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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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核心，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国家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核心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篇（2）

一、教学目标的固定化与封闭性。

近年来，在确定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分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三个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教学研究成果，教学目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另一方面，它内含的固定化因素对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它造成了对这三项任务不能完全涵盖的内容的忽略和排斥。诸如，不同年级学生在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在历史课堂往往不被认识或重视，这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另外，固定化也导致了相对的封闭性，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各项目标之间有机联系的现象。其表现，一是知识目标定得多且细，课堂教学承载量过大；二是能力目标和思想教育目标往往流于空泛，存在着老师用教学大纲中“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向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历史教育的宏观目标作为一节课的具体目标的现象。三是教学目标间不能统筹兼顾，常常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其结果，是使中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旧的教学观将教师视为知识的传递者、能力的培养者、思想认识的教育者。在这种观念下，不少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的自主性活动或是缺乏设计，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浅层次的认知活动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一化，也造成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北京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历史室根据近两年在各类学校所听的约四百节历史课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是：历史课上教师以自己为中心，讲述时间过长，学生主要是听教师讲，处在被动地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其结果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三、教学评价的片面性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上。在评价课堂教学时，重视评教忽视评学，将教师“教”得怎样作为评价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学习的实际效果缺少有效的考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也是从“教”的角度想得较多，从学的角度考虑得较少。

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的单一化，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上。一是在确定学生历史课总评成绩时，一般只重视期末的考试成绩，对学生平时的历史学习情况缺少记录和考评，或者是有记录而与总评成绩无关；二是在考试方式上，一般只是书面考试，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实践活动的考查；三是在考试内容上，多以记忆性知识为主，历史思维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较少。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学生认为历史考试必须“死记硬背”，形成惧怕或厌烦心理，或者平时不好好学，考试时临阵磨枪。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励，缺乏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前进行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历史教育功能的深入挖掘，要求历史课堂教学目标不断更新和完善。要使历史教学与时展同步，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施就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的观念，突破旧的模式，实现开放性和多元化。

第一，要充分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历史教学目标的表述与过去的大纲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是将态度、价值观目标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因为对人的发展而言，态度和价值观相对于能力和知识应该更受到重视，在选择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教学目标时，应首先予以考虑。近来用“态度、价值观”取代“思想教育”目标的作法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接受，有人将其进一步表述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种表述比之“思想教育”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它可以涵盖原来思想教育目标不能包括的情绪、兴趣、动机和意志等各种情意目标，体现了目标的多元化。此外《标准》中还在“态度、价值观”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这是以往各版本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从未明确提出的。和“思想教育”相比，“态度、价值观”的表述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它提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得到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的内化。从终生教育的大教育观看历史教学目标，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确定当然至关重要。

第二，从学生的发展出发，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学史使人明智”。“明”可以说是对历史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认识：“智”既包括鉴古知今的认识智慧，也包括开拓未来的创新智慧。“明智”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归纳、比较和概括等思维方式，对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说明了各项目标间开放、渗透和融通。北京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展示课《战国七雄》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目标间的开放与融通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首先，确定了以商鞅变法为重点教学内容，用以培养学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认识人生价值的教学目标；在思维能力培养上，教师与学生一起就“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激发了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为保证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教师对教材的知识内容大胆地进行了取舍。从教学实况看，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思维活跃，在探讨历史问题的同时掌握和理解了重点知识，训练了历史思维能力，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受到了做人、行事的启迪。

（二）、确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历史学习的主体，推进素质教育，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认识主体、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自身的“体验”中学习历史，在体验中“学会学习历史”，就是能力的培养过程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

第一，认识主体，就要转变旧的教学观念，改变“以讲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认识主体还要突破以教材为中心的旧观念，全面了解学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调整教材内容，删繁就简，以保证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尊重主体，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平等、和谐的民主学习氛围。教学民主性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思维的火花就是在尊重中绽放。尊重主体就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表现、发展能力的机会。尊重主体就要在课堂上关注到学生基础、智力和爱好特长的不同，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一些历史教师因材施教，实行了的分层教学。他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述、自学、提问等环节兼顾了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和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中。

第三，发展主体，探索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作为课堂教学的结构和活动程序是客观存在的，它受制于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以讲为主”教学模式是传统教学思想和历史教学传承习惯的体现。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研究的深入，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落实素质教育精神已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自觉行动。经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历史课堂教学学生主体活动时间有了明显增加，由原来平均每节7分钟，增加到了15－20分钟。《德国法西斯的建立》、《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内战的爆发》两节研究课，采用了人文学科的“问题解决”教学模式，其课堂实录师生讨论的片断在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播放后，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并得到了莅会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当前，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探索和试验体现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可以不同，但遵循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是有共性的。首先，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应当经过“意向——感知——理解——运用”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师生互动的，在恰当的历史情境中对有价值的历史问题提出、探究和解决。停留在一般感知层次的学生活动，不可能产生创新意识和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保证学生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空间。教师要给予学生系统的学法指导，还要调动学生情感、兴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再次，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的变换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还可使更多的学生有独立观察、思考和参与解决问题的机会。

