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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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应有合理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两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社会进步带来诸多负面因素。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相比较日本和韩国的0.26，美国的0.4，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据2006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相关网站资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国际劳工标准处理有关劳工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统计的城乡收入比值中超过2的三个国家中就有中国。然而，2007年这个比值已经到了3.33。经济条件相同会增大农村居民生活压力。 

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纵观2008到2012年的数据，东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东部和西部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动；东部与中部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东部与西部的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3%，51.4%；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中部西部与东部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区域间的差距没有下降的趋势。 

二、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个人能所得税作为我国主要的财政收入，通过无偿支出功能起到调节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调节贫富不均和缓解收入差距。我国现行的征税模式是分类征收制，分类征收制是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行的缴纳模式，无法全面衡量纳税者的综合纳税能力，同国外相对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模式还比较欠缺人性化，不能较好的而实现公平税负，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还容易造成税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没能当好调节器与安全阀。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知道，税收实际征收额是征收流失额的1/5到1/2，进一步的拉大了贫富差距。面对对贫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也需要进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调节器与安全阀的作用。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 

（一）针对起征点应该详细的分别征订 

从2011年9月1日起，起征点调整后由原来的2000调整到3500，尽管起征点调整了，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能得到缓和。不同地区的起征点一致提高反而会扩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关数据分析，2014年的数据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了4万，但是甘肃，西藏，新疆，青海这些城市还未达到平均值。因此应该适当的根据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纳税起征点，具体的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该地区的起征点。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这些东部高收入城市来试试，应该适当的调低他们的个税征税的起征点；相对于甘肃、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与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情况适当的调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对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起到可观的效果。 

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为减少农村人民的负担，缩减农村与城镇间的贫富差距，应调节城镇与农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征点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根据表一来看农村的纯收入明显低于城镇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起征点相同并不能够缩减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因此我认为针对农村和城镇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征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区起征点不同的前提下，农村的起征点应该低于城镇的个税起征点。 

（二）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模式的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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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然而，贫富差距也随之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问题似乎从古至今都存在，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今社会却尤为凸显，这一问题也一直是这几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及体现

谈到贫富差距，不得不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如此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关于我国贫富差距的具体体现可谓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考虑，纵向的贫富差距可归纳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差距的扩大和所占财产的差距扩大，这其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占主导因素，因为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了消费差距和个人所占财产差距的扩大，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横向的贫富差距可划分为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因为横向差距和纵向差距其实是相互交叉和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横向差距里面都存在纵向差距的现象，而每一种纵向差距又都体现在每一种横向差距里面，所以不能把两者孤立地分开看待，而要相互联系起来分析，又由于横向的差距较为明显，收入差距较容易量化把握，所以在此我们对横向的收入差距作具体分析。

（一）城乡居民的差距扩大

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1990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

（二）行业间的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国家政策的特殊需要和保护，以及法律法规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使得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电力、电信、铁路等部门，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和竞争的不公平性，必然决定了其利润的可观性，最终导致了行业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自然条件优越、政策的扶持，使东部大部分地区四通八达，人民生活富裕，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而西部地区却与之相反。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5年，东西部人均GDP各为22200元和8970元。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以上各种贫富差距，均是通过收入差距、消费水平（如教育资源的享有、医疗水平等方面）、财产占有水平（如房产、金融资产等）表现出来，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我国现阶段存在包括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一些非法、违法经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再者，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重视不够，救济不够或者社会保障制度未落到实处，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健全与不完善使得大量的危险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分子走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促进了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三、贫富差距可能带来的影响

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会产生两级分化、仇富现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影响消费需求，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会降低低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力效率的提高。每个人都不甘落后，但并不是每个人选择的进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当面对更多利益面前，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不良价值观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同时，仇富心理也会慢慢滋生，然后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经济法能在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理基础

（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实现国家意志所预期目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产生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引起市场固有的三个缺陷（即市场障碍、市场唯利性、被动型和滞后性）的显露和市场失灵；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因而得以出现和发展，并相应地采取三种基本调节方式；为规范和保证国家调节，经济法应运而生。因此，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其从产生之时起便担负着维护社会和国家利益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抑制贫富差距的责任。

（二）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的价值是指经济法在客观上所具有的能供人们利用的性能和作用。经济法的秩序、效率和公平就是其价值所在。经济法的价值说明了经济法在社会大众对经济生活方面的秩序、效率与公平的需求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力求保证经济生活的有序进行以及社会个体、团体之间的实质公平，而这些，恰恰正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题中之义。

（三）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是一种利益和权利的分配书，并且还是一种“再分配书”，对利益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便是经济法的功能，所以说经济法是利益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经济法规范国家调节，让“国家之手“对经济领域的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原有民商法分配安排，作出适当调整，进行某种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功能，有利于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符合正义要求的秩序、自由等得以实现，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五、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经济法对策

