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30 11:27:33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低俗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低俗文化论文

篇（1）

（二）星级酒店特色文化经营更符合顾客的要求。现如今，单一、快捷的酒店模式已经到了需要改变的情况，当在所有东西都标准化的同时，就缺少了那份特殊的魅力，所以说酒店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完全的标准化。再有，酒店融入民俗文化能拉近与当地距离，更加让人感受到当地的氛围，同时，酒店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也会使得当地居民有亲切感，使得他们容易接受酒店，接受起来也不会有陌生感。只有这种标准里透着特殊，制度里透着民俗，会使得酒店本身散发出一种不一样的气息，从而使酒店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更会使它建立起稳定的消费群。

二、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不同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族人民的文化五花八门，为我国文化增添了不少魅力，但是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禁忌，在酒店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如果没有去注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满族在饮食、住房、甚至在节日时期有很多禁忌。在饮食中，满族禁止剁母猪或其它雌性畜肉，他们认为母亲给了他们生命，剁雌性牲畜的肉会遭到复仇；禁止在属鸡的日子里吃新米，因为鸡的消化能力很强，吃新米意味着常年都会肚子饿。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神秘和独特感，但在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交融时，也可能会导致酒店在经营和管理方面与当地名俗文化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二）可能会对酒店的整体利益有损害。有些少数名族会有不同寻常的民俗习惯，而酒店是以利益为主，从而导致了某些方面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不融合，出现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如有些地方民族会对某种动物十分崇敬而不去吃它，再有有些地区民族会有很严格的男女之防，而酒店要从全方位无死角的去服务顾客，这里面的矛盾冲突是无法调节的，一旦酒店妥协就会丧失许多财务收入，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文化是更加不可能妥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也都不妥协于谁，酒店无法去吸收当地的顾客源，而当地居民更不愿意酒店在此常驻，这种情况长期以来会造成酒店利益的严重损害，而且不仅仅体现于经济方面，还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名誉上的损失。

（三）文化特色不明显，雷同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差异性。而最大的差异性莫过于文化的差异性，如果通过文化表现出全方位的魅力进而引起顾客的共鸣，这样就可以给顾客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回忆，可以大大增加酒店的核心竞争力。但由于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酒店一般都会在具有丰富的民族风情的地域建立，当地的民族特征都会隐隐约约的被体现在酒店的设计与经营上，这就使得该地域以某一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在餐饮产品、装修艺术以及环境氛围的上会和其他酒店出现相似甚至雷同的部分。尤其是现如今跟风现象严重，民族风俗文化的酒店本身应该传递的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概念，但是在同一区域内非常容易发生模仿或者抄袭的现象，一系列雷同现象就会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和消费者的审美疲劳。

三、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建议

（一）明确酒店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概念。对酒店功能、布局、发展趋势的不完全把控是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中国酒店业教父”魏小安曾提出，酒店在设计中的基础性原则是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形式。所以，对于一个酒店来说首要的一点是功能，而后是结构最终才是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从酒店的功能为出发点，功能是建立具有民俗文化的特色酒店的基础，而后从结构出发，进而在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所应该采用的形式。如果仅以模仿这种方式创建一个民俗文化特色酒店，那绝对是在文化的形式或核心的步调上有了部分的理解差错。所以，具有民俗文化的酒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主题，然后确定结构，再从结构上确定采用何种文化形式。

（二）对民俗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酒店吸取民俗文化时，有许多民俗文化并不适用于酒店文化，这就依靠于决策者的判断力了。一个好的决策者是一个酒店发展和建设的舵手，而在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交融时，一个好的方向尤其重要，该舍弃的地方必须舍弃，一切为了酒店利益出发，找到适中的折中点，这样既不会让当地居民对酒店保持一种抵触态度，又不会损害酒店的整体利益，将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完美融合。

篇（2）

二、基于馆主生存时代的地方历史知识素养

名人纪念馆作为第二课堂和终身教育学校，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历史文化素质。名人生平陈列，既是名人的成长养成史，同时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优秀讲解员必须拥有地方历史知识素养和运用。吴昌硕生存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代，历经、天平天国、封建王朝灭亡、、军阀混战等时期。吴昌硕在家乡的时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时代，吴昌硕的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正史中被称为“庚申之难”的战争的惊涛骇浪，为躲避战乱，有五年的逃难流浪生涯，在战争中他失去了除父亲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留下了很深的战争创伤。平定之后，吴昌硕在三十一岁那年撰写、书刻《鄣吴义冢碑记》，义冢碑记记载了吴昌硕的家乡在太平军战争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仅剩25人，故土废墟，人口凋敝的惨状，这一段历史不仅给了他个人一生以深刻的影响，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毅人格，通过对他这一时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窥见整个安吉在天平天国运动中的遭遇，《鄣吴义冢碑记》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是一份宝贵的佐证史料，成了研究太平军在安吉的活动的重要的史料实物，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现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为移民大县。根据县志记载，1860年前后，战争严重波及原安吉、孝丰两县。战乱及瘟疫、饥饿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锐减。其时安吉县人口损失率96%，而孝丰县高达97．5%。1871年后，清廷实施“招垦”“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宁、绍、温、台等地乡民先后迁入。从清咸丰、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到民国期间不间断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辈，绝大多数皆为外来历史移民。历史移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间习俗的差异性和乡土文化的多样化。多种移民文化的传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呈多样化态势。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产习俗、人生礼俗、饮食习惯等方面至今还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差异。至于在民间歌舞、地方戏曲等文艺活动方面，移民传承的地方差异更为明显。据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间文化遗传”普查结果，安吉共有各类民俗民间文化样式119项，将近占整个湖州市总量的二分之一，仅首批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28项。安吉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数量和质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讲解员有了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就可以把个人史与地方史串联起来了，使观众（游客）能收获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识。

