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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所有病例均符合1984年强直性脊柱炎(AS)修正纽约诊断标准.其中男48例、女5例、男女比例9.5:1、年龄12~40岁,平均24.8岁,病程最短者3个月,最长者10年平均3.4年。
1.2临床症状全部病例均有腰背僵硬,疼痛。髋关节痛19例、膝踝关节痛17例、颈肩疼痛26例,转颈困难9例,弯腰前屈受限者15例,下蹲不能者20例,背伸不能者13例,侧弯受限者11例。初治28例复治25例,复治者均用过非甾体抗炎药物。其中12例合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全部病例均有不同程度低热,体温高达37.8℃、50%以上病例有口干。
1.3实验室检查53例病例中41例HLA-B27阳性、血沉快者39例。30°/h以下者8例,50°/h以下者17例,50°/h小时以上者14例,类风湿因子阳性者5例,C反应蛋白阳性者38例,血清补体IgA,和血清C3、C4水平显著增高者40例,X线骶髂关节炎分级有争议者行CT扫描。骶髂关节炎CT扫描示:II级30例、III级15例、IV级8例各占总数之63%、25.8%和11.2%所有病例治疗前均为活动性AS。
2治疗方法
2.1全部病例均服西药柳氮磺胺吡啶片(SASP)第一周,0.25日二次,第二周0.25日三次,第三周0.5日二次,第四周0.5日三次,第五周1.0日三次维持,在疾病初期或疾性期,病情较重,疼病明显时,暂服非甾体类药物,缓解症状。用药后10~15天查血像一次,尿常规一次,三个月查肝功能,尿素氮一次,观察肝肾功能。
2.2配服中药如下熟地15~20g、鹿角胶10g(洋化)、川断10g、独活各10g、桂桂10g赤白芍各15g、知母12g、黄柏12~15g、金狗脊20g、防风10g、牛膝12g、黄柏12g、生地15g、地骨皮12g、白僵蚕9g、元胡15g,证状缓解后改用以颈肩强痛为主加葛根20g,下蹲不能者加白芍用量至30-50g脾胃虚弱者减熟地用量,加砂仁6g或三仙各10g,每半年、一年、一年半总结一次。
2.3功能锻炼①胸运动:直立位双肩平举展开及双手交叉上举,头后仰,做挺胸收腹行深呼吸,各练习五六次,每次4~5分钟,多做腹部呼吸。②颈椎活动:缓慢做左右侧屈,侧曲时持续用力,待肌肉疲劳加大侧曲角度;前屈,后伸运动,头部尽力前曲后仰持续4~5分钟③腰椎活动:站立弯腰两手用力摸地;双手后背交叉支撑腰部挺胸过伸腰椎;左右旋转;五点支持法和飞燕式锻炼。以保持脊柱生理弯曲、可采用背着墙站立,保持良好的姿势。④下蹲活动:屈髋屈膝下蹲,自然下蹲或扶物下蹲,待肌肉疲劳加大下蹲角度,总之功能锻炼应根据受累关节选择训练重点,关节完全强直,有骨桥通过的关节禁止功能锻炼,避免造成损伤。
2.4药物熏蒸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具有保护,感觉调节体温吸收分泌新陈代谢等生理功能,我院采用美国进口蒸气设备,将舒筋活血通络中药散剂溶入在现代高技术治疗中,通过恒温持续加热,,对全身进行药物熏蒸,扩张全身皮肤毛细血管,使含有大量中药成分的蒸汽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全身,以温通阳气,散寒化瘀,疏通筋络,进而达到舒筋活血止痛,改善关节功能,药物熏蒸,每次30分钟,每周三次,对高血压心脏病,重度贫血及呼吸道传染,伤口或感染患者及年老体弱,处于发热月经期,妊娠等患者,不宜进行中药熏蒸[3]。
3疗效观察
3.1观察方法治疗前记录晨僵、夜间痛等症状,功能检查包括腰椎前屈,后伸和侧弯等3个方向的活动度(用脊柱测量器侧量),胸廓扩张和指一地距等。实验室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沉、C反应蛋白(CRP)和LgG、LgA、LgM等。半年内每月随防一次,以后视情况1~3个月随防一次记录症状功能,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3.2疗效评价①显效:晨僵、夜间疼痛消失,功能改善:ESR<20mm/h(男)或<30mm/h(女),CRP正常范围,CT扫描或X线示改善或无明显加重者,②有效:夜间不痛、晨僵时间<15分钟、功能改善:ESR、CRP下降50%以上[(治前值一治后值)/(治前值-正常值)]%;X线或CT扫描无明显变化者。③无效:症状功能实验室指标改善不明显,CT或X线表现,骶髂关节炎进展不足I级者。④加重:临床或实验室指标进展或CT/X线骶髂关节炎加重I级以上者。
3.3疗效53例AS临床疗效情况其总的临床疗效分别为:显效46例(89.6%)、有效6例(9.5%),无效1例(1.2%)加重0,总有效率97.8%。
4讨论
4.1强直性脊柱炎(AS)的发病机制与遗传、感染、免疫、理化因素有关,为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柳氮磺胺吡啶(SASP)是目前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及其它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的常用药。柳氮横胺吡啶(SASP)为5-氨基水杨酸(ASA)与磺胺吡啶(SP)的偶氮复合物,5-氨基水杨酸可以能通过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环节来抑制结缔组织部位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的合成,能起抗菌消炎和免疫抑制作用,能抑制免疫佐剂诱发的关节炎,还可调节体内细胞免疫功能[1],是一种副作用小疗效确切的免疫制剂,虽然不如硫唑嘌呤,环磷酰胺等作用性强,但该药无骨髓抑制,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是一种相对安全,疗效可靠,宜于较长时间服用。AS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有关[2]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肠道中,肺炎克雷伯什菌检出率高于正常人。患者血清中克雷伯杆菌的滴度也比正常人高且与强直性脊柱炎病情活动有关,SASP具有抑制细菌繁殖代谢作用。
4.2本病祖国医学属痹证范围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但又有肾虚、寒、邪深侵和久痹不已复感三邪内合肝肾的特点,治疗时以补肝肾强腰膝,祛风除湿、温阳散寒为大法,兼以清理痰火,该组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热象故配以清血热利湿热药:生地、地骨皮,知母黄柏,其中熟地补肾填精配麻黄,补而不滞又可通血脉、温腠理,该病患者,颈腰背强痛为督脉循行部位,再者督为诸阳之会,故用补肾强督的金狗脊,四肢曲伸不利为肝血不足,筋肉失荣所致,故下蹲不能者用白芍,养肝柔筋运用中西药物合用治疗AS,6个月、12个月,18个月的总有效率与国内学者单纯使用SASP一年有效率66%,二年有效率74%,三年有效率90%的结论相比之下,提高了疗效,循短了病程,确为治疗AS的一种好方法。
4.3中医本着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原则针对不同致病环节,采用多种方法,多种途径,达到祛病痛,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且可对抗西药的毒副作用,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相互协同,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即可祛除强直性脊柱炎的致病因素,又能改善全身状态,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康复功能锻练在强直性脊柱炎治疗全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直性脊柱炎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恢复患者免疫功能,消除关节末端筋腱炎症,停止筋腱继续骨化。药蒸及功能锻炼尽可能恢复各个关节功能,保持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功能,大大降低强直性脊柱炎致残率,达到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
