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想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思想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2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转向

我们熟悉的当代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思维”、注重人文学科的音乐实践者，当地起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同步的音乐家的称号，是莫兰教育思想在音乐教育中典型的文化个案。2007年，在中国教育部召开的新课程出台六年后修改课标的全体会议上，有教授发言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培养人的首要问题是屏定“人”，这应该是音乐教育需要思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1]。

3音乐教育转型研究方法

音乐教育的转型需要众多学科的参与，包括人文社科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与音乐教育自身的知识相结合，最终形成新的音乐教育理论。许多资料都显示，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课程在传统教学上一直影响着音乐的发展方向，可是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提出了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对于传统音乐教育的教育方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当代社会自己的音乐教育新教学方式，为培养全素质多方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做贡献[2]。

篇（2）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沉淀在企业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是一种文化哲学。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企业经营哲学,是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在当今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适应激烈竞争而生存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愈显示出它的功能。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篇（3）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篇（4）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95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1.有利于促使大学生明确精神信仰，树立道德标准，提高思想境界。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生的信仰和精神的追求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同样，这对95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格的完善，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2.有利于激发“95后”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祖国是家庭和个人的寄托，是我们物质利益和精神世界的寄托。中国历来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的爱国主义体现在：热爱祖国，矢志不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抵抗外辱等等各方面。我们要以宽广的胸怀与眼界，积极而理性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去。处理好爱祖国和爱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系。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具备民族自尊心和进取心，既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机会发展自己，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和尊严。

3.有利于培养“95后”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在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被看作“立身之本”、“举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当今社会上由于各种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面临相当大的危机，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存在各种诚信缺失的现象，如：考试作弊；恶意拖欠贷助学贷款和学费；求职过程中伪造简历；同时与几家单位签约，从中“择优录取”，单方面毁约等等。若这些情况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纠正，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习以为常，踏入社会后随波逐流，丧失诚信的概念。诚信是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要求人人具有契约精神，诚信守法，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对“95后”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更加显得紧迫和重要。

4.有利于促使“95后”大学生学会自省和换位思考。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们都非常重视内省对人的道德形成的意义。反思自己的言行，改正错误的地方，学习正确的道理，并这样长期鞭策自己，才能不断得到提高，达到一个良好品德水平。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交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更是要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为一名思想上的成年人。心理学在自省上的定义，是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调控—自我教育。但是，目前的“95后”大学生大部分比较缺乏“自省”的意识，要教会学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在自省中，总结过去，并对未来做出规划；往好的方向，引导自身的思维和言行，是高校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儒家提出的“挈矩之道”，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自己就要怎么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换位思考的方法。它是正确认识人际关系，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思路。“95后”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唯我独尊，来到学校，怎么和同学相处，踏上社会，怎么和同事相处，如何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学会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是重要的一课。在对待他人时，要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感受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和体验。它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头版本。如果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以平等、诚信、宽容、互助的原则相处，何来“清华朱令案”和“同济投毒案”呢？！

三、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渠道和方式

1.课堂教学为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内容。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在生活的细节中都有体现，如诚实、善良、孝顺、忠诚、敬业、脚踏实地等等，至于爱国、中华民族气节等内容更是耳濡目染。很多思想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是一致的。在二者结合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选取和教学的方式方法相结合，不仅要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要概括，提高，体现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沟通感情，引起共鸣，这样才能达到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效果。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根据书本内容，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一些专题：理想信念和大学生成长成才--古代儒家理想、做忠诚的爱国者--古代爱国情感和行为、现代法律思想一与古代法家思想等等。通过视频、学生演讲、辩论等多种方式，结合图画、音乐、表演等手段，将优秀文化直接诉诸学生的感觉，让学生得到切身的感受和提升。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也有很多教学要点可以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相融合。如以来的各次帝国主义前因后果的分析，等多次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的总结，中军民一心抗击日寇的视频再现等，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引导，都能够大大激发了学生爱国精神，激励学生“少年强则中国强”。