篇（3）

考察江西地方民俗的表现形式以及现状，我们认为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为此，课题组就地方民俗与农村教育是否冲突以及冲突的表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主要采用了发放调查问卷和进行访谈两种形式。现以回收的486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问题：针对“是否曾觉得小学教学与地方民俗有冲突”一项，有12%（58人）的教师选择了经常，36%（175人）的教师选择了偶尔，52%（253人）的教师选择了没有，选择了冲突或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又有8.6%（20人）的教师选择影响了教学内容，37.3%（87人）选择了影响学生入学情况，54.1%（126人）选择了影响教学效果。对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表述大意主要有以下几种：1）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孩子的成绩无关紧要，教学全靠老师，家庭不能给予应有的配合。2）学生及家长比较重视民俗活动，或因此而请假，从而影响了良好的纪律意识的培养并影响学习效果。3）一些家庭生的小孩较多，生活比较困难，这时候，女孩子辍学是较常见的，有些家长会留女孩在家中做事，能读完小学已经很不易了。4）农村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因此农村男孩入学率比女孩高。5）学生的成绩和家长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如一些家长认为，学生交给学校，就是学校的，考得好，是家长的基因好，考得不好是老师不会教。6）学生在庙会时，帮家长打理生意，从而影响了学习。就以上调查结果，结合其他问题的答案，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有一部分教师认识到了地方民俗与现行小学教育的冲突问题，但是这一比例并不是很高，52%的教师认为完全没有。2）选择有冲突的或者是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有90%的教师，在“您是一位研究型的教师吗”这一问题下选择了“是”。因此，我们认为，越是一个经常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的教师越容易感觉到民俗与教育的冲突问题是存在的。3）对民俗与现代农村小学教育之间的冲突关系的感知与学科有一定的关系，语文、思政老师更容易感觉到冲突的存在。而英语、数学老师，几乎意识不到冲突的存在。4）结合教师给出的对于冲突的原因及表现的叙述，可见教师对民俗与现行教育之间冲突的认识更多地是停留在表象上，缺乏基于对民俗本质、教育本质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刻思考。综上，研究表明：部分一线教师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冲突，并流露出了一种无奈的情绪。但是仍有较大一部分教师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此，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师对民俗本身又有多大程度的关注，又或者作为与民俗最为接近的农村小学教师们是否意识到了传承民俗文化，并寻求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平衡点的责任所在。

1.2对于二者互利关系的认知与表述

就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来看，农村小学一线教师对民俗与教育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认同度，远远高于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认同度。在调查问卷“您认为将民俗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可能吗”问题的回答中，仅有2%（10人）的人选择了不可能。选择可能且有必要的占到了28%（136人）。另有23%（112人）的人选择了可能，33%（160人）的人选择了不确定。我们以某校25位教师的问卷为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出了如下特征：1）对民俗的关注程度与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本次调查的教师涉及语文、数学、英语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师，总体而言，语文教师对民俗的关注度更高，在对民俗关注程度、教学中运用民俗案例等问题的回答中能够有话可说的5位教师中有4位是语文教师。2）教师将民俗引入教学的案例普遍不多。在25位受访者中，对于“你是否主动引领学生接触民俗知识一项中”5位教师为“经常”，3位教师为“没有”，其余17位为偶尔。3）多数教师认为有将民俗引入课堂教学的必要。受访的25位教师中，认为可能的为19人，其中认为可能且有必要的为6人。综合考量问卷的调查结果，考虑到部分教师不认真回答问卷的要素，结合其他学校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上述统计结果基本可以说明几点：1）多数教师认为是可以将民俗知识介入到课堂教学中的，并有部分教师提出了民俗引入课堂对民俗文化保存及培养热爱家乡情怀的重要意义；2）多数教师对地方民俗知识的挖掘不够，以至于不能主动将民俗知识介绍到课堂中；3）有的教师也在积极进行将民俗知识介入到教学中的尝试，并体会到了教学效果提升的乐趣。有的老师物理课讲解杠杆原理时，将玩龙灯时的撑杆引入到了教学中；有的老师讲授课文《春节》时引导学生收集过春节的习俗，在课堂上加以比较。这些都是教师将民俗知识引入课堂教学的成功案例，教学效果提升，老师也获得了教学的乐趣。通过综合考量问卷结果，可以发现一线农村小学教师，感受最明显最普遍的应该是教育民俗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影响。教师地位的高下、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教师与家长互动对教学效果的作用进而引起的教学效果等问题，都受到教育民俗的影响。在访谈中，多有教师表示，家长对学生学习的不重视，是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一大障碍。一位刚入职不久的老师，深刻感受到了家乡民众对待教育的态度与工作所在地民众对待教育态度的区别，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南昌新建县的村镇。在她的家乡，孩子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失败都会引来家长的关注，家长热衷于积极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在工作所在地，更多的家长抱有的态度是：学习好就继续学，学习不好就去打工。究其原因，她认为是风气好，在她的家乡因别人的孩子成功了，其他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也会提升。

