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汉语语言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篇（2）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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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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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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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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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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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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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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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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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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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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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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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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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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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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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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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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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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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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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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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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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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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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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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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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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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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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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篇（3）

[摘要]谚语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语言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谚语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由于人类的普遍社会活动和心理思维过程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英汉谚语也存在着相同之处。但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英汉谚语又存在着差异。本文分析了英汉谚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并提出英汉谚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渗透与融合。英汉谚语有着相同的起源和语言特点。都来自民间生活，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和外来语。英汉谚语的语言具有简炼和生动形象的特点。但从具体内容来看，英汉谚语表现了不同的地理、历史、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念。最后指出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谚语逐渐打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英汉谚语在互相渗透与融合。

[关键词]谚语；相同点；不同点；融合

1.Introduction

ThedefinitionofproverbbyOxfordAdvancedLearner’sEnglish-ChineseDictionaryis“shortwell-knownsayingthatstatesageneraltruthorgivesadvice.”(精练的俗语，或为普遍道理或为劝诫语)WuZhankunsaidthatproverbsarethecrystalofnationalwisdomandexperience.Theyarefrequentlyusedorallyand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andusuallygivepeopleinformationandspeakthetruth.Theyareshortsentenceswithcommonstyle,concisestructure,andvividlanguage.[1]WangQinsaidthatproverbsarethesummingupofpracticalexperiences.Theyaretheoralformsoflanguagethatgivepeopleexperience,adviceorwarning.[2]ThegreatEnglishphilosopherFrancisBacononcesaid:“The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initsproverbs.”

Fromthesedefinitions,wecanseecommoncharactersofproverbs.Proverbsarethecrystalofthenationalwisdomandexperience.Proverbsarecolloquial,sotheyareveryeasytoberememberedandhandeddown.Theyusuallygivepeopleadviceandwarning.

Proverbsarethecreamofalanguage.Languageandculturearetightlyinteractedwitheachother;eachinfluencingandshapingtheother.Languageispartofculture.TheChineselanguageispartofChinacultureandEnglishlanguageispartofEnglishculture.Languageisthecarrierandcontainerofculture.Humanknowledgeandexperiencearedescribedandstoredinlanguage.[3]Asapartoflanguage,proverbscloselyintegratedwiththesocietyandculture.Proverbsreflectmanyaspectsofthenationsuchasgeography,history,religiousfaithandvalues.

EnglishandChinesebelongtotwodifferentlanguagesystems,havinggreatdifferencesintheircultures.Buthumanbeings’commonsocialactivitiesandemotionalreflectionandobservationoftheworldareinmanyaspectssimilar.Sonotonlydifferencesbutalsomanysimilaritiesexisti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

2.Similariti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

Thesimilariti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mainlylieintheiroriginsandlinguisticcharacters.

2.1Similarorigins

Proverbsareconcise,vividandcommonshortsentenceswhichbeusedandpassedonorally.Theyarethesummingupoftheexperienceintheproductionstruggleandthesociallifeandthecrystalofwisdom.[4]AnEnglishproverbitselftellsusthat“Proverbsarethedaughterofexperience.”Fromthesewecanfind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enjoythesimilarorigin:theybothoriginatefrompeople’sdailylifeandexperience.Specificallyspeaking,theybothcomefromfolklife,mythology,literaryworksandfromotherlanguages.

2.1.1Originatingfromfolklife

Proverbsarethesummaryofpeople’sdailylifeandexperience,andcloselyrelatedtothepracticeofpeople’slifeandwork,revealingauniversaltruthfromdetailssoastoenlightenpeople.Therearemanyproverbsoriginatedfromfolklife.Theyarecreatedbyworkingpeople,suchasfarmers,workmen,hunters,businessmen,army-menandsoon.Theyusefamiliartermsthatwereassociatedwiththeirownfields.E.g.:

Farmers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Makehaywhilethesunshines.

(2)Aprilrainyforcorn,Mayforgrass.

(3)肥不过春雨,瘦不过秋霜。

(4)春天不忙，秋后无粮。

Work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5)Strikewhiletheironishot.

(6)Agoodanvildoesnotfearthehammer.

(7)木匠怕漆匠，漆匠怕光亮。

Hunters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8)Hethatisafraidofeverybushwillneverproveagoodhuntsman.

(9)上山打虎心要狠，下海提龙心要齐。

Business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0)Youpayyourmoneyandtakeyourchoice.

(11)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样待。

Army-mencreatedthefollowingproverbs:

(12)Agoodgeneralmakegoodmen.

(13)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Thesewerefirstusedbyalimitedgroupofpeopleinthesamefields.Becausetheyarephilosophicalcolloquialism,latertheygraduallygainedwideacceptanceandpartlybecamepartofthecommoncornoflanguageandarenowusedinmanyothersituations.

