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术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肾移植术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艺术教育的方法

（一）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在语文课上渗透艺术教育

中职学校大都配备了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对生动形象的语文课而言，多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用多媒体教学，不仅增大了课堂容量，也为艺术教育提供了便利。只要教师挖掘教材，制好课件，在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渗透。中专语文教材内容丰富。《荷塘月色》《牡丹的拒绝》等现代文名篇，文美景也美，利用多媒体教学，既可以领悟文学美，又可以感受绘画美、音乐美，让学生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提高审美情趣。经过精心设计的文言文教学课件，那古色古香的背景图，散漫缠绵的古典音乐，端庄大气的隶书，加上沉着浑厚的朗诵，让学生觉得自己正手持汉简，身着长袍，从唐宋元明清的悠悠历史长河中走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荡涤着他们的心灵，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亦诗亦画的诗词曲赋，发人深省的小说戏剧，这些内容都可以以课件形式展示出来，既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提高语文能力，又可以进行艺术的熏陶，潜移默化地进行艺术教育。

（二）结合教材内容，渗透艺术教育

中专语文教材中许多内容本身就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可以让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学习艺术欣赏，体会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并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情趣。

1.结合教材内容，渗透音乐艺术

从篇篇入乐的《诗经》到后来的汉乐府、诗、词，音乐和文学就一直相互融合。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也能体会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中职语文教材中有许多与音乐相关的课文，像王蒙的《新疆的歌》和陈刚的《音乐就在你心中》，都是写对音乐的认识和感受。教学中，只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学习是不够的，还应该让学生亲耳去听，亲自去唱，用心去领会，才能真正体会音乐的魅力。当我们在课堂上将纯粹的新疆民歌《黑黑的眼睛》播放出来时，学生才能深切体会新疆民歌的特点，发自内心地感受那个名族独有的热情、忧郁和智慧。当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教室里悠扬飘起的时候，同学们已经被带入了音乐的殿堂，跟随陈刚的脚步一起竖起“三只耳朵听音乐”。在音乐的熏陶下，学生也会努力做一个真、善、美的人。在诗、词、曲、赋的教学中，无论欣赏背景音乐，还是当堂学唱配乐的诗词，都能让学生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培养音乐兴趣，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当然，最好能以音乐教育为契机，鼓励学生听音乐，爱音乐，养成在阅读中倾听，在倾听中阅读的好习惯。

2.结合教材内容，渗透绘画艺术

西蒙尼德斯说：“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文学作品讲意境，绘画也讲意境，那么，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绘画艺术就很容易了。在诗词教学和部分散文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内容，体会感情，领会意境；并根据课文内容构思画作，完成一幅绘画作品。通过绘画，王维诗歌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新画面，柳永词中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独特意境，朱自清笔下那清幽的荷塘、淡雅的月色，都形象地呈现在画纸上。借助语文课堂，我们把文学作品转化成绘画作品，在“诗情画意”里，让学生感受到真实的艺术美，并渴望用绘画来展现自我，表达内心。

3.结合教材内容，渗透戏剧、电影、书法等艺术

在剧本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掌握剧本知识，并了解戏剧、电影的相关知识，观看由剧本编演的视频，参与课本剧编演，借此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提高鉴赏能力，激发创作欲望，。同样，学完、苏轼的诗词，可以带领学生欣赏他们的书法作品，让学生享受豪放洒脱的诗境和激昂雄浑的书法相得益彰的视觉美，接受书法艺术的熏陶。在日常教学中，也可以结合课文，帮助学生了解书画知识，观看书画作品，完成自己的书法作品。还要激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练习书法，把字写得更漂亮，更具艺术美。其实，如果我们留心，教材中与摄影、雕塑、建筑、工艺等有关的内容都可以被挖掘出来，成为艺术教育的素材。

（三）在语文活动中渗透艺术教育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把语文学习跟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还为学生表现自我个性提供了一个艺术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发挥艺术特长，接受艺术教育。无论是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还是课本剧编演，都需要同学们参与进来：布置黑板，设计场景；为自己的节目选配背景音乐，构思表演形式，甚至制作道具、幻灯片。在活动过程中，我们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艺术细胞，让艺术成为了学生的自觉行为，将艺术教育落到了实处。在辩论会、书法比赛、手抄报比赛、讲故事比赛等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中，同学们既动脑又动手，既展现个人风采又体现协作精神，文学美、绘画美、音乐美，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

篇（2）

自1991年元月至2001年12月接受同种异体尸肾移植术高龄患者36例，其中男28例，女8例；心脏扩大，心胸比〉0.5者31例，占85%；肺淤血16例，占44%；心律紊乱8例，占20%；心包积液10例，占27%；糖尿病肾病1例，占0.2%。

2结果

2.1并发症转归

本组术前心胸比〉0.5的31例中，二月复查心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心胸比低于0.5有29例（93%）。

肺淤血、心包积液、心律紊乱患者在出院时全部治愈。

糖尿病肾病患者出院时尿糖基本恢复正常。

2.2成功率

本组患者36例出院时肾功能均恢复正常。

3护理

3.1根据老年患者的生理特点护理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各系统、器官功能逐渐减退，主要脏器的代谢能力和机体储备能力及营养状态逐步下降，对“手术侵袭”的反应和处理能力也减弱。因此，术前对高龄患者应进行充分的术前准备，深入病房详问病史，仔细检查和观察，正确估计手术耐受力，术后根据合并症评估危险因素，预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制定护理计划，进行针对性护理。

3.2对于腹水较多的患者,术中在麻醉医师的监护下,间断放腹水,避免术后因腹水造成呼吸困难及胃肠功能不佳,进入ICU后密切观察病情。

3.3注意心肺功能的监测及护理

术后回ICU立即吸氧，监测中心静脉压，必要时给予心电监护，根据尿量和中心静脉压补充液体，尿量每小时超过300ml，适当补充碳酸氢钠和钾，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严格掌握输液速度，以免液体过快加重心脏负担。对于尿量少，有可能补液过多造成心衰的患者，预防性给予强心药物，防止心衰的发生。

3.4对于术后低血压者，应用多巴胺升压，（0.3~0.5ug.kg-1/min)扩张肾血管，防止休克肾发生，扩容补充胶体，及时找寻及消除血压下降的因素。

3.5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严密监测，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师进行处理。

3.6对移植肾急性肾衰的患者，按急性肾衰的处理原则，适时透析治疗，严格掌握入水量，等待移植肾功能的恢复。

3.7预防肺部并发症

注意肺部听诊，连续监测血氧饱和度（SO2)的变化。做好肺部体疗，协助病人咳嗽、咳痰。术后平卧6小时后摇高床头，不易咳出分泌物时应采取拍背辅助咳嗽、排痰或用雾化吸入等方法清理呼吸道保持通常。

