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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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委婉语，又称婉曲，或讳称，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英文euphemism一词源自希腊语，词头"eu一"的意思是"good"(好)，词干"phemisrn"的意思是"speech"(言语)，整个字面的意思是"wordofgo0domen"(吉言)，有人称其为"语言遮羞布"。英语是--f-]国际性的语言，其委婉语的使用尤为广泛，它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的习俗和社会文化。而同为世界最重要语言的汉语，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其委婉语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对比，找出其共性与差异，有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以与大家共飨。

英语委婉语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委婉语(traditionaleuphemisms)和文体委婉语(stylisticeuphe-misms)。所谓传统委婉语，是与禁忌语密切相关的。如生、死、病、性等禁忌事物，如果直接表达，就是禁忌语，给人的感觉是粗鄙、生硬、无礼；反之如果间接表达，就是委婉语，给人的印象是典雅、含蓄、中听、有礼。

所谓文体委婉语，实际上是恭维语，溢美之词，与禁忌语无关。死亡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英汉两种文化背景不同，所反映出

的对死亡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基督教在英语国家的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多

半来自《圣经》，与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许多基督徒都相信"来世"和"原罪"之说，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意

味着"togotOheaven"(进天堂)、"tobecalledtoCod"(被召唤到上帝那)or"tocancelonesaccount"(销账)。

基督教认为在最后审判中，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审判。

在中国，没有一种宗教能像基督教在英语国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汉语有关死亡的委婉语体现的是多种思想体系和，表达的是对人生、死亡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起源于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观点认为，人的自然生命可以完结，但其高尚精神和道德都将永留人世。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因此，前后，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慷慨赴义，被称之为"舍生取义"、"就义"、"取义成仁"。

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理论中，则有"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之说，死生之所以能忘，在于他完全能与"无终始者"的天地万物同在庄子把生死看作同万物一样的一种变化，汉语中的"永垂不朽"、"羽化升仙"等委婉语，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再看与西方基督教齐名的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唐朝以来，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言喻，更有着与基督教"来世"相似的"世代轮回"之说。我们经常说的"去世"、"逝世"、"谢世"等死亡委婉语，皆出于此。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语汇相当丰富，有关死亡的委婉语更是远远多于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和尚之死为"涅盘"；高龄而死为寿终；殉情为"飞蛾扑火"；为贞节而死为"全节"；为民族利益而死为"殉国"；随君主一起死为"殉葬"；为保卫祖国而死是"烈士"；******人之死是"去见马克思"，更有老百姓所谓的"地下工作者"等对死人的谑称。

以上所述也许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人难以理喻的，但同样，两大民族都把死亡看作"休息"或"睡眠"，"finalsleep"、"tobeatrest"、"toreturntodust"这些都反映出了两大民族对"死亡"看法的相似之处。

中、英两国对婚前、婚外都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已为人们逐渐认可和接受。这一点从affair(桃色事件)、triallove(试婚)掩饰中都有所体现。英美人谈及"私生子"一词时不用bastard，而是说成lovechild，因为前者除有"私生子"的意思外，还有"杂种"的含义，而后者则不带有歧视、骂人的意味，体现了对私生子一视同仁的态度。而这几年中国人用"婚外恋"、"外遇"、"情人"、"试婚"等委婉语对过去所不齿的""、"养汉"、"搞破鞋"等婚外进行了宽容的遮羞。

英语国家的教育界也出现了不少委婉语。他们中有人不把教师称作"teacher"，而"educator"。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尽量用积极用语来代替消极用语。当教师谈到学习差的学生(belowaveragestudent)时，他们不用"she／heispoorinher／hisstudies"，而用"she／heisworkingather／hisownlevel(她／他在根据自己的水平学习)"，这样就不会伤害学生本人及家长的自尊心。说"she／heCalldobetterworkwithhelp(她／他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学的更好些)"，比直接说"she／heisslow(迟钝)orstupid(笨)"更不会得罪人。做教师的当然不会说学生stupid(笨)，lazy(懒)，这样说会使学生和家长都很难接受。所以把lazystudent叫做underachie．ver(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学生)，这种表达听起来既不刺耳，也没有说明成绩如何，也可能勉强及格，也可能不及格。又如用"he／shedependsonotherstodohis／herwork(他／她靠别人做作业)"代替"he／shecheatsinclass"o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的典范。自孔予以来，教师被尊称为"先生"，教授技术的人则被称作"师傅(父)"，即有代父教子之说。今天我们把老师称作"园丁"，称学生为"小树苗"，纠正他们的错误叫"修枝打权"，对他们的培育是"浇水施肥"，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孔夫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得到了升华和扩展。因此，今天的学校里，早巳听不到"朽木不可雕"、"榆木脑袋"、"没出息"等挖苦侮辱学生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很好"、"下次努力"、"如果好好写字你会更棒"等鼓励的话。开家长会时，老师更经常说："您的孩子很聪明，但注意力不集中"或"您能注重培养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的进步会更大"、"孩子反应较慢，但很用功"、"您的孩子更适合学技术"。这些委婉的说法，既使家长认识到了孩子的缺点，又很容易接受老师的批评。

英美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收入可观，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官方为了对此加以粉饰，常常使用装饰词"sanitationengineer"而不是garbagecollector。因为后者会使人联想到垃圾，而前者则会给人一种垃圾被消除之后的卫生、洁净之感，同时其社会地位似乎也提到了与工程师一样令人景仰的高度。类似的还有buildingengineer(建筑维护技师)代替janitor(照管楼房或者办公室的工友)，hairstylist(发型设计师)代替barber。

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变革，"拾荒者"、"下岗"、"弱势群体"、"家政服务"、"保洁员"等一些粉饰性名词也相继出现。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增多，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观念上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一种文体里需用委婉方式表达的情况在另一种语言里往往不存在，而一个民族的禁忌和委婉在另一个民族可能是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因此，对英、汉委婉语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我们教学更具意义。

参考文献

篇（2）

2008年年底,央视《新闻30分》连续几天对“山寨”报道后,2008年12月2日,“山寨现象”上了《新闻联播》:“从2003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评论家说,“这是国家级电视台首度关注网络时代所形成的草根文化,也意味着由这一新兴词语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现象,第一次进入官方视线。”这一评论确立了“山寨”现象的“民间属性”。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把“山寨”的来龙去脉交待一下。

