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分子生物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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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实例研究；资本融资环境；资本市场

自1993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家医药公司—哈医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3月我国共有医药上市公司100家，医药板块作为朝阳产业广受投资者关注。医药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优势群体，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力。其中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8家，占医药行业的18％，代表了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总体状况。笔者将对这18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市场利用现状的实证分析，以期对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总体发展概况

生物医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前期的研究开发与后期的产业化都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生物医药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为其注入资金、专业技术和人才等多种现代生产要素。生物医药公司上市是走向资本市场利用的有效途径，上市后的生物医药公司可成为龙头企业，拥有组织制度优势、市场组织优势以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

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18家生物医药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筹集到大量生物医药业发展资金，同样也说明我国生物医药业目前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自1993年第一家生物医药类公司—四环生物上市以来，深、沪A股市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8家，流通A股从最初的9亿元增长至44．08亿元，增长了3．9倍。可见，生物医药业类公司整体筹资能力在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医药业的发展。

2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经营情况分析

生物医药类企业发行上市进入证券市场，打开了通往资本市场融资的道路，为生物医药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适时分析该类上市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结合企业实际、经济发展内在要求以及资本运营的规律，发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进行资产调整与重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该类上市公司持续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2．1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分析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见图1）。2002年平均每个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267亿元，占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值的31．87％；2007年平均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已达到4.291亿元，占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的26．78％，年平均增长0.205亿元，年增长率为5．89％。其中，长春高新、北海国发、交大昂立、钱江生化、星湖科技、诚志股份等6家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在4亿元以上，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842亿元，年平均增长7．119亿元；其余12家上市公司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长仅2．102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仅1／3左右的上市公司以较大幅度增长，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徘徊在2亿元左右。

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公司每年净利润为0.149亿元，占医药行业整体水平的23．97％，变化范围在0.01-0.31亿元之间，年际间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北生药业、银广夏、深本实、四环生物、长春高新等5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负值，莱茵生物、达安基因、交大昂立、诚志股份、四环药业、上海莱士、天坛生物、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等10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0.519亿元，是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3．48倍。由此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年际间存在明显波动，体现出一定的风险性特点，但超过一半以上的该类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较大的净利润。

结合图1来看，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2002－2003年、2004－2007年分别是两个逐年增长的过程。但在18家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中，1／3左右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一半以上的公司净利润都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公司应该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但其主营业务收入虽逐年增长，净利润却依然存在年度间的大幅增减变化，说明其年际间存在明显的成本增减变化。

2．2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是企业获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该指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的保证度越高。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1％、9．02％、8．23％、2．41％、－3．74％和3．85％，年度间有明显差异。但诚志股份、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莱茵生物、华兰生物、双鹭药业、科华生物、上海莱士等8个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6．83％，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5％-35％之间，年际变化幅度为12％－22％，属于具有稳定净资产收益的企业。而四环药业、北生药业、深本实、长春高新、四环生物、星湖科技等6个公司的年际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属于自有资本获取收益能力和资本运营效益较差的公司。说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之间、年际之间其资本收益和资本运营效益存在差异，也是其经营风险的体现。

2．3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析

每股收益反映企业普通股股东持有每一股份所能享受的企业利润和承担的企业亏损，是衡量上市公司获利能力时最常用和综合性较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每股收益越高，说明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3元，年际间变化范围在

－0．06－0．23元之间，公司间变化幅度在

－0．76－1．01元之间；其中上海莱士、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莱茵生物、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诚志股份、交大昂立等9个公司的每股收益高于生物医药业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每股收益为0．45元，公司间变化范围在0．13－1．01元之间，年际间变化范围在0．33－0．47之间。但深本实、北生药业、银广夏、四环药业、长春高新、四环生物等6个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星湖科技、北海国发和钱江生化等3个公司的年平均每股收益仅0．02－0．06元，远低于平均水平。

每股净资产是上市公司年末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与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6年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16元，年际间在1．75-2．57元／股之间波动，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3．24－4．23元／股之间。除了深本实和ST银广夏的为负值外，其余公司的均为正值，其中双鹭药业、交大昂立、华兰生物等12个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高于生物医药行业整体平均值，年际间变化幅度在2．73－4．04元／股之间，公司间差异范围为2．31－4．23元／股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间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但是生物医药公司之间和年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50％左右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比较高，显示出稳定的高水平发展优势，其资本经营状况良好。

2．4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市场潜力分析

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类上市公司比较，其股票具有更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因为投资者投资股市除了希望获得眼前的稳定收入外，更多的是期盼企业的高成长性和具有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生物医药类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是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

（1）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是当前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一个热点，生物医药作为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的前沿之一，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高科技与资本对接，为生物医药类企业提供诱人的发展空间。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业既有很高的投资收益和广阔前景，技术创新活动又充满风险性。但是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魅力所在。只不过在投入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活动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注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行风险控制即可尽可能地避免之。

（2）获利能力与上市公司本身直接相关。从每股收益来看，2002～2007年有67％的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具有获利能力，50％的公司具有良好的业绩，年平均每股收益达到0．45元，明显高于医药行业的年平均每股收益0．23元。其余1/3的上市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盈利能力较差。说明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对于投资选择来说这也是风险性的一种体现。

（3）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除深本实和银广夏两个公司外，其余16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6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1．62％，明显低于医药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83％。2002－2007年医药行业的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64％，而生物医药业为3．53％，其中近半数的上市公司更达到了16．83％。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的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此之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2．5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优势分析