3.8皮肤护理

协助病人翻身每2小时1次，并定时给予按摩骨突出部位以促进血液循环。也可用气垫床。保持床铺清洁干燥，更换床单时注意动作要轻柔，以防埙伤皮肤。

3.9预防静脉血栓的形成

高龄也是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高龄患者由于术前活动减少，术后制动且合并心肺功能减退导致静脉血流缓慢，因此鼓励患者在床上活动各关节。我们编制了四八拍床上活动操，每班护士协助病人做1~2次。

3.10饮食指导

术后饮食因人而异，因病制宜。嘱患者进食高热量、高蛋白、高纤维素、富含多种维生素的食物。如：面粉、米粉、鱼、瘦肉、新鲜水果和蔬菜。少吃脂肪类食物。如：肥肉、煎炸的食品[1]。高龄患者由于年龄大，钙质流失严重，形成骨质蔬松，还应补充钙。如：牛奶、豆浆等。糖尿病患者应选用优质白蛋白饮食。如：动物食品中的奶类、禽蛋类、水产类的蛋白质营养价值高，利于保护肾脏。

3.11康复指导

患者由于长期疾病的折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高龄病人,在护理过程中,针对影响病人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采用个别讲解的方式向病人介绍术后注意事项、常见并发症防治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帮助病人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2]

篇（3）

1.1一般情况：7例尿瘘病人，其中男5例，女2例，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60岁。输尿管—膀胱吻合口瘘6例，输尿管部分坏死1例，总发生率3.5%。

1.2临床特点7例尿瘘病人发生尿瘘的时间均在移植术后一周内，其中3例诱因为腹部突然用力（排便、坐起用力不当）。2例手术探查为输尿管被引流物、血块等压迫，导致坏死。1例为排斥反应。1例为供肾有多支血管畸形结扎肾上下极副动脉，导致缺血坏死，引起肾盏尿瘘。患者均出现切口渗尿，其中阴囊或大水肿，经尿道排尿明显减少，部分患者自觉移植肾区疼痛。三例尿瘘有局部包块。三例尿瘘后出现发热，其中1例体温达38.5℃以上。其于两例为低热。

1.3方法与结果7例患者中经过留置尿管引流与尿瘘处充分引流,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有5例切口渗尿逐渐减少,切口愈合。两例经保守治疗五日无效，且伴发热，经过手术探查一例为输尿管—膀胱吻合口瘘并感染，一例为输尿管部分坏死并感染。两例患者经过手术积极清创，再次吻合输尿管—膀胱（其中输尿管部分坏死者行膀胱瓣输尿管下段成形术）、抗感染等治疗手术后两周内痊愈。

2讨论

肾移植术后尿瘘是肾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由于其极易导致移植肾与肾周感染,对肾移植成功率有较大的影响。早期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护理工作是提高移植肾成活率的关键。

2.1密切观察病情及刀口情况护士应密切观察病情,监测血压、移植肾区情况及引流量的变化。指导患者术后7日习惯于床上大小便,女患者小便用女式小便器,以免频繁上台臀部,不断腹肌用力,造成输尿管膀胱吻合口再次撕裂。术后8—14日内协助病人床旁称体重，尽量减少腹肌用力。护士定期查看刀口情况,根据上面临床特点必要时进行B超检查可见移植肾周积液,切口渗出液检查肌酐、尿素氮浓度与尿液大致相同,一旦明确诊断应及时处理,留置尿管低负压充分引流。

2.2引流管的护理引流管要妥善固定防止脱落,护士定期积压引流管，保证充分引流通畅。引流管勿超过身体高度,防止逆行感染.负压应保持在5—10cmh20之间。每日更换引流管、引流袋。负压吸引装置应两日更换一次。观察引流液的性质、量、颜色并记录。若发现引流量过多或颜色变红应及时通知医生。拔管时间不宜过早,一般为20日左右。

2.3切口适当加压放置引流管后应用腹带给予移植肾区适当的压力以减少吻合口周围间隙。有利于切口愈合。

篇（4）

1997年8月至今我院共行尸肾移植263例，选择性应用OKT384例，其中预防性用药35例，治疗性用药49例。预防性用药3—5日，治疗性用药5—7日。

二、应用方法及副反应

生理盐水100ml+OKT35mg+DXM5mg静脉滴入或生理盐水50ml+OKT35mg+DXM5mg微量泵泵入，时间为30分钟到2小时之间。主要的副反应为寒战、高热、恶心、呕吐、腹泻，严重时出现呼吸困难和急性肺水肿。实验室检查一过性SGPT升高，粒细胞减少等。

三、观察指标

1、临床观察：患者的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皮肤、尿量、恶心、呕吐、大便的次数和性质，以及移植肾脏的大小与硬度情况。

2、化验及生化指标检查：血、尿、便常规，电解质及肾脏功能指标，每日检查一次；肝功能检查每周三次。

3、免疫指标的监测：每周监测玫瑰花结三次。必要时测定CD3、CD4和CD8值。

4、感染方面的监测：定期做各种排泄物如痰、尿、便涂片和培养。

四、结果

84例患者两组用药经过对症处理和细致的护理均痊愈出院，无一例出现并发症。

五、讨论

OKT3为抗人T淋巴细胞T3抗原的单克隆抗体，与人类T细胞CD3抗原识别构造特异性反应，并通过CD3复合物作信号传递，阻断T细胞功能，从而阻断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同时，OKT3作为异体蛋白进入人体，释放出多种细胞因子作为内热源致热源刺激机体，产生发热，毛细血管扩张，血浆外渗等病理反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给予恰当的治疗与护理，提高移植肾成功率，可取得满意的疗效。护理措施如下：

1、密切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

设专人护理，严密观察患者的体温、脉搏、心率、血压、呼吸、皮肤、尿量、大便次数及性质，呕吐物的颜色、量并认真做好特护记录。体温超过39℃给予物理降温，冰块置头部、腋窝处，并经常观察皮肤的颜色有无皮疹及血运情况，必要时给予冬眠合剂或地塞米松10mg静脉推注。腹泻严重者注意补充电解质及防止脱水，注意肛周的护理，局部可涂氧化锌软膏。

2、肺水肿、呼吸困难的护理

肺水肿是严重的并发症，应给予高流量、30%酒精湿化3—5升/分，病人取端坐位，保持呼吸道通畅，定时翻身叩背作肺部体疗，防止肺部感染。若尿量少于1000ML/日或体重超过干体重2KG以上者，应及时给予利尿药物，适当脱水。维持液体出入平衡。

3、加强饮食护理

患者高热、胃肠消化功能差，分解代谢却加快，况且有腹泻，应鼓励患者进流质饮食，注意补充维生素和水分、碳水化合物。如新鲜蔬菜、水果、鸡蛋、瘦肉及鱼类等。

4、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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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情况：7例尿瘘病人，其中男5例，女2例，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60岁。输尿管—膀胱吻合口瘘6例，输尿管部分坏死1例，总发生率3.5%。

