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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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危机 人民币自由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一）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指人民币持有者可以自由将其兑换成另一种货币，政府不对这种兑换做任何限制，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目前，我国已完成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但同时要考虑到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1．抵抗外部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竞争力得到大大提高，这对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都使我国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得到提高。

2．以货币进行对等资本账户开放，不存在外部风险

货币进行对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含义是两国允许对方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投资，双方银行可开立、接受对方货币的保函、信用证和对外担保，不必使用第三方货币。在国际上，如果允许货币在双方进行贸易结算、投资股票和债券，就可以避免美元的使用，这样就可以推动本币国际化，实现资本账户开放，而且，又没有风险。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视点

（一）创立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又称欧洲货币市场，使非居民在筹措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不受所在国国内的外汇限制和金融法规的约束，从而进行自由交易的一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可以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提高本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间接的推动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目前，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已具备：

1．我国有明显的地理优势

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海陆空交通便利，融资环境良好，且我国是地处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大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2．经济实力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放程度高，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了一席之地，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从而抵抗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降低了遭受风险的可能性。

3．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不断深化，国内聚集越来越多的有经验的金融人才，促使我国国内市场日臻完善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简单的说，就是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发生业务时以人民币结算，而无需采用国际储备货币进行结算。中国顺应这次危机的潮流，把握契机，为人民币国际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子―实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1．以人民币周边化推动人民币区域化

中国首先在东盟邻国推行人民币的举动是很明智的，越南、柬埔寨等国的资本市场都欠发达，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人民币，对他们来说都很难对冲货币风险，况且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同时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向来友好，这就使人民币在这些周边国家推广多了一个筹码。当前中国经济态势运行良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抵消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劣势。

人民币周边化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基础，我们以同心圆的方式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加强同周边地区的金融贸易合作，以人民币周边化推动人民币区域化。

2．以人民币区域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虽是经济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强国，还不能实现一步到位，主观上要求区域化；其次，加强与区域里的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可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威望，客观上要求区域化；最后，人民币可以通过区域化对最终实现国际化进行探究，避免因盲目国际化而遭受外部冲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选择

（一）美元式路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货币制度，美国在国际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使其获得了霸权地位，美元凭借美国这一霸权地位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中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说，美元的国际化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二）欧元式路径

欧元是一种几乎与美元相提并论的国际货币，欧元是典型的按照由区域化向国际化演进这一过程发展而来的，是当时欧盟在欧共体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共同货币，之后在国际范围被普遍接受。

（三）日元式路径

日元的国际化是相当曲折的，是通过货币可兑换的若干阶段实现其国际化进程的，是由日本国内的经济基础和地域经济所决定的，大部分新兴国家正在按照这一路径完成其货币的国际化。

以上这些国际货币的演进过程值得我们借鉴，任何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一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程度，虚拟经济最终还是依赖于实体经济，脱离经济国际化而谈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要不断为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努力缩短这一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李长江.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道路.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2]杨素芳.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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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论文。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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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229-02

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引导大学生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提高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是本科教育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研究性教学”，标志着研究性教学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5年起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进展，形成科学先进、广泛认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普及创新创业教育，实现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预期目标。2020年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

《国际金融》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根据以往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感受来分析，学生普遍认为国际金融课程具备的特点是“难、杂、远、热”。

“难”：有些问题不好理解，如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债务危机（希腊、冰岛）;“杂”：有的问题包罗万象，如汇率问题;“远”：有的内容距离实际生活较远，如国际货币制度与体系、SDR计价及分配、IMF投票权问题;“热”：很多内容都是热点，人民币升值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规模等。

我国高等院校各级层面都在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灌输知识型教学方法，推行讨论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倡导自主性和个性化学习”的理念影响下，《国际金融》课程采用研究型教学符合教育教学改革要求。

