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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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意象的多样性

景观审美意象是在景观审美活动中产生的认知与情感，是通过景观设计的实体形象认知，将之加以想象与理解，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与共鸣。审美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重点，它既关心形象的创造，又关注精神的满足，真正达到了情与景的交融。文化遗产旅游的审美意象，为景观文化的设计提供思路与依据，它使公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从而在旅游景观体验过程中达到感性世界美的愉悦。审美意象是景观文化“形而上”的部分，涉及景观文化的规范制度、人文意识、价值观念、哲学理念、思维方法等各个方面。由于其综合性，因此在某个文化遗产景观设计中应深入挖掘尽可能多的内容，否则有可能流于单调与空洞。以冀南地区邺城遗址景观审美意象为例，可概括为：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佛教兴盛之文化交融；山水园林之无为隐逸；典故传说之人生智慧等如城市营建之礼制规范的审美意象是邺城首创了一种全新的棋盘格式城市格局，其功能分区明确，宫城位北居中，听政殿前至南城广阳门有着一条笔直的御道，御道两侧分设衙署，这种将宫城中轴线设为都城御街、皇城布局力求规划严整的城市营建，直接影响了后期北魏洛阳、南朝建康等的南北都城的设计，是隋唐长安、北宋东京、明清北京等都城规划的蓝本。其实,邺城的城市营建正是体现了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礼制规范，它强调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规定人与人之间特定的道德伦理关系，其影响渗透到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而建安文学之人性觉醒的审美意象，是源于在邺城曹氏父子与王粲等“七子”开创了建安文学，一改两汉时颂功德、美育化的儒学宗旨，而将关注点集中于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叹。他们吟咏“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年寿有时而近，荣乐直呼其身”“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感叹生命之短暂、悲凉人生之苦难、哀伤欢乐之易散，放纵身心之享乐，这种看似悲观、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却恰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战乱纷争时期人们对于人生强烈的追求与留恋，其强调个人存在意义与价值，主张充分把握个人命运的人生主题，标志着中国文化人性的觉醒，它使人之个体和其内在的才情、品貌、精神等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审美的重点；至于佛教盛行之文化交融的审美意象，是因为邺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蕴，这既不同于丝绸之路上有着浓郁古印度风格的藏传佛教，也迥异于唐之后中原地区盛行的汉地佛教，而是兼收并蓄，在绘画、雕刻、装饰等各方面，不但有着希腊、波斯等地区的艺术特色，而且更多彰显了印度曼陀罗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河洛文化”、算数文化的的呼应与融合

三、环境规划的生态性

目前，生态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景观设计人员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每个景观的环境规划都会将生态的概念加以强调，但是在实际工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景观的生态设计等同于大量绿色植物的种植；忽略地区区域环境特点，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盲目照搬国外已有生态设计实例；或者对地区文化传承脉络认识不足，仅对文物建筑本体予以保护，而对其周边延续日久、有着不同时期文化烙印的大量一般性建筑视而不见甚或一拆了之.等总之，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设计仍有不少需要设计人员深入推敲的问题。关于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旅游景观环境规划的生态性设计，建议可从哲学思想、策略原则、技术手段等三层面给以思考：

1.与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它秉承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念，认为人与山川河流、花鸟鱼虫等万物均从属于物质世界的体系，强调综合气候、地理、人文等各种环境影响因素，加之丰富的心理效应、独特的审美意境，因地制宜地构建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哲学观念，可说是人类最早的生态观念。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有着对于处理景观生态非常得心应手的方法，就是以“相地尝水”的堪舆术来创造“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景观模式，安徽的宏村、山西的丁村、福建的客家土楼等都是其中颇具盛名的的成功案例。直至今日，挖掘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景观生态性的深刻内涵，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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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资源。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响。很多传统习俗发生变化，许多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艺术门类在人们的视野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技的老艺人年龄越来越大，一些依靠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各种环境的考验。

早在上世纪初人们就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始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与利用，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对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寻更加迫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既不能像自然环境保护那样划出一个空地，只要对之不进行人为的干扰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观那样，可以按照主观设计来进行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退回来鱼牧、农耕的经济形态，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会结构，也不是要完全改变人们现在的生存价值理念。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更确切的说，只能是调节、变化、处理好文化遗产与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让文化遗产有一个适应其生存、保护的生态位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赖于良好的文化环境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我们树立全新的文化生态观，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文化传统，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文化是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所创造的，而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基础也是人，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也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不仅在于其是文物与各种绝技资料，更及于创造文化遗产、展演绝艺的“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与途径，即将它与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结合，让其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着。

人类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所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不同的各种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领域，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均匀的。文化环境包括区域地理环境：一个民族由以生存、活动的区域场所和自然资源，在区域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形成该文化的经济基础，构建在前述两个层次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该文化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赖以生存、活动的特殊文化土壤，决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及其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比较弱小的文化。作为弱小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占挤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在上世纪世纪以来大力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路，是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合法权益。非物质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的基本识别标志与形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结合地域环境

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先觉条件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地域性文化，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格各异，五色缤纷，需要因地制宜。

保护好文化遗产各种形态在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国内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设中无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的存在与保护，强行拆迁与破坏，对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加以人为破坏或改造，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形态毁在机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强、很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发展旅游经济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和艺术表达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没有获得很好的保护与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两种情况在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被破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的各种文化权益受到破坏。这些情形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悖离。因此，努力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权益，实现不同地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利用价值，对实现人民文化的丰富生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顺应社会环境的发展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政治环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长的一段时期，政府将一些民间信仰、民俗活动视为封建社会迷信活动的范畴并限制，特别是期间，有很多国宝毁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文化形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态保护被提上日程。众所周知，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发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并给与重大影响。因此，文化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依托，经济环境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起着支撑作用。只有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才能给予文化遗产项目提供良好的社会存在空间，更好地推进传承与保护的进行。

