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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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乎舞雩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儒家文化的“和”，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促进发展，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正是阴阳相合，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以神领形，以形传神”。其神，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有“爱人”之心，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都是力的巧妙运用，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是中庸平和的之舞，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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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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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重义理，轻艺事，奉天法古。长期以来人们追求德行的修养，而忽视对科学技术的获取，会计职业更是被误解为简单的算账计数，从而导致了会计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低下，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比欧美国家缓慢。在会计职业化程度高的英美等国，会计职业界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准则的制定与修订比较及时，与业界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受财政部领导，不是独立的社会机构，会计制度改革也往往是为了配合财政改革。在高校，会计工作中往往行政命令代替了规章制度，会计人员养成了因袭惯例、遵循规定的习惯，不愿为自己的职业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儒家文化中尊圣法古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会计的革新与发展。在科技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会计人员要吸收儒家提倡的积极面对人生、面对社会、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敢于对旧的思路和方法提出质疑，大胆创新，提高财务工作的效率和效能。突破旧思想的藩篱必然要面对诸多阻力，提出质疑和创新观念的会计人员可能遇到来自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压力。如果会计人员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因循守旧，那么会计职业的发展就会裹足不前。高校开展会计文化建设，要在学校和财务部门层面分别形成相应制度，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面对经济业务大胆创新，独立地发挥职业判断，而不是对上级言听计从，不敢向违规人员问责。对敢于合理质疑违规决策和行为的会计人员，高校和财务部门内部要有相应的保护机制，以免其后顾之忧。

2.深化会计工作法制化建设，实现德治与法治统一

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礼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是调整社会关系最高的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儒家文化强调人伦关系，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了维护群体中的和谐关系，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遵循上述伦理，人们对于伦理关系造成的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容忍程度较高。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念表现在会计工作中，就是下属较少有机会和渠道质疑上级行为，有时迫于压力还要掩盖上级的不合理行为。儒家思想中崇尚道德的观念是我们会计工作中应该继承的优秀文化，但过度强调伦理道德又易导致人治。在会计法律法规建设中，对因受上级压力而采取不合理会计处理的行为要明确法律责任，以引导财务人员遵法守法。尽管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推进，会计工作法制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有些会计行为并非靠法律规章的强制实施就能得以规范，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注重职业道德培养。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一个具有高度职业道德修养的会计人员，也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中国公民。当发现值得质疑的事项时，遵守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应该首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立场。

3.推广和谐社会建设理念，提倡新时代的中庸之道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个人的荣耀与耻辱与集体休戚相关。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重视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强调社会秩序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平衡，提倡中庸之道。但在会计工作中，这种集体主义往往表现出小团体主义的特点。当小团体的利益与大集体的利益冲突时，会计人员往往选择使小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为了维持小团体内表面和气，会计人员还会放弃与他人不一致的判断和观点。中庸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到了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但不少人将和谐曲解为一团和气，面对矛盾采取折中调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赏罚不明的态度。其实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有很深刻的哲理。中指万事万物按一定规律运行，和谐相处。庸指要顺应、适应天地万物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高校会计文化建设要将和谐社会理念的推广当作重点工作，在提高一般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提倡新时代的中庸之道。

二、儒家哲学理想导向的高校会计文化建设实施框架

儒家经典将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的路径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儒家哲学理想为导向的高校会计文化建设，可以以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三维实施框架。

1.修身掌握专业胜任能力，遵守会计职业道德

财务人员修身的第一步是格物致知，即理解业务原理，掌握专业胜任能力。首先，为了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实现财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高校要坚持组织财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财务部门要定期组织业务学习，使财务人员及时掌握最新的财经法律法规，帮助财务人员更新知识储备。其次，高校要形成相应制度，鼓励财务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财务人员可以通过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考试和进修，如各级各类职称考试、学历考试、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等，及时更新补充专业知识。再次，财务部门要积极实施轮岗制度，通过换位工作，促进财务人员换位思考、查漏补缺，避免由于长期操作固定业务导致创新意识薄弱、思维僵化。财务人员修身的第二步是正心诚意，即端正工作作风，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财务部门要通过制度约束、宣传教育和奖励处罚等各种渠道和形式，将诚信、专业、境界、创新的精神根植于财务人员的思维之中，外化为财务人员立身处世的自信和自觉之本。诚信要求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诚实守信、严格自律，在涉及财务行为时，切实履行自己的道德和职责，避免产生信任危机和财务冲突。专业不仅要求会计人员掌握必要的专业胜任能力，还要形成爱岗敬业的内在情感，以自信有为的整体气质赢得服务对象及业务伙伴的尊重。境界要求会计人员树立强烈的职业使命感，自觉抵制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创新要求会计人员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管理行为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摆脱因循守旧的思想藩篱，在财务制度的设计和具体业务的操作上实现大胆突破。