一

早在2003年前后,发源于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地下工厂”的“山寨”手机就开始“崭露头角”,只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被称为“山寨”,它们在大众眼里是盗版和假冒产品。2006年,台湾芯片商研制出廉价的手机芯片后,小型小规模手工作坊生产的巨大效益显现出来,“山寨”手机开始风靡手机市场。2008年6、7月份,各大网站建立“山寨手机”的专题,“山寨”一词迅速蔓延开来,并迅速在各个行业开疆拓土:康帅傅方便面、云碧饮料、斯大舒胃药、旺子牛奶、周佳牌洗衣粉、NLKE运动鞋等等。有意思的是,伴随着褒贬不一的各类评论兴起的,是在“文化场域”刮起了一股“山寨”飓风:“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百谷虎”山寨网站、“山寨诺贝尔奖”、“山寨明星”等等,“山寨”和“山寨文化”瞬间成为充斥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热词”,并且迅速“招兵买马”,各种文化现象,只要与“仿制”沾上边,都被归为“山寨文化”。

“山寨”脱离经济行为的语境进入到“文化场域”之后,“山寨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山寨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有人说:“山寨文化”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马上激起了“山寨帮”的反对:“山寨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山寨文化的本质即是对权威、正统的反叛与制衡。”2009年“两会”,倪萍递交封杀“山寨”的提案,事后回应:“我实在看不下去到处都在抄袭”。马上有网友纷纷撰文表示反对,说“倪萍大姐,其实你不懂山寨”。属于“山寨文化”的“山寨艺术”的核心理念是攀仿,性质是剽窃,行为是重复。重复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而文化的形成和演进需要的却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寨”文化和“山寨”艺术是冻结创造和窒息文化的社会现象。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急于给“山寨文化”下一个界定,而是集中在“山寨文化”的属性和各自所站的价值立场上,先给“山寨文化”来一个价值判断,然后再确定它是什么。由于文化产品的原创和不可复制性,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纷争,不能不引起重视,“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讽刺”。

一个词语,只要在网络时代具有一定的认同基础,就能迅速扩散开来,这也是新媒体文化时代“命名”的特点――“贴标签”效应。“山寨文化”这个词具有很大的黏附力和开放性,大众赋予它的含义,囊括了几乎所有机械时代的复制、模仿、拼凑、恶搞、解构等等这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词语,但又不仅止于此,各种文化现象只要搭拉上其中一点,就被贴上“山寨文化”的标签。除此之外,民间力量刻意的“山寨文化”行动说明有其民间的文化认同感。问题是:“山寨文化”这面大旗,何以能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而争论的各方,均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发表截然不同的评价。从“山寨”的命名和其“招兵买马”的速度,以及引起的文化口水战来看,“山寨文化”在当代“文化场域”的意义,并非知识产权的缺位那么简单。

对“山寨文化”更深入的分析则从当代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环境出发。因为“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模仿的产品均是高档的品牌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外型酷似品牌的电子消费品,意味着“山寨”培养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新拿来主义”,其核心是“为我所欲”,满足自己的炫耀性消费。这种解释对于“山寨”电子产品如手机之类或许说得通,但是却难以解释后来兴起的“山寨文化”现象,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物神理论只能解释物品的“山寨”,却不能解释“文化场域”的“山寨”,其中并没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在里面。也有人认为“山寨文化”彰显的是一种缺失创新内核的暴富倾向,“山寨”可以泛指一切制作粗劣但功能强大、着意模仿但难得精髓、创意无限但细节欠缺、占有欲旺盛但求知欲衰退、什么都有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山寨”成为中国独有的现象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阶段,我们最熟练和最有能力做到优秀的也就是复制的工业产品,我们复制出的文化产品依然是工业产品。

这些观点高估了“山寨文化”的野心,也低估了“山寨文化”的原创爆发力。“山寨文化”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暴富、利润或者工业生产,仅仅是一种姿态。80后作家蒋方舟所说或许更贴近“山寨”的实质:在“山寨”问题上我认为还不能用“文化”这个词,最多是一个词汇。但作为词汇又没有官方来定义,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种现象。我去年6月自己拍了《百家蒋坛》,当时还没有“山寨”的概念,就是觉得好玩。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民间一种情绪性的调皮,我喜欢用恶作剧和鬼脸来看待“山寨”,这样会让我觉得更有趣。蒋方舟所说的这种情绪性的调皮,是对谁闹的情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非主流”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这样极端的大规模的消解和挑战,甚至这种“非主流文化”能够受到大众如此的热捧,“山寨文化”的泛滥必定传递了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某种信号,才使得这种“非主流”的后现代草根文化有着如此巨大的消解力和号召力。“山寨文化”现象,需要更贴切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解释。

二

一个“场域”是由各种权力关系交织而组成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讨论“文化场域”首先考察方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按照场域内各派的力量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文化生产机制,也即其内在的工作方式。

“文学场域”的文学生产是“文化场域”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输出基地,就以文学生产机制为例来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生产主要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统管统制,表现为由国家包办文学产品的创作、出版、传播甚至批评接受,从原创作家到发行渠道到宣传评介,形成一条垂直的生产线体系,这种“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建立了相应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场域。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体系单一而严密,垄断了“文学场域”的文化生产,民间的原创文学作者如不能进入这条生产线(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基本上很难在文学场域发挥自己的原创力,充其量只能将文学充当一种业余爱好,“文学场域”在整个“权力场域”中处于被统治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旧有的文学生产机制开始向市场化转型,“文学场域”的国家意识形态逻辑逐渐向市场的商业资本逻辑转变。虽然文学生产机制向“经济场域”倾斜已久,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手并未从“文学场域”完全退出,隐形的仍然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统管文学领域,显形的则是以控制文学产品的出版和传播代替了以往的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机制,具体手段表现在严格控制书号的申请和书市的流通渠道。这无疑提高了进入文学场域的门槛,在这个“场域”之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其中最活跃的力量会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求提高它们的地位,“并企图将最优惠的等级体系化原则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去”。经济力量取代政治力量成为支配文学场域的最活跃最主要的力量之后,在最关键的资源上仍然受制于“政治场域”。按照商业资本的逻辑,某一方面的成本(买书号和打通发行渠道)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成本就会降下来(减少原创成本),以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原创工作室,以低廉的价格,召集各路以同一个笔名发表系列文学作品,文学生产变得和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前前后后有多少工人参与生产宝洁公司的产品,“飘柔”、“潘婷”等品牌仍然属于宝洁公司,工人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按照“经济场域”的逻辑来看,这种文学生产方式满足了利润的最大化,但是“文学场域”还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文学生产以及文化生产与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同的是: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原创性是不可复制的。这也是声讨“山寨文化”的人们一个重磅理由,对“山寨文化”口诛笔伐最厉害的群体,往往是注重原创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山寨”帮的“盗窃”“复制”行为,而是“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文学场域”的争霸大战中,发展成了一种畸形的文学(文化)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的后果,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民间的原创力量。