2.实践活动为辅，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广泛性

实践活动直观生动，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思考和感受，会有和课堂不一样的收获。比如鼓励学生读经典书，看经典电影。书写读书笔记，开展导读、书评、影评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比如2014年9月—12月，我工作的学校思政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征文比赛》，全校学生结合校园生活，写出很多有理论深度，同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章。主题从传统的道德思想文化当中摘取，多位思政教师挑选出班级比较出色的文章，结合书本的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引用学生文章中的语言和事例来讲解知识要点，颇受学生好评。征文还经过评选颁奖，这又是一个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和老师，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认识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他方式还包括：开展演讲、书法、绘画比赛，小组课题讨论等等各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举办的校园活动。

3.社会辅导，增加传统文化教育渠道的多元性

举办一些和学生生活、前途、就业等密切相关的系列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名师，校友等来校做讲座，演讲，其中贯穿传统文化的理念，通过演讲者与广大学生的交流，让广大学生近距离感受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让学生走出校门，对社会各层次的传统文化广泛接触，比如到博物馆参观，到爱国基地考察，让学生认识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鼓励学生学会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哪些内容和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是不同的，应该从什么角度认识和看待。

4.学校和家庭互相学习和配合

父母是学生的启蒙和终身的老师，家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学校经常性与家长进行沟通，通过写信、邀请家长担任外聘辅导员、学校开放日价值参观提建议等方式，倾听来自家长的声音，了解家长对学生从小是如何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方面来教育孩子，汲取家长中的先进经验，注入学校的管理教育方法中。同时及时向让家长传递学校的的教育理念，使家庭理解、接受和配合学校做好工作，提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篇（5）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篇（6）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篇（7）

在数学教学中，怎样寓知识、技能、方法、思想于一个学过程中，是数学教学的重要课题。由于数学的高度抽象性、严谨的逻辑性、结论的确定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这些特征，决定了数学教学的难度。如果教师只是注重单纯地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能力的培养，学生就会跟在老师的后面跑，整天忙忙碌碌，全是死记硬背。听老师讲时还会，自己做时就错，临到考时就蒙，这样下去是越来越糊涂。所以，要使学生变书本知识为自己知识，就必须学会学习知识的方法。下面就其怎样使学生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谈些教学体会。

新知识的获得，离不开原有认知基矗很多新知识都是学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学生来讲，学会怎样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新知识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精心设计、抓住知识的生长点、促进正迁移的实现。

例如，在研究多边形内角和定理时，可向学生提出：我们已经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那么，你能根据三角形的内角和求出四边形的内角和吗？这样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就勾通了新旧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的提出，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促使了学生思维的展开，提供了回答问题的机会，创造了活跃的教学气氛，学生会准确地回答出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360°。又问：你是根据什么说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360°呢？是猜想的？还是推理得到的？学生的回答是作四边形的对角线，将四边形分为两个三角形，而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两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360°。教师马上对学生的回答给以肯定和鼓励，再问：五边形、六边形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度？学生很快就会回答出五边形的内角和等于540°，六边形的内角和等于720°。接着又问：你知道十边形、一百边形、一千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吗？这是老师故意设置“知识障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及时引导、启发、迁移、总结规律。让学生观察、发现求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内角和，都是从它们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将它们转化为三角形来求得的，并且内角和是由从它们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所分得三角形的个数确定的，而三角形的个数又是由这个多边形的边数确定的。从而可知从n边形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可将n边形分成（n－2）个三角形，所以n边形的内角的和等于（n－2）·180°，即得多边形的内角和定理。这个定理的出现，是教者通过设疑、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寻求解题方法，由个性问题追朔到共性问题，总结出了一般规律。这样做，不但使学生学会了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学习新知识的方法，又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渗透了把多边形转化为三角形来研究的数学转化思想。

