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篇（2）

“教学活动是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从根本上来说，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1]因此，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授课教师更应认清培养任务，对授课方式做出新的探索。

1借助多媒体设备高效教学

现代汉语课程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理论性较强，如果课堂上单凭教师的口头讲授，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由于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多种效果融合甚至有活动影象这样的特点，因此，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更为良好的课堂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在“语音”这一章讲授语音的属性时，我们需要学生了解，由于其发音器官状况的不同或发音方法的改变，人在发音时会形成不同的音色。因此有的人音色粗重，有的人音色尖细；有的人音色沙哑，有的人音色清脆。这部分知识并不难，但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很难提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效果势必不好。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借助音频媒介，向学生播放他们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语音特色的广告，比如“七匹狼”男装的广告是“与狼共舞，尽显英雄本色”，粗重的男音透出一种稳健的风格，非常适合男装类产品的品牌表现；而“强生”婴儿产品的广告词“从第一次到每一次”细柔的女声流露出浓浓的母爱与温存，是非常适合母婴用品的语音音色。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很容易地掌握不同音色的声音在实际言语交际中的运用，从而促进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能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

再比如，“文字”这一章的知识在现代汉语课程体系中是重在了解、鉴赏的内容。我们在讲“汉字的形体演变”的时候，如果只是向学生讲述“甲金篆隶草楷行”，哪一个时期产生了哪种字体，各种字体有哪些特点，课堂气氛往往会死板、沉闷。但如果借助多媒体设备，通过图片或动画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可以把以往静态的课堂教学形式动态化，把抽象的教材形象化，使学生的多种感知器官共同参与认识活动，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2选取适切有趣语例生动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所有的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现代汉语课的知识大多比较抽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尽量选取有趣的、贴近生活的语例，吸引学生注意力，引起学生共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解语法时，我们常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而这“结构规则”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对学生来说是很抽象的。我们可以选取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进行讲解。“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下象棋一样，如果光有棋盘、棋子，还是不能游戏，还需要有对弈双方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语言和词汇就像是象棋中的棋盘、棋子，而语法就相当于游戏规则。听到这里，学生都会对这部分的内容产生很直观的印象。

3注重与其它语言学科之间的联系

现代汉语是一门基础的、工具性学科，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步入大学后接触到的第一门语言学类课程。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应特别注重本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为今后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学科关系异常紧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绪论》中说：“在语言学各个部门中，汉语史首先要和现代汉语取得密切联系。因为汉语史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比较的基础上的。”

例如，古今汉语都有名词作状语的情况。现代汉语能充当状语的名词，一般是表示时间或处所的名词。如：今天我休息。咱们北京见。但在古汉语里，除了表示时、地的名词可以作状语外，普通名词也经常直接作状语。如：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汉书·霍光传》）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马中锡《中山狼传》）

通过古今汉语的对比，不但有助于学生对现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从历时的角度使学生认识到汉语的发展演变。

其次，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积淀，这就要求现代汉语教师在讲课中也应有意识地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例如，教师在讲授“汉字起源”的学说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结绳说”，认为汉字是在先民结绳记事的基础上产生的。教师可以从这个知识点引发开去，向学生介绍“结”这个文化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引导学生知道，从原始社会至今，“结”一直作为一个文化意象深深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在汉语中，许多具有向心性聚合的要事几乎都用“结”字作喻，如结义、结拜、结盟、团结等等；“结”是事物的开始，有始就有终，于是便有了“结果”、“结局”、“结束”；在古典文学中，“结”一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彩，“结”就有多么千变万化，像“同心结”、“结发夫妻”等等，都是从“结”中引申出来的。

这样的引申不但使课堂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有助于学生相关知识的积累，为今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实践教学探索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其整个专业培养目标中占据着很大比重。但由于学时安排、教师精力以及学校硬件等条件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存在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的现象。

