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女性精神空间的探求与建构

较之于08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依然占中心地位的男权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尴尬和暖昧川，使女性的精神空间变得相对比较狭隘。这从当代女性作家写作思潮的变迁中即可略见一斑，她们不仅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魔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和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还经历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躯体写作”、“房间写作”和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更有以“新新人类”“宝贝”们性味十足的“身体播滚写作”等。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女性正在走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和重构。

(一)“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市场 经济 大潮以其不可阻遏之势改变了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使人与生命能够重新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和文学的中心。女性作为这一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但进一步发掘出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把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等诉诸笔端，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及对女性所特有的种种复杂、微妙、细腻的心态进行深人勘察，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把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人的探问转向了一向被文学忽略了的女性，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了神秘的女性世界。与此相适应，“个人性”和‘个人化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女性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

这种“个人化”写作潮流，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们以写实主义的立场，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把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和飞速变幻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了男性的单一线性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切人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j锐，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表现了 现代 女性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探求着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价值。

(二)“宝贝”文学现象解读。“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给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留下很多颇为耐人寻味的东西。一直以来，当代的女性写作总是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等等，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因此当代女性的写作便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了身体。这种对精神空间的探求和建构工作早在“宝贝”之前略早一些的女性作家就已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她们常以回忆过去的方式来进行。从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 历史 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如果说这些“老前辈”女作家都只是靠对‘过去”的回忆过浩的话，那么到了叛逆的“宝贝”们以后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既无“过去”可供回忆，也无当代精神可供推崇的尴尬局面，可又得活下去，于是只有在语言技巧上苦修，精神意识上自己“宝贝”自己了。“新新人类”的现代狂热再加上身处一个逐渐丧失精神空间，甚或没有精神空间的时代，于是她们只好以这种严重“自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三)“趋性别写作”的意义。“超性别写作”一直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的热门话题，女作家们忠于以人为本的信念，在创作中突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自尊自爱，如斯抒在《作为另类》中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迟子建在《地地道道的女人》中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这些都显得大气、大度和大;另一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人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翟永明《超越界说》)。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女作家的自我》)。因此，王安忆在表现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时，既揭示了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逐鹿中街》)，也表现了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关系之间的挣扎((岗上的世纪》)，这些作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人的一些基本属性( 自然 属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刻制约力量。在《弟兄们》中她还描写了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却最终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的过程，提出了“女性在当今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究竟有多大精神生存空间”的人生命题。以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理性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作家和批评易叹寸文学与性别关系探索的自觉，使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母亲神话”的推翻。08年代末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这在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里表现得较为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再度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徐坤在《女蜗》里刻画的母亲李玉儿，因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生育史充满了苦难、辛酸和荒诞，于是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便从“受虐”向“施虐”转化;徐小斌《天籁》里的母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 政治 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谛，陷落在魔性丫兽性之中。

以上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暴露了女性文化合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剔除女性精神世界的劣根性和繁荣女性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女性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个人化”误区。本来从“个人化”视点对男性社会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主流叙事进行消解、颠覆，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竟成为个别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取得惊世骇俗效果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对女性的新的压抑。近来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她们竟称“用身体来写作”。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今天的女性作家并不全都是“个人化”思想的俘虏。譬如陈染，她的作品就常给读者非常复杂的感受，既是惋惜，她那样固执单尸的想象角度，以至不得不重复自己;也是期盼，她毕竟表现出了对于精神自由的敏感，对于庸俗的由衷的厌恶。林白的小说也以诗化和抒情化的笔调，通过一个认同感极强的女性叙述人之口，描绘出了孤立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完美女性形象和男性中心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悲剧性冲突，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化风格(《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凭借如此富有诗意的世界，我们才能在精神上有力地质疑各种流行的思潮，也才能真正继续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性”的盛宾及其负面效应。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是令人尊敬的，但90年代以后有些女性作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放到了“性”上面，使本应有的“人性”倒少了“人”的意味。比如在08年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一大深刻表述是残雪式的防被窥心理，而90年代的卫慧、棉棉们写作的典型方式却是暴露隐私，同样是写“被看”的女性，一个在惊恐地逃避看者的眼睛，一个则主动把自己置于看者的视野之中，用躯体化语言为当代文坛献上了一席别开生面的“性的盛宴”，虽个别地方用笔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底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更多一些。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有强烈的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根本谈不上理性的思考。

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 理学 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 艺术 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负面的诱发作用很容易产生，特别是这类创作所凸显的“自恋”倾向不利于女性自我精神空间的建构，很容易跌入男性“欲望化的“窥”陷阱。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和生命意义的“性”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不应该象有些批评家那样将其称为女性文化的核心，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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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混淆，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见解。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的是对男性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历史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女性形象与作用进行细致的探寻。在英美文学中，男性文学作品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观念，男作家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分理想化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或温柔或美好，二是过于极端刻画女性形象，将女性视为社会异类，刻画成恶魔。而这两种形象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随着英美文坛的发展，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提出了女性主义这一说法，他们以女性群体为背景来书写女性的文学，由于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人物刻画、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等方面与男作家并不相同，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解放，并且使女性主义从女性文学中被挖掘出来，并作为了一种教学方式逐渐融入了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课程中。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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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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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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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文学;多元形态;成因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这个过程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跋涉。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标志着它的成长逐渐走上成熟。

