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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牧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是草原文化的主导型文化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类在草原生态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据考证, 以内蒙古草原为主的我国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万年以前。那时, 由于地壳的变动, 内蒙古高原逐渐隆起,内陆性气候使高原内部变得寒冷、干燥。受季风和干旱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北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由于喜凉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寿命长、发芽快、提前开花和花期缩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分布愈来愈广, 在具有腐殖层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终形成了草原。为了适应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满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与农耕文化迥然相异的游牧文化。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主导类型,独具特色。
我们强调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并非要抹杀从古至今其他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
游牧文化循着文化发生、发展、衰落的自然轨迹分别经历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颓期。随着游牧生产逐渐优于采集、渔猎、畜牧和农耕等诸多经济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游牧文化进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兴盛期。有学者论证,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对邻近的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的冲击,导致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大冲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兴的工业革命在农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动了游牧文化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颓期。以内蒙古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汉地农耕商贸文化的横向拓展冲击下,游牧社会既不能良性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无力自觉地引发社会文化的创新运动以推动社会跃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面对日益变迁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世代以草原资源为生计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联系结构中激发活力,竞相生存,图谋发展,以适应和克服生存语境的新变化。由此,多种经济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齐头并进,引领整个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时代,既是命运使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归属关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态的主体属性文化
以内蒙古为核心的广大草原区域,自远古时起即是承载草原人类活动的巨大摇篮。草原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建构了一个层层累积,纵向拓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建构体系。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各个民族繁衍生息、传承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新生民族血脉相传、生存生计之根。
北方草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夏商周时起,北方草原诸多游牧群体就活跃在农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间;秦汉时期,结束了北方数百个民族和部落长期互不统属局面的匈奴帝国,成为历史大剧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强音;继匈奴之后,鲜卑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拓跋鲜卑结束了我国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历代纷争, 与南朝并立, 客观上为隋唐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和条件;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势超匈奴、鲜卑的强大汗国;宋辽金时期, 契丹、党项和女真连续勃兴, 与宋鼎足而立长达一个多世纪, 直至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
蒙元帝国是继鲜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权之后的第一个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它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格局,更是通过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整合为中华文化史创造了新的运动规律。17世纪,崛起于东北地域的满族建立大清帝国,再次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1911年,满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也奏起了悲怆的尾音。
从文化的发展态势而论,蒙、满两个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纵向累积、层层叠加,不断壮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顺势爆发,也是草原文化横向拓展,不懈对话中原农耕文化后的强势结果。
从民族文化的构成而论,纵观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 该民族的历史也就在该地区中断了;但一个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这个民族的人种都已绝灭,大批的人口仍旧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个新兴的民族。而他们创造的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为载体,世代积淀、延传,为草原文化的历史华章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所以说, 草原文化并非单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纵向累积、层层积淀、共同组成,是一个由以民族为载体,以接力运动的前行轨迹,前赴后继地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复合文化、活态文化。
