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06 18:38:3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运用语言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手段来对语言进行研究的边缘性学科。这门独特的学科涉及多种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其中包括人类学以及心理学。之所以社会语言学被冠以“社会”的名号，主要是取决于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语言研究学科。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要把语言放入人类发展过程中宏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结合语言与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自然而然就会使语言的研究带上社会的色彩，并深入的挖掘出语言中的社会含义，探索出语言在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规律以及运作机制。语言是在社会运作条件下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产物。这种独特的社会产物会受到使用者社会地位、从事职业、年龄、性别、国籍甚至是生活习惯、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差异。在国际贸易的经济背景下，商贸英语充当了人们交流与合作的载体，成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为了达到“获益”这一统一目标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商贸英语的过程中会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词汇以更好的适应交流的语境，这些因交流环境以及交流对象而异的商贸英语能够体现出贸易双方在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较强的社会功能，为商贸英语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学语言学的切入点。除了“一词多义”以及“一义多词”的特点之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贸英语还具有如下特点:
1．商贸英语具有目的性以及一定的客观性。
由于商贸英语的应用环境主要是国际的交往贸易，在这种应用背景下商贸英语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沟通交流来促使贸易双方达成共识，形成合作关系的。这种目的性驱动下就会使商贸英语经常表现出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更适合贸易过程中的谈判与交流。另一方面，商贸活动属于业务交往，个人在参与商贸活动的过程中往往是代表了商业团体或者是企业、单位利益与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带有个人色彩和个人习惯的词汇是应该杜绝使用的。
2．商贸英语的表达更具准确性。
商贸英语是国际贸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在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双方大多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为了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歧义或者是表达不当而给交易双方带来不必要的误会或者损失，商贸英语的使用对于准确性以及逻辑性的要求更为严苛，在使用商贸英语的过程中一定要达到把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的目的，所以这就使得商贸英语中的比喻、夸张以及带有修饰色彩的语句和普通英语相比要少之甚少。不过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使用环境使得商贸英语更加严谨，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
3．商贸英语具有简洁明了，凝练经济的特点。
商贸英语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一些缩略语来达到让语言更加简单明了的目的。商贸过程中很多的活动受时间限制比较严重，这就要求商贸英语在最短的时间内表达出最完整、最准确的意思。比如在日常的传真以及电话交流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缩略语来节省时间，这一点充分的表现出了商贸英语经济性的原则。
4．商贸英语趋于正式化。
商贸英语中所使用的词汇大多是规范性的正统词汇，由于商贸英语在贸易过程中经常用于签署合同以及签订协议，为了表现出商贸英语正式、严肃的语言风格，在进行这些商贸活动的过程中经常会使用一些较为生僻和不常见的占体词汇。这些生僻的专业词汇以及占体词汇的应用更能充分的体现出商贸英语正式、严肃的特点。
三、商贸英语受到文化规则的制约
文化从本质上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和交际用语的特点，文化规则制约了商贸英语的发展方向。受到商务英语特殊功能的影响，商务英语的发展取决于贸易双方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这种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得商贸英语的发展中融入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色彩，只有能够满足不同国际背景以及文化条件的商贸英语才能够算作是有生命力的商贸英语。比如从不同国家对于人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文化对于语言习惯的影响，中国自古男尊女卑的思想较为严重，所以中国人在称谓方面基本不存在性别之分;相比于中国，西方国家追求男女平等，所以在西方语言中就会用“Mr和Ms”来区分男女。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商务英语具有极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价值，商贸英语的表达形式受到社会差异和使用环境的影响十分的明显。不管是其目的性与客观性，还是其正式性和简洁性都是和其社会功能所相互契合、相互适应的。也正是这种语言的社会性特点充分反映了贸易双方所处的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与共性。
篇（2）
二、如何提升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更需要汉语言文学学科应用性人才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促使高校培养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专业应用性人才，这就可能形成新的专业的崛起和发展。我们要认真分析社会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专业设置的应用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专业课程设置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等关系，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研究探索过程，在此笔者不做过多的研究讨论。所以，在整体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环境相对严峻的形势下，汉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的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就要面临严峻的着就业压力；如何提高自身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使自己在走出校门后可以很快适应社会需要，这就是我们不断的探寻与思索的方向。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需要的是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我们把学生培养成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但是，由于传统的教学观念深深的影响着老师和学生，学生总是被动的学习，被压迫的接受知识，但没有几个能了解所学知识的含义。在素质化教育不断推行的今天，我们反思一下，传统的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我们需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之真正成为素质化教育。创新汉语言文学学科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改革创新的初期要完全打破传统观念的教学思想，建立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没有顾忌的前提下进行知识的研究，老师可以从旁加以引导。