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论文大全11篇

篇（1）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帕累托最优”(Pareto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forProgressive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andSocialDecisionRules1960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andCompetitiveSealedTenders1961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PricingofUtilityServices.1971.2)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田国强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见：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杨小凯微观经济学新发展见：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马费成，等情报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4李纲市场信息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5马克·布劳格等主编，汪熙曾等译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6黄亚钧，等微观经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7赫伯特·西蒙著，李注流等译管理决策新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篇（2）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篇（3）

宏观信息经济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述：

首先，从相对静态观点来看，经济过程由两大领域组成，一是包含物质和能源的转换领域，一是包含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信息转换领域。这两个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物质和能源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计划、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播又离不开物质和能源。在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一方如何为对方做出贡献及做出多少贡献，正是信息经济研究的课题。

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商品及其服务为基础或基本形式的经济，这是一个与物质经济相区别的概念。马克卢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信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规定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如厂商或研究机构、个人或家庭等，其目的是将这些个人或组织重新划分为教育、研究发展、通讯、信息服务和信息设备五个部分，从而限制信息经济的范围。然而，在波拉特看来，信息活动或信息市场才是信息经济的基本单位，其目的是将信息活动创造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范畴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经济看做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其目的是降低产品能源消耗，这种由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过程。在这里，信息经济已不再是一种预测理论，而是在向人们说明如何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迄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1880年前后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石油、内燃机、发电机以及电力的配置使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再就是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物质（大众）经济，因而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仍然属于在同一形式下的经济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区别，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却是由旧的经济形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第一次转变深远得多。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经济或物质经济与信息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圈套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信息经济能否取代大众经济，而取决于大众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二者能否有机地溶为一体。

随着物质经济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信息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并有什么后果呢？法国经济学家琼•沃格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基于N•帕金森定律和热力学中引出的定律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信息部门增长比整个经济快一倍；第二，当信息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这种增长就趋向于达到“经济成熟”的最高界限，物质生产将会出现倒退。然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在90年代得到行政机关发展的事实，使人们对沃格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最早由马克卢普确立，后经波拉特和鲁宾等人充分发展。马克卢普认为，国家生产部门中知识及其分配活动的测度，可以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个类别来进行。波拉特则认为，应该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以此分别测度这两个信息部门产值，从而计算出国家信息部门总产值。在测度方法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也不相同，马克卢普采用最终需求法测度信息部门产值，波拉特则采用增值法测度信息部门规模。从总体上看，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但目前许多测度模式都采用增值法计算信息经济规模。

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测算国家信息经济规模，是波拉特对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他创立的信息经济测度模式被称为波拉特范式。按照波拉特范式，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规模：一是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波拉特范式的最大缺陷是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一般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这样，数据来源不同，应用波拉特范式测度的结果也就有所差异。尽管如此，波拉特范式仍然是目前较为准确地考察国家信息经济规模的理论模式。

二、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

第四产业及市场的形成，信息市场功能与特征，信息产业及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构成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第二部分内容。80年代后，以电子通信产业及服务为核心的狭义信息产业（市场）概念，渗透到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形式中。目前某些研究者使用的信息市场概念，已不再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人创立的广泛意义的信息市场概念。这样，研究文献中的信息产业（市场）概念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信息畜牧业（市场）主要指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处理产业（市场），广义信息产业（市场）不仅包括狭义范畴，而且凶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产业（市场）。

