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原理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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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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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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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从基本理论角度帮助大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使大学生终身受益的一门课程。然而，由于这门课程学理性强，学生理解很困难。特别是部分学生受实用主义影响，认为这门课程对自己将来就业和发展没有用，因此不够重视，甚至抵触，这必然形成他们学习的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关键在课程伊始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大学生对“原理”课的接受度。

一、认识学科意义明确学习目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生只有明确学习目的，才能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原理”课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优化知识结构，丰富人文底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而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有机融合，人文社会知识越深厚，越有助于提高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激发出创新火花。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主要渠道，而“原理”课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最基础、学理性最强的科目，特别是哲学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质至关重要。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工作者总是要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是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支配，还是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指导。一个没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工作者是不可能有所突破的。

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关乎人生发展的方向。世界观、人生观又决定了价值观。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实践证明，仅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并不能保证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的正确。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才是正确的，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贡献与索取、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这是困扰大学生并引发其思考的现实问题。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着导向与激励的作用。

“原理”课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主要是指辩证思维，是从整体上、全局上、本质上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能力。人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无论工作方法的确定还是学习方法的选择，都离不开思维方法的理论指导和实际运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良好的思维也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更无法开拓新的领域。学习哲学，就是使我们获取科学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系统训练。

二、了解学科的现状与发展激发求知欲

了解一门学科现状，展望学科发展的前景和趋势，有利于加深对学科的认识和理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为学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方向。

学生对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以往的学习中了解比较多，已没有理论新鲜感。他们更关注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就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弹冠相庆，宣布彻底失败之时，马克思及其学说却比以往更加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崇敬。世纪之交，在西方媒体举办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马克思名列榜首，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回归马克思”的热潮，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学术流派风起云涌，纪念马克思活动异常高涨。同时西方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纷纷为马克思辩护，认为马克思学说仍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走向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也未能超越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最近这场始自美国经由西方而波及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引发有识之士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破坏作用深感不安，同时苦于找不到良方来挽救这个社会，他们又开始向马克思寻求答案。通过介绍西方学者对理论的研究、认同和借鉴，让学生从另一个视角理解在当代的影响和价值，拓展了他们的理论视野，激发了理论学习的兴趣。

三、传授科学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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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希望在大学谋一教职，成为哲学教授，然而正在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鲍威尔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于他在思想上的极端性，遭遇到虔诚派，保守派甚至是自由派的某些方面的激烈攻击，鲍威尔的大学教授职位不保，马克思作为鲍威尔集团中的主要理论家，思想家，鲍威尔的解雇也就明确的意味着马克思进入大学任教的可能性被打破，也即意味着马克思进行纯哲学研究的道路成为不可能，在这一情况下，1842年初，“在大学任教的愿望破灭以后，马克思通过为《莱茵报》撰稿以及任该报主编开始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即开始实际的参与到当时的新闻界，政论的工作中去并很快表现出其突出的才能。

二、与“自由人”的决裂

“自由人”实际上是以鲍威尔兄弟为首的，持非常坚定的自我意识立场的人，马克思当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左翼的成员，他与“自由人”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接近的，但在这一过程中，鲍威尔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虔诚派，保守派，自由派的某些部分都对鲍威尔进行了很尖锐的攻击，导致鲍威尔的大学教授职务被免除，这使得“自由人”变得极其尖锐，极其的愤怒，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充满怨恨，他们甚至把鲍威尔被解雇这一事件看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他们对当局的抗争的尖锐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见，一种主观主义的哲学在受到压制的时候所迸发出的愤慨和怒火是多么的强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自由人”把《莱茵报》当做机关报，不断的把一些尖锐的，刻薄的文章发给马克思，并对马克思发号施令，这时的马克思实际上和自由人已经开始发生分歧，但作为《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固然也发表了一些“自由人”的文章，但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极端的形式，这种极端的形式由于鲍威尔受到压迫而表现的更加极端，马克思认为这样来讨论宗教、政治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马克思并不是为了保住《莱茵报》主编的位置故意为之，而是马克思在其基本的观点上和“自由人”产生了分歧。

由此可以想象，是“自由人”由于鲍威尔受到了压迫而使得他们的主观主义的哲学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不能接受这一点，同时，在哲学思想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纯粹主观主义的立场是有保留的，因此，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绝不仅仅是义气上的事，而是哲学立场上的分歧，马克思的思想正在转向现实，虽然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的主观主义对于自由，启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它的优越性，但是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学生，他意识到单纯的主观主义有他的局限性，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在往现实的方向走，而“自由人”则走向主观主义的极端，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文章全是毫无意义的牢骚和空论。

