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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家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
根据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进行因地制宜地设计是造就客家建筑独特风格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适应周围的自然环境和防御外界不利因素的干扰,客家建筑的设计体现了对内的统一性和团结性,对外防御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排外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栋栋房屋紧密地纵横交错,“抱团”而建。房屋与房屋之间虽有隔墙以突出每栋房屋的独立性,却又具有既相隔又相通的特征。
3、客家建筑艺术风格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
3.1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
中原文化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更好地融入自然,顺应“天理”,许多古建筑都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客家人在建筑设计上也无处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如:围龙屋客家民居,前面半圆的池塘象征阴,后面半圆的胎土或围龙屋象征阳,两个半圆合为一圆代表天,两个半圆之间的方形象征地,这是天圆地方,阴阳合德的宇宙图式。又如: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李贞胜公棋盘围屋中的李氏宗祠,内有36根厅堂立柱,称为“通天柱”,能通天达地,表示岁月中有12个月,天时中有12个时辰,生命中有12生肖,构成“天地人和”的含义。再如:南靖书洋乡下坂村的裕昌楼,大天井地面用鹅卵石砌成大圆圈,以五等分分格,每格以形状各异的图案拼砌,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3.2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客家建筑的设计中,祠堂的设计和位置的安排集中体现了客家人的“祖先崇拜”意识。这也是客家建筑艺术风格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的中原佐证。一般而言,祠堂会处在客家建筑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处于整个建筑的主轴线上。客家建筑的生活空间以祠堂为核心,像莲花一样逐渐向外延伸,将祠堂的神圣而重要的地位烘托到了极致。这种建筑风格也透露着客家人以宗族为凝聚力和向心力,展现出浓厚的团结精神。因为,客家人和中原人一样,坚信祖先在天之灵会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所以,后代就应时常祭拜祖先,日夜供奉,以此求得求祖先的福泽相伴。
3.3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中原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领域。在母系社会的时代,鱼纹、蛙纹是女阴崇的拜的典型象征。后来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以鱼纹、蛙纹为主女阴崇拜也逐渐被以鸟、龙、蛇为主的男根崇拜所取代。这些图腾在客家建筑的装饰中极为常见。如:梅县松口世德堂的中堂,有鲤鱼作为雀替的图案,梅县松口源远楼挑檐枋下有鱼形装饰,鱼多子,是多子多福的观念的象征表达。以鲤鱼作为图案,则又可联想到“鲤鱼跳龙门”的神话传说,联想到科举考试,可取得功名、富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儒家思想的反映。对龙、凤的崇拜也与生殖观念有关,在客家民居建筑的装饰中,常常可以看到。
1.2园林建筑小品与植物的配置原则设计者在园林建筑小品中搭配植物不仅是为了体现其美化功能,还需要其与园林主题交相辉映。对此,设计者在挑选植被种类、确定具体的配置位置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性,判断该植被能否进一步烘衬出建筑小品的设计内涵及其希望为游客营造的氛围与意境,恰如其分地将植被点缀在建筑小品之中,使2者相映成趣。
二、园林建筑小品各景观的配置艺术
2.1园林长椅的配置艺术长椅是园林景观中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其主要功能是为游客提供休闲小憩场所,以满足其驻足观赏的需求。通常情况下,长椅会被设置在幽径两侧、花坛边、建筑旁,能为游客提供便利,是园林中最为常见的建筑小品之一。设计者在配置长椅时,应当充分考虑其与周边景观的相融性,不论是颜色、样式、材料都要与周边景致相得益彰,不能过于跳脱,产生违和之感。我国园林中较为常见的长椅材料为石料与木料2种,石料材质的园椅多以圆墩形或长石板型为主,部分配以相同材质的石桌,充满中国风情;木料材质的园椅则设计成带椅背或不带椅背的镂空长条形状,供多人同时休憩。铁艺的长椅在欧美国家的园林中较为常见,符合其建筑风格。
2.2园林灯盏的配置艺术灯盏也是园林中必不可少的建筑小品之一,能在白天起到装饰作用,夜间发挥其照明功用,为游客夜间游园提供便利。设计者在灯盏的构建过程中,应当以灯盏光源覆盖面积、照明亮度、耐用性能等因素为基础,尽可能选择造型精美细腻,或体现时代特色、或传达古朴风情的园灯装点于园内小径处,使其与整体格调相互映衬、相辅相成,让游客体会到“处处皆景”之感。
2.3景墙的配置艺术园林内的景墙常以围、遮、透等手段起到隔离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使园林层次感更鲜明、意境更深远。设计者在景墙的配置过程中,应当以周边景观为参考,使其自成一景,构建出和谐之美。景墙使用的材料、设计样式都需要迎合周边景致、符合园林主题。如,古典园林的景墙多以石料或木料为主,配以雕花、镂空,古朴而自然,流露出一丝古韵古风,与扬花垂柳相映成趣,庄重典雅中不失柔和随性;若园林为现代风格,则可以采用黑白或金属感较强的元素,利用流畅简洁的流线型线条划分出不同空间层次,大方美观,简洁明了。
2.4栏杆的配置艺术栏杆作为一项安全设施,能有效确保游客在观景游玩过程中的安全,降低失足、跌落险情的发生几率。除此之外,栏杆与景墙一样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划分功能,为园林管理者规范游览秩序、隔离安全与危险区域提供条件。栏杆的设置需要讲求适度原则,尽可能满足游人的游览需求,在与周边风景相融的同时考虑到坚固耐用性,以实用性、安全性为主,美观性为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融入艺术气息。
2.5雕塑的配置艺术多数园林中都配有雕塑,设计者在引进雕塑作品时,应当切合园林主题及表达意境,选择相关题材的雕塑作品,切不可为了营造人文气息而盲目添加雕塑,以免产生画蛇添足之感。通常情况下,雕塑会被放置于标志性建筑旁、花坛中央等位置,美观而醒目,以铁艺、混凝土浇筑居多。若园林为现代化风格,则可利用抽象的线条构筑;若园林为古典风格,则可以配置造型古朴、别致的雕塑或直接使用天然的景观石或人工假山装点其间。