1结合讲授知识设置实践环节

教师可以定期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开展与本课程相关的活动，如语言规范化知识竞赛、社会用字用语调查、地方方言调查等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例如，在讲授“绪论”部分方言知识的时候，由于大学班级里，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遍布于各个方言区，因此授课教师可以把实践环节的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结合书本及教师所讲授的理论知识，分析自己的家乡话在语音、词汇及语法等方面与普通话的差异，并把思考所得的结论与其他同学交流，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讲解“词汇”一章“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这部分内容时，可以让学生结合校园流行新词的使用情况，阐述词汇的发展变化。通过分小组调查、提交调查报告的方式，得出学习结论。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应用，可以把现代汉语课从单一、枯燥、抽象中解脱出来，把学生从被动听讲拉到主动参与中来，从而使现代汉语课更丰富、更鲜活、更具体，有效地改变学生的听课状态，使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人。

2结合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展示，是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综合考查。

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可以将讲授知识与指导论文写作有机结合起来，不但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积累素材，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布置调查报告及小论文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感兴趣的语言现象，考察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用相关的语言理论进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认真点拨，有针对性地布置阅读书目，指导学生形成书面材料。并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随着语言知识学习的深入，不断深化完善自己的论文，为今后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结合本专业实习

一直以来，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实习都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在一些内陆城市，留学生数量有限。如何解决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实习问题，一直是本专业教师不断努力解决的难题。而像英、美等接收留学生较多的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为了促进留学生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英、美等国会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学生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和学习。笔者认为，若本学校有在读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将他们带入本科生的现代汉语课堂，让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一同学习、交流，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融，加强互相之间的了解和联系。在提高留学生汉语水平的同时，更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紧密结合对外汉语专业特色，在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等方面开拓创新。教师在课堂上应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选取鲜活的语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改进教学思路，改革教学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7.

篇（3）

 

以往对体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对体的分类就做过详细的研究，而后很多学者对“体”、“时”和“体”的关系以及带有体标记的“着”、“了”、“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体”的研究大多是在语法范畴内进行，这样就引发了“着”、“了”、“过”是体标记还是动态助词或语气词的争论及“了”和“过”有时表达的时体意义相同等问题。从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对体进行分析论述，最后说明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的体意义，实际上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当前从语法范畴角度对体的研究

“体”是谓词体现的一类重要范畴。对它的命名和定义众说纷纭，在以往的汉语语法著作中，有的称之为动相，有的称之为动态，我们采用语言学中的一般命名，称之为“体”。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e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语法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些语法意义的概括。”[1]

显然，这是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了：“汉语语法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2]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现代汉语里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信息传播，其他的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有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1]高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助词如“曾经”，准时态副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3]。

由于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叠、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就用“着、了、过”等助词或语气词来充当，所以语法界就产生了“着、了、过”等具有明显体意义的词，是动态助词还是体标记的争论。从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对体进行分析论述，最后说明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的体意义，实际上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下讨论“体”

（一）在语义层面下讨论“体”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明显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国内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体的一种分类法。

（二）在语法层面下讨论“体”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核心期刊。在汉语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论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一句中，对动词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诗经》“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一句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从语用层面下讨论“体”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关键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于体的范围，例如：

（1）下班后逛逛街。

（2）他挥挥手表示告别。

（3）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

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信息传播，而尝试义的形成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3）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4）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尝试义的。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子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5）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6）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例如：

（7）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8）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示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不同。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所谓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对句子的理解去寻找原因。为了深刻的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研究。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2.

篇（4）

一、“三言二拍”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语考释

“三言两拍”虽然整体上比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语词、疑难字词，所以不少论文把重点放在词语考证方面。如：汪维辉的《<两拍>词语札记》选取《二拍》中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以及辞书未收的词语二十余条，通过排比材料、遍检辞书并证以现代方言的方法对其进行考释，弥补了大型辞书释义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工作。其他考释类论文还有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等。另外，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中华书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二拍》中的词汇语法问题，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虽然着重讨论的是语法、语言特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词语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证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俗字和俗语词。

