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5 10:45:36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知行合一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篇（2）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所有病例均符合1984年强直性脊柱炎（AS）修正纽约诊断标准.其中男48例、女5例、男女比例9.5：1、年龄12～40岁，平均24.8岁，病程最短者3个月，最长者10年平均3.4年。
1.2临床症状全部病例均有腰背僵硬，疼痛。髋关节痛19例、膝踝关节痛17例、颈肩疼痛26例，转颈困难9例，弯腰前屈受限者15例，下蹲不能者20例，背伸不能者13例，侧弯受限者11例。初治28例复治25例，复治者均用过非甾体抗炎药物。其中12例合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全部病例均有不同程度低热，体温高达37.8℃、50%以上病例有口干。
1.3实验室检查53例病例中41例HLA-B27阳性、血沉快者39例。30°/h以下者8例,50°/h以下者17例,50°/h小时以上者14例,类风湿因子阳性者5例,C反应蛋白阳性者38例,血清补体IgA，和血清C3、C4水平显著增高者40例，X线骶髂关节炎分级有争议者行CT扫描。骶髂关节炎CT扫描示：II级30例、III级15例、IV级8例各占总数之63%、25.8%和11.2%所有病例治疗前均为活动性AS。
2治疗方法
2.1全部病例均服西药柳氮磺胺吡啶片（SASP）第一周，0.25日二次，第二周0.25日三次，第三周0.5日二次，第四周0.5日三次，第五周1.0日三次维持，在疾病初期或疾性期，病情较重，疼病明显时，暂服非甾体类药物，缓解症状。用药后10～15天查血像一次，尿常规一次，三个月查肝功能，尿素氮一次，观察肝肾功能。
2.2配服中药如下熟地15～20g、鹿角胶10g(洋化)、川断10g、独活各10g、桂桂10g赤白芍各15g、知母12g、黄柏12～15g、金狗脊20g、防风10g、牛膝12g、黄柏12g、生地15g、地骨皮12g、白僵蚕9g、元胡15g，证状缓解后改用以颈肩强痛为主加葛根20g，下蹲不能者加白芍用量至30-50g脾胃虚弱者减熟地用量，加砂仁6g或三仙各10g，每半年、一年、一年半总结一次。
2.3功能锻炼①胸运动：直立位双肩平举展开及双手交叉上举，头后仰，做挺胸收腹行深呼吸,各练习五六次，每次4～5分钟,多做腹部呼吸。②颈椎活动：缓慢做左右侧屈，侧曲时持续用力，待肌肉疲劳加大侧曲角度；前屈，后伸运动，头部尽力前曲后仰持续4～5分钟③腰椎活动：站立弯腰两手用力摸地；双手后背交叉支撑腰部挺胸过伸腰椎；左右旋转；五点支持法和飞燕式锻炼。以保持脊柱生理弯曲、可采用背着墙站立,保持良好的姿势。④下蹲活动:屈髋屈膝下蹲,自然下蹲或扶物下蹲，待肌肉疲劳加大下蹲角度，总之功能锻炼应根据受累关节选择训练重点，关节完全强直，有骨桥通过的关节禁止功能锻炼，避免造成损伤。
2.4药物熏蒸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具有保护，感觉调节体温吸收分泌新陈代谢等生理功能，我院采用美国进口蒸气设备,将舒筋活血通络中药散剂溶入在现代高技术治疗中，通过恒温持续加热，,对全身进行药物熏蒸，扩张全身皮肤毛细血管，使含有大量中药成分的蒸汽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全身，以温通阳气,散寒化瘀,疏通筋络，进而达到舒筋活血止痛，改善关节功能,药物熏蒸,每次30分钟,每周三次,对高血压心脏病,重度贫血及呼吸道传染,伤口或感染患者及年老体弱,处于发热月经期,妊娠等患者,不宜进行中药熏蒸［3］。
3疗效观察
3.1观察方法治疗前记录晨僵、夜间痛等症状，功能检查包括腰椎前屈，后伸和侧弯等3个方向的活动度（用脊柱测量器侧量），胸廓扩张和指一地距等。实验室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沉、C反应蛋白（CRP）和LgG、LgA、LgM等。半年内每月随防一次，以后视情况1～3个月随防一次记录症状功能，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3.2疗效评价①显效：晨僵、夜间疼痛消失，功能改善：ESR＜20mm/h（男）或＜30mm/h（女），CRP正常范围，CT扫描或X线示改善或无明显加重者，②有效：夜间不痛、晨僵时间＜15分钟、功能改善：ESR、CRP下降50％以上［（治前值一治后值）/（治前值-正常值）］％；X线或CT扫描无明显变化者。③无效：症状功能实验室指标改善不明显，CT或X线表现，骶髂关节炎进展不足I级者。④加重：临床或实验室指标进展或CT/X线骶髂关节炎加重I级以上者。
3.3疗效53例AS临床疗效情况其总的临床疗效分别为：显效46例（89.6％）、有效6例（9.5％），无效1例（1.2％）加重0，总有效率97.8％。
4讨论
4.1强直性脊柱炎（AS）的发病机制与遗传、感染、免疫、理化因素有关，为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柳氮磺胺吡啶（SASP）是目前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及其它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的常用药。柳氮横胺吡啶（SASP）为5-氨基水杨酸（ASA）与磺胺吡啶（SP）的偶氮复合物，5-氨基水杨酸可以能通过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环节来抑制结缔组织部位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的合成，能起抗菌消炎和免疫抑制作用，能抑制免疫佐剂诱发的关节炎，还可调节体内细胞免疫功能［1］，是一种副作用小疗效确切的免疫制剂，虽然不如硫唑嘌呤，环磷酰胺等作用性强，但该药无骨髓抑制，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是一种相对安全，疗效可靠，宜于较长时间服用。AS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有关［2］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肠道中，肺炎克雷伯什菌检出率高于正常人。患者血清中克雷伯杆菌的滴度也比正常人高且与强直性脊柱炎病情活动有关，SASP具有抑制细菌繁殖代谢作用。
4.2本病祖国医学属痹证范围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但又有肾虚、寒、邪深侵和久痹不已复感三邪内合肝肾的特点，治疗时以补肝肾强腰膝，祛风除湿、温阳散寒为大法，兼以清理痰火，该组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热象故配以清血热利湿热药：生地、地骨皮，知母黄柏，其中熟地补肾填精配麻黄，补而不滞又可通血脉、温腠理，该病患者，颈腰背强痛为督脉循行部位，再者督为诸阳之会，故用补肾强督的金狗脊，四肢曲伸不利为肝血不足，筋肉失荣所致，故下蹲不能者用白芍，养肝柔筋运用中西药物合用治疗AS，6个月、12个月，18个月的总有效率与国内学者单纯使用SASP一年有效率66％，二年有效率74％，三年有效率90％的结论相比之下，提高了疗效，循短了病程，确为治疗AS的一种好方法。
4.3中医本着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原则针对不同致病环节，采用多种方法，多种途径，达到祛病痛，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且可对抗西药的毒副作用，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相互协同，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即可祛除强直性脊柱炎的致病因素，又能改善全身状态，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康复功能锻练在强直性脊柱炎治疗全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直性脊柱炎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恢复患者免疫功能，消除关节末端筋腱炎症，停止筋腱继续骨化。药蒸及功能锻炼尽可能恢复各个关节功能，保持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功能，大大降低强直性脊柱炎致残率，达到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
【参考文献】
篇（3）
现在农村正在使用的医疗体系是由国家政府出资来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农民根据自身的意愿来参加到其中，通过缴纳费用以及获得社会资助来实现医疗保障。就2008年到2010年期间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来看，这部分资金不足以满足其正常运行，因此目前资金缺口比较大，资金不足也让这一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举步维艰。
（二）相关法律不健全
虽然政府部门在关于农村医疗建设这一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关注度，也给予了一定的扶植政策，可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跟不上，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使得制度和实际之间存在脱节，对实际的工作开展不能够起到足够的约束力量和引导作用。
（三）资金管理水平低下
基金的管理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根据科左后旗基金的现实情况来看，财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对这些资金的管理能力不足，水平不高，也使得风险性增加，因此阻碍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二、完善通辽市科左后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探索长效的资金收缴机制
资金筹集是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一条比较可靠的出路，而在资金的筹集上，应该要以实际情况来进行决策，根据当地的农民收入来进行确定，对农民缴纳的费用进行提升是可以让其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的。因此在对资金收缴方式上可以灵活多变，敢想敢做，设立定点服务、主动缴纳等等多渠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委托以及指定账户存入等方式，让资金的收缴工作稳定、可靠、高效。
（二）调整补偿方案，使农民更多收益
科左后旗在综合分析历年补偿方案运行和基金使用等情况基础上，结合筹资标标准的提高，适当扩大受益面和提高保障水平。要提高家庭账户基金的使用率，要扩大对慢性病等特殊病种大额门诊医药费用纳入统筹基金进行补偿的病种范围。
（三）加大基金监管力度，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覆盖和筹资标准的提高，合作医疗基金规模明显扩大，这对基金监管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压力。要认真执行财政部和卫生部下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会计制度》，建立有效的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体系，要积极探索各种科学的监管方式。要强化科左后旗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和专业审计部门的监督力度。
（四）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对医药费用增长情况进行管理和控制，加强医疗服务管理，为农村合作医疗提供良好的条件。医疗药品以及诊疗等费用应该要合理、公开，和当前社会的医疗价格相符，通过建立监管机构来约束和管理随意上涨医疗费用的行为，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将医疗费用以及医疗服务作为其考核的重要内容，根据考核的结果来制定下拨费用的多少。
（五）积极探索流动人口参加合作医疗的有效办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流动也是比较频繁和密集，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给予关注，能够对加速农村合作医疗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若是对于这部分人口不与管理，那么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就会变成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对于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阻力。通过对流动人口参与到合作医疗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分析，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可以享有合作医疗所带来的保障是目前我们合作医疗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科左后旗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是采取的措施就是，让农村居民到城市去打工的群体参与到农民工医疗保险中，若是自谋职业，且已经在城市居住纳税一年以上，那么可以参与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建议无固定职业的农村居民在其户口所在地参与合作医疗。