2.6功能性基础设施的配置艺术展览牌、电话亭、候车亭、果皮箱等都归属于园林功能性基础设施,是其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类功能性基础设施以满足游客的各项需求为前提,能进一步表现城市的人文内涵,让游客感受到浓郁的人文气息。设计者需要在确保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将其融于景观中,如在森林公园内建立树木造型的指示牌及木质结构的电话亭、在儿童乐园或游乐场内安放卡通图案的果皮箱等,尽可能迎合园林的性质及主题,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2雕刻艺术设计的传承与发展
雕刻艺术设计通过对建筑材料进行加工,有效改善了建筑的整体风格,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国建筑雕刻艺术历史渊源流长,雕刻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有效满足了人们对建筑的功能需求和审美需求。传统建筑装饰雕刻艺术设计主要分为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木雕主要是对建筑结构中的柱、椽、梁等木质结构进行图案雕刻,通过不同手法、技术等将纹路、文字、图案等展现在木质结构上,形成一种古朴灵秀的淡雅之美,增添雅舍雅风,有效改善了建筑结构的感染力。石雕主要是在台阶、石碑、石狮等石头结构上的雕刻,常通过钻、凿、刻、磨等处理手法完成,将图案展现在石头结构上,形成一种独特的建筑艺术表现形式。砖雕是在砖结构基础上刻制图案、花纹等,以砖为画板对生活进行标绘,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代建筑艺术设计的过程中,人们已经将雕刻技术非常好地融入到了现代建筑,尤其是石雕和砖雕技术。设计人员常在特色民居、园林景点等场所进行雕刻技术应用,有效改善了上述建筑的展现效果,提升了建筑结构的艺术性。除此之外,在雕刻艺术设计应用到现代建筑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还在上述基础上形成了钢结构雕刻、水泥雕刻技术等。设计人员依照现代化建筑内容需求,将雕刻技术与现代化建筑元素紧密融合,从根本上改善了现代建筑的表现效果。当前民居建设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常选取木雕艺术作为主要装饰结构,增添了居室的艺术气息。这种雕刻装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升了现代建筑艺术特征的展现效果,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
1.建筑群组形式融合南北特征。建筑群组受北方四合院落形式的影响,以间为基本单位,围合成多进院落,中轴对称,体现出明显的主从尊卑关系;同时院落形态受江汉地区建筑形态的影响,不以追求宽大为目的,而更像调节小气候的天井。
2.建筑延续时间长。该建筑群现存最早建成的单体为1792年冬建成的正殿,1845年冬建成的前殿为最晚建成的单体,建设过程延续50多年。在半个多世纪里,延续了建筑群总体规划的完整和建筑风格上的基本一致。
3.对建筑“风水”和环境的灵活应用。建筑群背倚四大坪山,面向堵河河谷,纵向展开布局,以求“聚财、纳气”。建筑群根据环境特征采用丑山未向,镇外的四大坪山主峰处于正殿后方(若采用常见的子山午向,则正殿后方正对四大坪山两峰间垭口)。
4.为适应山区地形特点,整组建筑依地势高差,在保持场地整体基本平整的基础上,自前向后略有升高,以便于排水系统的组织。
二、建筑设计
除了前述的整体特点外,会馆在功能布置、构造、装饰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
(一)功能布置
会馆的前部区域是门殿,建筑面积约200m2。门殿作为沟通建筑内外空间的纽带,融大门及仓库功能为一体,中部明间一穿堂式门厅用作建筑群的出入口,两侧次间和稍间是库房。为满足库房采光和防盗的双重需要,库房建成重檐,窗开在两重檐之间。戏楼和拜殿组成会馆中部区域,主要功能是会客与观演:一些武昌籍商人把部分生意往来安排在会馆进行;闲暇之余,众人则可聚于院内,观赏戏楼上演出的精彩戏曲。遗憾的是戏楼于1983年被拆除,早已荡然无存,在原戏楼至拜殿南纵墙的地方建成一栋六层住宅楼,切断了整个建筑群。因年久失修,拜殿十分破败,大部已坍塌,仅存部分墙体和梁柱等构件。前殿和正殿组成会馆后部区域,保存较为完整,现有建筑面积约450m2。前殿的主要功能是祭祀:每逢年节和祭祀之期,武昌籍士绅商人等众同乡面向大殿祭祀屈原。正殿是学堂,正殿两侧的耳房则是居住之用。后来会馆逐渐成为余家的祠堂,成为黄龙余氏举行家族祭祀和处理重大家族事务的场所。
(二)建筑构造
门殿建于1819年,是整组建筑里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门殿平面布局为三柱九檩,面阔五间,通面阔为20.8m,通进深10.8m。门殿明间为抬梁式架构,单檐硬山灰瓦顶,通高7.85m,檐口高3.1m。上方探出的挑檐雕梁和高高立在房屋两侧的卷云状封火山墙,风格独特,挑檐下方隐隐可见精美的雕花装饰,尽显奢华。门殿的次间和稍间为穿斗式构架,重檐硬山灰瓦顶,马头墙式四级封火墙。建于1845年的前殿面阔五间,通面阔24m,进深三间,通进深7.8m,四柱九檩,檐廊式构造,抬梁式构架,高7.8m。穿过前殿后的天井就是正殿。正殿是整组建筑群中规模最大的单体,建于1792年。它由一个大殿、四个耳房组成。正殿和前殿对称建筑,面阔三间,通面阔13.2m,进深三间,通进深8.16m,通高7.85m。正殿的大门上方原有一块大的石匾,上面书有“三闾宫”字样,今已遗失。正殿为砖木结构、单檐硬山顶,构架为抬梁和穿斗相结合的形式,四架梁,梁架上部用梁与矮柱重叠,以支撑层面檩条。正殿的所有立柱和横梁清一色选用一人难以合抱的大木料做成,立柱采用直径约为56厘米(约合清代木工尺两尺)石基座为柱础。正殿两侧耳房面阔两间、进深两间,略低于正殿。大殿前有走廊和两侧厢房相通。正殿、前殿和东西两侧的厢房从四周合围,在中间形成天井,排水设施完善、合理,总建筑面积约500m2。
(三)细部构造与装饰
会馆建筑及装饰风格朴素平实。外墙装饰多集中于檐口周边,其他区域则很少有粉饰;建筑细部装饰则多集中于厅堂的门窗、栏杆、额枋等节点处;在门厅、正殿上有部分的装饰雕塑和绘画。装饰元素虽为数不多,但恰到好处,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于平实中见精致。门殿中部明间立面造型较为独特,单檐硬山灰瓦顶的檐口内收,纵墙直立上升超过檐口,超出檐口以上部分采用一大两小三段圆弧收口,这种处理方式具有较强的欧式建筑风格特征,在当时内地的建筑中是极罕见的。中部门厅两侧的封火山墙高出屋面,作四层卷云状曲线造型,圆转流畅,委婉动人。门殿次、稍间在造型上和明间有较大差别。门殿的次间和稍间高度略低于明间,为重檐硬山灰瓦顶。次间山墙为马头墙式四级封火墙,线条简洁明快,干净利落。两种山墙的对比使得其造型充满了韵律感。在门头两侧上方有探出的挑檐,檐下装饰有非常精美的花纹,“破四旧”时,原本非常漂亮的雕梁画栋全部被人用白石灰覆盖过,精美的花草图案、木制门窗和室内装饰雕刻构件以及石制的门楣、门凳、门槛等或被火烧,或刀刮,或锤砸,或移为他用,损毁严重。正殿的顶部房檐四角作墀头,向上翘起成翼角状,并形成部分封火墙。从造型和构造上看,翼角和正殿主体的构造并不一致,有拼接痕迹,应是后来在建耳房时增加的翼角造型。正殿内墙壁上方描绘有“喜鹊登梅”等内容的壁画,绘制手法精致娴熟。正殿迎面的横梁上凸起镂刻有六个至今依旧鲜艳的朱红印章。可惜这些立柱和横梁由于年久失修未加保护,虫子在上面蛀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武昌会馆业已成危房!建筑的外墙高大,开窗很少。外墙使用专门烧制的青砖砌筑,很多砖块上都凸起有阳文“鄂郡”(即江夏,是武昌的别称)字样。还有一部分青砖上雕刻有双鱼图、菱形回纹、重环纹等装饰造型。这些都说明当时会馆的建造者特别慎重,建筑用砖是定制造烧的,使会馆之豪华更显与众不同。