一、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做到个体差异与团队合作的平衡

国际金融课程时要求学生进行分组，自愿分组。但必须符合每组都有男生和女生，每组中都有学生干部。每组推选组长一名，组长对组员进行学习分工。有的负责收集资料，有的负责制作小组讲课的PPT，有的上台演讲，有的负责拍摄视频，每位同学都参与到课程教学研究之中。

二、从课题导入与案例分析入手，结合慕课和网络平台，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做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

课程教学过程中重视训练学生对国际金融问题的研究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本人列举以下代表性的《国际金融》研究型教学学生分组讨论参考题目： 1.比较分析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与发达国家（美国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以2014年或者2015年度分析）;2.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3.结合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国际储备总量管理中应考虑哪些因素; 4.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投资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对象、贷款条件各有什么特点。

课题组列出与国际金融课程相关的研究课题20多题，每组由组长随机抽签准备课题研究的相关资料，并进行组员的分工与协作。包括资料收集，制作课件，上台演讲，拍摄视频，回答其它组同学提问等等。

三、国际金融研究型教学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

国际金融以帮助学生认识和解决当代国际金融领域特点问题为主要目的，具体包括案例分析与点评、撰写国际金融小论文等类型。课题组老师规定案例点评及小论文的规范格式要求。学生可以在相关金融网站及参考文献书籍资料中整理案例，撰写小论文。

四、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做到课程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多指标

在高校，形成性评价则常常体现在对学生平时成绩评定的过程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学生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不应该只关注教学结果（即期末考试成绩），还应关注教学过程（即平时成绩）。平时成绩是高校现行课程考核模式下学生成绩评定最重要的补充。课题组成员非常重视国际金融课程的平时成绩，并向学校有关部门申请改革课程总评成绩构成比例。学校教务处及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批同意调整成绩构成比例。

国际金融课程总评成绩由以下部分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60%+期末成绩×40%;平时成绩由以下部分组成：

1.考勤（20%）;2..学生课堂分组讨论用PPT讲授并由录制视频（8分钟左右）（20%）（讨论题目给定）;3.课程小论文（20%）（3000字左右）（提供写作模板）;4.国际金融案例及点评（20%）（1000字左右）;5.作业（20%）（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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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主要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和其它经济类课程相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由于高职高专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往往觉得该课程抽象难懂,最后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如何探索一套适合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学好国际金融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全球一体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服务日趋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金融危机频发[1]。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一定的国际金融相关知识,不止是从事金融行业所必须,也是日常理财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介绍国际范围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门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融资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与汇率、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内涵以及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金融问题;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2.1时代性强,内容更新快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活跃、也是最不稳定的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

近年来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裂,再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如次贷危机引发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金融领域的瞬息万变、新观点新问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本课程教授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2.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和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非常典型。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学生应用相关理论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外汇交易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进出口企业必须利用外汇交易规避外汇风险,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汇交易获得投资收益;而一国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数据的变化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走势和当局的政策意向,这些都和各经济体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财息息相关;国内外金融事件、各国金融政策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因此学生在课堂外对此类信息接触得比较多,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普遍较高。

2.3宏观微观并重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宏微观并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在掌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提高对微观实务的实践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2.4交叉学科多国际金融学涉及了经济贸易类课程的方方面面,和许多课程的内容存在交叉,如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财务会计等学科。这就要求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到课程的衔接和延续,各课程之间应加强联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学内容的重复或断层。

3对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

针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特点和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应探索出一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纯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3.1教学内容的改革

3.1.1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首先应做好教材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国际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仅高职高专类就有几十种。在选择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比较适合的教材应该是理论与实务结合较好,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突出实践性、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业[3]。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迅速,国内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断发生,教师在平时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动向,及时追踪理论前沿信息,充实知识储备。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时跟上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补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过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力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1.2教学过程增加图示法的使用图示教学法,即通过简要的符号、浓缩的文字、线条(箭头)、框图等构成特有的图文式样,形成板书、电脑课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种图示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展示化、可视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时,如果教师用枯燥的文字满堂灌输给学生,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图示法能很好地解释汇率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教师通过流程图将其作用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就让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该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学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下,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构成了教师的教学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学的时代性特点要求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多媒体课件则可以将大量内容以各种形式在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息量,非常适宜向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而网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在讲解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将课件连接互联网,这样课题内容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国际金融实践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充分发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比如在讲到汇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好可以利用大家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课堂讨论掌握我国的汇率政策,并理解其和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考虑让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学生普遍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博客等多种互联网工具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也可考虑将作业、案例资料等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录学习。同时,鼓励学生登录一些财经网站、查阅财经信息,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外。

