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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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篇（2）

二、资源上讲“借力”

在社会大环境中，学校与地方党委政府、村居社区、学生家长及兄弟学校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学校领导要善于借力，努力搞好上下协调、左右协调和内外协调，争取多方支持，使各种教育元素有机集合，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科学整合，形成学校发展良性循环机制，优化发展环境。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班子成员、师生员工等内部力量，还要通过领导视察、专家指导、参观学习、报刊阅读等多种途径从外部吸收精华，结合学校实际，推进管理。学校领导还要做有心人，向每学年调进来的教师和转进学生，细致了解原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对出去的教师和学生，想办法了解他们现在的工作学习状况，从中借鉴其他学校好的管理经验。另外，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也是重要资源，要善于借助为学校发展造势助力。

篇（3）

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爱因斯坦也强调：“一个问题的产生通常要比它结论的得出更为重要”，讲的都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

一、培养中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从“主体性教学”的角度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及能力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学生学习历史与社会不能一味听教师讲，“提出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向学生提问，教师起旁敲侧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提出问题。教学过程中的“道而弗抑、开而弗达”也正是这个道理。故此，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和提问的教学模式，而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教学模式。

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我们改变教法，更要求我们的老师去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学生能否提出问题，是否具备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它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究式学习的起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思维冲动，也就更谈不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现代思维科学认为，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都是指向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被动的思维。当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感到自己需要问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人的思维才真正地起动。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创新思维、创造发明。大家都知道蒸汽机的发明，其实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烧开水时可以见到水开时壶盖会跳，但没有人能像瓦特那样提问：壶盖为什么会跳？正是瓦特的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发明的蒸汽机，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可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创新的起点和开端。正因为如此，心理学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是：科学上很多重大发明与创新，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者促成的，不如说是问题的寻求者促成的。

二、中学生问题意识的现状分析

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案例：美国教育考察团到上海访问，希望听到一节有中国特色的公开课。负责接待的上海教育科学院安排一所著名高中一名有影响的特级教师为他们开了一堂物理课。课堂上，教学双边活动活跃，教师问问题，学生答问题，课堂气氛热烈；教师教学方法灵活，重点突出，训练有素，时间安排恰当。讲完课后，中国的教师不禁鼓起了掌。奇怪的是，美国教育学家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反问：教师提出的问题都能回答，这节课还上它干什么？原来，这些教育家认为，学生应该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这让我想起有人曾这样评价我们的教育：“在中国，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问题，作为成功。而在美国，却是将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有问题，甚至连教师也难以回答，作为成功。”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学生问题意识普遍缺乏。那么，我校学生的问题意识怎么样呢？为此，笔者随机对七、八、九年级各100名学生做了一个抽样书面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七年级（比例%）八年级（比例%）九年级（比例%）

经常提问12%6%16%

偶尔提问20%14%24%

从来不问68%80%60%

从来不问原因害怕老师批评，不知从何下手，没有问的习惯，不愿动脑筋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非常淡薄，从来不问问题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尽管九年级提问人数稍有增加，但是据调查增加的背后却是“表面的繁华”，绝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应付中考，所以才不得不问一些试卷，作业上的问题。调查显示不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不敢问、不会问、不愿问、不习惯问……

三、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教学策略

（一）营造氛围，使学生“敢问”

心理学认为，中学生的好奇性强，求知欲旺，思维活跃，这是问题意识的表现。学生具有的这种潜在的问题意识能否得以表露和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环境和氛围。美国教育学家莫里斯L比格曾经说过：“在可能的时候，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课堂民主气氛的影响，去帮助诱导（学生）亲身介入。”

1、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重视课堂上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教师的教态要自然，笑脸相迎，热情大方，和蔼可亲；教学语言要有感染力，以情动人，要能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应在人格上对每位学生一视同仁。不以成绩优劣而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仅照顾到经常质疑的同学，而且要消除那些很少提问或不提问的学生的紧张情绪，使这部分学生敢于质疑。

2、多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中，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给更多的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大胆思考，各抒己见，允许学生当时质疑，可随时打断老师的讲解，随时陈述自己的疑惑或见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的启发、引导和点拨，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质疑释疑的场所。