2.1.2Originatingfrommythology

Eachnationhasitsownmythology,fableandallusio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cientGreekandRomancivilizationbequeathmanymythologiesandallusions.Theybecomeoneofthemajorsourcesofproverbs.ThestoriesandheroesinGreekMythology,TheFableofAesopandTheHomerleftalotofproverbs.E.g.:

(14)IfeartheGreeks,evenwhenbringinggifts.(Fromthewell-knownstoryoftheTrojanhorsebywhichtheGreekstookthecityofTroy.)

(15)YoucannotmakeaMercuryofeverydog.(FromRomanMythology.Itmeansthatnoteverymindwillanswerequallywelltobetrainedintoascholar).

(16)Thefoxsaidthegrapesweresour.(FromTheFablesofAesop.Itmeansthatonesaidsomethingisbadwhenonecannotgetit.)

Chineseculturecantracebacktoancienttimes.Thereweremanynaturalphenomenonsandourancestorcan’texplainthesephenomenons.Theycreatedthemythologyandfabletoexplainthephenomenon.SomanyChineseproverbscomefrommythologyandfable.E.g.:

(17)八仙过海，各显神通。（from《八仙过海》）

(18)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fromafolklegend）

2.1.3Originatingfromliteraryworks

Many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comefromliteraryworks.Anation’sliterarylanguagesareitslanguage’sginger.Theypromotethedevelopmentoflanguage.Someofbrilliantsentences,plotandhero’snameinliteraryworksbecomeproverbs.[5]

Therearemanygreatwritersinwesternsociety,suchasShakespeare,FrancisBacon,JohnMiltonandsoon.Theyhadmadedistinctive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Englishliterature.TheirworkswereacceptedandpassedonbyEnglishpeople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ManysentencesbecometheEnglishproverbs.

Shakespeare’sworksarethemostcolorfulliteratureoriginofproverbs.ManyEnglishproverbsarefromtheworksofShakespeare.E.g.:

(19)“Thebiterissometimesbit.”isfromShakespeare’sHamlet.Ittellspeoplethatthosewhodobadthingstootherswillbringthemselvestrouble.

(20)“Allisnotgoldthatglitters.”isfromShakespeare’sTheMerchantsofVenice.Itmeansthatthosewhohaveagoodappearancearenotnecessarilyprofoundorlearned.

Someotherwriters,philosophers’wordsalsobecomeproverbs.E.g.:(21)“Readingmakesafullman,conferenceareadyman,andwritinganexactman”isfromadistinguishedEnglishphilosopherandwriterBacon’sOnReading.Ittellspeoplethatreading,conferenceandwritingcanmakeapersonlearned,sharpandprecise.And(22)“Thechildhoodshowstheman”isfromMilton’sParadiseRegained.

ManyChineseproverbsarefromclassicChineseliteraryworks.Thefourgreatworks:ThePilgrimagetotheWest,TheThreeKingdoms,ADreamofRedMansionsandTheMarshRebellionarethemostpopularclassicsinChina.Suchas:

(23)温故而知新。(Bystudyingtheoldonelearnssomethingnew)---《论语》(SelectedReading)

(24)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geLiangthemaster---thewisdomofthemassesexceedsthatofthewisestindividual.)---《三国演义》(TheThreeKingdoms)

(25)三十六计,走为上计。(Ofthethirty-sixstratagems,thebestisrunningaway.)---《水浒传》(TheMarshRebellion)

(26)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Goddisposes.)---《红楼梦》(ADreamofRedMansions)

(27)说曹操,曹操到。(Talkofthedevilandheissuretoappear.)---《三国演义》(TheThreeKingdoms)

Literature,asamirrorofsociallife,isanothersourceofproverbs.Manysentencesintheseliteraryworksarefullofwisdomandeasytoberemembered,sopeoplelikethemandusethemagainandagain.Atlast,theybecometheproverbsandarewidelyused.Wecansaythatproverbsarethecreamoftheliteraryworks.

2.1.4Originatingfromotherlanguages

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nation’sboundaryisbeingbroken.Moreandmorelanguagescontactedwitheachother.Becauseofthegeographyandhistory,Englishwasinfluencedandimpactedbyotherlanguagesinitsdevelopmentprocess.SoEnglishhaveabsorbedagreatnumberofexpressionsofothernation’sculture.Sodoproverbs.ManyEnglishproverbsarefromLatin,Greek,FrenchandChinese.Asthereasonofhistory,mostoftheseloanedproverbsweretransferredintoEnglishandsomemaintaintheoriginallanguages.

ManyEnglishproverbsoriginatefromLatin.E.g.:

(28)Artislong,lifeisshort.

(29)Thewishisfathertothethought.

SomeLatinproverbsaretransferredintoEnglish.ForexampleEnglishpeoplehavegot(30)“Soonripe,soonrotten”from“Citomaturumcitoputridum”.

ManyEnglishproverbscomefromFrench.Forexample,Englishpeoplehavegot(31)“Whenthefoxpreaches,takecareoffyourgeese”from“Quandlerenardsemetaprecher,gardeauxpoules”.

