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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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基本生产类公共品需求

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

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

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

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

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

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

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

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

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

（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

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

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

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

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

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

3、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

（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

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

（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

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

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市场主导经营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

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

（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

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

4、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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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进出口顺差0.18万亿美元，增长74%，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

但我国外贸依存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5年高达60%，导致我国国内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且随着国外贸易壁垒不断加强，出现了贸易效益低下和贸易条件呈现不利趋势等问题，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是亟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出口商品结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对该产品的出口将拉动国内的生产，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转变完成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类半制成品、中间品转变，特点是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

第二阶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了62.2%的顶峰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强劲，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其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阶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44%的份额，达到49.4%，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顺利完成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轻纺产品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根据海关历年公布的数据，从我国出口商品构成情况来看(按SITC分类)，2004-2006年初级产品分别为405.5亿美元、490.4亿美元和475.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5%、20.9%和7.8%；工业制成品分别为5528.2亿美元、7129.6亿美元、827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7%、29%和28.8%。

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密集度、高竞争强度的产业和加工环节，基本上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多属价格敏感性商品，这类产品一般技术含量不高或产品开发、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大多出口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表现为出口萎缩，进口增长而导致的贸易收支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危险在于：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净福利增加的背离，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为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损失，因而有可能出现出口规模越大，国家净福利损失越多的现象。

二、近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动态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则下降了2%。

(一)价格贸易条件。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1.2%，这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条件不断下降，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取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收入效应。

2000-2002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连续三年有不利的态势，虽然总体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如2002年，棉花的价格贸易条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价格贸易条件=(93.4/104.1)×100=89.72，蚕丝的价格贸易条件=(79.3/108.1)×100=73.36，且严重地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贸易效益。其中，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及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进口原油(主要局部冲突和战争威胁导致)和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价格上扬。通过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间，海关统计的18种主要进口商品中，天然橡胶等12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处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数量和价格同步上升，价格增幅大部分超过了2位数，特别是未锻造的铜及铜铝材同比价格增幅高达63.1个百分点，谷物及谷物粉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大豆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部分因为我国经劳动力成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某些产品的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价格。从进口的构成看，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原油进口占消费的38%，使贸易条件进一步不利。第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投资的迅速扩张，导致我国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过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速度。

(二)收入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良好的优化态势，贸易条件指数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通过对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贸易条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贸易增长主要是依赖大规模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外贸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单纯的数量扩张，只能靠结构的转变。只有进行外贸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逐步由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乃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化，才能进一步加大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三、调整贸易战略、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优关税理论指出，当一国的进口需求足以影响国际价格时，关税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提高关税显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将依靠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度增长。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第一，由于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升受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调控经济过热应从根本上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上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尽管经济过热，可电价调幅极小。而某些产品(尤其是耗电量大的产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电价，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暴利，加剧了投资的大幅增长。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相比，电价远落后于这两者的上涨。这意味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电的实际价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应该大幅提高电价，依靠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来筛选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和调控行业间的平衡发展。对电价的控制，可以说是造成电力瓶颈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极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国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成本负担，为他国提供经济“补贴”。但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这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出口，将重心移向高端产品；二是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不排除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可能。

(二)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兴部门和行业不断涌现，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不能单纯依赖于低成本和大规模，要逐渐过渡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一局面，“科技兴贸”是当前的重要工作。我国明确提出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必须建立一套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机制，引进先进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设计和研制能力，打破原来重引进、轻开发的格局。在引进开发、推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高度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四是要研究制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名牌产品和支柱产品。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维护国内的传统市场。

参考文献：

[1][英]沙加亚·劳尔.中国对亚洲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2，(1).

[2]胡乃武，等.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篇（3）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篇（4）

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产品，贸易条件则是衡量一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陈洪岩，2012），因此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程度上在农产品贸易中获取利益，增强贸易竞争力。

目前学者针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与日、韩、欧盟等个别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条件或个别因素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测算和趋势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查询了1996-2011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农产品分为四类，包括二十四章。第一类是1至4章为活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是5至14章为植物产品；第三类是动植物油、脂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第四类是15至24章为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烟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在200种农产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贸易额小并且无法计算的数据，最后共选取180种农产品应用到本文的计算中，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即1996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

另外，在计算单要素贸易条件时，本文采用黄满盈在《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近似代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趋势及其分析

本文在计算总体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时候为最大化样本数量、减少剔除的数据、尽量减少误差，将报告期与基期所选取的商品类别进行统一，使计算结果更有比较意义。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2011年与1996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1.46点。其中1996-2003年，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现一定的回升之后继续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国内外环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出口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由于受出口数量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来看，2011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农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出口数量指数增长所致。