2.齐家业务流程标准化，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财务人员的齐家，体现为全体财务人员工作质量标准一致，流程一致。这里的家指的是财务部门内部。高校财务部门要明确各项财务工作的质量标准，使每个岗位工作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减少财务人员处理业务的主观随意性。随着国家相关财务管理政策、制度的变化，财务部门还要对业务质量标准进行修改，针对每个工作环节都明确业务操作流程，确保每项财务工作都有章可循。在强调一致性的同时，要避免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带来的同而不和的不良局面。如果会计人员发现值得质疑的事项，但选择保持与小团体一致，而放弃维护大集体和公众利益，那么一致性就被曲解了。财务部门要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让质疑上级行为的会计人员有机会越级反映问题。财务部门还要建立对合理质疑上级行为的会计人员的保护机制和奖励制度，确保其切身利益。

3.治国参与管理

财务人员的治国，体现在参与管理。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强大支持下，会计人员要实现从做账会计到管理会计的转变。首先，会计人员要培养经济业务敏感性，及时发现财务管理手段的创新点，协助学校制定或修订各项财务制度，并坚决贯彻执行，使学校的各项经济活动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其次，要确保各项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高校的资金来源渠道多，不同来源的资金接受不同的管理方法约束。财务人员必须引导资金使用严格遵守管理办法。最后，财务人员要拓宽视野，能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财务信息进行专业分析，及时准确地为政府或学校各部门提供相关的财务数据，保证发展决策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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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文化教育中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教育意义