1.2临床特点7例尿瘘病人发生尿瘘的时间均在移植术后一周内，其中3例诱因为腹部突然用力（排便、坐起用力不当）。2例手术探查为输尿管被引流物、血块等压迫，导致坏死。1例为排斥反应。1例为供肾有多支血管畸形结扎肾上下极副动脉，导致缺血坏死，引起肾盏尿瘘。患者均出现切口渗尿，其中阴囊或大水肿，经尿道排尿明显减少，部分患者自觉移植肾区疼痛。三例尿瘘有局部包块。三例尿瘘后出现发热，其中1例体温达38.5℃以上。其于两例为低热。

1.3方法与结果7例患者中经过留置尿管引流与尿瘘处充分引流,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有5例切口渗尿逐渐减少,切口愈合。两例经保守治疗五日无效，且伴发热，经过手术探查一例为输尿管—膀胱吻合口瘘并感染，一例为输尿管部分坏死并感染。两例患者经过手术积极清创，再次吻合输尿管—膀胱（其中输尿管部分坏死者行膀胱瓣输尿管下段成形术）、抗感染等治疗手术后两周内痊愈。

2讨论

肾移植术后尿瘘是肾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由于其极易导致移植肾与肾周感染,对肾移植成功率有较大的影响。早期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护理工作是提高移植肾成活率的关键。

2.1密切观察病情及刀口情况护士应密切观察病情,监测血压、移植肾区情况及引流量的变化。指导患者术后7日习惯于床上大小便,女患者小便用女式小便器,以免频繁上台臀部,不断腹肌用力,造成输尿管膀胱吻合口再次撕裂。术后8—14日内协助病人床旁称体重，尽量减少腹肌用力。护士定期查看刀口情况,根据上面临床特点必要时进行B超检查可见移植肾周积液,切口渗出液检查肌酐、尿素氮浓度与尿液大致相同,一旦明确诊断应及时处理,留置尿管低负压充分引流。

2.2引流管的护理引流管要妥善固定防止脱落,护士定期积压引流管，保证充分引流通畅。引流管勿超过身体高度,防止逆行感染.负压应保持在5—10cmh20之间。每日更换引流管、引流袋。负压吸引装置应两日更换一次。观察引流液的性质、量、颜色并记录。若发现引流量过多或颜色变红应及时通知医生。拔管时间不宜过早,一般为20日左右。

2.3切口适当加压放置引流管后应用腹带给予移植肾区适当的压力以减少吻合口周围间隙。有利于切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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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肾移植病区择期行肾移植手术的132例病人为研究对象，男性72例，女性60例，年龄19-57(中位数37)岁。以不同病区为单位随机将病人分为实验组58例，对照组58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病人年龄无差异(F=0.029，P＞0.05)；采用χ2检验分析两组病人文化程度及职业无差异(χ22=9.635，P＞0.05；χ2=13.451，P＞0.05)。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腹部手术病人健康教育评价指标项目表[5]：该项目表参照美国MarionandMeriolean的2000年护理评价分类系统(NursingOutcomesClassification,NOC)及国际通用的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体系，是以健康教育“知、信、行”理论为基础，以一般评价标准与具体评价标准构成系统框架，结合临床实际制定的[6]。2003年由国内学者包家明等[5,7]引入，经信效度测定，已广泛应用于我国腹部手术病人健康教育的评价研究中。它包括病人的基本情况及健康知识、健康信念、健康行为3个方面的42项指标项目和4个效果等级。其中健康知识23项包括疾病知识项目1项，即发病因素、症状、常见并发症、危险因素、治疗方法。手术前检查项目2项：1)体格检查、心电图、胸部X线、超声波检查；2)三大常规、肝肾功能、生化检查。术前准备项目7项：1)手术方法和麻醉方法；2)手术用药(如镇痛药、等)；3)备血目的、血的来源；4)个人卫生准备(包括皮肤、肠道的准备)；5)禁食时间及要求；6)贵重物品保管（如饰物、假牙等)；7)术后特殊卧床方法、床上大小便训练。手术环境及时间项目4项：1)手术小组成员；2)手术时间及等待地；3)手术准备室、手术室及手术恢复室环境；4)手术所需时间及术后麻醉清醒的时间。术后镇痛方法项目3项：1)疼痛程度及持续时间；2)药物镇痛方法(如麻醉镇痛包、止痛药物的使用方法）；3)非药物镇痛方法(如加压法、放松疗法等)。术后功能恢复项目4项：1)有效咳嗽、咳痰方法；2)早期床上活动及下床活动方法；3)术后各阶段功能锻炼方法及进程；4)自我照顾(如饮食及生活起居护理、伤口护理等)。术后进食项目2项：1)进食时间及方式；2)饮食调理过程(流质、半流质、普通饮食调理过程)。此外，还包括健康信念8项；健康行为11项。效果等级判断：健康知识项目判断为四个等级：明确(全部能叙述、描述或演示)、比较明确(大部分能叙述、描述或演示)、不够明确(少部分能叙述、描述或演示)、不明确(全部不能叙述、描述或演示)；健康信念及行为项目判断也为四个等级：积极(全部能主动参与或执行)、比较积极(大部分能主动参与或执行)、不够积极(少部分能主动参与或执行)、不积极(全部不能主动参与或执行)。

1.2.2实施方法

对照组：接受传统的肾移植围术期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时间、内容、方式等方面均没有明确规定，在病人出院后7d内由责任护士对病人进行满意度和评价指标的调查；实验组：接受专门针对肾移植病人的健康教育计划，该计划是笔者在全面评估肾移植围术期健康需求的基础上制定[8-9]。宣教时间包括入院时、手术前、手术后、出院时四个时间点；宣教内容包括饮食、生活、疾病、药物四个方面；宣教方式包括床旁讲解、健康讲座、发放资料等；宣教的理论参考为以肾移植围术期住院日为横轴，健康教育相关内容为纵轴，自行编写的“肾移植围术期健康教育计划指南”书籍[8-9]，由接受过专门培训的护士进行围术期健康教育工作。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1.0软件处理，对健康教育效果评价采用非参数统计及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健康教育知识的评价结果

两组23条相关健康知识内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健康教育信念的评价结果

两组对手术及治疗有信心、寻求术后康复信息的意愿、寻求术后康复知识的意愿这三个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χ2=10.44，19.45，21.21，均P＜0.05)。2.3两组健康教育行为的评价结果两组寻求术后活动方式、寻求控制疼痛方法、伤口自我检测及沐浴、更衣项目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变病人不健康行为，健康教育计划实际就是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的时间表和计划表[10]。它为护士提供了一个具体可参考的健康教育计划，可促使医护人员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护理和康复的知识信息，增加患者的依从，提高患者满意度[11]。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全面评估肾移植围术期健康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的肾移植病人的健康教育计划，能显著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在健康教育知识的评价结果中，两组23条相关健康知识内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该健康教育计划实施方案基本符合肾移植围术期病人的健康知识的需求，这也与该健康教育计划的制定是依据肾移植围术期健康教育的需求相一致的[8-9]。其中，两组手术环境知识项目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这项内容在常规的健康教育内容中很少涉及，以往认为手术环境的宣教与病房护士无关。而事实上手术室陌生而又充满神秘感的环境是术前病人十分想了解的知识，在我们进行肾移植围术期健康需求的调查中，这方面的需求也一直排名靠前[8-9]。两组术后恢复及饮食的相关项目也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这与在对实验组进行的肾移植健康教育计划实施中，在围手术期四个宣教时间点均重点强化术后活动、自我护理知识，并针对性的发放相关饮食手册有关。