中国女性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五四”使其得到繁荣和发展,并奠定其基础。这个世纪的3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分野与的爆发,使中国文学自然地形成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类型。中国女性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摆脱时代的无情安排。1949年前后,由于大陆政权的更迭,留在大陆的国统区的女性作家,如罗洪和赵清阁等人以及游走于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白薇,都在新时代里变得相对沉寂或无所作为;而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如张爱玲和梅娘以及苏青等人,前者在1952年“出走”,后者在留下来的岁月里,基本再没有什么创作。就中国女性文学而言,中国大陆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成绩不大,有影响和有成就的作家,寥若晨星。而在台湾,由于从大陆飘到那里的一批女作家的辛勤耕耘,却又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了80年代,女性文学随着大陆政治的变化骤然而起,数以百计的女作家如过江之鲫涌上文坛,真正成了中国文学的半边天。但是,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女作家的创作总是千差万别的,其主题内容和艺术风格也总是丰富多彩的。

从“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时期起,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多元的创作形态。这种迥异的多元创作形态,不仅体现在思想主题方面,更体现在艺术风格方面;这种多元形态,不仅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作家的不同创作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创作文本也呈现出多元性。这些,可以说明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何时才有女性文学。

一种思想意识和一种创作风格的产生,可以诞生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也可以在没有任何接触、彼此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大致相似、相仿或相同的思想和艺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它们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其实,文学也是一样,在世界文学史里,这种情况并不少,例如有的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就如出一辙。

作家的创作路数或风格,抑或说是创作形态的变迁,与作家本身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社会、思想影响和对于外界文学或文化的接受大有关系。自20世纪初叶以降,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大部分女作家在不同时期,其创作实践都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对于思想主题和创作风格的不同追求。

庐隐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虽有浪漫的因素,但其创作路数相对比较平直。所谓平直就是基本没有很大变化,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变化。从《海滨故人》到《火焰》,她的小说从抒情而伤感的情调,到悲愤高昂的精神,就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既是社会变化所使然,也是作家思想变化的自然呈现。再如丁玲,她最初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等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苦闷、彷徨与对光明的求索,虽然前后有差异,但是总体风格相近,都是多些“浪漫”,少了些“现实”,其笔法呈现出典型的女性主义色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凸现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而到了《韦护》和《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贴近中国现实和命运的作品,她作品里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骤然变成了社群对于社会的抗争,这个跳跃式的不同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深受当时读者的称赞,但至今也不断遭遇后人的批评。当然,她的变化是她的思想变化的结果,这是作家的自由,因为作家总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怀并抒发自己的爱憎的。对于丁玲的“变化”,可以说是作家不同时期的心灵的不同的“思想表情”,也是作家不同时期自在写作的境界。这个结果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我认为好与坏不能只是一些评论家说了算,最后的发言权还得交给历史。这个历史,正向前延伸和发展,我们健在的人可能看不到,历史的大河会一遍遍地淘洗这些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金子。

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不是个别的,这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文学现象,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其创作面貌(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以贯之的几乎没有。凌叔华这位温文尔雅的女作家,从最初的《花之寺》,到《小孩》等,她的小说从朦胧到彰显,朦胧的女性意识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些微变化的。富于反抗精神的白薇,她的从头到尾述说男女至爱之情的诗剧《琳丽》、《打出幽灵塔》到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和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和长篇自传《悲剧生涯》,她从表现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品,到更具强烈现实感的创作,这种创作思想主题与艺术风格的差异,其实都源于对于社会的深度认识所致的结果。当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形态不只是表现在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里,其他重要作家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等人的创作也都有这种多元形态的存在。稍后,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茉莉香片》,草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白朗的《幸福的明天》等人的作品,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都在更多的层面上再现她们创作上宏大的社会主题思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相对处于低潮的时期,以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茹志鹃和刘真而言,她们那些现实主义而有充满激情的小说创作,到了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便有了一个新的面貌。茹志鹃早期的小说代表作是《百合花》,而到了“思想解放”之后,当西方的文艺思潮涌入我们家园之后,她便创作出《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的小路》等相对新潮的作品,创作风格也从“微笑”走向“沉思”;刘真也一样,她从早年的《长长的流水》、《春大姐》到《英雄的乐章》,再到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反思文学佳作《黑旗》,虽然艺术上都是现实主义,但我们发现刘真无论是思想或是艺术都有了不少变化。宗璞一生写的都是燕园里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这是她一贯的主题追求。上个世纪中期,她创作了《红豆》,但在国家迎来又一个春天之后,她创作了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艺术上,她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艺术手法,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不断以各种艺术手段,锻造其作品的佳境。

我们可以顺手随便指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那些红遍中国文学版图的女作家的创作形态来分析她们的变化,以此来说明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性和普遍性。我们不仅可以就她们创作的思想主题大致归为若干类型,还可就艺术形式也分为若干类型。事实上这种划分就其科学性而言也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作家的创作常常就像夏天的云彩,不同的风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下其创作往往呈现不同的色彩,因此这种划分只能是相对的或暂时的,而非恒定永久的。