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层层递进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众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设立非物质文化博物馆来保护。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并在传承、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多新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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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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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林，四川大学旅游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教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当之无愧的成为遗产，它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结晶。对文化景观的感知调查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感知――认知――映象――决策――行为中，“行为是指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外部反应”。通过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认知来指导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或可达到景观遗产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

(一)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首次提出的，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为文化景观”，他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到美国，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发表了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形成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二战后出现的强调“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学的出现，试图把景观与历史发展联系、分析其符号学意义和关注景观的文化政治倾向，这一转变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

在欧洲，学者基本认为“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1]德让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观是一种自然力量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强调“景观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离的”[2]欧维格(Olwig K，2005)进一步指出景观不仅仅是空间限定的区域，而且是一个由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见对景观理解不仅指地形形态，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对象和现象有规律地重复着的群聚，其中地形、气候、水、土壤、植被和动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类活动的特征，汇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典型地重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带范围内区域组合。景观已不是一个简单地貌单元名词，而是包含一定组合，并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理综合体。

(二)文化景观遗产

“遗产”一词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义与“继承(inheritance)”紧密相连，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20世纪80年代晚期，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遗产学初具雏形，“文化遗产学”大约从20世纪中叶初步产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它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把“文化景观”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其表述的内涵是指“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结晶”，作为世界遗产中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景观”，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三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2)有机发展形成的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谐的人文景观实质上就是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种重新阐释的文化景观，景观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和视觉欣赏意义上的场所或自然栖息地，而应该被看作为“文件”(Documents)，“档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来源”(palimpsest)[5]。当然这个“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劳作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气候等等。“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认知范围，在文化景观的概念运用于世界遗产的语境中，对世界旅游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某种创造性结果及由其体现的地域性、时间性、结构性、目的性等差异所导致的文化特征之异同，进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欣赏、保护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观类遗产。由此可见，把文化景观放到遗产的语境中去理解，社区居民感知、认知本社区的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进而用这种认知去参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必定会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深远的影响[7]。

从遗产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的梯田景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一般都处在较偏僻的区域，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较低，原生态文化景观保持较好，具有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观上的一种改造成果，而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得到有机的发展，进而形成和谐的、生态的文化景观遗产。

二、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简介

(一)遗产历史简溯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境内，在桂林以北80公里、县城东南27公里处。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岩湾、岩板、岩背、七星等多个村寨，其中以壮族、瑶族居多。本文所指龙脊梯田，是以平安寨为核心区域的。先前多认为龙脊梯田开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黄钟警道：“从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间”[10]，包括龙脊景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上也说梯田源于元代，缺少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据张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调查中，“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住的，后来壮族从南丹庆远府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11]。周大鸣等通过龙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证明，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12]。瑶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长期以来“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13]；瑶人“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14]。近代学者也认为瑶族地区稻作农业产生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且到解放前几十年甚至解放后才开始种植[15]。与此对应的是，龙脊壮族至今南丹迁来，迁徙原因与明王朝征用“?”兵有关[16]。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饭稻羹鱼”[17]。如此看来，龙脊地方有梯田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廖家壮族在此居住的时间，如果按其民间说法“明成化年间从南丹迁出，辗转至龙脊”，则龙脊梯田的历史上限是500年。付广华认为龙脊梯田从廖登仁建造第一块梯田开始，也不过380年左右的时间[18]。

(二)龙脊梯田景观遗产的研究现状

随着1995年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引起重视。我国境内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景区；一是广西境内的龙胜县龙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1年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紫鹊界梯田则是于2004年9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后备名录。

龙脊梯田于1992年开始开发旅游，时间最早，到2007年底，龙脊景区旅游接待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笔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共有文章 “龙胜梯田”成果也颇为丰富，涉及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方面，其中最热点的问题是，龙脊梯田保护、龙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龙脊旅游开发、社区参与问题等[19][20][21][22]。对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对遗产价值的重视，龙脊梯田的遗产价值研究却远远没有得到认知。

作为南方山地文化景观典型代表的龙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态景观等多种遗产要素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梯田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区内的居民、梯田景区的管理层该如何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梯田景观?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对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感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问题。只有社区居民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哪些遗产正在消亡?”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才会形成主动的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这也正是遗产社区参与活态保护的前提条件。

三、龙脊梯田的遗产构成要素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文化景观遗产是由遗产符号构成，斯宾塞(Spencer，J. E.)和霍华斯(Horvath，R. J.)指出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要素：心理要素(对环境的感应与反映)、政治要素(对土地的配置与区划)、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技术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农艺要素(品种与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经济要素(供求规律与利润等)[23]。申秀英(2006)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认为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最终可以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24]。王云才从景观生态学和遗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文化景观，认为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硬质景观要素、软质景观要素等[25]。皮尔曼则认为文化景观在地面的直接表现是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26]。

笔者认为视角的不同，又有差异，梯田景观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留”，是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应该是与梯田紧密相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认定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以及在梯田劳作和古聚落乡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非具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以上因子体系是在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关的量化指标进行确定。基于以上分析与设定，笔者选择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进行相关的量化研究。