（二）方言词语研究

“三言二拍”的语言基础是官话，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郭芹纳《〈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结合现代陕西方言中的口语用法，对“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词语追根溯源，并研究了这些词语与近代汉语词汇的关系。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石晓博《<警世通言>中关中方言词语举隅解析》等，从语气、词汇方面推论《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关中方言的关系，大体遵循了同样的思路。从方言角度对“三言二拍”语言学的探讨或者侧重方言词语的共时描写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时比较研究，或者考证某地方言词语，或者探讨方言背后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语，正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如：匡鹏飞《<拍案惊奇>与现代汉语词汇比较研究》从“词语的消失、词形的变化、词义的演变、短语的词化、同形异实词”五个方面对《拍案惊奇》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从而揭示了明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面貌上的不同之处。章一鸣等人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与现代汉语有关的词汇进行穷尽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词汇专题研究，包括商业词汇、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词汇具有百科性，各学科都有自身的专业词汇，有些词汇专业性固然强，但在语言交际领域共现性也相当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三言二拍”专业词汇的研究中，如：刘敏芝的《“二拍”商业词汇研究》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把“二拍”中的商业词汇作为一个大语义场，再下分若干子级语义场，对每个语义场进行词义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业词汇，把词汇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为“三言二拍”词汇的多科性专项研究开了先河。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总之，在词汇研究方面，近年来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偏重于词语考释，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词及其构词法；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研究几乎未涉及；专类词语研究，涉及到成语、俗谚语，但对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外来词等未涉及；词汇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较少。

二、“三言二拍”语法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类研究

不同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对词类的讨论是说明语言构造规则的方法之一。词类研究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动词、副词、数词、量词、助词、介词等都有所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中包含成员数量最多的词类，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于相风《<拍案惊奇>双音动词研究》；对副词、量词、介词、助词的研究较充分，系统性强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等。

个体虚词方面。虚词指不能充当语法成分的词，它是汉语表现语法关系、语法范畴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个体虚词的用法，如董为光《从<初刻拍案惊奇>看概数词“把”的来源》认为《初刻拍案惊奇》可以反映概数词“把”的来源，文章还分析了“x把”的历时演变层次和数量评价色彩。其他论文则侧重于对个体虚词的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揭示来源，进行比较，揭示演变轨迹，将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汉语的语法面貌，如：鲜丽霞的系列论文②对助词“得、将”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分析描写，并从历史角度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比较。典型虚词“得、将、更、将、把”等之外的其他虚词，则很少有人论及。

（二）构词法研究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汉语总的趋势是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这种复音化的情况如何，考察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其词汇结构特点的简捷方法。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了分析，如倪永泽《关于<喻世明言>中复合型复音词的研究》通过考察认为，该书复合复音词的特点是“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验证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趋势，揭示了近代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转贴于

（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学者们对“三言二拍”中的被动式研究较多，对于其类型，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敏红认为有八种，重点探讨了“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揭示了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刘媛媛认为“三言”被动式的基本类型共十种，在王敏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字式，颇具创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动义还有待商榷。该文对“三言”中出现的被动式进行穷尽式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每种被动式的特点，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独到的见解。

（四）结构研究

结构是指实词和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三言二拍”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动+将”结构、述补结构、动结式结构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惊奇>带助词的述补结构》、董海茹《<警世通言>动结式初探》等。

总之，语法研究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虚词的论著较多，而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则少见；近代汉语新兴的代词、语气词、构词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句类研究仅涉及到疑问句、复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现若干特点：第一，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学者们引入不少新的语言理论，如三个平面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语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该课题仍存在许多空白有待我们填补。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专书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必将推动断代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随着研究理论的日益丰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 释：

篇（5）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7年。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篇（6）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篇（7）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篇（8）