不仅在“文学场域”,整个“文化场域”的文化生产机制也大抵如此。尤其当以网络和手机为主的新媒体的力量兴起之后,国家意识形态对新媒体文化的控制并没有减弱。网络设有网警,在人气旺的社区甚至设置“敏感词”,所有的内容不经过过滤不能传播开来。大小网站和论坛必须在工业与信息化部备案,否则随时有关闭的可能。影视的审查制度并不轻松,所以老孟的“山寨春晚”也只能在网络上断断续续看到,因为没有取得在电视媒体的播放权。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力量牢牢把握“文化场域”的最底端,使之不至于倾斜的太厉害;而在最,经济资本的力量在最大限度地侵入“文化场域”,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三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间的原创力量呼之欲出,却苦于找不到渠道,“文化场域”基本上被“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伸出来的两股力量占据,网络等新媒体为民间原创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势必要在“文化场域”挤占一个小小空间,展示民间的“文化资本”的力量。

而与此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上,仍然相当薄弱。“政治力量”在“文化场域”原有的保护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这是一个不完全为“国家意识形态”占据也不完全市场化的场域,因为没有和市场化相配套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了文化生产机制的不完善和畸形发展。

2006年,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无极》,标志着对“文化场域”展示“情绪性的调皮”的开始。胡戈的“馒头”在网络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源于观众对《无极》的不满。随后,“恶搞”风风行网络,这种“恶搞”情绪的扩散还和当时的一系列文化事件有关:先是草根出身的郭德纲以相声成为大众追捧的偶像;接着是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被网民封为“梨花教教主”,其诗作也被“恶搞”为“梨花体”在网络遍地开花;随后是下半年低成本投资的《疯狂的石头》的“疯狂”走红,以致2006年被媒体称为“草根年”。这些看似不相干的文化现象,却预示着一种“情绪”正在民间酝酿: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不满。《疯狂的石头》的成功无疑给人提供了启发,一群稍显叛逆又熟稔网络制作技术的青年们高呼:“每个人都能拍电影!电影花大钱能拍,花小钱同样能拍,名导能做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做到”。

“草根”们的志向显然不仅仅在于“恶搞”。2008年,当山寨手机挤占各大卖场的台面,网媒纷纷制作专题时,“山寨”这个词迅速进入大众的视野。“山寨”这个词在广东话里是“野路子”的意思,其内涵正好与草根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的“侠义”精神相吻合,这与民间的“文化草根”们一拍即合,一股迅猛的“山寨”风迅速在“文化场域”刮起。“山寨”与“恶搞”不同,“恶搞”带有解构色彩,仍然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为素材,加入拼贴、剪辑、挪用等手法,带有被动意味;“山寨”却化被动为主动,虽然仍带有解构色彩,重点却是在模拟和仿制。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凭空出现的。2008年,在“山寨百家讲坛”之前,出现了《百家讲坛》学者阎崇年被掌掴事件,网络众说纷纭。这个事件很自然地就被部分网民们解读为抵抗《百家讲坛》的“文化霸权”。“山寨百家讲坛”的制作人韩江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什么是文化霸权。就是只能我说,不能你说。我很反对读者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不满,阎崇年不应受此侮辱。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弱势的读者又能有什么方法或渠道表达自己的思想呢?”韩江雪曾有过想上《百家讲坛》而被拒绝的经历,于是他开始制作“山寨百家讲坛”,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请了一个当导播的朋友,就开始拍了。一共拍了两天,每天讲8小时。两天就花了近两万元,再往下拍我就倾家荡产了。” 他承认自己制作的“山寨百家讲坛”有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是“上不了电视台”的,只能放到新浪或搜狐网站的视频栏目,换取点击率或者名气。韩江雪被“逼”上“山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产品能够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如果中国能有几百、上千家电视台,《百家讲坛》是名家讲坛还是百姓讲坛,就不会被人诟病了。大家可以各有特点,各显神通。”而主要是发泄对文化产品流通渠道被管制的不满,他因此被媒体冠以“非暴力抵抗文化霸权”的光环。

2008年冬天的“山寨春晚”是另一起标志性的事件。每个省市每个单位年年都办“春晚”,如果老孟发起的“春晚”不是打着和“央视春晚”叫板的口号,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关键是,他叫板的是“央视春晚”,这一下击中了多年来被央视的“联欢晚会”弄得审美疲劳的人们的神经,当《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的新闻稿一见报,各类媒体大军蜂拥而至,“PK央视”“颠覆传统”“草根文化崛起”等词语迅速占据重要版面,网民连连叫好。老孟创办的CCSTV(中国山寨电视)网站开通之后,半个月内就收到了700多个节目应征。“山寨春晚”不能赢利,曾几近流产,这是一桩“赔本”的生意,它的姿态和标志性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的内容。

与“山寨百家讲坛”和“山寨春晚”的高成本制作相比,媒体与设计专业出身的大学生“蜀山少侠”花费20元制作的“山寨红楼梦”完全是“低成本”制作,甚至没有抱多大的期许,只是一种尝试和娱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热炒的新《红楼梦》很不对他的胃口,所以不如自己动手,大胆挑战所谓专业电视剧。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春节晚会照例”不好看,于是一家人拍电视剧来耍。令他没想到的是,“山寨红楼梦”居然在网上“火”了。