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和“自由人”有了巨大的分歧，鲍威尔是对黑格尔哲学作了自我意识解释的最主要的思想家，而且他实际上更彻底的站在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的因素上，但是马克思虽然一开始也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对此有所保留，他意识到主观主义的哲学有其局限性，特别是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这一对立必然形成一种批判，而且是非常激进的批判，但另一方面，这种批判与现实离得越来越远，“自由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与“自由人”彻底决裂。

三、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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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矿产资源是指赋存于地下或地表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的自然富集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当前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国家资源安全问题突显,因此开展矿产资源价值与价格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矿产资源价值

    1.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点是揭示了商品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他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自然属性的具体劳动,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社会属性的抽象劳动,体现了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劳动是由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进而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

    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考察矿产资源价值,关键在于确认矿产资源中是否凝结了人类劳动。马克思在阐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曾论述到:“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产、树木等,都是这样”,这种论述长期以来,造成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片面理解,产生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自然界赋予的天然产物,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矿产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价值观。

    1.2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是不依赖于价值认识或评价主体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矿产资源就难以得到合理地开发利用;只有经过不断的实践,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矿产资源价值,也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新的形势提出了对劳动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和认识的新课题。******总书记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理论观点,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由天体、地壳的运动及其他地质作用形成的,但矿产资源与普通自然赋存物不同。一方面,矿产资源的物质性能和存在形式是自然界赋予的,直接来源于自然界;另一方面,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地质勘查劳动后才发现和确定的。实践证明,地质勘查工作既包含了简单的体力劳动又包含了复杂的脑力劳动,最后确定了矿产资源的具体空间位置、矿产资源数量以及品味。总之,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的努力而被认识的,在进入社会、被开发利用前经过了一系列的劳动,可以说,矿产资源在人类认识其使用价值、开采、加工利用的过程中已经凝结了人类的“附加劳动”;为了了解其使用价值、开采矿产资源及创造加工利用矿产资源的条件而付出的劳动就形成了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

    笔者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可以从人类认识矿产资源的角度作为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基础、理论核心,但运用劳动价值论全面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是不完全的,尽管价格取决于价值,价值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但根据经验观察不难发现,无论商品包含了多少劳动量,或耗费了多高的成本,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那么价格就低;相反地,即使一件物品不含任何劳动量,如果其能够极大的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价格也将很高;因此,为了全面、正确地解释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还应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等方面继续研究。

    2供给一需求理论与矿产资源价格

    2.1马克思的供给需求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供给是’‘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是“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作为两个集合力量互相发生作用,而供给与需求对价格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马克思始终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反复指明价值是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着这个重心来拉平的。价格上下波动和偏离价值,始终围绕着价值这个中心进行。

    马克思关于供求理论的阐释,揭示了价值对供求关系的深刻影响,是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全面掌握和理解劳动价值论对我们深入研究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2马歇力’的均衡价格论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提出了现代万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均衡价格论。马歇尔认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形成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它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直接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决定的价格。

    在论证均衡价格决定和形成的基础上,马歇尔认为需求价格,就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越高,购买者就越少,销售量就越小;反之,如果价格越低,购买者越多,销售量就越大。供给价格就是售卖者对自己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时愿意接受的价格,它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时的价格。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撇开价值来谈价格决定,使价格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资产阶级庸俗化的表现。同时,供求决定论只能说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波动的现象,而对于供求平衡时的价格决定却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指出:“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晌”。另外,均衡价格论还引入了边际效用论。马歇尔断言,商品的需求价格决定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通过买者主观上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来测定,但人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取决于“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把价格围绕价值的市场性波动归结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尽管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还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首先,马歇尔将物理学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体系。马歇尔就是用供给和需求这两种力量平衡和相等来说明市场体系的均衡,从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的。这种方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矿产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分析工具,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均衡价格论中有关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尽管马歇尔抛弃了价格的基础—价值,用价格决定取代了价值决定,但是他关于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对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市场机制实现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必须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决不能轻率地予以全面肯定或否定。

篇（6）

一、经济发展中“迷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这些“经济之谜”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经济之谜”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但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两者应该相等，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的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经济增长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对这种现象，传统的增长理论走入了困境，因为它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库茨涅茨之谜”。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在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下降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这一发现与美国这个历来被认为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国家的储蓄与资本的作用相矛盾，从而使传统的资本理论再次受到质疑。

