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习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社会学习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从事的并不是方案设计。

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将来必然是以做方案设计为主。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毕业5年后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人在画施工图，只有少数人还在做方案设计；毕业10年后则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做方案设计。以方案设计专业而言，淘汰率一般高达90%！

为什么呢？因为方案设计的压力和竞争极大，对人才的要求极高！对某个方案设计项目来说，一般只有两个结果：胜或者败！获胜的方案还得面临大量的长期的不断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变！

这两样正好都是学校设计教学中没有经受过强化的弱项！比如学校对学生作业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档分数，社会上对方案则只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结果。比如学校里学生交了作业打了分就万事大吉，而社会则必须根据业主的意图不断修改方案直至业主满意。

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彻底失败的打击，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修改，最终放弃了和上学时的理想大相径庭的方案设计专业，转而从事风险相对较小的施工图设计专业。

方案投标则更加严重，因为每次投标的成败直接影响着设计师的名气、人缘、受重视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标分若干种，比如内部投标、多单位投标、投标、邀请投标等等。不论哪种，方案设计师生涯中主要面临的就是一次一次胜或败的毫不留情的竞争。

不论你是谁，你是哪里毕业，你曾经中过多少标，只要你某一次没能中标，则四处怨声载道！原因很简单：成本过高！

一次市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10万元不等，一次省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万元不等，一次国家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万元不等。

仅仅由于方案设计师的无能或者刚愎自用导致投标失败，当然会使得设计师所在单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败导致建筑施工图、结构、给排水、采暖、空调、电气、概预算等各个专业没有好项目可做，这些专业的设计师当然不高兴啊。失败的方案设计师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经参加的一次投标，最终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获胜，第二名那家前后画了近100张效果图，最终却一无所获，您想想这家的成本吧，当时我虽然获胜，心里却是真的为那家的方案设计师感到悲哀！

一般来讲，只要一个方案设计师连续三次没能中标或者被直接业主接受其方案，设计师所在单位就会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这位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或者投标了，因为直接成本和信誉成本都过高！

作为落后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人才培养成熟后大多数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设计师；作为先进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备力量，所以也不会在意某个设计师的精心培养。最终，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缺少关怀，屡战屡败的设计师很少会经受住考验而屡败屡战，而是一肚子怨气地远走他乡或者考研或者出国，最终大多数还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图设计师终其一生。

业主的影响则更加可怕！方案设计师的等级完全取决于业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设计师做某个项目失败，尤其是给业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无论这位设计师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无闻，业主都会在有意无意中就把这位设计师的“劣迹”传播到他所认识的人圈中，这种“公认”的失败形象会导致这位设计师在该地区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设想一下，您和中标的设计师同时出现，业主对待他自然象对待皇帝一样尊重，而对您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不是谁都能持续承受的！

方案设计行业，犹如“走钢丝”的行业，只要失败一次就几乎是彻底失败，一次失败的影响一般在地区业内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复。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对待或者以“哀兵必胜”的心态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费参加方案投标（很多设计师由于失败过多被领导勒令不得用单位成本参加投标），并且最终的确保持了相对高比例的中标率，那么您才可能脱颖而出，被社会接受为方案设计师行列，从而开始面对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级的方案竞争，而且依然是要么胜要么败的残酷毫不留情的竞争！大多数人撑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严谨能力差、竞争心态差、工作方法差、人际关系差、自学能力差、换位思考能力差、为业主着想能力差、市场意识差、成本意识差、投资回报意识差、广告意识差、推销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设计行业存活多日的。而上述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设计师，怎么可能是多数人呢？！

方案设计实际上分为很多种：概念方案、策划方案、设计方案、施工图方案等等。但是我们的学校和社会都没有对方案设计行业给予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及待遇。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并不了解一点：只有极少数投标是有标底的，即成本费。大多数投标根本没有成本费用，甚至您必须买标，买标的费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标单位才能得到成本补偿。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更不了解一点：由于大型投标的成本高昂（10-200万元），同时招标单位大多重视投标单位的所谓综合资质（一般都只要甲级或者特甲级资质），而且大多不允许个人名义参加，直接导致绝大多数中国设计师根本就难以参加大型投标，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的“通往大师之路”！

恰好，国家并没有规定只有方案设计师才是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也叫设计师，甚至制图、描图也叫设计师！尤其是注册建筑师并不考察设计师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数人自然转向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却很有“名分”的施工图设计啦。