笔者通过对陕北地方史志的梳理总结,初步核查了陕北地区清末民国时期教堂的数量和位置,统计出清末至民国时期陕北23县中有19县有教堂,其中天主教堂68座,基督新教教堂18座。,在陕北地区分布较广泛的主要是天主教,其次是基督'新教,地方史志内均无东正教的传教记载。天主教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北部靠近蒙古一带的靖边、定边,建成的教堂共计35座,全部分布在乡村,形成一级区域;在陕北的靠近晋中的怀远、榆林、绥德、葭县,教堂共17座,其中11个位于乡村,4个位于集镇,2个位于县城,以乡村为主,镇及县为辅,形成二级区域;另外分布在陕北地区的榆林、中部县、延长县、安定县、鄺州、洛川,教堂共12座,其中5个位于乡村,5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乡村及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形成了三级区域;其余分布在陕北的肤施县、延川、安塞、宜君县。教堂共4座,2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县城及集镇为主,乡村没有分布,形成四级区域。陕北天主教堂景观分布呈现北部边缘区向传统宗教集聚的中南部区域扩展趋势,由此归纳出天主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边缘——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村和集镇为主,早期由乡村起源?,随着教会势力及教徒规模的发展,逐渐向城镇扩散,这与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新教的宗教历史渊源久远是相关的。基督新教在近代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榆林及宜川县,9座均分布在县城;其次分布在陕北的绥德县、怀远县、中部县、府谷县、米脂县、清涧县共9座,6个位于县城,3个位于集镇,以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分布。陕北基督新教教堂集中在传统宗教的核心区域,由此归纳出基督新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镇和县为主,在发展分布上形成了直接在县和集镇之间“跳跃式”的演进方式。
(二)基督宗教文化的扩散
陕西是我国东西部过渡地区的省域,陕北长久形成了粗矿敦厚中又见细腻生动的陕北文化。陕北民’间传统的,经过了其区域过渡融合特征的长期沉淀,近代时期主要集中在陕北的中南部地区,民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天地神灵崇拜状况。③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清末民初进人陕北地区后,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碰撞,为了避免信仰冲突,基督宗教首先选择陕北的北部与内蒙古、山西相邻省的交界地区。清末民初,陕北的北部地区相对陕北中南部地区生产力低下,传统意识较薄弱,基督宗教教会通过购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方式发展教民’在生存与信仰之间,百姓选择加人基督宗教,使得北部地区教民迅速增加。随着基督宗教在陕北的发展及扩散,逐步传播到中南部地区,由于该地区是传统的核心区域,因此教民发展缓慢,教堂数量较少,这与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相符。陕北地区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显现出“多交错,少重叠”的扩散分布特征。
二、教堂的建筑特征
民国后期由于社会动荡,陕北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受到严重的破坏。据陕西省档案馆民国二十五年的档案以及当时陕北地区各府呈报的教堂调査表?数据,在民国二十五年基督宗教堂仅存15座,其中天主教堂8座,基督新教教堂7座。在作者数次对陕北区域的实地调研中,近代时期建造的陕北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目前仅存5座,而其余的近代时期教堂已经不复存在。现存的陕北近代时期的教堂,从建筑群选址布局看,呈现出沿山体及河道走势布局,符合当地窑洞建筑依山就势的原则,教堂朝向基本坐北朝南,据教堂在整个建筑群置不同,分为教堂位于建筑群中轴线,如佳县谭家坪教堂;教堂位于建筑群一侧,如延安桥儿沟教堂。从营造结构看,教堂建筑以砖石拱结构为主,砖木梁柱结构为辅,拱结构又分为两种:其中一种采用了西式的梁柱拱券结构,另一种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窑洞拱形结构,两种结构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均采用了拱形曲线型结构,不同之处在于西式梁柱拱券结构较窑洞拱形结构,营造的内部空间更幽深多变。陕北延安桥儿沟教堂和甘谷驿教堂采用了西式梁柱砖石拱券结构,佳县谭家坪教堂则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石拱窑结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为砖木梁柱结构。在建筑风格上,现存的陕北近代教堂有罗马风式、哥特式、中西结合式三种。的延安桥儿沟教堂为罗马式风格所示的甘谷驿教堂和图所示的原榆林天主教堂为哥特式风格,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和的佳县谭家坪教堂为中西结合式风格。教堂建筑采用罗马风式或哥特式显示出了西式教堂的建筑风格,表明西方建筑手法在陕北基督宗教建筑景观上存在的烙印。陕北基督宗教教堂的建筑材料以当地石材和青砖为主,这些当地的材料形成了土黄色及青灰色为主的建筑色彩,这两种色调与当地窑洞建筑的基调一致,构成了陕北基督宗教建筑的基调特色。
三、教堂的艺术特征
(—)宗教仪式
宗教活动通过宗教仪式增强神圣意象,进人宗教境界。宗教仪式中采用空间、音乐等手法营造神圣气氛,祭坛和唱诗班成为最直接的营造方式。祭坛是基督宗教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空间,7JC平标高一般高于地平面,屋顶最好为圆形,象征“天”’祭坛供奉基督教信物及神像,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在祭坛设置上,延安桥儿沟教堂的中厅北端为祭坛’高出室内地平1米,两侧设台阶。祭坛上方覆盖着拱形屋顶,祭坛的墙壁有壁柱及内凹的圣龛,可放置圣像。延安甘谷驿教堂的中厅北端为半圆形祭坛,覆盖着圆形穹顶’弧形祭坛墙面有6个尖券高窗’使圣坛光线明亮。处理唱诗班是表达基督宗教音乐的重要形式,唱诗班的设置强化了教堂的神秘效果。延安桥儿沟教堂的唱诗班位于南端入口的二层柱廊’柱廊高4.46米’柱廊下有四个六边形柱子支撑。置身教堂大厅时’高处传来的声音与突出的祭坛浑然融为一体,灵肉在此升华为宗教精神,使建筑空间和宗教行为完美统一。
园林里的声境,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风声、水声、雨声、雷声、虫声、鸟声、猿啼声;一类是来自世间的人作之声:琴声、箫声、啸歌声、钟声、桨声、读书声、人语声、鸡鸣声。西晋左思在《招隐诗》中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可见,丝竹声、啸歌声这些人为之声,远不如山水声、灌木声这些自然之声更能打动人。张潮则认为:“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1]11不论哪种声音,都有别样境情。
(一)风入寒松声自古