虽然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单要素贸易条件自200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2011年与1996年相比，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增长了44.27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增长所致。

影响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先锋、刘飞（2008）、陈洪岩（2012）通过研究发现：汇率、出口商品结构、人均资本存量、FDI和关税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都有显著影响。冯晓玲、张凡（2011）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刘燕（2008）以弹性分析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文武（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劳动生产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高宇（2008）认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和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及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综上，本文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结为汇率、FDI、关税、出口数量、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劳动生产率七个因素。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Y：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值；X1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2 ：FDI，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X3 ：关税，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的农产品关税税率；X4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X5 ：中国相对于国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国外的GDP用世界的GDP减去中国的GDP来表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X6 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7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为基期。

（二）回归模型估计

利用1996-2011年的数据，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Y为因变量，X1-X7 为自变量，运用Eviews6.0做散点图，X1-X7 与Y之间基本上分别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对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回归结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拟合优度较高，但是解释变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检验值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或者自相关性，下面对此进行检验并修正模型。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说明X2 、X6 、X7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修正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分别用Y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其中X4 的拟合优度最大；再将X4 与剩余的其他变量与Y间做二元回归方程，得出拟合优度最大的组合为X4 、X5 ；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修正的回归结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拟合优度较高。怀特检验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为最终的回归结果，即仅X1、X3、X4、X5对Y有显著影响，且X1、X4、X5为正向影响，X3为负向影响。

（三）结果分析

汇率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实际汇率的上升改善了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正向变动1.97%。

FDI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FDI主要流入到工业领域，由工业领域发生作用后间接引起农业领域的变化，由于影响机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多，所以影响不显著。

关税税率的系数为正值，X3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大约0.3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贸易大国的地位。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的系数为负值，X4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31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也符合供求理论，即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X5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0.8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我国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给价格可能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X7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以单位的产出来衡量，但是促使中国和世界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产出，而更多的是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征收关税能起到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我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许可的正当保护的原则，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数量的增长，而应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提升质量方面，更好满足并进一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国对农业的发展应继续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尤其应鼓励农业的科学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并且加大技术的引进，真正使我国农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先锋，刘飞.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5）

2.陈洪岩.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测度与分析[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3.冯晓玲，张凡.我国贸易条件的动态变化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

4.刘燕.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08（3）

5.文武.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高宇.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影响因素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汪素琴，史俊超.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研究：1995-2006年[J].财贸经济，2008（8）

篇（5）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经济学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篇（6）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 市场 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 经济 学 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 金融 危机 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 材料 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 期货 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 成本 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 经济 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 市场 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 行政 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篇（7）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 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 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篇（8）

引言

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农产品贸易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到201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356.43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为770.26亿美元，农产品出口为586.17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33.8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农产品贸易的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与贸易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可谓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关于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讨论了反映经济增长一个侧面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对经济体国内生产格局及贸易条件的影响。Bhagwati（1973）指出，经济增长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该经济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现“灾难性增长”（梁丹丹等，2005）。

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来考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用净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来表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对外贸易政策研究课题组（1999）和彭福伟（1999）等；二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或联立方程组来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如吴振宇和沈利军（2004）、刘碧云等（200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等。

关于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反馈关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产率增长而导致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将导致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生产率进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并对促进农产品产出及农产品贸易的更好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理论基础

本文讨论的研究方法与框架，主要借鉴了龚关（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四大贸易效应分别为：消费效应、生产效应、综合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效应。

（一）消费效应（CE）

消费效应是在不改变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进口需求的变化与国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使得该经济体是更多地依赖国内生产，还是更多地依赖贸易进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消费和平均消费，EdY为AD（进口品A的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则消费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A），即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保持不变，即消费效应是中性（N）的。

（二）生产效应（PE）

生产效应是反映进口品（商品或服务）的国内生产（产出）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供给和平均供给，EsY为AS（为进口品A的国内供给或产出）的收入弹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供给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效应表现为反贸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则生产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即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保持不变，即生产效应为中性（N）的。

（三）综合效应（SE）

经济增长的综合贸易效应或净贸易效应是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即：

（3）

如果公式（3）为正，表明综合贸易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为负，说明综合贸易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则说明综合贸易效应是中性（N）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TE）

一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使其进口量发生变化，其提供曲线将会移动，从而其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大国经济，其贸易量的变化会对其自身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别表示经济体1对商品或服务A的过度需求和经济体2对商品或服务B的过度需求。当βdY 0，从而显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当βdY >βsY 时，dp/dλ

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的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国内农产品生产等相关指标。对这些数据的选择和处理作以下说明：