四、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考察

(一)问卷设计

本调查小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两次进入龙脊梯田景区内的平安寨、龙脊古壮寨调查；同时，在桂林市区进行了曾到过龙脊旅游的游客和潜在客源市场的调查。

本文首先检索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等相关文献，并将检索资料中的指标作为遗产要素构成来源；再由7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各题项进行筛选，根据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题项分成4个维度――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梯田――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维度又有各自的分级指标，据此最终保留23个题项。调查问卷全部是封闭式问题，所有问题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写。问卷内容涉及“遗产构成要素”、“遗产保护的现状““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度”、“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等四大块主要内容，限于本文篇幅，选择了遗产构成要素的调查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基本上采用个人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收到本地居民的问卷调查共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选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3.08%和83.5%。本次调查结果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1.对自然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在对龙脊自然景观遗产的认知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几乎一致，认为龙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气和独有的山地小气候独具特色，大多数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资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龙脊“地少人多”，长期垦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坏，野生动物几乎灭迹，访谈中村民说“野生动物好多年没见到了”。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视，自然景观要素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生态破坏严重，若干年后，梯田会不会成为一块荒地?更无从谈遗产旅游的问题。

2.对梯田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于梯田作为遗产来看，居民与游客均感觉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状况较优，应继续维护。他们同时认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构成和谐的、原真性的乡村田园风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劳作都是一个活态的农业民俗博物馆，使旅游者趋之若鹜。

但是在梯田的传统生产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独特的、调适性的农具已经少见，平安寨新任村长廖政培向我们展示了原来龙脊传统工具的图片，他痛心的说：“现在很多工具都没有了，制造铁具、木具的手艺都失传了。”这种变迁，造成游客的判断，认为“本地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具”。

3.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两者基本认可龙脊“干栏式”壮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风格也与原来的旧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龙脊上现存的古建筑已经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过一百年左右，这与天气潮湿、木建筑难以留存、人为火灾、旧房改造、旅游发展等多方面都有关系。民族服饰也成为龙脊壮族的“民族符号”，特别是中老妇女，每个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装。

不同的是，村民认为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景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游客到龙脊，主要是来看梯田，还有少数民族的”，“吃点壮族竹筒鸡、喝点龙脊米酒、看看壮族歌舞和黄洛长发姑娘”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了社区居民商业化的服务意识。游客则认为龙脊的歌舞、饮食和纪念品已经失真，“到处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饮又贵又没有特色”、“壮族歌舞失去了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来的青石乡村小路基本被取代，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居民与游客感知最差。

4.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村民对本社区的热情度、道德观和环境观持赞同态度，认为其受旅游影响不大，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时，村民也注意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梯田是遗产”，“梯田要保护”认识不到位，更多的人现在注重“挣游客的钱”。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部分村民“不种田了”、“我种田别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则首肯村民的热情度和遗产保护意识以及环境，但认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

值得深思的是，龙脊民间原本是壮族和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师公、道公等民间宗教神职人员在社区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村内的道观、寺庙、菩萨等全部被毁，难以形成景观遗产了。我们如何看待、保护或者说抢救这一式微的“文化遗产”?

需着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乡村审美观”这一项，是学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但是，调查表明，龙脊人对“乡村意境”的审美和理解，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在龙脊，上、中、下寨全修满了家庭旅馆，新修的高楼均达3-4层，高者达7层，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灯，照得山区的夜晚犹如白昼，农家只种很少范围内的菜蔬和瓜果，养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从县城各地购买。可以认为，龙脊村民的乡村审美观出现了“集体的无意识”下的商业化巨变，这直接影响到梯田景观遗产的未来发展。

结 论

总体看来，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龙脊梯田景观，山地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气质量是相对较优的，这仅仅是自然景观要素的一个部分。与梯田景观紧密联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冲击，许多遗产要素已经商业化，村内建筑、道路、桥梁、民族歌舞、服饰、商品、纪念品等，主客双方感知的较大差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主客双方对非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较弱，这说明村民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挑战，拿民间来说，是任其灭亡还是有意识的恢复重建，以期达到丰富景区内的民族文化特色呢?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场开发者应该进一步关注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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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篇（6）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篇（7）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47(5)

专家简介：阿尔伯特　博士　德国一级教授　著名遗产保护专家和遗产保护教育家

采访者：丁援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博士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德国东部城市科特布斯天气阴沉气温初降，加上又是学生放秋假的时间，本该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大学――勃兰登堡理工大学最冷清的时候。而这几天，突然涌来的几百位学者和校友使校园顿时生动起来。在学校的会议大楼最显眼处，一条横幅是：“世界遗产和文化多样性”(本次论坛主题)，而未来往往的人们挎着的小包上都印着一行字：“十年了，依然独特”。

这里正在庆祝一个遗产保护专业的十岁生日，庆祝的形式则是很德国风格的：一个严肃的关于遗产教育的国际学术论坛。十年前，由阿尔伯特教授和其他两位德国教授共同建立的遗产保护专业“世界遗产研究”现在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培养了一批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而十年后，在庆祝活动的绚丽退去后，也是阿尔伯特教授退休的时间。

我受《中国名城》杂志社的委托，对阿尔伯特教授进行了专访。我们的访谈在2009年10月25目的晚上，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的新图书馆的一楼。

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丁援：阿尔伯特教授，首先祝贺您，这次的论坛十分成功!