孔子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化教育生涯之中，对于教育教学过程自身提出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观点。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均将孔子文化教育中的教学思想集中在因材施教法、启发诱导法、学思并重法以及由博返约法等四类教学方法上。一是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为孔子教育教学经验之核心，而别的教学方法则完全紧紧地围绕着这一核心加以实施。当前，全球诸多国家对于这一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进入到较为成熟与完善的时期，尤其是以美国与日本等国显得最突出。他们十分关注这一教学方法的根本因素就在于是国家教育目标以及观念，将培养自由、和谐发展的人视为教学的重点，非常强调学习者个性的全面解放。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文明之中的大一统思想导致现代人忽略了此点，从而让本民族能够让因材施教之优秀遗产继承与应用上反而滞后于其他民族，因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孔子在因材施教法上为现代人树立起很好的榜样，其在教学过程之中极为注重观察和了解弟子们，十分熟悉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而也就能够应用相当精炼的语言极为准确地概括学习者们的特点。孔子自身的教育实践就全面展现出这一方法，分别针对每一名学生各自不同的特点，从他们的实际状况出发实施教育教学工作。因材施教教学法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教学之中统一要求和个别差异间的相互矛盾。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没有统一化的要求，但是并不从学生们的实际加以出发，忽略了个性差异也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当时，孔子时代文化教育理论的统一化要求尚未真正形成，所以，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学思想，而要实施个性化教育显得也较为容易。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如今的教师在领悟与实施孔子因材施教方法之时，通常会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觉得难以做到深刻而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学生。实际上，如今每一教师在在每一个学年均需加以了解的学生通常不到百人，有的时候甚至数量更加少，只要自己用心去加以实施，也是不难办到的，而关键就在于思想上缺少这因材施教的意识。二是启发诱导法。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积极而又主动的过程，学生们积极性之调动是实现教育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如今，全球各国均在积极倡导启发式教学法，并且使其能够成为逐步趋向于完善的思想理论。该理论之奠基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孔子。应当说，孔子已明确认识到学生所具有的积极地位，其首次精辟地讲述了启发式教学法。一旦学生们进入到一个十分积极的思维状态之时，教师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进行诱导与启发，从而帮助学生们能够打开知识之大门，端正其思维之方式，实现举一反三之目的。是不是能够调动起学习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是考验教学成败之重要环节。启发式教学法之核心其实就是要在最大的限度上有效激发出学生们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简而言之，教师应当成为不失言之智者，而不应当成为躁者与隐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做到计算的难易程度应当合理，运用过难或者过易，并且合理地应用于学生们当前现有的知识结构以同化新学到的知识，进而建立健全全新的知识结构。三是学思并重法。在孔子的文化教育思想之中，他还极为精辟地论述了学和思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他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只进行学习而不加以思考就会导致迷乱而且不明。如果只进行思考而不投入学习，就会觉得空乏而且不现实，没有进步的空间。通过学思并重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学和思、掌握相关知识和开发思维之间的矛盾。学生们因为年龄与社会经验不够丰富的关系，无法掌握正确而合理的教学方法，无法将发展思维和学习进行有机结合。因此，教师在传授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还一定要教授合理的学习方法。孔子运用其自己的亲身体来告诫自己的学生，强调了学习对个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方法，指出即便进行废寝忘食的深入思考，其最后效果也不如进行学习。由此可见，孔子已经认识到思主要是建立于学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的思维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建立于学习这一基础上，而且如果开设数量知识之掌握去谈其中的发展思维，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没有什么道理。孔子在强调学习重要性之时，又注重于注重思考的重要意义。运用学思结合和两者并重而不会偏离，正是孔子教育教学思想中的重要方法。如今，孔子所提出的学思并重之教学方法，从而已解决了学习与思考之间、掌握知识和发展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我们现代人不应当主观地去判定，比如，孔子已经距离我们长达两千多年，当我们觉得其已过时之时；我们更加需要的深入深刻领会其中所具有的精神实质，通过健全完善与发展它，而不是加以抛弃。（四）由博返约法孔子在在教学过程中又提出了全新的博学多闻之主张，从而解决教学之广度与深度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学生们应当做到多闻以及多见，只有知识面相当广，才能适应社会。他带着钟爱的学生周游列国、到处去讲学，尽管也具有热心政治之因素，但是也不缺乏让学习生者多接触社会现实的苦衷。这与他培养出更为适合于统治，能够更好地选择阶级所选拔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分不开的。孔子将当时较为正统的，而且存在较有影响的诗、书、礼、乐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自身为能能够做到博学和经常性每事问、无常师”，所以也就锻造成了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孔子不仅主张知识应当广博，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孔子提出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来进行统帅。尽管孔子所说并非真实情况，这就必然需要教师说“礼”。这是他当时的《周礼》，虽然其所具有的思想性与价值都不够高。但是，孔子却敏意识到丰富散乱的知识要有一个中心或一条主线串加以串造，而此点是极为常见的。应当说，现代教育理论十分注重于强调如何掌握知识体系，从而提供给学习者们并非是分散性知识，而是一个简单的框架。这与孔子所提出的由博返约具有极为密切之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桌现代教育理论知识飞速发展的今下更为注重于知识结构喔掌握，那种只考虑到传授知识人数，通过教学方法而牢牢地抓住教学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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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推动了山东物流业的发展

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它作为儒家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对我们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庸最早是由孔子提出，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中点或度，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在“中庸思想”指导下，山东物流业不走“大而全“小而全”的片面扩张路线，而是结合企业实际，不盲目扩张、不片面追求短期内的经济效益，而是立足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实现稳健的增长。

三、儒家文化对山东物流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多继承少发展

继承态思维意指对过去的经验与知识有一种依恋和难以割舍的心态与情怀。从思维取向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实属继承态文化。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继承占主流思想，极少出现革命性的创新，创新多为生产工具的创新。而这种多继承少创新的思想到了现代工业时代对山东物流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不仅是管理模式还是现场运营，大部分都是对原有企业的借鉴和模仿，发展已是少见，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山东的物流企业虽数量大、种类多，但并未有核心的竞争力，依靠的多是传统的粗放式的生产来实现盈利，走的还是低附加值的道路。