费希乐—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产业分类体系。然而，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却认为，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信息产业应当作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产业存在，也即所有国民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纳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大产业概念之下。这种观念最早出自波拉特，随后得到宏观信息经济学者的普遍赞成。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业主要包括哪些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西方学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第四产业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与信息设施及服务相关的活动识别出来而形成的产业群，它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1）信息生产产业，即主要直接生产可消费信息。（2）信息处理产业，该产业主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依据，不涉及信息生产。（3）信息分配产业，即从事信息传播与分配活动的社会部门。（4）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生产、安装、操作及维修等社会部门。在此信息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四种信息职业：（1）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市场研究与协调人员，信息收集者，咨询服务人员，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员等。（2）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职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商人，办事员及领导者等。（3）信息分配者，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4）信息基础设施职业，包括信息机器操作人员如邮电通讯人员、打字员、信息交流员和数据加工人员以及专职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保证信息畅通的安装、维修人员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及信息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构成宏观信息市场。与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相对应，宏观信息市场也由一级和二级信息市场构成。在一级信息市场中，信息技术及信息的传递技术都由企业来组织，其交换价格按照确立的时间地点而形成。二级信息市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市场，因为其信息产品不在公共市场上交换，也不形成市场价格。但是，二级信息市场既发挥社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市场的功能，形成信息贸易内部化，同时，也起到支持一级信息市场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一级信息市场还是二级信息市场，其最终产品是知识。它们都具备符号性经验交流，学习乃至再学习，改变认识乃至确认某项知识，降低不确定性，扩大选择范围，实施合理选择，评价各种决策，控制经济过程，传递经济知识等14项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宏观信息市场具备以下特征：所有权外在性，公共商品外在性，消费过程无损耗性，收入与财富再分配效应，生产与交换不确定性，技术外在特征，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和试题的局限等。

三、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从信息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4）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中博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博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将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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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峰，会计准则研究大连：乐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4、高言，关于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情况的调查财会通讯，1998；3

5、王开田，现代会计角色论——从企业的性质看会计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会计研究，1998；2

6、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调查研究会计研究，1999；4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篇（5）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中博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博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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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周峰、高存）产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探讨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这一理论不但为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及企业制度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与会计学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会计学的发展是与产权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不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周峰、高存） 产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探讨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这一理论不但为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及企业制度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与会计学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会计学的发展是与产权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不同的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有不同的要求，会计信息处理过程就是对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计量的过程。目前会计信息失真已成为困扰会计界的严重问题，其症结在于缺少有效的监督，而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方法又可归结为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激励一监督机制。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 1．产权不明晰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法律上对产权有一个简短的定义：“主体拥有的对物和对象的最高的排他的权力。”这里产权等同于所有权。而经济学中的产权定义外延要宽得多，著名产权经济学家登姆塞茨认为产权“就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损或受益的权利”。因而企业的任何一个利害关系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产权关系人。产权不明晰是我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产权不明晰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产权缺少明确归属。产权归属明确是确定会计监督权的前提条件，产权归属明确也有两层含义：一是产权必须归属于一定的产权主体，二是共有产权必须有有效的代理。 从第一方面看，只有企业的产权归属人才会为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付出成本，因而才有动力去监督企业的会计信息，并愿意为此承担一定的代价。所以只有明确企业的产权归属，才能明确谁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拥有监督权。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之所以成为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企业制度转型期的企业产权归属关系界定不清楚，导致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受害对象不明确，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 从历史上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产权归属是明确的（尽管缺少效率），国家是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企业原材料统一采购，产品统一销售，利润上交国家，企业本身没有任何剩余索取权，因而国家对企业拥有完全监督权，国家通过银行、财政、计划、企业的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产权行使监督权，这一时期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相对不突出。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放权让利到承包。租赁经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凸现出来，究其原因在于产权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过程中，产权归属不明确，突出表现在企业经营权的归属问题。由于这种权利归属的模糊现象，导致一方面在强调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原有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能受到削弱，而代表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监督机构也未能建立，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也就比较突出。 从第二方面来看，共有产权由于属多人所有，在产权主体内无法避免个人成果被集体分享，加之交易费用过高，各产权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就每一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因而必须选出代表以代理他人产权。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以共有产权的代理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目前所说的国有企业产权虚置也正是指产权缺少有效代理。近年来，我们强调将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职能分开，国家对企业的监督职能大大削弱，而新的国有产权的代表机构又尚未完全建立，产权虚置问题自然显得比较突出，企业的会计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会计信息失真也就不足为怪了。 产权归属不明导致企业会计监督权的缺位，厂长（经理）把持企业，形成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内部人的目的是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往往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扭曲会计信息正是内部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手段。 第二，产权界定不明确。产权界定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条件下，产权主体拥有的权利明确，当其产权受到侵害时，产权主体之间便可通过交易行为达成协议，以确定损害方应为此付出的代价，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产权界定不明确是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理由有二：一是产权界定不明确，将会使部分产权置于公共领域，形成所谓“公共产品”，为谋求公共产品产权利益的企业往往扭曲会计信息。例如承包经营，产权界定是基于短期利润指标，承包人就倾向于通过少提或不提折；已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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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信息失真的界定。会计信息失真按其产生过程,可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前者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业务活动而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即“假账真算”,是一种主观上的造假。如银广厦在核算天津分公司出口业务时就采用这种作假方式。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这类情况既有故意所为,也有疏忽大意的无意之举。会计信息失真按主观上的有意与否,可分为故意失真和无意失真。故意失真是指经济活动当事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弄虚作假,这是危害最大、后果最严重、也最难以防范的失真行为。无意失真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和谋取非法利益。此外,会计信息失真还可以分为制度性失真、技术性失真、时效性失真等。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学原因

