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科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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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2]邓志强，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篇（2）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福建农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709

国内刊号：35-1060/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篇（3）

明细，并对论文的数量分布?机构?论文研究领域等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广东省在

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和特点，提出了4点提高广东省基础研究的水平和影响力的建议和对策

?

〔关键词〕Science；Nature；顶

级刊物；；统计；广东省；基础研究；水平；影响力

DOI：10.3969/j

.issn.1008-0821.2014.01.016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0821（2014）01-0069-05

Statistics on Papers Publish

ed by 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es and Level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Yi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Guangzhou 510033，C

hina）

〔Abstract〕”BZ〗In this paper，statistics were made about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encean

d Nature written by Guangdong authors，including the quantity，the fields and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these articles.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uperiorities o

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ve been analyzed and suggesti

ons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o promote the level and influence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Key words〕Science；Nature；t

op journal；statistics；fundamental research；Guangdong province；level；influenceHK〗

1 Science和Nature在国

际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在国际学术研究报道的前沿领域，有两种杂志占据了无与伦比的尖峰地位，它们代表了科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的显示度，这就是Science和Nature?

能够在Science和Nature上，是每个科学工作者的梦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

科研水平的无可置疑的金标准?

1.1 Science

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行的Science是久负盛誉的自然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具有新闻杂志和学

术期刊的双重特点，每周发表约20篇文献，以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科研报告为主，兼

顾科技政策的重要新闻和全球科技突破性的研究论文和报告?

Science接受来自不同科学领域和各种渠道的稿件?在其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中，生命科学

方面的研究论文约占60%，物质科学方面的论文约占40%?这些稿件由16位编辑处理，其中

5位是物质科学的编辑，11位为生命科学的编辑?在Science上竞争性非常强，它要

求论文揭示崭新的概念，对自然或理论界提出重要的新见解和原创性研究?包括对某一已沉

寂的领域提出的创新见解，也可能是多个不同领域的交叉，或是报道某一活跃领域的重大进

展[1]?2012年该刊物的影响因子为31.201?

1.2 Nature

英国伦敦出版的Nature杂志是Science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杂志，二者曾为率先发表人类

基因组谱图而强烈争执?Nature创办于1869年，发表过达尔文?赫胥黎等科学大师的文章

[2]?其办刊宗旨是：将科学发现的重要结果介绍给公众，让公众尽早知道全世界自

然知识的每一分支中取得的所有进展?

Nature杂志发表科学和技术所有领域的论文，报道和评论科学世界中的重大发现和重要突破

，不但要求科研成果新颖且引人注意，还要求该项研究在该领域之外也具有广泛的意义?从

收稿到正式受稿的平均时间间隔为13周，从收到稿件到发稿的时间间隔为7周?重要论文在

投稿后一个月内发表[3]?

Nature发表科学论文的准则：报道原始科学研究，其主要成果和结论不得在其它地方发表或

投过稿，具有突出的科学重要性；令有关的学科读者感兴趣；其论文在科学家和在一般大众

中极具广泛影响；论文有一个明确的?原始的结论；论文的写作尽可能地简单，尽量不用专

业术语?该杂志2012年的影响因子达36.28?

2 统计数据来源

本文以网络版美国Dialog系统为检索平台[4]，检索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SCI）中，机构中含有广东省?广州市?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东莞?中山?茂名?湛

江?江门等地名，且发表于Science或Nature的2003-2012年间的文献?通过甄别机

构，筛选出了广东省不同机构于近十年来发表于上述两份杂志的所有论文，并进行统计分析

?检索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

3 广东省发表的SCI和Nature论文数

量统计分析

广东省和全国近十年来在Science和Nature杂志发表的论文数目详见表1?

4.2 广东省Science和Nature论文内容的领域分析

从论文内容的领域分布看，广东省在Science和Nature发表的论文内容涵盖了基因?病毒?

环境?生物?医学?物理?化学?材料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见图4?从发表数量上看，广

东省在Science和Nature上领域集中于“基因研究”?“生物技术”?“地球环境

科学”等公众广泛关注的课题，如“人类基因组的变化图谱”?“多功能干细胞研究”?“

中国的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都是在公共媒体曝光度很高的热门领域?

此外，与广东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课题，如“SARS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相关研究，也

是Science和Nature的主要关注内容?2003-2005年SARS在广东流行期间，广东省在Science

和Nature共发表涉及“SARS冠状病毒”相关的论文3篇；2004年禽流感流行期间，广东省发

表“H5N1流感病毒”相关论文2篇?2010-2011猪流感流行，广东省发表了涉及“猪流感”的

基础研究2篇；说明广东省在地域性特定病毒的研究方面已经具有国际水平，其研究结果被

认为具有广泛影响力?

新兴产业做出规划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是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全球科学界互相评议

?沟通和认可的窗口?基础研究的选题要求科研工作者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从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的广东论文可以看出，广东省基础研究的优势是与地方资源密

切相关的研究课题，科研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广东省特有的物种?矿物和地质资源，采用国

际先进的研究技术，在诸如“南海油气资源?可燃冰的开发”?“广东地区特有生物种类的

基因分析”以及“广东省地方病的生理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等领域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

样的科研项目不仅题材新颖，其研究成果也能造福广东民众?

“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拟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包括：高端新型电子信息?LED?新能源汽车?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材料[6]?要实现这些领域的科技攻关突破，必须有扎实深厚的基础研究作为

支撑?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应该结合省里的科技战略部署进行选题，力争在基础研究领域

做出突破，夯实重点科技研究领域的根基，促进广东省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5.2 重视和奖励高级别，增加广东省研究实力的显

示度

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高级别杂志的论文不仅能让同行了解专业领域的最近成就

，还能展示研究机构的水平和人才实力?Nature曾率先报道了电子及中子的发现?维生素C

的分离?原子的分裂和铀的裂变?近年又发表了人类基因组的第一个目录?富勒烯的结构?