三、生态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来的主流发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为精神主线,建构了一个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学技术、民俗民风为外显形态,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追求、道德规范为内隐形态的生态文化体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贯穿草原生态文化于始终。草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人、畜和环境构成的综合体,其中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然而,草原复杂的生态环境、草原牧场有限的载畜量和生活资料与人和畜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们通过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确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续发展。草原人们正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对自然世界和生态规律的深入认知为一切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约束和规约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他们把自我融入天地万物, 与之形成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圈;把伦理、德性转移到整个生命世界, 构成了万物与人都各具伦理、德性的独特的生态伦理观。这种 “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以及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亲生命性”,也契合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向。
“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贯穿草原文化于始终。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松散性。而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难以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舆论监督来约束个体,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更多诉求于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构建和维护。其中,“信义”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会的治国执政之本,也是草原社会成员的立身之本。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诚信”为道德底线,以“信义”为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
“信义”是维系草原社会稳定和睦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平衡的基石。“诚信”理念不仅为草原人类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为草原文化营造了和谐生态的人文环境。草原生态文化中,“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虽显淳朴但不失本真,对现代文明仍不失启迪意义。
2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存在问题
健美操是高职院校的一门必修课,它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传统健美操教学中,老师都倾向于学生技能方面的发展,上课只要是学健美操套路,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健身兴趣,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产生脱节现象。对于上述出现的问题,将社会化教学引入到健美操教学中无疑会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健美操教学社会化就是将健美操教学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将社会需要的能力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将传统的说教式教学转变为学生参与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地位。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课堂教学认识不到位,体育校内外的体育活动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明确,很多认为体育只是在教学课堂和学校内进行的,对课堂外和学校外的教学缺乏必要的认识,健美操亦是如此。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与社会体育联系不够紧密,学生学到的技能及体育理论知识不能得到实际的应用,无法激发学生的健身积极性。
3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的社会化路径
3.1路径一:在教学中终身体育教育思想的培养
目前,高职院校终身体育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课程设置不合理、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等,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体育老师及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淡薄。在高职院校体育教育中,只重视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忽视了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各兴趣、体育意识以及锻炼能力的培养,很多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往往抱着敷衍和应付的态度,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比较淡薄。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终身体育教育思想。为了适应体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必须要转变教学模式,要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贯彻终身体育思想,帮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加大终身体育教育的宣传力度。同时还要增强大学生自主锻炼、自主学习的意识,进一步锻炼他们的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将近期的教学目标与远期的终身体育目标相结合,使高职院校成为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终身锻炼习惯的主要场所。
3.2路径二: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所体现的程序性知识和基本能力,它是由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和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构成的能力体系。一般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是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包括社会认识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大学生从事专业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首先要利用网络的各种平台,通过微课等视频的拍摄,让学生根据视频进行课前的学习、课后的复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目前,“微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熟知。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进行高职院校微课比赛,也有极小部分高职院校体育老师参与到微课比赛中。但是在极少数的参加微课比赛的高职院校体育老师中,很少将微课用于学生,就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微课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所以要积极鼓励广大健美操老师进行微课制作,并用于教学。在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手机、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自评、互评,通过现代工具进行交往教学,以此来提高学生交往能力。有专家曾经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很多采用讨论、辩论的方法进行教学,而中国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教学方法。很明显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存在很大差异,教学效果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笔者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健美操老师大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方式在上课,老师先教动作,然后学生自己练习,有些老师安排分组练习,但是并没有在思想上对“交往”的引导。