（六）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
1.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对农村合作医疗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能够对该项事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能够明白这是对他们的保障，而不是强迫他们出资，是对他们日后的医疗问题提供保护，也让他们增强在就医过程中的科学消费观念。
2.加大财政投入。政府部门对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通过对一些经济状况发展不佳的城镇追加投入，让其合作医疗建设能够和一些富裕的城镇处于同一水平上。
3.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政府部门在对合作医疗建设的道路上要不断的反省和寻找问题，即便目前对于该项事业的政策扶植已经不少，也应该积极的对问题进行寻找，对政策进行完善，通过对各方利益的协调来促进该项事业的稳定发展和快速建设。科左后旗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提升其诚信度，来让农民群体能够接受其提出的农村合作医疗建议。
篇（4）
1慢性肾脏病的危害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统计表明，慢性肾脏病（chronickidneydisease,CKD）占美国医疗人群的7%，却占医疗预算费用总额的24%；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renaldisease,ESRD）每人每年需要透析的费用为65000美元，预计2010年美国用于ESRD的费用将高达290亿美元［1］。目前我国尚无准确的CKD流行病学数据。据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地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CKD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KD患病率为9.4%［2］。据此推算，我国CKD病人将超过1亿，ESRD病人超过300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300万ESRD病人中仅有6万人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统计，替代治疗每人每年费用10万～13万元人民币，仅这6万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ESRD病人每年的医疗费用就高达60亿～78亿元人民币，若ESRD患者全部接受替代治疗，医疗费用将高达3000亿～3900亿元人民币。CKD患者血肌酐（serumcreatinine,SCr）超过150μmol/L时，死于心血管并发症者是普通人群的15倍，尿毒症患者死于心血管并发症是普通人群的35倍。ESRD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给患者本人造成终身遗憾。虽然ESRD目前无法治愈，但CKD还未进展到ESRD时，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积极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与不足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自然渗透的产物，存在于我国中医院及相当一部分西医院的医疗实践中。许多肾脏病专家都在积极探索肾脏病治疗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如著名的肾脏病专家黎磊石院士开发研究中药提取物雷公藤多苷，为临床肾脏病的治疗提供有效的药物；陈香美院士获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A,IgA）型肾病中医证治规律研究”，为IgA型肾病的中医证治规律提供科学证据。他们是肾脏病领域中西医结合的典范。中西医结合在肾脏病领域有明显的优势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
2.1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
2.1.1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副反应著名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叶任高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要源于中医，而高于中医；源于西医，而高于西医。”这才是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所在。如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在使用泼尼松、细胞毒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onconvertingenzymeinhibitors,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onⅡreceptorblocker,ARB）等治疗的同时，再结合雷公藤多苷、火把花根片或中药汤剂等中西医结合疗法，其疗效较单纯中医或西医疗法显著提高。中药还可明显减轻大剂量激素引起的医源性柯兴氏综合征副反应，减轻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引起的消化道反应及骨髓和性腺功能的抑制［3］。
2.1.2中西医结合一体化治疗中医、西医对疾病不同阶段的治疗，各有优势和劣势，中西医结合能取长补短，使病人得到一体化的治疗。如，IgA型肾病表现为单纯性血尿时，西医无特异性疗法，中医汤剂加火把花根或雷公藤多苷有比较好的疗效；在表现为中等蛋白尿和血尿时，以小剂量激素、ACEI加中药汤剂或雷公藤多苷有比较好的疗效；在大量蛋白尿时，则以大剂量激素、ACEI加中药汤剂、雷公藤多苷或火把花根治疗；出现细胞性新月体时，则以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出现慢性肾衰竭（chronicrenalfailure,CRF）1、2期时，以中药汤剂口服、中药保留灌肠及中药熏洗，同时配合减轻肾脏“高灌注、高滤过、高压”的ACEI和ARB等治疗；到尿毒症期以替代治疗为主，中药配合改善营养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为辅。中西医结合在疾病各个不同阶段切入，各施所长才能得到最佳的一体化治疗。
2.1.3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判断疾病预后，提高治疗敏感性例如，肾病综合征不同的病理类型都可以表现脾肾阳虚证型，而微小病变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好，预后好，局灶节段硬化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差，预后差。西医诊断下的中医辨证，提高了中医对肾病预后的认识。
2.2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2.2.1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方法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尽管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肾脏病报道很多，但绝大部分都停留在专家个人的经验和各自单位的临床观察，没有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其疗效的客观性很难确定。
2.2.2疗效机制不明中药的成分复杂，经过炮制、配伍、煎煮和体内代谢后，成分的变化更是不得而知。因此，中药很难用单一指标去考察其疗效，作用机制不明。在中药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西药治疗，其疗效机制更是不清楚。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疗效机制只能用“黑箱理论”去解释。
2.2.3行业内尚无《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指南》中西医结合治疗CKD无规可循，中西医结合肾科医生临床诊疗缺乏权威的参考和指引，医患安全性差。
2.2.4基础理论研究较迷惘中医学的特点是辨证论治，其“证”的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中医现代化的瓶颈。但目前对肾虚证等“证”的研究还没有找到特异性的客观指标，离揭示“证”的本质还有很大距离。
2.2.5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目前中医临床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实践；西医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实验手段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手段来指导实践［4］。中医、西医都是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新理论的形成还有待漫长的时日。
3中西医结合防治CKD的思路与方法
3.1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报道很多，疗效也比较好，但现在还没有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化方案出台。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已经开始资助中医肾病临床优化方案的研究，如杭州市中医院王永钧教授牵头的11家医院肾科参与的“CKD3期中医证治优化方案的示范研究”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陈以平教授牵头的“中医综合治疗膜性肾病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5］。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优化方案的研究提供借鉴。另外，建议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科技部门以及企业以各种形式支持中西医结合肾病优化方案的研究，为编写中西医结合防治肾病指南提供证据，为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为行业诊治CKD提供最有效的方法，提高肾病的诊疗水平。研究优化方案时，需注意以下问题：（1）为使临床试验信息透明化，提高研究的社会公信度，请在临床试验开始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WHOInternationalClinicalTrialRegistrationPlatform,WHOICTRP）认证的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2）为优化出最佳的方案，请在做优化方案时，先将专家的经验在协作组内讨论，并在协作组外征求中医肾病专家、西医肾病专家、肾脏病理专家、免疫学专家、药理学专家、统计学专家、医学经济学专家、伦理委员会以及护理学专家的意见。优化方案制定后，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盲法对照临床试验，客观评价其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第一次临床试验结果出来后，针对临床试验存在的问题，将方案再优化再试验直至优化出满意的方案。（3）CRF应按原发病进行单病种优化研究。CRF是多种病因引起的临床综合征，病因不同，其进展的机制和速度不一样，临床疗效和预后也存在差异。因此，CRF应按其原发病分类进行优化研究。另外，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小球肾炎也要按病理类型进行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
3.2加强确有疗效的新药开发研究目前已开发上市用于治疗肾病的中成药有雷公藤多苷片、肾炎康复片、尿毒清、肾炎四味片、黄葵胶囊等，但还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为了丰富临床医生治疗肾病的手段，满足临床患者的需要，扩大中西医结合方法在国际肾病界的影响，则需加强确有疗效、安全的中药新药开发研究［6］。中药新药开发应注意以下问题：（1）临床疗效是新药的生命，只有疗效好且安全的药物才会在医疗市场生存周期长，经久不衰；（2）组方药味不要太多，最好在8味以下，4～6味最好。因为药味太多，工艺复杂，服药量大，不便于控制成本，使患者长期服用；（3）掌握新药的最新分类，因新药分类的不同，药学和毒理研究的要求不一样，请及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去查询；（4）组方的药物如果是没有质量标准的地方药材，要先制定该药的质量标准；（5）中药新药临床适应证必须为先确定西医病名下的中医证型，不能只有西医的病名，没有中医的证型；（6）药效学研究如果没有公认的动物模型，自创的动物模型要有相关专家论证；（7）临床试验方案要参照《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指导原则》，若是该原则没有的病种，临床试验方案要请相关专家论证；（8）对照药的选择，最好是同类最有效的中药，没有同类的中药要选择公认有效的西药，对照药是不同的剂型时要做双模拟。