（一）市场规制法

1.完善反垄断法

垄断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或多个企业对于特定市场的独占，而反垄断法便是反对限制竞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如上文所说，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通过完善反垄断法，规制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以及行政垄断行为，保障公平竞争，有利于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2.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

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当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正当竞争者采取各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手段，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他们能够一夜暴富并且越来越富的原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也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间接性地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利于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至于具体的操作，可以通过将法规细化，加大处罚力度等。对于产品质量法，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合格，销售者销售不合格产品，其实质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以应当完善的理由与发不正当竞争法是一样的。

（二）宏观调控法

1.税法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种类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通过调节税收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的无限度扩大。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如此，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拉大。

篇（3）

贫富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和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学术界研讨探析的热点。探明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研究其原因，并寻求对策是探析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三个方面。

1、城乡之间

虽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亦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城市，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我国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居民收入间差距。国家统计局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之后明显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措施，但城乡差距还维持在3.21:1；而根据《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2006年中国平均的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 532,这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

教育卫生差距。截至目前，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 4倍、6. 1倍、13. 3倍、43. 8倍、68. 1倍;而在公共卫生方面，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只能自费医疗，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3年仅占7.12%。而2003年，仅是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财政性补贴支出，就超过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社会保障差距。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使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的贫困人口仅能依靠自食其力或乡邻周济勉强维持生计。

2、地域之间

我国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

从生产总值上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作为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51429元人民币处于上中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206元人民币，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两者相差近10倍。

从投资上看，2005年，上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9458元，其次依次为北京、天津、浙江、内蒙古、江苏、辽宁和山东，而排名末位的贵州省仅为2720元，不足上海的1/70。

从消费看，2005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北京，已达到18873元，最低的贵州仅为1627元，不到北京的1/110 。

从出口看，2005年上海人均出口额多达5102美元，名列第一，而贵州省仅有23美元，排名最后，两者相差228倍。人均出口额排名前10位者，大为东部地区省市。

3、行业之间

我国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集中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的经营地位及国家的特殊保护，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2006年各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例，垄断行业已达到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不到1万元。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贫富差距是由多重因素造成，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不同的自然条件对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解放以来的50年间，西部地区平均受灾面积达9000多万亩，约占西部地区耕地面积的近1/5。近10年来，年均受灾面积达1. 16亿亩，其中仅旱灾就占80%。

而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通常要高于其他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源的减少，社会设施的相对缺乏，引发资源滥采、水土流失、土壤质量恶化、沙漠化和自然灾害频发。调查显示，69.9%西部生态脆弱县是贫困县。许多地方陷入了“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2、经济因素

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在我国，所有制变革、分配制度创新、市场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并扩大的根本原因。

从所有制上看，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使拥有经济资源的主体多样化，从而使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异化。所有制结构格局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收入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所有制转型的过程，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乃至激化的过程。只要制度允许人们不平均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那么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就是一种必然。

从分配制度上看，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贫富差距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尤其由于强调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生产要素上明显的不平均，收入差距必然迅速扩大。且现阶段，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己大大减少。在宏观和微观调控手段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极不健全、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市场体制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体制。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的市场主体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竞争中失败者支配的资源会越来越少，成为弱者。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就有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并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难免为一些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留了一些余地，而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3、政治方面的原因

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有几十年的历史，许多具体政治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一方面，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使行政垄断十分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目前，电信、电力、保险、金融、烟草、水电供应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可能在5-10倍之间。”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现在，我国的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民主监督渠道不畅通，政府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金钱化现象严重。“权钱交易”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

三、贫富差距问题解决的对策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改革税收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1、改革税收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直接税占的比重很低，不利于通过税收来缩减贫富差距，应扩大直接税的比重。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个人，未能充分考虑每个居民的家庭负担和支出等不尽相同的现实性因素，“一刀切”的纳税政策，产生了纳税人之间实际的税负不均问题，不利于缩小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截至2007年底，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居民已有41.5万。这表明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税源条件，从而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财富水平，弱化财富的累积效应，缩小贫富差距。

2、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政府的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而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的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因而，在市场经建设济过程 ，资源配置应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主导转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减少不规范的行政干预，积极建设有限政府。同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最终形成“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3、完善公务员申报制度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公务员收入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权钱交易，控制贫富差距扩大，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反腐形势日剧严峻，迫切需要将公务员的收入申报公示从纪律性要求提升到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其监督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家庭及近亲属的各种财产收入。同时，加强立法，形成科学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滋生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四、加强初级分配监管

贫富差距的产生，不仅与我国再分配制度不完善有关，而且初次分配及其不公平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保障初次分配上的公平，对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因此，国家进一步要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的发放，尽快使职工福利和收入货币化、工资化，逐步将暗补转变为明补，将个人消费从社会集团消费中剥离出去。增强国企负责人薪酬的透明度，推广年薪制，使岗位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形成内部的分配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李琳、刘一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研究》，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篇（4）