在健康信念的评价结果中，两组表达自我感受项目没有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积极和比较积极的选项中所占比率均在70%以下，可能与肾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复杂多变，病人很难充分把握有关。对手术及治疗有信心、寻求术后康复信息的意愿、寻求术后康复知识的意愿项目有显著差异或极显著差异(P＜0.05或＜0.01)，这说明肾移植病人对康复知识的需求及手术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对家属及医务人员的依赖项目没有显著差异(P＞0.05)，分析原因还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及现行医疗保障体系下，绝大部分围术期病人的照护还是主要依赖家属有关；而对医务人员的依赖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积极和比较积极的选项中所占比率均在90%以上，这也与文献[12-14]报道相一致：与其他健康教育的提供者比较，肾移植患者更希望能从专业人员得到能解决健康问题的相关知识；最受肾移植患者欢迎的是教育获得方式，它与医务人员的沟通有关。两组愿意接受术后康复锻炼及对社区医疗服务的信任项目没有显著差异(P＞0.05)，主要原因还是与目前国内普遍缺乏专业的与移植相关的康复锻炼服务，而目前的社区医疗不够完善，在涉及器官移植等专科性比较强的医疗社区服务方面还非常欠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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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各国为谋求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都把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改革发展之上。20世纪末期，中国高校掀起了“素质教育热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素质教育提到了教育改革的重心地位。教育哲学研究出现了向人文主义传统复归的倾向，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化为培养创造能力的教育。可以这样说，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日趋多元化，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创造能力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方面，而完善的人格，鲜明的个性，审美意识的强化，丰富的内心情感，同样也是现代人才的特点之一，也是现代教育改革的着眼点，也是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传统文化艺术学科对培养人的创造力和形成完美的人格，有着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作用。即是着眼于时展要求，和各国教育改革的趋势所做的皆具有前瞻性的决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历史使命。作为全国高职示范性院校，更要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发挥我们的优势和特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祖国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高校素质教育如何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可以从以下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在设计类专业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营造学生文化艺术氛围。

选择艺术设计专业类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学、书法、绘画等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从而为专业学习提供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包罗万象，包括传统文学、民间文艺、传统书法与绘画等。在“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促使当代大学生去自觉地关注社会与人生，自觉地去思索中国的焦点和热点。它包含的还有人生观与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它的社会作用更能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在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国画，还是国乐，书法的创作者及其作品，都深含着一种灵魂与神韵。它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而高超的创作才艺，同时，也蕴含创作者的思想境界与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性极强的代表。通过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从中感受作品表现的自然美，感受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评价态度，感受作品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力量，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高尚情感的熏陶，使人变得高尚、积极。因此，它们的作用除供人鉴赏，瞻仰，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人修身养性，提升境界。

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多地承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熏陶与撞击。无论是对生存状态的忧虑，还是自身情感的把握，都可从传统文化精神意蕴和审美心理与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相结合入手，努力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感受，融入作品所构造的情境之中，在作品中表达出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感受力的可视性传达。

第二，选择非设计类专业在专业教学外吸取传统文化艺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在非艺术设计专业类素质拓展教学或选修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例如：在美术欣赏课中，无论讲到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殷商时期的青铜，从战国时期的器皿、帛画到汉代的雕塑画像石，从唐宋的绘画到明清的瓷器，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木版年画、建筑、纹饰、戏装、面具等等，充分体现了恢弘灵巧，简约精致，工整娟秀等多种手法。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都会触动学生深切感到我们民族的勤劳、聪慧、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自然而然会产生自豪感、爱国主义情感和奋发向上的进取激情。去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因课程内容丰富、具体，加之图文并茂，兴趣会油然而生，深受学生欢迎。又如在素质拓展教学中融入有关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及事例，这有助于铸就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儒家思想、孔孟研究、庄子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等，广泛地进行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使学生继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己克己、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塑造他们健康的人格。为所学专业提高丰富理论依据、创造力和想象力。

第三，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座，为大学校园开辟新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在教师中形成一个素质教育团队，这对于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很大的影响力。教师具有了全面素质，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左右逢源”，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不同兴趣爱好学生的要求。才能培养学生广泛的视野和独创的思维。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更使学生从悠久绚烂的传统文学艺术中受到感染、鼓舞、感动和启发，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商领域。培养健康人格永远是教育的核心任务和根本使命，因此，发挥教师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系列传统文化教育讲座。在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讲座开展过程中，通过自身学习，互相学习，可以构建和完善教师文化知识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师也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强调了以身作则、正己正人的“身教”重要意义。此外，他主张同时采取“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两种方式进行教学，即通过暗示或自己的日常行为去影响、教育学生。通过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讲座逐渐形成高校素质教育团队，为大学校园开辟新的教育理念。

总之，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教育对象分阶段，分场合进行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定期组织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讲座，能够形成良好的教育风尚。挖掘学生应有的潜力，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学生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认同感、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情怀，珍视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开阔学生的文化艺术视野，提高审美文化修养，确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健康的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培养跨世纪具有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篇（8）

全面考察《论语》中的数字“三”，首先映入眼帘的，大概要算是“三年”这个特殊的数量词了——纵观一部《论语》，它在其中竟先、后曾出现过14次；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他以“数字（数词）+年（量词）”为结构的数量词，则仅仅只有所谓“数年”、“百年”和“七年”三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年”，若单纯从海德格尔之所谓“存在与时间”这一理念上看，它很长么或者说很短么？为什么偏偏只是三年而不是一年、两年或者多年？抑或是它足够长或足够短——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或者，它不长不短、恰如其分，无过不及、恰到好处？其中的问题，恐怕不会有那么简单。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而在另一处，孔子又重复和强调了这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这里之所谓的“三年”，若按清代学者汪中的意见，“三年者，言其久也”[4]；然而，其中的问题却是，为什么“言其久也”就一定是“三年”？为什么不可以是五年、十年或三十年——要知道，《论语》中并不乏五、十、三十这样的数字，而且这些个数字岂非较“三年”都更为久远？由此看来，这里之所谓的“三年”，似乎并非什么“言其久也”的问题——依本文之见，其理解的关键胥在于，所谓 “三年”，乃是《论语》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数量词，而非仅仅只意味着“三”这样一个单纯的数字；同时，似亦在于，这里之所谓“三年”，为其所指称着的，乃是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中的一个“道”字。换句话说，“三年无改”的，必是所谓“父之道”也——也就是说，“父之道”本是要求“无改”的而且这个“无改”还必须是“三年”——这一点，在孔子看来，是定不可疑、十分严格的，似乎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并且在他看来，有且只有这样，才可以谓之曰“孝”、称之为“孝”——而这一点，又正与其当年“适周问礼”之时，乃师老子送给他的那一句“为人子者毋以有己”[5]的话完全一致——其意思则是说，“为人子者”既然身为人子，那自然就要“行无专制，事无由己”[6]，就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了。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为什么是“三年”？这无疑已涉及到原始儒家之所谓“孝道”、涉及到其所谓“居丧之礼”[7]以及涉及到孔子本人在与其弟子宰予之如下一段对话里所谈到的那个儒学中著名的“三年之丧”理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8]