关于农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货物分类”，将第一类（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第二类（植物产品）、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动、植物蜡）、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类的统计数据加总而得。

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与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单位的一致性，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GDP美元值。

关于国内农产品产出的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品产出值为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值，有关原始数据均从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得到。并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关的数据均为名义值。理论上，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需要将名义值折算成实际值。对GDP、农业产出值而言，可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第一产业价格指数折算为实际值；但对农产品贸易数据来说，需要利用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而这些指数我国的官方统计部门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将农产品贸易的名义值折实换算成实际值。因此，为保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上述数据均采用名义值。

实证分析

（一）消费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但前后两个时段差异较大，2008-2011年是反贸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这10年间，顺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6年，分别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消费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虽不十分稳定，但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表明农产品进口需求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产效应

根据表1的结果，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为顺贸易偏向型增长。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生产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是稳定的，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说明，与农产品进口相竞争的国内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

（三）综合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间段以及两个分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都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顺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有9年，分别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从总体趋势看，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

在整个样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为负，这一跨期结论与2002-2011各年度的具体表现一致。根据前面的讨论，计算结果似乎可以证明，对我国这个农产品贸易大国而言，入世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结论及启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国内对农产品存在过度需求，导致农产品进口以更大的幅度趋于增加。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农产品产出不足，导致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趋于减少。综合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的结果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综合考虑经济的增长、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解决土地的细碎化经营问题，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和发展更加适合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增强农民在交易中的地位；关注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突破农产品贸易的贸易壁垒，积极应对各种农产品贸易摩擦，以扩大农产品出口。

参考文献

1.梁丹丹，程大中.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师，2005（10）

篇（9）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3-06

随着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产品科技含量的增加以及贸易自由化导致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的减弱,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随着各国的标准不断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标准和与之相关的技术法规等成为便利国际贸易的手段。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因为其隐蔽性强、变化快、影响面广等特点,正逐渐成为继配额、关税之后的新贸易政策工具,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阻碍。由于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标准普遍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因此,短期内标准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标准化已经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一大障碍。但从长远角度考虑,如果企业能够积极改进,不断创新,那么标准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

一、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效应是指进口国通过提高技术标准或设置新的技术标准,从而在短期内产生减少中国贸易流量的效果,极端的情况是使这种贸易流量减少到0。标准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限制效应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导致中国出口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说,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的产品为了达到进口国新的标准要求,不得不加大产品投入,从而直接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或者进口国海关检验机构在进口检验的过程中,人为提高检验标准,故意延长检验时间,从而限制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即使能出口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成本。中国出口的减少以及出口成本的增加都会使得中国的供给曲线上升,导致贸易限制效应的产生,如果中国的供给曲线上升足够多,就会使中国出口量降为0。二是由于进口国实施新的标准以后,对相应的进口产品的要求是必须实施标准认证,那么,对于没有进行标准认证的产品,进口国消费者的需求相应会下降,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和环保的标准认证;另外,进口国还可能利用传媒手段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消极引导,从而使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线下降,导致贸易限制效应的产生,如果需求曲线下降足够多,就会使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降为0。

(一)中国出口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

1. 小国模型。如果中国是某一产品的出口小国,即中国是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接受者,那么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此时分析比较简单,只要考虑国际市场价格下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情况,即可知道中国出口情况的变化。

如图1所示,S1为中国的供给曲线,De为中国的需求曲线。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前,国际市场价格为P1,在此价格下,中国的国内需求量为Q2,生产量为Q1,出口量为(Q1-Q2);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后,中国出口成本的增加或出口额的减少,导致中国的供给曲线会上升,从S1移动到S2的位置,由于中国是出口小国,国际市场价格仍为P1,此时中国的生产量为Q3,出口量为(Q3-Q2),小于新的标准实施以前的出口量,即(Q3-Q2)

2. 大国模型。如果中国是某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唯一出口大国。那么,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对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分析的时候我们把目光转向进口国市场。

如图2所示,XS为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MD为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由于国际市场中只有一个出口大国(为了简化起见,其他出口小国在分析时不予考虑,因为不影响分析结果),因此,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共同决定了国际市场价格。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之前,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和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MD共同决定了国际市场价格P*,此时,中国的出口量为Q*;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由XS移动到XS1的位置,从而使国际市场价格从P*上升到P1,在P1的价格水平上,中国的出口量为Q1,显然,Q1