3、激励勇气，引导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

不管什么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即使是芝麻西瓜一大堆，甚至提得不恰当，对这些大胆提问的学生，不论他所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应及时给予鼓励，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充分肯定学生积极动脑筋的一面；对提错问题的学生，教师也决不批评，启发他用另一种方法思考，帮助他树立信心；对于提出的问题富有思考性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启发学生围绕课文的重点来提问；对于提出的问题超过学生现在所学知识范围或教师一时难以回答的，要给学生讲明原因。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就没有精神束缚和心理负担，就敢于大胆思考，敢想、敢说、敢问，上课自然会积极举手、踊跃发言，质疑问难就能大胆了。我们的课堂要建立在学生的情感、动机的需求上，让学生带着“安全的情绪”走进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有趣味，让学生在课堂中有足够的自信心，给学生一定的自由与权利，建立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这样的课堂氛围会使学生形成一种自由的、独立的、主动的探索心态，学生心情舒畅了，求知欲旺盛了，思维也活跃、流畅了。这样，学生个体才能感想、敢问、敢说，学生群体才有“跃跃欲试”的热烈气氛。

（二）教给方法，使学生“会问”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说：“方法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方法是学习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要提高学生的质疑与释疑能力就一定要加强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质疑提问的思维技巧。常言道：“授人以鱼，只供一食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要使学生“会问”，必须“教以渔”。即教师要发挥引导作用，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让学生提出有深刻性创造性挑战性的问题来。首先，教师要做好示范，学生的一切活动是从模仿开始的，提问也是如此，因此教师应注意提问的“言传身教”其次，使学生明确在哪里找疑问。

1、做平凡人，从生活中找问题

流动的生活，流动的知识，只要你是有心人，你就发现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稍作留意，问题便滚滚而来，来自生活的问题更能产生强烈的真实的效应。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他们发现问题。例如：在介绍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让学生观察南方的民居主要的外在形态提问？学生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问题：为什么南方的屋顶主要呈“人字形”？北方的屋顶形状和南方有什么差别？造成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都得到了加强，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2、做有心人，在热点中找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与我们课堂知识联系密切，如果不做留意，缺乏思考，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教师要有目的、有重点地引领学生抓住那些有意义、学生感兴趣而又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社会热点，去发掘、捕捉，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便发生了天然气风波，最终以谈判和解，由于是个热点问题，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你一言我一语共同交流了俄、乌两国的情况，同时也提出，我国作为一个消耗能源大国，其进口石油的渠道有哪些？为了更加安全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又如何处理？经过这样的反思过程，学生对本国的资源国情、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系统都有了明确的了解。同时树立了节约能源，大力发展科技、开发新能源的可持续观点。

3、做细心人，在破绽中找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以故意出“错”给学生留下“钻空子”的机会，设法让学生钻这个“空子”，使学生认识自己有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愿意多提问、思考问题，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激情。例如：笔者在教学“如何在地图判断方向”这一内容时，画出了若干幅经纬网地图，其中一幅如下图所示并问学生，这样的方向对吗？一开始有些同学没反应过来，还认为是对的，而在教室里又有不同的声音，然后课堂就非常热闹，同学们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指出我画的这幅图存在什么问题，

正确的画法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非常成功的解决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在有经纬网的地图上，不管经纬线是多么弯曲，

一定要按经线定南北方向，纬线定东西方向。这点内容在同学

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教学中碰到类似问题，基本不会在出错了。

4、做实在人，在标题中找问题

教材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课题、标题很多，抓住课题、标题质疑，往往可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例如在讲《百家争鸣》时，可以鼓励学生：你看到这个标题，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请你告诉大家。学生会提问：“百家”指哪些家？为什么要争鸣？争鸣什么？结果会怎么样？等等。再讲“变革与争霸”时，学生也会提问：变革是什么意思？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何要变革？是谁与谁争霸？为什么要争霸？等等。这样从课题入手解剖，层层推进，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本课的内容。

5、做想象人，在假设中找问题

提出某些不存在的现象启发学生思考，如果这些现象存在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相象能力。在学习七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中的“众多人口”一目时，提问“假设用迁移人口的办法，使全国各地的人口平均分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生开放的思维，许多学生大胆设想，畅所欲言，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印象也很深，记忆也牢，认识也深刻。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是提出了：“假如我是山顶洞人，我的一天会如何度过？”、“假如你是秦始皇，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假如隋炀帝不开凿大运河，隋朝会灭亡吗？”等问题。