篇（4）

所谓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关于地质灾害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和实际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不同观点。归纳起来，学术界的几种通行说法主要有:1、地质灾害是地质环境的一种变异现象;2、地质灾害是指直接或间接恶化环境、降低环境质量，危害人类和生物圈发展的地质事件，如地震、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等;3、地质灾害是指那些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和潜在威胁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现象);4、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5、地质灾害是因地质活动引起对人类生活、生产及环境的破坏或者损失的现象。

二、在规划中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是防治地质灾害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依据。科学规划对主动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和审批应建立地质灾害调查制度、规范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审批权限、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原则、规范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内容、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地位及与其他规划的衔接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

(二)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和目标;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

(四)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等。

地质灾害防治的原则只能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这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质灾害现状提出的在规划期内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本准则。由于我国灾害种类多、活动频繁、危害严重，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同时，防治工作必须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发挥综合治理效益;坚持依法保护地质环境和治理地质灾害，依靠科技进步，建立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使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科学化;加强监测预报和科普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减灾、防灾水平，建立群专结合的防灾体系等内容。

地质灾害的防治目标，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所达到的目标。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应当分阶段实施。总的要求是提高预报成功率，避免经济损失，减少人员伤亡，促进地质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主要包括:一是地质灾害防治基础调查和科研项目。二是搬迁避让工程。三是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根据灾害的规模和威胁的对象，对危害公共安全、自然因素引发的灾害要由财政出资，对人为活动引发的灾害也要进行经济技术论证，分清责任，实施治理工程;四是监测预警工程。对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要要实施监测预警工程，包括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警预报。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是指为实现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预期目标而实施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加强科普教育宣传工作、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坚持群专结合及采取综合防治的措施等。

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重点，在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该把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列入规划，应当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作为其组成部分。:

篇（5）

一、前言

桐城地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独特性，唯一性。桐城小花是桐城的地方特产，历史悠久，馨香四溢，为明清贡品，声名远播。桐城虽然文化气息浓厚，但却没有将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桐城小花茶叶相联系，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小花茶的营销停止不前。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解析桐城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在桐城小花茶的营销中的植入问题，明确其现状与不足，通过实证分析为桐城小花及我国其他各个地区的土特产营销提出建议。

二、地域文化与土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1.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备地域性、丰富性、稳定性三个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种每种文化的特点跟其地域性相关，由于每种文化都有其固定的影响范围和其地域性特点。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独有的或者是独创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并且与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们在该地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中不断积累而成的。不管是历史古迹、地方文化传说，还是当地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在交流时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交流与碰撞，形成文化的交融，能够更高效的地解决当地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地域文化的层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级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系统，按照等级层次由高到低进行细分，地域文化的种类由少到多，层次分得越细，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体。地域文化整体性是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另一种表现，许多当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当地社会整体的发展。地域文化是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化单元，其有比较完整的体系。

2.地域文化与当地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当地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地域文化作为动力，既要具备土特产自身的商品效应，又要通过土特产将当地地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在土特产品外披上地域文化这件外衣对当地土特产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特产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当地的的文化，并收集土特产的相关资料，例如民俗风俗、古老传说和名胜古迹、历史名人等等。产品的的文化特色都必须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展现出来。产品展现出的地域特色都是以文化元素为基础的。同时，产品包装在设计的过程中，所贯穿的设计思路也是以土特产产地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包装能展现当地的历史，民俗风情等等。一般地方的土特产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浓郁。如果在包装设计方面能恰当地运用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显土特产的特色，还可以体现出包装的文化价值。

地域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土特产包装的设计可以从中选取各种各样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国的传统元素一般分为“形”“意”“神”三个方面：“形”是指形状、结构、色彩；“意”指这些形状、结构、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当地文化的内涵。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融入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达到引起消费者注意，激发消费者消费欲望的效果。