(二)进口需求下降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

如图3所示,XS为中国某一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MD为进口国对该产品的进口需求曲线。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前,中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与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MD相交点决定了均衡价格P*,此时中国的出口量为Q*;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并采取标准认证制度以后,如果中国该出口产品或由于主观认识不足、或由于认证费用过高等原因而未主动申请技术标准认证,或由于进口国利用传媒手段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消极引导,都将导致进口国对中国该进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即图中需求曲线从MD下降到MD1,MDl与XS相交点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P1,此时,中国出口量下降为Q1,从而产生了贸易限制效应。如果进口国的进口需求曲线下降足够多,如下降到图中MD2的位置,则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为0。

二、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短期内会导致贸易流向发生转移,即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出口国的效果。发生贸易转移的原因仍然是上面所说的两个,一是由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或新的标准的实施,导致中国供给成本的增加,供给曲线的上升,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出口国。二是由于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或实施新的标准并对相应进口产品采取标准认证以后,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线下移,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出口国。下面对此进行局部均衡分析。

(一)中国出口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

如图4所示,从左至右依次表示进口国对某一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需求曲线图,进口国对中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中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进口国对第三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第三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假设进口国某产品在技术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都是从中国和第三国两个出口国进口的,且第三国产品在标准变化前后都能满足要求。

1. 小国模型。与上述小国模型类似,假设中国是某一产品的出口小国,其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前,在国际市场价格为P1时,进口国的进口量为(Q4-Q1),中国的出口量为q3,第三国的出口量为q′1,其中(Q4-Q1)=q3+q′1。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技术标准以后,中国若想继续保持对进口国的出口将不得不加大产品投入,直接提高了生产成本,或者是进口国的检验机构在进口检验的过程中,提高检验标准,延长检验时间,间接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成本,从而最终使中国的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此时虽然进口国对中国的需求不变,但在P1价格下中国满足不了,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为q1,与之前相比出口量减少了(q3-q1),由于中国是小国,其出口量的下降不会影响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由此第三国的出口量仍为q′1,中国出口量下降的部分将由其他出口国弥补,即该产品的贸易从中国转向了其他出口国。

2. 大国模型。假设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是某一产品的唯一出口大国。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中国的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出口供给量下降为q2,由于中国是该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出口供给的下降会使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从P1增加到P2,此时,进口国的进口量减少为(Q3-Q2);由于价格的上升,第三国的出口供给增加为q′2,即该产品的贸易部分从中国转向了第三国。

(二)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

如图5所示,从左至右依次为进口国对某一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需求曲线图,进口国对中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中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进口国对第三国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和第三国该产品的出口供给曲线图。假设在标准变化以前进口国的进口全部由中国和第三国供给。

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之前,在价格为P1时,进口国进口量为(Q2-Q1),中国的出口量为Q3,第三国的出口量为Q′3,由于假设在标准变化以前进口国的进口全部由中国和第三国供给,因此,在P1价格水平上,Q3+Q′3=Q2-Q1。当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并对相应进口产品实施标准认证,导致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未获得相应标准认证的产品需求下降,或由于进口国利用传媒等手段对消费者的消极引导,使得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表现为图5中进口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曲线D1下降为D2,相应地中国的出口量从Q3下降为Q4;而与此同时,第三国产品由于通过标准认证,进口国消费者对其需求上升,表现为图5中进口国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2,相应地出口量从Q′3上升为Q′4。即贸易流量在中国和第三国间重新进行了分配,部分贸易额从中国转向了第三国。

三、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效应

标准化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效应是指进口国的标准变化导致中国贸易条件产生恶化或改善的效果。在短期内,由于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会导致中国出口贸易流量在短期内迅速减少,产生贸易条件恶化的效果。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根据贸易条件的定义的分析

在国际经济学中,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1单位商品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外国商品的比例,或交换比价,通常用该时期内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①即:Tg=PX/PM,其中Tg代表贸易条件,P代表价格,X和M代表出口和进口。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当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会产生贸易限制效应,中国商品出口贸易流量在短期内迅速减少,被迫将原先供出口国际市场的产品更多地留在国内消费,导致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出口产品价格下跌,也就是PX会下降,结果也就导致Tg下降,即贸易条件恶化。

(二)根据提供曲线的分析

如图6所示,OE代表进口国的提供曲线,OF1代表在进口国提高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前中国的提供曲线。OE、OF1相交于H点,此时贸易条件由OA来表示,进口国用M1的出口量来换取中国Q1的出口量。在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以后,对中国出口产品产生了贸易限制效应,提供曲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移动,如图6中OF1移到OF2的位置,此时,贸易条件从OA变化为OB,进口国只需用M2的出口量就可以换回中国Q1的出口量,因此,产生了贸易条件恶化的效果。