3.3利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探索中医肾本质的研究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证”本质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突破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肾阴虚证、肾阳虚证进行了环磷酸腺苷（cyclicadenosinemonophosphate,cAMP）、环磷酸鸟苷（cyclicguanosinemonophosphate,cGMP）、内分泌、免疫和基因等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没有找到中医肾虚证的特异指标。系统生物学是由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相互作用组学、表型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等组成，通过生物信息学把基因、蛋白质、代谢产物及表型等横向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采用系统综合的思路和手段从整体水平上动态地对一个集合体的存在特征、活动规律和相互联系加以描述。中医传统理论最具特色的就是“整体观”和“辨证观”，与现代的系统生物学思路不谋而合［7］。以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为核心的系统生物学方法，将为中医肾虚证本质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手段。
3.4加强中医药治疗CKD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作用机制研究是目前的热点，许多肾病工作者研究了治肾病中药复方或单味药对肾脏病理和功能的改善作用，以及对细胞因子和基因的调节作用，为临床寻找有效的药物，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鉴于中药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和多效应的特点，很难判断有效或无效成分，也很难用单一指标考察其疗效，对它的代谢途径不清楚，半衰期不明，其疗效机制还是用“黑箱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汤剂都是每天服用2次，所有的中成药都是每天吃3次。鉴于目前的技术和方法所限，这种研究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前面所述的系统生物学方法与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和多效应的特征相吻合，但技术条件要求比较高，建议有条件的单位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去探讨中医药治疗肾病的疗效机制，为肾脏病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3.5加强马兜铃酸等有毒中药肾损害的机制研究1964年，吴松寒等［8］报道了2例服用含关木通的药物引起急性肾衰竭，随后也有报道，但例数少，未引起重视。1993年，Vanherweghem等［9］发现9名妇女食用含中药成分的减肥食品后出现肾间质纤维化，其中2例初诊时已为ESRD，经对其药物分析发现，减肥药物含马兜铃酸，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国内谌贻璞教授等［10］也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有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关木通、广防己等。其他引起肾损害的中药还有苦参、补骨脂、土牛膝、川楝子、苍耳子、枳实、白头翁、夏枯草、昆明山海棠、厚朴、牵牛子、草乌、巴豆、使君子、土贝母等。肾损害表现为急、慢性肾衰竭及肾小管间质纤维化［11］。中药肾损害已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中草药安全性的怀疑，甚至有的不敢用中药。其实这些药源性肾损害除药物本身药理效应外，与剂量过大、使用时间过长以及不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有关。因此，必须研究可能引起肾损害的中草药的产地、服药时间、剂量和配伍关系，禁止确有肾损害的药物如关木通、马兜铃等中药及其制剂在市场上流通，进一步研究可能引起肾损害的机制，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为临床提供治疗肾病安全有效的中药。
3.6组织编写《慢性肾脏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指南》西医有美国组织编写的《慢性肾脏病及透析的临床实践指南》。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开始组织中国中医药学界专家撰写《中医临床指南》，希望该临床指南既符合国际通用的疾病标准，又能体现辨证论治的中医药特色，成为标准化、国际化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导性文件，该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临床证据不足［12］。建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会牵头，中华肾脏病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中医肾病专家、西医肾病专家、肾脏病理专家、免疫学专家、医学经济学专家、统计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护理学专家以及卫生决策部门专家参与，对中西医结合治疗CKD比较成熟的病种，以病证结合的方式、公认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对证据进行分级，为临床医生提供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中西医结合防治CKD指南。
3.7加大宣传，重视普查，早期预防CKD患病率和病死率高，合并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增加，医疗费用昂贵，但知晓率却不足10%。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做过尿液检查，肾脏有没有问题一无所知。因此，2006年国际肾脏病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Nephrology,ISN）和国际肾脏基金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KidneyFoundation,IFKF）联合倡议，将每年3月份的第2个星期四定为“世界肾脏日”，目的就是唤起全球各界人士对CKD的高度关注。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已经在媒体开展宣传，举行讲座，组织普查，但还有待其他相关学会及政府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宣传，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组织专业人士参与大规模尿常规普查。建议及早建立我国在临床广泛应用检测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filtrationrate,GFR）的方法，对可能引起CKD的住院病人和体检者进行GFR评价；对高血压病、糖尿病、痛风等引起继发性肾脏病的因素及早进行预防；对已有肾脏病要积极干预治疗，防止肾损害的进展；对3、4、5期的CKD要防止心血管事件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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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2基金的筹集标准。每人每年40元的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由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和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四方筹集。县级市财政、乡镇财政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20元支助;村集体经济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5元支助;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均以整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巧元。敬老院在院老人、五保户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财政和乡镇财政各分担10元;残疾人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县级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决。
1.3基金遵循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市农医办定期结清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帐目，列出详细清单并发到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负责在该村村务公开栏上公布。
1.4医疗补助的比例。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市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符合补助规定范围内的)按下列标准，以分段计算的办法予以补助:500元(含500元)以下的部分不予补助;501一3000元的部分，可补助20%;3001一6000元的部分，可补助30%;6001一10000元的部分，可补助40%;10001元以上的部分，可补助50%。在临安以外医保定点医院诊治的，则按上述标准的%%进行补助。多次住院可以累计。最高补助金额为20000元。
1.5门诊药费的报销。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医保定点的乡镇卫生院就诊时，其药费(自费药品除外)可当场结报10%。此部分费用不再列人上述分段补助范围进行补助。
1.6办理医疗费补助的手续。在结算周期内(结算周期为一年)发生符合规定可补助的医疗费用，将诊治医院原始发票(包括费用明细帐单、药品汇总清单)、病历、合作医疗证、本人身份证送至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由乡镇人民政府农医办代其办理。
2实施情况:以对浙江某村的分析
2.1成绩分析。
2.1.1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情很高。该村1504人，总参保人数为1397人，参保率为93%。
2.1.2该村已享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农民占了较大比重。从2004年7月l日至12月31日，该村已有14户农民报销过医药费，累计报销总额25892.11元。
2.1.3农民群众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询问农户“你对这项工作的满意程度如何?”时，回答“满意”的占77%，回答“基本满意”的占19%，回答“不满意”的仅占4%。95%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明年还要参加”，只有0.2%的农户表示“明年肯定不参加”。
2.2问题分析。
2.2.1宣传深度不够制约农民参保率。农民对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涉及切身利益的规定和制度把握不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6%的农户知道“医药费报销所需要的手续”，20.8%的农户则根本不知道。70%的农户回答“有点清楚”或“不清楚”“报销的医药费金额是怎样计算的”。门诊和住院报销的比例的区别造成农民对合作医疗报销的期望值与实际报销额之间产生了出乎想象的差距;还有的农民担心参保后生病住院不能按章兑现补偿，担心资金被挪用，这都降低了参保率。
2.2.2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影响了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农民反映较多的有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报销比例偏低。补偿少，农民自己承担的费用还是偏重;二是医药费报销的起付线、封顶线制定不科学。起付线定得太高，农民担心小病不受益，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封顶线定得太低，农民担忧大病无保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是报销手续太繁杂。特别是转院的需要经过层层环节，农民意见较多;四是关于定点医院的规定限制了农民选择医院的权利，不利于各医疗单位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2.2.3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高于市场药店，农民反映较为强烈。当前农村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一般占到75%一85%。定点医院相当一部分药品价格大大高于市场药店。参保农户发生的药品费用在获得合作医疗报销后，仍高于药店零售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3思考和建议: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制度的良性循环机制