在教学后期阶段可以采纳传统教育中的经验，剔除创新教育中冒进的弊端，施行双管齐下，两种教育方式紧密结合共同教育，培养出既要有创新意识又要有宏观把握的应用型人才。比如，针对文秘、新闻等社会人文类的专业，总体来讲都是汉语言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部分，假如学生对新闻传播学感兴趣，他就可以挑选一些有关新闻或是传播学的课程进行学习，带着兴趣去学习更能事半功倍，这样就避免了学生对知识了解只停留在表层，学生会自己主动的对自己的专业进行研究探索，这不失为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一种好方法。做任何事都是有方法的，成功一样有方法。但通往成功的路往往有多条。所以我们不经要对教育教学上提出创新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学生自己有一个创新的思维。只在学生教学表面上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自己没有改变走入社会依然是食不果腹。我们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给学生跟更多的时间，或者让学生讲课，老师在下旁听，这样既能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也能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体现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掌握能力，以及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
篇（3）
社会文化理论是由俄罗斯心理学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从社会文化理论来看，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说：“意识和概念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来自于不同个体间的交互式的脑力现象，之后，这些个体才会逐渐形成他们的个人意识，而这种意识将会成为一种脑内现象。”而语言曾被看做是意识发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篇（4）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篇（5）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篇（6）
(1)购物安全问题:
有的学生购物时不会讨价还价，不能辨别事物真假好坏，对商家的吹嘘偏听偏信。
(2)人身安全问题:
大学生失联遇害案在网络上时有出现，分析产生失联的原因，除大学生防范意识不够外，缺乏社会经验也是主因。
(3)情感安全问题:
有的学生不会正确处理好男女同学正常交往与恋爱的关系，掉进情感的陷阱。
(4)食品安全问题:
许多学生喜欢到校园周边消费，而很多不良的商家只把目光盯住大学生的口袋，给大学生提供“问题食品”。常言道“病从口入”，吃多了不安全的食品，常引起大学生的身体出现不适甚至食物中毒，危及大学生的安全。
2.对事情的应对处理方面
(1)财产安全问题:
因对财物的保管不谨慎，让盗窃分子有机可乘的现象在大学校园较普遍。学生之所以容易丢失财物，主要是个人保管不力，没有牢记“客不离货，财不露白”的古训。
(2)交通安全问题:
当前在高职学生中，拥有汽车、摩托、自行车的有不少，但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没有常思“在外出门小心好，凡事低调平安行”的古人出行经验。
(3)网络安全问题:
有些学生痴迷网络，“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同时，网络犯罪、网络欺诈让学生难以分辨。需要青年学生克服网瘾，不断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
(4)防火安全问题:
高职学校里经常发生学生因为违规使用电器或使用大功率电器引起寝室火灾之事。人们常说:“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只有加强防范，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5)生产安全问题:
高职学生在实习实训时常发生伤残、失踪甚至死亡。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小心使得万年船”，其实只要在实习中多点小心，很多安全问题就不会发生。
(6)防灾安全问题:
人们通过多年的观察总结出许多安全防范知识，如“燕子高飞晴天到，燕子低飞带雨来”的气象判断;“骡马牛羊不进圈，鸭不下水狗狂叫”的地震前兆。调查发现许多学生的防灾避灾知识比较缺乏，当遇到自然灾害时不知道应对，可能会错过逃生的良机。
二、安全教育的举措
(1)加强安全教育。
把学生的安全问题始终放在学校教育管理的首位。定期研究学生安全的防范措施，消除学生安全方面的隐患，为学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开设人身安全教育课程和现行的基本法律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2)制订安全的规章制度。
针对学生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制订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出台安全知识手册，发给每位学生，使学生做到安全有规程，行为有规矩。
(3)加强学习指导。
通过大会宣讲、经验介绍、媒体宣传、知识讲座、主题班会、防灾演练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
(4)加强心理辅导。
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提高其应对安全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
篇（7）
一、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课堂互动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外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二语课堂中师生互动能力的研究课题较广，大致概括为：1.学习者和教师在互动过程中的表现;2.协商及反馈在交互活动中的促进作用;3）支架式帮助对学生交互能力培养的影响与作用等。受国外课堂互动话语分析的影响，我国于20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社会文化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课堂互动能力的培养。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社会文化话语分析法关注互动话语的知识共建功能及互动话语语言本身来探索提高师生课堂互动能力的模式，这也成为课堂互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我国目前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课堂互动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策略研究;2.二语教学课堂互动模式研究;3.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及其启示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是Vygotsky 基于儿童认知发展逐步建立的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性学习的结果，是文化与社会关系发展内化的结果。内化是社会调节的过程，由人际间活动和个体内部共同活动共同构建。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认知功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被引入到第二语言习得后，SAL研究领域对社会文化理论的兴趣日益增强，研究者们对语言习得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更加关注，纷纷把社会文化理论引入SAL研究领域之中。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学习者通过他人调节，借助支架式帮助，完成学习任务，潜在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发展水平。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用语言与他人互相作用，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因此，外语教学要充分考虑外语课堂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课堂话语的支架式功能。因此，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还应发挥其中介者的调节作用，为学生提供合作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及内化。