克隆羊“多利”等，这些项目背后的科研团队也因此获取的极高的知名度，并得到持续的资

金支持?

广东省的科研人员应该增强宣传意识，除积极向单一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外，还要力争

在Science和Nature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宣传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全球范围提高广东省科

研水平的展示度，扩大科研机构的影响力，用优质团队?高级别的研究项目吸引海外更多的

优秀人才流向广东?

在Science和Nature，是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突破并得到全球科学界承认的标志?科

研管理部门应该大力鼓励和扶持这类具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研究项目，在资金?土地?设

备使用方面给予多方面资助，鼓励广东省科研工作者在高水平研究领域的产出?鉴于广东省

近年来Science和Nature数目较少，科研管理部门应注重对这种高级别论文的奖励?

5.3 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更多的国际协作科研项目

一项杰出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多个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利用各自优势协作完成的?Science

和Nature论文的发表单位通常少则三四个，多则涉及10余个研究机构?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

篇（4）

一､А.И.克鲁沙诺夫生平

1921年6月1日А.И.克鲁沙诺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他父亲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服役。退役后，他回到家乡。在1932年，克鲁沙诺夫全家迁至滨海边疆区，这里成为他成长､学习和成为著名学者的地方。

小学毕业后，А.И.克鲁沙诺夫曾在渔业联合体工作过，在1939年开始就读初中。1940年他以自学考生的身份通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师范中专全部课程的考试，同年10月加入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他在远东地区的通讯部队服役，1945年8月，在中国东北参加过消灭关东军的战斗。

战争结束后，克鲁沙诺夫继续学习，并在滨海边疆区的米哈伊尔学校先后担任教师､教学主任和校长。此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教师学院函授部的历史专业，并考取了伊尔库次克国立大学函授研究生院，1954年就《1918―1920年滨海边疆区南部游击队运动史》进行了副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曾任乌苏里斯克国立师范学院的科研副校长，在1955―1958年间任滨海边疆区国民教育厅厅长。同时他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师范学院教授远东地区国际关系课程。在拓宽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64年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就《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卫国战争史》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

1954年，奥克拉德尼科夫制定了在苏联远东地区大力开展历史研究工作的方案，他倡议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远东分支机构的基础上成立历史考古部，但是这项工作进展很慢。

1958年11月，А.И.克鲁沙诺夫应邀担任历史部主任，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出色地将全体科研人员团结在一起并制定了缜密的科研计划。从此远东地区科学院系统的历史研究发展与А.И.克鲁沙诺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任历史､考古和民族学部主任期间，А.И.克鲁沙诺夫表现出卓越的科研和组织才能。他增加了科研人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科研计划，着重研究19―20世纪之交苏联东部地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А.И.克鲁沙诺夫构思创立远东地区社会科学院。但是，这个想法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于是他多次远赴莫斯科论证在远东地区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必要性。

А.И.克鲁沙诺夫的想法得到了支持，1967年6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历史部召开了苏联科学院历史部的第二次巡回会议，会议决定于1968―1970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创建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组成的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支持在远东国立大学恢复东方系并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远东地区的国家中心档案馆从鄂木斯克迁至哈巴罗夫斯克。

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于1971年7月1日成立。А.И.克鲁沙诺夫被推选为第一任所长，而此前的1970年他已经成为了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А.И.克鲁沙诺夫作为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善于将各个科学研究方向的力量整合起来并集中解决重要的科研难题。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整个集体开始着手编写《远东史》。在此期间出版了11本有关远东历史的著作，还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确定了科研人员的个人科研方向，规划了一批科研人员将来博士论文研究和答辩的方向以及其他攻读副博士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

克鲁沙诺夫就远东地区始终受到俄罗斯本国和东北亚地区邻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四十多年的研究，成为研究俄国远东史的出色的专家，并在1987年成为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在浩瀚的历史研究领域中，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阶段､特点和规律。他对16―17世纪俄罗斯人从欧洲部分移民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历史前提作出了评价，对俄罗斯陆地旅行者和海洋航行者在远东地区开发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评价了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远东地区疆域形成的因素和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和苏联时期对远东经济开发的情况。

克鲁沙诺夫以他构思的原创性､研究的独特性和他无可辩驳的决断性，出色地研究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十月革命问题。他作为专家以其独特的视角洞察远东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他完成科学著作300余部(篇)。不仅涉及具体的历史问题，还涉及到全方位的社会问题。

广泛的科研兴趣使克鲁沙诺夫致力于历史学各个领域问题的研究。他担任历史科学专业委员会主席15年。他喜欢与人分享知识，向初学者提出宝贵的建议。他积极培养高素质科研人员。他直接指导了18篇博士论文､60余篇副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形成了克鲁沙诺夫院士学派，这个学派由他的学生们构成，他们至今仍不懈地研究俄罗斯国家东部地区的历史进程。

编辑工作是克鲁沙诺夫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专题著作､科学论文集､科普文献等等。他积极参与多卷本《苏联工人阶级史》的创作，是《远东问题》和《历史问题》杂志的编委，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学报》的第一任主编。

生活的阅历和创作的经验使克鲁沙诺夫将科研､教学和科研组织工作完美地结合起来。他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分部､远东科学中心､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职务，并在远东国立大学东方系任教。他领导下的研究所承担了组织历史､考古､民族､东方学､俄国史和国外历史学问题的学术会议､历史讲坛等活动。分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共青城､南萨哈林斯克､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马加丹､阿纳德尔斯克等地召开了18次全苏学术会议､8次远东历史讲坛､3次东方学研讨会。他积极支持科研人员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