松树,因其苍古遒劲之姿,四季常青之貌,而为人们尤其是文人画家所喜爱,在中国诗词以及山水画里都作为一个独立的题材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代之后,按照君子比德之美,松树又被人们赋予不畏严寒、坚忍不拔、高挺凌云、傲雪凌霜之品格和风骨,与竹、梅一起合称“岁寒三友”,广泛出现在园居生活之中。“风入寒松声自古”,无论风吹过深山松林,还是拂过庭内松针,不管是涛声萧萧,还是风吟细细,传递的都是一种浑厚的雅韵,这成为松树的又一审美特征,因而“听松风”也就成为了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举。《南史》载“山中宰相陶弘景就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松树多多少少又带有了隐逸之况味。南宋马麟的《静听松风图》,描绘了一幅闻天籁之声而浑然忘我的境界。如果没有静定闲适之心态,没有去俗优雅之格致,也就很难捕捉到风吹树梢的幽微,所以松风带给人的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之意境,即使是万壑松风,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万籁俱寂。这就是园林造景中所谓的“静中求静,不如动中求静”、以动求静的意境营造方法[2]。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拙政园的松风水阁、听松风处,怡园的松籁阁,都是用松树营造的景观。万亩松林也好,一两棵松也罢,即便是没有风,也很容易让人进入到如入旷野、风啸山林的冥想之中,一霎间仿佛自己化作了世外高人,而暂时忘却了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松和风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遗传,沉淀到人们的意识深处了。
(二)留得残荷听雨声
像这样被积淀的还有雨打残荷的意境。即使没有雨,久立荷塘,今日的凄清冷落不免勾起夏日浓妆淡抹的回忆,不知不觉间思绪已然飘远,便有了窸窸窣窣的声响敲打在心底,耳边亦有了“雨声滴碎荷声”的联觉。这是雨之声。爱荷的人们总爱留着那一池枯荷,好就着秋夜冷雨,尽情地放纵心底里的一抹或浓或淡的忧思。东京皇家园林金明池的“金池夜雨”,就是北宋人倾听雨打荷叶的著名景观,而在私家园林里也多设置诸如留听阁之类的景致,以晕染悲秋之浪漫,好吟诵“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之诗句。不管是残荷成就了闲愁,还是秋雨成就了残荷,声音在园林中的应用,都使荷的赏美价值多延续了一个季节。在园林里最富于韵致的,还有梧桐、芭蕉、竹叶声。蕉窗听雨,最适合在幽深的庭院,有熏香袅袅,还弥漫着兰香葳蕤,传递的是一种精致的韵味和淡淡的闲愁。疏雨滴梧桐,点点滴滴,叶叶声声,总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孔雀东南飞”,所以它传递的是令人绝望的离愁别恨,最易惹相思。至于竹叶,极致之悲戚莫过于潇湘馆林妹妹的《秋窗风雨夕》: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这是曹大师铸就的声境传奇。还有一种天籁之音———水声,当是园林里最丰富、最具表现力的声音。瀑布的轰鸣声、潮水的隆隆声、溪流的淙淙叮咚声、涌泉的汩汩声、岩涧的铿锵滴答声……或如偶偶私语,或如万马奔腾,或如金石裂帛,或如缠绵呢喃,汇集大自然中所有的水声,简直就可以开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盛会。这无疑是大自然赋予园林的又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松下听琴,月下听箫,夜半听钟声,白日听棋声,[1]79人们所享受的则是来自于人类自己所创造的财富。
(三)高山流水觅知音
古琴,久远的历史早已赋予其自身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历来被文人雅士视为修身养性的必由途径。因其韵味虚静高雅,要达到琴之意境,必须要求有一个安静幽雅的环境和一颗平和闲适的心,无疑高山隐者是最适宜的。但这并不是人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所以退而求其次,操琴活动便被广泛地安置在园林之中。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营洛阳履道坊宅园时,已把操琴活动作为园居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池上篇·序》中写道:“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青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尽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3]6王维也在他的辋川别业“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种情况到宋代更为普遍,徐文长的“乐圃”就有琴台,宋徽宗赵佶所作《听琴图》,描绘的则是官僚贵族雅集听琴的场景。琴音古雅淡远,堪与之相匹配的环境:幽山、溪水、苍松、怪石。这几种蕴含着无限古意的自然元素组合在一起,操琴和听琴的人融于其中,本身就如诗如画,充满着诗情画意,更加上溪流声、松风声和着古琴声涤荡、弥漫,此情此景早已超越了诗与画的境界,斯是天地之大美与人之大美的完美融合。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箫,其音色圆润轻柔,曲调悠长、恬静、抒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最适合一个人在朦胧、清旷、淡然的月下独奏,就像一个人在自然深处彻底敞开了心扉,将心底里的郁闷、思念等情感缓缓地诉说。《庄子·齐物论》有句:“女(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籁,即箫也,可见箫声之美,堪比天籁。
(四)夜半钟声到客船
钟,本为寺院报时、集众而敲击的一种法器,因钟声雄浑响亮,浑厚悠扬,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方圆几十里皆闻其音,周边百姓也多闻钟而作,闻钟而息,因而钟声也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生活。东京汴梁的“相国霜钟”,在仲秋月夜,分外悠扬清脆,别有韵味。而张继一首《枫桥夜泊》,不仅使寒山寺名扬千古,更将夜半钟声与霜天愁旅紧密联系在一起。南屏晚钟,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也是十景中最早问世、最享盛名的一景,其景致亦成因于寺庙。唐代诗人张岱有诗赞曰:“夜气滃南屏,轻风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渡空江水”。其美妙的环境不仅吸引着大量的香客,也吸引了大批的文人墨客前来隐居、修行,因此净慈寺及其钟声也进入了文人骚客的诗词书画之中。园林声境,此外还有柳浪闻莺,听的是莺啭,听橹楼,要的是桨声欸乃,植柳邀蝉,听的是蝉鸣,青草池塘,听的是蛙声,春气回暖,听的是虫声,还有临流清啸声、秋窗读书声、山间梵呗声、村野鸡鸣狗吠声,无论是天籁、地籁还是人籁,园林声境确实能让人享受到暂时的清净雅逸,可以纵情放适心灵,感受回归自然之本真。园林声音的建筑艺术,是直抵灵魂的建筑艺术,因而需要用灵魂去感悟。
二、风月无边———园林中的天象建筑艺术