2、施工图设计是建筑设计中极其重要的工作！

没有准确严谨的施工图设计，所有的方案设计都是空中楼阁！这是谁都明白的，这也是建筑设计从业人员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图设计人员的原因，这也是国家的注册建筑师并不专门考察方案设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楼不好看不要紧的，但是楼塌了楼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畴，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建筑学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务是做施工图！

3、建筑设计是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装修，找了一个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跟您说，您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实施，否则我就不干。您会非常高兴地答应吗？到底是谁想实现理想啊？！当然如果这位设计师十分著名您可能会答应，多数情况下您自然会认为这个设计师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万元做装修，结果这位设计师做的设计需要造价50万元，其中包含设计费10万元，您会接受他的设计吗？如果这位设计师因此而揶揄您“俗”、“修养低”，您会做何反应呢？！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去饭店，厨师给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这时厨师跟您说：因为我喜欢麻辣的啊！结果会怎样？您当然会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论理的啊！

举一个例子：您是一位事业上身经百战最终建立起来了一个集团企业的企业家，现在找一位设计师给您的企业设计办公楼，结果这位设计师跟您说：这个设计必须完全按照我的意图来设计，因为您和您的董事会成员不懂设计——到底是谁要盖楼啊？！难道您会放心把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造价的办公楼或者小区交给一位刚愎自用的设计师吗？！

很多学生和想学建筑学的其他专业人士都有这种不可理喻的误解：以为建筑设计是能够实现设计师本人理想的理想职业。最常见的话就是：能够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实现您自己喜欢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楼卖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认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个设计去了，业主怎么办？！怎么可能不让业主有决定权啊？！别忘了楼卖不出去跳楼的是业主，担风险的也是业主，而您却不想让人家有方案的决定权！所以认为可以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时的设计师与同时期的画家完全不同。画家是为自己而画，画的时候想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设计师是为业主做设计，做的是满足业主的综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着一定的创作自由，因为这时找您的业主和找张大千作画一样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认啦！

那么成名的设计师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的人数还没有全世界的国家首脑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数多！这可是比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的事情啊！

考大学很单纯，您努力学习即可，而成为设计大师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环境、命运、机缘的眷顾才行！

所以，建筑学在99%的情况下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与其它行业相比，虽然是行行出状元，但这个行业相对比起来更加艰难而不是相对容易！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听不进去老师苦练基本功的劝告的建筑学学生是“小马拉车嫌路窄，幼鹰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纸薄”！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一嘴皮的理论、一脑门的大师的建筑学的学生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们对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多年设计实践的所谓理论人士的自以为是只能无可奈何地回避：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什么理论？！

所以，我们对那些羡慕建筑学专业的其它专业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们的专业又实际又赚钱，何苦来趟这趟混水呢？！

4、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两个职业。

很多成名的设计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设计竞赛中获奖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数人产生了崇拜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人比起设计院的设计师要高明许多。

实际上，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彻底不同的两种职业，基本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简单：前者分若干奖项，即使您得了佳作奖也一样光彩；后者只有胜或者败，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样是落选并不自觉地被歧视！

只有邀请投标或者招标时文件注明前几名可以获得成本补偿才可能不至于彻底亏本。经常是几十家设计公司投一个标，最终只能有一家获胜，其它各家只能节哀顺便、各安天命、血本无归！

因此，如果您是因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设计竞赛中获奖的成名人士而对建筑学产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劝您分清理想化竞赛与实际的投标的巨大差别和职业上的本质不同！

5、只有明确了实际目标，才能学好建筑学。

篇（2）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篇（3）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学习型社会主体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篇（4）