在弟子宰予（子我）看来，子女要为死去的父母服丧守孝这当然没有问题，但这一守就要三年，是不是太长了呢？而且若君子三年不为礼的话，则礼必坏；若三年不为乐，则乐必崩。换句话说，“三年之丧”，势必将导致“礼坏乐崩”矣。旧谷业已用尽、新谷亦已登场，甚至那些用来取火的木头更已被更换过了一遍。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至于守孝服丧之事，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吧，何必非得要三年呢？而在孔子看来，如果父母死去还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稻米饭、穿那锦缎衣，难道你会心安么？对此，宰予似乎不以为然，于是便一言以蔽之地回答道：“安”。这无疑激怒和惹恼了孔子：如果觉得心安，那么你就那样去做吧！一般来说，君子在服丧期间都会感到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而且他们也都不会那样去做的。但现在的你却感到心安，那你干脆就那样做好了！非仅如此，甚至在宰予刚走出门去，孔子便破口大骂起来：这个宰予真不是人啊！在他看来，儿女们出生后要经过三年时间，才可能脱离开父母的怀抱；但反过来，为父母服丧三年，又有何不可？况且，“夫三年之丧”，乃是“天下之通丧也”，并不是他自己这一家一派的什么别出心裁，领异标新。这个宰予啊，难道你不曾享有过父母对你的那份“三年之爱”么？由此看来，孔子的确是真生气了。

与此同时，当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尚书》中之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即殷高宗守孝，三年不问于政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时，孔子曾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9]为什么仅仅只是高宗，其实古时候的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国君死了，继之者从此便三年不问于政事而文武百官则听命于宰相。由此可见，所谓“三年之丧”确实并不是孔子本人及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什么独树一帜、独出心裁，或者独断专行，而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种有源有流、源远流长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重要道德传统；或者说，它是一种“礼”，即所谓“丧礼”或者“居丧之礼”，亦即古之所谓“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即“五礼”）中的“凶礼”。

既然“三年之丧”是一种“礼”，那么它自然就要涉及到祭祀；而当是时也，正是一个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的时代——其中的这个“祀”/“祭祀”，又是当时社会正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其次才是“戎”，才是征战攻伐的问题。据《史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1]也就是说，孔子小时候经常做的就是这个，长大后所学及所从事着的也是这个；甚至其整个一生，即其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2]，似亦不过如此，概莫能外。对此，即使孔子本人后来也并不回避。当卫灵公问他“军陈行列之法”时，孔子曾十分明确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3]——这大概并不是其什么谦虚或客套的问题。因此若从这个角度上说，“儒家者流”盖源于祭祀，似亦未为不可。同时，众所周知，孔子本人一向是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4]、“祖述尧舜，文武”[15]的——也就是说，所谓“三年之丧”，作为一种“礼”，同样只是他的一个“发现”而非“发明”；当然，更不是他的什么天纵其智、突发奇想了。

《论语》中曾载有这样一段生活场景。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16]弟子子贡（端木赐）欲将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用的那只活羊弃之不用。孔子在得知此事之后，对他说道，端木赐呀，你爱惜的是那只羊，而我爱的却是那其中的“礼”啊。一只羊，对于一场一月一度的例行祭祀而言，不过只是一个“仪”、一种形式罢了，而“礼”则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东西——是其中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没有内容的形式，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孔子在此，才要明确表示，他既“爱其礼”，又“爱其羊”——既在意其中的内容（礼），又在意其中的形式（羊/仪）。与此同时，尽管祭祀中包含着“形式/仪”与“内容/礼”这两个部分，而且尽管前者十分重要，但其根本用意，却在于“礼”。正如孔子所言“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并且，也许正惟如此，女叔齐才明确对此作出严格的区分：“是仪也，不可谓礼”。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所谓“三年之丧”，那是因为它是“礼”而非“仪”；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三年之丧”乃是“礼”，孔子才会如此重视和强调着它、十分固执地坚守着它，从而也才会在此极其明确而公开地表示说：“我爱其礼”。

孔子的确是十分“爱礼”的，而且当弟子“颜渊问仁”并“请问其目”之时，他还曾作如是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7]。但问题是，他又何以要如此“爱礼”呢？而且《礼记礼器》中不是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么——要知道，这个“礼”原本就是一个与时俱进、变动为居的变量而非常量。既如此，那么宰予要变“三年之丧”、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又有何不可？问题的答案大概并不在于“礼时为大”本身而在于“礼”的本质与核心；而孔子之所以如此爱“礼”，也并不在于那个时代的某一具体、特定的“礼”本身，而是在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共同的本质与核心——这一点，在我们深入考察“礼”的时候，当须臾不可忘记。

那么什么是礼的本质与核心呢？《礼记》中有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18]，“行修言道，礼之质也”[19]——由此可见，礼的本质与核心就在于一个“中”字——不偏不倚、中正无邪的“中”，不多不少、恰如其分的“中”或者不长不短、恰到好处的“中”以及“过犹不及”[20]、无过不及的“中”。而其本身，则不过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而已，正如《荀子天论》之所云：“礼者，表也。”此外，庞朴先生在其所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之中，则更说得明白：“礼就是中的化身。”也就是说，礼的价值与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礼”本身，而是在于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中”；或者说，是“中道”、“中庸”与“中和”。老子尝有言曰“三生万物”，而《中庸》则亦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换句话说，只有“三”，或只有“中和”，才能使“生万物”，才能使“万物育焉”——其中，“三”与“中和”，在这两句不同的话里，却处于同一逻辑位置；而且在结果上，也是等效的——即“生万物”，或“万物育”。在此，也许我们还可以更干脆说，“中和”就是“三”，而“三”也就是“中和”——这应当说是基本符合逻辑的。

那么，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庸”。这一点，正有如《逸周书度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而其意思，则不过是说，“和”若不是“中”、离开了“中”的话，则势必将“立”不起来的；换句话说，若没有“中”，则所谓“和”是无法实现的。由此看来，欲至于“和”，必当首先致力于“中”。