种种“恶搞”“山寨文化”现象,有商业性质的和非商业性质的,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作品传播的信源、信道、信宿三渠道均依赖网络,作品源于网络,通过网络传播,最终由网民接受。借助IT技术和新媒体的路径,“恶搞”和“山寨”得以在新媒体时代畅通无阻。“山寨手机”、“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等等都借助了新媒体的便利,得以迅速传播,“恶搞”网站、“山寨”论坛等新的“山寨文化”思路不断涌现。新媒体文化所具有的娱乐属性,为山寨文化产品打上了“娱乐”的印记,这恰好和民间文化的特性相吻合,这使得“山寨文化”一开始就以一种“恶搞”、“娱乐”、“狂欢”的面孔出现。

篇（3）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4）

 

很多英语教师在口语教学中经常发现这种现象：学生的英语口语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英语表达能力就很局限，汉式表达频繁出现，而且有些错误屡改屡犯，无论怎样练习，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中介语石化现象。

中介语是指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使用的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语言体系。它即有学习者母语的特点，又有目的语的特征,它以母语为出发点，并逐渐向目的语靠近,却不是目的语(Selinker，1972)。理论上说，随着语言的不断输入和学习量的增加，学习者的中介语最终会达到目的语这个理想终点。但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学习者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达到目的语的终点，相反，他们的语言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教育教学论文，不但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的趋势，反而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现象就是中介语的石化现象。Selinker将此现象定义为：学习者的中介语与目的语相关的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知识趋于稳定的状态，它们并不受学习者年龄和目的语学习量等因素的影响（Selinker，1992）。

一、英语口语的石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1． 母语的负迁移

在学习者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的语法规范之前，他们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规则运用到目的语之中。如果母语和目的语相似或者一致时，就会出现正迁移，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但若母语和目的语有所区别时，就会出现错误或不恰当的表达，这称之为母语的负迁移。长期的母语负迁移会对英语口语产生一定的干扰,如果这些不正确的表达长期被使用并僵化下来,就形成了英语口语的石化。

从语音上看，虽然英语中的很多发音都能在汉语中找到近似音,但是一些发音是汉语中所没有的。这让学习者很难掌握好英语的发音.如一些学生将”Ithink”误说成“I sink”。在词汇层面，很多学生认为中英词汇是一一对应的论文下载。其实不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很多情况下英汉词汇在文化外延上是不对等的。在句法方面，由于英语重形合，即句子本身的语法手段，而汉语重意合，强调句子内部的逻辑联系，所以很多学生在表达“虽然---但是--”时，习惯于用“although-----but---”的形式。

2.交际策略与交际反馈

在用英语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有限，为弥补他们的语言缺陷，他们会借助回避，简化等交际策略达到交际的目的。Tarone指出学习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会很自然地使用到一些交际策略，如“回避”，“换说法”“借词”“请求帮助”及“动作模仿”等诸多策略(Brown，2001)。Coulter认为学习者在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后，使用避免、简化等交际策略确实可以克服交际中存在的困难达到交流的目的，但他们的学习动力也会减弱，要么完全停止学习进程，要么不再像学习初期那样重视自身语言水平的提高。这样也会产生石化现象（戴炜栋，牛强教育教学论文，1999）。

石化现象的交际反馈又称为“相互作用论”，其主要代表人物vigil和Oller认为人际交流传递着两方面的信息，即认知信息与情感信息。认知信息以语言形式来表达，包括事实，猜想和信念。而情感信息是通过超语言形式来实现，如面部表情，声调和手势等。交际中的反馈信息会对学习者可产生肯定，中立或者否定的心理作用。Vigil和Oller发现，肯定的情感反馈和否定的认知反馈是防止语言石化的最佳方式(Vigil& Oller, 1976)。因为在交际中，肯定的情感反馈和肯定的认知反馈会鼓励学习者继续采用相似的语言表达形式，从而引起石化，而肯定的情感反馈和否定的认知反馈会激励学习者在继续语言交际的同时，注重对自己的言语作出一些修改, 故能防止石化现象的产生。

3.学习策略和学习环境

学习策略的失当也是导致出现口语石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学习者在交流时经常将目的语简化，最明显的简化是体现在句法上。如，许多学生倾向于用简单的主谓宾结构、简单的时态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简化的句子并不影响交流，但却使语言失去了多样性，长远来看，学习者就不能自如地创造性的使用语言，阻碍了语言能力的提高。

学习环境主要是指教师的不正确的语言输入和教材的不完备方面而引起的石化。一方面，由于有些英语老师缺乏语言的正规训练，他们不地道的语言运用使得学生缺乏正确的语言输入。比如，一些教师的发音不标准，学生就会模仿他们的发音，久而久之，就导致了石化。另一方面，教材或和材料的选择不当也会产生石化。如教材中为模拟的一些场景，或训练某个口语句型，出现的一些特定的貌似真实的语言输入，却与实际交流有一定的差距。一旦这些不地道的语言输入在脑海根深蒂固后，学习者就无法摆脱其影响，形成了语言习惯。

二、英语口语突破石化的对略

1.优化语言输入

地道的目标语输入是英语口语输出的前提，也减弱了母语的负迁移的干扰。所以在口语教学中，英语教师应该优化语言输入的质量。一方面，口语教师不仅在口语输入时教育教学论文，要注意发音标准，语调规范，措词准确，语句正确，以确保规范的语言输入，同时教师也应该正确的评估学生的口语水平，并根据其水平提供相应的语言输入论文下载。最佳的语言输入是难度要略高于学生的当前口语水平，这样既能防止学生过分借助交际策略，也能防止他们对口语的失去信心。另一方面，英语教师也不能忽视教材甄选的重要性，摒弃那些语言和内容已过时的教材，选择具有真实性的语言教材，灵活的处理教材内容。如，将口语课本与日常使用的口语素材结合在一起。

2.采取正确适当的纠错方式

对于学生口语课堂所犯的错误，教师若是漠然视之，学生就意识不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甚至会反复出现，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口语石化。若是频繁纠正学生的错误，会使得学生产生焦虑感，也不利于学生的口语能力的发展。因此，采取正确适当的纠错方式尤为必要。首先判断错误类型，如果学生所犯的错误不影响交际的错误，可暂时忽略，但若是阻碍了交际，就要指出他们的错误。依据相互作用论，肯定的情感反馈和否定的认知反馈是防止语言石化的最佳方式。在口语练习中，如果教师能在轻松的语言环境中，给予情感上的肯定，鼓励他们继续用英语来交流，同时又巧妙地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激励他们对自己的言语进行改变，防止口语石化的产生。;