对空间的认识

篇（5）

作者：刘一鸣 单位：内蒙古大学

“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在假定中,证券价格和市场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资人或者经纪人理性的基础上,但是实际上，有效市场在实践和理论上有太大的差异，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依据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说“噪音”来决定是否购买。”有效市场假说”的实现有赖于有风险的套利机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设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金融行为都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才能具体实现，并且还会受到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④因此，经典金融理论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行为金融学“认为，经典金融学的弊端在于：“只关注经济行为和经济市场对于金融行为和效果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认为，行为金融学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是金融行为在社会学视角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经典金融理论的反思将为金融行为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在社会学范畴下研究金融行为，是金融研究向社会现实和金融现实进一步结合的标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金融体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发生变化；同时，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各国的金融市场卷入全球经济和政治范畴。人们对金融影响的感知超过了市场本身，金融行为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金融新闻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加宽阔的空间和研究意义。嵌入性和脱嵌性理论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的研究由古典经济学领域发展到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高度抽象的状态下研究的。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参与者也不同于经济人，所以前两种模式不可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和“脱嵌性”提出质疑。“嵌入性”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产生的。波兰尼的观点是：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关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萨提那认为存在着至少两种市场：一种是经济社会学传统下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市场，另一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脱嵌性市场。网络的发展使全球性电子交易得以实现，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计算机网络代替。然而，S.塞桑在电子交易金融行为研究中发现，信息化和电子时代的金融行为依然嵌入社会关系中，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信息必须依赖于资源和情境，信息技术依然要依靠物质资源。在目前看来，金融市场受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影响，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实际上是说明，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可以发现，经济领域的实质是社会领域的一部分，两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一致性。金融领域的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如此看来，研究金融行为在金融领域还是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网络和文化系统马克•米兹鲁奇和杰拉德•戴维斯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对美国的商业银行扩张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较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金融行为可以视作是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金融决策，在企业间以网络的形式扩散开，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收到行为反馈，使其他银行模仿或者被引导，从而形成广大的影响。另一种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就是把市场理解为“文化系统”。⑦米歇尔•阿伯蕾菲亚通过对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人类行为的研究，揭示了金融行为是社会性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不是简单的交易，交易过程包含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交易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把金融市场视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这就意味着交易不单单是重复，而且体现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们进行不同的选择。交易中产生的理解随着时间会被制度化，这种制度成为金融市场中金融行为的参与依据。金融市场文化随着金融行为而变化，并在交易中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

篇（6）

一、文献综述

根据MichaelWoolcock(2000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_JHanifan，1916)。1988年，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在“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此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有力和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并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

目前，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体系。不同的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不同侧面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如普特南等(R．Pulnamet．a，1993)在著作“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中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福山(Fukuyama，1999J则界定社会资本为“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剂，可以使人和群体或组织更高效的运作”。

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介绍、探讨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文献，特别是在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成因的分析中，社会资本成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然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形成共识。王立军(2007)认为国内研究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可以归纳为三种：“资源说”、“关系网络说”和“能力说”。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是随着学习型经济，尤其是学习型区域等概念的兴起，区域学习成为区域仓0新体系的研究新视角的背景下，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的新拓展。其涵义是指体系内各创新行为主体(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通过与创新体系外部的知识联系积极获取新知识资源，各创新行为主体及有关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之间通过交互学习使知识转移，增加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区域创新体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将学习作为核心的、有着较强学习效应的、有效的、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

本文拟把社会资本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结合起来，构建基于社会资本的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更加系统化地分析社会资本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二、区域社会资本的内涵及特征

(一)区域社会资本的内涵

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竞争优势、获得稀缺资源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规范，它反映的是区域内地方政府、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合作的程度。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培育区域社会资本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拥有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通过对区域创新体系内社会资本的动员，可以为其带来各种利益，既可以是直接的经济利润，也可以是因降低某种成本而带来的间接利润。区域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创新合作的成本，加快了知识资源的传播与扩散速度，创造了合作剩余。

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基石是信任。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信任可以使创新主体减少交易成本，获取更多稀缺资源。

(二)区域社会资本的特征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有关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无形性。区域社会资本是各创新行为主体，如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交流和沟通网络而形成的网络关系。

公共性。区域社会资本需要区域各主体长期的博弈合作即交互作用来形成，需要采取“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奥尔森，1995)来生产。互惠的规范能够保证各主体之间持续的交往，创造一种重复博弈的处境，有助于主体间的互信和合作，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客观性。人们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发现，社会资本所代表的“文化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塑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政府可以引导社会资本的形成，利用一些现存的社会体制，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交换，使社会资本得以确立，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

三、区域社会资本对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学习的激励效应

区域社会资本对学习的激励是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独特的创新优势和竞争能力的内在支撑。可以说区域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区域创新动力，它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增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子。这种激励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创新成本的节约效应

区域社会资本尤其是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区域内企业问以及企业与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区域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主体间的创新成本。