笔者认为,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情感交流需要,他们需要友谊、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现在95后又非常具有个性,“惟我独尊”、因此,老师必须要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可以肯定的说,西方国家的教学方式更应该提倡,对促进学生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高职院校的健美操教学中要提倡交往教学。交往教学是在遵循主动性、激励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原则之下,主要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实现的。团队合作学习的主要方式由团队内讨论、相互评价、相互激励、互帮互学等。团队之间也可以互动交流,如互查、竞赛等,实现成果互享。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交往教学,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如促进学生的社会竞争意识、团队意识,促进学生情商的发展,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等等,最终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
中图分类号:J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059-01
舞台剧《敖鲁古雅》将鄂温克族民俗文化进行了艺术加工整理,并且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呼伦贝尔草原的音乐文化,向我们传递着来自原始森林那古老而清澈的声音。
一、舞台剧《敖鲁古雅》简介
《敖鲁古雅》是一部短小的舞台剧,它汇集了鄂温克民族的生活资料,为观众呈现出了千年民俗音乐文化,不仅仅是音乐与舞蹈的汇合,也集中展现了鄂温克族千年来的生活生产状态。在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中,到处都有鹿,鹿是个表征性的代名词。《敖鲁古雅》描写了一个篝火边依偎在主任身旁的鹿,它有时安静,有时活泼,而女酋长玛利亚索认为,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因此她一直守护着山林和驯鹿,她愿意和驯鹿在一起,愿意在满是植物的大森林中生活。
舞台剧《敖鲁古雅》完美地展现了原始树林中大自然动植物的声音特征,运用了完美的音响设备。并且从全方位的角度,展现了民族文化和内容,使人们带有审美的态度来欣赏其独有的美感,充分地了解到了该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围。
二、充分展现了鄂温克族的音乐特点
鄂温克族的民歌音域宽广,多由上下句形式构成,句子结构对称,在歌词方面多衬词,采用头韵,民歌结合使用五声音阶和三声音阶,形式较为古老,具有抒情性强的特点。主要包括三部分,即:“扎恩达拉尕”“努该勒”“萨满调”。由于地区和方言不同,鄂温克族民间音乐的风格特点差异较大,最常见的是宫调式的民歌。宫调式民歌强调宫、商、角三个音,其节拍、节奏比较自由,旋律起伏较大,音域宽。
舞台剧《敖鲁古雅》由“吉祥三宝”团队主创,于2010年在北京演出,乌日娜担任了总导演。作为鄂温克族人,乌日娜淬炼出了自己民族中最为本真的灵魂精神,也淬炼出了最具感染力的民族精神,通过鹿的演绎,融入了“喉音”等鄂温克音乐元素,再现了鄂温克族神秘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还原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处的美好场景,并且辅以鹿哨、单鼓等鄂温克族特有的民族乐器,使观众在“祭熊”“萨满舞”等难得一见的仪式典礼中,体味到了鄂温克族的顽强生命力,听到了来自遥远而古老的森林部族的动人故事,体味到了族人们的朴实,以及人们对自然之母的感激之情。
在演唱方面,《敖鲁古雅》使用了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原始发声方法,即:喉音发声打拍法。这种发声方式来自于猎民们对于驯鹿以及鸟雀声音的模仿。猎人们充分掌握了动物发声的要领和正确的发声位置,在演唱的时候,肺部、胸腔等器官要协同合作,才能具有很强的震撼力。《敖鲁古雅》中的乐器属于民族乐器,这些乐器完美地体现了鄂温克族人原生态生活与音乐文化的传承,大多来源于鄂温克族千百年来的游猎生活。舞台剧《敖鲁古雅》运用了环绕音响,把鲜为人知的音乐文化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极具森林特色、野性与空灵并存的配乐,还原了寒带自然环境的空旷幽深;直击心灵的最原始喉音,使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传承,那几近失传的神秘萨满舞蹈令人震撼。
三、突出了呼伦贝尔草原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敖鲁古雅》紧紧抓住的两个特色,《敖鲁古雅》重点抓好了鄂温克族歌舞创作,继承和创新了民族传统艺术,汇集了民族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观众呈现出磅礴的艺术作品。导演乌日娜的创作初衷是发现和挖掘祖先的生活状态,因此,团队历经三年,收集、整理、研究了鄂温克族的音乐与文化。从中国到俄罗斯对音乐、图腾、服饰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强大的民族情怀与创作根基奠定了舞台剧《敖鲁古雅》的基础,使其成为民族文化之瑰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让观众看到了呼伦贝尔草原人捍卫本民族尊严的崇高精神,让观众看到了本真的生活状态,辉煌的音乐、华美的服饰以及精细的图腾,让参与者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鼓舞了民族自信心。
艺术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舞台剧《敖鲁古雅》对传承呼伦贝尔草原民族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使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科学、完善的空间下得以流传发展,从而推动了呼伦贝尔草原民族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政府.敖鲁古雅:“使鹿部落”蒸蒸日上[N].中国民族报,2014-01-10(004).
[2]蔡冬梅,江新辉,白江宏.敖鲁古雅使鹿部落过得好吗?[N].内蒙古日报(汉),2013-09-19(008).
(二)烟草产业剩余资本丰富与发展空间受限由于烟草产业投资见效快、投资回报率高,因此,吸引了国内许多地区大力发展烟草产业,烟草产业快速膨胀,积累了大量的烟草资本,但是由于烟草产业对于地方财政的较高贡献率使得地方与中央、各地区之间矛盾重重,烟草产业本身的这种内在矛盾使得烟草产业不能象其他产业一样达到规模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整合。烟草产业的快速膨胀往往在尚未达到产业垄断之前就受到了较大的抑制,难以实现产业的规模经济。近年来,随着我国烟草产业的不断发展,烟草产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受到限制,难以再进一步扩大生产,烟草生产经营的成本加大导致投资的边际收益有所下降,烟草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由于前期的快速发展和积累,我国烟草产业集聚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而烟草产业本身却出现了扩张空间受限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烟草产业的剩余资本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寻找其他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产业,实现多元化经营,以分散经营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收益。