3.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

传统的观点过分强调交际的重要性教育教学论文，认为英语口语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使之能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来成功地应对交际。这种教学忽视了语言既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口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忽略了语言的变化性特征，忽视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不仅仅以交际为目的，更要注重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的发展。在课堂中，既要加强对交际策略，会话技巧等交际能力的培养，也要考虑到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发展，注重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结构等口语基本功的培养，不提倡过分依赖于简化，回避等交际策略。

三、结语

虽然英语口语的石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只要英语教师为学生提供最优化的语言输入，采取正确适当的纠错方式，在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同时，注重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发展，才能有效防止石化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1972.(10)

[2]Selinker, L. RediscoveringInter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92

[3]Brown, H.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4]戴炜栋，牛强.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J.外语研究，1999(2)

篇（5）

一、军旅电视剧出现的原因及类型

综观军旅电视剧的创作，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当代现实题材，中间的过渡类型即军旅年代剧和传奇剧。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一直是军旅题材的“镇山之宝”部队现实题材是军旅电视剧的“精锐之师”，年代传奇剧则是军旅电视剧的“人气偶像”。三类电视剧互为依托，彼此照应，共同支撑起军旅电视剧的文化江山，在当下中国文化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二、军旅年代剧、传奇剧代表作的特点分析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幸福像花儿一样》再到《血色浪漫》，军旅年代剧、传奇剧在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这几部电视剧剧情发生的背景、年代、题材都不尽不同，特点也各有所长，但它们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旅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以及广大受众对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观念。

1、“激情”初现——另类的主旋律表达

2002年烧红了大半个中国荧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延续了一直以来军旅剧鲜明的家国同构模式，从家庭生活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该剧的“激情”具体体现在主角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上，电视剧片头的主色调是鲜艳的红色，伴以红旗飘舞、烈焰燃烧和昂扬的进行曲．字幕打在纪念碑般的石刻上，随后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像——这种视觉构成在直观上将“激情”诠释为革命激情，并把石光荣嵌入了中国革命英雄史的序列当中。这位英雄所负载的“革命激情”也是相当“主旋律”化的，对铷的品质的界定并没有越出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等内涵。但与“主旋律”不同的是，这个剧首先相当成功地借用了“地方特色”，石光荣满口的东北话，不仅一冼“主旋律”字正腔圆的主流味，添加进“现实主义”风格的佐料，而且成功地将其纳入类似《东北一家人》以及赵本山小品等“东北风”中，并相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语言风格结合进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石光荣这个人物也并未以刻板的传统英雄形象出现。而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人性”色彩，包括他在正直无私的同时又不乏夫妻、父子亲情；他英勇善战，而又表现出一种粗野、专断、蛮横的“胡子”风格，同时也具有任性、执著的男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形象的表现始终是在爱情、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展开。换句话说，是对这一英雄形象做了言情剧式的处理。《激情》对“主旋律”另类的表达方式，正在于它在石光荣的革命激情之中加入了大众乐于观看和接受的内容，赋予石光荣丰满的“另类”情感特质，尤其是对爱情的执著。这也是“激情”的另一主要内涵。

2、“花儿”绽放——幸福里嗅出韩剧的味道

《幸福像花儿一样》出自“激情系列”的原著石钟山之手，该剧一改往日军旅剧都是典型的男人剧、英雄剧的特点，把主人公由戎马一生的将军改成了一群文艺兵。因为英雄剧反复推出，难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转型就成为必然。更重要的是，军旅电视剧不仅要满足怀旧的老观众，更要吸引缺少历史记忆的年轻观众。而能吸引年轻人的自然是爱情。《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女主角们都是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剧情也基本与练兵无关，讲的全是爱情和婚姻。而剧中的主要演员选择当红花旦孙俪和殷桃担纲女1女2号，可以说是从军旅剧向青春偶像剧迈出的第一步。

《幸福》主要以几位主角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部队家庭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剧情的“软化”可以说是这部军旅题材剧最大的特点而从整个电视剧情节设置和发展来看，竟可以发现几分韩剧的影子：女l号(杜鹃)单纯可爱，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男2号(林彬)经历丰富，高大帅气，有理想有能力，同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与女1号条件相当，两人于是产生感情，但随即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被迫分开。女1号嫁给了男1号(白杨)，男1号家庭背景显赫，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认真地爱着女1号。而两人婚后并不融洽，女l与男2始终会因为一些小事相遇。并恰好被男1看到，于是矛盾不断，剧情也因此得以开展……虽然故事的最后仍然以一贯的大团圆结尾，但剧中的主要两对主角是否真的幸福仍然备受争议，不过，剧中帅男靓女的搭配、清新的军营舞蹈和浪漫的海边风景以及两位男女主角假戏真做因戏结缘的八卦绯闻却早已将这部电视剧的偶像人气捧到了极致。

3、“血色”年代——众星打造浪漫

《血色浪漫》是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戏，其故事背景定格在1968年至1998年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剧集在忠于原著基础上，更加侧重了浪漫主义情怀。全剧的整个色调其实并没有血色，偏黄，始终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气氛。从一开始的年代，钟跃民等人的父辈们只是以副线的身份参与剧情，主角们仍然是这群军队大院里的顽主们。带着刀插队买票看《白毛女》，在“老莫”偷西餐餐具，在溜冰场调戏单身女孩，在先农坛广场聚众斗殴．?…?一切都具有着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知青戏”部分，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坡令所有的观众都感到失望，而秦岭的信天游，却在此时点燃了人们快要熄灭的心头之火，并成为全剧最明确的一个浪漫的符号特征。

与之前广受欢迎的军旅题材剧集相比，《血色浪漫》有些打破定律，就是从演员阵容上看更为偶像化。男主角的扮演者虽然有影帝的头衔，但对于他，不少电视观众心中却有一个错觉，认为他是“海岩剧捧出来的偶像之一”．在剧集播出之后，有报道指他的演技遭到了某些观众的质疑，认为“原剧本中那个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钟跃民却被演成了一个近乎丧失爱情伦理的‘街痞’，尤其没能诠释出男主人公的阳刚之气．根本不能表现原剧本中这个人物的精神。更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待感情非常单纯，不像其扮演的‘情圣’钟跃民那样油嘴滑舌。总体来看剧中的人物缺乏时代感，言谈举止不像那个年代的做派．一味调侃而没有反映出那一代人的真实精神面貌。”