(二)乡土观念浓厚

受传统儒家文化重农抑商的思想，山东物流企业始终保持这“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闯荡意识和勇于突破的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山东物流业的扩张之路。由于浓厚的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山东物流业的扩展速度始终滞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同等行业，其辐射范围小，扩展速度慢，想事情、做决策时容易瞻前顾后、缺乏果断性。这导致山东的物流企业虽发展迅速，实力壮大，但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物流企业。

四、对山东物流业发展的几件建议

(一)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山东物流业的自我超越和发展

要不断学习其他企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在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和创新，取他之长、补己之短，坚持人才引进战略，借由先进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不断学习和借鉴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从而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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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义

如今我国高校教育是开放的，正面临多种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学生都难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丰富的内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研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就是通过“绿色、环保、健康”为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它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礼，是中国文化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它强调整以体秩序为最高价值取向，体现庄重之美的内涵，但在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通过视觉传达呈现出规范的秩序，让观赏者在设计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和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包括在现代展示空间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雅色调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礼的影响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对万物有仁爱之美，这是儒家生命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现代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自身内心修养的培养，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视觉设计艺术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国教育的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

目前，我国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就是在现代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风格的定位即体现了时代特色，又保留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使其在设计艺术中更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种风格并存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发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一定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将儒家文化思想进行科学的构建，让其在当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中体现出应有的“美”。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家思想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即要吸纳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也要吸纳现代的美学精神，要在设计中协调出整体之美，创造出热烈之美，并将其内在之美传承开来。这也是现代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育教学现代化发展形势所趋，渗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同时在教学创意中，也会呈现出怎样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的风格定位来。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风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将传统艺术设计元素与国际化的设计理念相结合，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设计风格来。如著名艺术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就是取材于传统的凤纹，它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理念当中，寥寥数笔却显得那么简洁有力，却能给人们一种舒适的飞行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感觉，这也体现了设计作品风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们如何对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思维进行培养，如何开拓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呢，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中扩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教师在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传播还不是很积极，在培养学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识上还很薄弱，以致于学生在进行展示空间设计时，很难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设计作品中去，使设计出来的作品很难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看起来缺乏强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意识和精髓不断地扩展到设计教学思维的培养中去。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儒家文化的内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着重挖掘具有继承价值的艺术素材，学会把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元素进行分类和总结，提高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审美意识，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能用独特的思维去树立自己的作品设计理念和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去多看优秀设计作品，了解更多的设计风格，并掌握先进的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不断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设计作品，使自己的视眼变得更加开阔，掌握的设计形态更加全面，并能对西方文化进行分解和还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这样设计出来的展示空间艺术作品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风格。例如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在他的作品中就经常主张把中国民族艺术和儒家美学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现代设计理念进行结合，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教学实践中要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传承、融合和创新”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去，引导学生重新解读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并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展示空间设计理念完美结合起来，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才能培养学生先进的、具有时代气息又不失民族风格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展示空间设计艺术作品来。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间设计教学的发展趋势

篇（7）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篇（8）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篇（9）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如仁爱、和谐、尚义、诚信等精神，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三、儒家伦理思想贵“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义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质利益。他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来统率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一个人取得物质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员工在职业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业魂”，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祟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

四、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业立身之本。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企业对顾客、合作者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日本企业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就蕴含着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内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诚关系。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重约守信、言而有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条件。企业要盈利，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获利，怎样获利的问题。企业赚钱要讲良心，获取的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牢固地树立契约意识和忠实履约的道德精神，信誉至上，注重商业道德。反对随意毁约、商业欺诈和言而无信。

企业成员要诚实、忠实、老实、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要诚心待客，货真价实。要恪守信用，严格履约。企业成员要通过自律、自省、自觉，从思想上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减少“道德风险”。不弄虚作假，不瞒上欺下，不歪曲事实，不偏听偏信。只有诚信不欺、重约守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欺诈、哄骗，言而无信，昧着良心赚钱，就会使企业失去信用，最终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6，（4）．

篇（10）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讨论方式，如果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认知方法已到了必须洗心革面之际，也至少表明，我们再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此笼统地谈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了。