三、大学英语课堂互动策略探究
1.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习最好的动机。英语课堂教学要提高互动活动水平，增强互动的趣味性。吸引所有学生包括英语水平暂时落后的学生都乐于参加到英语课堂教学中，避免将课堂互动变成教师和英语优秀学生的秀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求学欲。
2.转变教师的传统角色。在传统英语课堂上，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学生大多被动的接受，教师主导一切，学生机械地听从。在互动课堂上，教师要首先转变其在课堂上的角色和地位。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要用爱心耐心真正地尊重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这样才能促进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从而有利于课堂上的互动教学。
3.建立积极的互动教学过程。
a.话题活动与引导性提问。在互动课堂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充分互动讨论。然后，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与学生互动。针对课堂提问，教师要把握好提问的时机和提问问题难易度。提出的问题要注意给予学生时间思考，对于难一点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慢慢引导，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课堂面子。
b.分组活动。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人数不少，因此，分组讨论活动可以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的表现机会及平等参与的机会。分组的标准可以依不同的活动来定。例如，可以按照座位来分，也可以按照性别来分，也可以按照学习能力来分。每个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里与组员共同交流、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篇（8）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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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篇（9）
维吾尔语言作为古老语言一直牵动着国内外的研究人员。虽然维吾尔语言没有成为轰轰烈烈的研究热点，但维吾尔语言的各个阶段不同级的研究没有停止过。从维吾尔语言在最近（2013-2015年）3年的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维吾尔语言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在国外的维吾尔语言研究主要表现为维吾尔文古籍文献方面。
在近几年内，在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典、美国等国家有关学者对维吾尔文古籍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观察最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德国学者 Oliver Cruff带头，kyoko Maezono， Walfgang Lipp， Dorpalam Dorj， Goroochin Gerelmaa， Aysima Mirsultan， Reka Stuber， Byambajav Towshintogs， Xie yan Li整理的《五体清文鉴》中的满语、藏语、蒙语、突厥语、汉语索引2013-2014年陆陆续续出版。
关于《玄奘传》的第九卷，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艾代米尔（Hakan Aydemir）完成的《古代维吾尔语言第Ⅸ卷》（Aydemir 2013），作为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提交的该论文，由两册组成的。第一册由古代维吾尔语言《玄奘传》的介绍、研究相关的问题、符号、参考文献、换写、转写、翻译部分组成。第二册由详细的注释、汉原文组成的，但没提供索引。
德国美因茨大学的教授 Laszlo Karoly （伊斯兰中世纪突厥文医学文献研究），2014年Brill出版社出版。该专题研究中Laszlo Karoly教授从文献学角度来对比不同版本的三个文献及其转写、注释、英文翻译、词典、词汇索引。此外教授2014年《Turcology and Linguistics》期刊上发表（突厥语伊斯兰文献中灵验的祈祷词 ）。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的研究员Abdurishid Yakup 教授（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翻译研究），2015年德国出版。国内外合作艾尔肯・艾热孜，Erhan Aydin文献研究》，2014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国内研究状况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在语言学领域内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使我国语言学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维吾尔语言在内的语言研究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通过梳理近三年（2013年-2015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已经从单纯的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面向了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综合性学术刊物上可以找到具有一定体系性和动态性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论文。
在本文中，以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情况和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刊载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为主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近几年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发现当前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可以相信，通过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所刊载的相关维吾尔语言研究论文可以管窥出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一般特点和基本动态。从应用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等方面总结出近三年来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转向，并对维吾尔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领域，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是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向。现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社科基金项目走进20余年辉煌岁月，在记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平台。通过近三年以来立项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来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从侧面理解到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概貌及其发展过程。主要从立项情况，公开期刊发表的论文来阐述维吾尔语言的研究状况。
二、近三年维吾尔语言研究项目立项情况
（一）项目横向分布
近三年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语言学研究项目857项，其中维吾尔语言研究立项项目21项，占语言学项目的2.45%。其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0项，青年项目7项，西部项目3项。
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近三年维吾尔语言研究立项的项目9项，站语言学项目的1.40%，其中规划项目2项，青年项目4，交叉学科项目3项。