三、军旅剧偶像化的原因

篇（6）

民族文化传承，是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延续的基本机制，也是维系社会成员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基本生活方式的构成以及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内隐的行为模式等要素的综合体现”，[1] 正是通过传承机制，得以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不断积累，世代相传，最终成为“民族的标志”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既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延续，同时又自始至终地充当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工具和媒介。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往的频繁，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开始出现了双语乃至多语现象，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语言是按一定规则组合的符号系统，被某一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的人们所公认，用以描述他们的客观世界和在其中生活的经历与感受”。[2]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满足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或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双语不仅是各民族的语言使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双语形成、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社会地位、居住条件、社会生活需要等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并决定的。就整体而言，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现象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因其不同的族群归属、迁徙历史、分布格局、通婚交往、等因素，在双语使用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分别属于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群以及明清后迁入的蒙、回、满等民族。这些民族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逃避战乱和异民族的压力，在历史上大多都经历过了长途迁徙，沿山脉水系走向而进入云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使得迁徙民族必然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到所到之处，也必然与当地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最后导致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生交流借用。在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特殊地理环境，各民族在分布格局上也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特点。这种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规律有序的共处格局，必然带来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组合。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同属一个语族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是分属不同语族的民族，只要所处地域相邻近，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相当突出的。例如滇南地区的哈尼族属于藏缅语族，但其语言中却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属于侗傣语族的傣语以及一部分彝语支等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表现出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中的双语乃至多语共存现象。

另一方面，自汉代起，中原王朝就持续不断地对云南进行征伐、开发、移民、屯田，汉族人口不断涌入云南，汉文化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强盛和广泛地传播。至元明清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大量增加并在人口比例上超过少数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并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普及，设立学校、科举考试渐成风气。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少数民族要更快地发展自己，要与其他民族交往，除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出现双语现象的必然性。汉语文不但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自然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所以从两汉时期起，云南就已开始出现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双语现象，而且这种有助于民族发展的双语现象后来又随着历史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至近代时，汉文化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既使用本民族语言又使用汉语的双语现象在这些民族中日益普遍。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双语现象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强化。

二

双语现象是各民族语言接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构成双语关系，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借用另一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沃尔夫假说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这虽然是萨丕尔理论的极端，但不可否认，语言确实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认知的思维定势和传达习惯。双语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单一语言媒介，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同时发挥着作用。

正如索绪尔所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语言是文化符号系统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体系，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无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里，本民族的口头语言是其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无论是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还是歌谣、谚语、戏剧、曲艺，都通过口头语言得到传承与延续。各民族的民族文学都储存于社会成员的记忆中，存活在民间大众的流通上。它以口头语言为媒介，以社会的人为载体，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信息传播，来实现各民族民间文学自身的历时性传延。在这种口耳相传、世代相承的传播活动中，接收者所获得的信息已不仅仅是若干具体的民间文学本身，他们还在其中领会和感悟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诸如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起源、生产工具的发明、婚姻制度的演变、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风物习俗的来历等等。如果把这种口语传播的信息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不仅是各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学，而且其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矩、习惯、禁忌以及上辈人的生活经验、常识、教训，也都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来实现从上到下、由老及幼的信息传承。

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本民族语言及其以汉语为主的异民族语言的双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开始发生变异和分化。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理的相邻和生活生产习俗的相似，异民族语言开始进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例如哈尼族在历史上曾对汉语有过相当程度的借用。明朝以前，作为哈尼族命名方式的父子连名谱系是只有名字而无姓氏的。明朝中叶，中原王朝为进一步控制和同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手段，对当地土司赐予汉姓。滇南的哈尼族土官因倾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首先分别接受明皇朝所赐李、赵、陈、钱等汉姓，并以此作为土司本宗及其所属臣民的姓氏。同时，在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中，部分哈尼族还“以本宗支先祖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为准，再从汉族的百家姓中借用一个同音字作本宗人的共同姓氏”[4]，因此，属于同一个父亲血亲集团的哈尼族成员一般都使用同一个汉姓，并以其作为在“数谱认亲”之外区别不同父亲血亲集团的又一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名词也以借音的形式进入少数民族的语言中，使本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十世纪50年代初，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汉语词汇进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人民、国家、民主、政府、政策、主席、总理、干部、主任、教育、学校、医院、法院、县政府、建设、发展、提高、拖拉机、抽水机等，这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强有力渗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借用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主要是民歌曲调，填上汉语歌词后加以演唱，以配合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征用。民歌中的主要歌词通常用汉语表达，而歌曲衬词则沿用本民族语言的传统唱法，双语并用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有机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也因这种双语形式而得到相应的传承。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国内政治体制、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示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的词汇术语层出不穷，大量汉语借词也随之进入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改革、开放、责任制、承包、包产、交流、考察、公司、开发、电视、音响、摩托、洗衣机、冰箱、光盘、手机、扑克、日历、广告、旅游、沙发、联欢会、奥运会等。配合着这些新词汇的使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形式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在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地区，少数民族用汉语来接待游客，讲解民族风情，用本民族语言来演唱传统的山歌小调，双语现象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发展。

三

从总体上来看，双语现象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们适应社会进步和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借用，在客观上能有效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异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历史、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或者形成“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或者形成“自暴自弃”、“自卑鄙陋”的心态，因而对异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通常表现出或轻视或盲从的片面行为。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因从小接受了汉文化的学校教育，加之就业、外出、交往等活动的影响，对汉语的使用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甚至其中有些人就根本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轻视、排斥，以至丢失。

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和汉化程度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接受异文化的程度不同也会在语言文字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从本质上看，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它通常表现为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文化认同感的强弱对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而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其既对本民族文化持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又对汉文化加以积极的吸收借取。然而单就其语言使用来看，则不论该民族的开放程度如何，也不论其对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如何，吸取借用异民族语汇的程度如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及其内部之间的交流，都一定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尽管汉文化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社会成员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仍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滇南哈尼族村寨中的年长一些的村民普遍认为，是哈尼族人就应该讲哈尼话，这是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决不能忘记。对于那些因环境原因而不会说哈尼话的哈尼人，村民们心中是极为不满的。正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始终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所以其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传承。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双语使用只是民族交流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关键还在于通过双语的教育及使用来确实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文化归属感。只有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少数民族成员才能客观地认识和看待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影响，也才能正确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从而自觉地对本民族文化加以传承。

注释：

[1]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2] Porter， R. E.， & Samovar， L. A.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reader （8th ed. ） Belmont， CA： Wadsworth. Pp5-6.