3.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育工作。要统一思想，加强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维系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能否真正受到人民群众欢迎，能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关键是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任。要面向社会宣传，扩大社会各界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认知度，鼓励社会捐献、多方筹集资金。
3.2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制度创新。要及时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疑虑和意见，及时吸收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完善制度设计。要扩大门诊的报销范围，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在已掌握一定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及时调整补偿标准，以提高农民受益程度;要逐步降低并有效控制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最大限度降低药价。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杜绝人情方、大处方及重复检查等，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要因地制宜对妇女及儿童等农村特定群体提供帮助，对一些农村常见的妇女病检查与治疗、分娩等制定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对当年没有发生医疗费的农户提供免费体检。
3.3改善农村医疗机构基拙条件和服务模式，减轻农民就医负担。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服务模式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逐步配套必要的医疗卫生设备，合理调整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加快改进乡村卫生机构服务模式，加快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农村卫生投人，加大卫生支农。鼓励优秀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工作，不断提高乡、村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篇（6）
多年来，语文教师由于受到传统教法的束缚与桎梏，文体概念根深蒂固。教记叙文，必然“六要素”入手，教说明文必然从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要素着眼，教议论文则必然对论点、论据、论证逐一分析。教师按照各种文体特点备课，按照文体特征设计教学方法，本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便会形成机械的教学模式，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压抑。如此教学，学生学习议论文的兴趣不浓，教学质量不高。
一、抓住一个“爱”字，牵住一个“美”字，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
《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被选入教材，而且排在职高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的第一课，作为开篇课目，意义在于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激情，只有激发热爱之情，学生才会提高学国语言的兴趣，这正是职业高中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教学中，我没有按照课文开门见山引出论题的方式讲解，而是一上课，首先播放了高尔基的《海燕》，录音播完，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久久沉浸在语言的艺术中，几秒后，我又播放了歌曲《祖国，你好！》，在播放歌曲的过程中，部分学生情不自禁地随着录音唱起来，最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课堂沉浸在一片激情之中。歌曲一停止，我说开场白：同学们，我想无论是世界名篇，还是音乐艺术，我们丰富的祖国语言都能完美地表现它，从而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让我们尽情地热爱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国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带着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认真读一遍课文。这样，在良好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对课文的感悟与学习。
二、引入竞赛形式，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首先是推广普通话。《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在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确太混乱了。”这种混乱状况，其中就有以方言泛滥为代表的语言混乱。结合所带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正有使用方言的不良习惯，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平定、盂县、郊区的学生，由于受方言习惯的影响，他们都不愿意讲普通话，尤其是盂县的学生，甚至会把“下雨”读成“哈雨”。这个笑话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我采用竞赛模式。我让平定、盂县、郊区、矿区、市区的学生分别推荐一名代表，用普通话朗读杜甫的诗歌《春夜喜雨》，在比赛过程中，由于方言的缘故，胜负很快就见分晓，市区第一，盂县落后。我又写了一个绕口令，分小组比赛，对于表现出色的个人均加分，记入个人平时成绩。采用这样的形式的确让学生体会到了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进行更多项目比赛，但我相信，引入竞赛形式能适时营造课堂气氛，长期坚持，学生会把课堂当做一种挑战，久而久之便会提高语文能力。
篇（7）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型员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理论成果，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阐释了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这为企业探索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方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并对企业改善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
1.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巨大的内在资源Sehein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学习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综合的问题时所发现、发明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和信念由于运作得很好而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传播给企业的新成员作为感知，思考和感觉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0"REILLY等认为，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当这种价值观为员工所接受，文化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员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企业员工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由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行为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物质文化四个层次构成。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企业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四个维度进行了有关的实证分析。
2.知识型员工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首先提出了“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其实他当时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某个经理或执行经理根据彼得，德鲁克的定义，知识型员工(或知识工作者。以下通称知识型员工)属于那种“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营人员、教育工作者等都可称之为知识型员工。
3.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JobSatisfac，tion)这一概念是由Taylor于1912年首先提出的。对工作满意度本质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Hoppek总结以往研究，提出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受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Smith等人在编制工作描述指数(JobDescirptiveIndex。JDI)研究中，将工作满意度界定为“对工作情境各方面的情绪或情感反映”。同时他们又指出“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其实是一种态度测量”。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从工作中获取需求动机的满足导致工作满意度：ADAMS公平理论表明，工作满意度的产生来自于员工将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相比较的结果：研究者也提出工作满意度指员工对其工作的感受或态度。基于以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l：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概念模型
2.问卷设计。为保证量表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笔者在进行量表设计时尽量选取了目前较为成熟的量表。企业文化量表主要是由Denison以及郑伯埙的VOCS量表进行适当修改而成，按照本文研究内容，笔者将企业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Substance)、制度文化(System)、行为文化(Con，duct)以及精神文化(Spirit)四个层次，共由16个题项构成。
subl：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拥有独特的产品或技术；Sub2：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产品质量优越；Sub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产品竞争能力强：Sub4：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工作条件科学适宜Sysl：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并要求员工严格贯彻以确保绩效的完成和目标的达到；Sys2：公司规章制度十分齐全，员工职责明确，运作十分有条理，且有规章可循；Sys3：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有较为科学、公正的激励机制；Sys4：公司主要领导者对下属能充分授权。