二、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除了发展与主业紧密联系的相关产业以外,在宾馆旅游、机械电子、能源交通、金融、证券、保险、运输仓储、建筑房地产、农林牧渔、广告及信息等领域,也进行了投资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我国烟草产业在多元化经营上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措施不完善,缺乏统一部署。目前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布局,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项目决策程序不规范,投资的盲目性比较大。二是投资规模小,重复建设严重。烟草系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主体大约有两千多个,投资主体过多导致多元化经营投资不够集中,投资项目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涉及的投资领域太广,投资项目的起点低、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建立龙头企业,打造支柱产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指导,致使与烟草相关的印刷、铝箔纸、水松纸等投资项目能力过剩;宾馆饭店建设过多、经营状况不佳,有些甚至已经亏损严重,无法经营。三是经营机制陈旧,缺乏竞争意识。由于烟草产业一直以来实行的专卖制度,导致了大多数多元化经营企业管理者存在思维定式,沿用专卖体制下陈旧的经营机制,缺乏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陈旧的运行机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成为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发展的制约因素。四是管理人才匮乏,管理模式落后。由于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中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因此,日常基础管理问题多多,财务管理也十分混乱,致使不少投资项目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多元化经营之路走的不够顺利,甚至拖累了主营产业。除此之外,多元化经营所需要的专门管理人才严重不足,也是制约着烟草产业多元化经营发展的因素之一。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生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能歌善舞的民族,具有伟大的艺术创造力。在蒙古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舞蹈占有重要地位,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1 蒙古族的草原文化
蒙古族草原文化是开拓性的动态文化,它继承了原始民族的心理层次以及文化含量。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能给人一种复合型的精神元素以及创作天赋。蒙古族人崇尚图腾,他们把对民族的感情和来自大草原的气势,都融入到了图腾独特的舞蹈形象中,这是草原文化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舞蹈的核心。
1.1 草原文化中的民族风俗
蒙古族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感情质朴豪放,心胸开阔坦荡。他们逐水而居,在祭天庆典、部落联盟、欢庆胜利等重大活动中,人们会聚集到一起,举行“欢跳庆贺之舞”。至今蒙古地区仍保存着一年一度的那达幕大会,并在欢聚的喜悦里尽情歌舞。所以舞蹈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2 草原文化中的生活习俗
蒙古族人的日常服饰丰富多彩,主要包括首饰、袍子、腰带、靴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很繁复。他们大多保留了传统的生活习俗,如男女都穿身宽袖长的长袍,束以腰带、着高至膝盖的长筒皮靴,男子多戴深色礼帽,女子则以布条缠头,盛妆时还会戴金银点缀的冠。饮食多以牛羊肉和奶食为主,粮食、蔬菜为辅,多喜欢喝奶茶。这些生活习俗也融入舞蹈语言当中。
2 草原文化孕育出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个性
蒙古族草原文化底蕴深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从古至今,大草原给予蒙古族人民独有的气质以及神圣的信仰,造就了蒙古族舞蹈的个性。蒙古族人民能歌善舞,常用舞蹈来表现游牧人民的生活生产,以及美好的情感。从蒙古族舞蹈的特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他们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舞蹈的创作及形成。
2.1 蒙古族草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舞蹈表现形式
在兴安盟民间流传的筷子舞,在表演形式上由单手执筷发展为双手执筷。“筷子舞”以肩的动作见长,一般由男性表演。随着蒙古族舞蹈不断改革发展,现在女性也可持筷而舞。其表现形式为舞者双手握筷,不时交替击打手、肩、腿等身体各部位,还可击打地面。这样不但丰富了蒙古族舞蹈肩部、腰部、腿部等各部位的舞蹈语汇,也借筷子的运用来抒发蒙古族人民热情、开朗、彪悍、豪迈的民族个性。
2.2 蒙古族草原习俗形成的舞蹈风格
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发扬和传承了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的蒙古族草原文化,把马的特征和牧人对它深切感情融会于舞蹈中。蒙古族男子群舞《奔腾》就充分展现出了蒙古族舞蹈的特征。它既表现出疾驰如风,松弛舒缓的形态,也表现出骏马狂奔,气壮山河的气势。作品以策马的不同形态为基础,塑造了蒙古族牧民们策马奔腾的英俊形象,而它优美的身法和韵律,使牧民们豪迈的气质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情感得到充分体现。
3 草原文化在蒙古族舞蹈中的突出体现
蒙古族舞蹈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舞步轻捷。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之间,都洋溢着蒙古人民淳朴、热情、勇敢、豪放的性格特征。在蒙古舞蹈的风格中,最鲜明、最有表现力的特征部位是肩、臂和腕,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3.1 蒙古族舞蹈中肩的动律特点
蒙古族舞蹈中有硬肩、柔肩、耸肩、双肩、绕肩、碎抖肩和笑肩等。肩的训练是做到在松弛自如的状态中具有力度、韧性、弹性和灵活性。肩部动作或连绵柔韧,或干脆弹性,能够准确传达各种情感,是蒙古族舞蹈中典型性动作。
3.2 蒙古族舞蹈中臂与腕的动律特点
臂的线条体现出“圆”的美感,从躯干至指尖,是一个整体弧线。手臂不同力度的运用,既可表现溪流的细腻,又可模仿图腾的形态。蒙古族女性舞蹈讲究端庄典雅,肢体具有细致、韧性、稳重、明朗的美感,表现出蒙古族女性的沉稳、内敛以及开朗、活泼的性格。蒙古族男性舞蹈的舞姿造型挺拔豪迈,步伐轻捷洒脱,表现出蒙古族男性彪悍、英武,刚劲有力之美。而腕部动作主要是在掌与腕平直的姿态上,以脆韧相间的上提、下压手腕,来带动手臂的形态,与臂的运动路线交相辉映,形成蒙古族舞蹈风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3.3 蒙古族舞蹈中脚步的动作特点
蒙古族舞蹈的脚位有:正步位、八字步位、丁字步位、点步位、大点步位、踏步位、摇篮马步位等,每一个脚位都有其独特的形成。慢板抒情柔和,快板欢快敏捷、跳跃性强,体现出蒙古族民风的厚重、淳朴,感情热烈豪放。
4 结语
提及蒙古,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总是一望无垠的草原,星星点点的蒙古包,悠闲吃草的牛和羊,唱着悠扬民歌的牧羊人,当然也少不了或欢快热烈或舒缓优美的蒙古族舞蹈。草原文化是一枚历史符号,它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草原人的心上,流动在每一个蒙古人的血液中。研究草原文化对蒙古族舞蹈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更好地领会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语言,更深刻地运用它、表现它、发展它,使它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2] 李利利.蒙古民族舞蹈的风格和特点[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
[3] 朋乌恩.蒙古族文化研究[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一、蒙古民族饮食文化及其特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蒙古族也不例外,但是要说到蒙古族饮食就会联想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大错特错了。蒙古族的食品构成,与游牧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夏食酪浆酸乳,冬食牛羊肉”。这基本上概括了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特色。“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是古代中原人对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概括。在蒙古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里,长期从事狩猎和游牧经济的过程中,蒙古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与技能创造了丰富的独特的食品和饮品,从而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蒙古民族的传统食品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被分为:白食、红食、紫食、青食;蒙古民族的传统饮品分为:茶、奶、汤、酒四个大类。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是人类饮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和世界饮食文化的瑰宝。古老的民族文化,给蒙古族饮食以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饮食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蒙古饮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饮食、餐具、食俗、礼仪、环境、服装、歌舞、工艺品、专用语言等众多内容,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餐是绿色食品,蒙餐是营养食品,蒙餐是保健食品。蒙餐是内蒙古餐饮业的优势和突破口,最能体现我区民族特点及地区特点的饮食,也应该是我区最高档次的招待饮食。