3.3重视实践教学高职高专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相对更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更应重视学生能否对所学知识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如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能提供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以及相关资讯。学生可利用所学知识,通过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对模拟资金进行运用。尽管是模拟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状况和真实交易无异,系统还可以对学生的投资状况进行比较排序,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克服了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同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学校应与企业加强合作,通过组织学生到银行、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等机构参观、实习,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相关行业和工作,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4]。

3.4优化考核手段传统教学往往在期终使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形式简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单纯的书面考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课程的最终成绩应充分考虑平时表现,而考核的方式也应多样化,如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相关网站的访问情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情况、模拟软件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等等,都应进入考察范围。这样的成绩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这种考核方式也反过来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条件;同时,教师也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优化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孙连铮.国际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商业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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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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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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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开经济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促使区域内货币当局们商议推进一个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以稳定双边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合作。危机后大多数受冲击国家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考虑到区域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潜在的竞争性贬值引起的经济溢出效应，在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市场推动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亚洲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本文使用ASEAN+3区域内六种货币的月平均名义汇率数据，包括印尼盾（idr）、马来西亚林吉特（myr）、菲律宾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和韩元（krw），使用SVAR模型识别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AMU、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解释。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仅仅关注主要货币的传统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盯住AMU稳定其汇率的假说，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这一特点更为显著，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稳定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优选择。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地区货币汇率的考察主要从汇率联动和汇率合作两个方面展开。 

汇率联动方面，许多学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刘刚（2013）分阶段实证发现金融危机后东亚仍旧是事实上的美元区，美元的地位仍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对部分东亚货币的影响力已超过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发现人民币对于东亚汇率变动的影响很有限，除在极短期内外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决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论文在MGARCH框架下运用Engle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来估算时变的条件相关性。如Bong-Han Kim等（2013）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五种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联性下降，甚至是负的动态条件相关，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识别出国际资本市场驱使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关联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学者们关注区域内的汇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盯住一个共同的篮子货币，该篮子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议使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监测亚洲的汇率政策，稳定有效汇率。在比较各货币相对AMU的偏离指标后，他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吻合现象，并将此理解为非协调的汇率政策的表现。Eichengreen（2006）认为与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相似，AMU能够起到官方协调作用。 

三、模型与方法 

（一）交叉汇率模型的构建 

Frankel&Wei（1994）开创了识别主要国际货币在隐含篮子货币中权重的方法，评估了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对于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他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为各货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β的估计值表明各货币在隐含篮子中所占的权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归进行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主要的国际货币，忽视了亚洲货币的影响，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当将AMU引入（1）式后，OLS估计结果将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带约束的SVAR模型解决内生性偏误和共线性问题。SVAR考虑了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规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结果对内生变量排序的敏感性。通过对如下的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拟外部货币和AMU的冲击效应，从而发现其变动在各亚洲货币变动中分别所占份额（即隐含权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为向量矩阵（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个4*4矩阵，Ф0是常数矩阵，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货币（usd，eur，amu）在各国隐含货币篮子（EAi）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数据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义汇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为计价货币。双边汇率数据来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数据来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结构变动检验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结构变动模型（Bai&Perron，1998，2003）内生估计亚洲各国汇率制度发生变动的时点。使用完全结构变动模型，考虑如下回归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为因变量，zt（q*1）为协变量矩阵，δj（j=1，…，m+1）是相对应的系数矩阵，ut为误差项，Tj为断点处，得到结构变动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分别在Sequential检验、LWZ检验和BIC检验下存在的断点个数；TiS、TiL，B（i=1，2，3，4，5）分别给出了Sequential检验下和LWZ检验、BIC检验下第i个断点出现的时期。　检测发现大多数国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别存在断点。2006年的断点可能与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关，而2010年左右的断点可能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有关。根据断点情况，本文将样本期分为三个子区间：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进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对汇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阶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所有国家在第一期滞后阶数为1，在后两期滞后阶数为3。VAR结果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下面建立SVAR模型。为使货币篮子中各货币结构冲击正规化为1，假设各亚洲货币面临自身冲击时的脉冲响应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顺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设美元和欧元不受同时期AMU的冲击。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给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中数据是12个月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结构性冲击分别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贡献率。 