黑龙江工业学院（原鸡西大学）自2013年升本以来，经过四年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理工科专业为主、文理协同发展、本专科结合的办学模式。为适应国家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高校发展理念，黑龙江工业学院在结合鸡西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的同时，加大应用型、实践型专业的建设，强调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在以上的大背景下，黑龙江工业学院人文学科专业建O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求生存、图发展”的严峻发展形势。不可否认的是，在强调应用性的前提下，人文学科有其先天的不足。首先，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提高生产力水平、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理工类专业具有先天优势，而人文学科则在产生直接生产力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和专业限制。其次。相对于理工类专业，人文学科专业对高精尖的要求较低，强调记忆的内容远远大于理解的内容，死记硬背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因此，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理工科相对于人文科是高层次的脑力劳动，其产生的社会价值远大于人文学科，因此，具体到个人收入水平上，理工类专业的收入远远高于人文学科收入。面对现在高房价、高收入的现实，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选择理工类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作为以理工类学科为主的本科院校，黑龙江工业学院的人文学科发展面临必须转型的局面，加大应用型人文学科专业建设，成为人文学科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秘书学专业的必修课程。《现代汉语》课程体系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和修辞等几个部分。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是三门语言类基础课程。现代汉语作为语言类专业课的“桥头堡”，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进入高校所必修的第一门专业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现代汉语教学方面已经成熟，在教材选用上也已经固定化，北方高校多采用黄廖本，而南方高校多采用张斌本和邵敬敏本，但课程体系基本一致，都侧重于语音、词汇、语法的精耕细作，而文字和修辞部分略讲或让学生自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又加入了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知识，但仍然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一般为两学期课，每周为四学时，总计在140学时左右，是比较漫长的教学过程。

篇（9）

颜色词是现代汉语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词，词汇量非常丰富。近来，虽然对颜色词的研究者甚众，但涉及词性问题的并不多。

一、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

（一）颜色词的文化研究

较早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进行研究的有：徐朝华的《析“青”作为颜色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杨星荧的《色彩词和色彩描写》（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

最近研究者甚众，具体有辛亚宁的《从“这个歌星很白”看颜色词的对外汉语教学》（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顾海芳的《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分析——关于对青、白、赤、黑的说解》（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吴戈的《汉语颜色词语构、语义文化简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第l期），李春玲的《汉语中红色词族的文化蕴含及其成因》（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安俊丽的《黄色彩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陈良煜的《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逢春的《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吴开秀的《谈汉语颜色词的语义功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2期），黄芳的《颜色词黑与白的文化涵义》（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23期），刘群的《颜色词红黑白的联想意义及其反义关系》（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2003年7月），田伏礼的《颜色词与文化》（丹东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总第80期）。

（二）颜色词的词汇研究

对颜色词从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既有专著也有单篇论文，较早的有：伍铁平的《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张清常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张旺熹的《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姚小平的《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l）），符淮青的《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下）》（语文研究1989年第l期），从个案入手，专章阐述了对“红”色词群的认识；刘云泉勾勒出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框架，刘钧杰的《颜色词的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梅家驹的《同义词林》、章银泉的《色彩描写词典》等则侧重于对颜色词语料的整理、归类。

近来，又有黄友、陈波的《“彩色”的语义指向及与其他颜色词的语义关系——由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例引发的思考》（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曹有鹏的《词义的模糊性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l期），叶军的《关于建设现代汉语颜色词属性库的构想》（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浅论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3）），李红印的《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潘峰的《谈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范畴》（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7月），李红印的《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和《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1日第1版），潘峰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5期）。

（三）颜色词的修辞研究

早期陈望道、陈原在其著作中有所论述，后阮显志有《颜色词及其修辞作用》（《语言学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近来，有衣玉敏《“黑”的“颜”外之意》（修辞学习2003年第6期），[韩]金福年《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的差异》（修辞学习2004年第1期），周延云《汉语色彩词的言语义初探》（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李孝国《说“乌龙”》（语言新观察2002年第8期）。

（四）颜色词考释

从汉语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有：宋金兰《“黑”名源考》（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潘峰《时期汉语颜色词汇的特征》（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吴东平《古汉语颜色词当议》（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9月），[法]麦里筱《汉语颜色类词的产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1期），孙丽艳《浅谈汉语中“黄色”一词的古今词义变迁》（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2年第12期），陈建初《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40期）。

（五）颜色词的语法研究

对颜色词语法方面的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如：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李燕《汉语基本颜色词之认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陈家旭、秦蕾《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l月第l期），王依平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认知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4月）。