Conl：公司员工之间相处十分融洽，犹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般温暖；Con2：公司的组织氛围十分开放，员工能够参与决策；Con3：公司有衡量行为对错的道德尺度；Con4：公司主要领导者身体力行，经常视察下属的工作进度。
Sptl：公司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Spt2：公司有明确的企业精神；Spt3：忽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将使您陷入困境；Spt4：公司中不同部门的员工有共同愿景。
工作满意度量表主要参考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SatisfactionQuestionnaire，MSQ)将工作满意度分为4个主要方面：工作本身(Job)、工作中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报酬(Reward)和发展(Development)，共由l5个题项构成。
Jobl：工作地点的周边环境；Job2：工作场所的舒适性；Job3：生产／办公设备的配置及相关技术的支持情况；Job4：工作强度Rel1：同事之间的相处情况；Rel2：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沟通；Rel3：在团体中成为重要角色的机会。
Rwd1：与所做工作相比，我对所获得的工资水平：Rwd2：公司所提供的福利与保障；Rwd3：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Rwd4：工作表现出色时，所获得的奖励。
Dlpl：目前的工作与我的个人能力、兴趣和志向的符合程度；Dip2：工作的晋升机会；Dlp3：工作中培训和进修的机会；Dlp4：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
本文测量工具为Likert5级量表，分别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以及“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确定”、“满意”、“非常满意”对应标记为1、2、3、4、5分。调查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对问卷中的各项指标进行客观判断和选择。
四、统计分析与检验
1.描述性统计。2009年l2月份笔者在重庆大学MBA学员中，以班级为单位。共发出问卷200份，现场作答后立刻收回共计139份。在收回的问卷中，有12份由于数据缺失或者填写前后矛盾等无法进行统计而予以剔除，最后实际可用的问卷为127份。实际问卷回复率为63，5％。其中男性71人，女性56人；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者32人，26岁～30岁者36人，31岁40岁者l1人，41岁～5O岁者l1人；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者26人，大学本科88人；硕士及以上13人；高层管理者12人，中层管理者42人。基层管理者23人，一般员工50人：所属行业为制造业26人，服务业(含金融、电信、商贸等)31人，房地产业9人。高新技术产业(含IT、生物等)29人，公用事业(水、电、气、公交等)17人。政府机关7人，其他行业8人。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受访人群多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且都接受过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教育，符合知识型员工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访人群主要集中为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且职务分布较为全面，他们针对问卷所涉及问题的回答能够较全面的反应企业的真实情况以上统计说明，调查样本基本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2.探索性因子检验。本文运用SPSS17，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得出企业文化与工作满意度的KMO值分别为：O，827、O，799，均大于0，6，且显著性Sig<0，05，满足因子分析条件。企业文化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分别是Sys、Spt、Con、Sub。工作满意度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为Job、Rwd、Rel和Dip。
3.样本指标可靠性检验为了检验调查问卷数据的可靠性，作者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了各测试因素的可靠性系数(仅值)，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文化、工作满意度的Cronbach'sa仅分别为0，863、0，781，均超过0，7，各自因素的a值均大于0，6。
篇（8）
法国考古学家德施雷（JosephDéchelette）对史前考古学所下的定义是：“史前考古学者，研究最古史料以前的古器物之学。”留给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当然是石器了，而且基本上只留下石器。所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只能从石器中着手。但我们切莫以为，石器时代审美意识就发源在石器中，而且只能发生在石器中。张光直曾指出，旧石器时代只给我们留下石器，千万别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是原始的，构成其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凿石器。”因为“仅有石器遗存来代表我们祖先的物质文化是考古保存上的偶然事件”，其它的一切都没有留下来。旧石器时代的情形也许和我们的印象相反：
无论是从少数保存至今的非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诸如西欧的洞穴艺术）来进行考古研究，还是从现代渔猎民族的情况来推断，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对环境有着充分的了解，也富于能使他们与环境中的对手进行竞争的机智，也有超出其原始生活的宇宙论和宗教信仰。
也就是说，我们借石器制造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是迫不得已之举，而不是来证明人类审美意识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其说服力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是要打折扣的。这一点，是我们探讨史前人类审美意识时必须牢记在心的。
既然是出于无奈，那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同情地去理解史前人类的处境，设身处地去设想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举动，从而力图寻找石器中所蕴涵的审美意识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先从关于石器制造的流行说法谈起。
一对流行说法的一点反思
我们总是喜欢将我们的祖先塑造成整日凄凄惶惶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却往往还是食不果腹的可怜动物。他们既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也没有预防猛禽烈兽的天赋，更没有御寒的毛皮。所以，人在最初的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界里命运最悲惨的动物，远远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人类相比。我们往往认为，“需要是发明之母”，环境的逼迫，使得他们寻求工具以延长器官，去征服自然。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便将石器的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的产物。
于是我们设想，在如此悲惨的境地之中，我们的祖先到处寻找工具。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石头摔碎了，于是猛然产生了一种灵感，第一件石器就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
最初的工具，也可能是出于偶然。他们看到一些砾石在石块上摔破时，可以产生新的锐缘，而这种带有锐缘的石块，较之天然石块要好用、省力得多。此后，当手边没有锐利的天然石块可以利用时，他们便会用一块石头来打击另一块石头，使其产生锐缘。
概言之，我们也经常把人类制造的第一块石器，看作是偶然的产物。
这两个说法合起来，就是说，石器制造是在严酷环境的逼迫下“偶然”产生的。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忽略了另一半。的确，“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整日为口腹之欲所缠绕的动物，也许除了饿得发疯以外，难得有什么创造的机会，更不会有闲心去观察石头的一次偶然破裂。即使看见了，也只能是“视而不见”，而不会“常驻于心”，当然也就不可能“重演”或“模仿”这一自然过程。所以，我们在强调“需要是发明之母”时，还需再补充一句：“闲暇是发明之父”。需要和闲暇两者都是发明的必要条件。我们在推测远古时期人类的发明创造时，最好记住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的这句话：“有创造天赋的人进行充满活力的工作时，需要愉快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条件。‘需要乃发明之母’是一句荒谬的谚语；‘需要是无用的伎俩的来源’更接近真理。”
问题也许出在我们对祖先的处境的设想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认为，我们对史前人类处境的设想是维多利亚时代自大心态的产物。他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夸大了所谓野蛮人的物质贫困，同时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言过其实”。于是“他们把旧石器时代描绘成充满恐惧不安的时代，当时人们白天汲汲于寻觅事物，夜晚则躲进毫无舒适可言的岩洞，蜷缩在火堆旁，洞外到处是巨齿虎”。在马文·哈里斯看来，真实情况毋宁是：
石器时代的猎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间比典型的中国和埃及的农民或当代工人（虽然他们有工会）都要短。至于美食娱乐、审美情趣一类人生乐事，只有今天美国的一流阔佬才能享受到早期狩猎采集者所享受到的乐趣。当代的经理们工作5天才能换取两天时间去享受森林、湖泊和清新空气。今天，全家人30年的辛勤工作和积蓄才能使他们有权欣赏窗外几平方尺绿草地。而这些人还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美国人常说：“食不可无肉，”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却是不少（有人说太多了），而三分之二的当代人却不得不甘于蔬食淡泊。在石器时代，所有人都吃高蛋白、低淀粉的食物，而且是未经抗菌素和人工色素处理，未经冷冻和真空消毒的肉类。
马文·哈里斯的说法可能有些过激。也许我们祖先的处境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但同样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样糟糕。如果真像马文·哈里斯所说的这样好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的进化；但是，假如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糟糕的话，我们也同样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能发明石器。事实的情况可能是，人类远祖生存处境比起动物来说，最大的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失去了“稳定性”。打个形象的比方来说，就像已经告别了“铁饭碗”开始面临“失业”危险的城市工人。所以，其处境是上述两种不同“叙事”的中间状况——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张之恒认为，人类最初的生活条件过于严酷或过于丰裕，都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观点。