首先观察第一个时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amu的贡献率比较低（除印尼和韩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分别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国家内在货币篮子中主要的锚货币。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多亚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其中措施之一是放弃严格盯住美元。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平息之后，这些国家重新对美元实行软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认为亚洲国家回归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实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国际贸易，又有助于锚定区域内和国内价格水平。 

第二时期的估计结果发生很大变化。amu汇率波动对亚洲货币汇率方差的解释能力都高于10%，总体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amu冲击的贡献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的份额。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amu的份额较为稳定，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亚洲货币正从事实上盯住美元开始转向盯住货币篮子，并且这一篮子中亚洲货币和欧元的比重不断变大。虽然亚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绝大部分仍然由美元汇率波动造成，2006年起各国逐渐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时期，所有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的美元贡献度都有所降低，菲律宾和韩国约下降了40%，马来西亚约下降了30%，新加坡约下降了20%，泰国约下降了10%。这一阶段货币篮子中三种货币的表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这一时期前段，正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官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始发挥实际效力的阶段。区域内各国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总体上呈现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这一时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危机持续影响时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驱使各亚洲国家调整汇率安排，积极处理危机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分析第三时期的估计结果。第三时期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的影响已逐渐散去。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元波动对亚洲货币方差的解释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复到第一时期水平。这与其他学者关于1997-1998金融危机平息后亚洲国家回归美元软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可能与美元长久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惯性作用相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发现，与欧元冲击和AMU冲击相比，美元变动在三个时期内对亚洲货币都拥有绝对影响力。然而，结果也显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间，平均而言美元对亚洲国家汇率变动的贡献率由大约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额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虑印尼）。这些结果都表明这一时期内，亚洲国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开始尝试在亚洲货币占相当份额的货币篮子体系下进行汇率合作。 

根据此实证结果，这些亚洲国家都开始实行事实上的货币篮子体系，并且区域内货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据不可忽视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认为一篮子盯住制更适合亚洲国家，并且1997-1998危机后美元权重长期高于其理论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这一期间内亚洲汇率的变动情况似乎证实了这些观点。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议，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的一个方向可以是使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努力，推动未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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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1―0010―05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

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1)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2)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3)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应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及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提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5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提出了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龙和凯南等人又对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马森和泰勒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①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一)经济结构特征论

20世纪50年代，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围绕“固定对浮动”优劣之争，在两相争执不下的情况下，Mundel(1961)从生产要素流动性或要素市场一体化角度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当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1973年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Heller于1978年提出了“经济论”，认为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特征因素，如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地域分布、相对通货膨胀率以及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货币，取决于该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集中程度。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参考标准，具体是：一国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国外，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样化，贸易分布广，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相对通货膨胀率差异大，进出口价格弹性高，国际储备少，社会更倾向于收入增长，或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一国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中的多数，则适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反之，则相反。

Aizenman和Hausmann(2000)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与金融结构交织在一起的，一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越大，越适合钉住汇率制；反之，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适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Poirson(2001)研究表明，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通货膨