当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了学习新知识的方法和数学的转化思想，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研究梯形中位线定理，学生很自然就会将它转化为三角形中位线来解决。对于平行四边形、梯形的问题学生也很容易就想到转化为已有知识来研究。又如，对于解二元二次方程组，学生根据已学过的解一元二次方程等知识，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消元将原方程组转为一元二次方程来解之，或将二元二次方程组通过降次转化为一次方程或有一个一次方程和一个二次方程组来解决。对于分式方程要通过去分母或换元转化为整式方程来解。对于无理方程需把方程两边乘方或换元化为有理方程来解。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只要做到精心设计教学环节，科学的提出问题，采取得体的教学方法、适时疏导，帮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对所学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以知识讲方法，以方法取知识，就能够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达到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

篇（8）

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篇（9）

1.比例上的夸张手法。强调物象的某个部分，把它的体积肆意扩大或缩小。如《乐舞图》（图一）中靠右的两个人身形比例明显不同——左小右大，这是左边的人物形象要照顾到其它形象的结果。又如图二中的最右边的舞者上下肢体的比例明显经过了夸张处理。这种比例上的夸张手法最常见于杂技百戏类的形象创作。

2.拉长与缩短。如图六中的瑞兽形象四肢颀长，把身体架在空中，给人以轻盈之感。拉长的手法，在表现瑞兽、动物，神仙境界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变形手段。

3.徐州画像石还有一种特殊的的情况，不对所描绘物象进行变形，而是改变对同一物象的观察视角，并且把不同视角的观察表现完美统一，这是美感产生的源泉。夸张与变形有两个效果，一是“加”的效果——繁化，一是“减”的效果——简化。综合这些情况，暂且为之下一个定义：为了画面效果的的需要，把形象的局部进行变形，延伸或缩短、忽略，从而配合整体画面或其它形象单位的方法叫“简化”或“繁化”。

简化和繁化的关键在于变形。变形是这种手法的全部。第一，它说明古代艺匠是把整个画格作为一个整体来布置的，形象与形象紧密配合，互相照应，不仅在内容、情节上紧密相连，而且在形式上也连为一个整体。在这里，形式和内容达成了一致，形式的呼应服从于内容的召唤。第二，形式高于内容。内容优秀，形式则双倍的优秀；内容恒常不变，但形式却千变万化。试想，如果汉画像石的程式达到固化，所有相同的主题全都用相同的形象来表现，那么这种艺术将会是多么黯然失色，索然无趣。

从宏观上看，不同石面上的主体形象也普遍存在着分解和重组的现象，这也是画像石形象互相联系的一个途径。进一步想，如果这些在组织形式方面互相联系的多块画像石是出土于同一地点，或是在其寓意、宗教功能方面也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形式上的重组就更加意味深长了。这意味着，古代艺匠在处理画像石的石面的时候，是把从点线面到单个形象、再到构图形式等画面的要素当做符号来处理的。

变形和夸张的意义在于古代艺匠在创作时突破了事物形体的束缚，无限扩大了想象的空间和表现的舞台，使汉人的精神气质得到了充分体现，使汉画在形式上无限接近那个时代的节奏，使汉画像石与汉赋、汉代建筑等艺术门类保持相近的艺术特色。这种形式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汉画的另一大特点——运动感。