可见，关于颜色词文化研究、词汇研究的较多，涉及词性问题的除了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是词汇学研究外，语法学方面的研究未见。

二、颜色词的词性问题

（一）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指使用频率较高、由一个语素成词、表示确切色彩的词语。如单音节词语：红、橙、黄、绿、青、蓝、紫、棕、黑、白、灰、粉。”[1]又“‘红、黄、白、黑、绿、蓝、紫、灰’等8个稳定而能产的基本颜色词。我们把这8个基本颜色词称为‘辨色词’”。[2]

（二）颜色词词性问题

李红印认为：“‘红、黄、黑、白’等颜色词词性标注和释义之间的纠葛源于其自身性质未被准确认识。从色彩认知角度看，‘红、黄、黑、白’等颜色词是汉民族辨色阶段的产物，它们首先是分辨、指称某类色彩，随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用于表达某一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属性。因此，‘红、黄、黑、白’这类颜色词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一方面分辨、指称某类色彩，另一方面表示事物的色彩属性，如‘红’原本是分辨、指称红这种色彩（例：这种红不好看），后又表示事物的红的属性（例：红花；红裙子）。前者就是所谓名词性用法，后者就是所谓形容词用法。”

实际上，关于词性问题，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3]早有论述：

1.划分词类的根据

“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

“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的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举例来说，形容词的功能有：

a.前加‘很’。

b.后加‘的’。

c.后加‘了’。

d.作谓语。

e.作定语。

很明显，凭借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我们可以把它跟别的词类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名词不具备a，c，d几项，动词不具备a，e等项，同时，名词、动词的语法功能里也有一些是形容词所没有的。我们给汉语的词分类，根据的就是这些功能上的异同。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

2.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

3.“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4.“我们用来划分动词和形容词的标准有以下两项：

（1）前边能不能加‘很’；

（2）后边能不能带宾语。

根据这样的划类标准，我们可以把形容词和动词分别定义为：

（1）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2）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55页）

5.“我们把副词定义为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192页）

6.“状语是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151页）

7.“谓词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40页）“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两类。”（55页）

上述是熙先生的主要论述，他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形容词。这里能基本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在确定划分词类的根据时，朱先生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既然“不能根据意义”，也就不能有所谓兼类问题。

2.在确定词性时，使用了循环定义。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3.词性标准封闭，对一些现象不能解释。例：这种红不好看。按朱先生的标准，此例中‘红’是名词。又如：引起批评的原因主要是电视剧的内容“太下流太黄色”。（《北京晚报》2001年1月17日）同样，这里“黄色”则成了形容词。

因此，为了较好地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我们认为谭景春的观点和做法是可取的：“上文建立的三条原则虽然能够解决词类转变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可能解决词类转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开放式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再补充新的原则。”[4]

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发展，词语的词义和功能不可能一成不变。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

注释：

[1]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l期。

[2]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2期。

篇（10）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常有学生问起这两句诗怎么读,因为他们感到前后两句读起来很不协调,这涉及到汉语的语音节奏问题。

一个句子,诵读时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念,也不可能整个句子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如果读得慢一些就不难发现,它是可以分为一个个很小的语音单位的。这个很小的语音单位所包含的音节有多有少,但以双音节最为常见。例如“我是老师。”“妈妈刚从学校回来。”(“”代表可略作停顿处)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是两个音节一顿。所以吕叔湘先生说:“在现代汉语的语句里,双音节是占优势的基本语音段落……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1]

为了实现语句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人们常常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字,使单音节变为双音节,这个字没有意义,只起衬字作用。例如“鼻子、耳朵、老虎、顺着”;一些多于两个音节的词,常常减缩为双音节,例如:“豆沙包——豆包、第二中学——二中、空气调节器——空调”等。

四音节的语音段落具有很强的双音节倾向,其中大量的可以从中间作语法切分,语音上也可以在这里略作停顿,这时其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是一致的。例如:

任重道远破釜沉舟异曲同工水落石出画蛇添足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例如:

一衣带水青出于蓝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按语法、语义切分为:一衣带水 危在旦夕顾全大局 三十六计

按语音切分为:一衣带水危在旦夕顾全大局三十六计

所以郭绍虞说:“汉语中四言词组即使在意义上不能看作两个双音词的结合,但在念的时候,还是可以不顾意义,读作两个二音步。”[2]

语法结构关系和语音停顿不一致并不限于四个音节的语音段落,在一般的语句里也是存在的。例如:

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法切分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语音停顿为:他把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由此可见,两个音节之后能稍作停顿的地方,有时和语法结构关系很不一致。这说明双音节的确是现代汉语主要的节奏倾向。“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语音停顿应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也就和第一句“苦恨年年压金线”语音停顿一致,读起来就顺口了。

当然,所谓基本语音段落的双音节化,并不是要求写作时每一个节拍都安排两个音节。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一字一顿,三字一顿,乃至更多音节一顿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每一个“顿歇”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大体相当,只是音节松紧的程度不一样。例如:

狮子、老虎、鹿;邢台、邯郸、石家庄

“狮子、老虎”、“邢台、邯郸”都是两个音节;而“鹿”是一个音节,“石家庄”,是三个音节,但发音时持续时间的久暂和双音节大致相同。只是双音节节奏适中,而单音节比较舒缓,音节可适当延长,多于两个音节读起来比较急促,因为音节被紧缩了。

篇（11）

《现代汉语》作为一门语言基础课，对学生汉语言素养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年制高师的《现代汉语》教学，虽不同于本科院校的厚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目标，却也因师范的示范性要求，决定了这门课在培养师范生基础和技能应用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可现状是，随着中师教学模式逐步向高职教学模式的转变，《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尴尬。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五年制高师教学中，《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基础课，开设在预科段一、二年级，每周一课时。由于学生初中阶段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课堂教学要进行知识点的系统讲授，必然减少了引领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究的课时。同时，《现代汉语》学习的实践内容占较大比重，如语音知识的学习重在提高普通话的水平和朗读能力，文字知识的学习重在使用规范汉字，词汇、语法的学习重在语言的规范化等等，因此课时的保障很重要。

其次，《现代汉语》知识的延伸性在课程设置中被忽略了，大专阶段文科专业中，没有该课程的设置。大专文科学生有一些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能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语言应用问题，特别是结合中小学语文教材，培养学生组词、造句、修改病句、修改作文的能力。这些都和汉语学习有关。

（二）教材存在缺陷

教材难度较大。教材的编写者是以高校现行汉语教材为蓝本的，语音、语汇、语法、修辞等篇章的知识比较全面，难点也很多，比如“的”词性的判定，“是”词性的判定；特殊句式中的兼语句和主谓作宾句的区别，非主谓句和省略句的区别；多重复句的划分，句群的划分等。现行教材的知识结构明显超出了五年制师范学校预科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从而降低了学习兴趣，给教学带来一定困扰。

师范性不强。对于小学教育文科方向的学生来说，未来将从事的是小学语文的教学工作。小学语文教学的字、词、句、段、篇无不和现代汉语知识密切相关。比如第一章《语音》的学习，奠定了小学低年级拼音教学的基础；第二章《文字》奠定了小学低年级字词教学的基础……可见，师范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应该和小学语文教材有关内容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而现行教材在这一方面比较欠缺。除了几个例句来自小学语文课文之外，几乎和小学语文教学没什么关系，只是一门独立的、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忽略了师范学科的“师范性”。

（三）课堂教学模式单一

课堂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目前五年制师范教育使用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的体系结构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先讲清概念，再举例说明，最后巩固练习。沿袭教材的编撰特点，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也几乎都是“讲——做——练”一个模式。由于课时有限，加上教材缺少能力训练练习，教学时，教师只能保证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对于基本技能的训练无法顾及，课堂教学结构模式显得很单一。