胀诱因或失业率和外币定值债务等。一国通货膨胀率、生产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资本流动和本币定值债务程度越高，就越适合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一国外汇储备水平、GDP增长率、通货膨胀诱因和美元化程度越高，就越适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WOLF(2001)概括了选择钉住汇率制国家的经济特征，即较小经济规模、较大开放度、低通货膨胀、外部贸易条件较小变动、较大通货膨胀诱因、较高出口集中度以及政治稳定。

实际上，世界各国实行多种汇率制度证实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经济结构特征。青木昌彦(2001)曾指出：“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同样，汇率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

(二)政策配合论

Mundel(1960，1963)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分析》和《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理论。Fleming(1962)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Mundell(1968)在《国际经济学》中，最终提出了M-F模型。该模型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采用短期、需求分析法，引入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因素，分析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同作用。该模型的假定前提是：(1)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开放；(2)国内外所有货币、证券资产充分替代，即资本自由流动；(3)国内产出供给富有弹性；(4)小国开放模型。研究表明，在给定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财政政策无效。这样，M-F模型实际上已蕴含着“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三角”。Frankel(1999)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提出了扩展三角假说。沈国兵、史晋川(2002)对不可能三角模型引入本币国际借债能力变量，将不可能三角模型扩展为四面体假说，并且证实不可能三角模型是四面体假说的一个特例；在此基础上，他们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变动性，提出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将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

(三)经济冲击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冲击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愈加显著。Yoshitomi和Shirai(2000)认为，如果经济冲击来自货币因素，比如货币需求的变化和影响、价格水平的冲击，那么就应偏向固定汇率，因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比例的变动不会改变它们的相对价格，使用汇率变动作为改变支出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如果经济冲击来自实际因素，比如偏好的改变或者影响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技术变化，那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动使得有必要使用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来对实际冲击做出反应。Wolf(2001)给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的模型。研究发现，在央行没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际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需要在模型之外依据其他决定因素来选择汇率制度。在央行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质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钉住汇率制更可取。

可见，从经济冲击角度来看，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实际冲击、货币冲击以及央行有无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虽然依据经济冲击类型来考虑汇率制度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有用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很难区分冲击干扰源类型，因而也就难以确定哪种汇率制度相对更优。

(四)政府信誉论

Agenor和Masson(1999)、Frankel等(2000)以及Wolf(2001)从政府信誉与公众预期角度研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Agenor和Masson以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对象探究了信誉因素在危机中的作用，结论是：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能把比索贬值的预期归因于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到的信誉的演进；相反，市场似乎严重低估了比索贬值的风险，尽管存在着早期预警信号，诸如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恶化的迹象，但是直到当局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似乎才崩溃。Frankel等针对中间汇率制度正在消失假说，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即中间汇率制度缺乏所需要的政治信誉来保证。这样，如果央行宣布汇率作为中间目标，那么公众就能够通过所观察到的数据来判断货币当局是否守信。由此，政府信誉直接关系到汇率制度选择的维持和选择。Wolf(2001)认为，对于至少享有适度的货币稳定和政策信誉的国家，严重钉住显得过于限制，而传统钉住又过于风险，适宜的选择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当央行有激励制造意外通货膨胀时，即政府信誉存在问题时，钉住汇率比浮动汇率更好。反之，当政府信誉不是问题，实际冲击占据主导地位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更好。

(五)BBS规则论

这一研究方向由Williamson(1965，1985)提出的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理论所开创。Krugman(1989，1991)、Dombuseh和Park(1999)以及Willia―mson(2000)进一步发展了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Williamson(1965)认为，“如果平价钉住的改变趋向于导致汇率未来可持续信心的累积性降低，那么可调整钉住是不可能无限期可行的。因为如果钉住易于变动，则增强的不稳定投机将会发生；如果僵化不动，则又中止了可调整性”。据此，Williamson提出，需要采用一种不易遭受投机压力的汇率制度――爬行钉住制。20世纪80年代初，浮动货币之间反复出现的主要汇率失调致使人们深信，问题不是浮动汇率被管理的方式，而是在浮动汇率不被管理时，市场并没有力量将汇率推向均衡。在此背景下，Williamson(1985)主张建立一个中心汇率上下各10％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维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货币当局的干预只是偶尔为之。Krugman(1989，1991)则把这种汇率目标区思想加以理论化、形式化，形成了经典的汇率目标区理论模型。1997～1998年东亚新兴市