А.И.克鲁沙诺夫对远东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依据丰富的史料得出的论点和结论是俄罗斯远东历史学的瑰宝。

二､А.И.克鲁沙诺夫主要著作和思想

А.И.克鲁沙诺夫的著作主要研究了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克鲁沙诺夫的研究工作以在当今俄罗斯倍受争议的理论为指导。他勇于提出促进科研工作的尖锐问题，并在科研中寻求解决的方法。他最早提出资本主义时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历史条件问题､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国家的地位问题､在开发远东过程中农民的作用问题､有关全俄罗斯总体发展趋势和远东地区的区域独特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关于远东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问题､在远东的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以及远东地区管理系统中存在的农奴制残余问题。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发展问题在他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远东地区移民史紧密地与当时农民迁徙的全俄罗斯人口进程联系在一起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阐述了最重要的移民流的情况，明确指出它们在地区内部的分布情况，勾画出了20世纪初远东地区土著居民数量动态的特点和它的民族组成情况。他是第一个阐明俄罗斯远东地区行政机构形成进程的人。他在1960年出版的巨著中指出:“在历史文献中千万不可忘记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远东地区行政机构建立和管理问题”[1]。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行政机构建立和管理的进程放在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外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

他深入研究复杂的经济进程，他分析了远东地区工业生产的结构､工业主导产业状况，提出在远东工业中国家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强调了外国资本的意义，重点指出铁路建设在远东经济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严肃地论证了生产集中的进程，同时他也是最早重视远东地区大型企业特点的学者，他指出，这是万能型工商联合体，其业务是综合性的。

从事远东地区经济史研究时，他非常重视苏联时期的贸易和贸易关系问题，并认真研究了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承认，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大部分著作都是研究19世纪后25年至20世纪初期远东地区贸易和海上贸易的发展的。

在他的著作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地区土地关系问题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他最早对远东地区农村中的土地关系作了评述，考究了农民份地具体分布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区分了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特性，指出了在土地关系中存在的封建残余，揭示了个体农场和“美国道路”的发展趋势。他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构分析，指出了主要作物播种区的分布情况､1914―1916年间粮食收获的状况､农业经济商品率增长情况､畜牧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人口迁徙､增加国家采购､鼓励扩大耕种面积和农产品生产等因素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2]。

在他的主要著作､文章和报告中都广泛地涉及到远东地区革命前的社会问题。他是最早用详实的客观资料说明远东地区资本主义形成的学者之一，他列举大型企业经营状况的数据，考究了企业名人的情况。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关注远东地区农民和哥萨克的历史，揭示其形成和分布的状况，调查他们社会结构､法律地位和物质状况的变化等等。

克鲁沙诺夫论证了农民分化为富农､贫农和中农的社会过程，确定了农民中每个阶层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远东农业中雇佣工人数量的增长情况，指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增长的结果。在他的领导下1991年出版了集体著作《19―20世纪苏联远东农民阶级》。

在克鲁沙诺夫有关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远东历史的著作中，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工人阶级的数量､成分和分布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则上，这个问题在远东的历史学中不是新问题，其他学者也研究过并有各种不同的结论和看法。在分析了资料的来源后，克鲁沙诺夫非常明确地指出，远东地区革命前工厂和社会统计不够全面，远东经济史(其中包括远东地区工人阶级历史)，研究得不够充分。对十月革命前远东地区工人阶级数量进行了估算以及确定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后，他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资料来源，他获得的数据在史学界长期得到承认。在认真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数字后，他认为在1913―1914年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为12.5万～13万固定的工人和12万季节工人，总共为24.5万～25万人[3]。他还是第一个研究远东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学者。他指出，没有深入地研究工人阶级的成分和数量的行业分布，就不可能得出明确而有根据的关于远东工人阶级形成的结论。他对远东地区工人阶级史的一些问题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解答，如远东工人阶级的社会和行业成分､工人阶级的法律地位､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水平､工资水平动态和结构以及工作日的时间､无产阶级为提高生活水平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和知识水平以及组织水平的提高等问题。

克鲁沙诺夫研究了远东共和国的历史，在与И.Б穆哈乔维合作的《列宁主义战略和远东苏维埃政权斗争的策略》[4]中他将有关远东共和国政治建设的阶级实质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远东共和国存在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远东共和国存在的是无产阶级的基础，其独立性只是形式上的。

他领导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两卷本《远东史》(从远古时期至1917年)､《滨海边疆区历史文化遗迹集》､《伊捷尔缅人的历史和文化》､《楚科奇人的历史和文化》､《17―20世纪中国东北史》､《北海道:发展概述(17世纪至1917年)》､《17―20世纪苏联远东农民史纲》等。

远东地区社会关系和社会政治发展始终是贯穿他著作的一条主线。在他早期的科学研究中，总是尽可能地将远东历史问题的论点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研究的文献基础，将许多史料引进研究领域，如新的考古资料和区域罢工运动史料､具体的革命事件和偶然事件的史料､运动的个别参与者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及鼓动者的史料等。

他对竞选国家杜马成员的首批竞选公司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他是最早关注远东地区存在社会民主联合组织的学者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关注党的建设和各党派之间关系问题。他对远东城市进行了研究。他与维施涅夫斯基合作出版了纪念布拉戈维申斯克一百周年的文集和纪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百周年的文集。此外，他领导出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城市历史的集体著作。

三､А.И.克鲁沙诺夫讲坛

鉴于А.И.克鲁沙诺夫卓越的学术成就，1998年5月13―14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举办首届А.И.克鲁沙诺夫讲坛。2001年的第二届讲坛决定每隔两年举办一次А.И.克鲁沙诺夫讲坛。至2006年已经举办了五届讲坛。讲坛主题主要是“俄罗斯远东:历史经验和区域发展”､“在俄罗斯和东北亚文明中的俄罗斯的亚洲地区”等。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青年学者参加了讲坛的学术会议。

参考文献:

[1]Крушанов А И.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Начале ⅩⅩ в.Кн.1 M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1860-1917[G].Владивосток，1960:37.