所以，人类远祖在满足自身生理需要之后，应当有一定的闲暇。也就是说，他们也有一定的“闲心”。北京人在附近二三公里的山坡上采集食物时，还将“手指大小六方体透明水晶”拿回“家”的举动，就表明他们没有完全被饥饿和恐惧所控制。北京人对珍贵石料的细致加工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仅有灼人的需要不可能产生创造冲动，假如我们可以将石器制造称为人类第一个伟大创造的话。罗素曾经说，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不同，主要在于“审慎”（prudence），在于“深谋远虑”（forethought）。罗素的说法中，无疑有一种文明人的偏见。如果撇开这一偏见，我们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审慎，不管对于所谓的“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来说都是如此。人类的劳动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谋食，是因为有罗素所说的“审慎”和“深谋远虑”的成分存在。这也就是说，其驱动力不只有动物性的冲动，而且也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考量，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有一种“筹划”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筹划，当然需要一定的闲暇，而不是单纯的生物性需要就能逼迫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往往将石器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是因为我们将石器制造看得太简单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一个石器的难度，并不亚于我们发明机器的难度。所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在劳动的性质上应当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二马克思论人的生产
这种流行看法，看似来源于马克思，其实是误解了马克思。对于下段文字，我们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就是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文字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之所以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是因为人的生产，人的“真正的生产”，是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的生产。这种生产，就是罗素所说的“审慎”，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筹划”。而我们之所以将工具制造看作是纯物质性的，是因为我们也像罗素一样，对“野蛮人”充满了“文明人”的偏见。
既然人的“真正的生产”就是不受肉体需要煎逼下所进行的生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即使最原始的石器制造，也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虽然这个石器行使的是实用工具的功能、扮演的是实用工具的角色。这个精神的成分，不但表现在人能够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生产；而且表现在，工具制造其实就是一样精神性的活动。意大利学者巴蒂斯塔·莫迪恩（BattistaMondin）说：
实际上，不管是为了发明工具还是为了劳动，人都必须调动他所有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推理能力（去发现工具）、自由、深思熟虑、决策，才能进入行动的领域，实施某项工作。
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调动最高级的精神活动这一点，不管对于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适用的。我们忽略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巴蒂斯塔·莫迪恩的这一段话：
劳动使人这个有着身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方面被揭示出来。实际上，劳动是手和意识的果实，这个意识是有理性能力的和自由的。
人的身体和精神这两个维度，在制作第一件工具的时候，就具有了。只不过，这时物质和精神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而已。只有承认了工具制造中的精神性因素，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要言之，劳动之所以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因为人的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不单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精神的过程。
三形式感与石器制造的内在关联
薛富兴认为，“形式美、形式感始终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最现实起点，对先民来说如此,对今人来说依然如此”。如果说“形式美”侧重于客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形式感”则侧重于人对事物形式的把握能力或给无形事物赋予形式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石器制造这一似乎简单而原始的活动的逻辑前提。
关于这一点，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
柯勒曾经证明，让一个类人猿把树上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根他可以用来勾取笼子外的食物的棍棒，无论如何也不成功。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在它的知觉中树枝同整个树是连为一体的，这是物理对象中固有的联系，又加上得到动物以往经验的加强，就必然会使它把树枝看成是它爬树活动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看成一根可以当工具使用的棍棒。……把树上长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件工具的知觉，与那种把它看作是树的一部分的知觉是绝然不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柯勒（WolfgangKohler）的实验并不是如阿恩海姆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成功”，因为他曾经让一名叫苏丹的猩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阿恩海姆却揭示了一个工具制造的逻辑前提——必须将这根树枝“看作为”（seeas）与通常知觉中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和习惯的知觉不同的“看”，来“看”这一根树枝。用地道的格式塔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将这一根树枝看作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才是“可能的手杖”，而树的“全体”则不是。而人和猩猩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更稳定的视觉上的整体，进行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在同样客观的条件下，成年的人类要比猩猩更容易把视觉的整体分析出来。当人类需要“部分”的时候，会比猩猩更容易地发现它们。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被分解出来的或抽象出来的“部分”会成为一条“可能的手杖”？这是因为，一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抽象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抽象中把握的这根树枝的“形状”或“形式”，是和“现实的手杖”在形状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对形式和形状的把握能力，是我们将不同的个体看作是同一类事物的基础。这种对不同物体的共同“形式”的把握能力，就是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正是制造工具的一个逻辑前提。
如果说，将一根树枝看作“可能的手杖”，对猩猩是一种艰难的活动的话；那么，在一块光滑的砾石上，看出尖锐的“锋刃”，对第一个打制石器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饥寒交迫的类人猿，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抽象活动，也即，在一块整体、浑圆的砾石上看出尖利的部分。要看出这个尖利来，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充裕的时间。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说石器是需要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才有意义。
李泽厚说：“形式美的出现，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技术活动为前提。”同样，我们说“形式感”是使用——制造工具的逻辑前提，也未尝不可。这两个命题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客观的一面说的，后者是从主观的一面说的；前者是从历史本体论立论的，后者是从心理本体论立论的。
这里，我们当然还是处在一种哲学思辨的层次上来讨论石器制造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石器制造的具体技术问题。
四选择石料：石器制造的基本技术条件之一
石器制造的第一个技术条件是，我们的祖先必须具备选料能力。并非所有石头都适合于制造石器。事实上，人类制造石器所选用的石料相当有限，因为石器原料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关于此，裴文中提出了两点：
史前人类采用的石器材料，无论岩石（rocks）或矿物（minerals），要合于相当条件：（1）采取较易，且生产量较大者；（2）硬度大而有韧性（tenacity），质细腻均匀（homogeneous）而无劈裂面（cleavage）者。
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方便原则，纯粹是一种取决于地缘的偶然因素。第二个条件则是一种必然因素，因为这牵涉到了对石头本身的要求。前一个条件可以解释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后一个条件则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地区，人用这种石头而不用另外一种石头的原因。而正是这个用此不用彼的选择，表明石器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没有一定前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必须首先在杂乱的石头堆里，辨认出这种石头来。这就需要一种“看”的能力。这个“看”，不是look，而是see。
事实上，如果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去寻找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石头，恐怕一时半会也找不出来。而对合适的石器质料的选择，并不是依靠物理学之类的系统知识，而是倚赖于薛富兴所说的“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把握与运用”。这种敏感、把握和运用，给审美意识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北京人的“珍贵石料”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考察北京人，我们发现他们在选用到处都能找到的砾石以外，还拣取像水晶这样的石料。
拣取罕见的水晶的行为，肯定在用水晶加工石器之先。在不知道水晶是加工石器的好原料的情况下，在采集食物的同时拣拾水晶，肯定不是出于什么水晶“有用”的明确愿望，而是被水晶的晶体形状和光亮所吸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举动看成和我们在海滩上拣拾贝壳、在河滩上拣拾漂亮石头一样的举动。支配这一举动的并不是什么物质需要，而是一种审美冲动。
裴文中说：“石器原料之来源，不出下列三种：1、采取砾石；2、开采原料；3、商业。”通过商业的途径来获取石料的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是否出现，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通过开采矿脉的方法来获取原料的途径，在北京人那里就有了：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主要采用两种原料。一种是质地稍软的砂岩和火成岩等，大抵都是从附近河床采来的砾石。北京人采集这种石头，用另一块石头多次打击，制成厚的刃部，它可以打碎兽骨和制作武器。另外的一种原料是质地坚硬的石英及其他硅质矿物。有的石英来自河床中被磨圆的砾石，但大部分好像是直接采自岩脉中。
据贾兰坡统计，北京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色砂岩、石英石、燧石、水晶和蛋白石等。其中以脉石英最多，砂岩次之，燧石、水晶和蛋白石最少”。砂岩主要取自河边砾石，其余的来自采矿。而人们要在岩层中发现这些石料，这些石料就必然有它的视觉上吸引人的地方，这样才能被人所发现、注意：