四、标准化对中国的长期的贸易促进效应

(一)在长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可以进行的改革

一是从成本角度,可以适当扩大生产规模,使生产成本降到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的程度,甚至比以前更低,从而消除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的发展。下面以小国为例作一简单说明。

如图7所示,中国企业的原成本曲线为AC,产量为Q1,在国际市场价格P1下获利w,但由于进口国提供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导致中国短期内成本曲线上升到AC1的位置,由于规模不变,中国企业只有在P2价格以上才能获利,而在国际市场P1价格下,中国出口企业短期会亏损,但在长期内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经济,将生产规模扩大到Q2以上,则可以实现成本的降低,重新在国际市场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消除成本增加产生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增长。

二是从技术改进角度,企业可以加强研发,实现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的标准要求,从而重新顺利地进入进口国市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修改了的波斯纳(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分析这一问题。波斯纳(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认为,技术的变动有利于出口的增加,但这种增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弱的,最后随着他国的模仿而失去出口地位,甚至走向进口,在图8中,从A到D显示了这种趋势。②李春顶(2006)对波斯纳的模型进行了修改,用来分析技术创新对突破TBT的作用。李春顶认为,一般来说,TBT的实施是在该商品的标准化阶段,新产品不易受到TBT的影响,也就是说,TBT一般发生在图中的CD段,短期他会使CD向左下方偏移。③而笔者认为,CD段表明即使进口国不采取限制措施,中国对其出口也会减少,采取TBT只是加速了这种趋势,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中国产品出口受限一般都出现在中国产品出口高峰阶段。因此,笔者对此模型再次进行修改并赋予了新的思想。

在图8中,中国产品出口量开始的时候逐渐增加(图中AB段),并在一段时间稳定在一个高峰出口量(图中BC段),这对进口国相关产业影响可能很大,因此,为了限制中国该产品的出口,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这在短期内会减少中国出口(图中CD段),这时如果出口国不采取任何措施,则出口会沿着CD下降,但如果中国这时积极主动地加强研发,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的标准要求,则会在出口量下降到一定时间时如在E点以后出口量开始重新增加,如图中EF所示。如此周而复始,进口国技术标准的提高反而加快了中国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增加了贸易量,也就是存在着贸易促进效应。当然,这一促进效应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出口国要及时加快技术创新,达到进口国新的标准要求;同时,新的标准也不能过于苛刻,使中国的出口量一下变成0,那么再想创新突破也就比较困难了。

三是从满足进口国消费者需求角度,可以考虑对于达到国外标准的相关产品实施标准认证,重新树立进口国消费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信心,从而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促进中国出口的增长。

(二)标准化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促进效应的分析

如果出口国企业不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则国外标准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会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但如果中国出口企业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考虑并努力实践,进口国标准的提高或新的标准的实施必将在长期内产生贸易促进效应,从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下面笔者对此进行分析。

1. 从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角度的分析。由于中国作为小国的分析比较简单,在此以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为例。

如图9所示,在进口国标准提高或新的标准实施以前,中国的出口量为Q*,当进口国提高标准或实施新的标准,短期内中国出口供给曲线由XS上升到XS1,进口需求曲线由MQ下降到MQ1,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到Q1(当然这两条曲线不一定同时变化,但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里为了分析的简化需要),但长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可以进行调整,使出口供给曲线回落,进口需求曲线上升,中国出口有可能恢复到标准提高以前,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多,如图9中MD2和XS2的交点决定的中国出口量Q2,此时由于出口国成本下降的幅度和进口国消费者需求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均衡价格比标准实施以前还要高些。因此,贸易促进效应明显。

2. 从贸易条件角度的分析。如图10所示,该图是在短期内贸易条件的分析图6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分析,在长期内,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产品达到进口国的要求,使中国出口上升,中国提供曲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图10中表现为从OF2到OF3方向的移动;另一方面,进口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回升,并有可能超过以前的水平,这可能会导致进口价格的上升,从而使进口国的提供曲线向不利于进口国的方向发展,在图中表现为从OE到OE1方向的移动,此时,贸易条件从OB向OC方向变化,进口国用M2的出口量只能换回中国Q2的出口量,因此,产生了贸易条件改善的效果。

注释:

①朱钟棣:《国际贸易教程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②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③李春顶,《技术性贸易壁垒两重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兼论对于我国的歧视及应对措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朱玉春,种胜兵.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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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4]孙敬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

[5]李春顶.技术性贸易壁垒两重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兼论对于我国的歧视及应对措施[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林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分析[J].市场论坛,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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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de on China's Exports Trade

Xu Jiexiang, Zhang Rui

篇（10）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篇（11）

 

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