（三）、运用多样化、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从培养适应21世纪人才的角度思考，显然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合理、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资源已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从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现性的特点和较其他学科更为严重存在的“师讲生听”的状况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教学媒体为历史课育人目标服务的功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一，转变观念。一是要转变不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在人文学科中运用的思想或认为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太麻烦、太难的畏难情绪。二是要改变已往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要看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也就是说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是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相联系的。

第二，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从已经开发的教学软件看，其设计思想基本上还是以“教”为中心，主要作用仍然是辅助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讲授，而较少考虑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这种设计实际上同多年来统治我们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有关。这也告诉我们，教学模式不改变，仅仅是内容、手段、方法的先进，是不可能真正使素质教育进入历史课堂的。我们主张，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媒体交互性强、共享性好等特点和超文本、网络特性，开发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两者相结合的教学软件，促进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建构。

第三，因地制宜、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全市历史学科教育技术运用的状况是不平衡的，大致分为两种状况：一是以城八区为主，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得较快，有些区已经把让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软件视为教学基本技能。一是以远郊区县为主，由于设备、条件等硬件的限制，计算机辅助教学刚刚起步，教学媒体还以投影、挂图为主。我们主张应将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性与长远性相结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学网络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利用现已推出或上市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同时，鼓励中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技术制作优秀的教学软件，而市区教研中心应为实现全市历史教师软件资源的共享，变现今全市软件开发“人自为战、封闭”式的小生产模式为开放、共享的模式创设条件；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四）、明确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改进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

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形成素质教育机制带有关键性的一项任务是解决教育教学评价问题。中学历史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改进教学评价特别是课堂教学评价。

第一，要树立符合素质教育精神的历史教育价值观。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教育价值观。素质教育的价值观核心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学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评价历史教学，主要不是看教师是否能讲，不是看学生对具体的知识记忆多少和某一次书面考试成绩，而是要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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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15-01

“五四”运动之后，学界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诞生，开创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先河。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研究时期；五、六十年代为低潮期，研究者们想努力另辟蹊径；八、九十年代为第二个，各种批评史著作纷纷出现。这些著作大多理论性很强，篇幅巨大，对于普通中文系大学生来说，阅读起来稍有困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现在第二个期。而本文着重介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的基础上压缩改编的，是一本成功的大学中文系教科书。本文试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点评。

这本教材以时间为线索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展开，科学的阶段划分和概括性极强的“概说”使得全书有着一个清晰明了的脉络。第一，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昌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其中，近代部分是改编的时候增加的。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清楚明了的，让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很直观的认识。第二，著者对每一个大历史阶段加写提要性的“概说”，这样就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线索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每一个“概说”都会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宏观的叙述，并总结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这样的安排对于教材来说是极好的，学生们学起来更加容易。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主要是理论叙述，但对于一些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著者也进行了一些文献考证，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书中对刘勰的生平、《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李贽评本《水浒传》的真伪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刘勰的生卒年很难得到确定的考证，学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著者根据其《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概述了刘勰的生平，这对研究刘勰的文论思想起到很大的帮助。从九十年代中开始，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著者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虽然目前还没有充足的文献可以完全证实为司空图所作，但是也没有一条根据可以证明不是他所作。”并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仍然把《二十四诗品》作为司空图的作品来加以论述。关于李贽评本《水浒传》，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容与堂刻本为委托，实际上是叶昼点评的，而袁无涯本是李贽的原评。著者通过自己的考证，肯定了李贽对《水浒传》作出过详细的评点。这些考证叙述的文字正是理论论述的基础。

著者对问题的阐释具有创新性。如论述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时，著者从《易传》中寻求解释，指出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认为这是传统起点。著者只是粗略地陈述了梗概，认为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见解的是《易经》中的“言有物”、“言有序” ，而没有论及易学思想。相较于以前的学者谈论文艺理论而不谈易学传统，著者做出了创新。在解释诗乐舞的关系时，著者指出了“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并且认为在儒、道、墨、法的文艺思想中，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胜于诗论，此观点是个重要的创新。

这部著作重点突出，分量适中，适合教学。它进一步突出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的基本规律、主要特点，以及有代表性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的论述。著者在对理论线索有了明确的交待之后，把主要的笔墨集中在重要理论著作和问题的论述上。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和著作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很大，因而重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刘勰就是突出的例子。著者用了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刘勰，从其生平到《文心雕龙》的写作，对于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分别用了三个小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既线索清晰，又重点突出，这对于作教材是比较合适的。

