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禅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1、“形”的提取
现代图形标志设计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禅宗文化图形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既能表现深刻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又能形成具有新颖创意和全新寓意的图形标志。很多标志将禅宗文化图形和现代设计元素结合起来,提取了禅宗文化图形表现形式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加以整理运用,搭配现代设计元素,形成了具有全新寓意和创意新颖的图形标志。例如《禅意东方》杂志,其内容主要是描述各种高端设计的居住空间风格,收录了很多极具东方文化特色的居住空间设计,与更多人分享东方文化的精粹。其标志设计创意来自古典的“印章”+“祥云”,印章是中国常见的标志,祥云是禅宗文化图形的一种形式,它波涛汹涌,喻意兴旺发达。“禅”字更是禅宗文化图形的直接表现,代表着东方文化特有的大智慧。印章、祥云、“禅”字,勾勒出了一个极具喻意、博大豁度的图形标志,为杂志塑造了一个文化深厚且丰富的形象。加之,主色调为古典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热情、奔放、激情,具有易识别、醒目的特点,极具中国风特色。再如,陈幼坚设计公司(AlanChanDesignCompany)标识,运用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四喜娃”图形。四喜娃图案是一对胖墩墩的小男孩,穿着肚兜、光着屁股,活泼可爱。但仔细看的话,实则是四个娃娃巧妙的连在一起,两个弯曲身子,侧卧在床,两个直立身子,状似行走,喻意吉祥如意,表达人生美好的愿望。这是中国人比较喜爱的常见的禅宗文化图形。设计公司借用“四喜娃”图形,搭配渐变的黄色,用黑色做底色,既保持了原图形,又增强了现代感,借用其寓意表达祝公司发展顺利、兴旺发达的美好愿景。
2、“意”的沿用
在现代图形标志设计中,更注重“意”的沿用,也就是传统图形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例如,上文提到的《禅意东方》杂志标志、设计公司标志,都是既提取了禅宗文化图形中精粹,又沿用了图形的寓意,希望借其寓意为自身树立一个崭新且符合战略目标的形象。除了寓意沿用外,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例如,深圳水上乐园标志,借用了“太极图”图形,但又不完全是“太极图”,好似翻腾的水文图案,配上“彩虹色”,十分符合水上乐园玩乐的主题。同时两个不同颜色、有差异的水文图案蕴含着变化统一的哲学理念,传递着禅宗文化中的“动静观”、“生生不息”的传统思想。再如,曼妮芬•龙凤系列的标志,引用了“龍”字的型,凤凰的外观,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气质。而这一系列产品采用了龙凤刺绣、中国红,将中华民族优秀的锦绣图腾及民族文化特色展现地淋漓尽致。
3、“神”的延伸
受中国传统审美取向的影响,我国现代图形标志设计不注重写实,侧重于传达企业或产品理念。所以,禅宗文化图形在图形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更强调“神”的延伸,使产品与标志形神合一。例如,陈幼坚先生设计的“MrChan”陈茶馆机构形象标志中“佛手轻拈一片茶叶”,与禅宗起源的“拈花微笑”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喝茶也蕴藏着许多禅机,故有“禅茶文化”。设计师用此标志,将企业理念及品牌内涵形神兼备的表达出来,对“茶”产品的阐释准确到位,这异曲同工、以心传心的方式便是禅宗文化的宗旨。
二、繁荣文化产业,塑造文化名片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于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生产活动的主向标,所以文化产业的生产深受社会群众文化消费趋势的影响,而积极有效的群众文化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还能够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水平。要想提高社会文化建设水平,仅仅依靠一些高雅文化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群众文化由于使用范围广泛以及表现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大众的喜欢,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力量。因此,要促进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新天地,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情趣的逐渐提高,不同民族、不同城市都加强了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塑造出文化形象成为了城市、民族的“名片”或“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族的象征。而大部分的群体文化都有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符号作为群体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象征,群众文化在塑造本地、本民族文化形象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因而某个地区如果想要在社会中塑造一定的积极印象,首先就应该要提高对群众文化重视程度,促进传统群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相结合,在沿袭传统群众文化的基础上组织新的文化形式、开展新的文化活动,从而开发和创建新的优质文化,以群众文化的构建来强化群众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功能性,以文化来带领地区发展,塑造文化名片。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二、新型城镇化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命题,是我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近30年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极端的后果,即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镇面貌的快速趋同。工业的标准化被嫁接到城镇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千城一面,无论产业结构抑或建筑形态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的关注远大于其赖以发展的内化灵魂——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多年对全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这一价值观转移的过程是以同时代“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即“代际价值观转移”。相较于过于追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看中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归属。“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儿,也就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在物质生产资料上过分追求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现阶段所奉行的价值观是要被重估的。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城镇化。当宽敞的住房、明亮的厂房、便捷的交通、现代的通讯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一应俱全时,代际价值观的转移是必然的结果,“后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心理满足。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可持续的态度进行城镇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让这一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成为下一历史时期强力革除的现实对象,发展的目标要有前瞻性及延续性。后城镇时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城市内居民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割裂传统的大拆大建并不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直接成就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民生产力的大大解放,与此同时,工业工厂的建设又进一步消化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英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0%。