如果去泰山,在万仙楼北侧会看到一块摩崖石刻,上书“虫二”二字,同样这两个字,还会在杭州西湖的湖心亭看到。如此怪异的题名,肯定会引起人们无比兴趣。如果琢磨不出其含义的话,不妨先抬头看看风景吧,说不定眼前的无限风光会告诉人们答案———没错,答案正是眼前的“風月无边”。虚景,古人亦称作风月景,在园林文学之中,“风月”,可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愁思哀怨也好,郁郁不得志也罢,喜怒哀乐悲恐惊,人世间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凭借风花雪月去传达。根据因借对象的不同,虚景的营造大概可分为两类,一借天文,如日月星辰、晨昏交替、四时变化等;二借气象,将各类气象景观纳入园林欣赏之中,如风、雨、云、雾、雪、霞、虹、烟、影、香气等。在西湖十景中,就有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双峰插云、三潭映月七个景点带有时令特征或者假借风月,而汴梁八景的繁台春色、铁塔行云、金池夜雨、州桥明月、梁园雪霁、汴水秋声、隋堤烟柳、相国霜钟全部八个景观,都有着虚实相生的时令特色。
(一)二十四桥明月夜
远山、近水、虫草、雁鹭、青天、行云、明月、夕阳、荷桂暗香、雪中寒梅、窗牖虚影都可以纳入园林之境,创造无边风月之景观。虽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但感情的引发者和寄托者,往往恰恰正是风与月。其中最易让人感慨叹息,引发无边思绪的,当属月亮。人聚人散,像极了天上的月缺月圆,这一再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就常常被古人用来象征人间的悲欢离合。月亮,这深深地刻上了家的烙印的月亮,也就极易引发人们的思念之情和悲怆之感。夜越深,月愈明,万籁俱寂的时刻,人的心性最能够与宇宙自然相融贯,也就最能够品味得到真挚的感情和深邃的哲理。尤其在中秋,天空高敞,气候微凉,适宜的天气使得中秋的月亮分外圆、分外亮,因而也把人的情绪调动得分外饱满。把中秋作为团圆节,兴于唐而盛于宋,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去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4]174好多园林便将月亮这一绝妙的元素纳入到了园景之中。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提到竹子景观,最美的时候是“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司马光《独乐园记》也没有忽略掉“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这不花钱的美景,环溪有“风月台”,水北胡氏园有“玩月台”,苏州网师园有“月到风来亭”,沧浪亭有“锄月轩”,都是以赏月为主题的景点。[3]21,26,42,50而天下赏月最佳去处莫过扬州。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共有十五个拱洞,《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每当清风月满之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荡漾,众月争辉,莫可名状。”每到皓月当空,天上一轮圆月,水中十五轮圆月,景境妙绝,故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美誉,杜牧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正是对扬州明月的追思。
(二)帘幕卷花影
影在园林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体受光后映在地面上的投影,一类是水中的倒影,都属于虚景。苏轼有一首《花影》诗:“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这是影子造就的意境。花木的影子落在地上、白粉墙上,此时的墙已不再是墙,纸也,影亦不再是影,画也。摇曳的花木,斑驳的落影,生成了一幅幅泼墨的写意山水画,但又不同的是,这幅画会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悄悄生长、变化,就像有生命一般,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期待和惊喜,是大自然送给园林的又一鬼斧神工之作。北宋有个诗人叫张先,对影子非常敏感,曾写下“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幕卷花影”、“坠轻絮无影”三影诗句,将“影”之意境美体味地淋漓尽致,被时人唤作“张三影”。其实将“影”入诗的不仅仅是张先,同时代的王安石有“月移花影上栏干”诗句,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为人们形象地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图,徐伸的“闷来弹雀,又搅破、一帘花影”,则是一种庭院内的慵懒和闲淡。文人这种顾影自怜的特性,使“影子”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文人的意味,竹影摇窗,花影移墙的园林,也就有了更多的文人园林的意境。至于水中的倒影,王铎有诗云:“波面波心流蛱蝶,树头树底浴鸳鸯”,岸上景物倒映在水中,与水中景物交织融合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便有了“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的神奇与趣味。倒影不仅扩充了园林空间,丰富了园林景物与层次,更使园林充满了发现的快乐与无尽的遐想。园林里这种以水影取胜的景观亦是不胜枚举。拙政园里就有两处,一个是倒影楼,一个是塔影亭。塔影亭取唐诗“径接河源润,庭容塔影凉”之意,亭子建在水池中心,亭影倒映在水中酷似塔影而得名。苏州山塘街的塔影园,景观的处理更是巧妙,硬是凭借一方水池借来了园外虎丘塔的倒影,园内并无塔却以塔名之,实可谓匠心独运。
(三)雪香云蔚是家资
云,具有自由、飘逸的性格,“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般闲云野鹤的生活,不仅是隐者、道家的追求,也是多数人的理想,所以,云也是被广泛借入到园林中的要素之一。仅艮岳,以“云”为名的景点就有跨云亭、麓云亭、巢云亭、云浪亭、云岫轩、蹑云台、挥云厅、留云石、望云坐龙、排云冲斗、锐云巢凤等不下十处,宋徽宗当真是把艮岳当作人间仙境来建设了。香气,亦是激发诗情的优秀媒介。花香弥漫的园林充满着禅意,能让人从浮躁中沉静下来,心舒神怡而思绪悠远,所以“香气”也是文人园林之所钟爱。春天的兰草,夏天的风荷,秋天的桂子,冬天的寒梅,一年四季各有氤氲。园林中以香气命名的景点也非常多,如米芾研山园的“静香亭”,临安后苑的“天阙清香”,德寿宫的“香远清深”,集芳园的“雪香”,韩侂胄南园的“照香”、“红香”、“晚节香”等亭。今天苏州古典园林里以香命名的景点,著名的有沧浪亭的“闻妙香室”、“清香馆”,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怡园的“藕香榭”,拙政园的“远香堂”、“雪香云蔚亭”等。[5]305,314,587-607取材于天文、气象的风月虚景,为园林建筑艺术增添了无限广阔的想象天地,与山石、水体、植物、建筑等实景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园林建筑艺术。苏州虎丘冷香阁的楹联“梅花香里钟声,潭水光中塔影”,以及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形象地反映了园林建筑艺术虚实相生这一特色,虚的香、声、光、影、月,与实的水、树、建筑,共筑此情此境,缺一不可。关于清风明月,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恰巧李白也有“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之言,白居易则更绝:“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5]”不仅不用花一个钱,更是将风月拿来当作自家资财———当然是精神之财富。