[2]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 [M].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01:5.

篇（5）

不能继续搞扩张性投资政策

《国企》：通货膨胀问题刚刚得到控制，经济下滑压力又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充斥着抑制通胀和保增长的悖论。这些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在放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内需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投资增长带动产能持续扩张，紧接着出现的问题就是内需越来越不足，产能扩张后产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国企》：那么，应对这一阶段的经济下滑，能不能继续刺激投资来保增长？

王小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几乎到50%了。如果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国企》：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政府宏观层面的应对？

王小鲁：现在官方已经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但我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转，从大量的钱放在投资上，转而放在为小企业减税，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能够拉动经济。现在再搞继续大规模投资扩张，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更加恶化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小企业一直面临很多方面的经营困难，面临融资难等问题。所以，通过给小企业全面减税，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刺激就业，带动内需，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实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农民工。到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动力中是半边天，几乎支撑一半的城镇就业，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会对内需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资金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他们才会有消费需求。

第三，改善医疗教育，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医疗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各级政府在投资上很舍得花钱，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钱。我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费用在城乡间、各地间、不同人群间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而且教育医疗投资对经济的长远带动作用要远远好于继续把钱投在钢筋水泥上。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概有效

《国企》：经济形势每年都很困难，经济发展每年都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过去有很多困难都过来了。但并不是说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这些困难也会自然而然过去。目前我们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就算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保障。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解决眼下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应当系统地解决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回顾过去几年，似乎又是一个“经济刺激―通胀―经济紧缩―通缩―再刺激”的轮回。是否需要反思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王小鲁：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西方国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家应对经济紧缩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或者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进行政府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而且过去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已经采取的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消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用大规模刺激投资的方法，否则不仅会造成滞、胀循环，还有可能陷入滞、胀并存的局面。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不能继续单走扩张投资这条道路了。

《国企》：这些调控的理论源自西方，而今他们形势更为困难――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欧洲正在发生欧债危机。那么，是否理论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的。凯恩斯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解决西方的经济萧条问题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长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这个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经常会同时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我想这个问题和经济结构有关，根据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别是刺激投资的政策。

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投资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凯恩斯刺激投资的政策，我认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失衡

《国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历史。如何评价他的成绩与缺陷？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改进了微观层面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所以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不单纯涉及经济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滞后的。

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但同时并没有通过改革建立一套社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围绕权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比如腐败和大量的寻租问题、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认为都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消费和储蓄之间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过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迟缓，导致政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关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

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的难点在于，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牵扯面广、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也肯定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改革，这点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难点了。

《国企》：中国市场经济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国国企、央企，这是研究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您认为国企尤其是正在不断强大的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王小鲁：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存在国企。不能说国企不必要，因为在经济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单纯靠市场来调节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来弥补这些不足，我认为还是需要的。

在一些资源性领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就会是私人垄断。但私人垄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当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通过一夜之间的私有化，结果从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这样并没有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反而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

篇（6）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和人民生活中居重要地位。目前全国种植面积约300万公顷，居世界第二位，平均每公顷产量2100千克，总产630万吨，居世界第一。[1]花生是我国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种子含油率达50%左右，花生油是我国人民主要实用油之一。花生比等量蛋白质释放的热量多1倍，比淀粉多2倍，有利于维持体温，增强生命力。花生种子还含有30%左右的蛋白质，可以加工花生蛋白肉、花生蛋白奶、面包、饼干、饮料、糖果等，花生壳、茎叶含大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灰分等，除直接还田作肥料或饲料外，可作优质配合饲料和复合肥料的原料，花生壳可生产糠醛、醋酸等许多种化工产品，还可以制造活性炭，又是制造胶粘剂和纤维板的原料。[2]花生的茎叶、果壳、种仁、种皮都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是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花生仁有补中益气，开胃醒脾以及止血作用。利用花生壳已制成了降低血压减少胆固醇的药物――脉通灵。花生种皮是制造治疗血小板症的药品――血宁的主要原料。花生属豆科植物，它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游离的氮素，据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应用15N标记测定，在中等肥力砂壤土上，根瘤菌供氮率为50~60%，每公顷产37050千克荚果的花生田，根瘤菌固定的氮素是75~90千克，根瘤固定的氮素一般2/3供花生本身生长发育，1/3遗留在土壤中，培肥了地力，促使了后面作物的生长。[1]

花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自1979年从日本引进我国后，各地进行了大量试验，示范推广，取得了明显的增产、增收的效果，深受群众的欢迎。1984年全国覆膜面积达57万亩，平均亩产505斤，并在大连、锦州、沈阳、抚顺等十二地市普遍推广应用，如锦州市，1984年覆膜栽培面积15.4万亩，平均亩产602斤，同时涌现出千斤高产田1933.6亩，面积最大的绥中县覆膜4万多亩，平均亩产637.3斤，最高的亩产达1255.9斤。几年来各地试验和生产实践证明，这项技术应用对于在北方地区解决低温、干旱和无霜期短，在南方解决雨季低温等不利自然条件。大幅度提高花生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特殊意义。[3]