先说思想主题。思想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透过作品所呈现的一种观念、感情或情绪,或者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并非就是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当然,作家自觉地表现一种政治态度,也很正常。我们不是强调政治,而是强调思想,强调意识、感情或情绪,因为作家的作品最终要表现的是思想、观念、意识和情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包括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和21世纪初的文学),至今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路程,对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纪元”,是一个里程碑。这一阶段文学历史内容十分丰厚而广阔,艺术上异彩纷呈变幻多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幕。这其间,可以说女性文学就像中国女作家本身那样绚丽妩媚。说它绚丽妩媚,不仅是因为女性作家灿若群星,更是因为她们创作上璀璨斑斓,表现出色。她们不让须眉地参与了创造一个国家的伟大历史文化的进程,并以自己的豪情与多彩之笔为文学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尽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属于她们的文学瞬间不算太长,但是她们尽到了真诚,付出了汗水。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核心思想和写作趋势,总体而言,显示了多元状态。自上个世纪新文学开篇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创作的重要主题形态,不外乎社会的,母爱的,爱情的,成长的,的,死亡的以及宗教的等等;艺术上也是千人千面,形态各异。而关于社会和爱情这两大永恒的主题,则覆盖着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版图的各个角落。关注我们社会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痛楚,书写男女形态万千的爱情,是绝大多数女作家最得心应手和最钟情的创作重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女作家张洁、谌容、张抗抗、戴厚英、霍达、柳溪、柯岩、叶文玲、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范小青、王小鹰、竹林、迟子建、毕淑敏、张辛欣、陈染、林白、残雪、徐小斌、海男、蒋子丹、徐坤、张欣和舒婷、伊蕾、翟永明等人的创作,她们作品里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各有不同,艺术手法也是各不相同。张洁除了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社会性极强的《沉重的翅膀》和充满激烈女性意识的《方舟》、《红蘑菇》和《无字》等,主题思想不同,艺术追求也不相同。且不说张抗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分界线》及早期的代表作《爱的权利》和《夏》,她的创作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有其变化;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和《情爱画廊》是她的创作在艺术上更臻成熟的标志。王安忆披着清新文雅而纯净的“沙沙沙”的“雨”踏上文坛,到描摹历史与文化反思的《小鲍庄》,再到对人性和“性”进行深层反思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追忆“父系神话”和“母系神话”的《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和展示历史变迁的《长恨歌》,再到对于“都市小说”的创造,王安忆以不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多元地展现自己“心灵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还有铁凝,她从早期关注农村生存状态的《灶火》和《哦,香雪》,到描写农村妇女深重苦难命运的《麦秸垛》、《棉花多》、《青草朵》,再到撕开人性丑陋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和《大浴女》,她对女性的同情与暴露,都是入木三分的。陈染和林白也并非一成不变,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也有变化,比如陈染,她写作是“为了寻求精神和情感的出路”。她说:“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吗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吗要寻找这种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男人和女人?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20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半疯半傻、濒临崩溃地走了过来……偏执的东西太多了。”[1]她说她走了许多“弯路”,但她感谢那些弯路。这就是陈染,那时她接连创作了《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在禁中守望》和著名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所谓以“身体写作”的代表作家。但是,她的心理状态和她的小说前后也不尽相同,先前的写作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而后来则视写作为一种乐趣。她的创作所以引起国内外读者与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就在于她那些趋于隐蔽,趋于心理、哲学与思想,大胆探索现代人的孤独、和生命的充满了男女性意识的诡秘怪诞的想象和独特叙述方式、独立于当今文坛之外的作品。再如林白,这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作品最具有女性文学特质的女作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玫瑰过道》和著名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到《玻璃虫》,这位将小说视为“炼丹炉”的林白,能使“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真假共生,真与假互为拯救”,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以新写实小说驰名文坛的方方和池莉,无论是她们早期的小说《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风景》和《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还是后来的《乌泥湖年谱》和《有了你就喊》,虽然她们写的都是芸芸众生的吃喝拉撒睡的生存之道,但是,她们的创作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变化着。

中国社会的开放,给文学创作中的个性张扬和艺术创造的释放带来了辽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提一提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九头鸟》等作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们都有自己一定的生存价值和空间。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女性文流中的主流,但是,它们的存在却能说明中国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上述女作家的笔下都有以社会人生为主题的深厚之作,而爱情主题是她们创作的灵魂。就爱情而论,她们笔下的“爱情”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多元的。铁凝的爱情观是对理想爱情的追寻,王安忆小说的爱情观是对诗情的消解与放逐,方方小说的爱情主题则是凡俗人生上演的爱情悲剧,池莉小说中的爱情往往是残酷的缺席者。陈染和林白的小说以身体写作、欲望化叙事所传达的爱情主题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个人化写作”和鲜明的性别立场:女人的成长、恋父与父、恋母与恐母,女性意识的觉醒、失落和回归,都是她们小说里骇世惊俗的爱情世界。爱情永远没有穷尽,它所酿造的悲喜剧也永远没完没了,作家笔下的爱情形象也永远不会雷同。这种不同和差异,丰富性和多样性,便注定了文学的生命之树常青。

作家的创作历程与其思想历程息息相关。在小说创作上,王安忆的风格多变是文坛上少有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的张秀亚,早期的小说集《在大龙河畔》、《皈依》、《幸福的源泉》、《珂萝佐女郎》、《寻梦草》和《七弦琴》中多是对于乡俗民情的怜悯与同情,其风格是现实主义的;而1949年后在台湾创作的小说集《感情的花朵》与《儿女行》则将其怜悯与同情隐藏在对于人情世故的冷静解剖里。后者虽然依然具有“京派”小说的笔法,但是主要风格却是更多取法欧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她的创作从写“平凡、洁净、朴素而诗意化了的人生”,到“有意描写生活中的琐碎”,希望“自生活的最细微处,反映出颠扑不破的真理”,再到笔下所显示的欧美现代派的笔法,这种创作上的差异,都是作家创作上的自然需要和表现。