科幻小说素来就有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光荣传统”，早在1895年，威尔斯（H.G.Wells）就在《时间机器》里想象过贫富差距导致人类分化：地面上的有闲阶级进化成精灵一样的Eloi，貌如孩童，无忧无虑，但害怕夜晚；随重工业机器一起迁入地下的劳动阶级，进化成猩猩一样的Morlock，怕光，入夜后到地面上来捕食Eloi。前几年郝景芳获得雨果奖的中篇小说《北京折叠》也是同类题材。

但这类小说常常直奔贫富分化结果，对“世界究竟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则语焉不详，刘慈欣在《赡养人类》里给出了他的答案，而且看起来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不遥远。

贫富分化的关键节点：

富人往大脑植入超级计算机，完全拉开和穷人的智力差距

《赡养人类》描绘了比地球文明领先数百年的“哥哥文明”，他们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宪法基本准则，甚至还创造了一套智能系统来保卫私产。执法机器人无处不在，有些只有蚊子大小，但瞬间就能杀死上百人，保证私产绝对安全。好一个偷抢绝迹、路不拾遗的完美社会。

贫富差距尚在，但穷人还有努力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这条翻身路。这和现阶段地球的情况差不多。

但技术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教育这条连接各阶层的通路被彻底扯断，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文眼”——富人往大脑里植入了只有他们负担得起的超级计算机，一下子拉开了与穷人的智力差距。这种“超等教育”费用昂贵，“与在北京或上海的黄金地段买两到三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商品房相当”。

升级的大脑硬件能轻松承载更复杂的软件、高超的审美品位、上百门外语，甚至完美的性格，都成了富人可以用钱装入脑子的商品。富人/超级知识阶层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比如按照他们的礼仪，在不同的场合，对地位各异的人，要使用对应的语种，这远远超过了穷人的脑力。

贫富隔膜越来越深，最后几乎成了物种之别，就像猴子理解不了人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一样，穷人也没有智力理解富人的世界，反过来，富人看穷人，就像人看猴子，不再引为同类。

这里必须要提一句，刘慈欣叙述哥哥文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时候，对最重要的财富转移制度——税收，只字不提。不知是无力填补还是有意留白，这个空洞显示出余华式的冷酷：人在分配财富的时候，会考虑猴子的意见吗？大概富人/超级知识阶层/精英组成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根本就没有把穷人考虑在内？

哥哥文明的资本主义顶峰：

连大气和海洋都成为“终产者”的私人财产

哥哥文明的富人掌握了穷人难以企及的货币和脑力资本，再加上执法机器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赚起钱来无往不利。财富加速流向少数有钱人，经过几代人之后，“终产者”终于出现，他从经营妇女卫生用品的小公司起家，一步一步积累、扩张，最后一个人掌握了哥哥文明99%的财富，所有的陆地、海洋、空气都属于他，当然，这一切都是他在执法机器人的监督下合法赚来的。

除终产者之外的20亿人都是贫民，住在全封闭的住宅里，靠反复循环千万次的空气和水维持生命，吃自己粪便处理合成的食物，出门要自带氧气瓶，因为空气是终产者的私人财产。

“当然，有时也可以奢侈一下，比如在婚礼或节日什么的，这时我们走出自己全封闭的家，来到第一地球的大自然中，最令人陶醉的是呼吸第一口大自然的空气时，那空气是微甜的，甜得让你流泪。但这是要花钱的，外出之前我们都得吞下一粒药丸大小的空气售货机，这种装置能够监测和统计我们吸入空气的量，我们每呼吸一次，银行账户上的钱就被扣除一点。”哥哥文明的一位穷人描绘了他们的生活。

最后，“仁慈”的终产者给了20亿穷人一条出路，他准备了两万艘巨型宇宙飞船，让穷人另寻栖息地。

哥哥文明给地球人的“保留地方案”——将均贫富进行到底

按照科幻小说惯例，哥哥文明的穷人找到了地球。

他们也足夠“仁慈”，不会将地球人赶尽杀绝，给出了“保留地方案”——地球人全部移居澳大利亚，由他们负责赡养。澳大利亚曾反对这一方案，但哥哥文明飞船只是发出射线扫了扫澳洲大陆，就消灭了那里所有的人。科技相差太远，地球人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大概是因为哥哥文明受够了贫富分化之苦，“保留地方案”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路推向了极致，他们会以地球上最穷的那个人为标准，为每个地球人平等提供生存资料。

“从一个社会的穷人有多穷，可以窥见其良心”，类似的漂亮格言太多，如果被强制执行呢？这是刘慈欣的又一场思想实验。

前所未有的均贫富运动开始了，地球上最富的十三个人成立了“社会财富液化委员会”，所谓“液化”，顾名思义就是一碗水端平。软件大亨和能源女富豪开着大货车到处寻觅穷人，直接把整箱的钞票塞给他们。