地膜覆盖栽培有增加土壤温度，加速花生生长发育进程，保墒增加抗旱，耐涝的能力，它保持了土壤松暄，促进根系发育和荚果充实饱满，增加有益微生物数量，提高土壤供肥能力，改善田间小气候，提高花生群体的光合产量，控制无效针入土率，提高荚果饱满度。广西的花生地膜覆盖栽培起步较晚，规模小，在栽培中得不到广泛的推广，广西虽然在花生总产量排在全国的前面，而在单产方面比全国单产要低，为了大力发展我区的花生种植，提高我区的单产，提高复种指数，我们以品种820282为试验种，进行了花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研究，为花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学生认为搞科研是那些高学历的人的事情，认为科研过程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事情，对于高中生来说是天方夜谈。从这个研究里我们可以使学生了解科研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会学生写科学研究论文，不在乎学生的写的水平，只是想让学生了解科学论文的书写方式。也不在乎科学研究是否成功，让学生经历科学研究过程。

在科研之前，我们要教会学生，做试验，要先选材料，学习孟德尔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课本的东西学以致用。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设计思路进行实验，然后再分析数据，讨论得出结论。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经常帮助学生，帮助他们完善他们的试验设计思路，然后在查资料的时候帮助他们提供些资料，教会他们怎么去找资料，怎么样才能找到要的资料，教会他们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完成试验如下：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采用品种820282为试验种，用厚度为0.005mm，宽度为1.0m的塑料薄膜来进行地面覆盖。

1.2 试验时间与地点。我们在2007年2月到7月，在广西玉林市农科所试验基地进行试验，试验地肥力中等，灌溉方便，前茬为水稻。

1.3 试验设计。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盖膜与不盖膜间隔种植。小区长4.0米，宽2.4米，小区面积为9.6平方米，设置三次重复，每个小区种3垄花生，每垄播种80粒，每垄实行双行单粒播种，整块地采用人工播种，分三期播种，以不盖膜的作为对照。行距为26.67cm，株距为10 cm，用厚度为0.005mm，宽度为1.0m的塑料薄膜覆盖，保苗20000株/亩，实验田东西南北向设置保护行。

1.4 种植与栽培管理。第一期播种时间为2月20日，第二期在3月2日，第三期在3月6日，播种前施肥25kg/亩，在播种前进行浇水，安装土温表然后播种盖土，防春旱，盖土后在土表喷乙草胺，接着盖膜，进行田间观察，在每株出苗时破膜。4月8日喷1000ppm的甲胺磷乳油和多菌灵粉剂来防治地老虎和花生青枯病，7月5日收获第一期花生，7月9日收获第二、三期的花生。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地膜覆盖对花生物候期和出苗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以真叶平展的幼苗占播种粒数的10%以上为始苗期，达50%为苗期，达75%为盛苗期。

从表1可以看出：地膜覆盖可以促进花生前期的生长发育，提高出苗率，从而可以使花生的出苗、开花提前，可以延长生长发育的时间，延长光合作用的时间，提高花生的产.

2.2 地膜覆盖对土温的影响

从表2看出：盖膜的表层土温要比不盖膜的高。因此，地膜覆盖可以提高土壤的表层温度，提高土壤的温度可以提高花生的出苗率，减少花生由于低温而引起的烂种，保证花生的全苗、壮苗。促进花生根系的生长，促进花生的新陈代谢，促进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产生，促进土壤有效养分的分解，有利于花生的对土壤中养分的吸收，随着土壤温度升高，花生的播种期可以提前，可以使花生提前收获，可以减缓下季作物与上季作物的争地矛盾。地膜覆盖能增加土壤表层的温度是由于地膜透明度高，透光率达80%以上，太阳辐射能透过地膜传导到土壤中去，并由于地膜的不透气性保储了辐射热能，使土壤温度高于对照。

2.3 地膜覆盖对花生生长的影响

表3花生生长记录表

从表3可以看出:盖膜的花生在大部分时间里盖膜的比不盖膜的生长快，只有小部分时间盖膜的比不盖膜的生长慢。从而可以加快花生的生长，可以缩短花生的生育期，使花生提前收获，提高复种指数。

2.4 地膜覆盖对于花生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单株重）

从表5可以看出：花生的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少。其中根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少。第一播期的根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低0.02，第二播期的根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低0.01，第三播期的根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高0.01。果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第一播期的果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0.03，第二播期的果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0.01，第三播期的根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0.02。茎叶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第一播期茎叶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低0.02，第二播期的茎叶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0.01，第三播期的茎叶的干物质积累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多0.03。因此，地膜覆盖可以提高花生荚果干物质的积累，茎叶干物质的积累。减少花生根的干物质的积累。

2.5 地膜覆盖对花生叶绿素的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地膜覆盖对花生叶片中的叶绿素没有影响。在5月25日测的叶绿素含量中，三个播期的花生的叶绿素a、叶绿素b和叶绿素总含量盖膜的与不盖膜的之间没有差异，播期之间也没有差异。在7月4日测的叶绿素含量中，三个播期的花生的叶绿素a、叶绿素b和叶绿素总含量盖膜的与不盖膜的之间没有差异，播期之间也没有差异。因此，地膜覆盖不影响花生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

2.6 地膜覆盖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表8花生产量记录表

从表8可以看出：第一、二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高，第二播期产量最高，第三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低。其中第一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高0.27个百分点，第二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高4.3个百分点，第三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低4.7个百分点。第三播期盖膜的比不盖膜的产量低的原因是：由于在花生的出苗时，花生的叶片接触到塑料薄膜而引起烧苗，从而使花生的生长受到影响，引起减产。由此，地膜覆盖可以提高花生的产量，但增产效果不显著。由于2007年上半年的雨水多引起的，地膜覆盖起不到抗旱的作用。但其中的第二播期的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增产效果最好，产量也最高，说明了花生在3月初播种最好。