这部著作的出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历时十三年，直到现在各大高校仍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科书。笔者在大学时期学习的就是这本教材，因它而深入了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认识，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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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德留哈——追求极致的自由，是不负责任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作者布托夫通过对安德留哈人生命运的叙事，展现了安德留哈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生命热情。安德留哈与“我”在处事风格上截然不同，他为了个人的自由不计代价，更少顾虑他人的看法，也不惧怕与他人的接触。他在上学期间因为痴迷旅游没有参加考试而被学校开除；随心所欲地花钱却全然不顾欠别人的债务这一事实，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让父母替他还债，致使流氓对其家人纠缠不休，置亲人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为了躲避债务，爱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将心爱的儿子暂时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杀，之后他又逃出了医院。虽然用常人的观点来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无赖模样，然而这一形象又体现出人类对自由的执着向往。主人公与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险畅游，当他与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体羸弱开始产生悲观念头时，安德留哈的出现鼓舞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此时此刻安德留哈对“我”来说就像一颗闪耀的晨星，他的坚持不懈令人顿时肃然起敬，使得两人最后成功脱险。因此，可以说，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着一种永不言弃、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这一形象的塑造毕竟体现出一种超越现世的伦理诉求，即对人类求生信念以及积极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安德留哈这种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自由理念在客观上却不断给他人带来麻烦甚至危险，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观上陷入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样，“他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上思想家的压力，思想家强加给人们并不轻松的义务：这样或那样的实现自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产生了冒险运送核弹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为处理债务问题而没有成行，放弃了这次痴人说梦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他给家人带来危险之后，自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继续随心所欲、进行追逐自由的探险了，良心的不安和负疚感迫使他暂时放弃个人自由并着手解决家人遇到的麻烦。道德观念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所凝聚积淀的理性伦理观念的制约。基本的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理性伦理，植根并且缠绕于每一个个体之上，如果极致地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周遭的人和事，势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这也不是每一个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个个体之内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势必会问罪于不负责任的个体本身，使其陷入自由伦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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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篇（6）

可见，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历史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呼唤，亦符合历史学科的内蕴和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具体起来应该：

一是情操教育培养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

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篇（7）

调查发现：第一，“理论型”法学硕士“弱理论”化现象明显。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硕士应该是注重理论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的过程重点放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上面，主要的去向也应是各大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但当前法学硕士教育，从其个人意愿到培养方式过程，再到最后的就业去向都与“理论型”人才定位相矛盾。一方面，很多法学硕士生从法学本科升至法学硕士，并没有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心理准备，仅仅是因为本科是法学专业而选择法学硕士，在法学硕士学习过程中，大多数也并没有选择走学术路线，更多人职业规划倾向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从最终人才走向看，法学硕士去向没有像培养目标设想的那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走向高校、科研单位等，相反大部分是走向公务员机关、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等实践机构。反映了师生对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的看法。此外，从培养方案来看，法学硕士的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理论型”人才定位的要求。大班填鸭式教学、对学生学术要求的低质化以及课程设置上诸多弊端使得法学硕士强调“理论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失去意义。如：课程安排方面，就存在课程设置太少、课程设置与本科相同而没有体现研究生课程的理论深度、课程设置没有反映理论前沿和缺乏实践性课程等问题。特别是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并没有太大区分、课程设置不能反映理论前沿及热点问题，会导致授课范围非常广泛，但理论深度和创新度不够，从而使得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大打折扣。

第二，“实践型”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法律硕士的设置，原本是为了解决我国法律实践人才的稀缺，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硕士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众多单位和行业反映，法律硕士尽管有其一定的交叉学科的优势，然而在向社会输送专业“法律知识”产品时尚显稚嫩。从法检系统、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实践单位对于法律硕士的反馈来看，法律硕士普遍存在法学理论功底不深、法律思维方式欠缺以及法律信仰不坚定等缺陷。而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硕士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法学硕士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一种专业化程度高且实践性、独立性强的职业，需要在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专门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其职业，担负起职业所要求的职责。法律硕士此等困境也正是说明法律学科是一门需要长时间专门训练的学科，没有长年累月的法律理论熏陶，仅仅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不可能形成缜密的法律思维和具备坚定的法律信仰的，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此外，法律硕士的实务性训练也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大多数实践性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之上，很难帮助学生取得先机。

第三，法科研究生人才“假性过剩”现象严重。一方面，法科类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法学本科就业率连续3年垫底，法科人才供过于求，造成形式上的“人才过剩”现象；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过度扩张培养的法科研究生并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从公司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普遍反映看，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缺乏现代法治精神，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与实践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定位存在问题。具体就法学硕士来说，其主观上“理论型”培养的定位，必然会导致法学硕士人才的过剩。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是为高校、科研单位储备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但对于此种需求的具体情况（如人才需求的容量、结构、层次等）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培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从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培养情况来看，每年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与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基本相当，而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则不成比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如果法学硕士坚持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就必然会导致大量法学硕士与社会需求脱节，法学硕士“人才过剩”。

二、反思：法学硕士打破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之必然性

法科研究生教育定位上的“理论型”与“实践型”区分，反映了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传统观念，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认知理念。然而正如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才能在更高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法学高等教育也应有此精神，要辩证地看待职业性与学术性、理论型与实践型，不能过分强调两者之区别。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诸多的困境，不仅从法学培养过程中可以发现，也可从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针对这些问题，考虑到当前我国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长期并存的现状，以及社会对实践人才与理论人才的需求结构的不同，我们认为有必要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在注重理论的同时注重实践性教育，强调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多元化，在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培养定位。