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文化遗产并未经受破坏,相反,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城镇被完整保存,剑桥、牛津、约克、切斯特等城镇各具特色,巴斯、索尔泰尔、爱丁堡甚至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历史城镇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物质形态,更延续了传统的生活,历史艺术在这里交汇,文化传统在这里延续,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后工业化时代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英国人新的骄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各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全民族、全地域的文化内涵与形态存续,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发扬才会有根基与动力,因而,必须调整拆旧建新的城镇化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今人继承并传之后世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根据所反映和代表的地区范围可分为地区、国家及世界级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最初的注重建筑本体发展到历史街区、城镇再到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为日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纲领性的参考及标准认定,也正是从此开始,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与认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袭的是固有的文物保护制度。138“文物”概念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对接始于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项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并得到迅速普及。”l17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中用“文化遗产”一词,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一词,这个转换具有深刻意义。从“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绝不能局限于文字表述,更深层次的是与国际保护理念的接轨、与国际保护原则的统一以及对国际保护措施的践行。相较于“文物”,“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更加宽泛,从建筑、遗址等物质遗存到节庆、工艺等非物质遗存,从楼阁、庙宇等静态遗产到运河、梯田等活态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前进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多样的文化精粹所代表的不同文明形态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中华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任何形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能够保证物种的延续一样,文化基因决定并确保了一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文化基因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和基础,是使一种文化历经时间洗礼、岁月变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特质的根本原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气质,而这些都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单元,城市从其建设之初就在不断积聚着各种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被记录在建筑、语言、行为模式之中,朝代的更迭、产业的更替或许会改变城市的面貌,但其文化基因被嵌入到某种介质,“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61舳,而众多储存了城市文明信息、城市发展轨迹、城市历史记忆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便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内容。“文化发展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是一项累积的过程”l17l(P卯,切断了历史发展脉络、损毁了文化基因延续的文化是偏颇与狭隘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有形的建筑、遗址、街区,还是无形的语言、民俗、节庆。随着城市内一处处文化遗产的消失,凝聚着城市文明精粹的物证也随之不存,逐渐地,无从寻觅的不仅是各个城市的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为代价,发展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城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记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这些因素,城市未来的发展必将偏离故有的轨道。“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所显示的并不是一种类似的进化过程”[18](P.2o5),当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使我们的城市表现出越来越发达的演化态势时,不断消失的文化传统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彷徨与迷茫。尽管产值、GDP、城镇化率等各项具有能见度的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但其带来的却是城市根本的丧失,而这恰恰是代际价值观转移的前提,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端的征兆。城镇化并非“发生于拆旧建新的过程,而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脉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l193苏州之为江南水乡,在于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格局,在于其古典园林蕴含的风骨;南京之为六朝古都,在于其虎踞龙盘的形胜,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追忆,在于乌衣秦淮的风雅,在于明之故宫城墙、民之府邸学堂的积淀;敦煌之为丝路明珠,在于莫高窟隐含的异域风情,彼时的春风不度,此时的朝圣所系;成都之为天府之国,在于其“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古堰之利;上海之海派风韵,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在于石库门内的吴依软语,在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个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灿烂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本。对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有所畏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我们有所忌惮,然而文化上的突变远比生物学的突变更可怕,文化上的突变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属性,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2oJ(P由此,对于承载着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凝聚着城市发展的文脉,是城市发展演变的见证,是城市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的象征。