（二）项目主持人
对科研立项所属系统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域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状况和项目立项排名情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基本上集中在新疆的各高校，近三年新疆师范大学一直保持每年两项项目占在首位，中央民族大学每年一项项目排在第二，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两项项目排在第三，其他高校基本上三年一项目。
而教育部项目主持人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三年三项项目排在第一，喀什大学三年两项目排在第二，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三年一项项目排在第三。
（三）项目内容布局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内容
近三年以来有关维吾尔语言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涉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文献及文献语言等学科内容。各学科立项项目在内容上有不同的分布，其中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占比率最高，其次语言本体、文献研究。应用语言学4、2、0，社会语言学3、2、1，现代语言本体0、3、1，古籍文献语言研究1、2、1。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两个两面。计算机语言学4、2、0，语言对比2、0、1。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响、语言调查等两个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2、1、0，语言调查0、1、1。语言本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其中语法研究一直研究热点，语音1、1、0，词汇0、0、1，语法1、4、1。
2.教育部社科基金
统计表明，近三年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维吾尔语言研究热点也同样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等方面，应用语言学2、2、1，语言本体2、1、0，社会语言学1、0、0。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两个两面。计算机语言学1、2、1，语言对比1、0、0。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响、语言调查等两个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1、1、1，语言调查1、0、0。语言本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其中语法研究一直研究热点。语音1、0、0，词法0、0、0，句法2、2、1。
（四）立项逐年下降
从三年发展角度看，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维吾尔语言方面立项项目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国家社科基金近三年立项的项目分别8、9、4，尤其是2015年下降到一半。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立项的项目分别5、3、1，逐年下降，2015年只有一项项目立项。近三年内西部项目、边疆项目、新疆项目中没有立项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项目。
（五）项目类别分布不均
通过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得知，目前无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还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所立项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的项目，在项目类别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即所立项的项目中国家社会基金项目集中在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西部项目比立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的数量则非常少。
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而言，集中在规划项目和青年项目上。相对于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比例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如果后备力量不足或缺少有力支持和培养的话，将来可能无法实现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六）我国各地有维吾尔语言项目主持人
通过这三年的立项的该类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的统计和排名，我们发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立项课题单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新疆师范大学（6项和3项），其次中央民族大学、喀什大学。
（七）研究领域不平衡
立项统计表明，维吾尔语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维吾尔语言本体这三个学科领域，其中维吾尔语言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获批项目最多。这与当下应用语言学借助现代科技，积极与自然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这一大背景密不可分。计算机在语言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语料库的开发、建设和利用都已成为维吾尔语言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然而，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立项的项目中维吾尔语言本体研究的项目比较少，项目少的原因很多。除了研究实力，研究人员数量等有一定的关系以外，主要还是大家语言本体的研究重视不够。
三、公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论文方面：以近三年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刊载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为主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近几年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发现当前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现状和特点。
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公布论文来看，关于维吾尔语言的论文分别19、46、119，数量逐年增加。
统计表明，近三年间网上公布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论文中，研究热点也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等方面。应用语言学研究14、26、58，社会语言学研究3、5、27，现代语言本体研究1、9、20，文献及文献语言研究1、5、6。
网上公布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相关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语言教学、翻译实践、心里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方面。计算机语言学5、15、37，语言对比4、4、6，语言教学4、4、7，翻译实践1、1、5，心里语言学0、1、1，病理语言学0、1、1。
网上公布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相关论文中相关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语言调查、语言变异等方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2、3、18，语言调查1、2、6，语言变异0、0、3。
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语音0、4、9，词汇5、7、11，语法14、33、95。