第一，符合法学硕士教育实际情况。注重法学硕士培养多元化，符合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教育实情。首先，从法学硕士生的意愿来看，学生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同打算，许多法学硕士生都是朝着实践部门进发。对于这些法学硕士生，应该鼓励他们多元化发展，加强实践学习以便更好地走向实践岗位，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其次，从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看，鼓励法学硕士多元化定位培养也是符合实情的，法学硕士一方面会去进行深层次理论上的学习，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学硕士生也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实践时间并不短。最后，这也符合法学硕士就业需求。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并不利于法学硕士的就业，因为社会对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学硕士最终都会走向实践岗位，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型”人才培养定位，大多数法学硕士将很难适应社会需求。

第二，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产生于社会对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专门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是促成研究生教育发生的动力源泉。法学硕士教育也应该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而今天的社会对于法律实践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当前，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对于法学硕士的需求，法学硕士教育应该正视这个需求。相对于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法学硕士学习法律一般都超过六年，其法学理论功底较法律硕士更为深厚，且经历长期的法律氛围的熏陶，具备缜密的法律思维以及坚定的法律信仰，这些优势都使得法学硕士在实践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反映了相关用人单位对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选择意向）。法学硕士的教育，应该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模式，强调多元化培养，加强法学硕士的实践性培养，以符合社会实践要求。

第三，符合法学学科应用性和理论性双重本质属性。法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但同时也具有实践性的本质属性，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从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实践性是法学本质属性之一。法律从其起源、发展到最终的目的，都与实践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法律本质是实践性的。学习法律知识，固然要重视理论学习，但也要具有实践性的属性和使命，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去研究纯法学理论，更不能用脱离实践的法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法之理在法外”，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习法学理论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法学硕士是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强调其多元化培养符合法学应用性和理论性的双重本质属性。第四，符合高等教育“理论型”与“实践型”相融合的趋势。19世纪至今，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知识社会的巨变，高等教育从关注人的理智发展、满足学者“闲暇的好奇”到适应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到游离于经济社会的边沿再到走入社会的中心，其适应性在逐步增强。具体从理论型与实践型教育的发展趋势看，以二战为分水岭，二战前的研究生教育，强调两者截然区分，理论型研究生“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而实践型研究生则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然而，二战后的研究生教育，在经历单一的学术性独霸天下的时代和职业性逐渐显现直至居于主流的时代后，进入理论性与职业性的共生融合时代。从两者最初的矛盾冲突到后来的和谐共处，是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应该顺应此趋势，加强两者的融合，在理论扎实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性培养。

三、出路：法学硕士应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实行多元化定位

高等法学教育非常重要。法治的完善、社会的进步、法治国家的理想等一切都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都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发生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一切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实现该制度的主体，……法治的实现有赖于法律家群体的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院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定位很重要。对此，我们认为法学硕士培养定位要辩证地看待，既要认识到培养定位的确定，有利于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定位，学生质量的提高，能对社会需求起到结构化调整的作用，也应看到定位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不能仅仅依据公权力、学校单方面的主观定位，还要兼顾学生的主体意愿、社会现实需求等因素。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应在保证具备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鼓励个体差异化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

（一）培养定位：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多元化定位首先，法学硕士应该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才首先要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不管其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健全的人格教育，是法学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学院”的前提。无论是学术型还是职业型法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具备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与道德。健全的法律人格，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学问、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关于法律学问，孙晓楼先生曾说过“我以为法律人才，第一要有法律学问；其次是法律道德；其三是社会常识。”法律知识是法学硕士生所必须具备的前提素质，也是区分法学硕士与其他专业乃至法律硕士的重要标准，其本身的特点决定法学硕士应该具备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说到法律思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是不可能应对好法律问题的，因此，“像法律人一样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法律信仰，需要强调的是，拥有健全法律人格的法律人应该是拥有法律信仰的。当然，法律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在成为政府公务员以后，要学会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作为一名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应当恪尽法律职守，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应当依法理性表达法律诉求，依法解决面临的矛盾纠纷。此外，法学硕士生还应该承担起传播法治，让更多人认识法治意义的任务。其次，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定位多元化。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一定程度上也在考验法学院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是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社会实践型人才？从现代社会来看，法学院的功能应该是多元化的，任何单一的定位都可能既不符合社会实践也不足以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国际法律中心（ILC）在《时代变迁中的法学教育》中强调的“法学院，被视为多功能的中心，他们可以开发巩固法律体系所需的人力资源及其理念；他们可以确定研究及智力成果开发的方向；他们可以解决从到刑事司法领域的各类问题；他们可以将土著语言作为法律执行的工具以促进其发展；他们可以帮助其他机构培训法律助手；他们可以为公民在学校的普法教育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帮助媒体更为智慧地对待法律；他们还可以为需要取得特许技能的法律职业者组织或者帮助其组织高级的专业法律培训。”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也应该多元化，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既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实践型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需要理论型人才，公司、律所等单位对于实践型人才十分渴求。从发展趋势来看，传统上对人才类型需求单一的单位，现在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渐丰富起来，律所、公司等单位在青睐实践型人才的同时，也注重理论人才的储备，高校、科研单位等对实践型人才也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个体对于事物的看法、喜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按照一个预先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要求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法学硕士在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后，其将来的方向应与其兴趣能力挂钩，而不是预先设定。实现法学硕士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定位多元化，是尊重个体差异性的表现，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各展其长，实现个体才能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图1给出了法学硕士的1＋N定位模式。