首先，搜寻成本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地理邻近性、产业集聚性以及由于根植性所形成的共同的产业文化，使得区域内企业相互信任并不断地进行交流，这就加快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信息搜寻成本大大降低。其次，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方面。区域内企业利用社会资本获取和分享与创新有关的知识，从客户、竞争者或供应商那里了解各种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第三，谈判成本方面。社会资本丰富的区域内信任、合作、开放、创新的文化使得区域内企业愿意共同承担创新风险、重新组织企业间关系、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互惠，这就减少了谈判成本。第四，交易成本方面。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对不合作与不守信者进行惩罚淘汰出局等，能降低区域创新主体问的交易成本，起到降低区域创新成本的作用。

(二)区域学习能力的提升效应

区域学习能力是其所在区域竞争优势获得的关键，区域学习能力既依赖于其内部结构和发展战略，也依赖根植于其所在区域的一些外部因子，尤其是区域社会资本因素。首先，区域社会资本能够为各主体学习提供各种信息和学习资源。这些信息资源是各主体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基础。其次，区域社会资本使区域各主体通过信息、技术与人员的自由流通，实现各主体间互动学习。再次，区域社会资本加快区域及各创新主体技术“新陈代谢”步伐，使整个区域成为“学习型区域”，区域学习能力提高。

(三)区域创新主体合作的激励效应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新技术层出不穷，创新的跨地域特征日益明显，各创新主体间创新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显现。区域社会资本所体现的网络、信任与互惠的规范等是实现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首先，区域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创新信息的快速流动。其次，区域社会资本所体现的合作网络能够促成企业集群的形成，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后，区域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培养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进而有利于区域创新环境的形成。

(四)知识创新转移的促进效应

首先，有利于技术创新转移所需知识源的获取。一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扩散社会系统，区域内企业良好的非正式交流与正式合作以及人才流动和企业家衍生有助于创新及其扩散；另一方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纵向、横向企业间联系以及企业与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的联系，从而可以迅速的组织资源，为技术创新扩散服务。

其次，有利于创新的快速传播。根据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创新在个体层次的采纳和实施过程包括认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五个阶段。对于个体层次来说。

区域社会资本有利于对创新的认知、说服、决定、实施和确认，使得个体尽快的走完认知、说服、决定、实施阶段，并尽快的确认创新或确认对创新的拒绝。同样的，对于组织层次来说，区域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认识自身的问题和对信息的搜索，从而缩短了决策的时间。

再者，有利于扩大技术潜在采用者范围和增加实际采用者数量。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产业、社会的接近性，以及与“试错机制”伴随的企业的创新“示范效应”，使得人们更加可能对好的仓0新认可并更容易实施创新。还使得创新扩散迅速达到“临界大多数”点，冲破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瓶颈，实现扩散的自我维持，从而增加最终采用者数量。

最后，有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与良好的社会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创新扩散相伴随的是创新接收者对创新的理解、认识、实施以及再创新。创新源和创新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接收者解决问题，有利于创新源对创新的再认识。同时，创新接收者的再创新对创新质量的提高很有帮助。

(五)创新产生的快速效应

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内，激发企业胜出同行的强烈欲望和害怕被市场淘汰的恐惧感使得企业问的相互比较持续进行，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管理，加速技术学习。创新的效果得到快速的检验，创新得到有效的并且是快速的传播。因此，创新得以快速的产生和扩散，创新循环不断加快。Landry等人用6个变量，即商业网络(BusinessNetWOrk)、信息网络(InfOrmatiOnNetWOrk)、研究网络(ResearchNetwork)、参与资源(PartiCiPatiOnAssets)、关系资源(RelationalAssets)和信任资源(TrustAssets)等来衡量创新企业的社会资本水平，用在Montreal东南地区不同行业的440个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社会资本水平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速率都有较大影响。

总之，丰裕的区域社会资本促使区域内形成有效的创新网络，在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动力作用。只有不断丰富社会资本，完善信任机制和互惠规范，培育和健全区域创新网络，才能逐步提升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构建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

四、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建设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是区域内各主体交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布朗(2002)指出：“在社会资本系统中，要素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系统的结构是联结自我的关系类型。系统的环境是把该系统包含在内的更大的社会生态”。社会资本按系统论的思想，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建设就是这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开发和积累过程。