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人身处赤贫，其他人都会堕入赤贫。

现在你肯定猜到富豪们为什么要买凶杀人了，因为那三个人——一个在垃圾桶里觅食的城市流浪汉、一个住在纸箱窝棚里的画家、一个在垃圾山上用编织袋拾荒的女孩，他们拒绝了赠款。“这些下贱变态的千古罪人！”能源女富豪对着天空咒骂。

剧透到此为止，再好的转述都比不上原著，如果你想知道这三个人拒绝变富的原因，不妨自己把小说找来看看。

虚构的小说更能把人扎醒

读小说有什么用？这是阅读爱好者最常面对的“灵魂拷问”。

刘慈欣这篇小说本身就是极好的回应。我们实在太容易被新闻里的专业名词和统计数字弄得麻木，“贫富差距”“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基尼系数”……久而久之，大家对这类“现实”已经“被动脱敏”，像在月球上看地球一样淡漠，反而是小说里虚构的冲突和细节能把人扎醒，看10篇标题里有“贫富差距”的新闻或论文，脑子里水过无痕，但上文里终产者占据一切，贫民们连呼吸空气都要花钱的情节，你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想马上讲给其他人听。

这大概是最残酷的贫富分化“案例”。小说当然没办法取代经济学课本和财经新闻，却能让经济学概念深入人心。

顺带说一句，这篇小说是从杀手的视角切入的，就是被富人雇佣的那个。

篇（5）

一、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表现

1.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出现分化。从城乡收入看，198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1.89，1990年扩大到1：2.5，而到2004年城乡差距扩大到1：3.2，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教育补贴、养老保障、基础设施、最低生活费救济等因素综合考虑进去，城乡差距远不止3倍，有人估计为6.倍。从地区差距看，尽管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差距仍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报道，2003年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比重为71.5%，人口占全国比重28.6%，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9.6%，东部11个省市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从居民收入看，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收入比例为9.1：1，到2004年其比例为9.5：1，体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并且还在继续扩大。

2. 分配不公矛盾凸显

应当承认，伴随着经济转轨而发生的财富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的贫富差异包含着合理的成份，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过大。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收入差距合理，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目前我国为0.445，已超过临界水平，这将使改革发展的稳定环境受到威胁。收入和财富差异的形成相当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变相非法所得。如一些人造假、售假、贩假坑害消费者；一些走私贩私逃避关税，获取非法所得；房地产商炒卖地皮，垄断行业靠垄断资源暴利，部分党政官员贪污受贿进行权钱交易等。国有资产流失与非法私有化，使一部分人获得暴利，而大多数人受损。一些人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或"设租"获得"寻租"收入，成为暴富阶层。

3. 新的弱势群体产生

在经济转轨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在分享收益和承受转轨损失中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经济主体逐渐分化成强势和弱势两大社会群体，二者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钱有势的强势群体可动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影响公共舆论，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包括下岗工人、进城的农民工、失业者、城乡贫困者、残疾人、较早退休人员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成为现有的弱势群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完全统计其数量约有0.8亿-1亿人，尽管人数众多，但掌握的资源很少，其声音很难在社会上发出来，他们处于社会生活最底层，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承受能力差，少数人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未解决。

二、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导致利益均衡机制缺失的原因十分复杂，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市场和政府。

1.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具有拉开贫富差距的本能。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来看，市场经济按效率分配的原则是我国利益失衡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按贡献大小分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要素的情况不一样、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差别与个人天赋的差异，竞争的结果在非完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使得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

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贫富差距拉大阶段。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倒U型曲线，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中，贫富差距不明显。而在人均GNP达到500-1000美元时，贫富差距迅速上升，只有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后，贫富差距才会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初期，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必须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上升，而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由于经济基础相对比较雄厚，可以拿出较多的财力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样就可以相对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目前大约GNP恰好处于500-1000美元这个阶段，因此贫富差距的拉大是现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

2. 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的影响

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原有的许多制度已难以有效调节新的利益矛盾，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健全，在面临一些新的利益冲突时，甚至出现了制度缺失。如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拆迁补偿制度、社会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等。.在政策资源的配置上强调效率忽略了公平。市场竞争造成的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客观存在，市场分配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必须由政府的宏观调节来弥补，但我国政府有些政策的调节作用不仅没有能有效地克服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反而在不少方面扩大了这种差距。具有缩小差距功能的宏观调控工具未得到有效利用或失灵。我国在再分配领域，既没能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调控工具调节高收入者的水平，也没能对低收入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保护，结果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的收入差距没能得到真正的缓解和调整，使利益失衡愈发加剧。我国是在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这些特殊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几十年来逐渐固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和二元户籍制，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使城乡居民在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就业帮助、医疗卫生、福利补贴、养老保险等身份待遇上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差别。就劳动者个人来说，往往缺乏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条件，这种因宏观管理体制制约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三、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途径

