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篇（2）

一、绪 论

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不仅发展迅速，更加推动了湖南省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对于继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其他省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研究文献针对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罕见。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最新的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可更新到2012年，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应，也有助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和扩展。

近年来湖南对外投资发展很快，成为中部省份发展最强劲的地区。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下特点：（1）投资地区的选择，东盟一直是我省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湖南省的生产企业主要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其中，湖南省企业在亚洲投资数量最多在境外投资企业中，选择在亚洲投资的占了72%。（2）对外直投投资的主体是民营、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积极性大大增加。行业主要涉及工业、机械工程产业，最新涌现出来了农产品种植业和游戏产业等。

二、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本文拟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方法），是指基于同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情形下，有两个经济变量X和Y，假设X是Y的原因，我们能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预测出变量Y的未来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们根据Y的过去值预测不出X的未来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兰杰原因。

下面为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为无条件的循环模型，假设残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为有限制的条件回归模型，我们同样设它残差平方和为SSE2，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a和β为系数，检验原来的假设是H0：βj=0（j=0，1，2，....n），即X的过去值不能预测Y的未来值，如果原来的假设成立，那么构成统计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从自由度为（n， T-m-n-1）的F分布。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水平区间，就有得出相对应的临界值，假设得出来的检测值大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原因，反之，则变量X不能同向影响Y。

（二）经济效应检验和数据的来源。根据上面的件检验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数：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额，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资外影响GDP的其他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我们现在设定其他因素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归计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为常数项，β表示FDI对GDP的贡献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这个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和FDI取对数，我们得到下列计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们用（1-5）式作为研究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本论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作为模型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在使用中，我们要将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同样为了消除价格变换的影响，用2008年作为基期，使用年度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数据，将名义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生产总值额，FDI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其中相关数据全部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整理，见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检测结论。依据上面的实证检验，FDI与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当最人滞后阶数为6 ，GDP不是对外接投资FDI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同时通过以上结果得出，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为正相关，由回归方程的系数可知，湖南省对外投资总额每次变动一个百分点，就会湖南省GDP同向变动0.0053个百分点，但是回归系数还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随着进一步扩大，对GDP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站。随着湖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省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开发国外的资源，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站。

鉴于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较低廉，且有较多的生产资源，湖南省政府应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评估，引导和加强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订贸易协定，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分配，使湖南省企业能以较低的资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源，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与东盟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避免双重征税，订立领事条约，创造一个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其中坚力量，政府应成立金融支撑体系来鼓励湖南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另外，有效的对外投资信息能对民营企业准备对外投资做出决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可为企业的人员提供培机会，采取去高校联合办学，承办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去国外学习以及招聘国外的精英，有序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海外投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软实力。

（四）优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及时调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利用对外投资企业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处理机制，帮助企业降低法律和政治风险。

湖南省政府要转变观念，尽量简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办理环节。推行和深化各种能便利通关的措施，减少相关机构工作流程，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通关成本，积极与国外政府谈判，成立自贸区，提高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篇（3）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合作，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7万家。“十一五”时期，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和“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业务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均超过30%（见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220亿美元。去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5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务部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多元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继续增强，一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初具规模，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

（二）投资领域聚集度高、投资区域广泛 从投资额来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三产业投资占到76.5%，第二产业投资额仅为22.7%，第一产业投资不足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而且可以看出这样的行业投资结构几年来变化不大。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从国家看，香港依旧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流量达385.05亿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业则涵盖上述主要海外投资行业。其次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从地区看，对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长速度依旧很快，2010年对非洲的投资增长幅度较大，较2009年增长40%。而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大洋洲和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而从国内看，地方对外投资活跃，浙江、辽宁、山东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区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商务部经济合作司。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对外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名企，这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在内担当了海外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见表4）。而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多。在江苏、辽宁等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据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领域，民营企业也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与不断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相对应的是，许多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信息不透明等难题。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过多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风险 由于中国的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容易带有色眼镜，经常以安全为由干预我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行为。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东道国政策、法律不连续也会限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利润。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这些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二）缺乏健全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我国海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财务预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资决策不科学，财务报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民营企业决策易粗糙草率；国有企业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亏损5.5亿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亏损146.32亿港元的案例，充分说明我国有些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未发挥应有作用，我国尚无有效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第三，风险防范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工作上缺乏系统性。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一不可忽视的风险，因为各国总是要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上的差异、民俗习惯上的差异等文化差异，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它是历史的沉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海外投资企业不注重文化差异，一意孤行，就会“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异的泥潭中，很难实施经营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国都有，教训非常深刻。