2003－2007年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9572．78万元，是非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7．04倍；上市公司的年平均利润为5624．29万元，是非上市公司的29．73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3结语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其中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开公司本身因素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由于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大多数生物医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因此，我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全8［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国家发改委.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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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核酸技术是构成分子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也是整个技术中最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一项实用技术。PCR核酸技术由三部分构成：PCR-SSCP技术、PCR-DGGE技术及PCR-RFLP技术。a)PCR-SSCP技术是PCR核酸技术的一个重要构成，通过将银染方法技术和荧光检测技术结合研究，对SSCP凝胶DNA谱带结构的高效率方法进行合理优化分析，使整个SSCP凝胶DNA谱带结构获得保障，进而通过检测分析提取的环境样品的试验对应内容，通过提取出环境样本中的DNA组别对整个试验后续过程进行有效分析[1]；b)PCR-DGGE技术是对生命物理学内容的实际应用，按照一定顺序检测生命物质碱基，获得变性试剂解链不同的内容物质反映，对样本进行检测，达到研究目的。可以从环境样本中提出相关样本基因组别的DNA，为后续试验提供样本。按照PCR扩增原理扩增样本DNA数量，保障目标基因组的数量；c)PCR-RFLP技术虽然也属于PCR核酸技术，但与上述两种技术相比有较大不同。PCR-RFLP技术通过利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对不同位置在特异的位点上结合，进行有关的DNA识别，通过识别试验了解DNA的双链结构，分析整个试验。这项试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通过在被当作引物的物质内，单独添加项目标记，使这个标记项目具有位置的一定性，这项标记可以在后续实验中作相应的类型对比参照，在进行DNA结构切割实验的过程时，需要对样本内采用相应的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得到相应的DNA双链片段[2]。

1.2PCR的测线技术研究

微生物环境技术研究需要按照生物学有关内容，利用分子生物技术使微生物环境中能偶分离出一些崭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群体或不同类型种类的生命特征。因而对微生物环境中各品种、各类别和种类的确定，可以为新微生物群体的发现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使PCR测序技术能够在微生物环境检测中发挥实际应用价值。

1.3基因探针测试技术的研究

基因探针是通过对微生物环境中的特异性研究，对单链DNA的片段进行序列研究，在结合解链的相关操作步骤中，根据碱基结构生物学的互补原理，对微生物环境中提取的样品进行相应交互反应对照观察。在提取的微生物样本中微生物基因探针上进行相应位置标记，可以在微生物繁殖过程中进行有效对比观察，使微生物环境中生物技术的发展获得有效、直观的保障[3]。

2分子生物技术在环境工程微生物领域中的应用

2.1环境排放对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自然环境中存在数量众多的生物种类，生物结构和类型存在很大不同。众多生物的结构微小，不容易被直接观察到，却广泛地生存在生物介质如河流的底泥、污水等处，这些被统称为微生物。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渐加重，使微生物的生物学结构发生一定程度变化。在保障环境治理的同时，也要对微生物进行观察和了解，通过与环境因素的有效结合，使微生物研究获得有研究价值的资料。要了解环境首先要从环境的生物群上进行研究，要治理环境就要从环境工程的微生物群种中进行研究，选取相应方法技术，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在生活、生产中的垃圾排放要进行管理和规划，控制垃圾排放对微生物生物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保障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生物学良性发展。

2.2对污染物的降解作用

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使污染物增多，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其中有的化学物质很难被有效清除，对环境的影响有直接的破坏作用，分子生物技术是可以通过微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使环境的结构产生一定变化，为污染物的降解提供新的解决途径。中国的分子生物技术需要根据时展的客观需要，研究微生物修复的相关机制，得到微生物改善土壤和水质的有效性方法，这种降解过程与传统降解过程相比具有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协调作用。

2.3石油降解技术应用

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是能源消耗速度快，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目前环境污染治理与工业发展速度不协调，石油等能源污染问题使环境治理工作的难度加大。石油污染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污染可以出现在石油生产中，也可以出现在海上石油平台，多种多样的污染问题使污染处理困难重重。分子生物技术可以在石油降解工作发挥很大作用，分子生物技术比传统降解技术具有多种优势且成本相对低廉，应大力发展分子生物技术和石油降解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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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强调综合性和连贯性

由于验证性实践限制了学生发挥主动思维的空间，因此，必须建立分子生物学实践教学创新培养新模式，从验证性实践过渡到以设计性、综合性实践为主，重点培养学生在科研中的综合思维能力及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变被动灌输为主动思考，为学生今后进实践室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做准备。我们在改革中强调实践的综合性和连贯性，如学习重组DNA技术时，我们安排了5个实践：重组质粒的提取，DNA的酶切，DNA凝胶电泳及片断的胶回收，外源基因的连接，重组DNA的转化、筛选及鉴定。这五个实践包括了重组DNA技术的五个核心内容“分、切、接、转、筛”。我们把这5个实践串联成一个综合实践，使其具有连贯性。每次实践结束时的样品正好是下次实践的材料，这些实践将变成一整套前后关联的有机整体，一环扣一环，只有这5个实践全部操作成功了，才能最后得到自己需要的克隆。这种综合性实践使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面临着挑战，也使最终成功得到产物的学生有成就感；不仅能培养学生综合实践操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三、开放型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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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James F.Moore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随后在1996年《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产生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商业生态系统模拟了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物种相互依存，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共同进化。商务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包括客户、供应商、主要的生产厂家、中间商、资金供应者、行业协会、政府及其他关联组织或群体，如图1所示。

按照商务生态系统理论，各企业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确定共同的愿景，依照各企业个体的不同贡献，组成商务生态系统，并追求共同品牌。各企业个体相互依存并共同进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共同抵御来自系统外部的竞争，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Sanjiv Gossain et al.，1998）。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

（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

所谓核心型企业，是指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中枢位置，为系统其它成员提供共享资产，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与系统其它成员分享价值的企业。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管理者关注的中心问题转移到整个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及企业在系统中的地位。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在其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内的领导地位的争夺（徐博艺等，2002）。对于核心型企业来说，其企业战略制定主要应当聚焦于新商务生态系统的建立，重点问题包括基于本商务生态系统的技术标准、商务模式、知识共享模式等的建立。另外核心型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务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阶段特征以及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来培养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未来的竞争是商业生态系统和商业系统之间的竞争，更加强大的商业生态系统能够使对方的生态系统萎缩和瓦解从而使对手企业失去价值。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网商”群体

“网商”指运用电子商务工具，在互联网上进行商业活动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商人和个人店主。其来源之一是网民，随着对网络价值的深入认识，他们开始利用互联网资源来创造财富；另一个来源就是传统商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意识到电子商务可能带来的机会，大批传统商人也迅速成为“网商”。

初期的“网商”之间是孤立的，面对日渐恶化的竞争环境，“网商”逐渐自发结成较为紧密联盟，一般包括供应商、客户、投资商、渠道商。联盟内部的“网商”之间是共生的关系：有共同的远景、相互信任、遵守规则、密切沟通协作、分享利益、共担风险。联盟的形成增强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创新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联盟中的“网商”自然要比孤立的“网商”更有竞争能力。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结成企业联盟而抗御竞争的机会，吸引了大批“网商”，依附于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网商”联盟成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秀敏、陈禹，2005）。