然而，在“中”与“和”或“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分别呢？在朱熹看来，“变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21]——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蕴和涵摄着“中和”的；而在《中庸》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22]——其意思是说，“中”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亦可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为“用”也，是“用中”——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或者可以更直接地说，它就是所谓“中庸”。

此外，还是要属董仲舒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来得切中肯綮、最为到位：“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23]在这段话中，董子竟将“中”与“和”，分别提升到了“天下”、“天地”这样一个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高度，可以说是说到家了。那么什么是“中”？董子在此说得甚为明白：“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至于什么是“和”？董子则同样亦交待得十分清楚：“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于是乎，所谓“中”与“和”，便由此而最终被提升到了一个最终极的本体论的高度；于是乎，在此，董子则更将“中”与“和”分别与所谓“道”与“德”二者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在一起。并且认为，“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换言之，所谓“和”，就是“德”而且是其中最“大”的“德”；而所谓“中”，也就是“道”而且是其中最“正”的“道”——他的这一说法，应当说是极为精辟的。至此，何以“致中和”这个问题，便完全可以概而言之曰“中庸”——其实，这也正是先秦儒学本身所固有的本质、核心及其“致广大”、“极高明”的关键之所在[24]。

同时，这个“三”又是如何来的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且，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也就是说，这个“三”乃是由“自然”/“道”这个“一”，一分为二，派生出诸如天地、乾坤、君臣、父母、夫妇、男女、神明、阴阳、刚柔、冷热、燥湿、盈缺、内外、上下、远近、高低、强弱……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所有的两两既相对立、又相反对的“二”，然后再由这个“二”，合二为一，化生出“三”，进而化生出煌煌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同时，孔子亦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6]。在孔子看来，他本人是“无知”的，只不过是叩两执中、执两用中、处处守中、时时用中或者说是“允执厥中”而已。按照老子的意见是“二生三”，而“两”、“贰”或“二”，从来都是孔子等原始儒家的重要数理概念。这正如唐代学者李观之所言，“二为儒之臂”[27]；甚至可以说，无“二”便无儒——而且即使说有，那恐怕也只能是一个缺失双臂的“儒”、维纳斯雕像式的“儒”——但不知这样的“儒”，是不是也会像那尊绝无仅有的旷世极品那样卓而不群、艳而不妖，静谧而又美丽？须知，即使断臂的维纳斯也是唯一的，儒家者流亦然。

由此可见，不必说“三年”这个极具特殊意味的数量词，即使是“三”这个单纯的数词，便足已叫人语说不尽了——据本文统计，它在一部《论语》之中，举凡18篇、60见，竟占有了其中所有数字份额（189）的近32%，堪称其中出现次数最高的一个——据此以观，这无疑乃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一个极为罕见的文本现象，而且也应当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语问题。也许正因为“中和”与“三”此二者间存在着上述那种极为特殊的逻辑关系吧，于是乎，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才总是要将带有“中和”之意的话语数字化为“三”；于是乎，我们才总是要一不小心就会在那里碰到这个俯拾即是的太多的数字——当然这并不奇怪，谁教孔子曾是那位主张“三生万物”的老子的弟子呢？至于其上述有关于“三年之丧”的一番入情入理的解释，尤其充满了一种十分浓郁的人世、人间、人生、人心、人道、人情和人性之味道——正所谓人同此心、人同此理，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孔学的确还可以称之为“人学”。

至于孔子之所谓“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28]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到我这里来付了学费[29]、学习了三年却不想去当官的人，恐怕是不容易找到的；而其潜台词、话外音或言外之意则不过是说，为政治哲人孔子所创立的私学本是一所政治家学园。既如此，入了孔门、学习了三年还不想去做官，则所来何为呢？此外，纵观《论语》，尤其是其中弟子们“千万次地问”，又哪一句不关乎于政治？难怪乎宋宰相赵普当着太宗皇帝的面儿竟会如此底气十足：“臣有《论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至于孔子另外一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30]——不知他这么说到底有何把握和胜算，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至少其绝非虚言。至于在孔子与其弟子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之间那段经典对话中流露出的两个“比及三年”[31]，尤其充分地展示了孔门弟子伟大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在他们那里，同样有着与乃师一样的自信，只需假以时日，“比及三年”，仅此而已，毋须再多——不多不少、不长不短，就是“三年”，既十分明确（definition）而又十分确定（determination），甚至是毋庸置疑、不容置辩；或者说，是定不可疑的。

为什么是“三年”？这在一部《论语》之中，的确是语说不尽的；但在其中，它无疑又是一个确数或定数——不多不少、不长不短，十分干脆，只是“三年”。尽管其中还有如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32]之所谓“数年”、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33]之所谓“百年”以及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34]之所谓“七年”这样三个有关于“年”的数量词，但从内涵和包蕴着这些数量词的整个语句上看，则无一不明显带有着一种假想、猜测或推断的语气；究其实，则不过是他的一种对未来的想象，既不明确（indefinition）、也不确定（indetermination），似乎是指向彼岸（the other shore）的——然而，终其一生，孔子似乎却又很少去作这种无谓的想象；而且即使曾有过，他也总是会有意通过一种时间上的特别暗示或者意向——通过一种既不明确又不确定的象征性的长时段概念，明确而又确定地告诉他的弟子：此时此刻的他，其实正在想象。那么，在此，在这种语气之下的“数年”、“百年”和“七年”这样的时段，大概便可以援引前面清人汪中的话说，“言其久也”吧？谁知道呢——这一点，至少在孔子那里，并不确知；而且总的来说，对“三年”以外的那些属于未来的事情，他似乎已不再知道些什么。尽管当弟子子张询问起“十世可知也”时，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5]——但众所周知，这里子张之所问及孔子之所答的，乃是历史而非未来。而且依本文之见，甚至在孔子那里，未来或者明天的事情，似乎还是难以逆料、不可捉摸的，甚至大有一种只管耕耘、不计收获之意。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6]——相对于“鬼”和“死”而言，“人”与“生”，无疑乃是更生动、更具体也更“此在”（being）的东西——其言外之意，在本文看来，则不过是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最重要的，首先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手头上的事情；或者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活着，然后才是如何活或怎样活、不活（死）以及“鬼”的问题；若直接用孔子的话说，那就是：先“事人”后“事鬼”，先“知生”后“知死”——“人”之“未能事”，“焉能事鬼”；“生”且不可“知”，“焉知”乎“死”？于是乎，我们注意到，在《论语》之中，有弟子曾通过追忆，明确而简短地记下了这样一行清晰可辨的文字：“子不语：怪，力，乱，神。”[37]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Shakespeare）最著名的经典中的那个最著名的角色哈姆莱特，曾作如是说：“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此之谓也。对人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这一问题，似乎却不仅属于哈姆莱特（毋宁说莎士比亚）、属于苏格拉底[38]，而且还属于中国的孔子（Chinese Confucians）。