对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不可感情用事，恣意褒贬，而应待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判断。

任何形态的文化，如同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归根到底都是人或社会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制的用品或工具，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亦如此，它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就社会而言，是人们认识社会、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发端于两千多年前，以纲常伦理为骨架，具有浓郁崇古尊老、重农抑商色彩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适应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大一统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生成的，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十分有效而成功的社会秩序建构工具，也曾一度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给中华大地带来无与伦比的辉煌，但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和远去，其固有的文化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耗尽用光。就个人而言，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同样是一套让个人如何适应顺应皇权宗法社会和封建纲常伦理的人生观，它仍然在整体上于今无益。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总体上是根本无法与现代社会结构接轨的，犹如一付不再对症起疗效而只剩下负作用的过期药方。

不过，药方失效并不等于构成药方的所有药物成分的全部失效。在数不清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典籍中，既有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各类理念学说，也有对天地人的关系的体认、理解。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三人行，必有我师”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舍生取义”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⑤一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们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性需求。

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只有这些具体的文化成分，才有可能直接进人现代社会，而如何将它们从整体失效的药方中剥离筛选出来，就成了现代国人面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任务。

二、剥离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的方法

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可按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民族理性与智慧的展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操作理性，一是价值理性。操作理性包括处理各种道德事务的方法，一般是由各种事实判断构成的描述性理论；价值理性包括对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规定，它们均是由各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规范构成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和分类，学术界一般是习惯于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对应概念的。但我以为此种称谓不确，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主体的人或社会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的工具。儒家文化亦如此。它是用于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和让个人在这套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不独儒家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同样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道德准则、道德范畴、道德原则等要素。其中，道德准则是数量最多也最具体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原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范畴则介于前二者之间，往往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事务的一系列行为价值规定的统称。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围绕价值理性而设立的，它也包括若干要素，即道德设计的方法、道德传释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评价的方法、道德调控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选择的方法、道德研究的方法，等等。上述概念中须略加解释的是：所谓道德设计，是指对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设计；所谓道德传释，是指对道德规定的传播、解释、宣传之类；所谓道德调控，则是指让大众如何能遵守道德的各种社会化手段。

第二步是对构成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各种要素分别进行考察、梳理，看其是些什么，有些什么。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操作理性部分的考察和梳理，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基本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下的传统道德是由谁设计的？是权威、精英还是大众？是怎样被设计的？采用的是些什么方法？

传统道德是由谁传播、解释的？是怎样被传播解释的？其方式方法有哪些？

传统道德教育是由谁负责的？包括哪些内容、环节、渠道？

传统道德评价是由谁承担的？是组织化的评价 还是非组织化的评价、抑或兼而有之？评价方法有哪些形式？

传统道德的调控机制是何结构？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调控方法？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赏罚机制的？

传统道德修养和传统道德选择的目的、内容和标准、指标是什么？都有哪些方式方法？

传统道德研究是怎样进行的？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等等。

同时，还要考察以上各种传统做法得以成立的条件又是什么？

对上述各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都可以分别地单独进行，也不必讲究什么先后次序，而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价值理性部分的考察与梳理则最好从道德准则开始，其道理是道德准则明晰具体，查有出处，不存歧义，而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则较为抽象。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不计其数的传统道德准则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类型规范的代表性表述是哪些？其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才便于进一步弄清传统道德范畴和传统道德原则有哪些？各有何含义等问题。

第三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经考察梳理的各要素及其各个具体成分进行评价。

研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当今道德建设所用。就道德建设而言，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等价值理性是其实质、目的，而道德设计、道德传释、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调控和道德研究等操作理性则是其方法、手段。操作理性既然只是方法、手段，只是纯粹的工具，自然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性，因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好坏善恶，而只有是否有效和效力大小的问题。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价值规定，首先就面临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拷问。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对操作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和对价值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在方法上是要有所不同的。

对操作理性部分中某项具体成分即某种具体方法的评价，首先是将其与现行的同类方法进行比较，看其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还是已被尘封的方法。如果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那就可以根据现代已有实践的结果来评价其效用如何，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之做出是留是弃的决定。如果是尘封已久的方法，则不妨启封一试，试后再根据其结果做出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的评价，以决定对它的弃留。比如“三字经”，原是古人进行道德传释的一种具体方法，后被废置，前些年经广东等地换以新的内容重新启用，证明效果不错。由此可知，这种道德传释方法属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可以为今所用。