6、做勤快人，在情境中找问题

创设历史问题情境的手段可谓多样，可用实物媒体，如史料、照片、文物、图画等；也可用电教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软件等；也可以虚拟情境，如角色扮演、戏剧表演、形象模拟等。历史情境的创设可缩短时空距离，让学生贴近历史，置身于再造历史的场景中，于是，产生认知冲突，进而引发问题意识。在出示《长江之歌》那动听的旋律：“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未来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后，学生提问：长江发源在哪里？长江流向何方？长江源流有什么特点？在讲授《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一课时，投影了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65217公斤的报纸材料和另一幅“”时期的宣传漫画——两个牧童骑在硕大无比的肥猪身上。学生看后大为惊讶，顿时提出问题：①《人民日报》怎么会登载这样严重失实的报道？世界舆论会怎么评价？②有人相信吗？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像面对“皇帝的新装”那样不敢说真话？③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此时，学生已欲罢不能，急于想从教学中获得答案。

（三）创造条件，让学生“常问”

1、让提问成为常规

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都能意识到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努力让“问题意识”培养成为教学中的常规，那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会逐步得到强化。在我的常规教学中，我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的能力，我的做法：

（1）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每节社会课，我都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这些问题怎样来？我在课前预习时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提出2～4个自己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2）课中确定有价值的问题：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的问题有深有浅，也有很多学生问题相交。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组交流各自的问题，确定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课堂教学就围绕学生的问题进行。

（3）带着问题走出课堂：随着课堂的逐步深入，学生课前、课中提出的问题，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解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课堂的学习应该说解决了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其实文本中还蕴涵着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带领学生一起去挖掘，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发现，学生的问题探究就不会深入。在学习完课文后，我让学生再次反复阅读课文，与文本再度交流、对话，发现问题。这些有一定深度、广度的问题，我不急于解决而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自己去探究。在适当的时间开展“问题解决”汇报会。让学生来汇报自己解决问题的经过、体会、方法以及解决的结果。

2、用评价激励提问

《课程标准》指出：“评价本身具有教育性，是人与人互动与交流的过程。利用评价对成就进行鼓励，对于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教师应根据新课程提出的评价方向，善待孩子的提问，使学生在得到积极肯定评价中强化问题意识。在课堂上运用有声语言、无声语言（书面语言、默语、体态语言）通过即时性评价激趣，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论学生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给予“鼓励性评价”，作出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评价。这是提高学生对问题探究兴趣的有效手段。另外，为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教师还可以通过阶段性评价活动激趣。例如开展“智多星”竞赛活动，设计“智慧星”登记本，哪位学生提出好问题，哪位学生会解决问题，甚至有独特见解，就会把这个问题记在这本子上。注册一个好问题就可以得到一至三颗星星；同时为学生建立提问题积分制，根据学生所提问题的价值将分值定为1、2、3分。一个月一核算，分高者被评为“智多星”，连续两次被评为“智多星”的则被评为“小博士”，以此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兴趣。

一位学者说过：“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提问。”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起点和重要抓手，是造就创新人才的关键。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也是思维的动力。只有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并善于提出问题，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这也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浅谈新课程理念下“三自一导”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曾跟东2006,(5)

2、《“问题教学”之问题及对策》[J]朱开群..素质教育大参考.2006,(4)

篇（4）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学习型社会主体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篇（5）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渗透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在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跨文化交际和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3）在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1]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不但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他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教学模式也要作实质性的改革，具体描述如下：

以大纲为依据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的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选择富含英美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又能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学习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培养。

课堂教学英语课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教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比如口语训练中，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听者或许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失败。[2]又如阅读课中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增强语言功底。此外，在词汇教学中也应注重文化介绍，因为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语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这个词，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类似的例子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考试项目的调整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用纸笔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因此，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交际服务。

英语教师培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方法的墨守成规和师资队伍的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充电”，进修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课堂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让学生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容易让学生领会、掌握，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重视文化教学而忽视语言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为补充语言教学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讲授，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有所选择地讲授。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这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21世纪，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在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篇（6）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评价中心按照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期刊影响因子等定量与学科专家等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和动态管理的办法，筛选CSSCI来源期刊作为统计源。目前大陆现期期刊9000余种，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种，除去通俗等非学术性期刊，学术、准学术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种。2004年从3000余种中精选出来源期刊461种。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启用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许多学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检索和一定的评价作用。因此，许多期刊编辑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来源期刊选择的标准、指标和方法，研讨期刊审稿、引文注释等方面的规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经验，建议由评价中心主办一次期刊学术研讨会。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187个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社113家。会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2004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精神，研讨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的内容，推进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规范进程，提高“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质量，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研讨方式进行。大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致开幕词。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邹志仁教授、吴向东研究员、袁培国教授、韩新民教授分别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探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来源期刊的选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及其实现》、《引文索引和期刊编辑与评价》和《关于共建CSSCI全文数据库的说明》的演讲。此外，《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何朝晖、《开放教育研究》执行主编希建华、《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刘泽生等先后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丽娅主编、《敦煌研究》杨秀清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刘泽生总编辑、《探索》苏伟主编与《科技进步与对策》高建平副主编分别代表六个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况。代表们对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CSSCI来源期刊选择与数量、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