3 结论

让学生做完试验后，让他们讨论然后总结出结论，然后再让老师来评价，把比较完善的结论总结出来，然后让大家一起写出各自的论文，我只是把他们总结的数据和得的结论帮他们总结，得出比较完善的结论。

经本次试验所得结果，地膜覆盖能提高花生的产量，但增产效果不显著。但是地膜覆盖提高花生的品质，地膜覆盖能加快花生的生长发育，使花生的生育期提前，提前6-7天。能够使花生提前收获，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可以解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地膜覆盖还能提高土温，可以使花生提前播种，避免花生由于低温而引起的烂种，从而可以延长花生的生长时间，从而提高花生荚果的干物质积累，提高花生的产量。

其中第二播期盖膜的增产效果最好。主要表现在：盖膜的比不盖膜的在增产效果是三个播期中效果最好；比对照增产4.3%。花生可溶性糖含量盖膜的比不盖膜的要高。花生的产量也是三个播期最高的。因此，花生在3月初播种最好。

参考文献

[1] 毛兴文、孙彦浩花生高产栽培技术

篇（7）

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新的途径。认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明晰知识经济的特征，对于我们认识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影响，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一、在西方国家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兴起

当前，世界经济开始由能量驱动的物质经济向由知识驱动的智力经济转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而且是第一位的资源。因此,有人认为，工业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是经济人，他们讲求经济效益,追求物质财富，视金钱为价值尺度。而到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是智力人，他们讲求思维效率,追求智力财富，视知识为价值尺度。知识经济是1996年，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先使用“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概念。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使用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一词。所谓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因此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知识经济究竟是现代化的新阶段，还是经济发展的一次新浪潮？知识经济已经开始进入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应对知识经济？

二、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经济的特征

按照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究竟有哪些特征？

第一，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成为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人类生产活动主要是从大自然中获得各类自然资源，经加工后成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资源（包括土地、矿藏、动物和植物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有人把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称为“资源经济”。

知识经济则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它以开发和利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生产活动主要是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据专家们的研究表明，在农业经济社会，对土地和人的体能的依赖为90%强，到了工业经济社会，对自然和能源资源的依赖仍高达60%多，在知识经济社会，对于上述资源的依赖还不足20%，因此，经济发展了，经济总量增加了，而资源的消耗却反而减少了。在对资源的依赖大幅度下滑的同时，知识的地位大大提升。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50%以上，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成为最重要的要素。

第二，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结构。

在知识经济中，由于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大大加强了对于知识领域的投资，从而有力推动了知识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数专家认为，知识产业应该是一种全新的产业，它建立在知识及知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基础之上。20世纪末兴起的高科技产业，不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先声，而且也构成了知识产业的主要内容。第三，知识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不断挖掘和开发自然资源。由于过量的索取（尤其在工业经济时代），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糟。知识经济则全然不同。知识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依靠知识创新发展经济，把知识创新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使它们进入和谐的状态。

三、知识经济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挑战和新机遇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无法回避的巨大冲击。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加紧研究和实施各种对策，以便抓住机遇，趁势而上。

就知识经济而言，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开始进入知识经济。而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完成工业化，其中不少国家距离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种形势下，既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又要为进入知识经济作好准备，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相差悬殊，因此两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跨国流动更加频繁和畅通。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技术、资金和人才的优势，在当地开办工厂和公司，生产和推销各自的品牌和产品。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大量涌入当地，严重冲击，甚至摧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蒙受巨大损失。第三，知识经济的关键是人才，缺乏所需的人才，经济就无法顺利发展。为了解决人才问题，发达国家除了积极培养人才外，还采取各种方法，从其他国家引进人才。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优势，并实施种种优惠政策，从而获得了大批人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吸引人才的优势，出现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

知识经济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知识经济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和进程。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支柱，而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使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国之间的贸易、金融、技术，甚至人员的跨国交流更为便捷和畅通。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大规模跨国流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时机，使它们有机会及时引进所需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知识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使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更加频繁和畅通。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其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因此，在国内投资和获利的空间受到限制。西方国家的资金为获得更多利润，更愿意把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其二，在20世纪末，主要工业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融合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使得可供配制的资金规模空前扩大，于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各类资金（包括援助和借贷）的可能和数量大大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以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超过了12倍。

篇（8）

【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篇（9）

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促使新词语大量涌现，形成本世纪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新。许多新词语是由于修辞手段造成的。研究这种新词语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使有的企业破产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来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本文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像拳头一样粗壮有力，这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本文重点从比喻、借代方式研究造词法。

二、比喻造词法

比喻是运用最广泛的一种词格。由比喻造成的新词语，是最常用的修辞造词法。比喻造词法有三种类型：

1.隐喻式

词语中只出现表示喻体的语素而不出现表示本体的语素，意义全部由表示喻体的语素承担。如：大锅饭：喻指分配和酬劳上的平均主义。于是有“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端走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等表达。充电：喻指补充新知识和新技能，如说“不及时充电就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

2.直喻式

词语中表示本体和表示喻体的语素都出现。如：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赤膊工资：喻指不含奖金及其它补贴在内的纯粹的工资额。其中“赤膊”是喻体，“工资”是本体。

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3.特喻式

词语中表示本喻的语素不出现，而表示喻体的语素作为一个特定的构词成分与其它语素相组合。如，商海：喻指商品经济领域或生意场，“海”是喻体，但所喻不是“商”本身，而是其领域。人才库：喻指人才集中的单位或团体，“库”为喻体，“人才”是定语。像这样的还有单音节的，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一般来说可分两种类型：

1.全称借代，即全部都是借代体

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挂靴：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爬格子”，“挂靴”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靴”则显得庄重。

2.偏称借代，即一个新词语的组合中，运用借代的是部分语素

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围裙丈夫”，指承担主要家务的丈夫。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如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莫斯科”——“没事科”，形象生动，丰富多彩。这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五、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上古汉语就出现的合成词有些就是语义上经过修辞转化的。例如：“社”原是土地神，“稷”原是五谷神，“社稷”联称用来喻指“国家”，“布衣”喻指“平民百姓”。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当今社会，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如用“吃鸭蛋”比喻得零分。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比重。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杨晓黎.仿拟型新词语试析［J］.修辞学习，1993，（5）.