Englishproverbsalsocomefromforeignwriters’works.Forexample,(32)“Constantdrippingwearsawaythestone.”isfromRomanpoetOvid.

Chinesepeoplehavealsogotsomeproverbsfromotherlanguages.Suchas

(33)“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isfrom“Thegrapesaresour.”

(34)“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isfrom“Hewholaughslastlaughsbest.”

(35)“条条大路通罗马”isfrom“AllroadsleadtoRome.”

ThesehavebeenacceptedbyChinesepeopleandbecomeChineseproverbs.

Fromabovewecanfindout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similaroriginsfromfolklife,mythology,literaryworksandfromotherlanguages.Fromthesesimilarorigins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eoplehavesimilarsocialactivitiesandemotionalreflectionandobservationoftheworld.

2.2Similarlinguisticcharacters

Proverbsarecreatedbycommonpeopleandorally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againandagai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conciseandvivid.

2.2.1Conciseness

Thecleanestwaterisspring;themostrefinedwordsareproverbs.Proverbdictionisneatandsimple.Proverbsusethefewestwordstoexpressthecontents.Theyareconcise,condensedandcompact.Mostof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simplesentences.E.g.:

(36)Easycomeeasygo.

(37)Nopainsnogains.

(38)人勤地不懒。

(39)人心齐泰山移。

Proverbsaresimpleandshortsentences,sotheycanberememberedand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

2.2.2Vividness

Proverbsuserhetoricaldevicestoattractthereadersdeeply.ManyChineseandEnglishproverbsusethesamerhetoricaldevicessuchassimile,metaphor,repetitionandhyperbole,etc.

Simileisusedveryfrequently.Itisafigureofspeech,inwhichamoreorlessfancifulorunrealisticcomparisonismade,using“like”or“as”.[6]Herearesomeexamples:

(40)割麦如救火。

(41)剩秧如剩草，缺秧如缺宝。

(42)Agoodfriendisasthesuninwinter.

(43)Ablackplumisassweetasawhite.

Metaphorisafigureofspeech,whichconciselycomparestwothingsbysayingthatoneistheother.[7]Itdoesnotliterallydenoteinordertoimplyaresemblance.E.g.:

(44)Timeisfatheroftruth.

(45)Failureisthemotherofsuccess.

(46)一寸光阴一寸金。

(47)谎言怕真理，黑暗怕阳光。

Repetitionisanotherrhetoricaldeviceusedtoexpressstrongfeelingsoremphasizesomemeanings.E.g.:

(48)哪个老虎不吃人，哪个地主不狠心。

(49)Manylords,manylaws.

Gorkysaidthat,“Thetrueartisauthorizedtoexaggerate.”Hyperboleisanexaggerationusedtogiveemphasisandstrikethereadersdeeply.E.g.:

(50)Athousandyearscannotrepairamoment’slossofhonor.

(51)谷子栽得稀，不够喂小鸡。

Theexaggerationisnotfalse.Itcomesfromthetruefeelingsandbasesonreality.[8]

Apartfromtheaboverhetoricaldevices,thereareotherdevices.TheyareAntithesis,Synecdoche,Personification,etc.

Theuseofrhetoricaldevicesmakesproverbsfresh,humorous,implicitandfullofwit.

Though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enjoythesimilarorigins,theyalsohavedifferencesintheirdetailedcontents.Wewilldiscusstheir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differentgeography;differenthistorycustoms;differentreligionsanddifferentvalueconcepts.

3.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

Languageisstronglyinfluencedandshapedbyculture.Languageisthemirrorofculture.Itcanrepresenteveryaspectofculture.[9]Proverbisanimportantpartofanationallanguageandtheyreflecttherelationbetweencultureandlanguage.Differentnationshavedifferentculture.Generallyspeaking,themajordifferenceslieingeography;historycustoms;religionsandvalueconcepts.Asaresul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differentinthedetailedcontents.

3.1Reflectingdifferentgeography

Anation’sgeographicalenvironmentisaframeworkinwhichalanguageandculturehavebeendeveloping.Thegeographicalfeaturesofacountryareinevitablyreflectedinthenationallanguageingeneralandproverbsinparticular.[10]

EnglandisanislandcountryandlocatedinthewesternseasideofEurope.Englishpeoplelivebyseasideandtheirlifecannotdowithoutsailingandfishing.Soman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seaandsailing.E.g.:

(52)Thebestfishsmellwhentheyarethreedaysold.

(53)Allatsea.

(54)Beingonthesea,sail;beingontheland,settle.

(55)Letanother’sshipwreckbeyournavigationmark.