代表们认为，学术期刊是学术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体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编辑部学术意识不强，对期刊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规范的不合格作品较多，研讨学术规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编辑部的学术规范意识强了，就能将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发挥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载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发现培养学术人才、促进知识积累与创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学术规范包括哪些内容？CSSCI代表认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规范、审稿规范、编辑规范、著录规范、出版规范、期刊评价规范。不仅有形式上的规范，而且有内容上的规范。许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规范的研讨会或培训班，深入探讨、普及有关知识，成为全国的研讨和培训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

代表们认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观的，因为它能反映广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综合情况，不是少数人能左右的，也没有工作人员的主观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产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并已在全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其导向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它为中国文科学术期刊的认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当然，CSSCI的评价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须与专家评价结合使用。

3.CSSCI来源期刊的选择与数量

代表们认为，以引文量、影响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标和专家评审等定性标准筛选来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种认为CSSCI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来选择的观点，是不对的。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相同点多于不同点，两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定性定量筛选出来的学术性期刊，不过两者的目的、作用有别。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质量的来源期刊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有一定的评价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评价作用。夸大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对论文的绝对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

不少代表认为，CSSCI来源期刊数量偏少，应增加到500种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坚持必要的门槛，不能滥竽充数。当中国文科学术期刊整体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议调整筛选周期，变一年一次为2～3年一次，以减少期刊社的压力，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筛选时，还应适当考虑各类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学科覆盖面及小语种期刊、党校期刊、地方综合性社科类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适当方式将影响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时通报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明确努力方向。

4.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

自我引用简称“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个人著者、团体著者、期刊、学科、地域和国家等）引用自己已发表的论著或与他人合著的论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国、各地域、各学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连续性、积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为过度自引则仍是失范行为。许多代表认为，应善于区分合理自引与过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与恶性互惠引用。可以将合理的自引率设置一个权重，或规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将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响因子、期刊相对影响、期刊的开放度、期刊的影响面等指标解决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问题。所谓实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中标出具体出处或页码。实引可以防止论文中的伪引。一些代表还提出了区分正面引用与负面引用、观点引用与材料引用对于学术评价的意义问题。

5.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

大多数代表认为，期刊编辑、著录等形式规范，已有国家标准的，可先遵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没有涉及或规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议或弥补办法。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新闻出版署颁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没有考虑到文科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且某些规定又过繁过细，没有以学术研究为本。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哪些内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关键所在。一些代表认为，在新规定正式出台之前，应该允许各个期刊杂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对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责任者、著作方式、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类型标识、版本、转引、网上资源等著录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一些代表建议，南大以及其他有关大学，是否能够在一起研究一个大家认可的规范，在细节上做一些宽容，不要产生技术上的难题就可以。CSSCI代表认为，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样本，发动广大学人、编辑等充分讨论，使其不断完善，最终制定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文习惯，文、理科都适用的规范框架。在通用规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规范，尔后文科各学科再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出具体细则。只有和而不同，既考虑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总体要求，又富有弹性，既有科学合理性，又有简单明了性，这样的规范才能便于理解和执行。

篇（7）

二、独立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对策

(一)设立专门机构，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长效机制

独立学院要成立统一的大学生实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涉及共青团、学工处、教务处等各部门的负责人，组长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学院副书记挂帅，有利于电动学院的各方力量，便于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整体规划与科学指导。在学院团委下设社会实践办公室，具体负责社会实践的制度建设、经费使用、安全教育、团队立项、评比考核、表彰评优、宣传总结、媒体宣传的全面落实和过程监督等工作，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规范有序的运行轨道。

(二)拨出专项经费，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激励机制

为保障和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独立学院每年都应拨出社会实践活动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投入。特别对于奔赴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实践的大学生，除补贴交通、生活费以外，还应联系保险公司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同时，独立学院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将社会实践纳入整体教育计划，制定实践制度规范和配套文件。对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成绩的大学生、团队、指导老师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在校园内宣传典型，举办社会实践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实践氛围。鼓励团队、个人申报国家级、省市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评比，如人民网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评选活动、“圆梦中国—公益我先行”大学生微公益大赛、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等。