（三）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随着消费者要求的提高，依靠单一企业的力量已经无法更好满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此时显示了其卓越性：一方面，系统内部成员整合力量，能够更加快速灵活的组合资源，通过系统成员高度相关整合形成的系统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系统将消费者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的体系。成为系统成员的消费者在为系统创造价值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自身需要的动态变化发展的价值。

（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

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交易，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商业环境；颁布行政政策引导微观主体的投资导向或规避市场风险。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单纯依靠厂商的力量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电子商务的用户群体基础急速扩大，网络购物市场的增长呈现积极态势。

但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在各用户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表现出较不均衡的状态。电子商务的主力为大学生和办公室职员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大于其他群体。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则明显偏低。一方面，通过这种不平衡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子商务整体发展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才会出现主要用户仍集中于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另一方面，也可以预知，未来几年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逐步从城市群体向城市郊区及农村群体扩散。

从技术角度观察，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是以信息的互联网络为载体的。因此，其发展首先受制于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但我国的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地区间差距仍较大。同时，我国对应于网络经济的社会法律、诚信环境状况不甚完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更直接、深层的因素。

（一）缺乏明确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及相应支撑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已提出了多项发展电子商务的专项规划，但从整体上来说显得过于散乱，并没有从全局的角度明确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并加以有效部署。在电子商务相关法规方面，多年前即已开始起草框架，至今仍未能完善并在全国范围推广，现在仅有的行政法规也没能得到及时修订，其适用性值得商榷。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缺乏针对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明确和有力的配套政策。

（二）企业信息化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多数企业计算机和网络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但从整体上讲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处于落后状态。集中表现在我国的人多数企业只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了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企业的管理尚未真正实现信息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所有者或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识不足，有关专业人才缺乏，导致企业在导入电子商务系统的过程中忽略了对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及应用建设。

（三）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各类调查显示，对于电子商务安全的担忧是影响网络交易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交易双方关心的问题包括：如何保证网络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参与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实性，以及在网络交易中传递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从技术角度来看，关于安全的标准、协议和算法已经较为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瓶颈。我国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更多的是管理和观念上的，例如建立、规范统一的信息安全标准、密码算法并加以应用推广，对各层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者、消费者的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培训等。

（四）多层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问题

电子商务所需的人才并不仅仅只限于技术服务人才，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电子商务将逐步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会受到原有各层次人才知识水平和意识的制约。为保证我国电子商务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各层主管部门、企业一般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乃至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教育均不容忽视。

基于系统论的电子商务组成结构及应用模式

（一）电子商务的组成结构

系统是指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集合性、目的性、整体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作为一个系统，电子商务内部各要素的协调问题是产生整体绩效的首要问题。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支付、认证、安全等系统，对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在于他们之间的集成优化程度。其次就是环境问题，一方面，环境为系统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资源、支撑等条件；另一方面，环境对系统的发展具有约束和扰动影响。一般来说，电子商务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为电子商务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包括网络技术、安全技术、标准化技术等，后者包括法律、信用体系、社会信息化程度等。环境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二）我国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模式

第一，大型企业的电子商务。国内大型企业的传统线下销售渠道一般都很成熟，电子商务应用主要是作为一种辅的手段出现。国内大型企业通常建立有自己的网站，通过这一平台企业和产品的相关信息，主要目的是为了企业品牌形象考虑，部分承担与外界交流的功能。第二，中介服务类。一些公司，如淘宝等，通过建立中介网站，在网络上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和提供商品、信用等信息，甚至参与其资金的流通，促成交易。一般这类中介平台还通过广告获取一定利润。第三，网上服务类。与传统的实物交易提供者不同，这类电子商务企业大多提供数字产品交易或者通过一个平台提供一些虚拟服务，比如网络游戏、付费电影等，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第四，特色网站类。特色网站也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依托电子手段，提供特殊服务来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特别需求。从实质上看，这种电子商务应用模式同网上服务类企业一样，也是通过提供一种服务来获利。

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的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第一，重视核心企业的重要作用。核心型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厚的资金建设和运维的公共平台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成员们必不可少的依附主体。另外，核心型企业积极倡导和规范网上信用体系等环境建设，在吸引用户、防范交易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体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二，发挥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网商”的形成完全是网民和传统商人的自发行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会主动推进生存环境改善，进而推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第三，重视消费者的力量。共同进化强调的不单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还包括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随着电子商务生态化的形态由“网商”联盟到网络社区、虚拟社会等的演变，消费者的力量将会日益突出。

第四，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仍有许多规律尚待探索。应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行为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否会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存在反作用？如果是，又有可能存在哪些反作用？政府和其它准政府组织应该如何规避？

参考文献：

1.James F. 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J]. Fortune， April 1996，4

2.Sanjiv Gossain， Gajen Kandiah. Reinventing Value：The New Business Ecosystem [J].Strategy & Leadership，（Nov/Dec）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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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216-04

一、影响因子的概念及意义

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1972年由美国SCI创始人加菲尔德（Garfield E）率先提出的，现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期刊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是利用引文分析法评价科技期刊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它是以期刊为对象，统计一定时域内（通常为两年）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其公式为：影响因子= 指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总数。是指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占该刊前两年总数的比例，是用来描述期刊被引用情况的计量指标，或者是用来描述期刊影响力的指标，是用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反映期刊近期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作用的指标，可测度当年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学术刊物地位的主要因素，对核心期刊的遴选起着重要作用，已成为科技期刊评价最重要的指标。影响因子越大，表明该刊所载论文被引用次数越多，从而说明该刊所载论文的影响力较大和水平较高，因而该刊的质量也高。

国际著名的科学计量学专家普赖斯经过大量的文献统计后得出结论认为，科学后的两年是论文被引用的高峰期。因此，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将计算影响因子的引文年度规定为两年，依据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其主要受三大基本要素的影响：时间、载文量、被引频次。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对使用影响因子非常谨慎地说明，尽管影响因子是评估期刊的非常实用的工具，但在使用时（主要针对学术评价）应该慎重，必须考虑到期刊类型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文献款目类型差别、自我引用的频率、期刊是否被收录、期刊名称是否有过变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期刊的IF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用它评价期刊质量和论文水平时，必须分析其影响因素，充分考虑它的局限性。