3.“里昂梯夫之谜”。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根据流行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其出口应该是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根据里昂梯夫对美国1947年贸易要素的构成和结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理论与实际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长之谜”。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这种变化似乎为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提供了注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么其必然性何在？这又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5.“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趋势之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无论是从累进税制，还是从公共转移支付，均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趋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着经济学家们进行挖掘。

6.“马尔萨斯困惑之迷”。马尔萨斯19世纪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故将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事实是，20世纪人口比19世纪增长了好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提高。这是为什么？

7.“资源短缺型国家现代化之迷”。物资是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资源短缺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像没有煤炭、石油、铁矿石的日本、丹麦、瑞士，也都实现了现代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8.“战后战败国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败国。机器、设备、厂房荡然无存，但是在战后二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令人惊异地崛起了，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

现代经济发展之迷，形成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严重挑战。而人力资本理论却能使现代经济发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和扑朔迷离的大国兴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两大理论关系的“理论之谜”。

二、“理论之谜”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篇（7）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05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进展良好，研究的学术性大为增强，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都取得了不少极为有益的共识。例如，学界普遍认为，哲学形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之处是努力在文献基础与思想阐发两大维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需要夯实文献基础以防止议论流于空泛，也需要注意提炼思想以避免不切世用，努力实现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良性循环。这一共识的获得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新的学术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巩固和发扬这一研究共识也殊非易事。

综观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以及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三方面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正是文本解读着力解决的老问题。因此，分析这三大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对于进一步探讨与推进中国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也是有益的。

一、痼疾一：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语境问题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文本解读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语境意识是当代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获得大发展的第一大助力。回顾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语境意识的获得是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警惕完全在“熟悉”的哲学体系中阅读这些文本。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在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蔚然兴起，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应予阐明，新世纪以来的文本解读不是上世纪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原著选读”，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之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虽然二者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文本解读自觉反思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自觉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哲学形成史研究传统之中，时刻注意自己研究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和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因而，它丝毫不要求研究的透彻与彻底，虽然它始终以此为目标。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发只是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的一个很表面的特点，换句话说，只是一般性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仅不是文本解读，更是文本解读所致力反对的。

粗略地看，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修辞式引用。这可谓是比较粗暴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这种引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不是要解读的对象，而只是用以提高论述效果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引用的文本也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居多，这种情况在今日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正越来越少；其次是目前仍然较为常见的串联式引用，这种引用的主要特点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来论证某一观点。细究起来，这种引用虽然并不一定以哲学原理来支撑对全部引用的理解，但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他们某一文本中）的论述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因而，在这种引用中，隐而不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被平面式地理解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没有被置于真正的历史场域之中。

以上两点在文本解读兴起之前就已较多存在，而自文本解读兴起以来也受到了较大的批评，因而在我国当前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当前应予以较多注意的是随同文本解读兴起而形成的过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倾向。在传统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由于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实影响，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往往更加重视他们已发表或已成型的文本，对于他们的手稿重视不够。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以往研究较少的马恩手稿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哲学论域之外出现了马克思哲学、恩格斯哲学新论域。

毋庸置疑，加强马恩手稿研究对于推动哲学形成史研究极为必要也极有益处：这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空白，更有利于深入考察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机制。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马恩手稿的地位要高于他们已成型和已发表的文本，其原因在于这些手稿更能反映、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具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应该承认，马恩的手稿（主要是马克思的）在记录他们思想的发生上的确具有其他文本难以替代的价值，然而若据此认为手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文本则有失偏颇。

要分析这一问题还得回到文本解读在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兴起的历史背景。文本解读的一大目的就在于解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马恩文本相对于哲学原理的依附性，在于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相对独立地位，指出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是马哲形成史研究的组成要素，一言以蔽之，在于消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常见的目的论和预成论。那么如何才能破除目的论、预成论呢？答案就是回到历史。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回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使文本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要努力走出“熟悉”的哲学原理体系，它所要回到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反思的、开放的，也就是不断陌生化的。因此，如果认为手稿要高于其他文本就会得出如下观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形成手稿是最难的事，只要手稿形成了，从手稿到成型文本主要就是技术加工。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值得深究，②这里最有必要加以分析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认为，上述观点中对马恩思想的理解方式是很实体化的，即把马恩的思想视为某种边界分明的实体。这种理解方式与把马恩思想的发展视为线性进化并无本质矛盾，从而隐含了目的论与预成论。