3.地域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1）特产产地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特产文化，将美食特产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利用民众唯特产是宝的心理，展示其独特诱人之处，故而消费者趋之若鹜。特产市场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其包含的文化因素作用越来越大。特产在销售的过程中，其提高特产自身的文化附加值，可以让消费者认可，使得该类特产在同类的产品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特产文化的核心是特产，突破点是文化。挖掘特产自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将其所蕴的流行文化、文化理论、区域文化、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文化场馆及文化产业等相关信息充分挖掘。对于充分发挥特产资源优势，树立地区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销售地消费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地方特产营销离不开当地消费文化，地方特产区域的选择是营销的首要考虑，需要考虑其有关系的文化面，是否有冲突。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当地百姓对该产品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并且消费能力也是其当地消费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土特产在营销的过程中，合理的定位对土特产营销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土特产营销时还要考虑其潜在的消费对象。

三、桐城小花营销的现状分析

2014年桐城现有茶园总面积4.45万亩，根据调查显示，今年桐城采摘园面积约4.05万亩，与去年相比增长4.7%，农户茶叶总产值达1.5亿元，茶业产业链上总产值将超2.9亿元。目前，桐城的茶叶多是当地消费，城市区居民茶叶消费人数最多，达到90%以上，山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60%以上，郊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50%以上。

四、桐城市小花茶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龙头生产企业少而弱，整体生产效率低下

在桐城市现有的小花茶叶生产企业中，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真正具有大规模的龙头企业很少。在桐城市的200多加小花茶叶生产加工厂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不仅加工工艺不够规范、品质得不到保证外，年加工量也不及大规模企业的一半。不仅如此，小规模的小花茶叶加工厂其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没有能够延长茶叶生产的产业链。这样往往会出现产业产能低下的情况，茶叶的高额利润被其他公司所获取。

2.缺少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品牌资源整合不够

同时，小规模的企业众多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加之对外宣传力度的不够，这些种种原因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的知名度不够，很难做到“走出去”，对外的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辟。如果不加对外宣传力度，提升品牌质量，小花茶叶的销量很难有质的突破。

3.对外宣传不够，缺乏营销力度

桐城市虽然在茶叶资源和茶叶品质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过去的封闭环境以及当今的对外宣传力度不够，这就造成了生产的茶叶大部分是在市内自产自销。不仅是宣传力度不够，桐城市的市场销售体系也不够健全，很容易导致销售混乱的情况发生。部分厂家仍然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观念，原地待售，不愿意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从全国各大销售市场来看，很少能在常见的人口流动性强的场所见到桐城市茶叶的宣传广告和销售窗口。如果桐城市茶叶的发展还在局限于市内销售，不有所动作的话，其发展令人堪忧。

五、桐城小花文化营销的建议

1.发展经营体系，完善营销网络

在桐城市本地建立专业的茶叶批发市场，构建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方便各地客商与游客的商贸洽谈与选购；在各中心城市，可设立桐城市茶叶的品牌专营店和展示厅；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较大的站点，通过媒体广告和海报等方式加强宣传，并设立不同层次的专柜，构建销售网络；鉴于超市的巨大辐射力，应积极推动茶产品进入超市设立专柜，以满足不同层面的消费需求；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即将成型的便利交通网，打入全国各主要茶叶批发市场，提高桐城市茶叶的知名度，完善销售网络。由于旅游已成为桐城市的朝阳产业，可结合旅游的发展进行茶叶宣传与销售，如建立品茶园，发展采茶游等，让游客在逐步了解中认可桐城市茶叶。

2.积极弘扬桐城的茶文化

龙井、普洱、铁观音、碧螺春等名茶，都因为赋予了文化的性情而深受消费者喜爱。铁观音代表的是“功夫茶文化”，龙井、碧螺春代表的是“江南文人文化”，普洱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马帮文化，是茶马古道的精髓。至今普洱茶任然保留了茶饼、茶挂饰等传统茶。其独特的形式，都是其古老茶文化的象征。因此桐城在开拓桐城小花的过程中必须先把桐城的茶文化打出去，将其茶文化知名度提高之后，茶的销量也会有相应的提高。将“六尺巷”之中的君子风范进行现代化释义―礼让的君子。因此，当地政府在进行茶文化推广的过程中不应当仅仅只是唱白话，如：领导重视，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等等。作为公众都关注的部门，当地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君子风范，让大众看到一个君子风范的政府的形象。

3.注重桐城小花包装设计

茶叶发展到今天，已然不是单独供人饮用那么简单，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许多爱茶人士都会相互赠送茶叶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友谊，赠送亲朋好友固然包装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桐城小花也需要拥有独特有意义的包装。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演绎桐城小花包装，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而是给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义，把它变的时尚而又不失当地传统文化特性。人们都会喜欢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将传统进行创新，桐城小花包装设计才会有新的生命力。目前桐城小花品包装，工艺简单，没有新意。因此，在桐城小花的包装上应改革创新工艺、引进现代技术，使产品重焕光芒，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参考文献：

[1]池宗宪.普洱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123-125.