1. 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国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发挥投资主体、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创造更多财富，同时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调节社会差距，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悬殊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我国要适时调整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的收入，减缓因贫富悬殊造成的两极对立。

二是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税收的公平原则。我国要充分利用税收手段调整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负机制，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税收的权利和义务。在城镇全面推行货币化工资制度，将各种福利全部纳入货币化工资，逐步建立与个人身份证号码相关联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这不仅有利于遏制权力腐败，也可使个人所得税建立在实际收入基础上。

2.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强化现有组织机构的整合功能。一是建立健全组织的协调机制，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通过组织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谈判、公开听证、联席会议等方式，使已经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存在的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建立基层组织运行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的社会矛盾潜伏在基层、爆发在基层、解决也在基层。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同时大力培育各种规模不等、影响不同的自发性、行业性、学术性、联谊性的社团等新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凝聚人心、引导行为的作用，特别是要引导群众通过合法的、理性的渠道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

建立协调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平等社会关系，双方主体在人格和法律上是平等的，双方享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处理双方利益时，遵循对等协商的原则。这就需要强化工会的职能，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当前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的工资协商谈判制度，有利于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欠薪保障制度等，能够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

3. 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机制

一是在政策上倾斜支助原则。这些政策应包括：第一，建立新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方面的政策，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的制度安排；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取消对农民自由迁移的限制性，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与此同时，应当制定扶持弱势群体在改革进程中的获利能力和获利水平方面的政策，培养和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竞争力。另外，我们应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在利益上适度补偿的原则。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制约，只能采取适度补偿的方法，补偿过高，财政不堪重负，补偿过低，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应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适时调整和相应提高补偿的标准；与此同时，对不同的劳动者根据劳动能力的大小给予期限不同的补偿，不搞一刀切。做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有度有序，防止出现利益补偿的负面效应。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我国的社保立法进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保障实践，要加快推进就业，保险救助等方面的立法。逐步实现国家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济性和社会性的功能，形成规范的、有法律保证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加大社保资金投入力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辟财源，多方筹资，使资金来源社会化。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使社会最富有的阶层拿出一笔钱用于社保。以发行福利彩票为重点，筹集社会资金用于社保。对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保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如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转让等预算收入中提取社保资金等。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进城农民工的参保率。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对社会稳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城乡"低保"制度，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可考虑用财政支出来保障低保救济，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谐社会也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关键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和化解冲突，这就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成一套分配公平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依靠这套机制，一方面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并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又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实现和谐社会利益大体均衡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张国庆. 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2] 涂晓芳. 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 中国行政管理，2002 (10).

[3] 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M].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篇（6）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篇（7）

收入分配制度是关系着一个国家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给制度的总称。在我国，分配方式一般划分为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是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止影响了社会制度的权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阶层矛盾、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与冲突动荡，使得社会不满情绪、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见，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甚至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对收入分配正义性的探究成为了必然。

一、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分配平等即为分配正义，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中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正义。他结合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总结，提出了其独特的正义观。他认为，分配的正义是将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有相应付出的人，一个合乎正义的政权则应该考虑到每一个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绩。由此可见，分配正义是对社会的财富、荣誉、地位等资源进行平均的分配。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义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来分配利益，分摊义务和负担。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对相对应的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对于相同的情况要给予相同的对待，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里，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遵循正义。一般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存在平均和不平均两种情况，只有这种均等是位于“中点”的，才是其所主张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分配的过程中适用下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分配，即对每一参与分配者一律分配给相等的资源财富，而不论他们的条件，如贡献、需要、能力等。达到“数量”上的完全相等是这种分配方法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的“数量相等的意义就是指个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上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追求的是数字上的绝对平等；第二种方式是要求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进行分配，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最为倡导的方式：“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这种分配方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非前一种方法是数字上绝对的相等。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就列举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财富才可以用作竞争官职的理所当然的根据”。也就是说认为的正义的分配制度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分配的衡量标准需要参考的因素是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统、公民的财富地位、本人的品质和才能等各种因素。综上，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不同价值的人在参与分配的时候，参与分配者获得的应该是有分别的分配，如果两人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在获取财富、权利等事物时就不能被一视同仁。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义理论是为了避免统治者对官职和财富进行分配的时候出现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财富有不正义的分化而提出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不仅要严格禁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限制各种公职的任期，参与分配的荣誉也要受到相应的控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公职人员能够利用职权来谋取私利，那么腐败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也就是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钱和权之间的勾结。这也是今天我们仍在追求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时要兼顾效率——这就是我国现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放到当代社会这个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其一，亚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时期，古希腊城邦实行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和城邦制，所以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正义观念就只是针对当时城邦的自由民，而非当时社会的全部，而今时今日在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影响下，正义的范围必须涵盖到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其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正义观并不是独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认为正义与人世息息相关的。然而，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最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则，并分析出会影响到分配正义的因素和条件，但是这也只是亚里士多德针对特定的人或者情况进行的思考，并没有对分配正义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制度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其理论最终缺乏了独立性。