二、重点学科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馆藏重点学科期刊影响因子情况

什么是重点学科?教育部将其定义为“应承担教学、科研双重任务，要逐步做到能够自主地、持续地培养和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硕士、学士；能够接受国内外学术骨干人员进行深造；能够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促进学科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校经教育部（教研函[2007] 4号）审核批准的国家8个重点学科是：作物学一级学科（含作物遗传育种和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两个二级学科）和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果树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水产养殖、农业经济管理等六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认定在中国尚属首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将突出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

（二） 影响“影响因子”的主要因素

1.有学科差异的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与期刊所属的学科领域有显著的相关性。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成熟程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个正在发展的学科和一个古老成熟的学科。一个理论研究型学科和一个应用研究型学科在引用动机和引用规范上有很大差异，一个大学科（有众多研究者或热门研究领域）和一个小学科在引用程度上也有较大差异，相同或相近研究领域的论文倾向于互相引证，影响因子值的差异当然也很大；各学科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平、研究方式、合作程度、引文行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各学科在引文频次水平上的差异；同时，不同学科由于发展速度和成熟程度不同，期刊数量差异很大，从而使收录的不同学科的期刊数目差别很大。

由于学科（领域）自身的特点以及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等差别，不同研究领域的文章被引频次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不同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缺乏可比性。从表1、表2可以看出，农业经济管理类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其他学科刊物，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中刊查阅利用率、中外文期刊复印利用率和平均影响因子方面基本上都是最高的，作物学学科排第二，其中果树类期刊最低。同样是学科影响因子排名前十 位的，值却有明显区别，某一学科最好期刊的IF值可能比另一学科最差期刊的IF值还低。这主要与学科的发展动态、历史以及引证习惯等因素有关。所以，影响因子的大小与期刊所属学科的性质和论文内容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大小有关，同时也与期刊的历史长短、知名度大小有关，还和其内容是否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有关。

2.有发表时滞的影响。期刊被引频次中两年的时间限制可导致不同刊物论文的被引次数有较大差异。对于出版时滞较短的刊物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因为最先发表或公布的成果最容易或有可能引起较大的影响而被引证，相当一部分引文就因为文献老化（超过两年）的原因而不能被统计参与影响因子的计算；再者，不同学科论文的引证行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的成果在完善或验证过程中经历的时间段可能很不相同，如对于分子生物学方面具有创新研究的论文来说，则可能很快引起较大的影响并被引证，因此有研究证明，中国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学术期刊的被引高峰期存在明显差异。

出版时滞较短的刊物容易获得较高的被引频次，所以缩短刊期，可以提高被引频次，进而提高影响因子，刊期的缩短更加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而有利于期刊论文更快更多的被引用。科学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新知识不断涌现，这种现状必然要求期刊缩短刊期。缩短刊期，减少出版时滞，可使刊载的信息尽快地传递给读者，从而为文章的及时被引创造条件。以《安徽农业科学》、《中国农学通报》、《江西农业学报》为例，这三种期刊在不断缩短出版周期后，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也稳步提高。

然而，如果评价一项科研成就或一位科学家的贡献，就更不能只看那个期刊两年里的影响有多大了。最优秀的科学成就都不是以一时影响面广，而是以影响的深远取胜。比如，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一百多年后还在广为传播；20世纪40年代，物理学家黄昆提出的缺陷导致x光散射的理论，六十多年后也仍然被同行所引用。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成就有一个共同特点，影响的持续年限很长很长。

3.有期刊类型的影响。期刊的办刊方针不同，期刊类型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类期刊大致可分为学术类期刊、技术类期刊、研究进展类期刊和科普类期刊四类。学术类期刊主要刊发综述论文和研究论文，技术类期刊主要刊发技术应用论文。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论文类型也会不同，有的为基础研究论文，有的是应用研究论文，因而形成了多样的期刊类型。文章简短且出版周期短的期刊通常有一个较高的快引指数，对于评述、综述类期刊，快引指数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要在出版后许多年才会达到被引用高峰。综述类期刊的绝对被引数非常高，其平均影响因子往往超过其他类型的期刊。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经大量统计分析发现：中国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学术期刊其被引高峰期有明显差异，一般理论性较强的基础研究三年后才出现引文高峰期，如数学期刊被引高峰期大于两年的占62％，被引半衰期较长；而应用研究论文因知识更新快，一般引文高峰期为两年，被引半衰期短。这样两年影响因子，应用研究类期刊明显占优势，像生命科学期刊的平均IF值在2．5左右，而数学期刊的IF值却在1．0左右。《中国农村经济》IF值2．743与《中国南方果树》IF值0.159相差甚远。因此，每一类期刊由于各自发表的论文类别不同，引用率和引用习惯各不相同，导致每类期刊间的影响因子差别较大。在比较影响因子时，必须考虑到期刊及其所刊载文章类型的不同。

另外，专业期刊、交叉学科期刊和综合性期刊IF值的差异，限于某专业为主引用的期刊，根本不可能被数十种或数百种期刊所引用，交叉性、综合性期刊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会被广泛引用。

4.有统计差异的影响。不同的源期刊库对载文量的统计不同，有的将全部文章视为载文量，有的仅将综述、研究论文算作载文量。一方面在IF的计算中，被引用总次数(分子)统计了相应期刊中所有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而总数(分母)则只统计论文、综述类栏目的文章数，对评论、来信、简讯和其他一些常被引证的栏目的文章则不进行统计，实际上，这些未被统计部分的被引用频次对IF值的贡献很大，影响了IF值的准确性。其次，对于一些科普类、工程技术类等期刊，根据不同期刊的不同办刊宗旨和服务对象，这些期刊的被引用次数可能不高，但是他们的实用技术被广泛采用，在生产中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可见，期刊的被引率并不完全等于利用率。再者，在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学术类综述性文章多由相关专业资深专家写作，具有权威性，且多数十次上百次地引用文献，包括自引，这就自然增加了引用的次数；另一方面，作者从事课题研究时，往往是从阅读综述性文章开始的，学术论文引言部分也常引用综述性文章，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这类文章的被引频次。加菲尔德给出1945―1988年43年间的100篇高引论文，第l篇被引187 654次，第100篇被引3 204次，这些被称之为热门论文的高引率提高了来源期刊的影响因子值。同一刊物中不同论文被引频次的差异源来一是论文类型的差异，二是论文性质的差异，三是论文所涉及研究领域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快速发展的或较新研究领域的论文比相对较成熟研究领域的论文的被引频次高，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研究领域间的相互引证并不等价。