Chinaisanagriculturecountry.Everyfeudaldynastypaysmuchattentiontoagriculture.Agricultureisthefundamentalandcrucialtrade.Sotherearemanyfarmingproverbsaboutagriculture.FarmingproverbsconstitutealargepartofChineseproverbs.TheyarethecrystalofagricultureexperiencesofChinesepeople.Itcanbeseeninthefollowingexamples:

(56)春雨贵如油。（Rainduringspringtimeispreciousasoil.）

(57)种瓜得瓜，种豆得豆。（Asapansows,soshallhereap.）

(58)人勤地不懒。(Ifmanisdiligent,soilisnotidle.)

(59)瑞雪兆丰年。(Asnowyear,arichyear.)

(60)一粒下地,万粒归仓。(Fromonegrainsownintotheearth,onethousandgrainswillspring.)

(61)前人种树,后人乘凉。(Ancestorsplanttreeswhiledescendantsenjoythecoolunderthetreeshade—enjoyingthefruitsoflaborofone’sancestors.)

Fromabove,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irdifferentgeographicalconditions.Englandisanislandcountry,somanyEnglishproverbsareabout“sea”,“fish”,“ship”andsoon.WhilemanyChineseproverbsareaboutagriculture,suchas“豆”，“雪”，“仓”，“地”,etc.

3.2Reflectingdifferenthistorycustoms

Eachnationhasitsownhistory.Sinceproverbsarehistoricalproducts,theymayreflectsomeaspectsofthenationalhistory.

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thehistoryofEngland.E.g.:(62)“Itisashardtopleaseaknaveasaknight.”AknightreferstoamangiventherankofknighthoodbytheBritishmonarch.TherearemanylegendsabouttheEnglishknights(e.g.:KingArthurandhisgreenknights)intheancienttimes;and(63)“Fromwhippingposttopillory.”Awhippingpostisaposttowhichapersonwastiedforapublicwhippingandapilloryisawoodenframeworkwiththreeholesintowhichtheheadandhandsofanoffenderwereloked,exposinghimtopublicabuseandridicule.[11]

Chinahasalonghistory.Thereisthousandsofyears’feudalsocietyinChina.Peoplewerebondedbytherankofclass.Therulersexploitandbullythepeoplecruelty.TherearemanyChineseproverbsaboutfeudalandgenderdiscrimination.E.g.:

(64)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Themagistratesarefreetoburndownhouses,whilethecommonpeopleareforbiddeneventolightlamps.–Thepowerfulcandowhattheywant,theweakarenotallowedtodoanything.)

(65)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Behindthereddoorsmeatandwinegotowastewhileoutontheroadsliethebonesofthefrozen.)

(66)嫁鸡随鸡,嫁狗随狗。(Marryacockandfollowthecock,marryadogandfollowthedog.—Followthemanyoumarry,behefowlorcur.)[12]

Fromabovewecanseethat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differenthistor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kingandknightwhileChineseproverbsreflecttheChinesepeople’sgrudgeandresistancetorulers.

3.3Reflectingdifferentreligions

Religionisaveryimportantpartofculture.Differentreligionsreflectdifferentculturalcharacters,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sanddifferentculturaltraditions.Religionisaculturalphenomenon.Proverbsarecloselyrelatedtotheculture,soproverbscanreflectthedifferentreligiousfaith.[13]

EnglishpeoplebelieveinChristianityanditisthemostinfluentialreligioninthewest.ManyEnglishproverbsreflectEnglishpeople’sreligiousfaithandmanyofthemareabout“God”,“devil”,“heaven”,“church”,“cross”and“hell”.E.g.:

(67)Aspoorasthechurchmouse.

(68)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

(69)ThedevilcanciteScriptureforhispurpose.

(70)Bettergotoheaveninragsthantohellinembroidering.

(71)ThewaytoheavenisbyWeepingCross.

TheproverbsaboveareapparentlyrelatedtoChristianity,becauseinthem“God”,“devil”,“heaven”,“church”,“cross”and“hell”appearwhicharetheembodimentsofChristianity.

Incontrast,BuddhismisthemostpopularreligioninChina.ManyproverbsareaboutBuddhismsuchas:

(72)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Neverburningincensewhenalliswell,butclaspingBuddha’sfeetinanemergency.)

(73)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Afugitivemustbelongtosomeplacethatcanprovideclues.)

(74)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Likeaclayidolfordingariver--hardlyabletosaveone.)

(75)放下屠刀,立地成佛。(ThebutcherwholaysdownhisknifeatoncebecomesaBuddha.)

Theseproverbsareabout佛，和尚，庙and菩萨。ThedoctrinesofBuddhistadmonishpeopletodogooddeedsandsotheycangototheheavenaftertheirdeath.TaoismcomesnexttoBuddhisminChina.ThereareproverbsaboutTaoismsuchas

(76)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77)道高一尺，魔高一丈，etc.

EnglishandChinesepeoplehavedifferentreligiousfaith.Differentreligionsleadto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ChristianityisthemainreligioninEnglish-speakingcountries,somanyEnglishproverbsarerelatedto“God”.WhileChinesepeoplebelievedinBuddhismandTaoism,somanyChineseproverbsareabout“佛”and“道”。

3.4Reflectingdifferentvalueconcepts

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valueconceptsmainlylieinindividualismandcollective.