石英：硬度7。单晶体呈六方柱状，常成晶簇状、粒状、块状集合体。颜色不一，无色透明的晶体称“水晶”，乳白色的称“乳石英”，浅红色的称“蔷薇石英”，紫色的称“紫水晶”，烟黄褐色的称“烟晶”，黑色的称“墨晶”。玻璃光泽……
蛋白石：硬度5-5.5。蛋白色，含杂质者而呈多种颜色；玻璃光泽或蛋白光泽，透明至微透明。
燧石：俗称“火石”。主要由隐晶质石英组成，颜色黯淡无光彩，通常为浅灰至褐黑色。成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产于石灰岩中。
石英和蛋白石因其色泽，就足以引人注意；即使对于黯然无色的燧石来说，因其“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亦足够醒目。所以，从岩脉中开采的石料，往往在视觉上，都不是“普通”的，而是“特殊”的。正是其视觉效果上的特殊之处，使其成为我们祖先眼中的“图形”（figure），其余的普通石头则成了“背景”（background）。而在他们用这些特殊的石料制作石器之前，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些石料的硬度、韧性等。先是被石料的感性特征所吸引，然后才有可能开采这些石料。
即使对于就地取材的砾石，要用“碰砧法”加工石器，也需要选择扁平的砾石，而不是其它形状的砾石。
至此，我们从石料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即使在石器制造之先，也需要一种对“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这种能力。后来的工具制造使得这种对形式的感觉不断走向细化、深化，而这种对形式的感觉，则不需要等到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出现以后才产生。因为，即使最简单粗糙的石器制作，也是一种有目的有程序的行为，而不是莽撞或碰运气。
五预想形式：石器制造基本技术条件之二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有关质料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则是有关于形式方面的。美国考古学家迪兹（Deetz）提出mentaltemplate这样一个概念，它是指存在于工匠脑子里的对某一类器物式样的恰当观念。而制作工具和器物的过程，就是将这样的一个mentaltemplate传递到原材料上去的过程。陈淳将这个mentaltemplate翻译成“概念型板”，让我们感到难以捉摸。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迪兹所说的这个mentaltemplate，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短语逐词进行解释。
template一词，指的是我们在从事对金属、石、木等的切割时，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样板，模板；前面加一个mental进行限定，意谓这个模板并不存在于眼前，而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mentaltemplate理解成脑中存在的、有关我们将要加工和制作的工具或器物的、造型的模板。这个mentaltemplate，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或“理式”（Form），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古人所说的“胸中之竹”一样的东西。对于这个mentaltemplate的翻译，我们可以用更通俗一些的“预想形式”来代替陈淳的“概念型板”。
我们在制作工具时，逻辑在先地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预想形式”（mentaltemplate）存在。只有这样，制造工具的行为，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无目的的蛮干。这一点，正是先验唯心论的理论贡献。康德认为，我们从自然界中认识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放进去的东西。这一点也是适合于石器制造的。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敏锐地指出，在劳动领域人对动物的超越不是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而更多地是因为人所独具的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这个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其实就是mentaltemplate，就是“预想形式”。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和保罗·巴恩（PaulBahn）曾说：
能人制作简单的砾石工具，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习惯动作，就像大猩猩掰断树棍拨弄一个蚁冢，相比之下直立人制造出阿舍利手斧那样精致的工具，看上去则要进步得多。然而这只是主观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具种类或工具类型越来越带有预先设计的趋势。这意味着每一个工具制造者都有工具类型的概念，不同类别的工具显然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研究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工具制造的设计和规划，而后者是高等类人猿如黑猩猩所不具备的。
两位考古学家的提醒，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具不但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是设计出来的。而这个设计，在最初的时候，肯定既朦胧又粗糙。但不管是如何粗糙，都是一种对工具未来形式的预想。
这时，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流行说法中所谓的“需要煎逼”的说法靠不住，就是所谓的看到天然砾石在石块上“偶然”摔碎而产生灵感的说法也同样靠不住。且不说适合于制造石器的砾石往往十分坚硬，用“碰砧法”或“摔击法”往往都很难弄破这样的一个事实。纵然砾石偶然摔破了，也不一定产生“灵感”。我们往往认为科学发现都是偶然的产物，这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如果铜矿石偶然进入一座炉子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各种各样复杂的实验表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样这个“偶然”摔碎的砾石，只有在符合“内心形式”的情况下，才会被人们所注意。否则，也会“什么也没有发生”。
六结语：对审美发生学的一点看法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恰好在石器制造的基本条件中，蕴涵着审美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我们观看物体的态度有三种：
1、写实主义绘画的态度，其极端形态就是印象派。这种观看努力获得一个类似于“一个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一般的印象；
2、实用的态度。一棵大白菜，不管在晴日还是在阴天，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她最关心不是不同的光线给白菜的颜色带来的变化，而是这个白菜是否新鲜。所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她关注的是我们在知觉心理学中经常谈及的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constancy）。这种观看和前一种极端相反，因为前一种观看努力获得“背景”对物像产生影响之后的“印象”，而后一种观看则努力排除“背景”的影响；
3、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前两种态度的折中或综合，既保持了物体的视觉恒常性，又兼顾到了背景的影响。
说得更概括一些，第一种观看态度关注的是“变”，第二种关注的则是“不变”，第三种态度则将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既注意到了“变”，又兼顾到了“不变”。
第一种态度是光学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然的状态下，去进行这种观看的，我们的祖先当然更不会。第二种态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也是动物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恒常性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第三种态度，则是人超出日常实用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态度，阿恩海姆说：“由第三种态度创造出的这类概念，最适合于创造性思维。”可以说，这第三种态度，正是制造石器所需要的。
篇（9）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04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01
1 概念阐述
1.1 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
知行合一，指的是客体顺应主体，知所代表的科学知识和行所代表的客观实践有效融合在一起。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率先在贵阳文明书院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悟道，王阳明慢慢理解了生命的真谛，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领悟，全靠自己的心灵态度，“知行合一”学说中，王阳明注重思想上的引导。“知行合一”的主要内容分为两方面：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两者是归属于一类物体，是不能分开的;第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1.2 “知行合一”的意义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一方面是希望强调道德思想的重要性，在王阳明看来，人需要将精力放在内在精神的养成上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德本身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人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做到言行一致，脚踏实地。
2 团队管理中文化构建“知行合一”的困境
2.1 缺乏创新力
创新，是团队管理文化构建的核心，当前大多数团队管理的文化构建往往随波逐流，缺乏特色。从团队管理文化的本质而言，不同的团队应该有不同的管理特色。但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团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经常忽视本身的文化特色，如在价值观、团队精神的创新上就缺乏新意。
2.2 缺乏责任执行力
对于团队管理者而言，其发出的指令如果无法得到很好执行的话，那么这个团队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团队的责任执行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第一，团队成员的积极参与;第二，团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管理。优秀的团队一定能够获得成员们的认可，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实中这种优秀的团队非常少。
2.3 缺乏卓越管理力
好的团队不仅仅要有强大的责任执行力，还需要卓越的管理者。如果管理者缺乏对团队文化的管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团队将会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就团队的建设本质而言是时间的积淀，在这种沉淀中，团队要想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具备科学合理的规划。可是现代很多团队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并不够，管理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在策划方面也很难全面兼顾，这往往限制了整个团队的发展。
2.4 缺乏文化凝聚力
团队管理文化构建中，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往往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建设思路和战略部署。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团队并没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大多数团队的工作经常停留在表层，无法将团队文化的真正价值发挥到实际中。