(三)加强社会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面向社会的重要活动，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独立学院应立足办学特色，整合和利用社会多方资源，与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努力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建立稳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使大学生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尤其是与所学专业相关联的一系列教学活动的稳定载体。此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学生自身权益，减少费用支出，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创新实践形式，推出一系列社会实践亮点活动

目前一些形式单一的实践活动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只有把握社会热点，适应社会需求，结合大学生的兴趣和专业特长，创新思路，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有亮点的特色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篇（8）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跨入新世纪，回顾以往大量的事实，表明全球竞争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之后，已经进入文化竞争时代，文化和文化战略在21 世纪将主导全球竞争，并预示着全球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范畴内的体育文化在消除偏见、实现对话、克服狭隘因素、增进友谊等方面有着其它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体育文化具有维系人类健康，满足人类需要、享受和发展，实现人类自我创造的现实意义。作为体育文化下的子文化，网球文化日益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从对网球文化的相关研究来看，仅有几篇对网球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经验描述，但“网球文化”这一词被大量使用在文献中作为确定的理论依据，是不科学的.因此，对网球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必然显得更为迫切。

 

1对文化和体育文化的认识

 

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对文化的定义是艰难的，这主要反映在文化定义的众说纷纭及其内容的丰富多彩方面。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 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此后，学者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各学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文化以不同的定义.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 200 多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笔者认为，“文化”最根本、最深刻的涵义是——人化.一切“文化”的含义都是从这个根本涵义发展、引申而来的.或更理论化地表述为——“人们(个人和群体)积淀在自身心理、意识及各类行为中的人化状态和内在活动模式”，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体育运动词汇》中对“体育文化”的定义是：“体育文化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综合各种利用身体练习和提高人的生物学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设施.”而有些人认为：只有和书本、脑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事物才是文化，而体育是体力活动，不是文化.这种认识是狭隘的“文化观念” 造成的.体育的英文词汇正规使用的 physical culture 的意思就是“身体文化”.在国外，大多数西方人都是把体育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的.为什么说人类的体育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最主要的论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在体育现象中的活动具有后天获得性特征;二是体育现象中具有文化结构中 3 个层次的完整结构.体育文化显然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不局限于人们对健身运动技能的认知和掌握，而是一种体育思想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对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可以发生作用的影响力，是一种在文化层面上对新的人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和把握[2]。

 

2网球文化的界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网球文化”是网球运动主体以网球实践活动为载体，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以及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全部的物质产品。网球文化是由网球运动主体创造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网球运动的主体是指与网球运动相联系的有意识、有目的、进行网球实践活动的人或社会群体.网球文化必须与网球运动主体的实践活动相联系，脱离“人化”而谈网球文化，会使网球文化成为空中楼阁，它必须从运动主体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繁盛.网球文化不仅要满足人类对自身“身、心、智”的塑造，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还要不断满足人类的社会需求，建立与之相应的规范体系与价值体系，才能实现网球文化能被全人类所认同、接受。

 

3网球文化的构成

 

从文化的构成来看，有人将文化表述为这样3个层次：表层—人类的各种产品;中层—规范与价值观;内层—基本判断[4]。另外的观点是将文化构成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个层次。基于此类观点，本人认为网球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4个方面的层次构成。

 

4网球文化的功能

 

运用逻辑推理法，认为网球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网球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体育文化所应有的功能。当今关于体育文化的功能主要表述为狭义的社会功能，也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把体育文化的功能表述为体育文化的生物功能和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其中主要观点有以曹湘君教授为代表的体育“六大功能”和以鲍冠文教授为代表的体育“三大功能”之说[5]。笔者从体育文化的功能角度着手，认为网球文化的教育、娱乐、健身这 3 个方面的功能，是文化的本质功能，而体育文化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等功能则视为体育文化的非本质功能。

 

网球文化的政治功能。国际性的网球比赛，不仅是场上运动员个人之间的角逐，而且可以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5结语

 

篇（9）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10）

2.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3.中国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

4.音乐社会学在中国——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20年述评

5.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

6.论音乐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范型

7.音乐社会学应用价值研究——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理论、方法、功能的一些思考

8.论舒茨的音乐社会学思想——音乐内社会关系的研究 

9.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10.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浅谈中国音乐商品化的发展趋向

11.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

1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13.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两部相关著作有感

14.音乐社会学说略 

15.从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室内乐的批判 

16.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1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