说到张秀亚,我想起台湾诗人痖弦在谈“张秀亚的意义”时所说的台湾女性文学的问题,他说:张秀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对台湾妇女写作运动产生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很少人注意到她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者一提到女性文学,总是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进入后算作台湾女性写作的开始。其实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文学史发展的事实,不尊重张秀亚和她的同辈女作家对妇女写作的先期建设,就等于忽略了文学史演进的连续性。而从整个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看,因为有了五六十年代妇女写作运动所奠定的基础,才使这一代的女性写作者,在接受、选择性接受或批判性接受之间作出正确判断。”虽然,痖弦说的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但他的看法令人深思。

台湾文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笔下出现了不少“女强人”的形象,诸如萧飒的《如梦令》中的于珍、孟瑶的《一心大厦》中的吕真和朱秀娟的《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廖辉英的《红尘劫》中的黎欣欣、《盲点》中的丁素素等,她们的人生经验大致都是事业成功、婚姻失败的模式,就是说,这些“女强人”的主体意识都是事业上不让须眉、敢与男性一争长短的巾帼英雄,她们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庄严人生,也成就了自己显赫的事业。但是,伴随着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爱情的失败,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破裂,其代价无一不与痛苦相关联。这种结果,当然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种折射,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和世俗因素不仅作用于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对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类小说的模式往往是“爱情婚姻线索作经,创业追求线索为纬”[2],并把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尖锐对立起来。当然,朱秀娟以《女强人》为代表的大部分长篇小说显示了不同的特色:在她的作品里没有让爱情至上,没有让爱情主宰一切,而表现的或是事业、爱情并重,或是事业重于爱情。朱秀娟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主要作品及影响都发生在80年代。以题材而言,她是一位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从小说的内在精神看,她又很现代,因为她的女主人公都是正面的主宰者。在她笔下,主人公不仅有商界的女强人,也有女性上班族、留学生、模特儿、梨园艺人、军人和商界显要。她的代表作《女强人》和《大时代》,曾在读者中引起巨大震撼。谈到创作,朱秀娟说:“在《女强人》之前,我写作了十几年,出了十几本小说,带来很大的挫折感――销路不好,知名度不够。仔细检讨,不跟随潮流是致命伤。”但是,朱秀娟强调说:“我写小说,一向不迎合潮流,也不在乎市场,我总觉得一个作家,不能跟着别人走,尤其不能跟着读者走,应该有点儿带动性,我要给读者看什么,而不是读者要看什么。”还说:“写作有反映时代之必要,有不屈服市场之必要。”她的《女强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主人公林欣华,就是生活里每天都能看到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个一步一步走路、一口一口吃饭的普通女人;由于她的踏实和坚毅精神,以及矢志不渝地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才使她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以上我们谈到的台湾女性文学中关于“女强人”的诸多小说,其精魂有别于“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意识,因此可以说,女性文学不能把那些更为富有实在的真实性和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

我们还可以将聂华苓的《失去的金苓子》和《千山外,水长流》作一比较,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上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同一个作者在创作实践上的变化。再就聂华苓与於梨华的创作而言,前者显示了民族主义的精义,而后者,比如她的《考验》,所代表的却是女性的自强不息。还有严歌苓,她的《红罗君》写一个两次嫁人的中国女性海云,她从中国的“深宅大院”走进美国,从而也就走进了另一种幽禁的城堡。海云有过五个男人,这五个男人分别是丈夫、“儿子”和情人。但这些男人都只是从身边闪过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无论是进“城”还是出“城”,对于她都是一种幽禁。海云没有想到,到了“自由”的美国,自己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是严歌苓小说深刻所在,这与她早期在国内出版的小说相比,俨然成了两个艺术世界。

中国女性文学所以拥有多元形态,就在于作家走上文坛的经历、立身背景、学养程度、环境熏染以及对于中外文化的接受和作家本身的精神追求等组成的一个看不见的立体文化网络作用下的结果,这些都促使作家在题材的运用,体裁的把握,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的采纳等方面不断表现出创造的才能。创造精神是作家的艺术生命,创新和变化永远都是作家创作活动中超越自己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命表现,而“停滞”就意味着作家的“沉沦”。如果一个作家满足于停留在原地踏步,留恋自己的已经拥有的那片天地,其创作也就到了“尽头”。作家只有不停地思索和创造,才有望创造文学的奇迹。

在我们环顾作家创作文本之后,我们发现了文学艺术生产形态的多元性。文学艺术的多元性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映和需求。没有谁愿意永远固守一种文学模式,而这多元的创作形态,永远是我们的理想追求。但是,我们还要说,现实主义依然是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第一大艺术手段。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一再证明,现实主义永远是一道奔流不息的生命活水。