Westernersbelievethateverymanisequal.Theyaspiretofreedomandequality.ManyEnglishproverbsshowAmerican’sadvocatingoffreedomandindividualism.E.g.:

(78)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

(79)Hehelpslittlethathelpsnothimself.

Thesetwoproverbsillustratetheindividualrole.Thewords“themselves”and“himself”showthatindependenc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irlife.

(80)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ortune.

(81)Ifyouwantathingwelldone,doityourself.

Thesetwoproverbsattachimportancetoindependenceandself-reliance.Self-relianceimpelspeopletocreateopportunities,seekcompetitionandbereadyforrisks.

(82)“Itisthesqueakywheelthatgetstheoil.”givesprominencetotheindividualism.

(83)“Everymanafterhisfashion.”laysstressonindividualdifferences.

Onthecontrary,Chinesepeopletakemodestyasvirtue.Theyrespecttheoldandtakegoodcareoftheyoung.Theircharacteristicsare“justiceandhumanity”,“modesty”and“love”.[14]Chinesepeoplepaymuchattentiontocollectivismandthinkhighlyoftheroleofgroups.Theylaystressonhelpeachotherandrelianceeachother.Theyalsopayattentiontotheharmonioushumanrelationshipandtheytrytosavetheotherside’sface.ManyChineseproverbsreflectthistrend.[15]E.g.:

(84)“孤树结成林不怕风吹，滴水集成海不怕日晒。”showsthestrengthofcollectiveorunion.

(85)“四海之内皆兄弟。”reflectstheimportanceofmutualhelpandreliance.

(86)“相互协助事好办，各自揣私心事难成。”laysstressontheharmonioushumanrelationship.

(87)“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suggeststhatpeopleshouldsavetheotherside’sface.

Thereareexceptionsthatareoppositetothemainstream.SomeEnglishproverbsalsoreflecttheimportanceofcollectivism.Forexample,(88)“makeyourselfnecessarytosomeone.”Chinesetraditionalvalueconcepthasbeengreatlyimpactedwiththeinputofindividualism.(89)“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iscontrarytoChinesecollectivetendency.Inspiteoftheseexceptions,theirmainstreamsarenotchanged.

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many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Withthecommunicationofworldculture,proverbswillbreaktheboundaryofstatesandnations,promotetheculturalconvergenceandachieveinterfusion.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constantly.

4.Permeationandinterfusion

Withtheprogress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disseminationofinformation,the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amongcountriesareexpanding.Thecontactamongstatesandnationsismoreandmorefrequent.Differentnationalculture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Languageisthecarrierofculture.Culturalconvergenceisdirectlyreflectedintheintegrationoflanguage,atthesametimetheinterfusionandchangingoflanguagereflectandrecordtheevolutionofculturalconvergence.[16]Proverbisthecrystaloflanguage.Ithasnoexception.

Thecommunication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ismoreandmorefrequent.Thesetwoculturesaffectandpermeatemutually.EnglishabsorbmanyChinesewords,andagreatnumberofEnglishwordsalsoenterintheChineseculture.Forexample：

(90)“以眼还眼，以牙还牙”isfrom“Aneyeforaneye,atoothforatooth.”

(91)“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isfrom“Hewholaughslastlaughsbest.”

(92)“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isfrom“Sourgrapes”andsoon.

(93)“Distantwatercannotquenchafirenearby”isfrom“远水解不了近火”

(94)“Don’tclimbatreetolookforfish.”isfrom“勿缘木求鱼。”

(95)“Takeawayfuel,takeawayflame.”isfrom“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96)“Thetruthbyincessantendeavors.”isfrom“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RecordsoftheHistorian）

(97)“Betterreturnhomeandmakeanetthanlongforfishbythewaterside.”isfrom“临渊而捕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HistoryoftheHanDynasty）

FromaboveproverbswecanseethatmanyChineseproverbsbecomeEnglishproverbsandChinesepeoplealsoacceptalotofEnglishproverbs.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constantly.

5.Conclusion

Proverbsarethecreamofalanguage.Theyarecloselyrelatedtoanation’scultureandenjoygreatculturalvalues.Theyreflecttherelationbetweencultureandlanguage.Eachnationhasitsowngeography,history,religionandsocialattitude.Becauseoftheculturalgeneralitiesanddifferences,EnglishandChineseproverbshavetheir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heyarepermeatingandinterfusingeachother.Soacomparativestudyofthemcanhelpustolearnalanguagewellandunderstandthetruemeaningofother’swordin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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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5）