[2]王建民.企业文化营销策略研究论文题目[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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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与竞争日益加剧，房地产营销策划已逐渐为整个行业特别是开发商所重视。专业性房地产营销策划机构发展势头迅猛，各种营销理念粉墨登场，其中既有成功的典型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探求成功秘诀，对其进行文化习俗分析，这样的分析很重要。

房地产营销策划通常是指房地产企业以经营方针、目标为指导，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资源分析，找出机会点，选择营销渠道和促销手段，经过创意将物业与服务推向目标市场，以达到占有市场目的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房地产企业与房地产商品以及消费者之间谋求达成共同信息，形成某种制度的过程，是培育消费者对该公司产品产生偏好的博弈过程。房地产企业为达到预定的市场营销目标，从新的营销视角、新的营销思维出发，形成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创意，这种创意必须被目标市场消费者普遍接受。消费者一旦接受该公司创意，就意味着对该公司产品产生偏好，公司与消费者在产品上达成一致，产生共同信息，形成一项制度，占领了目标市场。

一、文化运用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各种思潮、文化、时尚不断涌入，促成消费者众多不同的审美偏好，这为房地产策划提供了大量素材。概括起来，策划中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主要有：

（一）传统文化

以大文化为例，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视人际关系、重视家庭、孝敬长辈，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特点。传统文化在房地产营销策划过程中，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以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能被受众理解并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取得最大的诉求效果。比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儒家、道家文化两千多年的熏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崇尚和谐、注重等级秩序、家族观念比较浓厚等等，这种价值观念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家庭美满祥和等。营销策划应着眼于消费者的特点，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唤起他们的美感，以达到促销的目的。

（二）文化运用

房地产营销策划者应善于发现传统文化，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策划中的传统文化运用包括传统文化发现、传统文化筛选、传统文化创新。

鉴于传统文化的生命周期不同，每一传统文化所拥有的目标消费群的规模大小也不同，所吸引的目标消费群也是不同。因此，应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对目标消费群的消费观念有着重要影响，且其生命周期不短于房地产营销的合理期限的传统文化，从而获得可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以血缘传承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下衍生，其精华是以血缘传承为载体的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可以说，宗族和家族观念已经渗透到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随着改革开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竞争的加剧、人际关系空前剧烈的变化，人们对心灵安顿和精神休息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家族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不期然地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重要途径，这点在房地产策划中得到很好的凸显。这对中国广大恋家的人群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有着浩瀚的文化底蕴，传统文化更是数不胜数。从众多可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中选出极优传统文化，在房地产营销策划中加以应用，应与房地产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内部资源分析以及机会分析相结合，从而找出对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用的传统文化，进而为营销策划方案提供一个良好的方向。

二、文化习俗在策划中的体现

（一）文化的利用

房地产，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加设备器具的组合，它已经成了业主本身的追求、业绩、理念、归宿甚至一种精神的映射。房地产文化营销的操作，可以发掘历史渊源和传统，塑造楼盘的品种和个性，渲染楼盘的艺术氛围和情调，以迎合特殊消费群体的心理和物质需求，并以此提升产品的价格。文化品牌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即人文文化牌、金融文化牌和商业文化。一张张“文化牌”无疑提升了楼盘的价值，也说明了房地产产业正不断走向成熟。这不仅使房地产产品的品位提高了，对居民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环保是共识

水污染、空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已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环境保护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一切环保举动都有可能的到民众的支持，环保意识已经成为众多民众的消费观念。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正是这种认识的总结，尽管民居风格各异，但从选址、布局到环境设计及用材，无不体现这种朴素的生态精神。这种精神都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是居民的一种共同信息，是一种固有观念。

环保意识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映射出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是消费者消费观念中的刚性制度。一旦策划以该制度为基础，就意味着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就物业及其服务已经具有共同信息、策划风险、策划成本人人降低。

（三）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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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来自现实――亲子文化缺失的现状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孩子？”演讲开篇就谈及近期频发的校园凶案、杀亲案，谢宏对此深表忧虑。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作为贝因美首席育婴专家，作为一名父亲，谢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社会个体因缺乏社会和家庭的关爱而导致的极端行为，是因亲子文化缺失直接造成的社会悲剧。

谈到社会问题体现的公民素质，台湾著名学者李文有话说。她言辞犀利，一开腔就显示出了强大的气场。李文对国人的种种现状进行抨击，从热点新闻富士康“十连跳”，讲到她亲见的随地吐痰，再到飞机上的规劝当众喧哗，其热辣的评论给浮躁的社会现实以当头棒喝。“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救了，我们都盼望下一代能更好一点！”李文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香港著名学者、资深传媒人曹景行举了两个例子阐明社会问题与亲子文化的关系：北京几百个老人通宵排队，为自己的孙辈们上优质幼儿园排队拿号;家长从小护养孩子到进大学，为已经成年的孩子上大学作选择。“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独立人格，更谈不上公民素质。”曹景行得出这样的结论。