运动感是人在观赏汉画像石时所能直接感受到的。这当然绝非理智的思维结果，而是汉画的形式作用于人的视网膜之后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汉代文学里，充满了华丽的词句，激昂的情调，浪漫的吟诵，直率的叙说，激越的议论，正如整个世界因元气充塞其间而不停流动一样，汉人的心理世界也处于这种不停的变幻状况中。汉画像石是追求流动感的作品，运动和张力和动势在汉画像石中无处不在，人之所以被打动，强烈的动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汉画像石有如此强烈的动感呢？简单地说，这是广泛运用曲线的效果。“波状线比任何线都能创造美，因此我们称这种线条为美的线条。”[2]对汉画像石的运动美的分析，不得不从曲线（即上文所说的波状线）开始。虽然曲线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任何美术门类——卷轴画、雕塑、建筑、青铜器、彩陶等等都是曲线幻化出来的。但是，对汉画像石形象追根究底的分析，就会发现汉画像石在使用曲线方面比其它艺术门类都要倾向于依赖曲线美。雕塑虽然也有这一特点，但雕塑还有体量的表现力，对曲线的依赖不如画像石明显。汉画像石是真正的曲线的艺术。

在汉画像石中，曲线是最基本的构造单位，关于画像石的造型美的大量秘密隐藏在曲线中。它的构建原则一是无限延伸，二是不断反向转弯。因此曲线包括了弧线，它具有弧线的的性质。曲线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人的目光顺着它的轨迹游走，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它将伸向何方。请注意这个过程，人的目光顺着曲线（在汉画中则为曲线形象）游走，这是一种现实行为，人的现实行为与心理行为可以相互影响，反映在视网膜上的物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此同时，人的心理也产生某种效果，激发人的某些情感。因此可以说，曲线是最富有美感的线。

曲线的秘密还不止于此，继续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汉画像石是怎样利用曲线的。曲线的方向不断变化它的转向力度也不断在变化，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所起的效果是游走的线条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弧线，这既是物理上的力（弧线意味着向心力的存在）又是心理上的力。[3]当人的心理感受到曲线形象的“力”的时候，运动感也就在人的心理中产生了。在我收集到的100多个精彩地体现运动感的画像形象中，几乎全部巧妙地使用了曲线，其中，40%为神话动物形象，23%为人物衣带，其余的为云水图案和车马出行。而人物和建筑形象较为程式化，使用的线条也较为呆板。可以说，人物形象之美在于巧妙地运用块面，建筑之美在于精细的结构和宏大的场面。

需要指出的是，汉画像石中的曲线形象千变万化，以上只是按照其特点进行的归类。我们今天不知道古代匠人是否有意为之，在利用曲线塑造画像形象时似乎遵循某种程式。例如，几乎所有的老虎造型都使用3型曲线。我们还可以发现，不但在整体造型上有这些特点，而且形象的局部如老虎的一只腿、一个尾巴，所显现出来的曲线也有这些特点。

总而言之，汉画形象的构造确实遵循某种法则，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客观的法则的运作与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产生了联系，对画像石的形式美的感知就建立在这种联系上。

文有文眼，画有画心。几乎每一幅画像石都有主体形象，主体形象在画格中占的面积大，引人注目，通常居于中心或偏右的位置，这是古人从右向左的视觉习惯使然。尤其是在一些叙事型的作品里更是这样。在一些装饰性强的作品里，不容易看出主体的形象，但是人的眼睛依然会被与众不同的、引人瞩目的形象所吸引。审美欣赏主体，首先被一个或一组形象吸引，然后由此及其他。这是一个在欣赏画像石过程中的视觉路线的问题，画像石本身就有引导审美主体的视觉线路的功能，这是通过强调实现的。

强调某个形象，把他从一组形象中凸现出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之醒目与众不同。如果是单个的形象，最常见的是使用反衬，在一个包含大量竖直线的形象环境中，一条优美的曲线足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图十九中，上下两个鸟形象就因为周围大量的竖直线而十分显眼。如果是一组形象通常是使用重复，如大多数的车马出行图即使如此。车马全都是面朝左，尾向右，步调一致，姿态相同，加上大量的弧线效果，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完全表现了雄强厚重的汉代精神。强调的意义在于它引导人的视线，无论是从微观到宏观还是反过来，它都能使人的眼光恰当地停留或划过，对形式美感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篇（10）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篇（11）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19-1