因此，文本解读重视手稿并不是认为手稿更真实或更接近历史，而首先是因为手稿自身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因而在手稿与成型文本和发表文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历史空间，这种空间既是研究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也是研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一大任务。因而，既不是手稿高于成型文本，也不是成型文本高于手稿，既不能认为手稿隐含了马恩思想形成之谜，也不能认为成型文本就是马恩某一阶段思想的成熟表述，二者在记录马恩思想的形成上是等值的。这些片面理解都未能把马恩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过程。

行文至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呢？由于这里批评的主要是引用脱离语境，因而主要需解决的就是语境问题。由于马恩文本的形成已经是历史，在当下与那段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间距，因而考察马恩的思想就不可能是复述而是一种从当下出发的重构。只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文本解读看来，马恩的文本内在构成了重构的一个要素，因而重构在本质上并不是当下的投射，虽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重构更近于当下与历史的一种交流。而由于历史不是在当下之外的实体性存在，历史总是已经融入当下之中，因而说当下与历史交流实质上意味着剥离当下以重构其丰富的历史性。依此分析，引用如要合理就需自觉反思引言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脱离语境使得引言变得抽象、空洞。

二、痼疾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诠释过度，意指对马恩文本的理解加进了太多的诠释者主观的见解。近年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需要解决的一个更加紧迫而重要的诠释问题——诠释不足摆在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面前。

何谓诠释不足？解决诠释不足这一问题为何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这一问题的突显与当代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是密不可分的。简而言之，上世纪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马恩说了什么，还不太可能绕过这一点而直接追问马恩为什么这么说，换句话说，上世纪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而对于中国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来说只限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远远不够了。借用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说法，当下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接着马恩往下说，而要清楚我们真的是在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就需要明了马恩思想的边界，马恩思想的边界本是一个历史的客观问题，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问题就转化成了主观的视域问题。

综观我国近几年来的马哲形成史研究，用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马哲形成史正逐渐为学界重视，③这一研究路径可谓是文本解读结出的一大硕果。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对于马哲形成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解读背后的诠释框架问题。诠释框架问题的提出意在表明没有一种解读能做到透明而没有问题，因此，解读者始终需要注意对解读进行反思，不仅反思解读的结果，也要反思解读的出发点和过程。

客观地说，经过这些年文本解读的不断努力，在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非反思、无批判的研究已大为减少，研究者已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某种界划。然而，由于传统研究的惯性作用，缺乏深度的解读仍然大量存在，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用哲学原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经过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解读对“原理反注原著”的猛烈批判，直接用哲学原理体系来解读马恩文本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近几年来随着理论学科建设的加强，理论的整体性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一情况也对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较为突出的就是强调研究形成的整体性。这一点对于推进马哲形成史研究原本是有益的，但由于对整体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奠基于对三大组成部分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因而这样理解的整体性也就会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二是用经验常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验常识为何能在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大量存在？这与对哲学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对哲学的理解总是过于突出哲学的客观性，即哲学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理解中没有言明的意思是哲学在本质上与经验常识并不相悖，毋宁说哲学就是揭去了意识形态遮蔽的经验常识；其三是设置虚假或虚幻对立观点。这一点往往与批判哲学原理教科书有关，当原理教科书不再成为真理与权威的来源时它就容易一变而成批判的对象。一般说来要立一个观点并不容易，而要破一个观点则相对要容易一些。近年来马哲形成史研究中设置虚假对立观点的情况虽不如以前那么普遍，却也为数不少。但严格考察这些设置的对立观点，往往大多数观点都比较陈旧，学界也较少认同。

总之，上述三种研究都难以把握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边界，都难以为接着说提供可靠的支点。以往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重在努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与机制，其中马恩思想的连续性是研究的焦点，即研究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时至今日，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马恩的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研究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学科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入广阔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如果坚持哲学的创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都堪称一次革命，那么研究还势必要进入整个西方思想史。④

可见，马哲形成史研究不是已无太多的研究空间，而是其研究空间之大绝非一代研究者所能完成，只要转换一下研究视角就能理解，马哲形成史研究并不只是事关形成的一个断代性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整个哲学实质的理解。