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摆事实讲道理的著名教育学家、原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刘羡冰言辞恳切，“不要请一个菲佣，买个电子游戏机就代替了父母教育”，“55%的市民从不看书，1/3的学生从不看书，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有救没救？――提升公民素质的着力点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文对家长道德教育、礼义廉耻的担心不无道理。难道真的像李文说的那样，如今的公民素质已陷入“绝境”，已无可救药了么？嘉宾们就这一问题拉开阵势各抒己见，无数发人深省的观点在这里碰撞。那么该如何提升公民的素质，特别是让小公民的大素质呢？我们共同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主流声音。

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洲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定了一个基调：“我们这一代也不是没救了，我们可以自救。”的确，要做好亲子教育，父母自身的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长首先应以自己的优秀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孩子的身先榜样。谢宏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家长更应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家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子教育应注入更多的爱，可以是无条件的但是是有原则的爱。

刘羡冰也认同这个观点，认为既然大家都把公民素质提出来讲，那就是尚有希望，倘若根本不值一提，那真是没救了。她认为要更新教育观念，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把所有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灌输正确的教育理念，才能让下一代健康成长。

另外，刘羡冰还主张家庭教育更开放一点，比如澳门人就能把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和中国儒家奇妙地结合。“人是会选择的，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会选择好的东西，摒弃不好的东西。”

曹景行则提倡让孩子快乐、自然地成长，父母不要为孩子设计未来，不要以自己作为标准衡量孩子，不要剥夺孩子的快乐，让孩子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相信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未来。曹景行还给出了一个最“应景”的建议：家长们可以把时下大热的世博当成课堂，“把孩子的眼界打开，再不要被升学和考试所束缚”。

谢宏先生以育婴专家的专业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对如何提升公民素质，发扬亲子文化进行了有力注解。他认为，亲子文化最需要保留的是忠信仁爱，亲子文化应提倡孝道向爱道转化，爱应该是双向的，开放的，父母应该用科学的生育、养育、教育方法培育好孩子的早期人格，那就是成功生养教的核心――“五个学会”，即：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沟通，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有益的尝试――亲子文化进行时

作为国内婴童行业的领跑者、中国亲子文化的倡导者，2009年贝因美联手浙江大学成立中国第一家亲子文化研究中心，中国首部《亲子文化蓝皮书》以来，亲子文化也以其多样化的实践方式正在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的旗帜。

从贝因美策动万户家庭参与亲子游计划的落实，到新浪网的亲子文化大讨论不断保持的热度，再到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以“亲子”为头牌的各种服务门店的兴盛，亲子文化正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助力了和偕社会的不断推进。

篇（8）

摘要：苏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记录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时的生活状况。作者对于语言字词的选择修饰以及对于英国和加拿大的评论，其中暗含着她在文化身份上的边缘性。进入当代，苏珊娜·穆迪与她的作品又作为写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与利用，成为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象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早期移民文学对于加拿大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Y278）。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away）、“隐隐呈现”（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H.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1950)。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

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纽，吴持哲．加拿大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篇（9）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结构的大幅变异，给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带来了空前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也在迅速扩大。然而，当我们置身某城市，除了当地自然景观和历史遗留可以让心灵有一丝传统文化的安慰和滋养外，其余足以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空洞和乏味!尤其是当代众多城市在规划建筑上，基本没有考虑地域文化气质和民俗艺术元素的渗入，更没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因其建筑同一性的相互模仿和拷贝，呈现了千城一面的同一模样，使我们的精神感到无处皈依。中国大部分城市正在像革命一样疯狂地抄袭和复制，这样将导致城市品位的急剧下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城市应有的魅力。

那么，一个好的城市具体应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法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评价一个好的城市，主要应从城市自然景观、城市规划布局、城市人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政效率等方面人手，而市民行为、文化氛围，风土人情又是富于特色的城市形象最关键的内容。那么，如何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充分体现以上内容呢?如何借鉴、融汇地域文化气质和民俗艺术元素?使民间艺术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城市空间的方方面面?如何使城市成为一种景观，一种具有深层文化魅力的城市?下面，就以甘肃庆阳市为例来论述以上问题：

庆阳市历史渊源、城市建设规划及视觉现状

庆阳市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坐落在土地肥沃，植被丰茂的董志塬上，一望无垠的董志塬为城市的基础建设提供了无限方便。近代庆阳市城市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从城市功能上讲，庆阳市城市建设从四面八方依次展开，城市格局也在不断的扩展，为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畅通的城市环境。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脉的今天，城市在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并在同一著作中写道；“城市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和反射”。那么，如今的城市又是如何体现和反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呢?严格的讲这种反射是一个综合体，它包括人们的精神风貌、气质、文明程度、建筑风格和幸福指数等。这里我们只论述在庆阳市城市建筑风格和城市景观的规划和设计上融入和体现地域文化气质和民间艺术元素的必要性。