场汇率制度危机后，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又形成了新的。其中，沿着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路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爬行带取代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之后，Dornbusch和Park(1999)将爬行钉住、目标区和爬行带统称为“BBC规则”。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参照汇率最不易受冲击影响，但可能出现汇率失调；BBC规则易受冲击影响，但政府干预可能使汇率保持在汇率带内；监控汇率带则具有两者的优点，当局没有义务捍卫汇率带，但同时却暗含着一种假定行动来防止汇率偏离均衡汇率。至于另一种中间汇率制度――管理浮动，Williamson认为其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没有预期的中心汇率。据此，Williamson主张监控汇率带。但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认为，汇率目标区虽然可以减少央行承受单方面博弈的风险，同时排除极端的汇率波动，但是汇率目标区仍旧只能推迟汇率遭受攻击的时间，而无法规避之，当汇率达到目标区的界限时，便面临与固定汇率同样的问题。

(六)价格确定论

Friedman(1953)极力主张浮动汇率，认为从长期来看，汇率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效果，因为汇率制度最终是货币制度的选择。而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对实际变量并不重要，只是在短期内显得重要。这样，如果内部价格像汇率一样不灵活，那么由汇率变化还是由同等的内部价格变化所实现的调整，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缺乏行政冻结下，汇率潜在是灵活的。相比而言，内部价格是高度粘性的。因此，Friedman主张浮动汇率作为取得国际相对价格快速变化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在名义商品价格粘性的世界中，浮动汇率通过相对价格变动能够吸收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绝外国需求冲击，而固定汇率则必须由产出变化来满足。不过，Friedman所处的时代很少有资本流动，浮动汇率保持经常账户零差额，隔绝了外国冲击的传递途径。Mundell(1960，1961，1963)证实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浮动汇率的隔离特性缩减，因而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变得更加复杂。Friedman和Mundell都假定生产者以本币确定价格，当汇率变化时，商品价格没有调整，因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价定律有效。

但是，Kravis和Lipsey(1978)证明了一价定律失灵，相对价格随汇率变动，弱币国有着较低的价格。Lipsey和Swedenberg(1996)证实，甚至对于高度贸易商品，影响跨国间相对价格变动的显著暂时性因素是汇率变动。由此，Lipsey等人把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初步联系起来。新近文献中，Devereux和Engel(1999)、Engel(2000)承认一价定律失灵，并做出其他定价假定，从价格确定角度探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Devereux和Engel假定商品价格粘性，将其视为制度约束，一定时期后，价格完全调整以适应货币冲击。价格确定分两种类型：一是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二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在此基础上。Devereux和Engel提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货币定价的汇率模型，探究在货币冲击造成的不确定环境中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结果发现：(1)如果遵从传统的文献假定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一价定律有效，但何种汇率制度更可取没有明确答案。当一国规模小，或非常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固定汇率；否则，若国家足够大或不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浮动汇率。(2)如果生产者在不同的市场确定不同的价格，也就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并且对需求冲击缓慢调整，则明确地偏向选择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允许国内消费隔离外国货币冲击。Engel认为，在价格粘性中存在三种类型：一是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二是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三是在一些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的同时，另一些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标准模型中是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并且假定一价定律有效，但是实际上，假定一价定律有效是有问题的。统计表明，墨西哥消费品显著偏离一价定律。所以，可能的替代选择是假定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此基础上，Engel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关键取决于名义价格在短期内如何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通过模型研究，Engel得出的结论是：(1)汇率制度的稳定特征和汇率制度对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价格确定的类型。而且，价格确定行为的类型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相互影响的。(2)如果一国对于本币状况几乎没有控制，那么持久固定汇率更可能是合意的。(3)资本流动程度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取决于产品如何定价，虽然固定汇率可能减少或消除国家间特有的风险，但是该国总的风险可能不受影响或者增加。(4)如果存在汇率传递途径输入价格，当冲击仅仅是货币冲击时，浮动汇率存在自动稳定的特性，汇率传递到最终产品价格越少，固定汇率越合意。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战略安排