二、对我国收入分配的正义性研究

以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视分配的正义性。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要准确认识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和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手段。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时候发挥出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顾及到分配的正义。面对这一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正义？

首先，在按劳分配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和鉴定每个人的价值，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主体来对劳动者的贡献进行准确的评价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套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参与分配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性和价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数量平等为原则，而其他方面则要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举个特殊的例子，脑力劳动中的知识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参与分配呢？笔者认为，知识是作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参与分配的，也是一种按劳分配。众所周知，一般的劳动成果都有一个寿命周期，专供一人或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因而这种劳动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参与按劳分配。但是，知识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从理论上讲，在有更新的知识将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围、时间和次数具有无限性。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虽然需要一定的载体，其载体也需要复制，但知识本身是不需要再生产，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劳动的，简单来说，一次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无数次获得报酬。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正当必须要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

另一方面，在按资分配中，我国目前最为迫切的是找到一个方案来解决如何平衡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如果一味地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资本家，则会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这其中最为激化的一个问题是企业领导和员工的工资差距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义在于依据公平原则来分配，即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那么，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贡献和能力就成为他们参与到分配中的“资本”，而企业领导的工资收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高于企业员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资本”价格就低于企业领导，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这样的收入分配就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念背道而驰了。实践中，构建和谐的分配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只要有劳资双方存在的地方，劳资矛盾便无法回避。正视并化解劳资矛盾，对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关系进行良好的辨识，平衡劳资利益分配，才能使劳资关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达到最大化。

三、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8）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篇（9）

，则总的污染损失最后得到第二种模型的目标函数

结果证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快速的算出分配水的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水利工程建成后，预计2010年年调水量为110亿立方米，主要用来解决沿线20个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分配分别为40%、38%和22%。这样可以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用水指标的分配总原则是：改善区域的缺水状况、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用水效益、改善城市环境。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各城市的人口数量差异大，基本状况和经济情况也不相同，各城市现有的生活、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情况不同，缺水程度也不同（如表所示）

二.问题的分析

2.1关于背景的分析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且分布很不均匀，南方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占到全国的80%以上，而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十分匮乏，许多学者调研提出要彻底解决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不需采取跨流域调水，即“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末正式动工，此举将极大化解北方城市的供水压力，在为工业服务业提供水资源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环境，它不仅可以长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其长远的社会和生态效益更无法估量。

2.2问题一分析

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给出2010年每个城市的调水分配指标，使得各城市的总用水量情况尽量均衡，我们考虑让每个城市都能供上足够的水，首先假设110吨全部用来解决这20个城市的用水问题（其中包括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尽量均衡”的意思就是说让更需要水的城市多得到供水。由此为了更好的分配110吨水资源我们分别预测2010年的人口，工业情况以及服务业情况，再假设人均生活用水量，万元，服务业用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均保持不变，即可预测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的情况，再根据相加求和即可得到该城市总用水量，再根据求权重依次分配。

2.3问题二分析

由于各城市的基本状况和自然条件不同，对相同的供水量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要注意到，每个城市的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发展受产业规模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的增长这一特点，我们采用logstic模型进行分析。工业产值及其服务业均可用灰色系统模型进行预测。

三.模型的建立

3.1预测2010年人口的模型

3.1.1模型的假设

1）假设各个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不变。

2）假设个个城市间人口数相对平衡，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3.1.2符号说明

1）x（t）为第t年某个城市的人口数

2)r（x）为自然增长率，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

3.1.3模型的建立

于是有：

（1）

对的一个最简单的假定是，设为的线性函数，即

（2）

设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当时人口不再增长，即增长率，代入（2-2）式得，于是（2-2）式为

（3）

将（2-3）代入方程（2-1）得：

（4）

解方程（2-4）可得：

（5）

3.1.4模型的求解

为了对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世界人口数做出预测，我们首先根据所给的数据依次求的全部城市的人口数。记为x=x（i，t）为第i个城市在第t年的人口。

将2000年看成初始时刻即，则2001为，以次类推，以2010年为t=10作为终时刻。用函数（5）对表3.1.1中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运用Matlab编程得到相关的参数，可以算出可决系数（可决系数是判别曲线拟合效果的一个指标）：

3.2预测2010年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2.1模型假设

1）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也按logistic模型增长。（经过大量的资料证明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在前面是逐渐的变大，后逐渐变小这符合logstic模型的增长趋势。）

3.2.3模型的建立

把上面第i个城市第t年的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分别记为I(i，t){industry}S（i，t）[],则把第i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模型中的x（t）改写成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3综合调水问题