三、茶禅一味———园林中人文活动与自然景物的契合建筑艺术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习俗自古有之,尤其在宋代,有“文人七宝:琴棋书画诗酒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茶不仅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盛行,亦融入在老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众多的茶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茶与三教相遇于精神
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是儒、释、道与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茶与佛教的关系渊源颇深。茶不但有提神消困助消化之功效,还能让人静心戒欲,有益修行,所以饮茶之风首先盛行于佛门,再由僧人香客传播到民间。寺庙还是茶树栽培胜地。俗语说“自古高山出好茶”,而“天下名山僧占多”,于是寺庙和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名茶就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建茶、杼山茶等。茶与禅的关系远不仅仅止于物质关系,茶禅关系的核心在于其精神内涵的相通、相近,即所谓“茶禅一味”。茶之精神,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的序文中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将“清、和、澹、洁、韵高致静”奉为品茶的精神境界以及君子应追求的道德操守。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境界以及精神的升华,本身即蕴含着禅意的美。正因为茶与禅在精神层面的相通才使得皎然和尚能够将二者水融在一起:“一饮涤昏寐,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范仲淹亦有诗云“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芝兰”,看来饮茶确实有让人茅塞顿开、顿悟之功效。饮茶亦可得道,茶中有道谓之茶道,禅与茶的连结,把饮茶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提高到了精神的高度。[7]801-817儒家讲究“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皆可归为“以茶可行道”,茶道的最高境界是“和”,最终可归之于儒家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或者“和谐”思想。“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历史上的茶诗名句,不仅描述了饮茶之意境美,更大的价值在于书写了千百年华夏民族“以茶代酒”、“以茶敬客”的礼仪文化底蕴。而茶文化虚静恬淡的自然本性,又与道教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思想极其契合,隐逸亦是推动茶事向前发展的动力。卢仝《饮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将喝茶的妙处展示得淋漓尽致,七碗茶的意境层层深入,喝到五六七碗便已了不得,几欲得道成仙,则饮茶几等同于修道了。
这种做法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却不适用于蒙太奇,也就是说对于拼贴的分歧未必导致对于蒙太奇的分歧,因为前者更加侧重于理论思维而后者则侧重于技术思维;或者说前者所考察的对象更加侧重于文化与文脉,而后者的对象则侧重于元素的内在逻辑。以上从一条概念性的线索,简略浅显地分析了建筑和电影的一组对话,似乎从概念、技术、思维层面,建筑和电影早已相互渗透。也许有更多类似的概念性线索可以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语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性的文化视角去认知建筑和电影。
二、电影角色与建筑形态美
20世纪早期,电影本体语言没有现今丰富,而建筑作为布景的主体成为了电影中重要的部分。但是电影对于建筑的需求只是实体形象“有”,而建筑的使用部分“无”恰恰是电影的再创造部分。正如Ingersoll认为的那样,建筑布景几乎是每部电影的潜在主题。建筑被安置于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部位成为电影必不可少的真实主体和“思想矩阵”。而具体空间的营造往往是电影的再创作而成必然的;也就是说电影和建筑对于同一议题的理解在那个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倒置现象,也许这种内在的不和为日后的巨变埋下了伏笔。当建筑领域由现代主义时期逐渐转向到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时期后,电影和建筑的关联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现代主义的学说中,空间及其含义常常被认为是确定的、凝滞的、无辩证法可言的和一成不变的。而电影对于建筑的关注自然受到其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简单而重要。随后60年代兴起于建筑界的后现代风格激起了空间本体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诸如符号、解构、自治、女权等话语的介入进一步解放了建筑的创作和电影中建筑的再创作的束缚。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电影文本的互动,空间也不再具有凝固的内涵。这也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后现代电影的产生。接连出现阿瑟•佩恩的《邦妮和克莱德》、阿仑•雷乃的《生活是部小说》、费里尼的《八部半》一系列后现代电影的声音。Furst认为她自己只是转换了建筑空间的意象而非建筑本身来设计电影场景。电影只需要建筑场景的信息来构筑场景的含义和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需要建筑场景本身,同时建筑也无法控制电影与其结构。至此电影与建筑较之简单而重要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却更加深层与复杂了。当然这样的系列转变有着更深的缘由,正如Derrida所描述的“不断的断裂与重构”。艺术家的力量要视观众对其解读和体验的力量而定。亦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意图无关。时代的声音告诉我们确实不能再以现代性的观念去理解电影与建筑了。当然当代电影研究学派早已超越了原有仅对建筑自身文化专注的狭窄视域,并已经进入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意识形态及方法论的关注,也包括对视听的流行文化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范式。