【参考文献】
现在农村正在使用的医疗体系是由国家政府出资来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农民根据自身的意愿来参加到其中,通过缴纳费用以及获得社会资助来实现医疗保障。就2008年到2010年期间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来看,这部分资金不足以满足其正常运行,因此目前资金缺口比较大,资金不足也让这一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举步维艰。
(二)相关法律不健全
虽然政府部门在关于农村医疗建设这一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关注度,也给予了一定的扶植政策,可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跟不上,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使得制度和实际之间存在脱节,对实际的工作开展不能够起到足够的约束力量和引导作用。
(三)资金管理水平低下
基金的管理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根据科左后旗基金的现实情况来看,财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对这些资金的管理能力不足,水平不高,也使得风险性增加,因此阻碍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二、完善通辽市科左后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探索长效的资金收缴机制
资金筹集是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一条比较可靠的出路,而在资金的筹集上,应该要以实际情况来进行决策,根据当地的农民收入来进行确定,对农民缴纳的费用进行提升是可以让其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的。因此在对资金收缴方式上可以灵活多变,敢想敢做,设立定点服务、主动缴纳等等多渠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委托以及指定账户存入等方式,让资金的收缴工作稳定、可靠、高效。
(二)调整补偿方案,使农民更多收益
科左后旗在综合分析历年补偿方案运行和基金使用等情况基础上,结合筹资标标准的提高,适当扩大受益面和提高保障水平。要提高家庭账户基金的使用率,要扩大对慢性病等特殊病种大额门诊医药费用纳入统筹基金进行补偿的病种范围。
(三)加大基金监管力度,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覆盖和筹资标准的提高,合作医疗基金规模明显扩大,这对基金监管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压力。要认真执行财政部和卫生部下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会计制度》,建立有效的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体系,要积极探索各种科学的监管方式。要强化科左后旗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和专业审计部门的监督力度。
(四)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对医药费用增长情况进行管理和控制,加强医疗服务管理,为农村合作医疗提供良好的条件。医疗药品以及诊疗等费用应该要合理、公开,和当前社会的医疗价格相符,通过建立监管机构来约束和管理随意上涨医疗费用的行为,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将医疗费用以及医疗服务作为其考核的重要内容,根据考核的结果来制定下拨费用的多少。
(五)积极探索流动人口参加合作医疗的有效办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流动也是比较频繁和密集,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给予关注,能够对加速农村合作医疗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若是对于这部分人口不与管理,那么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就会变成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对于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阻力。通过对流动人口参与到合作医疗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分析,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可以享有合作医疗所带来的保障是目前我们合作医疗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科左后旗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是采取的措施就是,让农村居民到城市去打工的群体参与到农民工医疗保险中,若是自谋职业,且已经在城市居住纳税一年以上,那么可以参与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建议无固定职业的农村居民在其户口所在地参与合作医疗。
(六)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
1.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对农村合作医疗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能够对该项事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能够明白这是对他们的保障,而不是强迫他们出资,是对他们日后的医疗问题提供保护,也让他们增强在就医过程中的科学消费观念。
2.加大财政投入。政府部门对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通过对一些经济状况发展不佳的城镇追加投入,让其合作医疗建设能够和一些富裕的城镇处于同一水平上。
3.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政府部门在对合作医疗建设的道路上要不断的反省和寻找问题,即便目前对于该项事业的政策扶植已经不少,也应该积极的对问题进行寻找,对政策进行完善,通过对各方利益的协调来促进该项事业的稳定发展和快速建设。科左后旗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提升其诚信度,来让农民群体能够接受其提出的农村合作医疗建议。
1病因及发病机制
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主要与免疫异常有关。参与的多种炎症细胞及免疫细胞释放抗体、细胞因子及炎症介质等,引起组织破坏及炎性病变。可能与自身免疫、感染、遗传因素及精神因素有一定关系[1]。溃疡性结肠炎可因临床表现不同而分属不同的中医病证范畴。典型的溃疡性结肠炎,表现为黏液脓血便,属痢疾中“休息痢”、“久痢”范畴;血性便明显,属“肠风”、“脏毒”范畴;仅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粪质清稀,属“泄泻”范畴。脾胃虚弱是发病之本,多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感受寒热湿毒之邪,饮食劳倦或情志不遂,部分因外感寒热湿毒之邪或饮食劳倦所伤或情志不遂而导致脾胃受损,致热、湿、痰邪客于肠道,阻滞气血,肠络失利,脂膜受损,下利赤白而发病。