2提升汉语言文学应用性的策略

2.1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若想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首先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水平。在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传统中文基础（包括文艺理论、中外文学史、古代和现代汉语三大课程体系）与现代实用中文基础（包括应用文体写作、新闻学基础等）的统一，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本专业教育的应用性；其次，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水平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能力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从本专业的独特性出发，笔者认为本专业学生能力结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培养学生一般学习能力，主要包含学习的记忆力、观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内容；二是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具体包括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两方面；三是培养学生普通话的听说能力，从发音、变调、轻声、儿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话与方言的发展规律，从而保障自己能够改变某些方言习惯，自由熟练的运用普通话与周围人进行交流；四是培养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包括座谈会纪要、自荐书、调查报告等，并保证文字满足主题鲜明、条理清晰、格式标准、语句通顺等要求。2.2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优化课程结构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具有较强人文特征的学科，因此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多门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体的课程优化过程中应当在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现状，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并不断完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开设与课时调整，从而最终达到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其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最终提升该专业的实际应用性。

2.3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汉语言文学教育摆脱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结合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实现现代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创新能力。该专业的创新要求教师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使学生摆脱专业束缚，深度挖掘自身对某方面专业的理解与认识，比如新闻、文秘等专业作为本专业的分支，通过教师的引导，若发现学生对这些有兴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的学习上。因此，也可以说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学生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正如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思维，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做到举一反三。

2.4注重实践性教学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是面对一张黑板、一本教科书与一盒粉笔与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学生进行读、写、练，这种方式过于机械化，仅仅是简单的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忽略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最终难免会导致学生无法适应社会需求，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汉语言文学教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结合进行明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策略，不断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简单来讲，应用性教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课本上的专业知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获得学生文化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提升的硕果。具体来讲，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要做到两点：一是课内外的结合，学生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应当拓展的新校园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也应组织各种形式的、适合本专业学生就业的实践活动，深入挖掘学生自身潜力，并以此为基础，为学生走向职场奠定基础，实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际应用性；二是培育实习合作企业，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工作能力，让学生能够提前感受未来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学生尽快找到未来职业方向，适应职业生活，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做到学以致用。

篇（6）

为什么要研究汉语言少数民族的教学创新?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有什么意义?其实研究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创新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首先研究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创新，有利于少数民族更好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少数民族由于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等许多方面的不同。使得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言的时候并不会像汉族那么容易。因此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教学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适当的改变。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

(二)汉语言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切的事物都是需要发展的，汉语言的教学也不例外。汉语言这门学科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建立的一门学科。随着我国不断地发展，我国的各行各业也都有了一些质的突破。如果汉语言想要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能够保留一席之地，就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新、不断的改进。因此对汉语言教学发展进行教学方式的创新有助于汉语言教学自身的发展。也是发展我国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毕竟汉语言教学是了解我国文化与历史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在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缺少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

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缺少一定的教学评价体系。大家或许不是很了解评价体系的重要性。其实教学评价体系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某一阶段的教学情况。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教学评价对任课的教师进行一定的了解。然而，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却缺少这一环节。

(二)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不得不承认，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着教学模式单一的现象。经历过汉语言教学的人应该都了解。目前各大学汉语言的教学模式仍很陈旧，教师讲解，学生被动地听或接受，师生之间交流很少，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原本充满诗情画意的汉语言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总之，教学模式的单一使得课堂缺乏一定的生动力。让许多少数民族的孩子失去了对汉语言这一学科学习的兴趣。

(三)教学内容不精练

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不精练。汉语言博大精深，相同的一句话如果用不同的口吻去表述，那么含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是其他语言所不具有的魅力。因此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如果不加以提炼就进行教学，那么很难使得少数民族的学生掌握汉语言的精华。然而这也是现在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会选择全面去讲述，这样使得许多的少数民族的学生找不到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

(四)教学资源比较匮乏

现阶段我国汉语言的教学资源主要来源于简单的课本。现如今，信息技术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各种各样的最新的知识。纯粹依靠课本，不涉猎课外，会使学生接触与汉语言文学相关资源的空间变得极其狭小。教师本可以通过报纸、多媒体等许多方式为学生们或许更多的教学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情况却恰好相反。教学资源的匮乏也是现阶段汉语言教学的一大弊端。这也使得少数民族在进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使得原本宽泛的学习变得狭窄起来。

(五)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教学目标不明确的现象。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汉语言教学的目的就是学会汉语。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汉语言的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让少数民族的学生们学会汉语，更多的是通过对汉语言的学习了解我国的历史与文化。简单的只是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会汉语，可见这一目标并不明确。

三、提高汉语言少数民族课堂教学行为有效性策略分析

(一)完善评价体系，督促师生学习

教学评价体系在教学的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也是汉语言教学在方式方面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可以改善的一个方面。要想有一个好的汉语言课堂教学效果，就要完善教学评价体系，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要明确，这样才能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有效的监督教师的教学执行情况，进而提升汉语言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效性。在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考虑:首先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定期地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可以及时的发现并解决教师教学行为存在的问题，使教师的教学技能方法不断提高;再有就是对学生的评价，上课情况，阶段作业完成情况等进行评估。评价的形式可以是自评，小组评，教师评。