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失去了承载其文化基因的文物、建筑、遗址,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迷茫是必然的,而丧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又是可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文化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Et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㈣。美国用“三片”(影片、薯片、芯片)征服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莱德曼高呼“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正抹平国与国之间的边缘,世界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遗产,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责任重大,对于防御文化的同质化与一元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肆意的破坏必然使文化基因受损,使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同一致,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会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塑造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保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是城市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诱因,而加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文化基因得以传承的防线,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保障。
(二)文化遗产是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
生态,即生存状态,原是生物学上用以描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势必要引入文化因素。基于此,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以解释“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_22j(P。文化生态学为描述对环境的适应如何导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人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基因则使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其核心的相对稳定性,文化生态保证文化变迁的路径有迹可循。城镇化建设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再造,再造的过程即是环境变化的过程。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化生态的变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是有限的,而大拆大建、面目全非的环境终将造成文化的迷失。这种文化迷失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随着大批文化遗产的损毁,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生境被全新的空间形态取代,剧变的外部环境对城市本身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在宏观层面,以趋同物质空间为单一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推演出城市问的文化向单一的生态模式变迁,进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呈现出一元化的文化生态图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大系统,维持文化大系统的平衡则需要各个要素的协同。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信息汇集成文化遗产的过程,每一处文化遗产又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时间的累积与沉淀,文化遗产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景观。区别于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建设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信息的和谐共存是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根本要义。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看,“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文化遗产在文化适应环境的变迁中对于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表征。同样,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多样的文化物种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生态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完整的信息流通的管道,而信息传递和调节的能力,是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它们都是维持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内、外两个层面的需求。对内而言,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对人们个体需求多样化的满足。多样的文化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背景、知识层次及工作领域的市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人的城镇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对外而言,每座城市都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以确保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需求便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实质表达。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问的真正对话”。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遭到了破坏,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随着成片文化遗产的消失、成片钢筋水泥的崛起变得愈加趋同,相应地,全国范围的文化生态也呈现出趋于单一的态势。平衡的文化生态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良好的文化生态物化表现为城市内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并存,其常常被认为是城市的文脉之所系,保住了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生态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论。正如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什么。”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改变了文化生态,反过来,文化生态也在塑造着人。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内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根脉所系