(一)会计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我国尤为严重。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很大,国有企业存在双重委托关系。我国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从最终意义上讲是全体人民,人民将财产委托给国家,国家再将受托的财产委托给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经营管理。委托关系产生信息不对称,而我国这种双重委托关系使得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①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人民,不能确定他所拥有的财产的总额和比例,更难以确定他在某一特定国有企业中所拥有的数额和比例;②作为第二层委托关系中的委托者,其主体(即国家)是虚拟的,即所有者主体空置。这些不确定性,必然减弱委托者对受托者的监督和约束。会计信息生成于企业内部,企业经营者是会计信息的持有者,企业内部经营者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在公司的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股票市场交易中,资金雄厚的大机构和众多散户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使得能够控制和掌握会计信息主动权者,无不利用这种不对称性兴风作浪,愚弄百姓。

(二)会计信息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易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说:“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收益时,外部经济效果便发生了;也就是说,成本或收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或为此而获得报酬。更为确切地说,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外部性有正负之分。正的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获得的额外外部收益,负的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蒙受的额外外部成本。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十分明显,在证券市场上更为突出。因此,会计信息行为人(企业负责人、报表编制者、信息人等)无不想利用外部性为自己谋利益。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又一个原因。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与“机会主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会计留学原则和方法,是企业经营者在会计法规既定范围内进行的选择。如存货计价、固定资产折旧、资产减值的确认方法等,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为企业留下一定的选择余地。这是为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适应建立企业内部会计核算体系而设置的。然而,经营者也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上给予的灵活性,对会计数据进行操纵,如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红利等,可以通过会计利润操纵而提高。这就是会计政策选择上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效用函数问题。委托人和受托人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他们的效用目标通常是不一致的。受托人除了寻求以货币衡量的物质报酬以外,还致力于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如增加闲暇时间,追求在职消费等等。而委托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即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会损害另一方实现效用最大化,始终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经营者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效用(包括经营业绩和报酬)最大化,未必会提供所有者决策所需要的全部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因而,委托与受托双方的效用函数不一致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内在动机。

(五)供需问题。会计是经济管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也符合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根据经济学原理,只有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时,即只有当企业从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中所获取的收益大于其披露成本时,企业才会主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因此,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常成为制约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信息披露成本包括信息提供成本和竞争劣势成本。信息提供成本是指从建立财务信息系统到会计信息的披露完成所花费的一切支出,竞争劣势成本是指竞争对手或合作单位利用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调整其经营策略或谈判策略,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引起的成本。企业对信息披露成本的牺牲直接影响其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比如,当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发生变化时,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会增加会计信息的维持成本,而此项培训支出的牺牲将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另外,信息的披露越是充分、详细、可靠,就越有可能导致竞争劣势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因而企业在披露此类信息时,往往予以淡化或含糊其辞,甚至不予披露;而此类信息却是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进行投资取舍评价时特别关心的最具相关性的信息。现实中企业在面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与竞争劣势成本这一矛盾时,往往选择降低竞争劣势成本的途径,因而导致其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失真。超级秘书网

三、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一)健立与完善会计法规及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要充分维护《会计法》的权威,加强《会计法》等有关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单位领导人、财务人员熟悉会计法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对违反会计法规的处罚力度,使后来者不重蹈覆辙。

篇（8）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随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内容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许多高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近年来，我国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信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了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切实有效地掌握课程的内容、并能学以致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与研究。