2治疗
2.1中西医结合增效减毒溃疡性结肠炎病程迁延,容易反复发作,治疗颇为棘手。单纯使用西医或单纯使用中医治疗不免有失偏颇,中西医结合常常取得较好疗效。临床上部分医师将溃疡性结肠炎当慢性肠炎治疗,习惯用大量抗生素,在用静脉滴注抗菌药物后,患者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停药后很快复发,甚至会导致菌群失调。尤其对于20~30岁急性腹泻的患者,常规抗菌止泻等治疗效果不佳,应常规查肠镜以免误诊误治。部分患者服用氨基水杨酸制剂(包括柳氮磺胺吡啶,美沙拉嗪缓释片,奥沙拉嗪),后出现白细胞下降、腹泻等情况,停用西药而口服中药,可能使症状得到改善,但肠镜下病变可能加重,对这些病例,勿忘复查肠镜。对于轻中度远端结肠炎者,使用中药(清热化瘀止血生肌为基本治法)配合氨基水杨酸制剂灌肠可使症状明显改善;对于广泛性结肠炎,仍需考虑皮质类固醇激素口服治疗。皮质类固醇类药物(包括泼尼松、甲泼尼龙、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等)长期使用易产生副作用,如情绪改变、满月脸、踝部水肿、高血压等,且不能防止复发,故当症状好转后,即应逐渐减量至停药。对于重度患者,可考虑使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静脉滴注7~10天;重度患者常存在低蛋白血症,适当补充白蛋白可缩短疗程,促进病变愈合。免疫抑制剂(包括硫唑嘌呤、氨甲喋呤、环胞霉素等)起效较慢,有白细胞减少、转氨酶升高、消化道反应、肾毒性等不良反应,对于激素抵抗或者依赖的患者,临床疗效不佳。如患者顾虑免疫抑制剂副作用而不使用免疫抑制剂,可选择继续口服氨基水杨酸制剂,配合中药口服、中药灌肠、丹参及低分子右旋糖苷静脉滴注可使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拮抗剂(包括重组抗肿瘤坏死因子单克隆抗体、白细胞介素10、抗ICAM反义寡核苷酸等)虽是目前研究最活跃及很有希望的药物,但价格昂贵,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疗效有待验证。抗菌药物甲硝唑除抑制肠内厌氧菌,尚有免疫抑制、影响白细胞趋化等作用,对伴瘘管、肛裂及脓肿等并发症者,使用替硝唑常无效,笔者使用甲硝唑治疗常取得较好效果,亦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及不能耐受情况发生。
2.2内服与灌肠合用分期治疗轻中度远端溃疡性结肠炎或轻中度广泛性结肠炎,均需给予口服柳氮磺胺吡啶治疗,若患者不能耐受,或经济条件较好,则可选用美沙拉嗪缓释片、奥沙拉嗪治疗,同时使用甲硝唑100ml+蒙脱石3g+磷酸铝凝胶20g+柳氮磺胺吡啶1.0g灌肠,每天早晨1次。同时使用中药清热化瘀止血生肌方,组方:人中白、苦参、红藤、败酱草、枯矾、儿茶、白及、参三七、地榆等,煎汁每晚灌肠;病情较重者,可加泼尼松每天40mg口服;对于激素不能耐受者,通常在灌肠剂中加入布地奈德混悬液2mg,基本可使患者症状得到有效缓解。对于溃疡性直肠炎患者,局部使用美沙拉嗪栓剂可更有效地缓解临床症状。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对以上治疗不敏感,出现高热等全身毒血症状时,可首选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300mg,静脉滴注,1天1次,共7天。血沉、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高者,则需静脉联合使用甲硝唑、头孢三代抗菌药物。若经以上处理,疗效仍不明显,或病情恶化,出现相关并发症者,应请外科会诊,考虑是否手术治疗。
发作期的治疗,仍以前面所述的内服药物与灌肠药物(人中白、苦参、白及、红藤、败酱草、枯矾、儿茶、参三七、地榆)联合治疗为主。缓解期口服柳氮磺胺吡啶、美沙拉嗪缓释片、奥沙拉嗪都可以有效地减少复发。柳氮磺胺吡啶每天2~4g,低于2g无效,服药期间注意定期复查血常规、肝功能,患者若能耐受,疗效较好。因脾胃虚弱是发病之本,发作期以清热解毒、化瘀止血为主,佐以健脾胃之品,常以白头翁汤合四君子汤加减。缓解期应坚持益气健脾为主,兼清余邪,常以参苓白术散加减,以竞全功。口服药物宜空腹、食前口服。
2.3清热利湿,顾护阳气与阴液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因反复发作腹泻,溃疡性结肠炎常存在阴伤,临床表现有口干,舌有裂纹,舌燥,少苔等,需仔细辨别,尽早发现及时纠正,以免阴液亏损后难以恢复。因此,临床上尤其需注重存津液。湿热内蕴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个常见证型,湿伤阳,热伤阴,需分清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或者湿热并重。清热利湿应顾及阳气与阴液,若不然,虽然症状得到缓解,疾病仍容易复发。若阴伤明显,湿热仍羁留,治疗颇为棘手,取清热利湿而不伤阴的药物加于方药中,如芦根、白茅根、冬瓜子、蒲公英等。本病易虚易实,尤其是部分老年患者,如辨证属湿热内蕴之泄泻,若单纯用葛根芩连汤,患者服药后常出现淡胖舌、有齿痕,纳少,泄泻等,症状往往无明显好转。辨证脾肾虚寒型者,单纯使用附子理中汤,部分患者可出现黄腻苔。因此,治疗时,除辨证用药外,需留心该病阴伤与湿热、易虚易实的病理特点。
2.4化瘀祛腐,充分发挥中医优势久病入络,湿热蕴久,血行不畅、反复应用止血药、过多使用苦寒药等,均易造成瘀血内阻。因此,瘀血内阻是溃疡性结肠炎反复发作的病理基础。张锡纯指出“肠中脂膜腐败,由腐败而至于腐烂,是以纯下血水杂以脂膜,即所谓肠溃疡也”。因此,活血化瘀、祛腐生肌药物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使用活血药物不宜过于寒凉,否则,肠越寒而脂越不生,病情反复。笔者临床在活血化瘀、祛腐生肌灌肠药物中加入石菖蒲、白芷等辛温之品,配合适当的西药,对单纯使用西药疗效不佳者,具有明显临床疗效。
多年来,语文教师由于受到传统教法的束缚与桎梏,文体概念根深蒂固。教记叙文,必然“六要素”入手,教说明文必然从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要素着眼,教议论文则必然对论点、论据、论证逐一分析。教师按照各种文体特点备课,按照文体特征设计教学方法,本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便会形成机械的教学模式,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压抑。如此教学,学生学习议论文的兴趣不浓,教学质量不高。
一、抓住一个“爱”字,牵住一个“美”字,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
《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被选入教材,而且排在职高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的第一课,作为开篇课目,意义在于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激情,只有激发热爱之情,学生才会提高学国语言的兴趣,这正是职业高中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教学中,我没有按照课文开门见山引出论题的方式讲解,而是一上课,首先播放了高尔基的《海燕》,录音播完,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久久沉浸在语言的艺术中,几秒后,我又播放了歌曲《祖国,你好!》,在播放歌曲的过程中,部分学生情不自禁地随着录音唱起来,最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课堂沉浸在一片激情之中。歌曲一停止,我说开场白:同学们,我想无论是世界名篇,还是音乐艺术,我们丰富的祖国语言都能完美地表现它,从而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让我们尽情地热爱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国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带着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认真读一遍课文。这样,在良好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对课文的感悟与学习。