阿尔伯特：谢谢!也谢谢你的参加

丁援：这次研讨会有“在时空转移中的遗产”、“融汇的文化景观”等四个主题和七十个专题演讲，都是很前沿的题目，又聚集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代表参加。我下周去他们总部调研，约时间时我得知，现在是他们最忙的阶段――从10月23日到28日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成员国大会时间，不能请假的。但我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些核心人员还是来参加了。

阿尔伯特：他们当然会来参加，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庆祝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最初的赞助组织，也就是2000年你来学习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赞助人。后来的赞助主要是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但起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十年了，我们的专业发展良好，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成立这个专业十年了，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所以这次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学生完成的，也作为他们课程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得到了德国政府和DAAD的一些资助。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专家和名流能到场。

丁援：您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战略，所谓的4C战略吧，主题就是要保护世界的遗产和推广他们保护的理念。

阿尔伯特：这是他们大的想法，他们还有青年计划，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与培训中心。

丁援：对，亚太中心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地方。另一个二级组织在罗马。

阿尔伯特：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各地的教育机构设立教席(UNESCO Chair)。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他们的正式的教席，遗产保护教席，而这次参加我们论坛的还有五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教席，也是关于遗产保护方面的。他们在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地都有很好的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成绩。

丁援：我们专业现在还能得到世界遗产中心的资助吗?

阿尔伯特：是的。每年世界遗产中心有两个名额给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管理人员全额资助，帮助他们来我们专业进行学习。此外，他们有很多别的方面的支持，比如教学、实习上的支持。应该说，我们是很近的关系、很紧密的联系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非物质方面的。我个人很重视对于实际管理人员的培训――我们不能都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学生，虽然我们在建筑学院，我们需要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的参与。

十年，我们依然独特

丁援：我想问问您，既然现在有不止一个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的教席，为什么我们专业现在“依然独特”?

阿尔伯特：这是此次庆祝活动的唯一一句很自豪的广告用语――“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实事求是地说，比起十年前，我觉得这种独特性现在确实不明显了，不过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点。我们专业的特点是在建筑、土木和城市规划学院里的一个跨学科和国际化的专业。

作为建筑学院的一个跨学科专业，“世界遗产研究”集中了全校共30个研究中心的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包括各类法规、建筑与规划的设计理论、历史、生态建设、生态保持、经济管理科学等。此外，我们还在全世界聘请了一些优秀的客座教授。

丁援：比如有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来自洪堡大学的建筑文化教授，还有城市规划的卡麦亚教授，都是您聘请的?

阿尔伯特：对。更多的是一些临时性的讲座，几乎每个月、每一周都有。另外，我们还尽可能组织同学参观有价值的地方，比如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还有欧洲的世界遗产地。我们还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大洲的教育机构互派学生。

丁援：您对遗产保护专业是如何理解和设置课目的?

阿尔伯特：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遗产。遗产在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的是文化遗产，如欧洲人和亚洲人，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自然遗产，如美国人和澳洲人。另一方面，遗产现在也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但遗产总的来说就意味着价值，这对于我们研究遗产和保护遗产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其实是专注于价值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建筑与城市及空间历史、文化学概论、宗教、美学、认识论、现象学、自然哲学、技术评价、技术与环境历史、世界遗产的理论解释。

另外当然还有建筑和建筑保护类的课程的模块，基本上是传统建筑专业的一些课目，包括介绍建筑学概论、建筑保护、艺术史、考古学、文化遗产的人为和自然的威胁等；这个在建筑学院里是比较容易组织的。

第三个模块是关注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主要课目包括：生态学、生态多样性的维护、环境保护法规、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这是邀请了生态学家来设计的课程。

第四个方面是遗产的管理，课程包括计划编定、交流合作与冲突管理、相关政策规定、世界遗产旅游区管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市场与管理、博物馆学、世界遗产项目管理、世界遗产的提升和咨询、公共关系、地区历史与地区遗产的保存。经济管理对于遗产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可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课，专题研究，实习和毕业论文。其中基础课部分最为重要，占总学分的一半。基础课由我刚才介绍的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其必修课和选修课。

丁援：我觉得这种专业设置是很有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的。不过，设置得如此宽泛的研究领域，对于组织者来说，真的不容易!

阿尔伯特：谢谢你的理解!这次论坛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的校长承诺要建立新的遗产保护专业的博士课程!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好的题目值得继续做博士研究。所以，我很高兴，我又看到了“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的另一个原因。

文化线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和没有遗产地的遗产

丁援：我们正在中国与东南大学出版社一块儿编辑一套文化线路研究丛书，所以我对文化线路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阿尔伯特：文化线路当然是目前国际上遗产保护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这次论坛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在时空转换中的遗产”。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最后在论坛上宣读的1 5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以前是不常见的，比如以美国人心理认同为线索的美国系列遗产、以音乐为线索的莱比锡城市遗产、喜马拉雅山脉走廊遗产、德国自然遗产系列。等等。当然也包括一些以前的题目：大型复杂遗产的界定、遗产的界定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题目。不过，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难处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丁援：比如……

阿尔伯特：界定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的遗产地没有具体的建成的遗产了，有的线路不复存在了。

丁援：也就是说，文化线路，有的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而有的是没有遗产地的遗产。但欧洲的圣地亚哥线路的影响还是很具体的。

阿尔伯特：圣地亚哥线路，据我所知，主要是三个遗产地的系列申报。这三个点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现在的ICOMOS文化线路委员会是西班牙专家为主导，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具体影响吧。当然，我知道，你说得具体影响是包括申遗和文化线路国际。

丁援：是的。您知道，目前中国在努力申请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阿尔伯特：我个人不是太了解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研究。我遇到ICOMOS的副主席郭旃先生几次，也听你介绍过大运河，但这些材料还是不多，特别是对于这样的大尺度的文化遗产，很难下结论。