教学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质全面提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因此教学工作包括“教”与“学”两方面，教师如何教，学生怎么学才能达到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效果，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信息经济学学科本身，实际存在着体系松散、内容抽象的特点导致了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一个难题，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学科的总体框架，从微观角度掌握具体的应用，就需要我们结合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的新思路。

1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难题

1.1 信息经济学研究内容丰富，教学体系松散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现将国内主要研究代表人物的观点整理后概况如下：国内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著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内容有：非合作博弈理论、委托理论、逆向选择和信号传递。这些都是从博弈角度展开的研究。经济学家乌家培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从讨论不确定性、风险和信息三个最基本概念开始，逐步开展对委托与激励、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等四类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讨论，最后，在些基础上对信息市场与信息经济理论进行讨论，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回归。陈禹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五个方面：研究市场信息经济效用、研究信息系统经济、研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理论和测试方法、研究信息社会的经济理论、研究国际信息经济理论，特别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统计决策理论、技术不确定性理论及信息社会假设和信息竞争优势假设构成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了四大方面：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因素研究、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理论方法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基本囊括了信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强调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结构与规模，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条件。

纵观以上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学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针对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又要求具备相当的数学功底，如果侧重某一理论进行讲授会使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如果面面俱到，那么每个部分就只能介绍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连贯性。因此想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全面掌握信息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1.2 信息经济学教学方法的落后

适用于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很多教师都会结合学生与课程的特点采用案例分析法，课堂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对比学习法等，而信息经济学课程在相对较少的学习时间里，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将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掌握基本理论的最佳途径。信息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互动性较少， 学生往往是被动的接受知识，通常是老师讲的多，学生学的少，从而导致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有挫败感。案例教学法尽管是经济学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但就信息经济学而言，即使使用有时也难以找到切题的案例；同时，就有的教学内容本身来讲，例如博弈论等抽象的数学模型，本身就难以转化为生动的实例；再例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就更难以用实践加以说明。同时学生也会迷茫于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教学可想而知会偏离预计的目标和效果。

2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新思路

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你只需要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结合信息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面对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教”与“学”两方面尽快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达到教学目标，普及信息经济学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摆脱这门学科在高校学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因此从应用性角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地掌握基本概念与知识，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掌握学习方法的根本手段。以下从应用性角度介绍几种教学方法。

1）合作学习（CL）。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的合作学习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为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师生间的互动，也要提高学生间的互动性。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以小组的形式由学生合作完成，在此期间，遇到问题可与老师与同组成员进行时时交流。

2）问题导向学习（PBL）。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目前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透过简单的生活实例，藉由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目前许多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教改都朝著这个方向来进行。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PBL 教学法，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为了引导者、指导者，引导学生们参与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学生们的态度也变得积极主动，学习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具体问题可以自主探究与分析，能够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而且在解决问题之后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真实可靠地评价。PBL 教学方法集合了团队合作、小组讨论等方式，根据所学理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分析实际经济现象，为学生们提供了自我学习、自我实现的平台。

3）案例分析法（CAM）。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后被哈佛商学院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实践，逐渐发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法”，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后来被许多公司借鉴过来成为用于培养公司企业得力员工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对员工进行培训，能明显地增加员工对公司各项业务的了解，培养员工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这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教师选择相关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学生通过实际案例扩展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罗伯特·弗兰克教授通过康奈尔大学开办的“严谨写作”项目获得启发，在他教授的“博物经济学”课程中要求学生把自己想到的经济现象写下来，并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形成短为考核依据之一，这些短文也成为他日后课程中的案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打破了经济学学习的枯燥，使学生能兴趣盎然地学下去，成为经济学的“粉丝”。

4）引路者（Pathfinder）。“引路者”是美国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在讲授“参考工具书”课程时设计的一种辅的综合练习。“引路者”就是为读者获得某一专题研究资料指明途径。具体地说, 这一练习是在课程开始后不久即由学生各自选定一个专题, 在随后的一个学期中, 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围绕其选题, 步步深入地检索各类工具书, 并在课程结束时整理成书面的专题检索报告, 这种报告可作为引导对此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深入查检文献的指南。 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可以借鉴“引路者”的思想，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初就有一个目标，并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拟定一个选题，通过丰富相关理论与知识的内容，灵活运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其中的经济学奥秘，最后形成一相关报告。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教师时时互动，并将阶段性任务在课堂或是以小结的形式定期总结汇报。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教师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3 结语