(一)微观层面——企业社会资本建设

借用MichaelWoolcock的“整合”和“链合”概念，企业整合即针对内部社会资本而言，包括存在于员工之间的、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企业链合则针对外部社会资本而言，包括：一是企业的纵向联系，即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二是企业的横向联系，即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的联系。因此，建设企业的社会资本，既要提高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存量，又要加强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培育团队协作型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应在员工中培育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使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归属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其次，企业应通过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心理需要，使员工与企业之间结威命运共同体。最后，企业应加强道德建设，并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企业道德的力量和制度规范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增强员工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机制。

2．加强企业诚信建设。企业自身的诚信建设是企业融入社会网络的必要前提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体现在：一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信任度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缩减企业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防范投机行为；二是提高组织效能。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可以促进人际间的沟通，强化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认同，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三是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培育。在企业的诚信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共同性活动，加强员工发展信任的机会和发展共同文化。

3．改革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载体，是构成企业内部网络建构的重要方面。企业应改变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将其转变为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的横向信息交流，建立员工之间的互信合作机制，而且有利于实现企业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

(二)中观层面——区域社会资本建设

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区域社会资本建设包括区域企业问的竞争合作与企业社团的建设两个方面。

1促进企业间竞争中的合作。从竞争走向合作，是企业间竞争的新趋势、新特点。为此，企业经营者应改变传统的与竞争对手之间非此即彼、非赢即输的狭隘竞争观念，树立与竞争对手既竞争更合作，通过合作谋求多赢的观念，培养与竞争对手建立高度信任的合作网络的共识，增强建立跨企业网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发展企业战略联盟，促进区域企业间竞争中的合作，依据现有优势和发展潜力合理地进行区域间分工，协同创造区域经济优势，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愿组合、协同发展。

2．加快培育中介服务组织。中介服务组织可以通过建立行规行约，约束企业的行为，避免无序的竞争。同时，会员通过正式的组织参与，可以扩展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加快培育区域内中介服务组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鼓励企业组织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增强企业网络的稳定性；二要尽快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拓宽民营组织的业务领域；三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积极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四要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制度，不断提高中介服务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三)宏观层面——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建设主要是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环境的建设。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稳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拥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地区必然要比政策环境不稳定的地区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政府是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则是这些政策的规范对象。政府和企业在实施经济政策方面是～种博弈的关系，一种稳定的经济政策就是一个无终止期的重复博弈，容易形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政府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否取决于政府的决策行为是否被纳入一套规范的框架之下，以及决策机制是否科学、民主和透明。

篇（7）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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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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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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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超级秘书网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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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加之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全球信息网络化的革命。也带来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各种思想的跨国界交流，也有力地促进了价值取向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而当代大学再也不是“象牙塔”，大学校园由封闭转向社会开放。成为一个“小社会”。大学生生活在这样多种价值观密集交织、激烈碰撞的环境下，必然受其影响。当前，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已明显显现出来。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有信奉“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生活观念，如赞同“提倡雷锋精神”的学生占60.8％，也有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价值观，同意“金钱至上”的学生占3.98％。有坚持“报效祖国”的学生占19.09％，也有“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学生占51.81％。

2、价值追求的实用化。

伴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我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不但强调社会价值，也注重自我价值；不但注意吸收西方价值观中的精华，而且注意吸收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开始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传统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对立统一中建构现代价值观。但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原则和竞争法则易使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得到强化。使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从而产生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不良行为，使“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滋生蔓延。如许多大学文学社团冷冷清清，做文学梦的青年越来越少；大学社团的发展更看重经济因素，拉赞助、寻求投资已成为大学社团最时髦的活动。有些社团活动的积极意义不大，如十大歌王比赛只是模仿文化炒作。只为少数人的“成名”。校园文化的世俗性体现了大学生功利、金钱意识的增强。

3、价值选择的矛盾化。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价值思维和价值选择方式尚未定型。传统的与现代的、理想的与世俗现实的价值观几乎同时对他们产生影响。如此，便造成了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当代大学生的观念意识与实际行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不一致性的现象比较明显。他们大多认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应具备的新的价值观念，但同时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不良风气又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和追随。大量调查报告都能证明，大学生口头上追求理想，实际上崇尚实惠；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但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真善美的道德知识，却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但自身又不愿受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有成就事业的愿望，而又缺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多数大学生认为应该以集体利益为重，但是真正要他们为集体和他人做事情时，很多大学生却斤斤计较，不愿主动参加或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内容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差异，这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然而，大学生价值观的多元化、功利化、矛盾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无序性，要化解大学生出现的困惑、迷茫、盲从。必须通过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通过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来调适、规范多元价值观，使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不再无所适从，而认同、归依于符合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那些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理念。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坚持以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为我们提供了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强大思想武器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大学生只有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就是坚持的指导地位。高校要坚持用发展着的统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