我个人以为，这些都是一个系列遗产的概念。系列遗产是看似分散的遗产，由一条线索连接起来，这个线索是关键，而分散的遗产的实物证明也很重要。

丁援：系列遗产的概念以前很少被提起，在《世界遗产实施指南》中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文化线路以前是归于文化景观类型的。

阿尔伯特：现在全世界的大型复杂遗产很多是系列遗产。文化景观也有动态的、静态的，文化线路以前归于动态的文化景观类型，现在ICOMOS的文化线路颁布了，可以说，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类型已经被承认了，也就不再归于文化景观类型。不过，这两者还是有很多相似性的。

引用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文化景观是可以观赏、可以品味、可以倾听、可以感觉、可以触摸的”，我觉得，文化线路也是如此，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接触到感觉到。

有的地方没有具体的遗产，这固然可惜，但他们是有故事可以听的，有气氛可以感觉的，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文化线路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充分，你们的文化线路研究丛书对今后人的研究和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遗产保护潜力巨大

丁援：我注意到，这次的十年庆祝活动来了不少中国人。

阿尔伯特：是呀!我们的会后节目之一是来自中国山西的皮影戏。他们的节目真的很精彩，我也多次表示，支持皮影戏进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

我们专业与中国的渊源很深的。我们与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都是友好学校，我本人有专著谈到中国问题，而且多次访问过中国。我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都很勤奋，也很有天赋。

丁援：您也常常邀请中国学者来访问吧?

阿尔伯特：当然。我们请过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中国大学的不少学者来参加我们每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阮仪三教授、吕舟教授，还有这次来的张杰教授，都是我们的贵客。

丁援：阮仪三老师这次没来有点可惜，他在您的研讨会上还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阿尔伯特：那是2001年，也是我们大学的校庆，施罗德总理亲自来到学校庆贺我们学校的十周年。我们准备请阮仪三教授向施罗德总理介绍一下他的研究和保护成果。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在两德统一后，由东德原来的建筑学院发展而成的大学，当时德国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施罗德总理也是积极推进中德友好的重要人士。

中国的遗产保护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喜欢中国文化，到中国去旅游，到中国去办事务所……

篇（8）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6-0026-3

0 引言

农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同时明确了其建设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乡村的景观文化对村落布局、特色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农村的景观文化设计与营造在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重要。

1 新农村的定义

1.1 新农村的含义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是与农业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方,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一直以来农村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不发达,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中心,其他行业或部门都直接或间接为农业服务,所以认为农村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聚居的地方。

“新农村”应该包括5个方面,就是指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一个也不可缺少,共同构建小康社会“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息息相关。

1.2 从文化景观到景观文化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我们通常把人类在地表上的活动的产物叫做文化景观。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一般来说,文化景观有以下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

景观文化是根据不同地域体现出的不同文化形态特征,如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提炼和修复再创造的新的景观,这种景观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加上人类的活动就成为文化景观。景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和一个村镇在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地区的反映。

景观文化体现在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当地习俗与情趣,文化景观通过创新与提炼,在以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为基础,以人为尺度,通过需求选择实现建造、使用方式的选择,可以创造新的景观文化,同时在景物观赏、使用过程中被景观文化所影响和塑造。

1.3 景观文化需要营造

一直以来在中国的各类房屋的建造都称营造,例如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记述中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作法的专著《营造法原》等。营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注重对人文内涵的挖掘,以及在建造过程中对文化景观的利用与转化。人们的建造和使用活动是以当地人们的生存需求为基础,以人为尺度,通过需求选择实现建造、使用方式的选择,从而使景观文化不仅仅是建造而是长期的营造过程。

2 新农村景观文化的内涵

2.1 景观文化的地域性

首先,新农村景观文化来源各地域本土文化密切相关内容,并蕴含一定的地方精神和文化意义,是农村、居民和传统的事物以及过着平常生活的人们,也就是说新农村景观文化是地方的、传统的;其次,新农村景观文化的地域特色还表现在建筑的形式与色彩与就地取材上;另外,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环境、生活习俗便产生不同的地域风格,此为“农村”特征。使新农村景观文化的农村气息及地方特色更加浓郁。

2.2 景观文化的原创性

农村文化景观是特定自然条件与人文历史下形成的产物,或是当地有实际功能的一些建筑、休息平台、活动场所,或也是民族文化长期形成的传统事件,它们都不是加在环境之上的装饰品,也不独立存在的,它们是结合原条件,是与原环境共生共存的设计作品,具有原创性。

2.3 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对于新农村景观文化来说,其文化结构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出现多样化是必然的。北京的四合院、徽州砖雕、西南的吊脚楼、高原的蒙古包、闽南的土楼等各式各样农村的形成历程和特色,可看出新农村景观文化不仅在内容、形式、形态、功能上丰富多彩,体现出景观文化上强烈的多样性。(如图2-1)。

图2-1 岭南印象园

2.4 景观文化的群众性

一切景观皆是为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景观就是遵循“满足群众的需求,符合群众的审美,服务于群众”这样的宗旨来设计的。首先,设计的素材是从群众中来,由群众发明创造。其次,新农村的景观文化建设也是为了满足群众的审美而建造。

3 新农村景观文化的营造方法

3.1 对原材料的直接应用

原材料的选取一般和当地的地质气候等有很大的关系。地质气候的不同会早就不同的原材料资源,那么景观的文化特点也会不同。这样建造的景观,不仅因为取材方便而降低造价,而且也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反映出地域特色。石材是最为常见的材料,因为它可塑性强在设计中经过民间工艺的加工,可形成建筑外墙、艺术展览和艺术铺地等,极具丰富的质地效果。例如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的乌石村,建筑材料取自当地材料乌石砌筑,体现了地方性的景观文化特征。(如图3-1)