首先，庆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在20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轩辕皇帝曾在此活动，周朝先祖在此兴业，创造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域地貌使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在这里得以完好保存，原始古朴的民间艺术和浓烈的乡土文化成为庆阳民俗民间艺术得以延续的基础。这里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主要文化遗留包括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陇东秧歌、雕塑、编制、轧染、民歌等。其中香包刺绣、皮影、剪纸和陇东道情因其艺术风格独特，被誉为庆阳民间民俗艺术“四绝”。如何建设魅力的庆阳城市，不但要依托美丽的自然环境资源，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建设和整体规划中体现地域文化气质和民间艺术元素，因为文化因素对城市经济社会利益的影响有长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有时也具有决定性。列宁曾写道：“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因此，要以研究和挖掘能代表本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和视觉识别做为城市整体规划的首要目标。

篇（10）

一、电视传播娱乐化的现状

（一）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对观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并没有几档，大多数节目处在较为低级、庸俗的阶段：节目的基本娱乐手段、娱乐元素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节目徒具娱乐的外壳而缺乏实质性的娱乐含量，擅长恶意搞笑，在节目中装疯卖傻，话语不着边际，胡编乱造。

（二）商业化

一些媒体在收视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唯利是图，不惜降低娱乐文化品位，冲破娱乐精神底线，在节目中设计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与场景，忽略了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导致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完全“商业化”了。

（三）虚假化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传播者们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利益，有时候会把虚假捏造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电视新闻界产生负面影响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记者一味地追求收视率而不经过严谨考证传播的虚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黄色笑话等与性相关的一些低俗内容，而且一些传播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脱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众低俗的心理，表现为：

1、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只看重其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忽略了作为一名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把关人的基本素质和内涵。

2、在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一些性话题，以求通过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3、作为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方面没有尽到把关人的责任，把观众引向了一个低俗的世界。①

二、电视娱乐化的成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电视媒体对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感受最快、反应最灵敏，特别是对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与反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我国电视如果有西方电视那种商业娱乐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体的严肃性。但从本质上来说，电视与娱乐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电视因其转瞬即逝的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收看时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解和缺憾，但与此同时，人们视觉却得到了满足与补偿。这种缺憾和补偿与观众达成了某种默契，最终让电视走上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传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电视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电视人也是费尽了心机，努力使自己的节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观众的视线，使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导致了电视媒介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道德关怀缺失，过度娱乐化造成电视媒体漠视人的尊严。

2、淡漠了受众道德内涵。电视传播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人们逐步丧失对精神感召的渴望而仅仅迷恋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让位于一时欢娱。

3、电视媒体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而过分的娱乐化丧失了道德引导、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众因素

受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行为的发生，是受众需要所驱动的。从需要来看，电视媒介传播可以分为三种:

1、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占据主要地位。

2、受众的社会化需要。人不能离开社会，从出生到成长，要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积累起来知识、技能、规范，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性。

3、受众的调剂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开阔眼界、文化娱乐、获得话题、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业经济因素

电视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文化就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商业文化、消费化的娱乐文化形态。在我国，媒介观念虽然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体制创新和媒介经济的发展，在不违背事业属性的前提下，媒介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到加强。因此，带有鲜明娱乐色彩、能够拉动收视率和产业链的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也以其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充满悬念的节目内容和亮丽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些媒体用来占领收视和广告两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成为其赢得观众眼球和注意力的选择。

三、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

媒介被“娱乐化”牵着鼻子走，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受众本应跟着媒体的引导，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是人们先是用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响了媒体的主要航向，为了吸引受众，有的媒体就投其所好，跟着受众走，变得被动，丧失了对受众的引导和启示功能，进一步促使电视媒介更加泛娱乐化。

（二）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体对名人的八卦新闻、奇闻轶事铺天盖地报道，给公众制造了一种幻象：关注某个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八卦新闻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和生活的关注却显得相当陌生。

（三）不适当的节目误导青少年

平民选秀节目让有着绚丽多彩梦想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离明星很近，被万人注目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纷纷投奔娱乐事业，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细节描写，还会引导青少年模仿，从而走上歧途。

（四）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随着媒体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去迎合一些受众的低俗口味，过度的娱乐化使我们的媒体关心问题的重点逐渐偏离人文关怀，受众已经对我们的媒体信息产生了怀疑情绪，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四、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电视媒介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监管，帮助电视媒体适应全球化的环境

媒体从业者应该深入社会，准确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质真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较高的专业学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业务水平。政府应以合理高效的服务与监管，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电视媒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来防范过度娱乐化的出现。同时，在中观层面，我们应加强传媒行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使这些行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行业内部监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须走出“贴近”等于“媚俗”的认识误区