教学评价方式呆板落后。一张试卷，是无法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的。这种评价方式只注重结果，忽视过程，不够科学。现代汉语学科，学生要学习的技能远胜于理论知识。例如词类学习，学习目的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词类划分的方法，能正确确定词在语境中的词性、用法，这种技能的掌握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让学生去记忆、背诵名词的语法特点、语法分类，去背诵动词、形容词的区别。理论背得再熟，不会实际操作，也是枉然。又如修辞，那么多辞格，背诵它们的格式、修辞效果是毫无意义的，不如在语境中多用几次，多体会一下这种辞格的妙处反而更感性一些。至于复句、句群的分析更是这样了，有方法但无固定的套路，永远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现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对该学科的学习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价应该全面一点，方式多样化一点。让学生不仅能听说读写达标，而且还具备评判语言运用的能力。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改革课程设置

增加课时，延续设科。五年制师范学校《现代汉语》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以学生为本，构建与五年制师范学校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汉语课程体系。预科阶段每周2课时，大专阶段再开设《现代汉语》实践应用课，这样，知识和能力就有了连贯性。

实施分时、分科教学。现代汉语知识包括了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内容。语音、词汇、语法构成了现代汉语语言系统，文字是汉语记录语言的符号，修辞主要体现语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笔者认为预科段一、二年级可以学习“语音”“文字”“语汇”三章。语音主要是普通话语音知识的介绍和普通话训练，“文字”主要讲解汉字的音、形、义，“语汇”主要介绍汉语词语的组成情况。这三章是最基础的，也是难度最小的，适合预科段学生学习。而且可以和师范生的“三字一话”基本功相联系，体现师范教育的特色。“语法”和“修辞”放在专科段作为专业课学习。这样设置，几块知识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套，好处是既缓解了课时不足的矛盾，又可以加强实践这一环节，技能训练的目标实现了，知识的延续性体现了，对于基础差的学生尤为有利。

将评估考察与普通话水平测试、教师职业技能大赛结合起来。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中的60篇朗读作品、30个话题，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中的三字一话、板书设计、说课比赛等等，都是体现师范生语言素养的一面镜子。把它们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一个评价尺度，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可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便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语言是活生生的，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语言的变化也非常迅速，这就要求现代汉语教学要紧跟时代。现代汉语的考察评估也应该贴近生活、满足运用，这样既避免使学生感觉所学内容太抽象，所学知识和实际没什么联系，又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运用语言的能力。

（二）加强教材建设

由中师到高师，《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进行了诸多改革，有三个主要版本。知识的系统性、严密性是各家教材共有的特点。五年制高师现代汉语教材体系的构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改变单一的工具论观点。语言是一种工具，一个符号系统，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因此语言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语音、词汇、语法都反映出某一民族特定的文化现象，记录汉语的汉字，更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前说到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时，我们的着眼点是语言符号的结构规则，这样的汉语课难免枯燥。语言的工具职能，只有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作为一门知识习得后才能更好体现。如果能在教学中注意汉语学习的文化性这一问题，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更浓厚，汉语学习的枯燥性势必减弱。例如在“汉字形体演变”一节的学习中，记住十几种字体及其特征固然重要，但教师完全可以以汉字形体为媒介，引领着学生从“三皇五帝”到“秦汉盛唐”一路演绎。甲骨文为什么会盛行于商代？隶书是如何产生的？小篆在文字学上有何特殊地位？狂草为什么成熟于唐？这些问题都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学生对中国历史又有了一番新的感悟。在汉语教学的课堂，如果只注重学科的实用性能，那么这门课会被解构得了无生趣。如果能巧妙地将汉文化渗透到课程中，既增加趣味性，又拓宽了学生视野，同时体现汉语学科的文化性，课堂将十分精彩。汉语教材的编写，要注重体现汉语的“文化”特质，为课堂教学提供便利。

修改教学内容。对于高师预科段的学生来说，适合他们的汉语教材，不管是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应有别于高校教材。首先，理论上不宜过深，也不求完整。预科段学生的原有知识基础，接受知识的能力，自身知识技能的结构，都决定了汉语教材的内容应以“精要、好懂”为主要特点。例如《语音》一章，笔者认为，“国际音标”和“音位”知识就没有必要放进教材。声母、韵母，元音、辅音这几个知识点容量已经足够。又如《造字法》一节，假借字同样没有必要放入教材。汉字造字法主要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是用字法。对预科段学生来说，本节学习目标是能判断四种造字法，重点是形声字。至于假借，和古汉语知识联系密切，出现在预科段教材中，有点过于艰深了。