顺着中国女性文学的长河漂流而下,从20世纪之初到21世纪,近一百年的航程,我们发现中国原有的“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版本是有别的。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中国人不仅没有提出“女性主义”,在“主义”层出不穷的近代,也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没有提出“主义”,不等于就不存在。比如,中国人也没有提出“数学”、“物理”、“化学”等名词,那么,是不是中国文化史上就没有数学、物理、化学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很早以前便有了《周髀算经》和火药,等等。就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而言,早在清朝末年,秋瑾在她的文字中不仅出现了“女权”,而且还将其思想变成口号和行动:她不仅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和残害,还时时唤起女性觉醒,主张天地人生、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在秋瑾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其女权意识之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江红》)“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以及她以恢弘之气概在《宝剑歌》和《宝刀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女诗人,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不仅有别于旧文学,而且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发展,那个时期的多数女作家都在思想上受到她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中国一直潜在着“女权意识”和“女性文学”的思想资源。性别意识,不仅无声地潜藏于民间,也潜藏于历代知识女性的诗文之中。当然,那些明显张扬性别意识的文本记录虽属少数,但在中国妇女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方面却极具价值,其意义不能低估。从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史和新文学发展史来看,中国有自己完整的女性文学发展史及其传统,这百年的历史和传统,依然会在21世纪引导中国女性文学向前发展。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丰富而广阔的天空及其包容精神,将催使中国女性文学走上更加繁荣之路。而“女性主义”,只是中国女性文学的一翼,它不能涵盖、也不能代表中国女性文学的主体精神。

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方式的表现,是文学发展史所凝聚的规律。思想主题的多元性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性,将使中国女性文学成为一座万紫千红的百花园,而女作家则是这座花园的园丁。

【参考文献】

篇（6）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篇（7）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篇（8）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本文由收集整理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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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11-02

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女性文学的发展之路也堪称坎坷崎岖，这种情况至明末有很大的改善。明末清初是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女性开始在多方面的展现自己的才能，女性作为创作群体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并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影响。本文试从创作全体分布的地域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与不同文人的交流分析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特征。

一、女性文学创作群体分布的地域性及其原因

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记载的历代女作家最为全面丰富，据其记载，中国古代女作家约4000余人，该书收录的明清女作家就达3885人，其中南方多达3405人，占中国历代女性作家的绝大部分。这其中，南方地区多达3405人，北方仅340人。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又占80%。由这组数字不难看出，明清女性文学之繁荣，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历代妇女著作考》估算，明清两代的女性文人主要分布在吴中（江苏省南部）、杭州、安徽桐城地区。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展繁荣，原因如下：

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这位女性文人创作群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明代中期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封建经济的结构，产生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当时社会的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远小于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明末的解放思潮，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文化社团，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拓宽了久居深闺的闺阁女子的生活空间和交际范围。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刺激下，相应的，社会对于人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这其中包括女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需要女子具备一定的才能。传统对于女子道德操守的要求开始变动，出现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观念，希望女子也成为于家庭于社会有用之女。所以女性教育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位诗词创作活动奠定了教育基础。

社会大环境对于女子的创作是有利的。明代文人间的交往活动达到鼎盛，这种社会文化对于生活范围狭小的女性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女性作家开始走向公众空间，与男性文人的唱和、女性作家之间自发的群体唱和等情况随处可见。毛奇龄、袁枚等名士直接招收女弟子，鼓励她们创作，也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

二、女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萌发的影响

因为以上因素的作用，封建社会走到末端前，女性文人终于大规模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相较之前的女性文人，明清时期的女性文人创作环境显得较为宽松。历史上的女作家人数本就少，不少为青楼女子和妃嫔，她们的创作某种程度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是为了取悦某些特定的对象。班昭的《女诫》就如此，明清之前，创作的作品属于女性自己的很少。宋朝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创作中表现女性真实的情感体验的文人，如李清照、朱淑真，但是是非常罕见的。到明清两朝，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及女性自身的觉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对文学创作表现大的兴趣，创作的热情倍增，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如苏州的叶氏家族，因为地域与亲缘关系，女性已经开始文学聚会，有的或已经结社，交流创作心得。聚会或结社的女性文人，往往有共同的语言，性情相投，出身相似。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她们创作热情的激发，她们切磋、交流心得，在其中取得进步，还有一个好处是，不再是一个人面对社会大众的舆论，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勇气。

女性为自己和其他女性文人的作品结集、刻印。明清之前，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品都是男性编选、刻印，因此才得以保存。明清时期，很多女性文人的作品仍然是男性编选、刻印的。这样的缺点是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少，以男性文人眼光挑选的作品且不能反映女性最真实的心境。明清时期的女性不能满足这样的现状，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编选女性作品。明代的著名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这其中之一，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伊人思》与传统男性的编选方式有很大差异，强调作品的时代性，书中所选的文人均为明代中后期人，编排上以原有刻集得18人未有刻集幸见藏本得9人，传闻偶及得6人，附乩仙2人为顺序。男性喜欢按照女性的身份地位、生活年代、文辞优劣等几种体例编排女性作品，沈宜修的编排与之很不一样，体现了女性编者细致务实的完全迥异于男性编者的采选风格。

明清女性在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强意识，但是沉重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这样的自强意识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传统的道德观念依旧是主导。这种现状直至近代才有改变，不过相较于其他地域的女性，江南地区更快的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意识。如，近代女性追求自立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放足。吴地女子接受“放足”意识较快，认识到此举不仅开创新风尚，而且是女子走向社会、自强自立的前提。1900年上海妇女首先成立 “放足会”。1901年，苏州、无锡等地也先后成立放足会，一时周围乡镇放足渐成风气。