二、引入竞赛形式,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首先是推广普通话。《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在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确太混乱了。”这种混乱状况,其中就有以方言泛滥为代表的语言混乱。结合所带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正有使用方言的不良习惯,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平定、盂县、郊区的学生,由于受方言习惯的影响,他们都不愿意讲普通话,尤其是盂县的学生,甚至会把“下雨”读成“哈雨”。这个笑话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我采用竞赛模式。我让平定、盂县、郊区、矿区、市区的学生分别推荐一名代表,用普通话朗读杜甫的诗歌《春夜喜雨》,在比赛过程中,由于方言的缘故,胜负很快就见分晓,市区第一,盂县落后。我又写了一个绕口令,分小组比赛,对于表现出色的个人均加分,记入个人平时成绩。采用这样的形式的确让学生体会到了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进行更多项目比赛,但我相信,引入竞赛形式能适时营造课堂气氛,长期坚持,学生会把课堂当做一种挑战,久而久之便会提高语文能力。
1.2基金的筹集标准。每人每年40元的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由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和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四方筹集。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20元支助;村集体经济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5元支助;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均以整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巧元。敬老院在院老人、五保户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财政和乡镇财政各分担10元;残疾人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决。
1.3基金遵循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市农医办定期结清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帐目,列出详细清单并发到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负责在该村村务公开栏上公布。
1.4医疗补助的比例。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市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符合补助规定范围内的)按下列标准,以分段计算的办法予以补助:500元(含500元)以下的部分不予补助;501一3000元的部分,可补助20%;3001一6000元的部分,可补助30%;6001一10000元的部分,可补助40%;10001元以上的部分,可补助50%。在临安以外医保定点医院诊治的,则按上述标准的%%进行补助。多次住院可以累计。最高补助金额为20000元。
1.5门诊药费的报销。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医保定点的乡镇卫生院就诊时,其药费(自费药品除外)可当场结报10%。此部分费用不再列人上述分段补助范围进行补助。
1.6办理医疗费补助的手续。在结算周期内(结算周期为一年)发生符合规定可补助的医疗费用,将诊治医院原始发票(包括费用明细帐单、药品汇总清单)、病历、合作医疗证、本人身份证送至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代其办理。
2实施情况:以对浙江某村的分析
2.1成绩分析。
2.1.1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情很高。该村1504人,总参保人数为1397人,参保率为93%。
2.1.2该村已享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农民占了较大比重。从2004年7月l日至12月31日,该村已有14户农民报销过医药费,累计报销总额25892.11元。
2.1.3农民群众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询问农户“你对这项工作的满意程度如何?”时,回答“满意”的占77%,回答“基本满意”的占19%,回答“不满意”的仅占4%。95%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明年还要参加”,只有0.2%的农户表示“明年肯定不参加”。
2.2问题分析。
2.2.1宣传深度不够制约农民参保率。农民对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涉及切身利益的规定和制度把握不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6%的农户知道“医药费报销所需要的手续”,20.8%的农户则根本不知道。70%的农户回答“有点清楚”或“不清楚”“报销的医药费金额是怎样计算的”。门诊和住院报销的比例的区别造成农民对合作医疗报销的期望值与实际报销额之间产生了出乎想象的差距;还有的农民担心参保后生病住院不能按章兑现补偿,担心资金被挪用,这都降低了参保率。
2.2.2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农民反映较多的有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报销比例偏低。补偿少,农民自己承担的费用还是偏重;二是医药费报销的起付线、封顶线制定不科学。起付线定得太高,农民担心小病不受益,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封顶线定得太低,农民担忧大病无保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是报销手续太繁杂。特别是转院的需要经过层层环节,农民意见较多;四是关于定点医院的规定限制了农民选择医院的权利,不利于各医疗单位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2.2.3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高于市场药店,农民反映较为强烈。当前农村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一般占到75%一85%。定点医院相当一部分药品价格大大高于市场药店。参保农户发生的药品费用在获得合作医疗报销后,仍高于药店零售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3思考和建议: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制度的良性循环机制