18.民族音乐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之我见 

19.贝泽勒“交往音乐”“表演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概念

20.试论裕固族民间音乐的音乐社会学价值及其文化传播

21.十年心血之结晶 开创性成果之总结——《音乐社会学》读后

22.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举隅——以音乐社会学视域分析

23.音乐社会学视野下音乐剧接受体系建构之探究 

24.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25.从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史学的渗透性研究谈学科的融合性发展

26.试论音乐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学科结构的历史演变

27.如何认识作为社会现象的音乐——伊沃·苏皮契奇的《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刍议

28.他山之石——音乐社会学视阈下的声乐教学

29.中国音乐社会学领域继承与开拓的一大步——评《音乐社会学教程》

30.孔巴略的音乐社会学思想浅释

31.开山之作 理性之光——读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32.卡登和他主编的《音乐社会学丛书》

33.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分析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

34.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要

35.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

36.社会学对于音乐史学的几个切入点——以18世纪维也纳音乐生活并莫扎特为例

37.阿多诺音乐社会学观批判 

38.音乐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

39.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龙州民间歌谣

40.音乐社会学问答

41.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未来走向试估

42.从音乐社会学角度看“花儿”的传承与发展

43.简论阿多尔诺音乐社会学的否定精神——从阿多尔诺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评论谈起

44.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45.思想的交锋:荀子与墨子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分歧

46.音乐社会学视阈中的二人台的发展

4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仪式及其音乐——以西林白苗烧灵仪式为例

48.音乐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高校校园歌曲发展探析

49.国外音乐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

50.音乐社会学——浅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51.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群众音乐社会学研究之二 

52.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53.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 

54.试论群众音乐社会学的对象

55.民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讨论  

56.对奥运会经典主题曲主题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57.联系实际谈谈对我国听众分类的思考——结合《音乐社会学》中的分类进行讨论

58.《音乐教育学与音乐社会学》评

5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概要

60.从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看其对音乐本体意识形态化的批判

61.克奈夫的音乐社会学对象观

62.音乐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文化建设

63.《声无哀乐论》的典型命题及其音乐社会学意义  

64.基于音乐社会学课程的“Presentation”教学法研究

65.对音乐社会学学科的认识

66.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

67.加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

68.对校歌歌词的几点音乐社会学观察  

69.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看歌剧《骆驼祥子》

70.音乐社会学与民族音乐学

71.卡尔布西茨基谈音乐社会学

72.音乐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央苏区红歌生产  

73.当代中国古琴音乐传播的社会学思考

74.音乐社会学研究

75.九十年代的音乐与社会学:一个评论界的变化的前景

76.音乐社会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的特点与价值 

7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电影《刘天华》的音乐叙事及传播效应 

78.音乐社会学教程

79.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五

80.探索音乐社会运动 开拓崭新研究领域──《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81.交响乐演奏中“指挥”角色探析——以《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指挥”理论为例

82.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情况与动向

83.音乐社会学的渊源和流派

84.克罗地亚的《国际音乐美学与音乐社会学评论》 

85.声乐艺术情感论的社会学视野

86.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

87.新世纪的音乐社会学

88.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理论问题

89.武昌平湖门地区戏曲演出的音乐社会学审视 

90.一本新颖独特的音乐学著作 《音乐社会学概念——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读后

91.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与流行

92.时空的重构——当代蒙古族创作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93.关于中国古代大众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94.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社会学专业简介

95.关于音乐社会学的几点思考——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歌曲创作为例

96.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社会学观点

97.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干部教育

98.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99.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音乐与日常生活  

100.浅谈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艺术  

101.音乐的经验社会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102.节庆群众合唱活动的音乐社会学思考

103.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与融合——原生态音乐流行性的探讨

104.《岁月如歌》 一部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经典影像 

105.呼唤音乐社会学

106.音乐社会学——论社会音乐商品 

107.音乐流行考析——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

108.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

109.评析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接受者类型化 

110.新学科 新视野 新建设——《音乐社会学》评介

111.“体裁”概念在音乐社会学中的意义 

112.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的前期理论思考

113.当代中国音乐的借鉴与发展——对马克思文艺社会学思想的思考 

114.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的社会学释读 

115.山东民歌的音乐社会学视角研究——以《沂蒙山小调》为例 

116.社会学视野下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音乐

117.中国民间音乐阶层分析对音乐形态划分的影响

118.当代流行爱情歌曲歌词研究述评

119.解析迷幻文化:一个音乐社会学的视角

篇（11）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