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母题,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母题则是全球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通过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来实现,而通讯、交通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看,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实质上,它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及决定要素。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文化在国际事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已上升至战略地位成为国际竞争的着眼点。为了描述以文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竞争要素的重要性,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力量”(SoftPower)一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力量,还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软力量_(P。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力量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他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在国际舞台上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利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因而,提升文化力将占据未来国家战略的首要地位。文化力量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力,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选择,是后工业时期乃至后城镇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世界范围发展越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品充斥并主导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产业形态,生产资料是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却为其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产业形态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已相当完备,并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我们需要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激活文化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思维的支撑,但创新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传承后的升华,是厚积薄发的灵感,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生发出的火花,“传统的信仰和传说在决定思维方式上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丰富的传统内蕴才能激发出点石成金的创意。良好的文化生态为城市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城市内的多样文化遗产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产信息,进而激发创新思维。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在全球的风靡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但将这些文化要素推向世界的却是美国,这不禁让我们在片刻欢愉之后思考如何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专属优势。
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获得持续、稳定、及时和精神地获取它的存在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守护好不同城市的文化遗产,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国家发展的软力量,更是发展的硬力量。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这种时间的累积直接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进而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文化遗产独特的资源优势直接表现在其成为城镇独特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开发,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贡献。乌镇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乌镇并没有大拆大建,摒弃自己传统的民居建筑及民俗文化,而是着力将其打造成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城市,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乌镇的经验生动地诠释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业成功转型,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得以传承正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目标。城市的文化力量还体现在文化影响力上。曾几何时,万邦朝圣,中华文明世所景仰。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至今繁盛,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为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及各族人民智慧及创造力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在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不仅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通过文化对人的化育,让外在的文化遗产内化为市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精粹的珍视与呵护,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生命力是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力量得以提升的根脉所系,只有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提升各级文化生产力及影响力,才能使我国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保证我国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具有竞争力及吸引力。
(一)少数民族语言和河北方言被同化
2010年11月1日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河北省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有多个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但少数民族人口仅约占总数人口的4%,地理位置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兼跨内蒙古高原。可见,河北省的语言环境属于典型的北方话,加之河北省环绕首都北京,使河北方言在语音、语调及词汇方面较其他方言区与普通话更接近。所以,河北人学起普通话来比较容易,且足够标准。普通话的推广减弱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活力,尤其是在分散的方言区和民族语言地域。
(二)传承体系缺乏规范性和连续性
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要靠人去做,人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在河北省四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非遗”传承人多数是高龄者,有的年老体弱,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项目甚至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中的河间歌诗,现在传承人年事已高,有难以为继之虞。青龙满族自治县约10万人口,但会讲满语的人极少。文化遗产传承渠道不畅,出现了家庭传承链脆弱、绝技面临失传,人口大规模迁徙、群体传承链断裂,教育趋于同质化、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使得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三)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该保护