5.有源数据库的影响。由于大多数数据库对所收集的期刊进行数据采集和评价，因此其来源期刊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来源期刊中，很有可能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带来来源期刊学科、语种分布的不平衡，这就造成了该数据库在影响因子统计上的失均衡和全面。如SCIE目前只收录了约7 000种期刊，而全世界总期刊数达210 000种，其中只有3．8％的期刊被其收录。IF反映的是一种期刊在源期刊库范围内的影响，不同的期刊库有不同的源期刊。所以，源期刊库是对IF值起决定性的一个因素。现在的大型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出版地、语种等是非均衡的，很难全面公正地反映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语种和不同规模期刊的情况。例如SCI收录各国的期刊数极不平衡，一般情况下，作者总是喜欢引用自己最容易得到的最熟悉的语种的文献。由于SCI收录中国期刊量小，所以国外作者对中国期刊的引用就少，而同国科学家之间因研究成果传播的快捷性、研究主题的相关性等因素而倾向于互引，如美国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引证可提高美国论文被引证频次的30％。另外，研究表明，同语种刊物的相互引证概率较大，由于SCI更倾向于收录英文期刊，这就使得其他语种期刊在SC1中的影响因子相对较低。

对某一特定期刊而言，由于其所在的期刊库收录的期刊构成不同，因而统计的IF值有较大的差异，由于源期刊库的数量及侧重点不同，同一期刊的被引频次在不同的引证报告中会有所不同，进而导致计算出的影响因子也有差异。依据《2008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和2008年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统计数据，《中国农业科学》总被引频次依次为4 746 、5 941、6 014，影响因子依次为1．519、1.871、1.889，差异较大。这是由于这三个库收录的来源期刊不同所造成的。笔者认为，在讨论刊物的影响因子时要考虑统计来源库是否具有真实的代表性。

6.有引用行为的影响。在影响因子对中国期刊的评价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自引对相应刊物影响因子的贡献过度的问题。自引主要有作者自引和期刊自引。有的期刊工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期刊尽快提高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或示意作者增加对该刊的引证量。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些期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作者尽量引用本刊文章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提高自己期刊的被引率，一旦此刊排在前列，往往可以收到广告性效果。自引可以增加被引频次，进而提高影响因子。正常的自引体现了研究的继承性，但是过度的、不切实际的自引，即便不是“ 人为” 结果，也至少反映了期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一般自然状态下学术类刊物自引率不会高于20％，过度自引是不良行为，但又不肯放弃这一“广告”手段。同时，一些组织或部门对期刊绩效的评价时过分地强调影响因子指标的评价作用，对过度自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引用行为及引用动机复杂多样，存在伪引（未用而引）、漏引（用而不引）、错引（尤其是期刊名缩写错误）、集中标引、过度自引、负面引用、中性引用等一些不规范的引用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不正确的引文统计结果，从而使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失真。

参考文献：

[1]李炜.浅谈期刊影响因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0).

篇（6）

关于20世纪科学革命，有人说只须记住三件事：相对论、量子革命和混沌学（系统科学中最突出的新分支）。正是这三大科学革命为人类建构全新的自然图景（也就是新颖的自然哲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里所谓自然哲学是指人对自然的哲学反思。自然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自然本体最一般的性质和人类的世界图景。

一

自然哲学在哲学史上有过两个全盛时期（古希腊及近代机械论），只是在谢林、黑格尔之后衰落了。由于20世纪三大科学革命的强大影响，自然哲学正在当代复兴起来，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我们先从三大科学革命说起。

首先要提到的是相对论革命对改造人类世界图景的贡献。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中，时空性质依赖于参照系等概念是对“观察无关性”的经典信念的初次冲击；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把引力场（它具有整体全息相关性）确立为新的“独立的实在”，这是对牛顿的实体观的又一次打击。接着要论述的是量子革命，它比相对论革命更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世界图景。因为1925年以后所创建的量子力学进一步使笛卡儿与牛顿以来的主客绝对二分原则、实体主义原则乃至严格决定论原则都受到猛烈冲击。最后要强调的是系统科学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近半个世纪系统科学的蓬勃发展表明，从总体上说，系统自然观集中体现了当代自然图景的精华，因此系统自然观几乎成了当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代名词，贝塔朗菲称之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20年代所出现的怀特海的“机体论哲学”则是这种自然哲学之先声。

当代的系统自然观借助于维纳的控制论(1949)、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1948)、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1969)和哈肯的协同学(1971)等理论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机体论和内在目的论的自然哲学。〔1〕控制论通过对“动物（即生命系统）和机器（即非生命系统）的通用规律”的研究表明，自动机器通过反馈调节机制可以表现出与神经控制同样的合目的性或规律。[1]维纳在《控制论》中对牛顿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肯定了统计力学家吉布斯把偶然性引进到科学中来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并突破了目的论与机械论之间的两极对立。莫诺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1971)一书中，则用生物微观控制论表明，借助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层次的反馈机制以及微观-宏观相互作用，完全偶然的基因突变最终可以纳入物种进化的必然轨道；耗散结构论表明，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开放系统可以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表现出有序化和合目的性；协同学还进一步发现序参量是整个自组织过程的主宰如此等等。总之，所有这些自动机器和自组织理论都表明，无须超自然的神力和神秘的“生命力”，自然系统也象自动机一样可以凭借内在机制的作用呈现合目的性。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认为宇宙＝巨大的超级自动机的“机械论”是对的，而非神学性的宇宙“内在目的论”也是对的。从历史上看，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哲学的否定。现在，我们的立足于系统科学的新自然哲学则应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它是对机械论与目的论自然哲学的更高的辩证综合。