三、痼疾三：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相比于前两大问题，这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要复杂得多，在现实中要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妨从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在具体的研究中常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个观点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这类研究粗看起来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指向，较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其中的许多研究严格分析起来却存在不少相沿已久的模糊之处。例如，国家问题无论在哲学形成时期还是后来的发展时期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照上述研究做法都可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或当代意义。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恩前后阶段关于国家的论述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其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不得而知，那么，他们哪一阶段的国家观更具权威、对我们更具价值呢？对这个问题常见的回答是，我们主要应注意马恩前后阶段共有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与通常所说的要继承马恩的立场与方法大体相近。

这一观点大体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起来却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要想把握他们国家观的核心思想谈何容易？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获得的观点只能是一鳞半爪，甚至可能是浮光掠影，以这样获得的观点谈论其当代价值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照此说是否就认为在没有对马恩的国家观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前就不能谈论他们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呢？完全不是。其理由倒不完全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面研究起来迁延时日，而现实的紧迫问题又迫使人们必须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虽然这一点也是人们理论与实践生活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即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观点的含义是受历史语境制约的。因而，研究者在研究这些观点时如果离开其形成语境就势必会误读这些观点，至于将这些观点与当代进行直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比起误读要大得多。

现实问题无疑是包括马哲形成史研究在内的任何研究的落脚点，但这与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这首先是因为现实是极为复杂的，其实质远不是直观感觉所能把握的。学术研究可以一定的距离审视现实，通过这种陌生化迂回把握现实，从而为理解现实提供可能的新视角，而这也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以马哲形成史研究而言，其形成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马恩所处的时代特点及遇到的问题与当代差异甚大。因而，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来评判当代隔膜之处甚多，有时不免隔靴搔痒，而从当代出发去评价马恩的观点不仅无助于理解马恩的观点，就是对当代也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当下是不断游移的，而从不断游移的当下出发得到的马哲形成史也必定是不断变动的，当然，这样说完全不是反对对马哲形成史的理解不可以有变动，而是强调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严肃性与专业性。如果一种研究不能为实践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而更多地成为现实的反映、折射或见证，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第二，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评价冲动，即由于哲学的形成过程迅疾而复杂，传统研究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是缺乏能力对此进行细致的梳理，因而，在传统的研究中不时可见以评价代研究。评价自然也是一种研究，然而却是一种粗疏的难以提供新创见的研究，因为它往往会绕过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而只注意那些熟悉的问题，但是许多创见正是来自于对这些疑难问题的不懈探究。

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隐含着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的前提。一般地说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一种归根结底的理论立场，但如果直接以这种理论立场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则会妨碍具体的研究，而理论立场自身也会变得僵化、空洞。⑤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已经是当代中国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仅仅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什么是不足以把握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当然，认为研究清楚了马哲形成史就能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根本的解答也纯属奢望。现在所能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融进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将会继续以它自身的方式影响、融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也就是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存在方式。马哲形成史研究应警惕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等的简单无益的二元对立，致力于通过认真严谨的反思性研究沟通这些对立的双方从而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形成史研究也就是它为自身存在所做的证明与努力。

注释：

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时率先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变成对马克思文本的注解，到了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通过回到历史消除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目的论与预成论。

②这里可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对它的反复修改为例表明不能把文本简单地区分为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叙述两大方面。退一步说，即使在作者那里这样的区分大体能够成立，对研究者而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叙述的关系也是完全辩证的。

篇（8）

一、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种种不同观点提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经历了几次大的，从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来看，是多种观点纷呈，且论争持续至今，但观点分歧依旧。这一方面反映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按照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实际对该理论作出创新和拓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国内很多论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缺陷”的论文和专著，其实对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内容却未能作出全面而探刻的理解和把握。在我国现今祟尚改革和创新的年代，对于传统理论的指责已经不需要多大勇气反而成为一种“时尚”。但是，理论创新其实是一种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要求我们必须对要评判的对象首先要研究深透，方能发表见地。从这一方面来说，国内较多学者的相关观点似有流于肤浅和追求上述“时尚”之嫌。概括地说，我国理论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认为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不符。或认为劳动价值论存在“残缺”，“不完整”。因此需要予以修正，使其与经济现实相符。持有这一认识的学者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及其运行的现实是，生产要素经济化市场化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投人会带来相应回报，而这些报酬又成为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难道机器、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不创造新价值吗?因此，有学者认为，以劳动为唯一源泉的传统“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矛盾”是明显的。“马克思在分析交换价值时，把决定使用价值交换比例的共同因素仅仅归结为劳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使他的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的关键或逻辑起点”。现今我国经济理论界广为流行的“要素价值论”，可能就是这一思维的结果。