2、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核心内容。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定社会主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中国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徘徊与浴血奋战，经过近几十年来的积极探索与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能有效发挥本国优势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历史成就确实能使当代大学生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但他们又是没有苦难记忆的一代人，其生活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开放社会，所以主旋律的高扬显得更为必要。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深入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有助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成员正确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和积累的矛盾。并树立解决矛盾的信心。大学生既应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又应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3、坚持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主旋律。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拼搏奋进、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既是激励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发展壮大弥足珍贵的强大精神支柱，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养，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应有之义。一种理想信念，如果不能体现为某种精神，如果不能表现为某种状态，就不能发挥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4、坚持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关键。“八荣八耻”是中国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在当代的体现和发展。是为应对商品时代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迷失而提出的道德和价值理念导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八荣八耻”的深刻内涵及其教育方法、渠道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使其从对社会主义道德与核心价值观念标语口号层面上的抽象诠释变为大学生内心衡量是非黑白的具体尺度。自觉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实际分析与价值判断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道德支撑与价值引导作用，成为当代大学生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动力、把握人生航向的行动指南和抵御各种不良思潮侵袭的强大盾牌。这也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三、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1、根据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向突出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价值取向一元论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由于价值取向一元论具有普遍的范导功能，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意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教育大学生自觉地认同、维护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就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失去统一的价值目标。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由此带来的行为非理性主义与分散主义的混乱不堪，使民族和民众丧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凝聚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使得利益主体、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出现多元化，很容易产生价值相对主义。使人们竞相追逐各自利益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其次，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广大教育工作者要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和形成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以期通过这些措施使受教育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多元文化，在面对多元文化尤其是多元价值时不迷失自己并作出自主选择。最后，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社会统一价值观的形成，都有着其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也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达到普遍价值认同的结果。由于一元化的价值观以最普遍的形式代表了广大个体的共同意愿和价值理想，所以它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具有权威性，使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去遵守与维护这种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

2、根据大学生价值追求功利化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必然具有其物质性、生物性的一面，因此，人必然要追求物质的需要和生理的满足。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人作为宇宙中的高等动物，又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理的享受和物质的追求。人之为人，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有理想，有使用和驾御物质、金钱的能力。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我们被周围的金钱诱惑、功利追求、物质崇拜、商品拜物教的包围下，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就必须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一方面，要承认和肯定人的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注意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具有远大的理想，具有使用、把握、操纵物质的能力，成为金钱、物质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其次，要注意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人有没有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决定着人能否超越现实的存在。价值观教育一定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来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绝对不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价值观教育时，一方面，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大学生的精神世界，真正接触到大学生的心灵。另一方面。要教育大学生认识到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是自己的内在王国，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一个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发展他们的高级精神需要，进而把大学生培养成为能“享受精神文明的幸福生活”的新人。

3、根据大学生价值选择矛盾化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教育中要与社会生活接轨，将“知”与“行”结合。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必须有一定的利益导向相配合，否则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教育是一种导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㈨因此，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接轨，充分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并以此来落实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生活接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大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不断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从而认识自我。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逐步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学到社会规范和公共逆德准则。增强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吃苦精神和节俭意识，提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西方社会的“义工”制度，其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之一便是倡导公民、青年学生通过服务社会来体验奉献的乐趣，培养他们高尚的品德。要倡导和推动学生更多地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公益劳动、“三下乡”活动、帮贫扶贫活动等，把价值观的构建从课堂延伸到社会，由理论转向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在社会实践的内容安排上。应充分考虑青年人的特点，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形式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要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学生培养评估的重要参考。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借鉴了近现代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蕴含着几千年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历史的精华积淀和深刻的当代科学哲理，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是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广大教育工作者应以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共同担负起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自觉把“育人”贯穿于“教书”的全过程，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在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上下下功夫，在深入和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润入学生的心田，自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内容策略

[论文摘要]随着社套的深刻变革，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矛盾化等特点。构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根据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价值取向一元论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现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作为青年中最富有创造精神和超越意识的大学生群体，能否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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