蒙餐的发展是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的延续,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体。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中的强调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的统一,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共融,凸现人性的美与善以及人们享受生活美的意蕴与意味,对当今我区及全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饮食文化在草原旅游中的重要性及应用
蒙古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草原文化的蓬勃兴起而大放异彩。1978年起步的内蒙古旅游业,从一开始就将内蒙古的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到内蒙古的旅游业当中,经过多年的扶持和培育,一步步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高附加值产业。
旅游业是个消耗产业,它的直接投入未必就能够马上体现在回报上,往往是经过旅游者对当地的切身感受和当地政府部门对旅游事业的重视和开发,经过时间的考证,经过媒介的宣传,经过口碑的传赞,逐渐得到回报。这种回报,是一种良性的闭合曲线回报,旅游产业拉动人气的增长,拉动其他产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产业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也会补给旅游产业,从而完成闭合供应链。
目前,内蒙古各地以蒙餐为主的餐饮文化场所逐渐增多,市场是由需求造就的,蒙餐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配合草原旅游的发展,在满足游客的口味需求上不断创新,挖掘新的蒙餐菜品,在推动内蒙古草原旅游事业的发展中,蒙古族饮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为把家乡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三、开发利用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构想
现代蒙古族饮食适应时空概念的变化,在继承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了较大发展与变化,所以,蒙古族饮食亟待提升理念,注重餐品制作的同时,强化礼仪形式。
(一)、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建议
1、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
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行业协会的规范,专家学者的指导以及众多民族餐饮企业的参与。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在开发中从资金投入、资源挖掘、人才培养、科学规划、保护开发等方面需要担当主导者、组织者、引导者的职责,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化韵味
中国饮食文化总体呈现出以下美学特征:色泽美、香味美、滋味美、造型美、器皿美、环境美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双休日的实行和假日的延长,居民外出旅游就餐的机会增多,消费增加,食的消费在旅游六大要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内蒙古必须要加强饮食文化的开发、整理、革新,这看发展草原旅游乃至整个内蒙古旅游业的重要环节。
3、把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优化组合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应该挑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有声望的资源,然后加以优化组合,对于菜肴的合理搭配、文化内涵的联系做出评价,结合旅游者的心理因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的开展,适时有目标性的推广,以举办佳肴品尝游、药膳保健游、民族风味美食节等多种方式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活动。以其达到蒙古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的完美结合。
中国56个民族就有56个不同风格的音乐歌舞文化,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跳月舞、蒙古族的牧歌等等,都是很有特色又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而这些音乐文化中又渗透了这些民族的民俗习惯、生活特色、历史渊源等文化内涵。让孩子们通过对这些音乐的学习去了解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色,感受其音乐文化魅力,增进学生文化素养。就如在国家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所指出的: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我国现行的多个版本的音乐课标教材中都有这类集中体现某个民族或地域的音乐文化的歌舞乐综合性单元,如湘版教材中的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单元《天山风情》、苏教版中的具有江南小曲风格的单元《甜甜江南》、人教版音乐教材中的《西部风情》等等。
接下来我试通过湘版教材中的《草原上》这一课,来谈如何进行相关文化背景下的歌舞乐综合课的教学。
《草原上》是一个集中体现蒙古音乐及相关文化的教学单元。它由:《森吉德玛》、《牧歌》、《可爱的羊群》、《大雁湖》、音乐活动《小马跑来了》等教学材料组成。基于《音乐课程标准》中“应注意从关注音乐特点的角度进行综合课的教学”的要求,如何在不偏离音乐本质的情况下来渗透相关文化信息呢?我是这样做的:从中选取了我认为最能代表蒙古民族中各种文化特色的《牧歌》、《可爱的羊群》、蒙古族筷子舞以及能够体现出蒙古人民最主要的文娱活动的节奏活动“小马跑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感受到蒙古族歌舞的风格特点,并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色彩,我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将每一个教学活动落实到位,使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兴趣,并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审美体验。
一、游戏导入,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舞蹈教学相结合
在这节课中,同学们会接触到蒙古族一个很有特色的舞蹈――筷子舞。筷子舞是在蒙古舞基本舞蹈语汇的基础下加入筷子敲击的动作而形成的。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这个舞蹈,我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铺垫。在课前的律动环节里,我身着藏族的衣服,用学生熟悉的蒙古族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带领学生模仿蒙古族的舞蹈进行律动,为以后的舞蹈教学做辅垫。接下来,我用“我跳你猜”的游戏导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通过对“挤奶”、“抖肩”、“雄鹰展翅”、“骑马”等典型的蒙古舞蹈动作的竞猜活动,自然地过渡到了对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蒙古族的服饰特色以及蒙古人民的信仰等各种民俗特色的介绍。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模仿这些典型动作,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学跳筷子舞的环节。而在以后的筷子舞学跳时,只要引导孩子们将筷子舞的击筷方式带入舞蹈韵律加入到这些舞蹈动作中来,即完成了对筷子舞的教学,学生们也学得轻松愉快。