三、与名妓文人及男性文人的交流

名妓文化在明末清初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名妓与传统女性本无交集，但在特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明末清初时，名妓文化与普通女性文化开始融合。清初，名妓的家国观念对普通女性产生较大影响，部分传统女性文人也接受名妓，二者相互影响，产生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相较于传统女性文化显得更为积极，有些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由名妓身份转变为良人身份，也为大家接受。

传统女性对于名妓也采取积极的态度。明末清初著名女性文人黄媛介就在这两种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媛介于柳如是关系十分之密切，“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两人因为文学成为朋友，并经常往来。“媛介后客于虞山柳夫人云楼中”。黄媛介曾居住于柳如是的住所。“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止。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绛云楼建成后，柳如是邀请黄媛介做客，两人笔墨相伴，创作诗画，在当时吴中闺阁中传为盛事。黄媛介当时生活状况较为困顿，柳如是还曾以金钱资助她，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

至清代，女性文人对于创作求知的要求越来越高，除接受传统的教育外，女私塾也普遍了些，社会大众对于女子求学重要性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女性文学的发展，除了与女性自身的努力文化环境等因素外，与男性文人的倡导与帮助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角色，起初是女性的父亲、丈夫或者其他亲人，当然也有些文人，自觉承担起女性的教育工作，代表人物是广收女弟子的性灵派创始人袁枚。这些本就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人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影响力，提供了作家的知名度。如著名学者鱼樾曾为流落江南的女子刘清韵的诗和戏曲写序，十分推崇，并请吴季英为她刊印《小蓬莱仙观传奇》，这是由于此，刘清韵的戏曲才流传下来。由此可以看出男性文人名士的帮助对于女性文人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7.

[3]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

[4]陈新，周维德，俞浣萍.历代妇女诗词选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5.

[5]许周鹣.论明清吴地女性自强意识的初醒[J].学术月刊，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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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它把生态观点和女权观点结合起来，关注的是父权制世界观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左金梅，2007）。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特质的言行，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尤其是男女之间和谐、生态的关系（左金梅，2004）。近年来，随着机械文明的快速发展，各种生态问题日趋恶化，人类本性中自然原始的一面受到了工业制度的严重摧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随之兴起，人们也日益关注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试图唤起人们对女性本质及自然的关注。受本身家庭、恋爱和婚姻的影响，戴维•劳伦斯的笔下描绘了众多女性人物的生活情感经历，无论是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还是中篇小说《公主》中的玛丽•亨利埃塔，无不在父权制世界观的统治与迫害下苦苦挣扎，艰难的寻找自我。多年来，劳伦斯一直承受着小说代言人的错误称号，如今，随着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不禁被劳伦斯丰厚的著作中随时随处所透露出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所影响。儿时的劳伦斯亲眼目睹了现代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摧残扭曲了父亲那充满活力的人性，成年后的劳伦斯又不得不面对一战及随之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给自然及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冲击，这一切使得劳伦斯感到生活到处充满矛盾，人类的自然本能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正日渐消失。崇尚血性的劳伦斯曾一度发起反战言论，而后又不得不四处奔走以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卢敏，2003）。同生态主义者的出发点一样，劳伦斯关注的是战争及快速发展的机械文明对自然和人类自然本性，尤其是性本能的压抑及迫害。同时，劳伦斯笔下挣扎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个体要求解放自我，唤醒自身女性本能的诉求更是同女性主义的思想相符合。　 中篇小说《公主》是劳伦斯由墨西哥回到伦敦后，偶然间受到友人启发写作完成的（卢敏，2003）。主人公“公主”自出生起便在近乎癫狂的父亲的荒诞培养下，过着与世隔绝，自欺欺人的贵族生活，并一步步走向异化，人格分裂，直到父亲死后才萌生出一丝寻找自我的念头。然而，在其与代表着自然与原始的墨西哥裔导游罗梅罗的相处期间，公主却始终摆脱不掉身上已经异化了的人性，即使两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也无法唤醒公主内心被长久压抑以致消失殆尽的自然本性。最终，故事以公主精神分裂和罗梅罗的死悲剧结尾，深受父权制统治摧残的公主，早已失去了女性的天性和爱的能力，最终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罗梅罗。小说通过描写代表着父权制和工业文明的父亲对公主的迫害，以及代表着自然与人类本性的罗梅罗的悲惨结局，向我们展现了自然和女性被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从而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父权制统治与公主异化性格的形成 劳伦斯从小说一开始就用详细的笔触描述了近乎疯狂的父亲科林•厄克特对自己亲生女儿的荒诞教育，小说的开头也已经向我们暗示了公主成长在这种教育下的悲惨处境，她只是个“可怜的小东西”。科林•厄克特本身就是一个被工业文明极端异化了的人物，他顽固的认为自己拥有王族血统，无所事事地游走于上流社会中间。从外貌上看，他长着一双有点儿含糊的空洞的蓝色大眼睛，有着回声一样的嗓音，看上去总是神情恍惚；同他生活了三年的妻子将他视为幽灵一样的存在，最终使其崩溃；亲戚对他来说根本不是实体存在，只是不得不回答一下的留声机，这一切恰恰表明了他那已经被工业文明异化了的人格，他的生活状态也是孤立的，边缘化的。公主生来有着一双同父亲一样的惊异的蓝色大眼睛，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两者性格间的承接关系。自出生以来，父女俩便形影不离，他称她为公主，似乎那就是她的名字，并时刻告诉她要保守他们的秘密，那就是他们是最后的王族，其他人都是俗人。公主从小就接受着机械的教育，十几岁时父亲就让她读左拉和莫泊桑，即使这些让她感到困惑。在与人交往上，父亲坚持自己那一套恶魔理论，告诉她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王族气质，对任何其他人都不要在意。然而对于外人来说，她只是父亲的一个“过失”，虽聪明的出奇，却也总是很幼稚；她老派，世故，冷漠；虽如水晶般清晰完美，却也冰冷，让人难以接近。体态上，她就像是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体格娇小，仿佛一个低能儿。三十三岁的她看上去还是二十三岁的体态，使人不禁思考父亲荒唐的教育对她人格及身体的迫害。她就像一朵没有香味的、不结果实的花，虽然高贵，却总让人有碾碎它的欲望。 父亲极端的教育方式教会公主的只是一种表面高贵光鲜，实则虚伪冷漠的存在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主的精神和肉体却一直同行尸走肉般毫无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父亲极端父权制的培养下，公主已经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虚幻异化的成长环境使她极度边缘化，失去了与外界的自然联系，只是父亲用来证明自己王族血统的工具。公主作为女性的特质也被压抑和扭曲着，直到她38岁父亲去世前，她的身材仍旧瘦小，仍旧是处子之身，生命中不曾出现过一丝女性心底的自然欲望。这一切都是父亲虚伪、机械、荒诞的教育结果，父亲去世前，公主根本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劳伦斯借此向我们传达了他的生态意识，既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摧残，虽然机械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却也破坏了原始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直接的亲密关系。