（二）培养方式：以健全人格为基础的多元化培养

1．课程设置：法律伦理教育与专业课并重如前所述，法学院应强调人才多元化培养，但前提是保证人才输出质量，首要的是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法学硕士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至关重要，包括法学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首先，在法学知识方面，社会对于法学硕士首要的期望就是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中，也一定要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设置必修的专业课就是帮助学生加强法学理论学习。同时，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让学生有大量的选课空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生的专业课程设置并不是十分合理，应该参照其他国家、地区高校先进经验加以改进。其次，在法律思维方面，法律思维就是要求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从法律人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这是对法学知识的更深层次的要求，法学硕士的培养应该开设一些法律思维培养的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最后，在法律信仰的培育上，法律信仰不能抽象化，而应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将抽象的法律信仰转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如课堂上的角色模拟，让学生体验法官、律师、检察官等不同法律人角色，从而更好地把握法律信仰的深意。

2．教学方式多样化法学硕士的课程教学应该多样化，不应局限于课堂老师讲课。研究生的培养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之中，而教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效果，进而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许多老师迫于评职称、评优等现实压力，都偏重于科研而轻视教学，对于授课没有很多兴趣。教学的方式非常单一，基本上是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还停留在本科教学的套路上。对于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些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方式，都视而不见或全然不会；教学过于以自己为中心，授课的内容多半是根据自己最近研究内容来定，方式更多的是个人演绎，很难保证学生听课效果。为此，有必要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听课效果，广泛地运用讨论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法学教育非常有借鉴意义。当代澳大利亚法学教育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他们强调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方法应该是学生能够感兴趣的、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的方法，注重传授学习的技巧和能力，认为这个远远重要于学习知识本身。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效果得到保证，老师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案，不仅仅应体现在课堂之上，还应体现在教材的设计、教学课程的安排、教学场地的布置等各方面，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

3．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法学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还应扩张到学校之外，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这样既能让学校教育有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也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法学硕士中选择从事实践性事业或者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对实践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岗位，或者通过实践来判明自己是否适合实践之路。理论指向与实践指向的研究性教学在教育过程中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促进，理论研究有利于实际问题的准确发现和合理解决，为学生的未来孕育发展潜力；而实践指向的探究又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为理论难题的破解寻找对策。实践与理论相互补充，彼此呼应。此外，我们在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要体现在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上。当前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存在形式化、单一化和片面化的问题，大多数评估手段还停留在所修课程的期末成绩上，没有发挥评估的激励作用和让学生发现自我的目的，相反很多学生为了评估刻意迎合。一个优秀的评估系统应该更多地激励学生反思未来职业道路、优缺点，指导学生获得相关的学习机会；激励并引导学生在整个法学院学习期间逐渐进行复杂的工作，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以促进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激励为目的。

篇（8）

二、作为品质和适度的道德德性

亚里士多德说，道德德性需要习惯培养，而道德德性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这是因为，首先，人所具有的德性能力是自然所赋予的，故德性不反乎自然; 其次，只有先按照德性所要求的去做，我们才能获得德性，故说德性不是出于自然的; 再次，德性因好的活动而养成，也因坏的活动而毁丧，故德性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毁于自然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实现活动恰恰在于这实现活动的性质，而实现活动的性质取决于做这一实现活动的人的品质。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德性不是感情或能力，而是品质; 品质是指人与感情的好坏关系。好的品质既能使德性完善，又能使活动完成的好。那么人因何成为有德性之人( 或称好的品质的人) ? 亚里士多德说，人并不是做了公正的事就能成为公正的人，并不是做了节制的事就能成为节制的人。“亚氏特别强调，伦理德性和技艺一样是在做、行的现实中形成的。”［3］可以说，人之德性的养成实际上是做诸如公正或节制这样的行为的习惯化的结果。人只有在多次做公正或者节制的行为后，形成一种恒常且稳定的行为习惯，才能成为一个合乎德性的( 或曰好的品质的人) 。再者，人的德性( 好的品质) 的获得在于中道，也就是适度。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必须以追求适度为目的，德性也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德性是过度与不及这两种恶的中间。例如勇敢是怯懦与鲁莽的中道，节制是放纵与冷漠的中道，慷慨是挥霍与吝啬的中道，如此等等。然而，这种适度的状态是以特定的时空为条件的，适度对人来说并不是数学比例上的适度，适度总是相对于每个人的适度，在此处是适度的德性在彼处可能是过度与不及的。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强调本身即恶的东西并没有适度的状态，因为它们受到谴责是因为它们本身是恶的，而不是由于过度和不及，因此亚里士多德说，“适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极端”。另外，亚氏还教示人们一种获得适度的方法，那就是“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要“两恶相权取其轻”，有时要偏向过度一些，有时又要偏向不及一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合乎德性的适度状态。