其次，语法知识必须做出删减。纵观整套汉语教材，《语法》一章占了很大篇幅。如上所述，预科段汉语语法如果过于求全，教学效果恐怕并不好。我国的教学语法系统有两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语法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成果上又有了很大发展。经过不断完善，现行教学语法更加科学，更加实用。中小学语文教学最适用的规范语法就是教学语法，其内容重在指导应用，在于说明什么样的语句语法规范，什么样的语句语法不规范。教学语法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高师现行现代汉语教材，在以中学教学语法为基本体系的同时，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正因为内容太多，学生学起来就比较困难。高师汉语语法，应着重体现“实用性”，以体现教学语法的特点，使语法知识真正对以后的教学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三）改进教学方法

增加课堂教学的互动环节。教师不能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介绍，不能让课堂教学陷入“备课抄参考、上课读讲稿、从头讲到底，学生不明了”的窠臼。教师要明白，学生的潜能是无限的，他们就像是一块待燃的煤，等着教师用智慧的火花将他们点燃，使其发挥巨大的能量。精讲多问，多组织课堂讨论和双边活动，着力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让学生参与进来，这样的模式应成为现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主打模式。在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互动环节很容易设计，效果也非常好。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及手段。现代汉语课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满堂灌”式教学，无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应积极尝试启发式教学，少讲、精讲。理论学习不再是唯一目的，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教师的教必须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教师在教学中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如教师在讲授“现代汉语词汇组成”这一章节时，可以布置学生搜寻新词，扩大学习范围，走出课本，走出校园，从报纸、网络及杂志等广阔的领域中去学习。学生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比单纯的课堂教学更有效。对学生容易掌握的内容，教师可以放放手，鼓励学生自己总结、归纳，并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讲授。在自己参与的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参与热情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注重技能培养。现代汉语课程最大的特点是工具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教师的目标，是让学生的语感从感性向理性转化。新课标也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特别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即语言直觉。”这里提到的语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技能。提高学生理解、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和表达、应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是师范学校现代汉语学习的目的。所以，技能训练就成了现代汉语教学的重中之重。以语音教学为例，大部分教师在讲授方音辨正知识点时，罗列了对应规律之后就草草收场，学生只停留在全国的方言分区以及音位的划分原则等知识点的机械识记上。实际上可以通过让学生找出自己熟悉的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异同，来加深学生对语音理论的感性认识；通过指导学生将语音理论运用于语音实践，在反复的训练或具体活动（朗诵、演讲等）中提高普通话水平；再如，讲授词汇部分时，教师可指导学生对家乡方言、社会流行语、街头公共用字等语言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或小论文。结合新词语的产生机制讲解隐喻等认知语言学知识。同时也可以结合近年来高考语文试题中关于成语的考察，让学生体会汉语学习的实际意义。在现代汉语学习过程中，最难、最枯燥的是语法部分。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但语法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一直难有成效，往往教师讲得枯燥乏味，学生学得叫苦连天。教师可以尝试引导学生从熟知的精美的广告词和流行歌曲等现实语言生活中学习修辞和语法，这样就比较形象生动了。

高中语文课程选修课五个系列中有一块重要内容：语言文字应用。小学低年级语言文字的知识点非常多，可见，现代汉语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汉语课程俨然已成为培养未来语文师资的重要支柱学科和核心课程。五年制高师的现代汉语教师要始终了解这一课程的设置意义，同时关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熟悉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念，用自己优秀的教学为基础教育提供优质的师资。

参考文献：

[1]郜峰.高师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思路[J].中国高教研究，2005，（5）.

[2]郑献芹.优化师范院校现代汉语教学内容的构想[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6）.

[3]言岚.高师现代汉语语音教学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