对价值理性中各种具体成分即各种道德准则的评价，则首先需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因为若无评价标准，道德准则的好坏优劣便无从谈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事关公众利益的道德规定若无社会共识支持，也就不具有被普遍推广的可能和潜力。一个特定社会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应与该社会择定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同义的。如今市场经济既然已是国人的共同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社会所固有的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评价各种事物及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之所以终被采纳，是因为它具有经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社会所无可匹敌的效率优势或效益优势，亦即所谓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终极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之同序列的还有自由、和谐。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是通过大幅度拓展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使个人在获得空前多的发挥其潜能天赋的机会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谐是效率的保证。以竞争实现社会资源或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必须按照可使所有竞者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和谐原则来设计建构，方能实现其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最佳激励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高效率。和谐，作为任何类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备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意义是：在竞争中减少内耗，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分配中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评价标准既定，评价的操作化便变得可行。简略说来，就是用效率、自由与和谐这三项基本价值标准对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各种具体成分，或某个道德准则、某个道德范畴、某个道德原则进行评估。经评估，凡是与三大价值标准相符的，就是好的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恶的。不过大量的实际评估肯定远比上述过程复杂。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极其表层、具象的道德规范，往往并不好直接用三大标准进行衡量，而是需要由基本标准再派生更具体的价值标准、或经多层推论方能做出最后评价。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三大价值标准评价某一道德成分，有时可能会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条规范⑥，虽符合和谐标准，却不符合效率标准，这时就需要动用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根据二者利弊大小的权衡计算来决定了。

第四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

经评价证明是好的那些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不论它们是属于操作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因而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因子，既包括古代其他非儒家伦理文化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也包括当代世界各民族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只有在这种最广泛的比较权衡中被进一步证明为最适用或至少同等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那种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才是真正值得被我们在今天加以弘扬的。

第五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形式上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这个步骤是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附加步骤而不是必须的步骤。无论是在评价抑或鉴别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传统儒家伦理成分，仅就其形式而言还是颇有效力的，它们符合民族的表达习惯，易于传播，只是内容陈腐了。如果我们能保留其形式，换其内容，就不难使其恢复生命力。改装工作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一是对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和等传统儒家道德范畴的原有含义先予倾倒，然后注入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内容和解说。其二是对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儒家道德准则重新加以诠释。譬如“知足常乐”，倘若我们仅将其限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或消费生活，而不是原来包括事业在内的所有个人生活领域，那它就仍是一条明智而达观的好规范，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

总之，我们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有按以上五个步骤进行剥离筛选，才能切实地实现对它的取精今用。

【 注 释 】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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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金融稳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维护金融稳定对于提升金融企业市场竞争力、改进和完善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要想积极有效地推进金融稳定工作，充分发挥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首先要在整个银行业甚至全社会构建好金融稳定工作的思想基础。因此，积极推进金融稳定文化建设，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金融稳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引领金融稳定工作，对于有效引导金融业增强稳健经营和风险控制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提升行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和谐的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和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积极构建“七大文化”，奠定金融稳定思想基础

(一)树立正确的经营观，推进金融稳定合规文化建设

金融企业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加强风险管理、合规经营则是金融企业稳定的核心。因此，推行“严格谨慎、内控优先、主动合规”的合规文化，是建设金融稳定文化的基础。

1　切实提高合规经营意识。一是高管层要确定合规的经营基调，树立风险为本的合规管理理念，加强合规风险识别和管理，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积极掌握现代合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加强对全员合规风险岗位培训，形成人人合规、全程合规的文化。二是每个员工要切实提高合规操作和风险防范意识，自觉遵守各项内控制度和操作标准，将每项内控规章制度内化为内心自觉的行为规范。