是否应该保护方言在社会上一直争论不休。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是语言分布区域民众所采用的交际工具,是传承文化、维系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一种语言一旦消失,将不可再生,与之所承载的文化资源也随之殆尽。这不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对方言的保护不容置疑。但反对保护方言的声音也很强烈,往往强调语言的一致性,语言一致可以有效地同化异族文化,维护国家的统一,却忽视了语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两种不同的观点势必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相关问题的研究,甚至造成某些语言社群放弃方言的选择,使方言处于濒危状态。
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策略
一种语言的活力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制度支持、经济力量和人口。多种语言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均应有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为此,应制定相应的保护发展策略。
(一)制定语言政策,保护语言多样性
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通过立法或政府手段制定的关于本国使用某一语言或某些语言的政策,包括国语、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区域性语言使用的政策。政府应把制定地方、区域、国际的语言政策作为整个政策规划和资源管理的一部分给予重视。建立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保护与发展机构或语言中心来记载及保存语言,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使用者等各方面意见,合理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法》、《方言法》、《双语教育法》等法律规范文件,促进语言的维持保护和发展工作。向符合条件的各类社会团体、学校、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提供专项基金用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各省市具体情况补充和完善有关法律条文。目前河北省“非遗”四级名录中没有专门独立的语言类项目,虽然通过“非遗”名录中的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可以作为间接表达和传承语言的载体,但语言不等同于口头艺术,势必会导致其失去生命力。河北方言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即便不能列入国家“非遗”名录,至少应从本地保护开始,将其列入河北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二)推动语言文化遗产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语言教育同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民族的语言态度紧密相联。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是一种资源和财富,故应在教育体制中有所体现。如可以让不同层次、不同社会方式的教育都参与进来,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党校的干部教育、扶贫中的扫盲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推进语言文化遗产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开展普通话作为母语的教学,同时开展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双语和双文化教育有利于挽救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鼓励所有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开设外语同样的方式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课程,与外语一样给予同等的学分。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课程教学中获得相应流利程度的学生颁发与外语教学相等的水平证书,高等学校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水平证书作为外语水平证书同等证明予以承认。
(三)培养对语言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同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2.美国石化行业业加速扩能
美国石化行业继续依赖页岩气开发产出的NGL快速发展乙烷裂解及其下游产业。2013年,美国石化产业受制于中游乙烷运输设施。2014年,部分管道建成,中游瓶颈部分消除,石化产能增加加速,并出现一定的过剩。2014年,美国乙烯产能约3100万吨/年,产量约为2550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11%和3%。美国的石化行业目前正处于井喷式增长中。根据美国《化学周刊》统计,2014年拟在建的乙烷裂解项目达11个,预计到2017年增加产能约1038万吨/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仍在不断上升,而中东天然气资源面临短缺。此消彼长,美国石化产业增长的势头在未来将可能超过中东。但是从长期看,美国乙烷和乙烯产能均过剩的情况下,上下游争相出口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美国的乙烷产品今年将有大量商品出口到欧洲,可能导致美国国内乙烷价格上涨,而乙烯产能过剩则会对下游产品的价格起到抑制作用。美国国内的化工产品市场已经发展成熟,增长速度较慢,石化产品增长速度超过美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其过剩的石化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大部分产品销往欧洲和新兴市场。从目前形势来看,受地理位置影响,美国下游产品未来首选目标市场是南美的新兴市场,其次是亚太地区。
3.欧洲转换原料谋求生存
欧洲石化产业受困于原料和能源成本高昂。根据美国IHS公司的数据,欧洲石化行业原料成本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45%,用电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3倍。该地区2014年仍然陷入关闭产能的危机中。2014年欧洲地区乙烯产能为2300万吨/年左右,产量为1940万吨左右。北美页岩气产量增速过快,过剩严重,有望在近几年大量出口。欧洲石化行业已经开始裂解原料的轻质化。2014年英力士公司首先宣布,计划在北美和欧洲裂解装置之间架设“虚拟乙烷管道”,将北美乙烷运送到欧洲加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也打算改造其位于英国威尔顿的烯烃装置,用于加工从美国进口的乙烷。北欧化工与美国公司签署了为期10年的乙烷供应协议。美国过剩的乙烯原料还包括LPG(液化石油气),2014年出口到欧洲的LPG价格大幅度下降。欧洲2014年已经加大了北美LPG进口量,一些沿海的灵活原料装置已经取得较好的效益。欧洲裂解装置的原料有60%左右为液体原料,预计2015年原油价格将在较低水平波动,可大幅度降低欧洲裂解装置的成本,对欧洲石化工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4.中国甲醇制烯烃快速发展
我国石化产业的原料成本较高,但之前受高油价影响,蒸汽裂解产能没有扩张,多个蒸汽裂解项目延期。2014年采用甲醇为原料的多套MTO、MTP装置投产,是近年来该原料路线增长最大的一年。2014年,中国乙烯产能约1940万吨,乙烯产量约为1800万吨,其中甲醇为原料的产量约占5%,2015年随着新投产的7套甲醇制烯烃装置稳定运行,该路线的乙烯产品所占比例将有明显提高。石油化工路线的蒸汽裂解装置进一步寻求轻质化,将LPG中能够用于裂解的加以利用,也有企业考虑进口北美的轻烃资源。而2015年原油价格预计处于低位,石油路线的石化产品盈利空间有望改善。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进行,故而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起步较晚,在2010年后国家才开始推行多项政策发展壮大多地方的地方特色文化事业。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虽然起步晚,基本上白手起家,但发展速度快,前景广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关于国际文化发展事业统计分析》显示,自1995年起,中国文化事业同文化贸易的发展已初具雏形,同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并列为世界文化贸易5强。在2009年的国家公布的对外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境外商业演出团组约为462个,演出场次达16373场,获得收益约为7685万元,图书版权的进出口比例由2003年的9:1下降到2009年的3.4:1,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已经跨出国门,在外国收视率高达85%。这些数据都彰显着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吸引着国外的贸易欲望,与此同时,独具民族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文化品牌进一步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事业的发展,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事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发展态势迅猛。当然,文化贸易发展速度迅猛是骄人的成绩,但发展过快也避免不了忽视某些发展细节。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总数量有所增加,对外文化贸易空前繁盛,但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我国文化文化贸易事业中也凸显较多的问题,严重动摇着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