媒体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三贴近”。但不少媒体把“贴近”与“媚俗”等同起来，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成为他们认识和操作的一条公式。诚然大众文化时代需要通俗的新闻，但通俗与庸俗有本质区别，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关怀。④在对当前大众文化及其误区进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们将更有可能避免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产生。

（三）政府加强对电视传媒的行业监管，导正娱乐发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⑤

（四）处理好电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媒介经营的主体，广播电视媒介自身必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首先就社会效益来说，具体到频道、节目，就是首先要考虑为受众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资讯和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提升全民素质，加强交流。⑥其次从经济效益来说，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栏目和频道、频率的有效营销，在达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尽可能多的市场回报。

（五）电视媒介工作者应该严格自律，勇敢地承担责任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⑦■

参考文献

①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辉宇，《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道德审视》[J].《声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孙海芳，《合理把握电视传播娱乐化的“度”》[J].《电视爱好者》，2005（3）：29

④李庆年，《浅谈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效应》[J].《中国电视》，1999（12）

篇（11）

公民意识简而言之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长久以来，公民意识的推广主体是民主国家，其借助公民教育、公民实践模范等方式培育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成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如今，公民社会的建立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如何吸引营利组织的力量，从而构建全面发展的公民社会，已成为时代的命题。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历史渊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行为，行为组成和影响着社会。相近的文化认同，使中法两国在民主路径选择方面有相互参考的意义。法国作为有着悠久民主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大革命中就开始了政治民主的实践，期间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反复最终在国民心中种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在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法国选择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构建形式，其影响之深远成为人类民主进程的里程碑。尤其，营利组织与公民意识培育的结合，一方面推动了民主进程演变，另一方面，优化营利性组织的公众形象，促进其利润目标的达成；公民意识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法国传媒业与公民意识建设

法国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传媒与公民意识的结合，一方面，传媒成为公民意识传播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文化内涵为传媒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研究法国的传媒行业，报刊业最具有代表性。在法国国内，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影响广度来看，报纸都具有较其它传媒载体更丰富的研究内涵。在国际方面，法国的印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报刊的艺术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其思想新闻、调查新闻以及革命时期的战斗新闻，都曾使法国在世界传媒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法国的报刊业诞生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750年左右，全法国已有80多种期刊，而在全欧洲发行的170余种期刊中，多数也是在法国编辑的。法国的报刊在向人们提供政治、科技、时事新闻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本民族新知识、新文学的传播。新知识、新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1672年创办于里昂的《文雅信使》，以刊载文艺作品而著称，1724年改名《法国信使》，由外交部赞助，作为通过文学载体传播公民精神的刊物。再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文学家都直接参与到报刊的创建与运营中，雨果1819年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大仲马曾独立主编过文学性质的报纸《火》等，这更是为法国报刊的文学传统奠定基石，文学艺术的繁荣，为公民意识的萌发创造条件。发展至今，法国报刊业表现为以评论取向的特点，在陈述时事的同时增添法国式思考的评论，评论政治与社会正反映了公民参与的愿望。

再者，法国报刊业非常注重对新思想的直接推动。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岌岌可危，自由主义的新思想也渐渐孕育，涌现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民主思想的传播极大地启发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革命热，同时为法国资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新体系营造好了一个广泛认同的社会舆论氛围，奠定了政论性报刊在法国的悠久传统，提高新闻传播事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地位。

由此可见，实现营利性组织与公民意识建设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需要营利性组织对公民意识建设的理解与尊重，主动成为其推动者。另一方面，需要公民意识通过影响制度法规切实改变营利组织发展环境，使社会环境更加开放，从而满足营利性组织自身发展的达成。

中国营利性组织构建公民意识路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进程演变的重要环节。尤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并大规模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建立。这些非营利组织，在鼓励公民政治参与、公民自治，促进政府决策民主、政务公开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如今，全球化浪潮汹涌，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演变，如何搭建营利性组织与公民社会的链接，从而加快中国公民社会建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命题。依然以传媒业为研究对象。

当今最主要的问题是内容低俗倾向。比如，一些媒体专注于如何取悦和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满足人性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以为如此能够赢得受众和经济效益。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

治理低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的端庄和思想的高尚。这就要求传媒行业不仅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要着力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通过营造发达的公民意识环境，立足中国国情，将新闻做深、做透，真正提高新闻的信息含量，从而建设一个“有价值、有进取心、有公益精神”的新闻传播事业。

首先，建立严格的法律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管理，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传媒发展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有利于推进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推动产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第二，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强化在职教育和岗位培训，努力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选人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等相关制度。

第三，逐步提高公众的公民意识和文化审美水平。传媒行业归根结底是要为大众服务。由于我国现阶段许多读者对于带有刺激性的新闻内容饶有兴趣，这就为低俗倾向的产生提供客观的动力。因此，为了杜绝该现象，应该鼓励读者关心关注公共新闻，将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加强公民意识，以此促进传媒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