二、情境设置,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音乐知识相融合
在这节课中,有一个“附点八分音符”的音乐知识,教材针对这个音乐知识设计了一个“小马跑来了”的节奏活动。为了让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完成知识技能的学习,我通过“小马跑来了(初听与模击节奏)”、“谁是小冠军(附点八分节奏的音乐形象感受)”、“认识新朋友(附点八分节奏的介绍)”、“跟着冠军跑一跑(练习附点八分节奏)”、“小马接力赛(二八节奏与附点八分节奏的对比练习)”、“万马奔腾的那达慕大会(三种节奏的混合身势练习)”等教学环节,将包含附点八分节奏学习的《小马跑来了》这一活动融入草原人民特有的那达慕大会赛马的情境中来。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学得非常开心,玩得也非常愉快,通过不断地感受与参与模击,对附点八分音符有了深刻地感受。另外,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也了解了蒙古人民的文娱活动特色,并对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一说法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关键词:城镇社区 草原文化 创新发展 群众文化活动
正 文:
文化,它的概念非常广泛。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至少有二百多种。在本篇论文中,笔者采用20世纪中叶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思想来分析论证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根据他对文化的理解,我认为,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所具有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特有的生活方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创新的根本所在。同时,由于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草原文化的形成也就来源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发展也就植根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创新也就践行于生活。于是,文化这个被人们认为脱离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却实实在在的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挂上了钩。文化不仅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
群众文化,真正开始使用这个名词,是在1953年。它是指:“除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 群众文化逐步走入社区,在社区中发展壮大,在社区中为人民的生活传递快乐,成为了人民生活方式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共同拥有着地域特色。在实践中,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往往以草原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草原文化也往往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和发展。在民族地区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就经常会看见草原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元素。与此同时,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是与时俱进的。草原文化的民族性在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各种元素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并在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重新的发掘、更新和重构,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自我发展和创新。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草原人民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一载体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但是这种创新和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符合国情民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草原文化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首先就会遇到“保护”还是“开发”的难题。 那么,怎样克服这两方面的限制,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呢?以下提三点建议。
建议一,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应与政府区域文化策略相结合,进而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是地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应该纳入到政府区域文化策略当中。通过政府的统一管理,因地制宜的进行文化活动的组织、设置,并找出草原文化中适合政府作为公益文化的部分,将其开发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将会发挥出各具特色的,资源共享的,相互沟通交流的,共同繁荣的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也将营造出良好的城镇社区文化环境,还可以提高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使传统的草原文化融合到现代人民的生活当中进而得到创新和发展。
建议二,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应带动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并使草原文化结合群众生活得到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创意。创意则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离不开创意,这不仅需要基层群众文艺工作者发挥引领作用,更需要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到基层、进社区去挖掘草原文化,去体验人民生活,去引领先进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意,使得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发展。
建议三,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基层活动空间。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公益性文化供给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的建设与覆盖,拓展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空间。通过对各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不断的弘扬草原文化,为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的创新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
总之,在新时期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会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草原文化作为草原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将为其提供平台和载体。因此,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将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文化与社会:1780-1950》 作者:(英)雷蒙・威廉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08-01
(2)《浅议群众文化的意义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刘颖 《大众文艺》 2010年19期