其实文化风险也包括企业道德风险，某些企业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责任意识差，其后果是引起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满，最终引发风险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是整个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形象都受损，无形损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几点差异外，还存在许多的企业经营风险，比如市场变动、财务风险、营运风险、人事风险、技术风险、法律诉讼等，还有企业国际化人才矛盾日渐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各方面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与调控 具体有：

（1）完善政策促进体系。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和监管。健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法律法规，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创新，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利用各类政策杠杆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完善外汇管理和服务，拓宽企业和项目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障作用。提高相关部门办事效率，注重服务引导，便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更新各类国别产业指导性文件，发展与对外投资合作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行业商（协）会组织建设，有序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行业自律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应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安全权益保护体系，健全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国家风险与研究分析机构，由具有显著社会背景的部门负责组织并提供“国家风险报告”。要完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强安全信息收集评估，强化对外投资合作金融风险管理。

（二）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观念。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还不够丰富，存在很多问题。投资速度虽然快，覆盖面广，但缺乏拔尖企业较少，在高端技术上的竞争力还不够强。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有5年为负。截止2011年底，中国海外净资产高达到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为负268亿美元。所以中国企业首先要转变观念，在跨国发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认为买到了技术品牌就买到了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须靠中国企业自身克服困难，加大研发力度，改善经营，修炼好“内功”。

（2）强化风险防控管理。首先，企业应三思而后行，投资前要进行完备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分析评估，不可盲目跟风。其次，要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海外投资的重要信息进行监测，及时对各种风险的变化做出反映；确定恰当的预警指标体系从而形成预警机制中的识别系统，并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借助财务指标的变化，判断是否出现警兆，参照事先设立的警度评价指标，分析并寻找警源，从而进行预控。

同时，应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绩效监测体系，对海外投资的安全进行监控，审计并评价其绩效，测度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还应建立健全企业风险转移机制，深化与国家部门、驻外使领馆和地方主管机构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强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稳健地处理各方关系和利益，在共赢的前提条件下走得更长远更健康。因此，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区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界面，使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要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央企，要严格实施问责制，以防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采用预算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电子信息技术控制等科学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时发现、分析并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预防为主，查处为辅。

（三）重视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某种角度讲，文化风险是企业最不好解决的风险，它带来的损失最不好估量。因为文化是一种思想的、意识领域的沉淀，代表着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国外政府、机构、其他群体和企业内部中的外国员工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

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进行调研，识别文化差异，企业管理尽量做到“本土化”，将生产、管理、营销、人事等经营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异国的经济中去，尤其要尊重东道国的民俗礼仪。不要妄想把本国的精英文化理念强加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要做到企业文化和当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断摸索形成适合企业自身的独特的带有异国风情的企业文化，助推企业前进的步伐。

（四）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国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人才，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要企业要结合实际做好“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人才成长通道，完善人才引进、选拔、用人机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涉外性，要不断推进“人才国际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状况和局面。

总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的积极、科学的努力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许惠、胡曲应、许家林：《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监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李新锋：《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经营风险及应对探讨》，《河北企业》2009年第11期。

[3]李洪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未来趋势》，《商业研究》2004年第5期。

[4]孙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颜晓晖、聂名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7期。