三、理智德性: 灵魂求真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懂得行为适度( 中道) 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灵魂的有逻各斯部分的性质，而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又可分为两类: “一个部分思考其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一个可以称为知 识 的 部 分，另 一 个 可 以 称 为 推 理 的 部分。”［2］166 －167而灵魂的肯定或否定真的方式在数目上有五种，那就是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亚氏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如其所是的必然性的知识，因为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科学是永恒的; 并且，“科学也是可以传授的，科学的知识是可以学得的。”“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因为技艺不与必然性的事物相联系，它总是和制作者相关，是一种出于偶性的( 运气的) 用来制作物品的技术。明智不同于科学与技艺，是因为“明智是一种与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明智在对象上与科学不同，在始因上与技艺不同。努斯是灵魂把握不变事物的知识、“关于可变事物的推理的始点的真实性的品质”。那么人究竟是通过理智德性中的何种方式来求得至善至福的呢? 亚里士多德回答说，答案在于努斯。他特别指出，由于幸福是灵魂的按照逻各斯的合乎德性的活动，要想获得幸福，我们就必须服膺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性的活动。这就是沉思的生活”［2］，因为努斯只与其自身为目的，且努斯具有严肃性和闲暇。人只有摆脱了享乐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才能具有闲暇，也才能过上沉思的生活。但亚里士多德同时强调，只有我们自身中那种具有神性的东西才能过这种沉思的生活。由此可见，亚氏“将至善至福归于思辨活动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大特色，这与他强调伦理德性具有行为实践的特点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思辨活动看做神的生活，与第一哲学一样，伦理学也走向了神学”。

四、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之关联

可以说，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统一于德性作为一种追求善和幸福的品质当中。一个合乎德性的人应既具有道德德性也具有理智德性，因为人不仅以美德为习惯，人也是理性的动物，是遵循逻各斯来行和做的。故而，好的德性的养成既离不开道德德性，也离不开理智德性。再者，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首先，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统一于德性作为一种追求善和幸福的品质当中; 其次，道德德性离不开理智德性，若离开了理智德性，人就无法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善，因之，理智德性是对道德德性的完善与补足; 同样，理智德性也离不开道德德性，因为道德德性是人之最基本的德性，没有道德德性的支撑，人的理智德性既行不出来也无法做好，人也就无法追求到最高的善和幸福了。

篇（9）

一、从兴趣入手，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引发创新意识的催化剂。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想方设法点燃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问题要充分体现趣味性，用数学特有的魅力来提高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结合本班学生的知识状况和年龄特点，在教学《比较分数大小》这一内容时，上课伊始，便问学生想不想听故事，学生反映热烈，兴趣盎然，和着优美的乐曲，配上明丽的幻灯，我娓娓动听地讲起了自编的故事：漂亮善良的白雪公主生日了，七个小矮人专门做了一个大蛋糕为白雪公主庆祝生日。生日PATY开始了，七个小矮人乐开了，老二说：“我要吃蛋糕的。”老三得意地说：“老二，你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老七神气地说：“哎！你们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个不停，都在为谁吃得最多争论不休，最后只好请教聪明的白雪公主，公主温柔地说：“是老二吃得最多。”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白雪公主的话是对还是错呢？课堂顿时哗然，学生情趣盎然，他们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方法去探索问题和思考问题，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中去，纷纷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挖掘教材蕴含的创新因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种渴望用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超常规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地意愿。创新意识强的人，总是能够从超出常规的独特视角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可贵的创新意气。创新意识来自质疑，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探索、常有创新，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才能产生创新的冲动。教师不仅是学生心灵奥秘的探索者，还是学生创新意识的辛勤开发者，教师的灵感是激活学生创新意识的源泉。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增强主体意识，才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去。在教学中，教师应吃透教材，找准知识的生长点，善于挖掘教材所蕴藏的创新教育素材，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提问题，多质疑。因为提问是一个人从已知伸向未知的心理触角，是创新意识的具体表现。我在教学“将一个四根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谁的面积大”这道题时，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动手实践，得出了“周长不变的情况下，面积是长方形的大。”这一规律，有一个学生突然提出来：周长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到底什么图形的面积最大呢？我让学生课后自己去实践证明，有些学生竟然自觉地自学了圆的内容，延伸了所学的相关的知识，将周长相等的“长方形、正方形、平形四边形、圆”的面积进行对比，得出了圆的面积最大，有效地唤起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篇（10）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7.02.009

Abstract Guangming Net is “one of a few key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its “theory” and “academic” column is a sample of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Based on this column，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need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boosters the ascension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qualit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Problem consciousness. Guangming Net.