(3)《经济增长新引擎-------草原文化与创意产业》作者:朱海强,格广民,苏兴
(4)《如何开展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作者:刘春丽 《文化纵横谈》2012年第3期下
(5)《呼伦贝尔市民族文化大市建设规划》
文化活动成果丰硕。草原文化暨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共有国内外的3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300多篇,围绕“草原文化的社会价值、地位和作用”、“红山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以及草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了草原文化和红山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的报告阐释精辟,深入浅出,意趣盎然。红山文化专题讲座由中华第一凤发现人、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于建设教授作了题为《五千年前的往事――红山文化探秘》的学术报告,分10个专题对红山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民间古玩藏品交流展示大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省市的5000余家古玩商和7000多名古玩收藏爱好者参与,参展古玩藏品达1000余种、600多万件,交易额达3000多万元。《赤峰文物精华展》共展出文物精品600余件(组),特别是“中华第一龙”于2008年“两节”期间荣归故里、回乡省亲,极大地提高了展览的档次,万余观众近距离目睹了“中华第一龙”的风采。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与草原生态文化相关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众多专家就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生态保护法等等,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有专家提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由牧民、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从物质层面来看,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以游牧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作为客观前提的;从精神层面上看,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等是古代蒙古人创造精神层面生态文化(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从制度层面看,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游牧人的生态观念已经被加以制度化并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监督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等。
近年来,有多篇学术论文如《论草原生态文化》对草原生态文化的概念、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探究;《论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特征、来源和组成等;《诚信伦理与生态伦理》分析了生态伦理是草原文化的思想精髓;《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则提出了“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草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论草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草原民族“天人相偕的自然观”;《论草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提出了“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草原地区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
还有学者在专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是以蒙古族为主的中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遵守的生存、生产、发展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生态文化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新的生存方式;蒙古族生态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物质生产、生活技能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命的认识、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可以概括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感念自然,知恩图报。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不仅将草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指明了草原生态文化崇尚自然的研究方向。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草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质和重要内容,也是草原民族的行为规范与处事准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主要包括对大自然敬畏崇尚,尊重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意识。
可见,草原生态文化就是崇尚自然的文化,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师法自然、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的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其他生物及人与人共存共荣,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得益彰,草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
草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草原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等的综合与抽象,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制度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以及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等。
二、草原生态文化的特征
系统性与整体性。草原区域的生态文化可以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系统。草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以及经济、社会、人、自然等的全面发展,既充分合理地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也为综合、全面、持久的传承与发展创造条件,不追求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效益。草原生态文化要维持、恢复自身及草原生态系统整体要素的多样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要有效保护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多样化的组成及其结构,才能使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互补互惠、相生相克、共存共荣及协调稳生、循环再生、多样共生,从而增强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抗逆性、承纳性及稳定性、持续性。以多样性、多层次网络结构为基础的物质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的效率决定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兴衰。