3.3.1模型的假设

1）个城市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2)假设个城市人口，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增长率保持不变。人口用水量不随时间变化，工业万元增长用水不变和服务业万元用水不变。

3）水只能一次性利用，不考虑循环利用。

4）个城市都处于缺水状态，都从外地调水，之间并不存在互不调水的问题。

3.3.2符号约定

3.3.3模型一的建立

为了使最大限度的使该地区的经济达到快速发展即

已知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服务业用水分配时所占的比例0.4，0.38，0.22

所以得

我们将人的生活用水按个城市所占人口平均分配，即

设人均产值为k则

（其中x为工业产值，y为综合服务业产值，rwei人口数）

设第i个城市的人均产值增加为

则

令为第i个城市在第n年的人均产值

（式中的n不是次方，而是第n年的含义）

设c为贫富差距，（一常数）为起初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C定义为

为了不使贫富差距拉大我们要求

则得到一个规划问题

目标函数：

然而，我们考虑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综合服务业对水的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们的出了第二个模型如下

五.模型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5.1模型的检验

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发现人均产值在变小，人民生活用水质量不会差异很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

5.2模型结果分析

结果较为准确，到2010年20个城市工业调水最多的是第20个城市

六.模型优缺点分析

6.1模型的及其不足之处之处

模型一中按城市人口平均分配生活用水，虽然有所不足，但是能化简问题，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模型一可以看成模型二的特例，当很小时，可以忽略。的值要具体分析应用，由于地域不同可能会不一样。

模型没有考虑增速变化的情况，而且没有考虑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在全国实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相信的值会越来越小。

6.2模型的优点

1）用logstic模型人口，预测工业和服务业较为准确，因为增长率按照时间在降低，就像美国的经济一样，总有一天会出现停滞状态，也就是说增长了最后会变成0，但是不是说绝对的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变化而已。

2）本模型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问题，用单位体积净化的成本来表述污染的程度，此处为本模型创新之处。

七.模型的改进

7.1关于2010年个数据的预测

可以用灰色系来预测2010年的工业产值及其综合服务业总产值，由于计算复杂所以采用简单的logstic预测。

7.2关于线性规划模型

计算过程中遇到了的的大小，可已经一步修正。

7.3运算运用矩阵

可以用matlab7.0直接求出二十个城市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姜启源等，数学建模（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郑錬，当代数学若干理论和方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篇（10）

一、关于区域收入差距状况分析

1.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世界银行曾发表声明指出，过去20多年，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中国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通常在0.5和0.7之间，收入相对较为平等的国家在0.2和0.35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得来说呈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20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逼近0.47。在股市楼市的双重作用之下，2007年基尼系数接近或者超过0.48已成定局。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去年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左右，人均GDP增加与基尼系数呈正比。以上数据都是根据正常收入计算的，如果将偷税漏税，论文官员腐败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估算在内的话，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将更加严重。

2.引起消费差距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总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投资乘数效应也迅速降低，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下降。这样就会形成汉斯・辛格所指出的收入――需求――投资恶性循环，即“大多数人的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致使国内市场狭小，投资引诱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全国居民消费指数1994年124.1下降到2000年的100.4。从2001到2006年我国消费率依然呈下降态势。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还严重偏低。总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使通货紧缩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经常性威胁，制约经济的发展。

3.收入差距过大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负效应

由于中国长期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比较敏感，由此就会造成心态失衡，给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少数人的巨富引起多数人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社会犯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贫富差距悬殊也导致了教育失衡，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措施研究

1.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调整步伐

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消除收人差距产生的产业结构因素；各地区大力调整主导产业，选择适合于本地特色和条件的产业，将自己置于我国经济系统中乃至全球化中定位，培养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在兼顾地区经济利益和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地区分工体系，促进发达地区向较落后地区转移。鼓励和扶持原材料产地和矿产资源地发展加工型支柱产业；同时推进发达地区的加工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外向型发展，从而促进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发挥政府对再分配的调控职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在强调以效率提高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能以不损害先公平进而降低效率为代价来提高事后分配结果上的均等程度。根据有进有退的原则，留学生论文 应将政府的政策目标和职能从直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转变到再分配调节上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收人分配和再分配体系。

3.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靠合法经营也会获得高收入，产生贫富悬殊，这也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必须运用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对贫困地区，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政策，加大扶贫力度。目前我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而比较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形。因此，要通过调节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扩大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数量。

4.加快中西部经济建设，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西部投资，鼓励将东部的资金、技术、入才引入到西部。同时中央应拓宽中部政策空间，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尤其是在发展定位上，中部地区应在原有定位。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阶层的正常生活。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法制化。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运用法律手段控制打击非法收入