就我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取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而“中间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继续存在。

(一)短期应坚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首先，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成本。这种节省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收益。与这种隐性收益相比较，对外贸易在危机后发展减速的损失可以说微不足道了。其实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即使人民币贬值也未必能够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根据亚历山大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国际收支是国民收入和国际支出的差额，要想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只有在增加国民收入，或者在降低国内支出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但是降低国内支出显然与我国当时执行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相抵触；而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且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对价格信号反应不够灵敏，贬值的资源配置效应受到限制，国民收入难以因贬值而大幅增加。两个方面的因素就使得在当前情况下通过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很小。而且我国对外贸易品只占全部商品的较少比例且品种非常有限，服务业和众多产品均属于非对外贸易品，汇率放大效应极为明显(H，Hau，2000)。若实行贬值政策，可能导致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和进口的大量增加，不仅国际收支状况难以改善，还会引发国际经济的混乱。所以就当时来看，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利于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也是符合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要求的。

其次，鉴于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的有效性，近期内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安排对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并未就此安定下来，地区

性金融危机仍然此起彼伏：土耳其银行危机，南美洲各国金融危机等等。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加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的不确定因素，防范危机的压力仍然很大。我国金融体系中也存在很多危机隐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负担较重；会计、信息披露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等等。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立使得我国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不健全。所以，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坚持固定钉住汇率制度，以此作为危机的缓冲器。

但是，选择固定并不是选择钉住美元的固定。当今世界正在形成美元、日元、欧元的三极货币格局。单一的钉住美元显然会被动地与其他货币“非均衡”浮动。通过钉住一篮子货币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由于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浮动而造成的人民币“非均衡”浮动，有利于贸易收支的稳定。因而，在我国尚未开放资本账户、汇率的变动主要集中在对净出口影响的短期内，钉住一篮子货币要优于钉住美元。

(二)中期，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保持稳定的心理预期，提高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汇率水平在目标区内的适度波动可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减少不合理的资金流动套利行为，使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在目标区内得以缓解和释放。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可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有节奏地隔离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当汇率在目标区内小幅度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或很少进行干预，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政策稳定。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后，汇率变化将更加灵活。由于预期的汇率变化不再是单向稳定的，套利行为的风险成本就会增大，从而削弱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套利的动机。较大的浮动范围可较早预示资本流入逆转的信号，增强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

在管理浮动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运用货币政策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上频繁地调节汇率。在汇率目标区体系下，由于汇率水平的灵活性，中央银行无需在目标区内经常调节汇率，有助于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地实现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目标区汇率灵活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特点使汇率政策能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而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又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目标，不必过多受制于外部因素，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配置，求得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三)长期，退出中间汇率，跃向独立浮动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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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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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式推动经济社会，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之后的改革发展不断进步的原动力。而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在金融监管的前提之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竞争力，也能够利用创新元素不断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和国家相关部门极力鼓励和推进的。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创新也打开了金融风险跨国传导的渠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走出去”和“引进来”这两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利益平衡关系也一直是我们探讨的主题，金融创新也一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面临着世界的挑战，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经济商品的贸易和出口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协调问题，对于金融行业的创新，基金和外汇政策等的创新机制，要让这双鞋子适应那双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采取更多的手段和规范制度去控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风险的评估问题。从宏观来看，金融创新可能对一国金融体系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并可能酿成金融危机，但是任何事物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风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面临这样的风险，更需要降低这样的风险才能够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并有效控制金融创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造成的负面影响等。