篇（7）

城乡文化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建设取得了可持续地进步和发展。但是，在这些进步和发展背后还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严峻，其中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不仅没有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根本改善，反而有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城乡经济社会之间，也体现在城乡文化之问。

而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进而统筹城乡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以达到城乡文化政策的一致性、文化资源的互补性、文化发展的互动性、文化权利的平等性。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还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生活在农村区域的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都能够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胜利成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这也是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最后，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我国当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巨大的挑战，它不仅囊括了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设，同时也包涵了农村文化建设，要求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建设统一协调地向前推进。

因此，在“十二五时期”，应积极加快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步伐，着手开展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资源进农村的联谊活动，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融入农村，进而拉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并且，应发挥出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功能，打造具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村进步的新文化产生，就无法培育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构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路径。

当前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文化建设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长期稳定的组织保障系统

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不力，除了经费原因以外，还体现在管理制度“缺失”：首先，农村文化管理体制模式严重滞后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需求。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上级主管部门自然而然对农村居民区域内的文化建设需求缺乏真实了解，其合法的文化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其次，在各级政府加快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农村中的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尚未建立。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对于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加快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相反，对于农村文化建设仅仅看成一种“软规定”，农村中的各类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几乎没有构建，加之文化建设的“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且不能短期见效，各级政府也就“无心”构建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因此造成上级政府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无法得到实际地贯彻和落实。总之，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在管理体制和权益保障组织系统等“缺失”已经非常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援助机制缺乏，农村文化人才不足

在“十”报告，总书记曾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统筹城乡文化的发展力度，增强农村文化发展的活力，进一步缩小城乡文化的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表明，在当前，重点加快农村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支援农村文化建设是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我国在城乡建设上长期以来受“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了“分割”局面，即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机制，二者在政策、资源、发展方向等呈现不同趋势。并且，多年以来，各级政府都未重视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反哺”机制，因此，在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援助机制一直没有正式建立。虽然近几年也有一些高校暑期自发成立的“三下乡”服务队，但是其服务形式不具有持续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对农村各方面建设的作用很有限。此外，我国农村文化人才十分缺乏。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条件差、待遇低、机会少，制约了农村的文化人才引进，而现阶段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人才需求量大，人才供需失衡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三）思想观念落后，忽视农村文化发展

据《2009年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仅占全部公共开支的0.35%左右，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通常将公共财政的1%左右投入到公共文化的开支中。而在我国，这些公共资源经过“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能实际投入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资源又有多少，其投入比例也就不难想象。城乡文化之间的投入差距之间加大了城乡文化发展差距。除此之外，导致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传统观念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长期形成的“重城轻农”的思想意识，“重城市文化建设，轻乡村文化建设，注重农村经济投入，轻农村文化发展”，未能树立良好的城乡文化协调发展观。这样难免会使农村文化建设陷入一个死循环，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也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四）城乡文化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文化资源整合度和文化成果共享度较低

在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统一市场成长缓慢，城乡文化资源相对分散，文化资源的整合度和文化成果的共享度都比较低。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大量低俗文化产品充斥农村。如盗版影碟流行、低俗文化娱乐场所众多、无证经营的游戏室和黑网吧泛滥等等。这些都与相对良好的城市文化市场管理形成强烈的反差；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文化资源分布较为分散，利用率低。由于对文化基础设施投入较少，农村的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偏远农村还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先进的文化基础设施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文化成果在城乡之间共享度很低，城市的先进文化受经济条件与生活习惯的限制，难以在农村立足，而优良的农村文化也难以在城市传播。

实现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一）创新农村文化管理服务体制，建立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组织保障机制

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党和国家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工作（曹锦扬，2009）。同其他工作一样，统筹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建设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与管理。只有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管理机制，才能切实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由于旧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决策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要求，很有必要对文化领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着手打造“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落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的管理服务机制。同时，由于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不是“临时行为”而是长期战略，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渐把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纳入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内容之中，作为个人和单位“创佳争优”的条件之一，进一步落实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把农村文化建设法制化和制度化，从组织上保障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大农村文化人才培养，建立农村文化发展对口援助机制

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是加快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而要走出农村文化人才短缺的困境，就必须加强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外部引进工作。其主要措施首先，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其工资待遇，改善其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充分调动他们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能动性，留住农村现有的文化人才：其次，各地政府加快做好高校毕业生人才向农村的“输送”工作，鼓励毕业大学生扎根农村，奉献基层，助农村文化建设一臂之力。要尽快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改善，除了加大农村人才培养和挖掘之外，还要继续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援助工作，通过制定相关援助政策，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等“三下乡”活动，通过积极构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对口支援活动，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对口帮扶计划，建立健全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对口援助机制，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援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实现。

（三）提高农村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多元文化资金投入机制

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导，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投入，切实保证城乡文化建设所需经费，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根本举措和有力保障（刘文俭，2005）。各地政府应建立市、县（区）、乡（镇）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地方政策以保障农村文化建设措施切实有效的执行。要实现政府公共财政在文化建设中得以充分应用，可将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刚性化，依照教育和卫生的相关政策，把城乡人均公共文化享受的额度制度化，并严格予以落实。针对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逐步提高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的比例。同时，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使各级政府官员解放思想，切实改变“重投入轻效果、重经济轻文化，重城市文化建设，轻农村文化建设”等传统观念，在各级政府官员中贯彻“文化发展也是生产力”的先进理念，提高自身对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另外，在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投资倾斜的同时，应积极吸收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到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来；各级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建立健全多元文化资金投入机制，扩大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四）整合城乡文化资源，建立文化成果共享机制

篇（8）

[1]杨明.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科技与企业，2012，18：63.

[2]王宇峰，于洪东，杨蕾.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1：231.

[3]郑梦溪，李毓书.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9：256.

[4]于宝成.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0：191.

[5]艾尼凡尔·玉苏瓦洪.思考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民营科技，2014，08：121.

参考文献：

[1]杨明.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科技与企业，2012，18：63.

[2]王宇峰，于洪东，杨蕾.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1：231.