2　努力加强内控机制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梳理内控管理中的缺陷和薄弱环节，结合实际改进、优化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明确内控岗位和部门职责，健全内控程序，着力营造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按章操作的管理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稽核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稽核部门在合规风险管理中的持续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加强对内控执行情况的定期检查和对重要部门、重要岗位的不定期检查力度，有效形成“自控、互控、监控”三道防线，通过全方位的排查和监督，消除管理和监控的死角。三是充分体现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价值观念，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认定与追究，鼓励员工积极举报违法、违规、违反职业操守和可疑行为，充分调动职工主动合规和与违规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

3　积极完善法人治理和决策机制。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科学界定股东大会、董(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划分，强化董事会风险政策的制订和持续监控职能，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的合规管理职责，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证券、保险等分支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高管层的执行力，健全经营决策和制约监督机制，提高全面监督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4　全面强化合规经营管理。一是加强资本合规管理。积极引入先进的经济资本理念，加大资本管理力度，确保资本金真实、规范，提足各项拨备，缴足存款准备金，大力发展低风险、低资本占用业务。二是加强信贷合规管理。健全以国家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信贷制度、信贷政策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机制，加强贷款审批、“三查”制度以及授权、授信管理，严格执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加强不良资产处置、剥离的合规性。三是加强基础合规管理。进一步加强人员控制和管理，根据每个员工的道德品德、思想动态和业务能力分配岗位，认真坚持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严格按照会计结算、存款及柜台业务、财务及费用管理等各项制度和操作规则执行，杜绝人为的操作风险。四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合规管理。各项业务经营活动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合同法》、《票据法》、《担保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执行，任何经营活动都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推进金融稳定发展文化

促进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根本目标。因此，推进“提高站位、立足长远、加强合作、协调发展”的发展文化对金融稳定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1　树立“大局意识”，促进金融业长期、稳健发展。一是积极贯彻国家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目标和宏观调控要求，逐个项目做好现金流量分析和动态管理，科学把握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积极优化信贷结构。二是建立宏观经济研究分析队伍，加强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密切关注、及时分析判断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充分领会国家的宏观调控意图，紧密结合调控意图和经济形势变化，全面审查企业的经营战略，调险偏好，优化业务结构，追求资本约束下的规范、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协调发展。

2　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一是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及当地产业特点，构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调整信贷投入重点，加大对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找准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在观念上、理念上把握好政策方向，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信贷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三是加强对区域经济的分析研究，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制订经营发展战略的适应性、针对性和规避风险能力。

3　确立“改革促发展”的经营思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是要积极配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内部改革的联动性，确保新体制、新机制有效运行。工行、中行、建行分支机构要加强上下联动，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对基层分支机构的考核管理，农行在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要积极配合上级行和有关部门做好不良资产尽职调查及处置等工作，打好股改基础；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建设，促进转换机制，增强支农服务与功能，确保改革目标真正实现；邢台市商业银行要以批准筹建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壮大资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农发行和邮政储蓄机构在积极拓展各项业务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强化内控监督，积极稳妥推进业务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二是要加强对自身经营状况、不良资产变化、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的监测，注意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职工情绪以及社会反应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加强风险防范。

4　树立“协作发展”理念，构建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一是金融企业要树立“协作发展”的理念，正确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加强金融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氛围。二是积极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充分利用经济形势分析会、座谈会、银企交流对接会等契机，加强与金融企业之间以及银企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沟通协调，增强银银、银企信息共享。

(三)树立责任为本的价值理念，推进金融稳定责任文化

增强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是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要积极培育“爱岗敬业、强化责任、各尽其责”的金融稳定责任文化。

1　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金融企业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邢台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在业务开展、业绩考核和风险内部评估等方面逐步体现社会责任的原则要求，增强对国家负责、对本单位经营发展负责、对金融消费者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精神。业务经营既要有利于自身业务发展，又要产生社会效益，使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达到一定的均衡状态。

2　着力构筑“各尽其责”的管理环境。一是要把增强企业和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各种评先创优活动，大力提倡敬业精神，充分激发员工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营造“尽责为荣、失职为耻”的浓厚氛围。二是紧密结合业务流程和工作实际，完善工作责任制和各项岗位职责，明确岗位分工，细化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问责问效制度，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提高业务操作的办事效率和工作效能。

3　切实推动廉政建设。金融企业要将廉政建设和责任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健全廉政建设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内、外部监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