从上述统计结果，我们概况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时发展角度看近三年公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第二、从单纯的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面向综合的研究领域。
第三、出现新的研究方法。除了原有的传统语言学方法以外，学者们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新的角度来研究维吾尔语言。
第四、冷漠区逐渐变为研究热点。之前语音学设备问题、人员水平等原因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研究。这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语音学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
第五、比较语言学角度除了对比外，维吾尔语言同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日语、意大利语等语言比较并找出共同点、异同点。
第六、随着国家重视维吾尔语言人才的培养建设，先后呈现出较多关于维吾尔语言教学研究的论文。
四、总结
总之而言，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四大转向。
第一，语言学研究从词、句等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转向为词句的语篇、实际的言语行为等层面的研究。
第二，从形式取向转向功能取向。在语言学研究的过中，一直存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形式主义者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形式系统，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语言现象的解释，从而建立一种能表现人类普遍语言知识的形式化理论模型。功能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实现交际功能的手段，主张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实际环境中，联系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来解释语言系统的语言表现形式。功能主义注重语言的社会层面，重视语境、语用和功能的因素，侧重对语言结构变异的描写和解释。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知当前我国语言学研究主要趋于功能主义取向。
第三，语言学“人文主义”兴起，使得语言研究从语言本身研究转向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意识形态的研究。近年来，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话语研究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使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所提倡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这些学科都认为，“语言不仅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还要表达言语的主体即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这种语言学人文主义思想将会在未来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四，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当前语言学研究更倾向于跨学科发展，力求与不同学科建立联系，以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笔者虽然将上述语言学研究进行了人为的划分，但显然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研究是交叉进行的，如本文提及的学者们分别从功能、认知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语篇、语言变异或翻译策略等问题，以及运用网络技术发展了语言习得或二语习得的手段等都体现了语言研究的跨学科性。
五、维吾尔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队伍的不足及其的水平问题
维吾尔语言研究队伍不足。
对策：扩大研究队伍并提高他们的水平。
（二）维吾尔语言研究中缺乏理论的多样性
现代语言学由数学、数学逻辑、计算机的影响而产生的，这要求语言学家掌握关于数学、数学逻辑、计算机基础知识。但是现在从事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大部分人纯粹求教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现在语言学的先进理论运用维吾尔语言研究出现不少问题。维吾尔语言研究比汉语语言学、外语语言学研究差别很大。不论跟上国际轨道，还是国内的需求，不得不利用先进理论。
对策：维吾尔语言研究毫无疑问地应从先进的理论中吸取营养，但必须符合自己的条件。我们应借鉴西语的研究成果，开拓思路、对维吾尔语言进行深研究，建立维吾尔语言的多样理论体系。
（三）维吾尔语言研究不平衡性
1.维吾尔语言各时代的研究不平衡
看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来观察古代维吾尔语近三年4、5、4，近代维吾尔语7、9、6，现代维吾尔语19、49、119，侧重于现代维吾尔语言研究，但是碑铭文献、古代维吾尔语言、察哈台语（近代维吾尔语言）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2.对语言组成部分的研究不平衡
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组成部分，通过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维吾尔语言语法研究取得不少的成绩。词汇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仅仅被当作一本《维吾尔语言词汇学研究》书，其词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
（四）提倡创新
评价某种课题的时候，主要看有没有创新点，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新理论、新方法、新资料都是重点。在维吾尔语言研究中，我们要注重增强创新意识。
六、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我们认为总的趋势是多样化，即多视角、多层面、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具体而言，维吾尔语言研究将会在形式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社会语言学、功能语法、语用学、语篇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等形式出现的功能主义取向。
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是定性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人文性与科学性并重。在实际应用方面，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为语言习得创造一个仿真的可操作性虚拟空间，另外，语言学将为网上语言信息的自动处理，如自动检索、机器翻译等提供更有用的语言知识模型。
维吾尔语言跨学科研究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语言学领域内的学科交叉性仍是主流趋势，如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分别作为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语言进行多层面的阐释。
（二）维吾尔语言会更加广泛地与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结合。
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近三年的维吾尔语言研究以现代维吾尔语言为主。古代S吾尔语言（回鹘语）文献国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出现返回的现象。对近代维吾尔语言（察合台语）由于语言成分复杂等原因没有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注意力。今后的除了创新方法研究现代维吾尔语言外，可能察合台文献成为研究热点。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维吾尔语言作为一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必将在学术界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DB].http/ /cn.