2.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问题分析
2.1文化贸易结构凌乱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贸易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扩大48.1%。2.2知识产权保护不周纵观文化产业的各行各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都属于知识结晶,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范畴之内。目前,社会上多数行业存在以次仿正谋取暴利,其中以文化行业最盛。以影视产业为例,一张空白的光盘售价不过几元钱,但一旦记录影片视频后便可达数十元,所增加的价值便是智力劳动成果所具有的价值,但一张盗版碟往往比正版便宜的多,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其质量相差无几,故而价格驱使他们购买盗版,这便使得创作者利益受到侵害。长此以往,便会打击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使得文化事业的繁荣被彻底打破。中国大部分地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够完善,执法力度较弱,同时司法诉讼阶段原告举证的责任太重,人们认识也不够到位。因此,在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创造人群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二、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对策措施
1.加快文化贸易体制改革
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开放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开放,开放的脚步对于未拓展的新兴领域不免畏惧,有所迟疑,我国政府应当根据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深化改革完善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的政策系统和法律体系。通过借鉴国外对外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加快完善文化贸易体制改革,针对性的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大力鼓励文化产品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争,与国际文化贸易市场接轨。
2.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教育
知识产权维权教育是保护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力不受他人侵害的法律性教育。该教育可以为智力成果完成人的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从而可以充分调动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教育手段使人们明确了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传播是基于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令生产建设更为便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切实保障了发明创造人自身的权益。因而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教育是保护文化等无形产品发明创造人切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只有明确了知识产权的法律维护机制,发明创造人才能切实维护自身智力成果,增强智力成果内涵,鼓励更多人的参与到智力创造队伍中来,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事业的繁盛。
黑龙江省动漫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邹尚弘认为,目前我国的动漫产业还没有形成有效产业链,各地的动漫基地之间和动漫企业之间孤立发展,资源严重浪费。因此他建议,动漫产业基地应该形成联盟,这样可以在资源利用、人才交流上形成合力。动漫产业不仅要学习国外夸张的人物形象、绘画的技术处理,更要学习其成熟的运作方式。
辽宁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张震认为,国内动漫企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调研发现,约50%的企业都在搞对外加工,进行外包,而且企业规模也偏小。
专家们表示,要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部门、网络业界、科研院校应该携起手来,加强和延长动漫产业的价值链,从技术、平台、服务、人才培养、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出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加强文化积淀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胡月明表示,动漫产业现在还缺少好作品。如果动漫作者不能够充分理解中国的元素,不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拍不出来好作品的。另外,现在的作品缺乏幽默和综合的造型创意。你看唐老鸭有一个头巾,穿水兵服,为什么?这里面有很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我们的造型就过于简单了。没有幽默的想法在里面,而且综合造型能力严重缺乏。在我国能称得起动漫偶像的几乎找不到,但日本制作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随口可说。现在,我国动漫的一些作者是年轻人,20几岁的年龄,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那只能是一个代工的工具。动漫从业人员要不断提高文化素养,才能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邹尚弘建言,各地域动漫企业要依托特色创作。黑龙江的动漫产业应依托本地域的特色文化发展,冰雪文化、黑土民俗,这些都是创作的营养。
韩国首尔市动漫基地产业厅厅长李京培说,要把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在亚洲来说,以二万五千里为例产出了不少漫画著作。目前,中国武术也占领了韩国漫画的市场。这些都值得去思考。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陈勇认为,目前动漫产品的竞争逐渐地走向文化竞争,玩家对动漫产品背后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一款游戏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对禅宗文化与禅宗美学方面的研究颇多,但主要集中于禅宗体系和美学的关系性的研究,中国对于禅宗的研究应用更多地体现在山水园林景观的设计与布局上,与现代产品设计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则为数不多。洛可可上上系列在汉传佛教宗派中,禅宗可谓是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宗派。禅宗文化就是以中国佛教禅宗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画、山水诗、性灵文学、宋明理学及至现代园林建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传播到了亚洲其他国家,并影响到了欧美国家,如日本“无印良品”的产品形象及品牌理念,无印良品的“设计即‘空’”,产品外形极其单调,与时尚和潮流毫无关联,因此一度被称“无设计”3;Apple简单的“方导圆”体现了乔布斯的禅宗理念,看似“无”的设计实则包含了丰富的设计内涵;贾伟的上上品系列设计(见图1),以“禅”感悟生活,遵循“述而不作”的创作原则,体现内心的平和态度,感悟纯净的内心世界及人生领悟。他们的设计理念无不与禅宗的观念融合贯通,用极致的简约设计传达质朴的精神面貌,不仅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更带来精神上的启示与沉淀。