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与“学”的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从“教”入手，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身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学习，成为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又具备深厚经济学功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保证信息经济学知识教授过程中的完整性， 勇于改革与创新，完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大的学习空间，积极组织教师进修深造，与兄弟院校加强合作与往来，加大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培训力度。让教师掌握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与步骤进而引导学生学习。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教”要有特点，有水平，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有效应用，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能主动的探求其中知识的乐趣；学生的“学”要积极，有成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理论与知识，灵活高效地运用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并能通过报告与短文的形式成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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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信息经济社会中，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文献的收藏地，更是知识、信息加工和传播的场所，并通过进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图书馆已成为知识高度密集的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经济学与图书馆学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扩大了其研究的对象，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信息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为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变革。图书馆学需要研究数字化、网络化等因素给图书馆本质、属性、基本矛盾、发展规律、职能等诸方面带来的新变化，并继续探索图书馆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全局。信息经济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图书馆作为信息经济产业中的一个部类，其发展规律和实践的理论——图书馆学与信息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纷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信息经济学也出现在信息管理学系的课堂上。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续，是对经济学基本问题在新的社会与技术环境中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来说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二、有关信息经济学理论简介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的理论进行探讨：

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概念，源自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对称信息论。所谓非对称信息，就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主体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非对称信息论认为：（1）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一方处于信息优势，相对方则处于信息劣势；（2）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了对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有哪些表现、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有什么影响、图书馆如何降低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其负面影响，等等。随着这一研究不断深入，对改进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消除图书馆读者与管理人员、采购部门与书商、图书馆管理层与职工、图书馆与系资料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是新时期搞好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信号理论

1973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r）提出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问。信号理论主要将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使用能够为公众观察到的“信号”，向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传递私有信息。

3.搜寻理论

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发表《信息经济学》，此文清晰的说明信息不完全是较信息完全更为一般的现象，这篇论文是搜寻理论的奠基性作品。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过程。搜寻收益却不是简单地收益递减，而是在开始的一段搜寻时间内收益递增，然后才开始收益递减。对于图书馆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搜寻、判断，正因为搜寻的成本是递增的，所以进行有偿服务是必要的。

三、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和指导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者面对图书馆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展了新的科学研究。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深化，研究的对象扩大，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基于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视角和丰富的数据分析结果，必须对图书馆的角色、服务模式及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定位。

1.有偿服务研究的深化

从图书馆学中探讨的有偿服务问题看，是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有偿服务，一类是“创收”性质的服务，如出租图书馆馆舍门面，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等等，不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单位的行为，都是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的。这类有偿服务背离了图书馆的宗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它是离开了图书馆本身的业务建设而外加到图书馆身上的，不是面对信息时代，也不符合发展图书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这一伟大宗旨。另一类是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有偿服务，它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各类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种模式，即无偿服务的“馆藏模式”、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和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但以后者为主的“服务模式”（如学校图书馆是在做好为本校师生免费服务的前提下，向社会、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它们的共同点是以馆藏为基础，以服务为中心。信息经济学的影响和渗透为图书馆有偿服务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如信息的供求理论、用户的偏好、信息价格的弹性理论、信息的环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序有效地发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将是图书馆信息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制定“因馆制宜”的发展战略规划。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服务完全具有商品属性。而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级服务形式，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过服务收取报酬。有偿信息服务=有偿信息+有偿服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而信息的有偿服务则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将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则是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对有偿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如有人认为三类信息应区别对待：对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信息（商贸、投资、金融、企业经济、娱乐等），可体现“经济效益”原则，开展有偿服务；对公益性信息（气象、自然资源、人口等）关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应体现“社会效益”原则，开展无偿服务；第三类是保密性信息，绝对不能从事商业开发。

因此，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随着信息时代的已经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信息的有偿服务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作为公益事业性质的图书馆，所有业务的开展仅靠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服务不但是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发展所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2.图书馆工作基本原则的增补