当代自然哲学（它以系统自然观及其系统辩证法为核心或灵魂）最有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也许表现在反严格决定论和对偶然性客观意义的新认识。直到现在为止，一般人都相信“近似决定论”：只要近似知道一个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初始条件就可以足够好地计算出系统的近似行为。可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即系统演化进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却断然否决了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的任何翻版（如“近似决定论”）的有效性。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在1961年发现，实际上长期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对于严格确定的气象方程组，初始条件的小误差，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诸如珞珈山的蝴蝶拍拍翅膀那样的初始小扰动，经由地球大气系统中的逐级放大，最终可能在南美洲引起大风暴。这种由决定论引出来的混沌，对经典观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混沌革命加强并深化了量子革命。

通过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协同学乃至混沌学的研究，现代科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偶然性在自然界具有不容忽视的本体论地位，以及研究偶然性的内在机制的重要性。为恩格斯赞同过的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2〕，第562—563页）的辩证论断，得到最新自然科学的支持。正如马克斯·玻恩在《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1951)中所注意到的，量子世界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其中机遇是有规则的。同样，在哈肯的协同学演化方程（如福克-普朗克方程和郎之万方程）中，决定论力项与随机力项是共同起作用的。在混沌理论中，混沌本是由决定论规律引出的内在的无序和不规则性，然而对混沌吸引子的相空间图解研究却表明，即使混沌也有精细结构，其中机遇也是有规则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是可以认识的。从量子力学到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概率统计定律是比严格决定论定律更好的认识工具，但原有的“大数定律”与“统计平均值”等概念对于描述偶然性已经显得太粗糙了，非线性数学该出阵参战了。因为唯有借助于非线性数学才可能认清偶然性起作用的深层结构机制。

当代自然哲学中的系统整体论思想也是相当有革命性的。自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以来，“整体＝部分和”的公理已经成为背景知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是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与实体主义、还原主义相协调）。然而，一般系统论中的贝塔朗菲原理“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却断然取消了欧几里得的公理，以整体论取代了机械论的还原主义。量子力学中的全域相关性和粒子物理学中的新奇现象（“基本”粒子分割到一定限度，将出现“部分大于整体”的佯谬）以及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卡普拉《转折点》，1989）都支持贝塔朗菲的系统整体观。

总之，以现代物理学与系统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革命已经引起了人类自然图景的根本变革，人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浸透着量子力学辩证法和系统科学辩证法精神的全新的自然哲学的出现。

二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自然哲学的主要疑难及其可能解法的讨论。

鉴于机械论自然哲学所遇到的困难，当代自然哲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如下：1.自然本体的性质问题。物理实在究竟是孤立的实体还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潜在”是否也是物理实在的基本形态之一？究竟是否存在终极实在？2.物理实在所遵循的规律究竟是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的？自然系统究竟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偶然性应当具有怎么样的本体论地位（是否应当有）？3.所谓“观察者侵入物理事件”的实质是什么？主客二分的合理界限是什么？4.系统整体论与还原主义孰是孰非？5.目的论的新解释问题。自然系统本身能有目的性吗？能代替上帝作为选择主体的地位吗？目的论是否真与机械论势不两立？它又如何与神学划清界线？下面我们将依次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1.自然本体或物理实在的性质问题。

牛顿机械论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或实在观的要害就在于实体主义。一切物理实在被认为都有实体性、实存性，自然被等同于实体的集合（简单相加的总和），一种在绝对空间构架中的机械性的存在物。然而，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实体实存”原则已经失效。明确的电子“轨道”或光子“路径”等经典性观念在量子力学中是不允许的。电子实际上以“电子云”方式存在着，它并没有绝对分明的轮廓，而且只是或然地显现出来。如“测不准关系”所要求的，电子的位置与相应的动量具有天生的不确定性，决不可能同时有确定的值，因而人们决不可能同时测量到其确定的值。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从牛顿的经典本体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潜在性”观念完全没有地位。

实际上，现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在批判牛顿机械论实在观的基础上，确实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更广义的“潜在”实在观。他根据量子力学事实总结出，潜在是介于可能与现实之间的物理实在的新型式，它被认为特别适用于微观客体。海森伯尖锐地指出：“在量子论中显示的实在概念的变化，并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继续，而却象是现代科学结构的真正破裂。”（〔3〕，第2页）“几率波的概念是牛顿以来理论物理学中全新的东西。……它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潜在’(potentia)这个老概念的定量表述。它引入了某种介乎实际的事件和事件的观念之间的东西，这是正好介乎可能性和实在性之间的一种新奇的物理实在。”（〔3〕，第11页）“事件并不一定是确定的，而是可能发生或倾向于发生的事情便构成了宇宙中的实在”。（〔4〕，第177页）

总之，海森伯认为量子理论意味着实在观念的革命，牛顿机械论的实在观念已经失效。他举例说，几率波、量子态、电子轨道等都与统计期望值相关联，表示倾向性的、潜在的物理实在，这是物理实在的新形式。

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新假说把潜在性观念发展到海森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程度。乔弗利·丘(Geoffrey Chew)著名的粒子靴绊学说[2]，断然否定了终极实体的可能性，揭示了自然本体的自助的、生成的本性。按照我的看法，它使系统实在论与系统辩证法完全本体论化了！由于任何粒子都可以充当基础粒子，用以构成其他粒子，因此说穿了没有任何一种粒子是真正的“基本粒子”，这就是所谓“基本粒子并不基本”。从根本上说，自然界不可能还原到任何一种或几种终极的实体。说一个质子可以由中子和π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Λ超子和K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两个核子和一个反核子所构成，甚至说是由场的连续质所构成。所有这一切可能性是同样真实地存在的。应当说，所有这些陈述都同样地正确又同样地不完善。因为真实世界等于所有这些潜在的“可能世界”互相叠加的总和。借用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的话来说：“作为终极要素的实体——基本粒子本身也是相互流动地相互转化的。这件革了以前的物质观，显示了辩证逻辑的正确性。”（〔5〕，第28页）