2.南岳旅游文化产品现状解读
我国禅宗圣地众多,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趋势,使文化旅游成为我国重要的人文资源旅游项目。而作为旅游景点最大的收入除门票外,则是来自旅游商品的销售,但今天各个旅游景点的产品太过雷同,缺乏地方文化特色,人云亦云。南岳衡山作为重要的佛教旅游胜地,虽然以其著名的宗教特色每天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但是依然缺乏有南岳宗教特色的文化产品,难以从精神层面满足游客对佛教文化本质与本心的领悟,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及体验。南岳佛教文化在素来享有极高的评价和地位,但南岳衡山在佛教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却处于较低端的局面。
二、以禅宗思想为指导的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本性回归
禅,可以修心养性,让人的心灵在闹市中得到一片宁静,但禅又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去感悟,离开了生活,“禅”字便失去了意义。人对于“禅”的解读要从日常生活及生活用品中才能得以参悟。因此,设计要懂得取舍,敢于失去,简单就是丰富,简约即是内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基于禅宗思想的旅游产品设计应体现禅宗的本原,让设计恢复本来清净的面目,清净而无染。
1.基于禅宗文化视角的南岳建筑和景观研究
南岳有很多重要的佛教建筑和景观是禅宗文化的载体,也是佛教旅游产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墨镜台是南禅文化重要遗址,南岳大庙是中国南方和五岳中最大的古建筑群,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等都是有名的寺庙,还有众多书院遗址等。因此要想打造以禅宗文化和思想为依托的南岳旅游文化产品,必须充分研究禅宗文化对南岳佛教建筑和景观风格、特点、表现方式等的影响,通过禅宗文化在这些建筑和事物的不同呈现方式中解读禅宗的本质,将其符号化用以指导南岳衡山独特的旅游景观设计及其衍生产品设计。
2.以禅宗文化为特色的体验型旅游产品研究
体验型旅游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南岳衡山有着厚重的禅宗文化历史底蕴,而且这种历史底蕴不但影响了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及欧美国家都有很高的认同度,因此对禅修、禅茶这种特色的体验型旅游产品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禅修、禅茶的禅意空间设计、禅意建筑设计、禅意室内外环境设计,让游客通过设计感受到禅宗的本心与本性。
3.基于禅宗文化视野的南岳旅游商品设计
该类设计是旅游产业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南岳衡山目前主要的旅游商品是以祭祀用品为主的传统香烛、纸之类的产品,偶尔在一些商店中也会出现在其他旅游景点司空见惯的旅游纪念品。反映南岳衡山地方文化与南岳禅宗文化的产品除当地食品外几乎没有,因此,开发南岳地方特色旅游文化产品急需对南岳衡山的禅宗文化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以产生真正体现南岳独特品牌的旅游产品,让设计回归本性。首先通过查阅南岳衡山的佛教文化资料,掌握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如抢香头、南岳庙会、朝寿佛、南岳香期、划旱龙舟、出天行、抬地故事、牛头报春、闹田灯、春放荷灯等宗教及民间风俗;然后对南岳衡山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等进行收集整理,挖掘其中的禅宗文化内涵符号;然后对南岳衡山宗教的装饰、绘画、建筑、书法等艺术形式进行研究,提炼其中代表禅宗文化内涵的素材;最后对南岳衡山佛教器物进行研究,如佛教八宝、祭祀用品、佛教建筑、佛教行为等,挖掘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产生影响比较大的素材进行分析。基于上述详尽的调查、分析与研究,以禅宗文化与美学的观点出发,对南岳衡山进行特色旅游文化产品的整合设计,以实现设计的本性回归。以南岳衡山的四季变化为切入点,将四季交替变化融入到旅游产品设计中。在禅宗的心性和自然的变化相结合,“春看花,夏观云,秋望日,冬赏雪”南岳四季奇观更是创造出了“物生物灭”的审美理念,万物的变化使人心有所感,自然之气与人一脉贯通,“花、云、日、雪”是物,物为情所激发,情凭借物表现出来,万物皆体现人的性情变化。图2中的设计对春花、夏云、秋日、冬雪四种“物”不加以任何修饰,体现自然的本原,用简约的造型和纯粹的色彩表达春天花的姿态,夏季云的飘渺,秋天朝阳的暖意,冬季冰雪的纯净。以设计来印证人与物的变化,无论如何变化,终将归于根本,映射出禅宗思想的本性回归。
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地区一般都有较鲜明的产业主题内涵,且大多依托统一的、地标性的自然景观和宗教景观为载体,如河南少林、福建莆田、四川峨眉、湖北武当等。少林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少林寺确立了“少林禅武”的产业主题和品牌形象,并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武术文化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河北省虽然有着丰富的武术文化资源,但大多零乱地分散于乡间,空间聚集度低,名盛而形散,既没有统一的自然依托载体,也没有集中的人工展示载体,产业整体形象模糊破碎,不能形成统一的清晰完整的产业主题与品牌形象。由于河北省产业整体形象未进行有效整合,未确立统一的品牌形象文化诉求,因此武术文化产业一直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和市场影响力,也未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产业经营模式,资源优势、文化品牌不容易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产业品牌是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只有河南登封少林文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化。河北省也属于这一转化不成功的区域,武术文化品牌远未转化为武术产业品牌,转化相对较好的只有邯郸永年太极文化,沧州的这一转化刚开始起步,其他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几乎处于未开发阶段,其中武术文化大市保定的武术文化影响力与其产业发展落差尤为明显。摔跤是保定文化符号,不仅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在国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目前摔跤在国内一直停留在体育竞赛项目的层面,保定未依托摔跤发展相关产业,未对摔跤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这一强势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3.产业规模小、载体弱、业态少
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总体规模较小。武术文化企业规模小、数量少、实力弱、层次低、经营分散,介入武术文化产业发展领域的企业也不多见,在武术教育培训、赛事、旅游、演艺等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品牌。从武术教育培训看,即使是邯郸永年这样的省内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行地区,也只有寥寥的几所武术学校,没有河南塔沟少林武术学校、山东莱州中华武校那样的国内名校。此外,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业态单一,一般停留在教育培训、图书音像出版、武术用品等基础性、初级性的产业业态,而武术赛事、演艺、动漫游戏等创意性较强的高级产业业态较少。邯郸永年太极文化产业虽然在影视、旅游等多业态发展方面有所成效,但在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武术文化业态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
4.产业经营意识薄弱,产业经营人才缺乏