图3-1 磐安县乌石村村景

3.2 对地域文化的传承

3.2.1 点题 直接对原有文化提炼和修复再现 地域性景观是在研究原生场地间营造方式的基础上创作的,因此,这类景观多包含对农村形式、各种标志性场所和符号的再现与还原。这种再现,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根据当代景观的需求,结合新材料、新技术创造出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形式。

例如,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寺平村的景观文化景观整体规划中,考虑寺平本身具有较浓厚的文化味,其主要文化底色为戴氏文化和砖雕与木雕文化。寺平戴氏祖先从明初迁徙于此,繁衍至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历史悠久表现形式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

因受徽派建筑风格的影响,每座古建筑的门面上都镶嵌着数以千计的砖雕(如图3-2),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设计过程中以砖雕为特色,通过科学设计提炼和修复创造新的文化景观。

图3-2 金华市汤溪镇的寺平砖雕

3.2.2 延续 将原有文化点放大和延伸 通过空间、形体、细部的处理,利用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将原有历史上的发光点进行放大,延续其文化的内涵。如在金华寺平村景观文化设计中,据说寺平原来“银娘”被选入宫成为“娘娘”后,村中逐渐兴旺(据资料考证:金华唯一一位进宫的娘娘),二十四座主要厅堂构成“七星伴月”布局。根据七星伴月的构想将原有的文化点放大和延伸,七座厅堂围绕着月亮月繁衍发展至今。(如图3-3)

图3-3 寺平古村七星伴月湖

3.2.3 关联 纳入其他相关文化点 在设计时,根据要表达的地域文化景观环境主题,尽可能的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景观元素组合在一起,在环境中设计与农村主题相关的景观,从而达到强化主题的作用,为了丰富文化内涵,

创造景观环境,一并纳入与其相关的文化点。包括体育休闲文化、产业文化、现代时尚文化等。融入文化需要将传统农村材料、构造和布局方式与当代材料和技术结合,在色彩、质感、形体等方面取得明显的对比效果,体现出冲突中的和谐,对比中的统一。马清运在蓝田县玉山镇“父亲的宅”营造中将原材料石料设计的石头房,造型简洁、大方、错落,外似高墙城堡,内里大门大窗,泳池、车库齐全,完全是一种现代的设计理念,极具现代感;而其用料,外墙材料全为河内的卵石填充,内墙均用有席箔感觉的竹胶板装饰,充盈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是景观文化的延续。(如图3-4)

图3-4 父亲的宅(1) 图3-4 父亲的宅(2)

3.3 对绿色生态的诠释

很多结合地域特色的农村建筑和景观,都很重视与自然环境的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朴素的生态设计。设计时将这些方法加以提炼,用新材料、新技术表达出来,可形成前所未有的原创性景观文化形式。例如,金华市塔石乡村中春景营造表达出尊重场地自然与人文印迹,体现的是绿色文化的保护恢复和生态的设计(如图3-5)。

图3-5 金华市塔石乡岭上村

4 结语

以景观文化为背景,把当前新农村的景观文化营造为内容,提倡的新农村景观文化设计是在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感悟的基础上提出的,以生活为设计来源,提炼的都是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设计素材,从大众自身的生活感受和需求出发,赋予新农村景观文化设计以活力,使设计回归生活,生活走向设计。因此,对新农村景观文化营造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树立村落核心文化。近几年的景观文化调查中,老百姓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过去什么什么真是好啊”,这就是我们要挖掘和提炼的村落文化精神内核!而该核心文化应该是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和贴近环境的。

另一方面,剖析传统文化景观,转化提炼新的景观文化。深入研究区域内乡土的文化景观,结合村落实际情况,研究在现代村落居住环境设计中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乡土文化景观。很多人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产生较多的歧义,有的将新农村建设误认为就是村落环境建设,手法粗糙大拆大建,不去理解传统的乡土景观文化,为深入剖析乡土景观文化内涵,笔者在探究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乡土村落发展之路时,把转化提炼新的景观文化作为重点,对其景观设计文化进行梳理和研究,深入解读,转化提炼新的景观文化。

最后,对文化尊重与保护是新农村景观文化设计的基本前提,只有新农村景观文化设计与现代文明发展同步进行,保持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合理的扬弃传统景观文化,探索新时代乡村景观文化营造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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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群.景观文化及其可持续设计初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DB],200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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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6]李娴.乡士景观元素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J].南京林业,2008,(6).

篇（9）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峡水库区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2000年，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审批，正式将1087处文物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217处，重庆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118处，重庆246处）。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①。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②。此外，张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国平⑤、王顺克等⑥，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⑦；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⑧；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⑨；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峡淹没区内文物的空间分布及其保护方式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护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易地搬迁及复制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整理及展示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峡文物旅游资源的转化途径