3.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育工作。要统一思想,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维系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能否真正受到人民群众欢迎,能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关键是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任。要面向社会宣传,扩大社会各界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认知度,鼓励社会捐献、多方筹集资金。
3.2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制度创新。要及时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疑虑和意见,及时吸收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完善制度设计。要扩大门诊的报销范围,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在已掌握一定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及时调整补偿标准,以提高农民受益程度;要逐步降低并有效控制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最大限度降低药价。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杜绝人情方、大处方及重复检查等,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要因地制宜对妇女及儿童等农村特定群体提供帮助,对一些农村常见的妇女病检查与治疗、分娩等制定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对当年没有发生医疗费的农户提供免费体检。
3.3改善农村医疗机构基拙条件和服务模式,减轻农民就医负担。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服务模式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逐步配套必要的医疗卫生设备,合理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改进乡村卫生机构服务模式,加快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农村卫生投人,加大卫生支农。鼓励优秀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工作,不断提高乡、村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型员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理论成果,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阐释了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这为企业探索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方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并对企业改善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
1.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Sehein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学习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综合的问题时所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和信念由于运作得很好而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传播给企业的新成员作为感知,思考和感觉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0"REILLY等认为,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当这种价值观为员工所接受,文化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员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企业员工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由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行为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物质文化四个层次构成。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企业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四个维度进行了有关的实证分析。
2.知识型员工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首先提出了“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其实他当时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某个经理或执行经理根据彼得,德鲁克的定义,知识型员工(或知识工作者。以下通称知识型员工)属于那种“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营人员、教育工作者等都可称之为知识型员工。
3.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JobSatisfac,tion)这一概念是由Taylor于1912年首先提出的。对工作满意度本质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Hoppek总结以往研究,提出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受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Smith等人在编制工作描述指数(JobDescirptiveIndex。JDI)研究中,将工作满意度界定为“对工作情境各方面的情绪或情感反映”。同时他们又指出“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其实是一种态度测量”。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从工作中获取需求动机的满足导致工作满意度:ADAMS公平理论表明,工作满意度的产生来自于员工将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相比较的结果:研究者也提出工作满意度指员工对其工作的感受或态度。基于以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l: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概念模型