4　积极履行反洗钱职责。一是增强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反洗钱义务，建立健全反洗钱机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存制度等，积极参与、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洗钱行动。二是在经营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可疑情况，认真执行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的报告制度，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反馈。三是积极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动员、整合全社会的有效力量，严厉打击洗钱行为。

(四)树立积极严谨的创新观念，推进金融稳定创新文化

创新是金融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根本出路，是金融业进步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因此，要大力倡导“积极鼓励、审慎推动、态度严谨、融合创新”的金融稳定创新文化。

1　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金融企业要积极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加强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推进机制，充分激发每位员工创新的潜能和积极性。同时，要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形成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团队协作，鼓励创新尝试、宽容创新挫折的组织氛围，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意充分涌流的环境。

2　树立风险可控的创新理念。金融企业要正确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防范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既要鼓励创新、勇于创新，又要以严谨的态度，加强风险管理。要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稳健开展产品创新活动。同时，要对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加强预测和监控，根据风险程度和涉及范围等因素建立分层次危机处理机制，防范突发性和系统性风险。

3　推动积极严谨的创新文化。打造创新文化，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工作。创新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举全行之力，有重点、有目标地突破和超越。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把客户需求作为业务创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同时，创新要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对一些目前还不具备发展条件、投机性和虚拟性强的金融产品创新，应认真研究、严格控制和审慎发展。

(五)强化风险防范观念，推进金融稳定管理文化

加强金融稳定管理是维护金融稳定、引导金融企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大力推进“密切配合、整体联动、快速反应、重在防范”的金融稳定管理文化。

1　加强监测，提高风险防范的针对性。金融企业要积极培养专业的经济分析人才，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业务经营及风险状况的监测和动态分析，深入剖析经济发展变化、经济增长质量以及经济结构对金融及自身经营的影响，及时针对发现的问题、风险苗头隐患，研究部署防范措施，提高风险防范针对性。

2　密切配合，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动性。金融企业要全力配合、支持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积极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以及各种信息。要积极配合金融稳定领域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对经营中发现的风险问题及相关事项，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反馈，增强金融稳定管理部门对金融风险监测、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　快速反应，提高风险防范的时效性。金融企业要站在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报告制度。要将快速反应报告制度视为自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意识和行为规范，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状况、突发性金融风险和重大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分别向当地人民银行、监管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反馈报告。使决策部门在充分获得信息的基础上，在最快时间内做出风险处置决策，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等级，减小风险覆盖面，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4　整体联动，提高风险处置的可控性。金融企业要结合实际，在各级分支机构建立、完善应对不同类型、范围和程度的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对突发性事件处置的操作程序和步骤，增强金融风险处置、预警的敏感性。及时组织全系统对突发性事件和金融风险处置预案演练，在经营过程中发生挤兑风险或突发性重大金融风险时，能及时启动应急机制。

(六)强化人本管理理念，推进金融稳定教育文化

增强对金融系统全员的教育引导，强化整体合力，在整个金融业构建“以人为本、共创和谐”的金融稳定教育文化。

1　加强思想教育，夯实全员思想道德基础。一是抓好全员政治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法制教育，增强爱岗敬业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巩固全员思想道德基础。二是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充分调动员工参与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社会职业道德观念，三是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解决生活、工作中遇

到的思想问题，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谈心、帮促活动，引导员工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构筑金融稳定的思想基础。

2　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员工安全操作意识。一是积极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践活动，加强典型案例剖析，增强警示教育和效果，让广大员工充分引以为戒，切实提高安全操作意识，二是加强对风险岗位的安全培训和操作演练，使员工进一步明确自己岗位职责的严肃性，熟悉岗位操作的程序、步骤和具体要求，减少工作失误和人为操作风险。

3　加强风险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一是金融企业要加强对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教育，积极开展针对投资者的各类风险投资讲座、培训等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促进社会投资的理性增长。二是积极加强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非法集资的内容、性质、危害以及典型案例等，增强公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的自觉性。

(七)强化信用观念，推进金融稳定生态文化

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大力推进“协调配合、宣扬诚信、推祟和谐”的金融稳定生态文化。