(二)改变教学模式，突出学生地位

运用更多的教学方案也是更好地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学的一个有效创新方式。为什么对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效性较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学形式过于单一，学生被动学习，极易产生厌学情绪，过少的交流，使师生关系紧张。所以影响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们应该选择多种形式相互融合穿插的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汉语言课程的工具性要求汉语言课堂教学应灵活地选择教学形式，采用分组等各种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等方面的技能，从而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言的掌控能力，达到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养的目标;其次，汉语言课程承担着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任，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经据典，播放录像视频等形式让学生了解汉语言文化，使学生对世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建立自身的认识，从而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

(三)提炼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提炼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充满汉语言的精华，也是汉语言在教学方式创新过程中可以完善的一个方面。为了提升教学行为的有效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提炼教学内容，让内容变得精简，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如果连篇累牍那么少数民族很难学到真正的知识。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一定的精华提炼是帮助少数民族更好的学习汉语言的有效途径;(2)让学生学会思考，汉语言这一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大部分都是教师经过自己的解读后，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给学生听，但是若想提高学生的兴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应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思考，发挥其课堂的主动性，教师只起导的作用。最后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要以简要的语言概括或提炼。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对汉语言的精华内容进行提炼是非常有必要的举动。

(四)充分利用资源，拓宽学生视野

资源在广义上指的是有利于学生学习的任何材料和物质条件，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资源就变得更加宽广。在进行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身边的资源进行汉语言的教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教师应该充分的利用多媒体的资源对少数民族的学生进行教学。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放映一些当红的电影。通过电影向学生们传授汉语言知识，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间放一些轻松的汉语歌曲。既为学生们营造了一个轻松的氛围，也间接的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

(五)制定明确目标，加强教学力度

制定明确的目标，加强教学力度也是更好的进行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的一个有效途径。只有制定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才能更好的发挥教学的有效性，从而增强教学质量。美国教育家布鲁姆曾指出:“有效的教学始于知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因此，教学目标直接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有效开展。提高对少数民族汉语言教学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而制定目标的过程可以参考以下内容:首先结合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进行汉语言课程的设置。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因此要结合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进行教学目标的制定;此外，在进行教学目标制定的过程中要懂得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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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和诠释文学，涌现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作品。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以参与活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调查》的问卷，以校园文化的视角，问卷主要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活动作品的内容、活动作品的形式、参与形式以及活动效果等方面的内容。调查问卷在征求业内几位开放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意见并做出修改后，发放52份，有效回收问卷50份，回收率为96.1%。用专业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1、参与对象

笔者对参与此次活动学生的性别、年龄、分校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基本反映出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整体的结构与层次分布，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分校直属一分校占比12%，直属四分校占比12%，长安分校占比8%，高陵分校占比68%。调查数据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男生占比28%，女生占比72%。主要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的占比54%，25岁———35岁的占比28%，大多为青年学生。根据调查，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高陵分校。

2、作品内容

根据调查数据，西安分部的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中，选取中国古代文学为内容的占比72%，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的占比28%，外国文学的选题为零。大部分学生喜好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由此可以反映出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也有涉及，对于外国文学题材较为陌生，无人选题。

3、作品形式

根据调查问卷，各分校参与学生采用的作品形式数据统计中，直属一分校采用的形式主要有情景剧演绎、朗诵和茶艺阐释等形式；直属四分校有情景剧演绎、舞蹈诠释、书法绘画、摄影诠释和朗诵作品等形式；长安分校主要以朗诵作品为主；高陵分校主要有书法绘画、朗诵作品和版画等形式。统计显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形式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特点，学生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和爱好，探索创新，凸显个性化设计，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彰显汉语言文学的风采。

4、参与形式

根据活动方案设计，参与活动的形式可以为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协作，西安分部各分校参与形式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活动的学生采用了独立完成和小组协作两种参与形式。其中直属一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8%，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92%；直属四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46%，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54%；长安分校和高陵分校的学生均采用了独立完成的形式。根据整体数据统计，参与活动的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选题内容的需求，不拘泥于形式，能够灵活选取合适的参与形式。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

1、活动效果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的实施效果，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以及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学生为36人，占所选人次的76%，问卷中人数的72%；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特长的学生人次为45人，占所选人次的95%，问卷中人数的90%；认为活动有助于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学生人次为47人，占所选人次的100%，问卷中人数的94%。该项调查显示，小组协作的学生普遍认为该活动能够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独立完成作品的部分同学缺乏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大部分学生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的特长爱好，有助于丰富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