0 引言

“光明网”与“人民网”“新华网”等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媒体中的“关键”媒体，其中，备受中国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学界也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两个专栏“理论”与“学术”具有三大特点：①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是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坚强的思想阵地。②具有强大的学术力量，代表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高的学术水平。③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依托“母媒体”强大的技术力量。所以，它们可作为考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优质样本[1]。这两个专栏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研究起着学术“标杆”“旗帜”与“灯塔”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时代，“光明网的精神”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的精神，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光明网”创新理论文章的阅读分析、比对以及数据处理，我们认为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领会“关键”媒体的精神，即图书馆学“领头羊”要有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思想准备与实践：图书馆学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2）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诸如制度建设、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理论宣传、研究课题动向的把握与评价体系的跟进，将大有作为，并给图书馆学界的“把关人”“关键少数”以及一般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精准”的要求，不会给太多试错机会，否则，必定带来社会争议，如“试座惹争议”[2]。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公众的监督，不能给以太多“试水”，要有“精准”设计。（3）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最大的“刺激”是：问题意识的品质必须提升。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进行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终极目的之一。问题意识品质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形上概念”。图书馆学界应抓住这个机会，真正起到引领“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关键作用。

1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理论创新只能保持一定范围与一定时间内的“自由张力”，但不能大范围或长期处在“无序”“自由”钐。任何“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学术争鸣”“学术试错”要基于一定的限度与原则。在这个限度与原则下，任何一个学科很难弃绝它的传统，很难抛弃固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其中包含着宝贵的文化传统，也隐含着束缚人民心智手脚的陈规陋习。

当今的图书馆人处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格局，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面对着社会群体对图书馆学界提出的“精准”要求，当今的图书馆学界在时代的洪流下同样面临着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也必然是时代的选择，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当前图书馆学需要更加灵活，更加紧扣时代主题，更能反映社会需求，在学术经营上更加高效。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学不可以“按兵不动”或沿袭以前的习惯与传统。如果当今的图书馆学界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论述诸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问题上，在供给侧方面不作为，图书馆学界仍将在“黑暗中徘徊”，仍将守持着陈规陋习。如果图书馆学不进行供给侧改革，进行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几代图书馆学人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将无法在短期内有效提升，图书馆学科只能停留于“自生与自灭”的状态，甚至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或者走向“反方向”。

2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学术追求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占领图书馆学的“制高点”，抓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供给侧不改革，图书馆学科将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成本中，图书馆学利益诉求这一“机会成本”是图书馆学发展最大的成本。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追求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互联网+”时代，探讨图书馆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我们需要论证的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阐述在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社会更需要图书馆学这把“交椅”。在理论创新研究中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图书馆学合法性的进一步证明包括图书馆学在“互联网+”“大数据”“社会转型期”“业务外包”时代的逻辑支撑、发展价值、新境界开拓等的问题探讨、逻辑与实践证明。在当下或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界需要把图书馆学的“责任田”耕好，需要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危害，并坚决与“去图书馆学”作斗争。

（2）在社会转型期，增强图书馆学的合法性资源。我们需要探讨在大学教育、期刊建设、理论实践等方面增强图书馆学资源的必要性，大力培养理论创新性人才和图书馆网络管理人才，从“做大做强”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增强图书馆发展趋势前瞻性的探讨。

（3）增强图书馆学的社会性作用，以得到社会认同。图书馆学界要厚植于中国国情，汇聚磅礴的力量，重视图书馆学在社会各界的学术话语权，增强公信力，加大学术关注度，让全社会认可图书馆学的专业人才。“图书馆学界要事半功倍地讲好图书馆故事”，把图书馆事业这个“蛋糕”做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尝到图书馆服务于社会的“甜头”，增强图书馆学创新理论指导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成就感，这样才能在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让普通公民增强汲取文化的获得感。

当前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攻坚点在于：（1）不断推动本学科的理论创新，完善理论创新体系。（2）结合时代背景，加强图书馆学科的专业特色建设。（3）推动理论话语权到传播话语权以及教材话语权到课堂话语权的转化。这三个方面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剑指”。图书馆学界并非无事可做，相反任重道远。要从理论到实践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行不通，在社会转型期中探讨图书馆学存在意义、学术资源丰富以及如何提高公信力、话语权等问题。这三个方面的“反方向”最大的危害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发展机会，其中最大损失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机会，俗称“找不着北”。

3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创新过程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要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泛化与过度化现象再度发生。在图书馆学中，有的专业领域与意识形态存在直接关系。有的离技术较近，渴望汲取西方优秀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精髓。虽然西方的人文学与社会学成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做好甄别、批判与消化工作。事实证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比如公共图书馆学理论、大数据处理技术，等等。但这些成绩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超越、发展，尤其要在人文学与社会学主体领域多下功夫。