我们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自然本体的物理实在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互相孤立的实体？还是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依赖系统场境的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在对著名的EPR假想[3]的实验检验中所表现出来的量子关联（即远距粒子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西莫尼(A.Shimony)所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验结果正在开始阐明哲学问题的非凡时代”。而今最新实验结果表明，两个相隔几米且又没有彼此传递信息机制的实体可能被相互纠结在一起，即它们的行为可以有极显著的相关性，以致对其中一个实体进行测量将瞬时地影响到另一个实体的测量结果。这个新奇的实验结果断然否定了爱因斯坦等人(EPR)的预设（即“空间上远隔的客体的实在状态必定是彼此独立的”），却符合量子力学的系统整体观。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量子现象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关联是不可消解的。量子现象的整体性不允许人们对它作机械的切割并把这种切割物认作它自身。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量子力学的整体实在观是与系统整体观相通的，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相互渗透，量子革命与系统科学革命相互支持。因此，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晶，新自然哲学主张，物理实在的部分性质取决于整体，取决于系统的内在关联，从根本上说，自然本体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疑难，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严格决定论”预设，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也已经失效。人们向来认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支柱：这就是严格决定论。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见解，最典型地表现在拉普拉斯杜撰的那个精灵故事中，据说这个精灵（超智慧者）知道世界现况的一切决定因素，因而能够无歧义地得出世界在过去或未来的其他一切状态。这个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的理想实验正是严格决定论的化身。可是，现在在微观领域里发现了与这种严格决定论原则相违背的种种反常事实。简略地说，热学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表明，气体分子运动是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进程，由于初始条件捉摸不定，单个分子的运动状态成为纯粹的偶然事件。分子运动论乃至统计力学的建立表明，概率统计定律也是自然描述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形式。

强调概率统计定律重要性的科学思想反映到自然哲学中去，就成为“统计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对于一些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过程，虽然严格决定论不能直接应用，但若应用统计方法研究大量单个偶然事件的平均行为，却可以找出明显的统计规律性。换句话说，这些自然过程在统计平均意义上仍是决定论性的。这是决定论的弱化形式之一。

统计决定论的科学基础在于经典统计力学。统计力学的基本出发点则在于，认为尽管大量分子的集团行为满足统计规律，但从底层基础而言，单个分子（单个过程）仍遵守牛顿定律，满足严格决定论。这样，统计决定论并不把不确定性归因于基础规律的不同，而是把它归因于初始条件的难以捉摸（即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因此，统计决定论只是严格决定论的补充形式。

然而，将概率统计观点真正贯彻到底，最终导致量子物理学的兴起，而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则使严格决定论沦为无意义的空想。

在现代科学家中第一个对“非完全决定论”（即under-determinism，这个词的不恰当的替代词是indeterminism，即非决定论）有十分清醒认识的是哥廷根学派的马克斯·玻恩。他在名著《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中对非完全决定论作了比其他量子物理学家（如玻尔、海森伯等）更为系统和透彻的分析。通过对玻恩文本的适当解释、调整与转译，我们可以提炼出对当代自然哲学极有价值的内容和决定论／非决定论问题的辩证解。〔7〕

非完全决定论的最主要或最有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量子力学相应的概率决定论。其要点如下：(1)单个（量子）过程内在地是几率性的、非决定性质的；(2)“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8〕，第9页）(3)机遇律是自然律的终极形式，偶然性有规则，“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8〕，第7页）

关于自然界究竟是由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是决定论性还是非决定论性的那个争论，波普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云和钟”。“云”就是天上的云，代表极端不确定性，它非常不规则、毫无秩序又有点难以预测；“钟”就是家家都有的时钟，代表高度的确定性，它非常有规则、有秩序又是高度可预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一端变化莫测，另一端高度精确。一般的自然事物往往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普用“所有的云都是钟”（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钟”）表示决定论，用“所有的钟都是云”（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云”）表示非决定论。波普终于认识到，人类理性需要的是“处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即处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6〕，第239—240页）这种完全的偶然论（非决定论）和完全的决定论的中间物，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作“非完全决定论”，它意味着对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与机遇的某种辩证综合，这就是当代自然哲学对这一争论所作的正确解。以上我们是借用M.玻恩与波普的话，经校正、转译纳入自己的概念框架，并用以阐发自己的“非完全决定论”观点。〔7〕

现代生物学和生物微观控制论也为非完全决定论提供新的佐证。莫诺在其名著《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中，从分子生物学的材料出发，有力地抨击了严格决定论，并为恢复偶然性在自然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付出极大的努力。莫诺是这样说的：

当偶然事件——因为它总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掺入了DNA的结构之中，就会被机械而忠实地进行复制和转录，……从纯粹偶然性的范围中被延伸出来以后，偶然性事件也就进入了必然性的范围，进入了相互排斥、不可调和的确定性的范围了。因为自然选择就是在宏观水平上、在生物体的水平上起作用的。自然选择能够独自从一个噪声源泉中谱写出生物界的全部乐曲。（着重号为引者所加）（〔9〕，第88页）

莫诺这段话应当看作关于生物自然界的非完全决定论，关于极小几率的偶然事件向极严格规律转化过程的生动说明。特别是最后那句话是说明生物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的绝妙比喻。当然，由于莫诺有时十分不恰当地将严格决定论与辩证唯物论混为一谈，应当注意他的言论本身具有两重性。（〔10〕，第324页）

非完全决定论的内容还由于系统科学的兴起而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加强。有人因之称作系统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一般的自然界的复杂系统（在自然哲学中姑且撇开社会系统），不能由它的构成要素和子系统通过简单相加和线性因果链无歧义地决定其整体功能和行为。但系统的存在与演化仍有相当确定的规律可循，机遇与因果共同决定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因而系统在整体上仍有决定性。

具体地说，系统演化的主要机理就在于机遇性涨落、反馈和非线性作用。人们常喜欢将借助于系统科学特有的资料所认识的辩证法，称作“系统辩证法”。系统科学从自己的角度阐明了因果与机遇、决定性与随机性的辩证法：自组织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以偶然的随机的涨落为诱导，通过正反馈和非线性放大，某一涨落在矛盾竞争之中取得支配地位，成为序参量，于是使系统的演化纳入必然的轨道，建立时空、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状态。系统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在自组织动力学机制的解释上是高度一致的：当自组织系统处于不稳定点时，系统内部矛盾全面展开并有所激化，与各种子系统及其要素的局部耦合关系和运动特性相联系的模式和参量都异常活跃，各种参量的涨落此起彼伏，它们都蕴含着一定的结构与组织的胚芽，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模式并争夺对全局的支配权，它们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时而“又联合又斗争”，最后才选拔出作为主导模式的序参量。非完全决定论在协同学的描述系统演化的数学方程中也得到反映。如郎之万方程（描述布朗运动的）和福克-普朗克方程中，概率论描述与因果性描述共处于一体，随机作用项与决定论作用项被综合在一起，偶然性与必然性因子被综合在一起。从自然哲学看，它们体现了机遇律与因果律的辩证综合。