1．新旅游景观的产生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变化和腹地游线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峡的雄奇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以瞿唐峡的入口夔门为例，北岸崖高约200―360m,南岸高约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仅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宽度由原来的90―150m变成蓄水后的175―250m，万水汇夔门，“夔门天下雄”的壮观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所以，峡江两岸的题刻内涵需重新演绎。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宁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览空间大大扩展，尤其是大宁河。宁厂古镇是极具价值的手工业城镇，以前的水路游览只能到达巫溪县城，蓄水后的游线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宁厂盐业手工业城镇和宁河栈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观地理坐标的变化。随着文物的异地搬迁，人文景观的地理坐标发生相应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北的迁移和沿江迁移。比如：丰都县城从长江以北搬迁至长江以南，以前的码头―县城―鬼城游览格局演变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间（南岸新县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鲜明对比。云阳张飞庙随着县城向西迁移至双江新址，依旧保持了县城―庙对应的格局，地理坐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县城与修旧如旧的张飞庙景观对比十分强烈。在异地搬迁保护的时候，除了整体搬迁外，还采取了相对集中的办法，使许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区。如秭归县将24处地面文物集中迁入茅坪新县城，打造凤凰山观光旅游区。

第三，景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部分淹没区，采取了环境整治、加固保护的处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观环境发生变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宝寨、丰都鬼城和白帝城均变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型景区。使这些军事城堡、宗教圣地和历史遗迹的景观环境更增添了神秘性，从游线设计到解说系统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2．三峡文化的旅游人类学思考

在三峡文物的普查与考古发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战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遗址为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原生状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为后来历史文化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巴文化是三峡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长期以来从文化理念到旅游载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比邻近地区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三峡考古成果为巴文化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旅游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绎和旅游化识别。三峡地区各风景点连绵不断，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断续的点，缺乏文化序列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原点，支撑和演绎了三峡文化的脉络。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巴文化的记载很少，考古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等，为巴国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证明。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具有忠义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点，历来有“巴为将，蜀为相”的说法。这些文化特质可形成三峡人文景观的基点，顺江而下，从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开县故居―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内的屈原祠、秋风亭（为纪念寇准而建）等景点，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第二，为沿途的旅游冷点地区提供了资源赋存。三峡地区景点众多，级别普遍很高，许多城市位于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却处于旅游的阴影区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旅游开发方式，比如忠县，以前仅仅有石宝寨作为沿途游船眺望景点，旅游开发十分落后。中坝遗址的发掘使忠县成为三峡文物第一大县，中坝遗址文化层最厚超过12米，从新石器至近现代，延续不断，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计，被考古界称为“五千年无字史书”。县城内还有巴蔓子将军墓地、严颜将军故里等遗迹、汉代三阙（丁房阙、无名阙、巫杨阙）文物等。笔者认为：忠县的旅游开发以“巴国故都，忠义之邦”为品牌，将形成三峡旅游的新亮点。景观展示从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将军墓地（春秋战国巴国将军刎颈谢国，义薄云天）―汉代三阙（精美的汉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盛，并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形成全国唯一的“三巴”行政区划格局）―严颜将军故里（三国大将，忠义之士）―石宝寨（明末抗亲女将秦良玉）。而且，忠县原名临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该地多忠义之士，赐名“忠县”，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业遗址旅游―三峡经济的支撑和场景再现。千百年来三峡地区的经济支撑依靠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运输，农业生产遗迹很难通过旅游再现，但手工业遗址不仅保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手段，而且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进而形成古镇的文化精神空间，凸显了三峡河谷地区独特的手工业城镇意象。以宁厂古镇为例，自然盐泉的开采可上溯至巴人的传说时代，延续至明清的场镇兴盛。作为手工业遗址的旅游开发，将生产环节（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转换成旅游景观的三个层次：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演绎了“手工业史”历程（见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博物馆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峡是本世纪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对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相应的旅游经济效益。博物馆的建设，是三峡文物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不能搬迁的文物遗址，采取现场博物馆的方式，比如白鹤梁碑刻遗迹，反映了上千年来长江水位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尽管将全部淹没至水下，国家还是投巨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不仅完整地保留其科学性，同时形成了三峡最为独特的景观。

为了给三峡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间，在重庆将修建三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也将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将三峡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峡旅游起点上的重要文化景观。

三、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分布有明显的经济中心，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娱乐及环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Canal du Midi南运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Sermmering 铁路 (1998)[15]。由于遗产廊道的空间规模巨大，文化积淀深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三峡是丰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延续的“遗产廊道”，割裂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分析都会使三峡旅游的研究走入误区。长江三峡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产廊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丝绸之路、大运河正在积极进行跨区域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对遗产廊道的理论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借鉴。王志芳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文化内涵、保护管理方法、选择标准和旅游开发启示。拢6！＠钗啊⒂峥准崽岢隽艘挪廊道的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拢7！

笔者认为，遗产廊道是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现象，是历史剖面不断叠加和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景观的时空演替是遗产廊道的核心。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个层次组成：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峡遗产廊道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间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开发的基点坐标

作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如河口、河流阶地等）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点（如盐、铁、渔业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峡早期文明的源头。虽然许多考古遗址不能开发成观赏性的旅游景点，但是构成了三峡游线的文化坐标。如小田溪墓群（乌江长江交汇处）、巫山人遗址（大宁河长江交汇处）、大溪遗址(大溪长江交汇处)、中坝遗址（盐业产地）、宁厂古镇（盐业产地）、白帝城（夔门要塞）等。这些文化地理坐标给三峡遗产廊道提供了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峡遗产廊道人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叠加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一版的《行动指南》认为。拢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三峡廊道中主要的的迁徙过程和主要历史事件有：

（1）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争，随着楚国势力的西进，巴国不断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国古都的空间迁移，从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

篇（10）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黄香和孟宗，历代《孝感县志》有记载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风范凝聚成丰厚的孝文化资源，滋育了历代的孝感儿女，使孝感人热爱孝子，崇尚孝德。