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有很大比例是权力、腐败等非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结果。要加快建立、健全一套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法律体系，转变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调节方式和职能。加强国家在立法，执法及监管方面的力度，规范分配秩序，避免权力垄断，打击寻租活动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坚决有力持续全面地打击违法经营活动，断绝非法收入来源。

参考文献:

篇（11）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01

一、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社区多样化和居住分异

城市发展至今，其空间内部的演化始终没有停止，而这一演化趋势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当下变得更加明显。2011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正式进入“城市社会”的时代。普遍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从而进入较为成熟的“城市社会”阶段。城市化和住宅产业化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按照国际通行的住宅标准，中国现有的市民居住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要求更为住宅市场拓展了新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断定，在未来的城市社会中，依然会有十分旺盛的住宅消费需求，各种力量对城市空间的争夺或整合将会进一步加剧，城市人的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也将会被重新配置。在城市住区中，这种配置的分化会表现明显。城市的居住社区中的关系结构特征和地域分布相结合构成的连续统所表现的差异及其过程就构成了城市住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社会空间分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反映了社区构成的多种微观意义。

以南京为例，城市住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也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南京城市的变迁是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缩影，南京城市的居住生态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的现实意义。从住区特性来看，南京住区的发展在全国来说也具有代表性。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形象的日新月异，城市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城与新城的交错，新旧住区的组合，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城市变迁的图景。由此带来的城市住区空间的此消彼长，分异在所难免并日益明显，所以南京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地。本文以南京市为例，着重观察城市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带来的问题与思考。

二、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强化不同住区及阶层隔离

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强化了不同住区及其社会阶层的隔离，这种阶层隔离体现在不同的住区以及同一个住区的不同人群中。在城市的高速发展中，城市社区成员的成份复杂化，差异化，使得城市社区中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和人际互动机制。不同富裕人群居住在同一社区，生活水平对比明显，低收入群体容易产生明显的被剥夺感，加剧了社区关系的离心力。而住区之间的阶层差别与隔离表现更为明显。首先它通过不同住区的封闭得以在空间实现居住隔离。一是表现在有门社区的泛化的封闭性所造成的隔离，二是鲜明的对比普遍存在所引起的对比。而南京城市住区中常见的封闭型围合空间，随处可见的私人安全服务、住宅报警器、栅栏、大门、高墙以及“私家地方，非请勿进”的告示提醒着我们住在封闭且与外部隔绝的“装甲社区”里，这种封闭空间就是典型的城市“社会区隔”，实际上是城市功能的退化。正如卢曼所言，功能的相互依赖是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空间的自然区隔多是原始社会所有的特征，所以过于强调空间隔离是城市功能的一种退化。如果沿着此路发展，不难想象，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处处设防、支离破碎的城市空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已经不在是差异，而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社会摩擦的结果就是“逃离”——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富裕者可以“逃”到强势生态空间，与中上阶层积聚；有限的社会资源使得贫困者只能“逃”至弱势生态空间，从而居住的生态隔离进一步深化。如南京城东月牙湖花园和对面的蓝旗街小区仅一湖之隔，住区环境与居住质量、人群构成都有着鲜明差别，住区档次差距很大并且在拉大。

三、阶层的差距拉大，产生极化

笔者也发现除了住区阶层的隔离外，阶层的差距在拉大，产生极化的现象。住区分异强化了强势群体与其住区的社会地位，同时弱化了弱势社区的社会地位。近几年，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在南京城里，当有人拥有亿万资产、高档别墅、高级轿车的同时，一批特困企业的职工下岗赋闲在家。城市社会在创造高收入群体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另一端——低收入人群，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贫困阶层”。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交往和居住空间的分化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双重隔离的城市社区的隔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城市社区的分化与隔离的过程可以用两个相反的流动过程来概括：（1）“上升”流动：在收入提高后，进入高档的社区居住；（2）“下降”流动：无经济能力，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居住水平相对下降。由于在城市中，住房几乎是一般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房地产在阶层地位分化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高档住区层出不穷的同时，部分社区的弱势得以强化，住区将进一步贫困化，将进一步使得此类住区居民的房地产贬值，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进一步下滑，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居住极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化选择的“马太效应”。

南京高档住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分布也从原来城中玄武湖等地向外不断扩展，这类住区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低收入人群所居住的传统单位型住区和政策性住区等低档住区也值得关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南京城市中还存在着一定量的低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对单位型社区具有多种依赖性，从居住、生活到就业等方面，从而使得传统单位型社区功能更加强化，并在城市社区的分化中一直保持着一种独有的势态。这类社区不仅居民收入较低，而且有着明显的老龄化特征。因此，笔者认为，住区分异的过程使得阶层差距拉大，产生极化。

参考文献：

[1]李程骅.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城市住宅空间的社会学思考.江海学刊，2003（01）.

[2]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分异与变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规划师，2002（08）.

[3]白友涛.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

[5]熊国平.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