其二，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现实市场经济没有应用意义。晏智杰教授的观点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晏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设定的前提，即是排除了货币关系、供求变动、资本关系等以后的狭义价值论。“所谓狭义价值论，是指非市场价格和非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规律理论，也就是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时所设定的那种原始的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规律理论”。“然而如果越出了马克思(以及古典学派)建立劳动价值论时所设定的条件，这个理论本身以及它对其它领域的现象仍然保有说服力，这还没有得到证明，或者说还需要加以证明”。也正因为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于抽象而缺乏应用意义，为使其能够进人应用，而将种种客观经济因素乃至人们的主观心理引人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于是，诸如“效用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等等其他种种价值理论便应运而生。尽管其中不乏合理因素，但大多少有说服力，或者偏离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其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无用。例如，冯春安教授就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贯彻或表现”。“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本质，利润又具体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富裕，而不再是为私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进行剥削服务，所以劳动价值论在这里是无法作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之用的。由此，持有这一方面基本认识的学者普遍认为，要想使劳动价值论能够进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对其作出改造和修正。近若干年来理论界出现的有些别样的价值理论，可能就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产生出来的。

我们以为，持有以上种种观点的学者们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责，如果真是想发展而不是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话，那么，他们要么是对劳动价值论中运用的方法没有能够深刻理解，要么就是对该理论的深刻内涵和所体现的立场及基本观点未能作真正把握。本文试从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市场经济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应用意义作出阐述，以就教于理论界。

二、深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

针对现实中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误解，我们需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与把握。如何深化?一条重要途径是从抽象法在劳动价值论中的运用来给予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认为，分析商品价值形式必须运用抽象法。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并且，分析商品价值形式对抽象法的运用要求更高。“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单个商品形式或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采用了抽象法，即在分析过程中确定和暗含了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抽象了货币关系，这也就是将价格等范畴撇开不谈。马克思认为，在所考察的商品价值关系中，没有货币居于其间，当然更没有资本存在的余地。因为如果引人货币，就势必涉及价格，价格虽然比价值更接近现实，但是却更远离事物的本质，而本质只有在纯粹的实物交换条件下才能得到阐明，阐明了价值之后才能说明价格一类现象。因此在实物交换中显示出的商品价值关系，是分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且应当是唯一正确的条件。二是抽象了供求变动因素对于商品交换比例的影响，即假定商品交换中供给和需求一致。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供求，还是消费品的供求，都是相一致的。供求平衡，这实际上也就是排除了“稀缺性”因素引人商品价值关系的分析。三是抽象了生产领域中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机器、资本、土地等)的作用，即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使用都是无偿的。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进人交换的产品仅仅是劳动这一要素生产的，他明确指出，就使用价值而言，它们是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与劳动相关而同生产资料无关，因而，在他的交换价值分析中没有机器、资本等要素的地位，这些要素出现在交换中也不要求付出代价。

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关系的分析设置上述前提条件的做法是合理的。抽象法的作用以及马克思运用抽象法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商品价值的质的规定，即由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然，在客观上，分析商品价值形式时会带有各种复杂性，即不仅有商品自身物质性质决定的因素，还有货币、资本、地产乃至市场变动和购买者心理加给它的各种复杂因素;但是，即使加人这些复杂因素，马克思认为，也并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凝结这一性质，而只能影响到价值的水平，并使问题的分析复杂化，甚至会模糊事物的性质。这里作出以上三个方面的抽象，就使考察变得简单，同时又不影响事物的质的规定。

对于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形式时抽象法的运用，以及相关前提条件的设置，我国理论界很多的学者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例如晏智杰教授就认为，是马克思由于设定了这么多的前提条件，使得商品价值只能由劳动这一唯一因素决定了。那么，如果按照晏教授的思维逻辑，如果对于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因素等等不予以抽象，而是统统纳人分析的视野，比如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机器、土地等要素加入分析，是否就可以得出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价值的结论了?看起来，“要素价值论”这一观念意识的存在确实有着条件和基础。对于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时运用的抽象法及其得出的结论的歧见，其实是产生于不同的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的分歧。