2.问卷设计。为保证量表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笔者在进行量表设计时尽量选取了目前较为成熟的量表。企业文化量表主要是由Denison以及郑伯埙的VOCS量表进行适当修改而成,按照本文研究内容,笔者将企业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Substance)、制度文化(System)、行为文化(Con,duct)以及精神文化(Spirit)四个层次,共由16个题项构成。
subl: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拥有独特的产品或技术;Sub2: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产品质量优越;Sub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产品竞争能力强:Sub4: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工作条件科学适宜Sysl: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并要求员工严格贯彻以确保绩效的完成和目标的达到;Sys2:公司规章制度十分齐全,员工职责明确,运作十分有条理,且有规章可循;Sys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有较为科学、公正的激励机制;Sys4:公司主要领导者对下属能充分授权。
Conl:公司员工之间相处十分融洽,犹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般温暖;Con2:公司的组织氛围十分开放,员工能够参与决策;Con3:公司有衡量行为对错的道德尺度;Con4:公司主要领导者身体力行,经常视察下属的工作进度。
Sptl:公司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Spt2:公司有明确的企业精神;Spt3:忽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将使您陷入困境;Spt4:公司中不同部门的员工有共同愿景。
工作满意度量表主要参考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SatisfactionQuestionnaire,MSQ)将工作满意度分为4个主要方面:工作本身(Job)、工作中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报酬(Reward)和发展(Development),共由l5个题项构成。
Jobl:工作地点的周边环境;Job2:工作场所的舒适性;Job3:生产/办公设备的配置及相关技术的支持情况;Job4:工作强度Rel1:同事之间的相处情况;Rel2: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沟通;Rel3:在团体中成为重要角色的机会。
Rwd1:与所做工作相比,我对所获得的工资水平:Rwd2:公司所提供的福利与保障;Rwd3: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Rwd4:工作表现出色时,所获得的奖励。
Dlpl:目前的工作与我的个人能力、兴趣和志向的符合程度;Dip2:工作的晋升机会;Dlp3:工作中培训和进修的机会;Dlp4: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
本文测量工具为Likert5级量表,分别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以及“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确定”、“满意”、“非常满意”对应标记为1、2、3、4、5分。调查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对问卷中的各项指标进行客观判断和选择。
四、统计分析与检验
1.描述性统计。2009年l2月份笔者在重庆大学MBA学员中,以班级为单位。共发出问卷200份,现场作答后立刻收回共计139份。在收回的问卷中,有12份由于数据缺失或者填写前后矛盾等无法进行统计而予以剔除,最后实际可用的问卷为127份。实际问卷回复率为63,5%。其中男性71人,女性56人;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者32人,26岁~30岁者36人,31岁40岁者l1人,41岁~5O岁者l1人;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者26人,大学本科88人;硕士及以上13人;高层管理者12人,中层管理者42人。基层管理者23人,一般员工50人:所属行业为制造业26人,服务业(含金融、电信、商贸等)31人,房地产业9人。高新技术产业(含IT、生物等)29人,公用事业(水、电、气、公交等)17人。政府机关7人,其他行业8人。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受访人群多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且都接受过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教育,符合知识型员工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访人群主要集中为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且职务分布较为全面,他们针对问卷所涉及问题的回答能够较全面的反应企业的真实情况以上统计说明,调查样本基本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2.探索性因子检验。本文运用SPSS17,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得出企业文化与工作满意度的KMO值分别为:O,827、O,799,均大于0,6,且显著性Sig<0,05,满足因子分析条件。企业文化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分别是Sys、Spt、Con、Sub。工作满意度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为Job、Rwd、Rel和Dip。
3.样本指标可靠性检验为了检验调查问卷数据的可靠性,作者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了各测试因素的可靠性系数(仅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文化、工作满意度的Cronbach'sa仅分别为0,863、0,781,均超过0,7,各自因素的a值均大于0,6。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dyspepsia,FD)又称非溃疡性消化不良(nonulcerdyspepsia,NUD),是一组常见的消化道症候群,表现为恶心、厌食、早饱、嗳气、胀满、反酸、烧心、上腹隐痛等症状,无明显的胃肠道黏膜组织病损或结构异常等器质性病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FD广泛存在,西方国家统计资料表明,FD约占消化系统疾病的20%~40%;国内统计资料表明,FD约占胃肠专科门诊患者1/3以上[1]。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我科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FD,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我科2006年10月~2008年10月收治的99例FD,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54(男26,女28)例,年龄20~68(平均39.5)岁;病程3个月~7年,平均4.6年;症状积分(9.37±2.42)分。对照组45(男22例,女23)例,年龄20~65(平均38.7)岁;病程3个月~6年,平均4.4年;症状积分(9.42±2.27)分。2组性别、年龄、病程、症状积分等均无统计学差异。