“活还是不活”，为其所根本揭示的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最基本的囚徒困境与二难选择——正如鲁迅先生的那篇奇文《死火》中所深刻展露出的“是冻灭还是烧完”这个进亦忧退亦忧的生命本原现象，对人而言，真是太难了。而且其难就难在：任何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都必须在“活还是不活”或者“是冻灭还是烧完”间作出一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除此以外，他们便不再有其他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了——而这岂不是太难了么？好在自古以来，这种困境与选择，便仅仅属于哲学，仅仅只是属于哲人的问题；而且古今中外，也仅仅只有像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孔子和鲁迅这样的诗性哲人，才会将这样的问题纳入到自己的哲学视阈，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从而也才会明确提出“三年之丧”、“三年之爱”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根本牵绊着个体生命的重大问题——不管怎么说，哲学总归是一门个人性的学问。而人则既是个体的生命，同时又是群体的生命——但在哲学的诸多分类当中，只有“政治哲学”，才关涉于后者——既关涉于人的个体生命，又关涉于人的群体生命。而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和孔子，究其实，也正是这样的政治哲人。他们的“哲学”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乃至于为整个人类这一共同的群体。既如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夫子当年面对弟子宰予的一番质疑，竟会如此的大动肝火、大发雷霆，甚至于破口大骂了。但其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为弟子，质疑问难的宰予偏偏要遭此责骂，而那位欲诉诸行动、“欲去告朔之饩羊”的子贡却可以得到那般礼遇？可别忘了，子贡其人，乃是孔门中的“受业身通之徒”，“言语异能之士”[39]——聪明得很。也许正惟如此，那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40]以及“因材施教”的孔老夫子，当是时也，才不能不考虑：自己多少得给这位弟子留点儿面子吧？

然而孔子如此待人却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或至少说是存在着一定过失的。对此，即使他本人，后来也曾公开承认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41]——这大概就是“圣人”，一位敢于面对和坦陈自我过失的圣人。当然，这其中也有宰予个人方面的问题：“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42]。尽管孔子之辞也有“雅而文”的时候，但那也只是在他颂习《诗》《书》、演绎礼仪之时；至于平时，大概是不常用的[43]。因而对宰予“雅而文”之辞，他自然要“几而取之”了。而“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一句话，则告诉我们，宰予这个人之所以说起话来“雅而文”，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有点儿食古不化、不知而言[44]的毛病——若如此，则长此以往，便很可能会给乃师留下一种学艺不精、无所取用的印象；既如此，则孔子自然也便不会喜欢同其论辩了。但事实却又证明，“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是搞错了。也许正惟如此，《论语》中的孔子才要作如是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5]、“巧言令色，鲜矣仁”[46]的吧？如此看来，尽管宰予一度曾遭遇过乃师孔子对他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他最终还是得到了老人家的刮目相看。而这正应了一句俗语，“路遥知马力，日久常人心”。既如此，又怎见得这对宰予/孔子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为什么是三年”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与“活还是不活”以及“是冻灭还是烧完”的问题，是同质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也是虽“有根”，但却又“无解”的。正如庄子之所谓“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47]——在此，庄子竟将“子之爱亲”称为“不可解于心”的“命也”、将“臣之事君”视作“无适而非君也”的“义也”并视之为“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48]、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的两条“大戒”，可谓看透了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那种相对于完美、全面和永久的不完美性、欠缺性和偶在性。于是乎，一种最黑暗、最冷酷也最恐怖的绝望感便油然而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绝望不也证成着一种最深切的体认和感悟？有鉴于此，或许可以用佛家的话说，绝望原是一种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大彻大悟”。而且这种“绝望/大彻大悟”并不是什么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当然也不是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周作人先生语）。它是一个觉醒的开头、一个得救的开始，是一种俯视或鸟瞰（而非仰视或平视）的目光，更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绝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至此，“活还是不活”、“是冻灭还是烧完”——或者说是“坐以待毙”还是“垂死挣扎”？已不再成为囚徒困境和二难选择。一句话：只管耕耘，不计收获，生如夏花之烂漫，死如秋夜之静美——这是因为，一颗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最终结果而是在于它曾经活过、曾经烧过或曾经挣扎过，甚至就在于它曾经活过、烧过或挣扎过的那短短的一瞬。或许在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或退一步地用哲学的话说，它既“一分为二”过，又“合二为一”过——而这大概也就是老子之所谓“二生三”的“三”或者说是“三生万物”的“三”以及孔子之所谓“三年之爱”、“三年之丧”的“三”吧？

其实，出世入世，总归一世；或出或入，理固已然。儒道同源，密不可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是以儒、道两家的思想为主流的。因而断不可蔽于一端、流于一曲，不可顾此而失彼；否则，很可能如庄子之所谓“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甚至还可能将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49]矣。若如此，则岂不悲夫！这个世界并非什么“没有真理，只有解释”，但“惟有明白真理的人才最会看出真理的类似”，就像古人说的，“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50]。否则，大概就要算作是“庸俗”——而有关于“庸俗”，古希腊人却有这样一个叫做“apeirokalia”的绝妙词汇，并以之来“形容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51]。

按照《汉书》作者班固的意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52]也就是说，所谓“《论语》者”，本是一部对话集或问答录。因此只有通过子夏之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53]一句话中的“博学”、“笃志”、“切问”与“近思”，通过细读、玩味、体认和感悟，并且通过设身处地地切实进入到当时的对话语境和话语情境之中，才能得其道德宏旨与微言大义。否则，很可能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子张有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54]——他的这番话，应当说是对的。

注 释：

[1]《老子四十二章》。

[2][46]《论语学而》。

[3][43]《论语里仁》。

[4]《论语正义学而第一》，

[5][11][13]《史记孔子世家》。

[6]《韩诗外传》卷七。

[7]有关于此，《礼记曲礼（上、下）》之中，多有记述，十分庞杂，而且其中更多的却又是女叔齐之所谓“是仪也，不可谓礼”（《左传昭公五年》）。因与本文无涉，故兹不赘述。

[8][45]《论语阳货》。

[9]《论语宪问》。

[10]《左传成公十三年》。

[12][35]《论语为政》。

[14][32][37][40]《论语述而》。

[15]《中庸》。

[16]《论语八佾》。

[17]《论语颜渊》。

[18]《礼记乐记》。

[19]《礼记曲礼上》。

[20][31][36]《论语先进》。

[21][22]《中庸章句》。

[23]《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24]参见米继军，《“和合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学术前沿》（香港）2005（7）。

[25]《老子三十五章》。

[26]《论语子罕》。

[27]李观，《通儒道说》，《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28]《论语泰伯》。

[29]据《论语述而》中之所谓“自行束修（即十条干肉）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30][33][34]《论语子路》。

[38]据说苏格拉底临终之前尝作如是说，“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到底谁会更好，只有天知道”。