现如今，经过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丧失殆尽，子女遗弃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殴打父母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裸的金钱关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为继承和弘扬孝子精神，树立新时期尊老敬老良好风尚，自1996年开始进行“十大孝子”的评选，至今已评选了四届。“十大孝子”的评选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热潮，2005年孝感学院和湖北职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两个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孝文化研讨会、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孝感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国内以及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开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孝感日报》、《孝感学院学报》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还分别开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专栏，组织开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及其丰硕成果使孝感成为我国继济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一、有关孝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与孝文学专著

孝感学术界有关孝感孝文化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华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传奇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当代学者论孝》、《孝经新解(通俗读本)》、《孝文化文学作品选读》、《孝文化景观》、《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中国孝文化概论》、《中国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另外，有关孝文学著作有:《千古孝子黄香》、《三国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补碗》和《无敌孝子剑》。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书由孝文化遗迹、人文景观、文物精华和拾萃四部分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统考证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对“孝文化的本质”、“中华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孝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轨迹”以及“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均进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称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收录了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征文活动的40余篇优秀论文，它把孝文化研究与孝感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和划时代的新突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全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即孝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探索研究，该书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见解，对孝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有关孝经学、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孝经》、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和《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下)、《浅议孝的演进与文明轨迹》、《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孝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论的孝意识及其特色》、《唐代妇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妇之孝》、《与孝道思想》、《论、之孝亲意识与中国古代孝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中的异类孝子形象》、《“孝”字的创生及其原义释》、《不同文化土壤上的两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较》和《中西孝道差异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从忠孝的思想基础、《孝经》的理论基础、天子的孝道榜样、举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通过对“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进的过程，透视中国特有孝道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揭示孝文化的内涵，展示孝文化的无穷魅力，指出孝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着手，指出古代与孝相关的诗歌、小说、戏曲和部分记叙性散文主要是通过塑造孝子形象对孝进行文学性诠释，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实为据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通过虚构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孝的完美诠释，这种诠释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罗移山等一批学者还分别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作为个案，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识、孝道思想和孝行实践，并分别从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中西文化差异和人性与神性等不同视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爱观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爱观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以此促进中国孝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三、有关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学界在挖掘中华孝文化内涵，发挥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论孝的文化内涵》、《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

内涵的特征》、《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华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题》、《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与孝文明》、《关于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关于孝感孝文化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若干思考》、《论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析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内涵》、《体味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底蕴》和《推进孝德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等。对于孝文化的内涵，《论孝的文化内涵》指出“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包括生命意识、知性精神和道德观念三大要素，强调了目前对“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识和知性内涵尤其重要；《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的特征》和《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则分别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无我性、义务性、实践性等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和久远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必须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等内容以时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分，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叶继宗教授等学者还分别从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与孝文明、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等方面对孝文化进行了探讨，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全面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并从时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等不同的视角对孝感孝文化进行审视，提出了科学界定孝德文化内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孝德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孝德文化产业等四条科学发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径。

四、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对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孝感政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研究论文有:《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研究》、《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战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银色营销策略》、《以中华孝文化开发农村银色市场》、《以中华孝文化塑造产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为例》、《从孝文化谈文化营销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发展多利共赢――着力建设“四园”

打造孝文化旅游经典》、《旅游和孝文化资源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朝阳产业》、《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导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思考》、《孝感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原则及模式探究》、《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刍议》、《对依托孝文化发展应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谋发展以特赢市场――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感》和《浅议孝文化节日礼品开发》等。其中，《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孝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阐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发挥作用的趋势。黄宏磊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对孝感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孝感孝文化为基础的银色营销、孝文化特色产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科学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上述研究成果对指导围绕地方孝文化特色进行特色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孝文化名城建设相关论文有:《孝感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战略构想”》、《孝文化在推进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空间》、《孝文化与孝感市城市品牌营销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中华孝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战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吴崇恕教授等一批学者分别就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的战略、孝感孝文化对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感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建设空间进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为例，讨论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设目标定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有益建议。

孝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论文有:《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创建现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关于孝文化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论中华孝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别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资源促进代际和谐、家庭和谐、婆媳和谐、校园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性建议和办法，为孝感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五、有关孝德教育的研究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尤为重要。孝感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把推进中华孝文化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进中华孝文化领域的产、学、研、用，培育以中华孝文化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湖北职院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华孝文化学院。相关研究论文有:《“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论孝文化的回报德行》、《传承中华孝文化精华

建设特色高校校园文化》、《从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解读大学生极端行为》、《浅论孝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构建》、《解读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设与学校教育――关于“孝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谐校园呼唤孝道教育》、《以弘扬孝文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运用开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与道德底线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分析了现在我国孝道缺失的原因，强调传统孝文化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素质、重建家庭美德、构建社会公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分析当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发掘传统孝文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孝德教育的实践，提倡情行并重，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孝德。还有李友清教授等学者分别就目前在我国学校、家庭和社会忽视道德底线教育引发的弊端、开展孝德教育的意义、如何进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孝德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这些成果无疑对孝感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和社会开展孝道教育、弘扬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孝人物、孝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

对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华孝文化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的论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黄香故里”考辨》、《(黄香故里考辨>之考辨――与张昕先生商榷》、《中华孝文化景观》和《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等。上述文献分别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乡”、黄香的故里、事迹及文物文献进行了考证，并就中华事亲景观、孝亲景观和孝行景观等中华孝文化景观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弘扬孝文化，积极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确保孝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

[参考文献]

[1] 孝感文史办.孝文化史料征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篇（11）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