99例均符合RomeⅢ标准[2,3]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2003年(重庆)制定的FD诊断标准[4],并排除如下情况:①肝、胆、肾、心血管疾病;②糖尿病;③不能表达主观不适症状;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⑤有腹部手术史。
1.2治疗方法对照组:西沙必利10mg/次,3次/d,于餐前15~30min口服;奥美拉唑胶囊20mg,2次/d;谷维素片20mg,3次/d。有精神神经症状者加选阿普唑仑片,同时结合饮食和精神调理等疗法。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服中药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柴胡10g,枳壳10g,香附10g,白芍20g,川芎10g,党参15g,茯苓15g,炒白术15g,炙甘草6g),并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随症加减。每天1剂,煎汁分2次口服。
2组均以4周为1个疗程,治疗期间,均停用一切其他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药。
1.3疗效判断标准[4]临床治愈:症状、体征消失或改善在3级以上,异常指标基本恢复正常、保持2个月以上不再复发;显效:症状、体征减少或改善在2级以上,异常指标明显改善;好转:症状、体征减轻或改善在1级以上,异常指标好转。无效:症状、体征及异常指标均无好转。
1.4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疗效比较见表1。表1两2组疗效比较与对照组比,P<0.05
2.22组症状积分变化见表2。表22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变化比较﹡与治疗前比,P<0.05;与对照组比,P<0.05
3讨论
FD是一个临床上很常见的症候群。Champion[5]报道20%~30%的人有过消化不良症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FD约占内科病人总数的2.0%~3.0%,占胃肠病患者的20%~30%,在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中更达40%~70%;国内统计,正常人群的18.9%和消化内科病人中的4.0%左右患有FD,胃肠专科门诊患者的1/3为FD[1,6]。
FD的发病机制尚未彻底阐明,西医目前认为胃肠运动功能障碍、胃酸分泌异常、精神神经等因素是发病的重要原因。对其治疗主要是采取对症处理。西沙必利为一种促胃肠道动力药,可加强并协调胃肠运动,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选择性促进肠肌间神经丛节后处乙酰胆碱的释放,从而增强胃肠的运动。奥美拉唑属质子泵抑制剂,能特异性地作用于胃黏膜壁细胞,降低壁细胞中H+K+ATP酶的活性,从而抑制基础胃酸和刺激引起的胃酸分泌。谷维素能调节间脑功能,并能激活与自主神经系统有关的丘脑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对改善自主神经功能有较好的作用,可以减少内分泌平衡紊乱,改善精神神经失调症状。阿普唑仑具有抗焦虑、抗抑郁、镇静、催眠等作用,是目前抗抑郁的首选药物,速效而无毒。
中医没有FD的病名,根据FD的症状,可以将其归属在“腹胀”、“胃脘痛”、“反胃”范围。《血证论》曰:“木之性疏泄,食气入胃,全赖木气以疏泄之,而谷气乃化。设肝不疏泄水谷,飧泄中满之证在所难免。”《景岳全书》曰:“嗳气多,由滞逆,滞逆多由气不行。”究其病因多为情志内伤、饮食失节、劳倦过度、外邪侵袭所致。其病位在胃,涉及肝脾,其病机大致可归为脾胃损伤、纳运失常;肝气郁结、气机不利;气血瘀阻、痰湿阻胃。脾虚为本,气滞血瘀、食积痰湿等实邪为标,本虚标实,肝郁脾虚,贯穿疾病的始终。故应标本同治,予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本研究中,我们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疏肝健脾和胃,取得良好效果。方中柴胡、枳壳、香附、川芎能疏肝解郁、理气止痛,而现代药理学实验亦证明柴胡还具有增强胃排空及小肠的推进功能[7]。白芍柔肝养阴,缓急止痛,有兴奋和抑制胃肠运动双向调节作用。党参对胃肠运动有双向调节作用,既能抑制胃运动亢进,又能促进胃的收缩运动[8]。白术对胃、十二指肠平滑肌有明显的收缩作用[9]。枳壳理气通便,既能兴奋胃肠,促进蠕动,又能降低胃肠平滑肌张力,解除痉挛,对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10,11]。全方集疏肝和胃大法于一体,既能促进胃肠排空,又具胃肠运动的双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邹多武,许国铭.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流行病学及西沙必利治疗多因素分析[J].中华消化杂志,1997,17(增刊):65.
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中国消化不良的诊治指南(2007,大连)[J].中华消化杂志,2007,27(12):83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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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研究对象来自我科2005年11月至2009年10月间收治的177例因下颌智齿阻生来就诊的患者。其中男110例,女67例;年龄在16-29岁之间,平均年龄20.5岁;所有这些阻生智齿本身均无症状、没有龋坏或炎症病史,均为不完全萌出或只有少许粘膜覆盖。纳入标准:符合下颌阻生智齿且无冠周炎的症状和体征的患者;符合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标准。排除标准:伴有急性炎症的患者;伴有颌面部畸形的患者;伴有骨遗传病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患者;伴有其它严重疾病或者恶病质患者。
1.2方法:
所有病例均拍牙片或曲面断层片以检查阻生智齿的阻生方向、邻牙状况及骨吸收情况。全部阻生智齿均以2%利多卡因5ml将下齿槽神经、舌神经、颊神经麻醉后拔除。观察指标:观察智齿阻生类型与相邻牙龋坏情况、阻生类型与相关疾病关系。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论:
本研究显示,下颌阻生智齿对邻牙的影响主要是造成相邻牙的龋病和牙槽骨吸收,并易引起牙周疾病和下前牙拥挤,由于智齿引起牙合干扰者对颞下颌关节也有影响(P<0.05)。可见预防性拔除无症状的下颌阻生智齿可以避免智齿对邻牙及下前牙、牙槽骨造成的影响。
3、讨论:
3.1智齿阻生形成原因
智齿是在28颗牙萌出数年之后才开始长,它的位置常常被已经长出的牙齿占据,因此造成智齿萌出不全而异位或阻生,牙冠部分外露于牙龈之外,部分被牙龈覆盖。牙龈与牙体之间形成一个狭窄较深的盲袋,容易积存食物碎屑和细菌,一般刷牙漱口难以清洗干净;加之冠部牙龈易因咀嚼食物而损伤,形成溃疡等症状。当全身抵抗力下降、细菌毒力增强时,便可引起牙冠周围组织炎症[5]。“阻生”的智齿很可能只萌出半颗,牙冠已经部分或全部被牙龈覆盖,在龈瓣与牙冠之间形成了一个“盲袋”,因此非常容易造成食物嵌塞,有的智齿则因下颌骨“预留”位置不够,倾斜着勉强长出,由此与前磨牙形成死角,残渣也易堆积在此。可造成局部牙龈肿痛,临床上称为智齿冠周炎,重者可出现局部化脓、张口受限、颌面部肿胀、全身发热,甚至并发颌骨骨髓炎。
3.2适合预防性拔除的智齿
对有智齿的人群,尤其是智齿萌出不齐者,考察智齿周边卫生状态后,可预防性拔出。对于萌出位置不良且无咀嚼功能的智齿应尽早拔除,避免发生龋齿或炎症时导致口腔内周边牙齿受损。近中倾斜阻生智齿虽无明显症状,但可导致第二磨牙的远中邻面牙颈部龋洞,主张早期预防性拔出,反复感染经常并发智齿冠周炎者应及早预防性拔除,没有咀嚼功能,且经常咬破颊粘膜的颊向位阻生智齿,成为导致颊黏膜破溃、感染、糜烂,甚至成为癌前病变的病灶牙,也应尽早拔除。对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人群来说,如果强行拔除智齿,可能带来较大的创伤,因此要予以注意。