［2］ 刘兰民.汉语仿词造词类型刍议［J］.当代修辞学，2001，（2）.

篇（10）

【关 键 词】香港/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经济转型

【正 文】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急剧变迁，香港经济不断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挫。针对这一状况，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发展创新科技战略[1]，试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基础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时至今日，从香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此举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GDP 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备受争议的香港服务业如金融、地产已逐渐走出低谷，继续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与国际竞争力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上香港几次重要的经济转型以及近10年来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香港重建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在国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技术[2]，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高技术产业化就是高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研究与开发（R&D ）经费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体人员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国、各地区通过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对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图（D.Ricardo）曾指出，比较成本如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随后， 克鲁格曼（P.Krngman）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并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比较优势的获取不能仅局限于先天自然资源，它更是一个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后天人为创造过程。克鲁格曼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开始隐含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联。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竞争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最深信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但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开始不断受到质疑而逐渐被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波特（Poter）认为，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六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竞争优势发展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优势产业的建立和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通过创新来发动，而技术创新因素则包含在这些因素中，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其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初级）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这里，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人工、融资等；另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电脑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各大学研究机构等。随着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由初级生产要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越来越薄弱，高级生产要素则越来越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需要在人力与资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将其熟练工人看作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因而提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基础。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因素，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

2　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

2.1　香港经济史上三次重要转型

香港经济自1841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香港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香港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政治形势迫使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5]。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蓬勃发展，1952—196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5％，整个70年代也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在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6]。据统计，香港的电子、制衣、纺织、玩具、钟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制造业北移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压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为香港今后所继续承受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埋下伏笔。

2.2　1994—2003年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

在对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竞争力年鉴》所公布的香港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其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试图给出1994—2003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注：由于《世界竞争力年鉴》当年公布的数据为上一年的数据，故本文将其公布的各年竞争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导致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下面根据香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这10年间香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6年；第二阶段为1997—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2003年（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1994—2003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关数据整理。

（1）第一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23080美元，超过新加坡（21430美元）、韩国（10549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达到26050美元，超过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1994—1996年，香港连续3年被IMD评选为世界第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于1996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已发展为以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这一阶段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香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特征已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业已呈现出集融资、采购、设计、推销、货物中转的生产控制中心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虚拟化特征；第一产业（农业和渔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建造业等）相继萎缩，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香港的产业结构是否失衡，是否出现空洞化，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9] （见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经济结构演变情况经济活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及渔业(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业(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业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务业(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楼宇业权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计算金融中介服务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数据来源：根据《港澳经济年鉴2003》（港澳经济年鉴社），香港政府统计处有关资料整理。

（2）第二阶段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经济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房地产快速发展获得超常规的暴利，香港楼价急剧攀升；在地产业泡沫的带动下，香港金融业迅速膨胀，加快了香港经济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务业的比重从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根据IMD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7年开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经济竞争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亚洲“四小龙”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1] 针对这种状况，他强调创新与科技的重大作用，认为“创新和科技对于增值活动、提高生产力，以及增强竞争力都极为重要”[1]，从而坚定了发展创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使香港成为华南以至整个亚太区域的“创新科技中心”的决心。1999年，董建华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关注创新科技，并明确提出政府为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未来十年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积极输入必要的科技专才；兴建“科学园”、“数码港”等其他创新与科技计划。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为“创业板”的二板股票市场，努力为创新与科技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很多著名企业开始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与香港政府合作发展数码港计划； 和黄集团宣布与内地大型中药集团合作，在香港兴建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中药生产基地和新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兴建“生物科技城”计划；2000年初香港新鸿基地产决定斥资10亿港元在香港设互联网服务中心。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香港要再创繁荣，不能过分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10]，因此，发展以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以实现香港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已经成为香港政府、企业界的基本共识。

（3）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发性变迁使得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2000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经济增幅高达10.5％，这是近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据统计，2000年头11个月，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8％，其中转口货值增长19.2％；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快速增长，访港游客达到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根据IMD公布的数据，2000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均有较大提升，分别达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袭击所导致外部环境逐渐恶劣，2001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经济增长仅0.1％，失业率一度高达7.4％，综合竞争力开始下滑，并持续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经济开始复苏：GDP出现V型反弹；失业率转为下降；持续了五年多的通货紧缩也趋于缓和，显示整体需求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综合竞争力排名逐渐回升，达到第6位。

3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

3.1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

通过对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发现，这10年来，尽管其排名有较大波动和起伏，但总体来看，无论经济竞争力抑或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动因，归结如下：

（1）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不断塑造的历程表明，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1]，香港经济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的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因此香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事件均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香港竞争力排名的较大波动。

（2）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相比，香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萎缩（如表2所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突变或恶化时，香港经济也就会随之产生大的波动并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表2　部分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工业生产指数国家/地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国香港