[2]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https[DB]///
篇（10）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1263
国内刊号：42-1025/H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篇（11）
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需要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该语言现象，选择“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
一、语料收集和分析结果
本文从语言学、数学和机械领域共30种期刊上选取180篇学术论文。汉语语料搜索“我”。英语语料搜索“I”，“me”，“my”，“mine”，“we”，“us”，“our”，“ours”。结果显示汉语语料中仅语言学论文有3处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英语三个学科均有使用。汉语语言学领域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达到77%，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依次靠后。英语论文检索结果表明三个领域对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基本持平。
二、第一人称社交指示
本节结合语料讨论第一人称社交指示用法。
(一)第一人称单数
汉语仅在语言学论文出现三处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英语论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1.So far as Ican tell，neither way of thinking is uniquely targeted by a significant problem.
2.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文体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所谓的文体学……
使用I强调作者本人的贡献，也体现作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尤其是作者认为自己的陈述可能存在不足。目前提倡用“主动的”第一人称来进行论文写作使表达更加清晰自然，而国内学者依然避免第一人称以保持客观和谦虚。
(二)第一人称复数指作者
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作单数的情况，使用“我们”来指代自己。
1.另外我们猜测项链图的嵌入分布为强单峰的，并且其单峰点的位置为其不可定向平均亏格的上取整或下取整……
2.We present the solution of crack problem by introduction of a set of potential functions.
这些论文均由单个作者撰写完成，该种编者“We”的用法体现作者的谦虚与礼貌。田海龙指出“我们”表示“自谦的人际功能在汉语文化中有着牢固的根基”。同时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造成了移情的语用效果。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最普遍，但英语不同领域的论文使用次数基本持平，汉语论文语言学使用最多。这是因为国内理工科领域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
(三)第一人称复数包含读者
语料中也发现第一人称可以用来指称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
1.由于R一p互T一Q，我们有……
2.Furthermore，we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such a multina-tional exposure database……
上边的例子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建了“共同处境”，将读者带入自己的思路，对学术语境下交际的成功产生积极作用。中英文论文作者对第一人称共称现象的使用差异不大。
(四)第一人称复数泛指
论文中也存在第一人称复数用来泛指的例子：
1.架构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反映我们的价值取向。
2.It is true that when we signal our inferences in discourse we do not have always the goal of presenting an argumentation to someone else.
上例所有的第一人称复数均可换成“people”，该用法让读者感到更加亲近。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较少，英汉语言学领域的使用均多于其他两个领域，汉语另外两个领域未有该用法。这可能是三个领域研究内容所致，语言学领域须更多讨论泛指的话题。
(五)第一人称复数指读者
英汉论文中均发现了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即读者的例子：
1.In the first case(8a)，which is t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kind of enthymeme and—as we shall see—the most interesting as regards cultural variability…
2.我们知道，文学文体学主要系统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体裁。
(1)中意图是为了表达“你们将看到的”含义。(2)其本意是为了提醒读者作者很熟悉的理论，但作者避免使用产生距离感的第二人称，产生了拉拢读者的“移情”效果。该用法在英汉论文中使用频率均较少，汉语论文仅语言学领域出现，英语论文基本持平，体现英汉论文写作理念差异。
第一人称单数用法体现了作者负责的态度，在国外学术论文中逐渐提倡。第一人称复数四种用法避免了主观的单数“我”从而增加了论文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产生的移情效果让论文更具说服力。学术论文第一人称的灵活运用达到一些共同的社交功能，即论文的客观，谦虚和说服力。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差异巨大，汉语论文受东方文化影响几乎不存在该用法。
英汉论文三个领域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使用上差异较大。英语三个领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基本相同，汉语论文中语言学领域使用最多，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次之，这是由于国内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坚持传统所致。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和写作风格导致，不同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因。英汉论文在第一人称使用上的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因素制约着英汉学术文本写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