对于劳动价值论不能嘲笑是“古典”，对于“要素价值论”不能认为就是“现代”。的确，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于100多年前形成的，但不能由此而认为马克思那时的理论境界没有达到“要素价值论”的高度(该理论是否有“高度”?)。必须清楚，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在资本主义完全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核心是按资分配)、西方学者宣扬要素价值论的时代，批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否定了要素价值论，提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其抽象层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层理论，一是深层理论。表层理论一般是由以概括商品经济运行的理论，是商品经济表象的规律性总结，深层理论则是决定表层理论和支配表象性规律的本质层次规律的概括。深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内容，后者是前者采取的形式;并且，深层理论往表层理论演绎过程中往往发生颠倒，后者掩盖前者，即呈现出来的是与深层理论相反的形式。劳动价值论是属于深层理论，而“要素价值论”则属于表层理论折射而来的虚假现象，连表层理论的真理性也没有。晏教授可能认为劳动价值论对经济现象役有说服力，但是他却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运用。如果试图越过相应的表层理论而企图用深层理论直接去联系客观经济现象，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三、深刻领悟劳动价值论的社会意义

劳动价值论直接地说，其意义是在于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马克思在当时欧洲的那种人与物关系颠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构建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恐怕不仅仅是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一般基础和出发点来对待，更是有着深层的批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为广大劳动者阶级伸张正义的社会意义。现今我们可以运用劳动价值论中蕴含的社会命题，来矫正我国现实社会经济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而言，在我国经济现实中，应坚持劳动价值论所蕴含和具有的以下两个基本命题。

其一，是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代表的最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立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存在不同利益主体和讲求所有权的社会，一个以人和物相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马克思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的解剖，却以劳动价值论开始，将其作为其余理论的前提和赖以形成的基础，这本身就是在宣告劳动对于财富形成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宣告劳动者阶级对于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贡献。可见，劳动价值论是宣扬劳动者的社会贡献的理论。再从劳动价值论本身来说，该理论的首要或核心之点是回答商品价值的实体或本源是什么，即价值是由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形成的。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不是对一部分劳动者的生产性劳动的抽象，而是对构成社会分工体系的所有有用劳动的抽象。这也就是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劳动，如“精英”的劳动、“老板”和“老总”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他更多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涵盖和代表的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并与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于此，这一理论才能成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理论基础。其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理论支撑点，是将劳动过程的诸生产要素区分为主体和客体的原理。马克思认为，人即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要素，生产资料是这一过程的客体要素，从而将劳动过程概括为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而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一切劳动资料就其职能和客观属性来说，是劳动者器官的延长。劳动工具无论多么先进，它也是人的劳动加工创造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理论点，即认为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的规定，正是建立在这一区分主体客体要素的原理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劳动价值论是肯定了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为劳动者阶级立论。劳动价值论也就是宣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以人为主、以人为本的理论。我们尊崇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就是要在面对多种客体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取价值分配面前维护广大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我们在观念和政策上，应在维护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同时，相应地要更加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因为人是主体的首要的生产力。

其二，劳动价值论是宣扬“以人为本”的理论，该理论应当成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拙。这里的“人”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说，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二是说，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单纯地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三是说，以人为本的“人”，即广大劳动群众，是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发展就是为了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由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在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就是要求改变原有的以单纯“追求增长率”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而形成以“富民”为根本特征的新型战略指导思想。“富民”战略强调的着力点起码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需要树立能够获得富民绩效的科学理念，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上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要确立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观、新的公平效率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代表富人与民争利，政府官员不能为权不公、以权谋私，不可漠视群众的疾苦。第二，要及时进行保证富民战略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要加快消除阻挡8亿农民和城镇贫困劳动者脱贫致富的财政、金融、教育、医疗等体制鸿沟，建立起“富民”的新体制。要形成一套社会各阶层公平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新机制。加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实现共同发展”的城乡发展新体制。

四、正确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应用意义

狭义的劳动价值论，直接地说，它的意义和作用只在于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然而，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经济理论，它又是一种价值决定的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挥调节作用的理论。从这一层面来说，劳动价值论可以进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应用。但是，劳动价值论要进人现实应用，必须在商品价值范畴的基础上，植人资本所有权关系和市场竞争因素，使之转化为生产价格。因为生产价格规律是商品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化形式。在我国市场经济社会里，劳动价值论可以也有必要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形式，通过价值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具体而言，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