我们对学生在活动中关于知识直观化、提升专业素养、增进文化艺术素养和提高专业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95%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直观化、具体化；91%的学生认为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素养；94%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增进个体的文化艺术素养；100%的学生认为该活动能够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兴趣。根据数据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寓学于乐，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3、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此次活动是否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教学特点以及是否希望该活动继续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对此次活动的态度调查数据显示，96%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能够体现开放、自主、和谐的学习理念，更加适合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特点；对于是否希望继续开展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其中60%的学生希望能够继续开展活动，26%的学生希望能够推广开去，让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8%的学生希望能够改进完善。根据分析，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认为该活动更加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特色，并且希望继续开展甚至推广到其他专业。

三.反思和探索

汉语言文学“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从学生自身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结合自身的特长，以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诠释文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专业知识直观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艺术素养，活动效果显著，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据调查分析，此次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反思和改进。

（一）存在的问题

1、作品内容的选题不均匀

根据调查分析，活动作品的内容选题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其中外国文学的选题占比为零。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内容相对熟悉，对于外国文学的内容掌握不够。此外，从艺术表现来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效果更为明显，也导致了学生选题的侧重。

2、作品形式整体多元化、个别分校单一化

活动作品的形式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态势，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个别分校的活动作品形式仅限于一种或者两种艺术形式，仍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3、个别分校学生参与形式简单化

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形式整体呈现出自由、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个别分校的学生参与形式均为独立完成，没有小组合作的形式。

4、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虽然活动中呈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例如《海棠诗社》情景剧演绎，《李清照诗词解读》情境演绎，《王维山水诗解读》摄影作品等质量较高的作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作品形式单一，作品设计粗略，内容表达不够充分，质量欠佳的情况。

（二）改进和探索

针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此次活动的总结和反思，对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探索。

1、创建作品内容选题参考

对于学生选题不均匀的情况，可以创建校园文化活动作品内容选题参考，选题内容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内容，给学生提供详尽、丰富的选题参考和辅助，提供支持服务，让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选题视野更加宽阔、广泛。更大程度地丰富学生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视野。

2、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

根据统计分析，部分基层分校的学生活动作品存在作品形式单一，参与形式单一化的情况。根据调查反馈，个别分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指导教师和责任教师对活动内容领会不清楚，有趋于简单化管理的思维，导致此次活动学生的参与形式和作品形式单一化。针对以上问题，需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完善培训机制，让分校的主管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领会活动的精神，打破束缚和窠臼，以创新的思维、多元的形式解读文学，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构建生动、个性化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3、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针对作品良莠不齐的情况，活动小组需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加强顶层设计，逐级管理、质量把控。加强对活动作品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审核和监督，保障学生活动作品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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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篇（9）

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篇（10）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

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

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

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

”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篇（11）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小，对抽象的字母接受能力有限，如果采用简单的机械记忆，学生一时很难掌握，即使一时记住，也很快遗忘。如何让学生较快地记住、记牢这些抽象的字母呢？在教学中，可把抽象的字母形象化，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学声母“h”时，如果充分利用书中的插图，再启发学生利用靠背椅的形状记“h”的形，利用一个小孩坐在靠背椅上喝水记“h”的音，那么学生就能根据教师的讲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很快记住了这个声母。再如教学单韵母“a、o、e、i、u、ü”时，教师可通过顺口溜“张大嘴巴aaa，嘴巴拢圆ooo，小嘴一咧eee，牙齿对齐iii，嘴巴突出uuu，撮个小圆üü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对教学内容的记忆，使拼音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易混淆的字母儿歌化

汉语拼音字母中，形状相似的比较多，如b—d，f—t，p—g—q，n—m，l—i—j等，这些字母形状，学生容易混淆。为了让学生分清这些字母，记准记牢，在教学中可编一些顺口溜或儿歌来辅助记忆。例如：“右下半圆bbb，左下半圆ddd，右上半圆ppp，左上半圆qqq，q字带钩ggg，一根拐棍fff，一把伞柄ttt，一扇小门nnn，两扇小门mmm，一根小棍lll，小棍带点就念i，i带尾巴jjj，平头小2就念z，半个圆圈ccc，弯弯曲曲就念s。”顺口溜既能提高学生学拼音的学习兴趣，又可活跃课堂气氛，使课堂气氛紧张而又活泼，且能促使学生分清并记牢易混字母，避免拼错用错。

三、拼记的形式多样化

1、创办拼音角。平时可把学过的声母、韵母、特殊音节等集中写在黑板一角，建成“拼音角”、“拼音园地”等，让学生每次出入教室都能自觉不自觉地看上几眼，读上几遍。长期坚持，日积月累，既不加重学生负担，又能促使学生记住枯燥的拼音字母。

2、编讲小故事。听故事也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在教学中，恰当地穿插一两个小故事，也是集中学生注意力，帮助记忆的有效方法，比如：我在教四声时，设计了这样一个练习《听故事说话练习四声》：“星期一（ī）那天，张阿姨（í）给明明买了一把椅（ǐ）子，并对他说：这把椅子来得不容易（ì）”。老师讲完故事，请学生复述，然后找出星期一的“一”，阿姨的“姨”，椅子的“椅”，容易的“易”，练读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