3 团队管理中文化构建“知行合一”的对策
3.1 增强创新力，打造学习型团队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道德思想的作用是引导行动。要想将团队打造成为学习型团队，最重要的便是要在思想上寻求突破，坚持团队的核心理念，融合时代特色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创新团队管理思想，然后将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切实可行地打造出一支竞争能力强大的学习型团队。
3.2 加强责任意识，打造尽责型团队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人是实践的主体，意识起到的作用是引导，培养团队成员的责任意识非常重要。团队需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团队成员是团队文化构建的基础，所以团队的建设必须以成员为本，只有这样，团队才能朝着长远的方向发展。营造团队的温馨氛围，多一些关心，少一些埋怨，这些都能帮助管理者凝聚团队成员的人心，最后让团队成为一支尽责型团队。
3.3 提升管理能力，打造管理型团队
管理型团队着重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为提升管理能力，团队管理者必须充分适应时代潮流和团队的特色需求，坚持学习和完善现有团队制度。好的管理必须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管理制度，要想整个团队做到有章可循、各司其职，管理者就必须创设各种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这样，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才能被众多成员认可，整个团队的综合实力才能变得更强。
3.4 汇聚文化凝聚力，打造文明型团队
文化意识引导团队的未来走向，要想汇聚文化凝聚力，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稳定团队成员，使团队获得长远发展。在一定时间段内，团队还需要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促进团队文化建设，促使团队文化在活动的运转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位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而将成员引导到团队实践工作中去，真正打造一支高效的文明型团队。
4 结 语
团队管理的文化建设关系到团队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影响了团队是否能够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从意识的角度出发，强调意识对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团队管理文化属于意识的范畴，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融入到团队管理文化建设中来，是适应时展的需要，只有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团队内部才能更加具备凝聚力，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篇（10）
研究对象来自我科2005年11月至2009年10月间收治的177例因下颌智齿阻生来就诊的患者。其中男110例，女67例；年龄在16-29岁之间，平均年龄20.5岁；所有这些阻生智齿本身均无症状、没有龋坏或炎症病史，均为不完全萌出或只有少许粘膜覆盖。纳入标准：符合下颌阻生智齿且无冠周炎的症状和体征的患者；符合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标准。排除标准：伴有急性炎症的患者；伴有颌面部畸形的患者；伴有骨遗传病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患者；伴有其它严重疾病或者恶病质患者。
1.2方法：
所有病例均拍牙片或曲面断层片以检查阻生智齿的阻生方向、邻牙状况及骨吸收情况。全部阻生智齿均以2%利多卡因5ml将下齿槽神经、舌神经、颊神经麻醉后拔除。观察指标：观察智齿阻生类型与相邻牙龋坏情况、阻生类型与相关疾病关系。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论：
本研究显示，下颌阻生智齿对邻牙的影响主要是造成相邻牙的龋病和牙槽骨吸收，并易引起牙周疾病和下前牙拥挤，由于智齿引起牙合干扰者对颞下颌关节也有影响（P<0.05）。可见预防性拔除无症状的下颌阻生智齿可以避免智齿对邻牙及下前牙、牙槽骨造成的影响。
3、讨论：
3.1智齿阻生形成原因
智齿是在28颗牙萌出数年之后才开始长,它的位置常常被已经长出的牙齿占据,因此造成智齿萌出不全而异位或阻生，牙冠部分外露于牙龈之外，部分被牙龈覆盖。牙龈与牙体之间形成一个狭窄较深的盲袋，容易积存食物碎屑和细菌，一般刷牙漱口难以清洗干净；加之冠部牙龈易因咀嚼食物而损伤，形成溃疡等症状。当全身抵抗力下降、细菌毒力增强时，便可引起牙冠周围组织炎症[5]。“阻生”的智齿很可能只萌出半颗，牙冠已经部分或全部被牙龈覆盖，在龈瓣与牙冠之间形成了一个“盲袋”，因此非常容易造成食物嵌塞，有的智齿则因下颌骨“预留”位置不够，倾斜着勉强长出，由此与前磨牙形成死角，残渣也易堆积在此。可造成局部牙龈肿痛，临床上称为智齿冠周炎，重者可出现局部化脓、张口受限、颌面部肿胀、全身发热,甚至并发颌骨骨髓炎。
3.2适合预防性拔除的智齿
对有智齿的人群，尤其是智齿萌出不齐者，考察智齿周边卫生状态后，可预防性拔出。对于萌出位置不良且无咀嚼功能的智齿应尽早拔除，避免发生龋齿或炎症时导致口腔内周边牙齿受损。近中倾斜阻生智齿虽无明显症状，但可导致第二磨牙的远中邻面牙颈部龋洞，主张早期预防性拔出，反复感染经常并发智齿冠周炎者应及早预防性拔除，没有咀嚼功能，且经常咬破颊粘膜的颊向位阻生智齿，成为导致颊黏膜破溃、感染、糜烂,甚至成为癌前病变的病灶牙,也应尽早拔除。对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和白血病的人群来说，如果强行拔除智齿，可能带来较大的创伤，因此要予以注意。
3.3智齿预防性拔除的注意事项
篇（11）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谥文成，浙江余姚人。他是继朱熹之后，宋明理学又一影响深远的思想巨匠。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是“致良知”，其学问的主要特色即体现为知行合一。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知一般被认为是道德知识，行则是道德践履，是以知行问题是绾结着道德来论及的。最早论及知行问题应为《尚书》：“非知之艰，惟行之艰”。朱熹在其哲学体系中大量讨论知行问题，此问题遂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大体上来说，朱熹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知行的，即先后与轻重：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熹讲知先行后，是就道德上来说，即致知与力行的先后关系，他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知晓道德原则，才能够在行为上合乎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成为道德的人。这是就先后来说，落实在行上，则有轻重之分，只有真正去践履孝弟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他是孝弟的。客观地来说，朱熹的知行观是圆融周备的，他既看到了主体认知与力行方面的内在关系，又从效果方面揭示出力行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朱熹的学说蕴含着二元的机制，其后学在申说朱学宗旨时，往往偏重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难免造成支离的弊病。随着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并逐渐当成士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该学说本身内蕴的批判精神与开放精神日益消失殆尽。再加上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功利主义渐成泛滥之势，整个社会出现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论正是切中时弊，充分揭示了当时士人知与行割裂的状况，以期从根本上纠正当时的学风士风。知行合一是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于贵州龙场驿悟得圣人之道，次年，阳明于贵阳始论知行合一之旨。知行合一之论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震动，但这一观点是阳明一生坚持的观点，即便在他提出致良知之后，他还多次重申这一观点。
王阳明的知行观首先针对的是光知晓道德原则，比如孝弟，却不行孝弟的人，阳明说：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是指知已逻辑地包含了必能行，说行即逻辑地内蕴了知。正如说一个人知孝弟，是说此人已行了孝弟的事，而不是指该人只知说些孝弟的话；换言之，说一个人行了孝弟，则此人必然心中了然孝弟了。这便是知行的本体。依阳明之意，主体所本有的道德本心（按，江右之后即所谓“良知”）本身便是道德原则的制定者，如此便先天地知晓道德原则，然此心不是“一团血肉”，它是主体发到道德行为的源动力，道德本心内蕴着一种不容自已的力量驱动着主体去践履道德行为，故曰“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载：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是批评那种“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的主张，依阳明看来，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的功夫，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的功夫。知行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应当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就知而言，知为行提供指导，知始终灌注于行之中，尤其是道德行为中，良知至始至终都是一条鞭地下贯于其中，始终为主体的行为作价值的领航；就行而言，行是知的实践，即行是从具体事为上来落实知，另，知本身亦须通过行才能称得上是“真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知行其实主体行为之一体两面任何人、任何行为想知行不合一是决不可能的。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之时，还从动态的角度来展开，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换言之， “知”有行的因素，“行”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知行是合一的。
江右以后，阳明揭“致良知”宗旨，致良知三字亦把知行融摄进去。传统上一般认为，良知属知，致良知属行，明末大儒刘宗周有云：“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致良知便是把主体本有之良知推致并扩充至极，推致便是依循良知本体来践行道德，良知便是阳明的立言宗旨，在良知的判断下，善念恶念了然于心中，《传习录》下载：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是则还它是，非则还它非，良知是主体自家的准则，依循着这一准则实实落落地去做便可，这便是知行合一。扩充至极便是把良知充塞于主体构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天德流行之圆善境界。致良知的精义始终在于践行。相对于知行合一来说，“致良知”三字收摄了本体和功夫两方面，既点出了学问的头脑-----良知，又重视道德的践履----致良知，这是从一个更完善更高的层面来揭示说明知行合一。
三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当然有批判朱熹“知先行后”之说，但笔者认为，我们在考察朱熹与王阳明二人的知行观时，应当认识到朱熹是从经验认知层面来说先后的，王阳明是在伦理道德的纯粹性这一点来说知行合一的。我们只能客观的说，朱熹知先行后说确实有造成分裂知行的可能，但绝不意味着朱熹本人就赞同知行完全为二。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论针对是当时许多人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而不知切实地去做孝弟的事，或者把知行分做两件，要么造成不能精察明觉，陷于冥行，要么不能真切笃实，陷于妄想，为此，阳明引用《论语》中的话来说明知行合一之理：“‘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是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时，亦可见其今日之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朱熹．朱文公文集[M] ．四部丛刊本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