3.物理事件与观察的关系、主体-客体相互作用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件与任何观测无关”的自然哲学信条，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同样也正在失效。正如海森伯所指出，经典物理学的真正核心，也就是物理事件在时间、空间上的客观进程与任何观测无关的信念，由于许多量子实验的发现而受到冲击。而现代物理学的真正力量就存在于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新的思想方法之中。因此，再指望用新实验去发现与观测无关的“纯客观事件”或不依赖于观察者和相关参照系的“绝对时间”，就无异于指望极地探险家在南极圈尚未勘查过的地方会发现“世界尽头”，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第4页和第9页）对原子、电子那样的客体的任何一次射线照射或观测都足以破坏其初始状态，而且由于或然性和不可逆性，这种状态不可恢复。

玻尔为量子力学所作的“互补性诠释”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观察者（主体）与被观察者（客体）之间的严格划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处在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之中。无论是纯粹的“主体”即可以）“无干扰”地进行观察的观察者）或是纯粹的“客体”（可以绝对隔绝外界作用而界定被观察系统的孤立状态）概念都只是经典物理学所作的理想化，而这两种理想化既是相互补充又是相互排斥的。〔11〕这就是玻尔著名的“我们既是观众（观察者），又是演员（被观察者）”辩证论断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从当代自然哲学的眼光看，这是很自然的：人（观察者）本来就是自然（被观察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用一种内在化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而不可能象上帝那样用完全超脱的外在化眼光看自然，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如罗森菲尔德所指出，所谓“观察者介入原子事件进程”的局势，容易产生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被败坏的假象，因此我们必须与机械论和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划清界线。罗森菲尔德本人正是以辩证法为武器在与机械论和唯心主义划界的过程中阐明了观察者与物理事件的辩证关系的客观性质。（〔12〕，第140页）海森伯说得很分明：“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并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3〕，第22页）可见，“客体行为与观测有关”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客观实在而接受主观主义。

4.系统整体实在观问题。在阐述以上各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阐明了整体实在观的基本观点：“整体不同于各部分机械相加的总和”。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处在相对相关中的存在，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实在。正如D.玻姆所指出的，按照量子概念，世界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的，其中即使是每个部分内在的性质（波或粒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场境。其实，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只能作为参与者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用内在化的观点来理解自然本体。只是在系统及其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视的情况下，还原主义才是近似地有效的。

5.自然本体目的性的（自组织解释）问题。简单地说，当代自然哲学的目的论观是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论的复活和发展，是现代系统科学目的论观的升华。宇宙象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系统（包括生命系统和非生命自组织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的合目的性可以通过自然本身的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得到合理解释。〔1〕

例如，自然选择的实质问题是由生物哲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生物控制论的初步解答，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机制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偶然的突变为素材，通过反馈调节的最优化控制机制。艾根的超循环理论则进一步明确，在大分子的自组织阶段，在生化反应的超循环中选择价值高的突变不断通过过滤和正反馈放大，形成功能性的组织，强化、优化并向更高水平进化。这里，一方面自然选择表现为自然本身的纯物质性的有规则的相互作用过程，但它不同于牛顿的机械因果性模式，因为其中突变与选择机制、机遇与因果是辩证地联合起作用的；另一方面，尽管它排除了自然神力的干预，却仍然是合目的性的过程，因为它有自引导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使物种或分子拟种适应环境）。这样，按系统辩证法重新解释过的合理的目的论又能与神学划清界线。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早期的相对论量子论革命向统治思想界长达二三百年之久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提出了全面的诘难和挑战，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当代自然哲学正是在克服旧自然哲学的危机，在回答新兴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诘难和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科学群为代表的新兴科学的迅速发展，丰富了当代自然哲学的内涵，加速了人类自然图景革新的步伐。

总起来说，当代自然哲学的核心观点，可以简要地重新概括如下：

1.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在关系中生成的、流动的实在，作为孤立实体的终极实在根本不存在，“潜在”是物理实在的一种新形式；2.自然系统遵循非完全决定论（即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中间物），它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此两者互斥又互补。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是：它是自然本体本质中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要素。偶然性存在精细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由混沌革命所发现！）。3.物理事件与观测有关，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分子只能用参与者的身分和内在化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绝对的主客二分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系统整体观在总体上比还原主义更为合理，不过为了进行精细的研究，有节制的还原主义仍是必不可少的和有启发力的，两者其实是互斥又互补的。5.自然系统的合目的性可以按自组织观点得到最合理的解释，目的论与机械论也是互斥又互补的。

最后，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偶然性的恰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迄今仍有不少读者受过时的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把偶然性当作一种外在的、主观的、局部的、非本质的和不稳定的或暂时的东西。其实这种看法有违辩证法的本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属于机械论的范畴。通过对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机遇或偶然性在本体论中恰恰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普遍的、本质的和永久性的成分。借用列宁论“假象”的话来说，偶然性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环节”，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机遇与偶然性是客观的并且具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规律。在新自然哲学中，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的“补充形式”的外在化理解，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机遇与因果相互联结、相互渗透，辩证地融为一体。在非完全决定论中，偶然性恢复了它本来应有的本体论地位，机遇与因果，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几率或统计性乃至“混沌吸引子”为中介辩证地联结在一起。在相空间中混沌吸引子的精巧的无穷嵌套的自相似结构，精确而形象地展示出系统演化过程中机遇与因果如何联合起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对自然本体辩证内涵的认识。

应当说，这是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对矛盾辩证法的一项贡献，它们本应是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桂起权：《目的论自然哲学之复活》，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7)，并收入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一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3〕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海森伯：《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5〕《武谷三男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6〕波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7〕桂起权：《非完全决定论：因果与机遇的辩证综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2)。

〔8〕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桂来权《析量子力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玻尔互补性构架之真谛》，载“哲学研究”1994(10)。

〔12〕罗森菲尔德：《量子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