协调性与和谐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即生态与经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持续高效”是草原生态文化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目标,而“协调和谐”是其过程。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和谐性包括生态经济结构的协同性、生态经济进化的同步性以及生态经济功能的一致性等。草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要有合理协调的生态经济文化结构,其系统的要素、层次、子系等必须维持一定的对应和比例关系即“秩序”,生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要相互对应、相互适应、有机关联、合理变换,不能以破坏和削弱生态结构为代价来建立与增强其他结构,从而形成协同一致、功能高效的耗散结构状态。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和谐发展也包括生态经济文化系统各子系统协调同步进化,即经济要发展,生态要改良,文化也要进步,而且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在生态发展、文化进步的基础之上,保护与恢复生态及文化重要,建设与扩展生态及文化也同样重要。
持续性与高效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不断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增强其功能;要求不仅要维持传承与发展适宜的速度,更要保证质量和效果;不仅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与文化效益。要以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主导,实现生态经济文化效益及技术、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从而形成草原生态经济文化综合效益的最佳协调值,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草原生态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原是在草原上生产生活的人们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根基。长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珍视草原、爱护草原,使得绿色的大草原生生不息、演替至今。 在“崇尚自然”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并完善“崇尚自然、维护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游牧业生产方式,可以说开创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先河,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人、草及畜的和谐,实现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进展演替。游牧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的过程,就是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有效保护的过程,也就是草原生态经济文化协调持续发展的过程。
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资源的永续利用、发展的可持续,要求遵循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承纳力原则。极限,就是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支持能力及资源环境承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的存在性。过度利用、消耗了自然资本的存量,自然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吸收与再生能力便下降,自然总资本减少,也就谈不上持续协调高效发展了。在草原牧区的经济社会中,维持自然资本主要是草原资本的完整和增值已成为维持发展的最关键因子。草原生态文化具有平等性与共享性,追求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共享。人们在考虑自身需求与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消费负担历史性责任,确保当代及以后各代人相对平等地获得资源与环境的机会与权利,当代人在保护环境基础、合理利用资源以满足生存发展享受的同时,有计划地为后代人保留、培植富足的资源与美好的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基础与能力。
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是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独立存在的运动系统。它在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特性:系统的综合性、结构的协同性、功能的潜在性、天然的依附性、条件的严酷性、机制的脆弱性、地域的差异性、生物的多样性、牲畜的双重性、劳动的特殊性等。而这些基本特性又与草原生态文化的形成、发展相互关联。
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孕育、生成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是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有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生产方式中有草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中也有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的、协同的整体。而草原生态文化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文化成分、文化功能,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子系统,也以一定的结构、一定的功能,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协调运转,从而产生草原生态文化功能放大作用。
草原生态经济受自然生态因子制约,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附性。在草原上形成的、主要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生态文化,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天然依附性,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师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巧用天时地利、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文化。
草原一般分布于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域,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干旱、风暴、白灾、黑灾等灾害往往给草原牧区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为了应对这样严酷性的条件,草原生态文化中就出现了诸多的避灾、防灾、减灾的内容,逐水草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中就有避灾、防灾的科学文化理念。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机制、经济机制、技术机制具有脆弱性。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较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要小,其经济和生态综合抵御灾害的能力比农田生态经济系统要低。一定程度的人类的干扰行为或天然的不良影响作用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很可能带来草原生态和经济两方面的损害。为此,草原生态文化 要求人类必须谨慎对待草原,强化草原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措施,对草原要实施轻度利用,要保护水源、林木和野生动物。
我国的草原从东向西呈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的类型特征。不同的生态系统,草群结构和草种组成不同。人们为了适应草原的地域差异性,实现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不同草原饲养不同牲畜,这就形成了与不同的草原生态类型相对应的不同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而不同的草原生态经济类型也形成了有一定地域差异性的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的多样性、草原生物的多样性、草原生态经济类型的多样性等,使得草原生态文化丰富多样、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