三、文化语境中的统一与分离
2精神的升华
道家与儒家理论自来是互融互补的,道家也讲究天人合一的境界,特别重视呼吸吐纳。如今设计师以其为设计理念运用在设计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微妙关系,更是传达出保护生态的良好呼吁。在黄鹤楼内部装饰中,有诸多展现古人个人修养和儒雅气度的诗画及楹联,这不仅是黄鹤楼由古至今积淀的诗词文化,也是对道教文化的一种延续。当人们在登黄鹤楼的同时去感受楹联诗文所透露的哲理时,会产生一种超脱大自然的心境,呼吸于宇宙、俯仰于乾坤。这种心境在设计中可以由深入刻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方式来表现,以追求人精神层次为最终目的。
3关于黄鹤楼建筑艺术的饰品设计思路
3.1造型元素的提取
饰品最终都是通过造型来向人们传递信息。为了突出黄鹤楼建筑上的特征,在对其建筑元素提取上应做到取其形,延其态,叙其意并传其神。黄鹤楼富有动感美的飞檐翼角极具视觉冲击力,在设计中往往不能直接运用如此具象的外形,否则既不能表现出饰品小巧精致的特性。造型时应该简化图形,抓住飞檐上翘的动态美,使用简约线条式来表现既能显现其特征又能迎合现代人审美;其次要把握造型的形态,以饱满均衡的整体效果表现饰品的形态美和艺术感。
3.2材质的选择
饰品作为一种装饰品常与人体直接接触,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成为关键。黄鹤楼在建造风格上趋向于古代建筑,透露给人们是一种历史感和文化感。针对黄鹤楼建筑的特征,可采取复古型材质与现代型材质。复古型材质如陶瓷、漆,以陶瓷和漆作为主材料创作了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象,以这些材料的艺术气息与建筑特色相结合来增强饰品的艺术背景。现代型材质则是用贵金属与各类宝石的结合以及对旧材料的新运用,如将木料与金属相结合的表现方式,既延续了古黄鹤楼的木构造特点又符合了现代混凝土式仿木构造的建造特色。不仅能增加饰品除了贵重以外的层次,更使饰品与黄鹤楼平民化、开放化的社会形象相符合。
3.3色彩的应用
色彩如同乐谱一样属于无形的语言,它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传递着情感。而民族也具有独特的色彩代表性,不同的颜色会传达出其民族的风俗文化及审美情调。但饰品只有小小的那方天地不能尽善尽美,此时色彩的出现便丰富了其空间局限性引发的创作思路。黄鹤楼建筑的整体颜色基调以红墙黄瓦为主,室内则以绿色天花吊顶,整体装饰以褐色为主。在设计时,要跳开颜色的限定,根据材料来适当调整,因为材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色彩的不同甚至是质感相差。应该把握整体色调,运用冷暖色的对比、互补色的应用等方式,遵循色彩和谐美的法则表现其建筑特点,用色彩与质感表现黄鹤楼浓厚的历史感,传达鲜明的古典韵味。
3.4纹样的变化
在造型元素中,纹样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传统纹样中,有菱形纹、卷草纹、莲花纹等线刻纹样,排列有序、纹样鲜明富有特色。传统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慢慢沉积,以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和艺术底蕴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特色。在黄鹤楼建筑中体现的纹样有龙纹、鹤纹、花草等,通过对这些纹样进行抽象简化、分拆重组等手法将其运用到饰品的主体材质或主要表现区域,让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纹样体现出饰品所表达的设计灵感,起到装饰性的效果。
3.5手法的表现
形式美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都有相应的体现与表达。黄鹤楼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以道教“八卦”的布局采取新的形制来建:屋顶采用清朝时期的攒尖顶,四面突起一座“歇山顶”式牌坊,五顶并立,大气独特,形成了正八面的特点。根据黄鹤楼的建造楼型,可以归纳出建造所运用的手法是对称均衡,产生的则是气势浩大的视觉效果。而层层造型优美的飞檐则以均齐渐近的方式出檐深远,以静制动,犹如黄鹤展翅。在饰品的设计上也可借鉴对称造型或构图均衡的方式,或采用画面对比统一的原则,在统一下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和谐,继而形成饰品独特的形式美。
二、处理好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协调关系的有效途径
建筑是一门物化了的艺术,通过视觉效果给人以美感,它既要满足建筑学、科学技艺以及人体工程学等方面的客观规律,还要满足人们的文化物质需求,能够给人以最大化的功能享受与美学体验。因此,在处理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协调关系时,应以建筑技术为基础,对艺术进行考究,使艺术性更加符合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要求。而且在处理两者关系时,要因时因地而异,对建筑所在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地理气候及生活进行深入考据。只有在发展我国建筑艺术过程中,不断引进先进的建筑技术,将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断推动我国建筑文化的承袭与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建筑。
(一)提高建筑师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协调发展
高技术性和高艺术性的建筑不是通过人们的意识想象凭空产生的,而是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在处理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两者的协调关系时,要注意对物质文化的考量,要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对建筑物进行艺术设计。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实现建筑艺术的超前性,使其既根植于现代文化土壤,又高于现代审美,进一步促进审美观念的革新与发展。因此,建筑师不但要具有过硬的技术水平,还要有一定的艺术创作能力,能够将建筑技术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二)不断强化建筑的艺术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审美观往往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审美上也日益发生着改变,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建筑艺术上得以呈现,所以每个时期的建筑物都是当时文化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当前,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人们在建筑上更加注重其功能性和美感。所以,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建筑技术的管理监督,还要保证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协调统一,强化建筑的艺术特质。