[6]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财贸经济》2001年第1期。

篇（4）

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爆发两周年，国内外各种有关研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著作和文章铺天盖地般不断涌现。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下降曾带来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某些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偏低和工资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问题。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多，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从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并找出应对之策，应成为今后我们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和“民工荒”现象都是“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而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减少员工雇佣数量。据农业部的统计测算，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3亿人，2008年，其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致使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农民工返乡的“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们知道，我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给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复苏增长的较好局面，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民工荒”问题，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为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为35.4 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用工需求无法满足使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大量海外订单，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沿海地区原来的很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很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减少，加上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民工荒”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并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现阶段在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就过早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实际上减缓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倒车”，应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资本和劳动力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当前，随着我国企业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的总量和投资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企业本身属于赢利性组织，其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将打造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财团，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同时却又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而我国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一方面，国内的过剩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依然较高，“民工荒”现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就业机会过多，而是能够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期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也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以对外投资为依托，在国内就业市场的基础上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就业市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将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来看，主要侧重于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如果从国内层面分析，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的出口行业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球就业问题，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变得切实可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创造机会

当前，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资金主要都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操作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投资的效果并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国庞大的政府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虽然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我国国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必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再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我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政治阻力，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帮助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海外就业。而且，这种对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工在海外长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劳务输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稳定、临时性等问题。

（二）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

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大型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目前我们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解决我国国内就业问题方面。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之一应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在海外投资实施方面又存在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应以企业为独立主体，以市场化运营为基本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其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关注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三）提供培训、外交协调、护照办理等系列服务，切实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信息支持、技术、语言培训等方面的保障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帮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并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

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但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同时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些都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农民工顺利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为此，国内外交部门应尽量协调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应尽量配合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

（四）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与保险保障服务，切实支持农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个农民工要出国就业，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费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建议，为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鼓励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适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险、医疗险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服务。保险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同时还应鼓励出国务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出国务工期间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既然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了中国，那我们也应该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安排，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将国际投资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确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婧、纪志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民工荒”问题探析——基于小农“生存伦理”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0，（2）.

[2]简新华，黄锟等.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篇（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篇（6）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篇（7）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篇（8）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发展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200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截至到2006年年底，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6亿美元。

1.2投资区域分布集中于亚太和拉美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两年的情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广泛,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分布虽然广泛,但是呈现明显的集中倾向,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近两年,90%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了总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

1.3投资方式和领域不断扩展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已从初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直接投资建厂向资源开发投资、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国际通行的形式发展，其中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目前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其中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2.1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不平衡,导致贸易摩擦增加

2007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为783.3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187.2亿美元,流出与流入比值为1∶4.18。这样大幅度的流出与流入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经济有积极影响,但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与连续多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使我国对外贸易形成“双顺差”的格局,对外造成贸易摩擦增加。

2.2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许多产品的制造业都处在成熟期,有的甚至呈现衰退迹象,比如纺织品和制鞋,劳动力资源已经缺乏明显优势,此时将它们转移到东南亚等较不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就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因此应逐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时更多地选择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对外投资,以期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2.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比如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本来不多的境外直接投资如此集中在少数地区，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

理想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应根据投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以转移核心竞争力和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应流向缺乏该种竞争力和市场空间较大的地区,比如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3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3.1正确选择投资的地区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这是因为首先东盟十国与中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中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其次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最后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另外，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但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因此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再者，非洲也是较好的投资选择地区，我国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3.2正确选择投资的方法

采取正确的投资方式是一个国家的跨国投资活动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对于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这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成熟阶段，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因为其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3.3政府积极发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

（1）调整针对不同省市特点的投资管理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各省市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不平衡，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省在对外投资方面位居首位。东部省市的优势地位显著，发展潜力较大，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大力引资和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适当倾斜，以有效地发挥东、西部地区的不同优势，促进经济大发展。鼓励和支持东部和其它具备对外投资优势的省市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海外投资，充分发挥其在“走出去”战略中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引进来”的进展，扶持地方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和优质产品的成长，提升这些省市的经济实力，这也是海外投资的必要准备。

（2）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篇（9）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篇（10）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篇（11）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