二、回归自然，寻找自我 在谴责工业文明毁灭人性的同时，劳伦斯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然的赞美。在其多部作品中，森林、庄园、花草树木等自然元素一直是劳伦斯所钟爱的故事背景。如《儿子与情人》中，男女主人公之间最美好的事，约会或性关系等都发生在森林里。又如《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康妮试图摆脱冷漠的丈夫，寻找自我的地方也是一片充满自然气息的森林。劳伦斯崇尚血性，即人类的肉体与直觉，和一切从本能出发的感官经历。对他来说，大自然是生命的起源，蕴含着无限的生命活力。因此，大自然成了他心中为人类提供避难所，使人类得以摆脱现代文明的死寂和寻找自我的重生之地。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在经历上有着相似的体验。这样，劳伦斯自然而然地将大自然作为公主寻找自我的圣地。#p#分页标题#e# 父亲死后，公主内心的自然本性爆发，她向往旅行，内心告诉她要往西行，暗示着公主已经萌发了摆脱父亲的影响的想法，开始了寻求自我的旅程。在对公主随后的上山之旅的描述中，劳伦斯对秋日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其中不仅包括他对大自然一贯的敬畏与赞美，更融入了对公主敏感和充满矛盾的心境的细致刻画。这里的森林与其以往的作品中所描绘的有所不同，除了对大自然美好和充满生命力的一面的描写，劳伦斯加入了对自然界冷漠、威严一面的描绘，以使我们体会公主复杂的心境。秋日的深山气候恶劣，但为了满足好奇心，公主执意要求当地导游罗梅罗带她上山，似乎暗示了这一旅程注定不平凡，将会使公主的人生发生巨大的转变。与富人聚集的牧场形成鲜明对比，深山和森林高高在上，而公主上山的旅程也仿佛凤凰涅槃的过程般，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获得重生的过程。一路上，公主先是充满好奇地欣赏着森林里一切，长满云杉的山谷，巍峨的落基山脉，林间闪烁的阳光，但随着暮色降临，公主渐渐被山中随处散发出来的威严气氛所震慑。劳伦斯此时的用词也暗示我们，公主寻找自我的过程将充满矛盾和艰难。　 　三、公主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幻灭 如果说父亲是她生活的全部，那么父亲去世后，公主仿佛是一个空器皿，没有了承载的东西。这时，她急切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俗人的边缘，一定要做些事，这些是她以前从来未察觉到的。其实这正是公主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去寻找那个长久被压制和抹杀的完整自我的内心写照。然而，父亲对她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她那异化了的人格也使其在寻找自我女性意识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最终导致自己和他人的悲剧。 此时的公主开始注意周围的男性，然而她却为此感到丢脸，机械化的理智告诉她婚姻只是一个令她着迷的抽象概念。公主和其随行卡明斯小姐一行来到了新墨西哥塞罗戈多牧场，在这里她遇见了令其着迷的男子，墨西哥裔导游罗梅罗。值得一提的是，和公主形成极大的反差，罗梅罗在这里象征着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外貌上，罗梅罗高大英俊，肤色黝黑，神情里总是带着一丝神秘。罗梅罗本人的经历也向我们暗示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他的家族曾经拥有好几英里的土地，然而由于白人的到来和自己经营的失败，被迫沦为农民；曾经的土地也早已沦为上流社会的消遣之地，这一切也暗示了罗梅罗与公主之后的交往中的悲剧结局。罗梅罗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气和活力是公主不曾接触过的，这一切如同黑暗中的火花一样深深的吸引着公主。抱怨没有见过真正野兽的公主执意要罗梅罗陪她上山，劳伦斯此处用大量文字来描述两人上山途中的经历，来向我们展现公主为寻找自我独立人格和女性意识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一路上，公主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目睹了罗梅罗熟练的生存技能。森林、深山、大自然，在这里代表着人性中最原始最纯粹的部分，公主上山的旅程也是她开始寻找自我的过程。然而，人格极度异化了的公主却感到无法接受这股力量，对她来说，这深山里充满了腐朽与绝望，四周的一切都是灰白的，死气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奇怪的气味让她感觉到处死气沉沉，令人害怕。这一切也在暗示公主寻找自我的过程必将以失败告终。 故事的矛盾集中爆发在两人到达山顶后，夜宿小木屋内的两天两夜内。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统治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质是女性原则的毁灭，女性被边缘化，其女性特质也被完全压抑和扭曲。早已被异化了的公主在与罗梅罗相处的过程中，即使两人独处一室，甚至发生性关系，也无法彻底唤醒她内心的女性意识，无法使她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罗梅罗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与自然的活力深深吸引着公主，但高傲虚伪的个性却一再阻止她承认自己内心对异性对爱情的渴望。父亲荒诞的教育早已使公主将婚姻功利化，即使她的内心渴望同罗梅罗在一起，理智却告诉她罗梅罗是下等人，同他发生性关系也只是为了取暖。爱情对她来说不存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和谐统一，而只是力量的抗衡和简单的互相占有。内心的炽热无法挣脱理智的桎梏，公主只能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最终导致其分裂的人格。而代表着自然与人性的罗梅罗则一再受到象征机械文明的公主的否定，公主极端的冷漠使他绝望，最终使他失去了热情与信心。罗梅罗死在了代表现代文明的猎枪之下，也暗示了现代工业对人类自然与肉体本能的剥夺，使人类丧失人性，最终走向灭亡。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主》这部小说通过描述分别代表着工业文明和人类自然本性的公主与罗梅罗之间的矛盾冲突，及最终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向我们传达了劳伦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其多部作品中，劳伦斯不遗余力的抨击英国的工业和教育制度，及基督教严苛的道德观念，认为这些因素异化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主》这篇小说更是用悲观的笔触刻画了父权制统治下自然与女性异化的，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以唤起我们对女性，对自然，对人类本性的重视。公主严重的身心分裂与女性特质的缺失是现代文明的悲剧，在同情其悲剧经历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一个启示：当人类的自然本性消失殆尽，人类也就到了灭亡的时候。