篇（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的发展程度也是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无疑给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服务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坚持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服务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种是把服务劳动的内涵加以扩大，并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的定义为尺度，认为服务业的劳动能带来利润，因而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服务劳动理论的相关原理和结论。为此，深人探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服务价值思想，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清，并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两个定义。“生产劳动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自然形态下从事的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劳动特殊”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从事的反映该社会特性的、生产产品的劳动。在“生产劳动特殊”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判定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得出来的”。马克思判定服务是非生产劳动的条件是这些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资或利润交换”，如果服务经营的方式改变了，服务“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服务劳动直接生产资本，那么，服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特殊。他明确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的服务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服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一般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将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物化的服务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商品，即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以运输服务为例对生产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点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这种服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服务本身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将官吏、艺术家、牧师、律师、教师等归人“纯粹的服务”。这些人的服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艺术家如演员、音乐家等，他们的表演服务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换价值(通过服务取得报酬获取生存资料)。如果这些演出被录制成片，他们的劳动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们的劳动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第二类:教师和医生。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医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第三类:国家官吏、军人、法官等。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上述三类纯粹的服务，马克思都肯定他们的服务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对纯粹服务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纯粹服务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则不是生产劳动，理由是这种劳动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规定性;也有人认为纯粹服务无论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还是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都是生产劳动，理由是马克思认为“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物质规定性只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劳动不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它还存在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如服务生产领域中。 二、服务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和阐述，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他在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时，多次提到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或非物质的需要，都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就其形态而言包括两类，一类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类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后者就是服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可见，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务也具有交换价值，服务具有活动形式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可消费性，“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与“在物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道构成社会消费品，服务消费品能够“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分析了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服务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因为服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时马克思也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篇（10）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篇（11）

一、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看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因素

1.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表述。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其实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

2.影响商品国际价值因素。商品交换现在不仅是在一国国内进行，而是已扩展到国际范围。那么从广义上讲商品价值这个含义就是商品的国际价值。决定这个国际价值的因素就是具有世界劳动性质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同，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不同:比如，生产同一个商品，可能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需要一个小时，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则需要三个小时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一些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此种交换方式下，每个参与方都是能获利的。但发展中国家在此交换中是受到剥削的。马克思说过:“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是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小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二、劳动价值论中商品的国际价值理论在中国现实意义的思考

(一)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困惑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面临的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提高，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价值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在知识经济“大爆炸”的今天，就有学者认为，“先进技术设备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作为一代又一代的复杂劳动的积累和物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在生产中代替和节约大批活劳动，从而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中，产生放大效应，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此观点有它的合理性。先进的技术，信息在当今社会中毋庸置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的是除了劳动以外，还有另一个因素—知识、科学技术创造价值，而陷人劳动、知识“二元价值论”。这些简直就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颠覆。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进“时间”因素，“在现实的世界里，时间就是黄金，利息率并不等于零”。还有其他的新变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也提出了挑战使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面临重重考验。

2.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分析。那么，今天的社会到底是什一么创造价值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价值我们又如何对其作出评价呢?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分析，现代社会劳动形式在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参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资本、机器外，又增添科学、技术、专利、信息等重要生产要素。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作为价值生成的必要条件，提供价值增值的可能性。所以，这些生产要素只有与劳动结合，以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形式才能创造价值。

从价值分配的角度分析。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把非价值创造要素参与分配视为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是无偿占有，否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但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也参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只能按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所作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而不能仅仅依据劳动时间来分配，要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区别开来。

从价值评价的角度分析在分析商品价值时，要从现实的价值实效去考虑，不能单纯地从生产者那里进行评价。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一旦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能成交，劳动产品也难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了无效劳动，劳动产品就没有价值可言了。所以，在评价商品价值时要充分考虑交换关系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这也给现代企业以及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综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具有科学性，非物质要素只是参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但是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最终都要通过与劳动的结合才能使价值增值。但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们的效用，最大化地创造社会财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补充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扬与时俱进的品格，随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价值

(二)中国加入WTO历程与商品国际价值理论的融合

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开放的经济，特别是加入WTO后，我们将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与进出口有关的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考虑一国商品的国别价值，而且要考虑商品的国际价值，并在此中处理好国际价值和国别价值的关系。并且通过国际成本比较和国际市场供求状况，来确定其商品的价格。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延续和扩展。因此，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的理论，在现今对企业对国家都有重要意义。

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思想，解读中国的发展态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商品国际价值，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一个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也必然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

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时问不长，只有共十年。实践还不充分，理论研究也还很不充分。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在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现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下劳动价值论国际价值这把双刃剑，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加入WTO以后中国涉及商品国际价值的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以进出口总额相比，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但是，距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