚.我国农村现代化商品体系的构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18-21.

[2]陈煜，贺盛瑜.农村商品流通模式的创新研究[J].农村经济,2009(7):109-111.

[3]张耀辉.易货贸易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1):6-10.

[4]裘国荣.商品流通规律讨论会中主要论点简介[J],财贸研究,1980(1).

篇（10）

市场认识不足。要搞活市场、做大市场，商品的多样性与买方市场的广泛性是不容忽视的，旅游市场同样如此。就目前状况而言，无论是旅游服务市场本身，还是由此所带动的商品市场，其买方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民只是充当边缘角色，针对农民旅游市场的服务极少，严重的阻碍了市场的发展。

产品单一，品种缺乏。目前，旅游企业大都盯住收益高的入境游、出境游等高端旅游产品，大力宣传度假游、森林游、生态游、科考游、商务游、修学游等新兴旅游产品，很少顾及低端旅游产品。农民旅游产品有效供应严重不足，配套服务匮乏，极大地制约了农民旅游。

价格定位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民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据中国旅游年鉴资料，200―300元的人均旅游消费将构成近年农民旅游消费的主流，如此消费水平仅为城市居民人均旅游消费的35% 。虽然有些农民富裕了，但农民旅游一般还是能省的钱尽量省，这样就对旅游企业来讲利润率偏低，这就形成了市场潜力大和企业利润率低的矛盾。同时，各地区逐渐意识到农民旅游市场这块“大蛋糕”并纷纷加入到开发农民旅游市场的行列，地区间的竞争加剧。此外，旅游景区景点竞相涨价特别是知名度高、景色优美或历史文化价值高的景区（点）、油价上涨导致的交通成本上升，价格偏高。

宣传途径单薄。目前，农民旅游在出游方式、地点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大部分是通过亲友介绍或自行出游，特别是随着农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不足显得更为突出。

促销力度薄弱。目前农村严重缺乏专门的旅游服务机构，即使有的农民朋友有出外旅游的想法，想要咨询了解详细情况，也没法得到及时的答复和解决，而同时旅行社企业又通常将促销的重点放在城区，忽视了向农村市场的延伸，形成了促销的“三无地带”。

二、开发农民旅游市场的营销策略

市场策略。旅游企业应对农民旅游市场细分，确定好目标市场和目标顾客。农民旅游市场可细分为农村青年、先富的个体户、专业户、乡镇企业职员和农村老年人、农村妇女等市场。旅游企业应重点对沿海、沿江农村等经济活跃地区先行开发，并作好市场渗透计划，再影响其他群体；还应对主要客源及其旅游目的、消费行为特征、消费偏好及客源流向等进行深入了解，系统地搜集与农民旅游需求相关的信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渠道策略。

产品策略。设计适合农民的旅游商品。在设计旅游商品时要选好项目定位.开发以下适销对路的旅游商品：①都市风光游。农村居民喜好热闹.因此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多选择省内着名景点、着名大城市等.旅游经营者在旅游开发中可以设计像都市风光游、市内一日游、集市购物游等旅游项目。②农村学生求知游。学生市场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市场开发空间.可利用寒暑假组织农村学生到着名中学、着名高校进行参观学习，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优秀学生可奖励他们到着名学府进行“体验式”学习。③其他欢乐蜜月游、中小城镇建设模式考察游等都可以考虑。④农业科技旅游。农业科技旅游包括生态农业游、科普游等生态农业游是指农民到其他比较富裕的农村旅游。同时学习如何选种、耕种、施肥怎样可以更环保、更高效、更科学。而科普游则推出科技农业园 农业博物馆等项目，把旅游与学习生产技能、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吸引农民的注意力，从而激发他们到这些地方旅游的欲望。如农民旅游节.是把农村商贸洽谈、娱乐、趣味体育竞赛融于一体，既放松了心情又交流了农耕经验、购置了化肥甚至预定农耕机械等。免费论文参考网。⑤农民淡季旅游。由于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农民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集中在冬季而冬季又恰是旅游淡季，旅行社人员闲置，饭店的客房出租率比较低.旅游景点比较冷清。此时农民正处于冬闲时节，因此农民可以在这段时间出去旅游，旅行社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适时出售旅游组合产品并适当降价销售来吸引农民。

篇（11）

1.“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要点释义

1.1生态足迹的概念

人类依赖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依赖自然吸纳污染物的能力。为了测度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的消费是否在其承载力限制内,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生态足迹的定义: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和水资源量【1】。

1.2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据生产力大小的差异,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可分为6大类【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论上讲,地球表面的各种土地类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种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时用作建筑用地开发【3】。

1.3关键的技术参数

1.3.1产量因子

产量因子(β),又称为生产力系数。由于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直接进行对比的,这就需要一个生产力系数将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可比尺度。生产力系数可以用评价地区的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其世界平均生产力的比值来计算。本为计算采用的产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当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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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公共财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使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务的场所、场地;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的活动内容;有接受培训、展示技艺的机会和条件;有创造文化的氛围和环境。目前,渔农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渔农村文化市场,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舟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渔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渔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它将文化建设与渔农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文化事业发展以人为本的特征,而且凸显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加强本市的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构建和谐舟山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

1.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立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人才队伍、基本载体等方面的夯实和建设,能有效实现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服务资源、管理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设备资源、观众资源等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利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针对海岛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从而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舟山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把文化建设纳入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社会进程,也凸显了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功能。目前,渔农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构建完善的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灵魂的社会教化功能,统筹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不同需求,从而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

1.3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新渔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渔农民,如果没有全市渔农村群众的参与,建设渔农村新社区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新渔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不仅能够传播科技、法律、市场知识,提高渔农民综合素质,满足广大渔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综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科学文明乡风的养成,维护农村稳定乃至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本市新渔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市广大渔农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渔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由于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总体上还比较贫乏,存在着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等突出问题,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保障渔农民的文化权益,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1.4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

1.4.1生态承载力(EC)

将评价区域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R)经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分别转化后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C=∑R×βjγj。其中β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γ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当量因子。

1.4.2生态足迹(EF)

通过汇总地区的消费数据,将其转化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Ai),并用当量因子调整为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F=∑Aiγj。

1.4.3生态赤字或盈余

地区生态足迹如果超过了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赤字;如果小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则表现为生态盈余。地区的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反映了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生态系统的安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2.青海省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本文对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个方面即生物资源消费足迹计算和能源消费足迹计算。生物资源的消费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共选择24项消费品种,根据世界平均的单产水平【5,6】,计算其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将其分类汇总可以得到消费的生态足迹占用。能源消费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电力的消费量,将其换算成标准能量单位,并参照世界平均的各种能源的单位面积(化石能源地)吸引热能量【5】,计算其生态足迹的占用。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根据青海省土地利用类型,利用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将其转化为世界平均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是青海省的实际生态承载能力。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7】。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未详细列出,只将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3.评价与改善建议方案

从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个研究时间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态足迹需求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逐年增大,说明该青海省的生态系统不能支持人类对它的压力,地区生态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为了减少人均生态足迹和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促进青海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依靠科技,发展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保护耕地,提高土地生产力,要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增加对土地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