中国古建筑彩画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古人曾用丹粉涂刷在木构部分。《论语•公冶长》一书中提到管仲家的装饰———“山节藻”,刻着山岳的斗拱即为山节,而绘制着水藻的梁外的柱子则是藻。秦汉时期多用龙纹、绵纹和云纹作为建筑彩画常用图案形式。佛教在我国兴起之后,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彩画,其绘制的图案吸收了佛教元素,增加了卷草、宝珠、字、莲花等图案。汉代的建筑彩画已非常发达,其彩画主要绘制于门楣、藻井及柱壁之上,色彩多用对比色,常用的色彩是石绿色和朱红色,利用两者冷暖关系、明暗关系以及对比色关系相互映衬,绘制手法上色彩多均匀涂色,“文以朱绿,饰以碧丹,光明熠熠,色彩斑斓”,正是对汉代宫廷装饰彩画的真实描写。西晋的彩画受当时新兴佛教的影响,佛教常见的象征元素如宝瓶、双鱼、法螺等被彩画艺术所吸收,并作为新兴的图案纹样,在此之后,秦汉以来的建筑彩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建筑彩画色彩选用上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丰富。隋唐期间的彩画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彩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图案绚丽多彩,色彩极其丰富,绘制技巧空前精湛,各种多彩的纹样相应而生。著名的“五彩间金装”的精致纹样就是在隋唐期间绘制而成的,该作品呈现出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美好景象,同一时期,栩栩如生、活泼形象的鸟图案、兽图案纹样显现在了建筑彩画内容之上。建筑彩画进入成熟期是在宋代,当时的彩画颜色分九种,其中以红、绿、蓝三色为主,用退晕的方法表达颜色的深浅,图案也高度程式化,此时的彩画施色上常用的是六种形式,六种彩画形式代表的是不同等级的建筑形式,在构图上弱化了写实性题材,更注重的是纹样的装饰效果,从而也使施工的进度加快了,彩画的纹样更加绚丽多彩。元代多发战争,但短短的一百年,我国古建筑彩画发展在此期间与宋代彩画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创造除了梁枋彩画的基本格局,其彩画色彩使用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调为青绿色相间,以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对图案进行边线勾勒处理,在此工艺描绘下的彩画形式带给人们的是清丽的、素美的、强烈视觉冲击的艺术享受。另有雕刻装饰艺术融入了建筑彩画之中,成为一种新的绘制元素也首创于元代。
进入了明代、清代,绘制于建筑之上的图案形式更加精致,绘制技巧更加成熟、进步,其装饰艺术效果更加突出。明代建筑彩画逐渐开始规范,并进入成熟期,同时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清代彩画技术继承并延续了明代技术工艺,但在技术上进行了提升和改革,并形成了整套施工规范,规范对彩画绘制前期及过程诸多方面进行了严格要求,包括整体用金多少、整体基调、施工工艺、绘制内容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明代、清代的建筑彩绘特点就是更加制度化、标准化、程式化。清代宫殿、楼阁中绿色、青色的冷色调为基调的彩画形式,描绘出了古宫殿建筑的光彩夺目、美不胜收。这种基调的彩画也成了清代宫廷建筑的典型代表。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代表着清代彩画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象征着富丽堂皇的、清丽的、灵活可爱的三种基调,从而用以区分不同建筑的等级。同时,到清代时期,建筑彩绘发展到顶峰,绘画内容上开始将山水和楼阁结合在一起,突出磅礴的气势。
彩画中蕴涵的中国文化
(一)“礼”观念的体现
古代的中国,人们崇尚的是儒家推崇的“礼”,“礼”作为最高精神意念指导影响着人们的一切行为。建筑的规划、建造,无疑也要听从“礼”的安排。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彩画,就其色彩、装饰方面都体现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各朝代相关书籍、文献中都可翻阅到对用色的严格限制,对建筑细节雕工工艺也有明文的规范,周代时,统治阶层就已利用色彩限制礼法,把青色、红色、白色、黄色及黑色五种颜色称之为“正色”,并以此五种颜色象征尊贵。战国时的帝王宫殿运用鲜艳的色彩彰显统治阶层的显著地位。彩画到了明代、清代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色彩的等级划分及彩画绘制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彩画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建筑艺术受儒家礼制思想影响颇深。
(二)彩画中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六书”中就有记载,“六书”中将造字方法进行了归纳,“指事”造字法就是运用各种象征性的符号来代表不同的汉字。也就是说,象征文化已深深渗透在我国的古建筑艺术之中。从整体构造到细节描写,从建筑方位到色彩描绘,各种象征意义蕴涵在我国古建筑的多个方面,而彩画中蕴涵的象征含义,更多的体现在不同内容和绘制图案形式、选材之上:
1.象征权利与地位。龙凤作为权利、地位的象征,常被用来作为统治阶层的各种装饰用题材,而宫殿中建筑彩画的主体内容也是龙与凤。龙的权力、富贵的象征地位早在周代就有了,代表的是帝王。后来,龙被民间想象成了神,认为龙是万虫之首。佛教也将龙奉为尊位,用以护法。龙在唐代、宋代用以象征风调雨顺、祥和福瑞,到了明代、清代则用以象征皇权。几千年来龙常常成为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皇权的代名词,因此,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凡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寓意,象征美好、才智和吉祥,常和龙一起使用,凤从属于龙,用于象征皇后嫔妃。
2.象征喜庆、安康。自古以来,人们都有追求祯祥、平安的美好愿景,我国民间善于用各种纹样来预示美好的生活和吉祥太平的景象,这也包含着绘制于建筑之上的图案。灯笼锦的纹样出现在宋代,其图案纹样为灯笼,用以象征年谷顺成,风调雨顺。这些预示着年谷顺成的吉庆纹样,成熟发展于宋代,明代、清代时,发展成“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构思设计。其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万事如意的期待。寓意的多用方法:葡萄图案寓意子孙多多,仙鹤多指长命百岁,牡丹多指多福多贵,鸳鸯多用来比喻夫妻白头偕老等。谐音常用手法:用蝙蝠、梅花鹿、寿桃的谐音表达福禄寿的含义;梅花枝头之上的喜鹊用以形容喜上眉梢;而“金玉满堂”则用数尾金鱼来象征等。图案纹样也有其象征意义:回纹代表连绵不断,子孙万代,吉利深长,富贵不断,此外还有寿字、福字、喜字等常用于吉祥图案中的文字,用于表示对幸福、富有、长寿和喜庆之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