[39][4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2]《韩非子显学》。

[43]据《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44]《韩非子初见秦》，“臣闻不知而言不智”。此句正可解释其中“智不充其辩”一语。

[47]《庄子人间世》。

[48]《庄子知北游》。

[49]《庄子天下》。

[50]苏轼，《留侯论》。

篇（9）

他，就是顾恺之。有先哲这样评价他，“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身着朴实的粗衣布鞋，烘托出他清瘦俊秀的气质；他有着深谙世事的淡然，似乎看尽了人世沧桑，读透了爱恨羁绊，但又仿佛迷恋尘世中人性的纠结与缠绵；他飘忽的眼神流露出一份懒散，让人感到平和。也许正是这一份清雅，淡然，让他能够触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差异，却又恰到好处的将这些细腻的差异传神融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画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较动荡不安，人们追求超脱和宁静，人物造型追求骨秀清象和潇洒的风度，在色彩上多用冷灰色调，表现出了清淡的设色喜好。风格上由简略变为精微，人物刻画上特别注重传神及心理描写。

在这一时期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画种异军突起，其中尤以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最为显著。有人评其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唐—张彦远），画家必须通过描绘对象外在的“形”，刻画出内在的“神”，成功解决“形”、“神”的关系，成为此后人物画创作的准则。

气韵生动，得意忘形

■顾恺之人物画中“传神”论的提出和影响

“形”与“神”的关系历来是中国绘画理论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汉以来关于形神哲学探讨的基础上，在魏晋时期人物品藻风气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画论中传神和畅神审美标准得以确立。两宋时期“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④的思想风潮，无疑也为顾恺之“传神写照”命题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顾恺之的这三篇画论，最早载于《历代名画记》卷五）是顾恺之现存的三篇画论，在画论中，顾恺之第一次提出“传神”、“写神”、“通神”的理论思想。顾恺之的一副根据三国诗人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而创作的《洛神赋图》成功的诠释了他的绘画理论，该画以“秀骨清象”的审美标准塑造了洛神的迷人形象，深入描绘人物体态与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中国人物画中最早见到具有深远意境的作品，开启了人物画对传神意境追求的先河。

顾恺之人物画中的“传神”论的影响十分广泛。它的产生，标志着艺术进入了自觉的阶段。画家们纷纷以之作为创作人物画的最高标准。在顾恺之之后，“传神写照”成为中国画创作的第一主旨，从人物的传神到花鸟的传神，从山水的传神到笔墨的传神，顾恺之的“传神”论不仅是绘画史上的宝贵财富，而且它带来的影响更波及文学等领域[2]。

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从顾恺之人物画作品中观意韵传神

顾恺之传神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形写神”。“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全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顾恺之通过引经据典，为自己的中心论点做了最好的解释。现在首先以他的《女史箴图》进行分析：

《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比较形象的解释了顾恺之“传神”的艺术思想。该画人物造型苗条匀称，面容肃穆，构图紧凑，动态幽雅宜人。从图中可以看出线条的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

万载流芳，飘香永存

■对顾恺之传神美学的结语

篇（10）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篇（11）

关键词锌指； 密度泛函活性理论； 金属键合专一性

The zinc finger， a ubiquitous protein-nucleic acid recognition motif invariantly conserved in eukaryote proteins， is a globular minidomain containing a tetrahedral metal-binding site coordinated by cysteine and histidine residues. Its geometry has been well studied by EXAFS[1]， spectrophotometrics， NMR[2-4]， and synthetic models[5-6]. Experimental evidence has unequivocally showed that specific nucleic acid binding activities of these proteins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zinc ions[7-10] .Removal of zinc with chelating agents could result in a complete loss of the specific DNA binding activity， while the addition of Zn2+， but not other similar divalent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 ions such as Mn2+， Fe2+， Co2+， Ni2+， and Cu2+， would restore the reactivity. The reason behind is unknown. In this work，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DFRT） reactivity indices， which are conceptually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ly convenient in predicting chemical reactivity and regioselectivity of a molecule， are applied to elucidate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zinc fingers.

Scheme 1

A three-layer ONIOM model for MS4 in subunit （a） and two truncated high layer models for MS3N and MS2N2 in subunits （b） and （c）， respectively with a divalent transition metal ion in the center of each motif. Visualizations of the molecular structures were rendered using GaussView 5.0. Color code： S， yellow； N， blue； C， gray； H， white.

The ONIOM （Our own N-layered Integrated molecular Orbi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cs） model was employed to make the calculations tractable for the geometry optimization with each of the systems in a higher spin state， followed by a harmonic vibrational frequency analysis to confirm that the structures obtained were indeed a minimum on the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The semiempirical PM6 approach[27] was used for the middle layer； the molecular mechanics UFF （universal force field） method[28] was employed for the low layer， and the high layer， treated at the DFT B3LYP/6-31G（d） level of theory[29-31]， consists of the divalent metal ion and the ligand atoms （S and N） from the His and Cys residues. All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s both for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GAUSSIAN-09 package[32] with tight self-consistent field （SCF） convergence criteria， ultrafine integration grids and without symmetry constraints.

Tables 1-3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DFRT indices for these thre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s， MS4， MS3N1， and MS2N2. In Tab. 1， εHOMO energy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are negative in values， while other quantities， such as the lowest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εLUMO，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all positive in values. One of the key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that explains why our Nature favors zinc rather than other metal ions is hardness， which is the largest in Tab.1 among all the species studied in this work. It is known that the larger the hardness the more stable the system[33]， indica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the zinc cation binded to it possesses the best stability. This is the first side of this zinc-finger-motif coin， stability. Now， let us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reactivity. As shown by the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in Tab.1， the species containing the Zn ion shows again the largest value in each of these quantities， sugges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zinc cation in place exhibits the most reactivity in these categories of molecular reactivity. Put together， these results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coin show that when the zinc finger has the zinc ion in place， it possesses the most stability and at the meanwhile most reactivity. Thi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often-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lace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Next， let us take a look of another zinc 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 MS3N1， whose DFR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2. Are the trend and conclusion still the same？ The answer is yes. In this cas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zinc ion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are still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in values as well. These same trends confirm that for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he zinc finger motif， both the most stability and best reactivity still remarkably coexist in the sam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we switch our focus to the third zinc-finger motif model， MS2N2， as shown in Tab.3.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Table， the same trend and sam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for systems from this model， wher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species with the zinc ion in place whereas its reactivity indices such as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Again， these results verify the conclusion we drew earlier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pectacular combination of two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a molecular system，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ab.2Shown here are 12 divalent metal ions， highest 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HOMO） energy，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LUMO） energy， electronegativity （χ），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for th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S3N1. Units in atomic units

In summary， our present work employing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indices unambiguously shows that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of zinc-singer motifs explains nicely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the zinc-finger proteins. As to how the reactivity is impacted and why this combination is essential， more studies are in need and still in progress， whos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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