3.3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注意事项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谥文成,浙江余姚人。他是继朱熹之后,宋明理学又一影响深远的思想巨匠。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是“致良知”,其学问的主要特色即体现为知行合一。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知一般被认为是道德知识,行则是道德践履,是以知行问题是绾结着道德来论及的。最早论及知行问题应为《尚书》:“非知之艰,惟行之艰”。朱熹在其哲学体系中大量讨论知行问题,此问题遂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大体上来说,朱熹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知行的,即先后与轻重: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熹讲知先行后,是就道德上来说,即致知与力行的先后关系,他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知晓道德原则,才能够在行为上合乎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成为道德的人。这是就先后来说,落实在行上,则有轻重之分,只有真正去践履孝弟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他是孝弟的。客观地来说,朱熹的知行观是圆融周备的,他既看到了主体认知与力行方面的内在关系,又从效果方面揭示出力行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朱熹的学说蕴含着二元的机制,其后学在申说朱学宗旨时,往往偏重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难免造成支离的弊病。随着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并逐渐当成士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该学说本身内蕴的批判精神与开放精神日益消失殆尽。再加上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功利主义渐成泛滥之势,整个社会出现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论正是切中时弊,充分揭示了当时士人知与行割裂的状况,以期从根本上纠正当时的学风士风。知行合一是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于贵州龙场驿悟得圣人之道,次年,阳明于贵阳始论知行合一之旨。知行合一之论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震动,但这一观点是阳明一生坚持的观点,即便在他提出致良知之后,他还多次重申这一观点。
王阳明的知行观首先针对的是光知晓道德原则,比如孝弟,却不行孝弟的人,阳明说: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是指知已逻辑地包含了必能行,说行即逻辑地内蕴了知。正如说一个人知孝弟,是说此人已行了孝弟的事,而不是指该人只知说些孝弟的话;换言之,说一个人行了孝弟,则此人必然心中了然孝弟了。这便是知行的本体。依阳明之意,主体所本有的道德本心(按,江右之后即所谓“良知”)本身便是道德原则的制定者,如此便先天地知晓道德原则,然此心不是“一团血肉”,它是主体发到道德行为的源动力,道德本心内蕴着一种不容自已的力量驱动着主体去践履道德行为,故曰“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载: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是批评那种“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的主张,依阳明看来,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的功夫,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的功夫。知行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应当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就知而言,知为行提供指导,知始终灌注于行之中,尤其是道德行为中,良知至始至终都是一条鞭地下贯于其中,始终为主体的行为作价值的领航;就行而言,行是知的实践,即行是从具体事为上来落实知,另,知本身亦须通过行才能称得上是“真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知行其实主体行为之一体两面任何人、任何行为想知行不合一是决不可能的。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之时,还从动态的角度来展开,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换言之, “知”有行的因素,“行”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知行是合一的。
江右以后,阳明揭“致良知”宗旨,致良知三字亦把知行融摄进去。传统上一般认为,良知属知,致良知属行,明末大儒刘宗周有云:“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致良知便是把主体本有之良知推致并扩充至极,推致便是依循良知本体来践行道德,良知便是阳明的立言宗旨,在良知的判断下,善念恶念了然于心中,《传习录》下载: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是则还它是,非则还它非,良知是主体自家的准则,依循着这一准则实实落落地去做便可,这便是知行合一。扩充至极便是把良知充塞于主体构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天德流行之圆善境界。致良知的精义始终在于践行。相对于知行合一来说,“致良知”三字收摄了本体和功夫两方面,既点出了学问的头脑-----良知,又重视道德的践履----致良知,这是从一个更完善更高的层面来揭示说明知行合一。
三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当然有批判朱熹“知先行后”之说,但笔者认为,我们在考察朱熹与王阳明二人的知行观时,应当认识到朱熹是从经验认知层面来说先后的,王阳明是在伦理道德的纯粹性这一点来说知行合一的。我们只能客观的说,朱熹知先行后说确实有造成分裂知行的可能,但绝不意味着朱熹本人就赞同知行完全为二。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论针对是当时许多人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而不知切实地去做孝弟的事,或者把知行分做两件,要么造成不能精察明觉,陷于冥行,要么不能真切笃实,陷于妄想,为此,阳明引用《论语》中的话来说明知行合一之理:“‘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是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时,亦可见其今日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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