图书馆学中提出的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如：读者第一，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为利用而藏书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在新形势下就需要增补新的内容。

首先，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已从“借阅需求与文献提供”发展到“读者用户的信息、文献需求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文献提供”的矛盾。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中既然有为有偿服务付酬的用户，那么读者第一就应扩大为读者和用户，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中就应包括有偿服务。

其次，在有偿服务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应提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还应根据各类不同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制定“因馆制宜”的原则。

第三，根据国际图联提出的主题“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应提出图书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工作除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外，应突出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符合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规律的。

3.信息经济学的渗透加快了图书馆数字化、现代化的步伐

信息经济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宽松的信息网络环境，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多样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手段。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信息产业的一个部类。基于这样的理念，图书馆应该加强联盟合作、加快数字化进程、更新服务手段、改革管理机制、保障读者权利等方面的综合建设。图书馆要适应信息经济的大环境，积极主动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开拓良好的空间。着力加强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确保图书馆在知识收集、整理、加工和传播过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图书馆学认为：文献资源开发是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产品，信息资源开发则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图书馆已经从单一的图书保管者迈出了服务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从局域服务走到开放服务，工作中心由书本转移到人，在信息传递和咨询及整个图书馆业务环节上都贯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篇（10）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经济周期性理论等等，不断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并得以修正和完善；有关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的研究，国际信息贸易与其相关的投资、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并使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即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比重，发生了应用的、宏观的信息经济学份额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

  （三）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外相比大约晚了20多年。最早是从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研究信息与经济信息等问题起步的。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安排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同时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也安排了《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的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3,4,5]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信息理论研讨会”、“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进行了组织准备。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同时举行了全国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在90年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领导了一系列全国性学术活动，对信息经济学各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主题就有信息系统建设的经济问题[6]、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市场培育与管理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问题、信息革命对经济与管理的影响问题、信息经济及其管理问题、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问题，以及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问题等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还组织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92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同美国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合作创造了条件[7]。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高等院校讲授信息经济学的老师和学习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推动了许多高等院校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的院系建设，促进了各种信息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写作和出版。1996年在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目录中单独列示和介绍了“信息经济学”这一学科。[8]

近五、六年来，信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从信息系统经济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信息网络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二，从应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第三，从单一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研究扩展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的信息经济问题的研究。

  二  信息经济学的内容

从信息经济学发展历史出发，结合全球信息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来确定信息经济学实践研究的具体内容，把它加以归纳和系统化，这比脱离历史与现实，从事“规范研究”，抽象地议论信息经济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更为科学和更贴近生活。当然，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史还会延续下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将随之扩展和细化。但迄今为止，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完全可由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来构筑（注：本文未涉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云，而且还由于现代科学发展已使学科的划分较难用特定的研究对象作标准，边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之兴起，导致不同学科同时研究相同的对象，只是所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而已。）

  （一）信息的经济研究

  1.信息的费用与效用问题

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一样，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过程。信息又与劳动产品或服务一样，可以作为产出，满足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需要。信息还可以成为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作为商品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价值、成本、价格。但信息商品的供求有其固有的特点，供给不仅决定于生产，还与传播有关，需求在满足过程中会诱发新的需求。同时信息商品的成本往往不以该商品的使用程度为转移，而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有特殊的形成规律，它的高低不仅受成本的影响，而且还与信息商品的效用大小相关。总之，信息商品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性，是信息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问题

信息是宝贵的资源，被称为软资源，其作用在于改进管理和决策，使物质和能量之类的硬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只是信息本身的集合，后者还扩展到与信息相联系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科学的管理。在分配中，要做到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对象提供恰当的信息。在管理中，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节约与效率的关系，达到信息共享、支持决策的目的。

  3.信息系统或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问题

篇（11）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着,这种状况导致信息

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着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着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 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见: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 杨小凯 微观经济学新发展 见: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 马费成,等 情报经济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4 李纲 市场 信息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5 马克·布劳格等主编,汪熙曾等译 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6 黄亚钧,等 微观经济学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7 赫伯特·西蒙着,李注流等译 管理决策新科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