综合

97

96.6 90.2 84.7 85.1 82.4 76.4

制造业

96.3 95.5 87.2 81.7 81.2 77.7 70.1

新加坡

制造业

103.4 108.2 107.7 122.6 141.4 125.1 135.6

韩国

综合

108.5 113.6 106.2 131.9 154.1 156.1 167.5

制造业

108.2 113.1 105.6 132 154.6 156 167.4

奥地利

综合

101 107.4 116.2 123.2 134.1 135.2 135.4

制造业

100.7 108 117.8 124.9 137.3 138 138

爱尔兰

综合

107.6 127 152.1 174.6 201.5 222.2 239.5

制造业

108 129.5 157 180.6 209.1 231.3 250.4

芬兰

综合

102.9 111.8 122.1 129 144.3 143.1 145.5

制造业

102.5 111.8 123.5 130.9 149.9 145.7 148.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2003年8月《统计月报》整理。

我们知道，制造业从来都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基础，而服务业始终是围绕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进行的，是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的。现代经济发展表明，1元制造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服务业产值，一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可以创造三个服务业工作机会。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工业发展这个基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必须有工业发展的配合。从国际角度看，当今世界竞争力最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均大致呈工业35％、服务业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以及高技术，如1997年新加坡、芬兰、中国台湾产业结构的比例分别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均达到35％，同时较早认识到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因此在工业调整中注重发展高技术产业，并加强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宏观调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反应的“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及就业稳定发展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值得指出的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香港现状（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资本），重建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已势在必行。近几年来，虽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以推动经济转型，“兴建了科学园、数码港等设施，通过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应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类科技创业和科技培育计划，推动了研究与开发”[12]，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董建华也承认“科技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对上是有限的”[12]。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结构看，香港经济显著特征仍然是知识生产的能力远远弱于知识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来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远远少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导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与起点相近的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表3所示）。

表3　香港与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科技竞争力国际排名比较（2002）（注：如果没有特别表明年份即为2002年数据。）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中国台湾 韩国(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R&D支出

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761(34) 1746(26) 6326(13) 12249(8)

R&D支出总额占GDP百分比(2000)

0.481(42) 1.883(15) 2.045(12) 2.653(7)

企业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182(36) 1082(23) 3964(13) 9196(6)

R&D人员

R&D总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6.7(41) 19.4(32) 104.1(10) 137.9(9)

企业R&D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3.2(40) 10.2(25) 70.2(10) 94.3(7)

获取合格工程师难易状况

6.20(38) 7.74(13) 7.26(24) 6.47(33)

企业技术

资助技术发展

6.14(15) 7.79(3) 6.68(9) 5.05(26)

企业技术合作

6.19(15) 7.02(5) 6.38(13) 5.38(27)

企业与大学间知识转让充分程度

4.93(16) 6.65(4) 5.82(8) 4.84(17)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7.81(7) 8.34(2) 7.26(13) 6.58(24)

R&D资源重新配置

基础研究对长期经济发展支持度

5.80(22) 7.26(6) 5.58(24) 6.47(12)

科学论文的数量(1997)

2548(30) 1353(37) 5512(19) 5411(21)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

4.1(35) 4.0(37) 4.2(32) 3.7(42)

科学与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6.39(26) 7.87(13) 6.47(25) 5.82(30)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1999)

24(42)

30(41)

18052(5) 43314(43)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年均增长速度(%)(1999) -38.46(13) ×

9.96(16) 20.65(13)

国民在国外获取专利件数(1999)

×

×

2486(17) 7764(10)

数据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2002有关资料整理。

2004年香港经济再度复苏，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1％，为四年来最高。其中，出口贸易在前11个月的实质增长达15％；服务输出在前三季增长近70％；访港旅客突破2100万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费开支在首三季增长7.4％，是10年来的最高增幅。各项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正在趋于好转，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改善仅仅是建立在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上，“由于内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系出现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同步快速增长，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项经济指标都出现双位数字增长”[13]；旅游业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仅内地“个人游”便带来额外65亿元旅游消费收益及16500新增职位[14]；高技术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仍非常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 香港经济结构失衡的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避免经济运行频繁波动，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实质性转型非常必要。

3.2　香港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导向制造业的可能性

（1）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较强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产业化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能力、国际信息中心所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服务能力、国际贸易中心的较易获得各种科技研究与开发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从而可以大大缩短高技术研究和开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制造业的重要基础。

（2）CEPA给香港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香港与内地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主体内容，有关承诺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CEPA签署后，逐步实行商品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降低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必将促进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诸多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由于CEPA对“港产品”界定中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进行的产品便可算作港产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可以将大部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至内地，实现成本优先战略；而将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实施差异化战略。这样在换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将可以取得显著的增值，大大提高边际利润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环境、内地市场前景、零关税的优惠以及内地高质量技术人员的输入，这样的环境甚至优越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经济体（如芬兰、爱尔兰），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资者对香港进行战略性投资，促进香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

（3）高技术导向的新一轮港深一体化合作逐渐开展

与香港毗连的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之一，近20年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智力与技术资源最密集的地区。目前，深圳正就未来发展进行定位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迫切需要同香港进行新一轮深层次一体化合作。深圳的优势体现于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外的辐射能力强、以市场为导向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以及政府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补关系。

港深两地高技术产业合作可以涉及到技术基础设施、R&D系统、 企业技术网络和社会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15]。根据两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合作既可以发生于R&D人员与资金投入、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中试、生产制造、 市场推广和销售的技术创新链任何环节；也可以产生于两地的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开发上。

4　结束语

香港经济在经过三次转型后而形成目前以发达的金融、资讯、商贸等服务业为主要支撑产业的经济结构，工业的比重已经降至2002年的12.48％。来自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料及近10年香港国际竞争力大幅波动的事实表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基础的过于狭窄将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因此，对香港来说重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同时作为小型开放性经济体特别是依托中国内地独特的竞争优势，香港进行新一轮经济转型以实现高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制造业重建也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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