篇（11）

本组病例来自2008~2015年,共42例,年龄43~72岁,术前均作实时三维超声检查及排尿试验。

1.2仪器与方法

采用SiemensACUSON实时三维超声诊断仪,配置实时三维容积效应探头,探头频率2~6MHz,内含实时三维及二维超声模式及彩色多普勒系统。患者适当充盈膀胱,取仰卧位,经腹部采集膀胱-阴道间隔、近段尿道-阴道间隔图像；再以无菌外覆探头,取截石位,经会采集膀胱-阴道间隔、全段尿道-阴道间隔图像。常规使用二维及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获取最佳二维图像并调整观察区域,启动三维成像系统,获取A、B、C三个平面图像并实时显示三维图像,应用容积成像储存,通过X、Y、Z轴方向的旋转,调整为以膀胱在上、尿道在下的标准矢状面,通过逐层观察水平横断面膀胱-阴道间隔、尿道-阴道间隔的形态、厚度、有无缺损、膀胱与阴道、尿道与阴道的位置关系。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42例女性尿瘘实时三维超声检查与术后结果以术前超声检查与术中所见结果分组,手术前后尿道-阴道瘘前后一致。膀胱-阴道瘘在诊断组前后一致；在位置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13,P>0.05)；在瘘口大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3,P<0.05)。

2.2实时三维超声经腹部、会阴检查42例尿瘘,其中37例膀胱-阴道瘘患者可见原正常呈片状光带的膀胱-阴道间隔于瘘口处局部缺失,光带处局部回声中断,膀胱与阴道前壁局部融合,瘘口位置以靠近尿道内口多见,大小各不相同,超声考虑膀胱-阴道瘘；5例尿道-阴道瘘可见原正常近段尿道-阴道间隔(近尿道内口)呈低回声-光带-低回声的“三文治”征于瘘口处局部缺失,光带处局部回声中断,尿道与阴道前壁局部融合,瘘口位置以近段尿道阴道隔多见,大小各不相同,超声考虑尿道-阴道瘘(见图1)。上述42例尿瘘患者均作排尿试验或从尿道注入有色液体试验来证实,排尿试验嘱患者尽可能充盈膀胱后排尿,可见部分尿液从膀胱经尿道外口流出,另有部分尿液经瘘道从阴道方向排出；尿道注入有色液体试验(亚甲蓝稀释液或龙胆紫稀释溶液),在阴道内塞入干纱布1块,自尿道插入导尿管,经导尿管注人蓝色稀释液后观察阴道内纱布有无蓝染,以判断有无瘘孔,或循染色处验证瘘孔,通过染色在纱布的位置验证瘘口位置,以区别膀胱-阴道瘘或尿道-阴道瘘。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