但作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科学技术学科“混合体”的图书馆学理论，其主体实质上是社会科学，不存在绝对自由。理论创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人文社会科学不存在“要不要把握政治方向问题”，存在的只是“政治方向是否正确问题”[3]。

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今状况可以用“命运共同体”进行概括，是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真实与客观的写照（见表一）。所有社会科学在“命运共同体”中都要“一荣俱荣”，中国图书馆学人难以逃脱这一“宿命”。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人们通常把科研队伍分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类三类。从学科性质角度看，中国图书馆学的主体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问题集”。本文着重探讨图书馆学界中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问题。在这里和其它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一样也必须探讨生存与发展问题，比如学科是这样[4]，经济学、历史学、史学也是这样。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类问题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不可能与其它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脱轨”，比如图书馆学不能与政治学、经济学“脱轨”。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科学大环境中去考察。

4 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注定要消亡

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压舱石”，是图书馆学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这一“压舱石”的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它的灵魂就是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实践意识、创新意识等等[5]。

首先，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注定要做“时尚的囚徒”。从总的趋势与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学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存在阶段性问题，甚至存在很严重的极端性问题。“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这句话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来看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个时期，图书馆学如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出现了“信马难，行马更难”的阶段性现象。在某个时段，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有更多机会进行“渗透”。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形容当今图书馆学某个时段的现状一点也不为过，比如，在整理图书馆学中的学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图书馆学中的学派重大成果较少[1]。基于光明网“理论专栏”与“学术专栏”的阅读分析，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行为角度来看，靠“粘贴”“嵌入”“偷运”的模式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必然走向末路。这些错误的思想包括：不认为是图书馆学理论学派的指导思想；否认图书馆学理论思维的价值。

其次，没有创新的图书馆学没有前途可言，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注定要消亡，就容易做“时尚的囚徒”。这些时尚的“囚徒”包括：（1）西方人文主义的“囚徒”。例如，有的学者做了库恩“世界三”的囚徒，认为“世界三可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思想”，妄想用“信息”概念的“奇异性”与“歧义性”来对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x；有的学者做了西方“人权”“女权”“平等”学术思想的奴隶，用这些概念来诠释与指导当今图书馆事业，“创新”出“自由图书馆学”。这些时髦的学说在某些时段很有市场。有的学者“中毒”西方人文思想太深，对中国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持“悲观论”。（2）西方科学主义思想的“囚徒”。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图书馆学所有的问题。作为过程的技术很有必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如果不顾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精确”“数字化”“量化”，过一段时间，那些靠“记忆”与“师傅带徒弟”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将因学术体制问题而面临着消亡，比如古籍整理专业。（3）的“囚徒”。我们不能用“电子阅览室的消亡”来否定电子阅览室的历史功绩。（4）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囚徒”。这些理论看似时髦，但往往因为“割裂”与“孤立”的看问题，注定包含着不为图书馆事业的实践所接受的一些错误认识。

在“网络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公共体中”，仍将是图书馆学的“压舱石”，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源泉。

6 供给侧改革能够助推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供给侧思维”，“供给侧改革”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思维和理论。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仅仅有理论创新是不够的，还需方法论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为图书馆学方法论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综述上文的分析，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的主流思想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基于这样的认知，那么，可以认为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要达到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贯彻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主流学术思想灵魂，并具有时代意识、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创新意识与实践意识；二是丰富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发展的学术流变史，并全面提升学术思想层面的品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高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创新水平，强化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 张瑜.《新华文摘》关注的图书馆学学派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5（6）：98-108.

[ 2 ] 李攀.南京大学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惹争议[N].中国青年报，2016-04-17（2）.

篇（11）

（卡勒德胡塞尼，2006：p46）父亲的个性与弱小的阿米尔截然相反。父亲在教育阿米尔的过程中忽略了阿米尔的性格特点，所以阿米尔一直没能够成为父亲心目中的完美儿子。为了追求他的自我身份——成为父亲心中最珍爱的儿子，阿米尔极力排斥父亲所爱的孩子——哈桑。为了追求自我身份，阿米尔不断地使用丧失良心道德的手段。阿米尔将自己的生日礼物藏在哈桑的房间里，诬陷哈桑，最终迫使哈桑离开了阿米尔的家。

自我求圣的道德观使阿米尔在犯下罪行后，立即有了深刻的反省。自责之心一直伴随着在美国生活的阿米尔，直到拉辛汗的出现。拉辛汗帮助阿米尔找到一条实现自我求圣的道路——阿米尔重返阿富汗。

他得知哈桑是父亲的私生子——自己的亲弟弟，哈桑死后留下的孩子索拉博被困在已经加入组织的阿塞夫手下。此时的他意识到解救索拉博不仅是为自己救赎实现求圣之路，同时也可以洗涮他父亲的罪行。在营救索拉博时即使遭受着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