一、金融创新的优势和途径

首先对金融创新的概念要有一个新的认识，金融创新的英文翻译是financial innovation，最先引进这个词是从美国，也就是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才逐渐推进到我国，它的实行主要是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剔除了原有的传统的金融管制的框架，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要求而针对不同的国家而采取的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手段，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同时金融创新主要分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交易创新等形式，它存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实现自身的经营目的。所以在金融精英上，对于新的产品的生产、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的应用、新的市场开辟、原材料新供应来源的发现和掌握等都要落实到每一个创新的细节，也可以在创新的机制上考虑到可行性的实施。

在金融创新背后的根本经济力量是竞争，竞争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主题。金融要素的重新组合，是指对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技术等进行创新性的变革。在创新途径上要不断的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避免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任何有优势的获得收益的手段都值得“投资”，将金融创新也是一样的，金融创新的时间跨度长，将整个货币信用的发展史视为金融创新史，金融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视为金融创新，这是第一个优势。其次，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金融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的“地毯式”的创新形式，在内容和金融服务业结构上的创新也充分体现了金融创新手段的深入和全面。另外，在金融的主体机构，银行的相关方面的创新，也逐渐的被纳入银行的业务日程，另外在资产评估和负债管理的方式上的创新也结合了国际货币制度等方面，结合了改革开放下的大环境，对于银行的经营和资产的流动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金融创新所包含的主要有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指制造新产品时，采用新的生产要素或重新组合要素，我们常听到的资产组合就属于一种技术创新，它是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过程。而产品创新，就是指产品的供给方生产比传统产品性能更好，质量更优的新产品的过程，比如在贵金属经营公司，所采取的贵金属投资，把金条和银锭或者黄金摆件挂饰等进行推广，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产品形式上的创新。最后要说的是制度创新，则是指一个系统的形成和功能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就是政府或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在金融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防止或转移经营风险和降低成本，为更好地实现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标而逐步改变的监管制度等。

除了以上讲到的金融创新的形式和内容等，在很多实践中还有很多细节的内容上的创新。在风险和创新平衡的要求下，还有对风险转移的创新，包括能在各经济机构之间相互转移金融工具内在风险的各种新工具，如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在金融资产的资金流动上也可以采取创新的形式，比如利用金融工具提高变现能力等，很多的方式上采取创新。

二、对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途径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在实行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内银行的资产规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达到了国际同行业的水平。但是，银行业未来发展仍将面临很多复杂的挑战，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减少金融创新的同时所带来的风险。由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加剧及浮动汇率的实施，企业及个人面临了巨大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金融期货、期权及互换业务等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都是为了满足客户减少利率与汇率风险，以达到保值或盈利的要求，在金融竞争的环境下，谁能够有效的在创新前提上进行有效的风险规避，谁就拥有了市场的主导权。风险控制主要分为分析和实际操作的风险控制。

分析风险，部分可控。还有很小的部分风险是个人无法回避掉的，然而往往这一点的东西就会成为障碍。不能做到完全回避。想要回避，要有敏锐的反应能力，把握可控的、回避可回避的，尽量做好风险规避这个环节。操作风险控制，主要是在操作环节上认清哪些可控、可回避、客观存在，把握住哪些可控和可回避，尽量控制客观存在的就能够很好的降低操作的风险。在纷繁的资产、权益、利润和现金流量数据中发现公司的投资价值，在很多程度上涉及企业会计、金融数字、商务统计学、公司财务管理等基础课程的知识，所以降低风险的机制中，知识和智慧是并重的。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市场的前提下，金融创新有其存在的价值，是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也是让经济实体能够不被淘汰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整体的经济不断的发展的重要的方式，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带来的风险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风险控制机制的完善要认识到可控与可回避的风险，把握好客观存在的风险等，这样才能够在不断的接受挑战中越来越强。

参 考 文 献

[1]张亦春，许文彬．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一个基于新兴古典范式的理论分析[A]．“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金融的发展和创新”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C]．2004

[2]王元龙．金融全球化有关问题的探讨[J]．经济研究参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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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