由于重侠义、轻功利的天性,产业经营意识一直是武术界人士的短板,对武术文化资源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比较生疏。河北省武术文化资源不仅在空间上较分散,而且大多处于市场经济意识落后的乡村地区,远离城市经济和文化消费大市场,产业经营意识先天不足,也不容易与城市市场和产业资本相联接。在教育培训方面,武术馆社大多沿用传统的口传身授的作坊式运营模式,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可持续性和成长性,管理规范、运营先进的武术学校并不多见,未形成科学的现代教育传承体系,武术文化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高级业态更是鲜有成功运营的亮点。与产业经营意识不足对应的是产业经营人才缺乏,武术文化产业中多是单一的武艺技能型人才,缺乏熟悉武术文化产业运营规律的经营型人才。
5.体制机制不顺,政策法规不力
在我国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武术文化产业、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常常相互缠绕。武术文化产业是经济效益导向,而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是社会效益导向,彼此界定不清往往造成产业发展载体不明确、发展动力缺乏和市场引导培育不力,因而形成了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羁绊。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同样存在事企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武术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机制,武术文化产业与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未实现真正的分离,体育、文化等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未形成发展合力。此外,因武术文化产业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业态,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武术文化的产业价值缺乏关注,不仅没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也明显不足。
二、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1.整合武术文化的主题形象
我国传统武术不仅是技击之术,也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是传统武术的灵魂和魅力之源。少林武术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天下功夫出少林”,更源于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历经千年历史积淀的拳禅合一、形神一体的“禅武”文化,并进而衍生出少林武德、报国精神等武术文化理念。少林武术正是以统一的“禅武”文化主线实现了形象整合和“少林”品牌塑造。武术文化主题形象的整合塑造是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分为两个层面:
(1)对武术文化资源的全面挖掘、搜集和整理。
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调查、整理和评价各地的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不仅要搜集拳种技法和功能、传承普及情况、产业价值和产业化开况信息,也要挖掘整理拳种起源、历史演变、传承人物、历史故事、精神内涵、武德修行等方面的文化内容。
(2)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整合武术文化资源的主题形象。
在对武术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在全省各地的众多拳种资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主题,形成能集中体现河北省武术文化内涵的地域武术文化品牌形象。河北省武术文化具有与历史风云、社会变革、民族精神、燕赵文化、众多武林传奇人物紧密关联的独特文化内涵,应以“侠义”文化作为资源整合主线,塑造以“尚义任侠、慷慨悲歌”为内涵的“河北省武术”文化品牌。
2.推动武术文化品牌转化为产业品牌
文化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不等于产业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文化品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品牌,需要通过有效的产业化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推动。长期以来,由于电影《少林寺》对河南登封武术文化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他武术文化富集区都十分重视以影视剧拍摄带动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但并未达到预期的产业发展效果。以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为例,虽然在影视剧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堪称《少林寺》之后的又一部武术文化影视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受到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定位、商业模式选择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对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电影《黄飞鸿》、《叶问》等大大提升了南派武术文化代表广东佛山的知名度,但佛山当地的武术文化产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在主题形象塑造的基础上更要着力于实质性的产业开发,通过武术文化内容与现代产业形式的创意融合,发展武术文化教育、赛事、演艺等产业业态,推动文化品牌向产业品牌转化。
3.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载体
(1)发展武术文化企业,形成产业发展主体。
一是大力推动武术文化的企业化、市场化经营。作坊式的传统武术文化经营要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转化,事业性的武术文化组织和活动要视具体条件进行企业化改造,以形成支撑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二是着力培育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资源整合、内生发展、外延扩张,发展大型武术文化企业,提高武术文化产业集中度,并形成武术文化产业的品牌化发展,以发挥其对整个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和引领效应。三是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进入武术文化产业领域。
(2)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城(园),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依托各地特色武术文化资源,打造集搏击赛事、武术演艺、教育培训、武术旅游、武术影视、健身养生等业态于一体的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城、园等),以集聚整合当地的武术文化资源和武术文化企业,形成各地武术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发展,提高产业发展的空间集中度,发挥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并形成直观展示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形象、内外一体、形神兼备的综合性武术文化景观和地标性武术文化载体,改变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名盛形散“的窘境,如“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城(园)”等综合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和“沧州武术城”、“保定(中国)跤城”等特色武术文化产业产业集聚区。
4.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1)规划组织与政策扶持。
一是对全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在产业项目、园区建设、示范基地、品牌塑造、投融资政策、人才队伍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并把武术文化产业纳入文化产业发展大框架中。二是建立健全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立项、税收等方面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尤其要重点支持有市场竞争力或品牌优势的武术文化企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做大做强,大力培育能带动产业发展全局的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