东方绘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早期社会文化思想儒家、道家、玄学、佛学思想都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绘画表达的就是思想见识、文化认识。不同时代对不同文化思想的侧重，必然要影响到绘画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认识。

一、儒、道思想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绘画发展到两汉时期，汉文帝以道家思想治国，汉文帝时代的绘画多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对绘画创作“解衣磐礴”的探讨提升了绘画的境界。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富国强兵，安定边疆，汉武帝积极吸收儒家“尚用”的思想，这时的绘画因儒家思想的提倡而具有了“历史之境”的作用，多以鉴戒为目的。

儒家对绘画艺术是从两个方面来肯定的，即一为对个人修身养性而言，一为对社会“明劝诫”而言。儒家主张亲近自然，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思想表现在为艺上，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山水，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既文雅又朴实的人，然后才能真正做到用“诚”去体会造物的内在精神，并在绘画创作中表现出“人性”，使作品表现出自然、朴实、文雅的审美面貌以及正派君子的气度，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劝诫的作用。

从思想对绘画的影响来看，道家的思想比儒家的思想对绘画贡献更大。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艺术只是“小道”，儒家认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将太多时间用于绘画研究。道家从出世的认识论出发，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而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统一体，因而“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王弼著《老子五章注》）。与儒家相比，道家更注意人的精神活动和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上主张重意轻形，强调“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由于“任自然”的影响，在审美上倾向于自然、天真、朴拙；由于重意轻形，其作品则表现为不重工巧而更注重人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

儒、道两家虽然因思想主张和认识的出发点不同而在艺术主张上各有侧重，但在审美认识上都倾向于自然美、朴实美。两汉时期，儒、道都曾单独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绘画。文人自汉以来参与画事，与儒、道两家对艺术是人的修养的一部分的提倡是不可分的。而对自然美、朴实美的追求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二、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思想对绘画的影响

玄学兴起于汉、魏之际，此时社会动乱，文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础，调和了儒家的某些思想，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更加绝对化、抽象化。玄学汲取了老庄“言不尽意”的思想，以言象为末，以意为本，重意轻言、轻象，这种“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思想发展到南北朝时的表现就是绘画理论上“取之象外”的审美原则的提出。谢郝在评画时提出“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于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这里所谓的“象外”则是指形似之外的神似。玄学对“言不尽意”中“意”的强调，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使绘画更加倾向于主观认识、主观精神活动的表达。中国的文人作画思想正是在老庄舍象求意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取象方法，并在玄学的推动下，把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

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随着少数民族内迁而得到广泛传播，佛学思想的影响也日见扩大，到唐代，百丈禅师创建禅林制度，佛教在中国扎根，成为民族文化思想的一支。佛家的“神”和道家的“意”在绘画上更是不谋而合。在唐代佛教和佛学思想从两方面影响文人作画：一、禅定思想。佛法说禅、定、慧，什么叫定？就是禅者心静之澄静和安详。作画者只有先心境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使画面呈现出自然、静气，给人一种舒适的美感，如道家思想对真画者“解衣磐薄”的论述一样，只有心静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在作画时得到“庖丁解牛”――“神遇”的境界。二、无象。禅门说无象，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世人应该自觉截断物欲的诱惑，这样才能回归到那个形而上的道体，从写意的角度看，象就是客观景物的外形，或绘画的表现形式，本真就是画家的主观意识，即意。通常过份执著客观物象会相对减弱画家主观意识的表现。佛学还影响了绘画中对“形”“神”的探讨。佛家认为“神”是万物的本真，是万物的道体，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这些认识使文人作画从“神”即主观与客观物体的道体出发去认识和表现形象，并侧重于主体精神的表达，既然万物各有道体，而这个“道体”又是主观的精神能认识的，那么在画面中就要表现佛家这一认识的过程，要通过自然万物的表达，表现天地的道体，表现人的主观精神对这一道题的认识，王维水墨山水画的绘画形式就是用水墨表现“山水的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