[3]郑梦溪，李毓书.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9：256.

[4]于宝成.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0：191.

参考文献

[1]王剑.基于生态化理念的城市设计规划分析[J].江西建材，2014，21：21.

[2]孙晓红.解析城市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J].江西建材，2014，22：21.

[3]王新会.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环境因素考量[J].江西建材，2014，22：35.

[4]魏晶晶.浅谈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J].价值工程，2014，29：142-143

参考文献：

[1]钟庆泽.浅议生态化城市规划设计及管理探究[J].房地产导刊，2014，（28）：12-12.

篇（9）

关键词：文化消费包装设计文化特征

文化已经逐步渗透于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方方面面，正逐步形成一种文化消费现象，使现代的社会生活和消费市场变得丰富多彩。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文化消费圈正在不断扩大，文化消费正在逐步成为当今时代的消费时尚。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正在潜意识中被改变，其消费已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购买意义上，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消费。要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商品包装的文化设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设计为“人”服务，设计以“人”为本，文化消费毕竟需要具有文化品位的设计来支撑。

一、“文化”移入与“文化”消费

所谓“文化”，可以从广义、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狭义的文化理解是特指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文字、知识、教育、信仰、艺术、道德、思想、法律等。广义而言，其内涵更为广泛，既包括精神财富又包括物质财富，即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并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中繁衍出来的文明，其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产品包装设计作为视觉传播的一种形成，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消费商品的同时，也在消费文化。当今人们崇尚名牌，追求时尚，认老字号等消费行为，就是人们对文化的心理需求的反映。

马斯洛研究的“人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的生活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大致为：实质利益的需求——实质利益为主、心理利益为辅的需求——心理利益为主、实质利益为辅的需求——心理利益的需求。

心理利益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文化消费。设计师只有了解并把握消费者需求上的发展变化，才能切实做到设计为“人”服务，设计“以人为本”。文化消费圈的不断扩大，文化消费的时尚流行已经说明文化消费时代正在来临。包装设计要想适应文化消费时代的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包装设计的文化特征。

二、包装设计的文化特征

设计来源于生活，设计文化当然离不开社会文化生活环境。设计师在设计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设计某一形式，而是设计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新的文化。因此包装设计不仅要考虑设计的形式，更要充分考虑设计的文化因素。就包装的文化因素而言，一般包括商品文化风格、使用者的文化心理、生活文化习俗以及使用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情缘等。

健全的包装设计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包装设计文化的这种民族性的区域特征主要表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不同区域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既有稳定性、保守性的一面，同时也在自身的对立统一中不断更新、发展着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绝不能囿于自我中心的意识之中，走上民族本位化的道路；否则，必将绝于自身的弹丸之地。

要建立本国的设计文化特征，必须把设计融入到世界文化的交流之中，融入目标市场的文化之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和美学价值，文化的视点表现在“设计什么”和“为什么设计”上，所以要“全球行动”“本地思考”。

设计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要建立包装设计的文化特征还必须把握其时代性时尚特征。设计是紧随时代重在观念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便走上了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该民族文化分别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时代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包装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这是因为包装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代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们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其时尚性。不能把今天或昨天的标准当作绝对的、唯一的标准，对于历史的设计文化的评判必须认识到本身就是历史的，每一时代的包装设计文化都有其绝对的内容，都有自己的观念体系，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状态，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都相应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就不能对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每一个民族的包装设计文化形成一个设计文化系统，每一个民族的一定时代的包装设计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而不同的包装设计文化系统里都包含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也包含了一些不同的文化因素。前者表现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普遍性，后者表现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殊性。而每一民族的包装设计文化，又都有其人类性的部分。包装设计的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是辩证统一的包装设计文化观。

民族性的形成和发展，大都以时尚为依托，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意味着时代的选择，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的价值取向上，传承是本原，超越应是其走向。设计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周围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同时看到设计同各门学科的密切关系，从而自觉地更新和扩大我们的知识，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促进包装设计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我国的包装设计无论是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方式、社会组织方式、设计方法以及设计形式等许多方面，都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多方位吸收、更新，以建立健全一个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新的包装设计文化系统。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是我国包装设计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关键所在。

结语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真正合理的、科学的设计，应该是人性化的设计，同时必须是人文化的设计。所谓“人性化”，就是注重人的本性，回归人的本体；所谓“人文化”，就是注重历史和文化的传统。“现代设计的核心是人，产品是反映物质功能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和值的统一。”因此，包装设计不但要在外在艺术形式以及内在功能效用上进行极尽自由精神的探索，而且必须体现人文社会价值观念的制约与引导。设计作为生活方式的创造者，体现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要求，承载着人类文明延续的角色。设计的明天将是“文化”驱动。

参考文献：

篇（10）

二、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很多应用都是简单地将传统吉祥文化元素照搬，很难与现代环境相协调，给人以刻板的印象。由于传统吉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隐性语言，因此需要研究传统吉祥文化的组成元素，需要深入挖掘传传统吉祥文化的内涵，将其隐藏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思想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谐自然地相融合。

（一）图形的重构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图形、纹饰和符号。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需要以创新性的形式运用吉祥图案元素，重新构图整合成新的图形，以融入时代特性。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吉祥图案的主要手法有分解转化、打散再构和变形。分解转化是指，根据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主题，将吉祥图案进行分解、提炼，创造出新的图案；打散再构是对吉祥图案的原型进行分解、移动、切割、变换位置，重新构成图案；变形是指，运用现代审美观对图案进行整体或局部改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将传统吉祥图案按照现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重构，以满足现代设计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如家居设计中最常见的玄关，通常采用回纹以起到装饰、分隔空间的。回纹在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中代表富贵不断。玄关中的回纹经过了放大变形，以减少材料使用，同时满足玄关的功能要求，并且富贵不断的寓意也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融合吉祥思想

篇（11）

    由于电视是先进的电子传播技术的实际应用,是一种集声音、图像、色彩于一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直观形象、逼真立体的特点。电视新闻与广播、报纸等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比较,它的娱乐化程度处于领先的地位。“电视这一现代传播媒介与生俱来的具有对娱乐的亲和力,它继承了广播和电影在这方面的特性,加上它分别弥补了广播和电影在表达和传播方面的缺陷,这使得人类在视听和接受上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而这种要求首先是娱乐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